注意：以下圖書只作自學研究自途
提要
《大学衍义补》一百六十卷，明邱濬撰。濬有《家礼仪节》，已著录。濬以宋真德秀《大学衍义》止於格致诚正修齐，而阙治国平天下之事。虽所著《读书乙记》，采录史事，称为是书之下编，然多录名臣事迹，无与政典，又草创未完。乃采经传子史，辑成是书，附以己见，分为十有二目，於孝宗初奏上之。有诏嘉奖，命录副本付书坊刊行。濬又自言：《衍义补》所载，皆可见之行事，请摘其要者下内阁议行。帝亦报可。至神宗复命梓行，亲为制序。盖皆甚重其书也。特濬闻见甚富，议论不能甚醇。故王鏊《震泽纪闻》称其学问该洽，尤熟於国家掌故，议论高奇，务於矫俗，能以辨博济其说。如讥范仲淹多事，秦桧有再造功，评骘皆乖正理。又力主举行海运，平时屡以为言，此书更力申其说。所列从前海运抵京之数，谓省内河挽运之资，即可抵洋面漂亡之粟，似乎言之成理。然一舟覆没，舟人不下百馀。粮可抵以转输之费，人命以何为抵乎？其后万恭著议，谓为有大害而无微利，至以好事斥之，非苛论也。又明之中叶，正阉竖恣肆之时，濬既欲陈诲纳忠，则此条尤属书中要旨，乃独无一语及宦寺。张志淳《南园漫录》诋其有所避而不书，殆亦深窥其隐。以视真氏原书，殊未免瑕瑜互见。然治平之道，其理虽具於修齐，其事则各有制置。此犹土可生禾，禾可生穀，谷可为米，米可为饭，本属相因。然土不耕则禾不长，禾不获则穀不登，穀不舂则米不成，米不炊则饭不熟，不能递溯其本，谓土可为饭也。真氏原本实属阙遗，濬博综旁搜，以补所未备，兼资体用，实足以羽翼而行。且濬学本淹通，又习知旧典，故所条列，元元本本，贯串古今，亦复具有根柢。其人虽不足重，其书要不为无用也。
御制序
朕惟帝王之学有体有用，自仲尼作《大学》一经，曾子分释其义以为十传，其纲明德、新民、止至善，其目格、致、诚、正、修、齐、治、平，阐、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之正传，立万世帝王天德王道之标准。宋儒真德秀因为《大学衍义》，掇取经传子史之言以实之，顾所衍者止于格致、诚正、修齐，而治平犹阙。逮我孝宗敬皇帝时，大学士丘浚乃继续引伸，广取未备，为《大学衍义补》。揭治国平天下新民之要，以收明德之功；采古今嘉言善行之遗，以发经传之指。而后体用具备，成真氏之完书，为孔曾之羽翼，有功于《大学》不浅。是以孝庙嘉其考据精详，论述该博，有补政治，特命刊而播之。朕践祚以来，稽古正学，经史诸书博涉殆遍，因念真氏《衍义》我圣祖大书于庑壁，累朝列圣置之经筵，肃宗听讲之余，赋《翊学》诗以纪之。朕爰命儒臣日以进讲，更数寒暑，至于终篇。然欲因体究用，而此书尤补《衍义》之阙，朕将绎绎玩味，见诸施行，上溯祖宗圣学之渊源，且欲俾天下家喻户晓，用臻治平，昭示朕明德、新民、图治之意。爰命重梓以广其传，而为之叙如此云。
万历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御制
自序
臣惟《大学》一书，儒者全体大用之学也。原于一人之心，该夫万事之理而关系乎亿兆人民之生，其本在乎身也，其则在乎家也，其功用极于天下之大也。圣人立之以为教，人君本之以为治，士子业之以为学而用以辅君，是盖六经之总要，万世之大典，二帝三王以来传心经世之遗法也。孔子承帝王之传以开百世儒教之宗，其所以立教垂世之道，为文二百有五言，凡夫上下古今百千万年所以为学为教为治之道皆不外乎是。曾子亲受其教，既总述其言，又分释其义，以为《大学》一篇。汉儒杂之《礼记》中，至宋，河南程颢兄弟始表章之，新安朱熹为之《章句》《或问》，建安真德秀又剟取经传子史之言以填实之，各因其言以推广其义，名曰《大学衍义》。献之时君以端出治之本，以立为治之则，将以垂之后世以为君天下者之律令格式也。然其所衍者止于格物致知、诚意正心、修身齐家，盖即人君所切近者而言，欲其举此而措之于国天下耳。
臣窃以谓儒者之学有体有用，体虽本乎一理，用则散于万事，要必析之极其精而不乱，然后合之尽其大而无余。是以大学之教既举其纲领之大，复列其条目之详，而其条目之中又各有条理节目者焉。其序不可乱，其功不可阙，阙其一功则少其一事，欠其一节而不足以成其用之大，而体之为体亦有所不全矣。然用之所以为大者，非合众小，又岂能以成之哉？是知大也者小之积也，譬则网焉，网固不止乎一目，然一目或解则网有不张；譬则室焉，室固不止乎一榱，然一榱或亏则室有不具。此臣所以不揆愚陋，窃仿真氏所衍之义，而于齐家之下又补以“治国平天下之要”也。其为目凡十有二，曰正朝廷（其目六）、曰正百官（其目十有一）、曰固邦本（其目十有一）、曰制国用（其目十有一）、曰明礼乐（其目六）、曰秩祭祀（其目七）、曰崇教化（其目十有一）、曰备规制（其目十有六）、曰慎刑宪（其目十有四）、曰严武备（其目十有六）、曰驭夷狄（其目九）、曰成功化（其目一）。先其本而后末，繇乎内以及外，而终归于“圣神功化之极”，所以兼本末、合内外以成夫全体大用之极功也。真氏前书本之身家以达之天下，臣为此编则又将以致夫治平之效，以收夫格致、诚正、修齐之功，因其所余而推广之，补其略以成其全，故题其书曰《大学衍义补》云，非敢并驾先贤以犯不韪之罪也。
臣尝读真氏之序有曰“为人君者不可以不知《大学》，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《大学》”，而继之以“为人君而不知《大学》，无以尽正君之法”，是盖就其本体而言尔，若即其功用而究竟之，君臣所当知者则固有在也。粤自古昔圣贤为学之道、帝王为治之序，皆必先知而后行，知之必明其义，行之必举其要，是以欲行其要者必先知其义，苟不知其义之所在，安能得其要而行之哉？故臣之此编始而学之则为格物致知之方，终而行之则为治国平天下之要。宫阙高深，不出殿廷而得以知夫邑里边鄙之情状；草泽幽遐，不履城而得以知夫朝廷官府之政务。非独举其要，资出治者以御世抚民之具；亦所以明其义，广正君者以辅世泽民之术。譬之医书，其前编则黄帝之《素问》、越人之《难经》，后编则张仲景《金匮》之论、孙思邈《千金》之方，一方可以疗一证，随其方以已其疾，惟所用之何如也。前书主于理而此则主乎事，真氏所述者虽皆前言往事，而实专主于启发当代之君，亦犹孔孟告鲁、卫、齐、梁之君而因以垂后世之训。臣之此编较之前书，文虽不类，意则贯通，第文兼雅俗，事杂儒吏，其意盖主于众人易晓而今日可行，所引之事类多重复，所修之辞不能雅驯，弗暇计也。
臣远方下士，叨官禁近。当先皇帝在御之日开经筵，即缀班行之末，亲睹儒臣以真氏之书进讲；陛下毓德青宫，又见宫臣之执经者日以是书进焉。臣于是时盖已有志于是，既而出教大学，暇日因采六经诸史百氏之阙也，缮写适完而陛下嗣登大宝，盖若有待言者。臣学不足以适用、文不足以达意，偶因所见而妄有所陈，区区一得之愚固无足取，而惓惓一念之忠傥为圣明所不弃焉，未必无少补于初政之万一。臣浚谨序
进《大学衍义补》表
国子监掌监事礼部右侍郎臣丘浚，诚惶诚惧，稽首顿首，上言：
伏以持世立教在六经而撮其要于《大学》，明德新民有八目而收其功于治平，举德义而措之于事为，酌古道而施之于今政，衍先儒之余义，补圣治之极功，惟知罄献芹之诚，罔暇顾续貂之诮。原夫一经十传乃圣人全体大用之书，分为三纲八条实学者修己治人之要，《章句》既有以大明圣蕴，《衍义》又所以上格君心。书虽成于前朝，道则行于今代。惟太祖之建极，尝大书于殿壁之间；暨列圣之绍基，屡听讲于经筵之上。既已致夫雍熙太和之治，一皆本乎躬行心得之余，善推所为者固无俟乎尽言，欲全其功者亦须补其阙略。
窃观《衍义》之四要尚遗治平之二条，虽曰举而措之为无难，不若成而全之为尽善，况有其体则有其用，既成乎己，当成乎人，理固无一之可遗，功岂有一之可阙？善法不能以徒举，本末则贵乎兼该。每当翻阅之时，辄起编劘之念，顾一人之见闻有限而天下之事体多端，居一室而料度乎四方，据己私而折衷乎众务，亦固知其不可犹强为其所难，是盖一念区区报国之忠，抑亦平生孜孜为学之志。是以顿忘下贱，僭效前修，岂不知妄拟非伦，窃亦欲薄陈所见。念惟天下之大，其本在于一身。人心之微，其用散于万事。一物有一物之用、一方之宜，所以化之者固本于身，所以处之者各有其道。事皆有理必事事皆得其宜，人各有心须人人不拂所欲，伊欲处之适当其可，必先讲之务尽其详。考古以证今，随时而应用，积小以成其大，补偏以足其全。巨细精粗而曲折周详，前后左右而均齐方正。于以衍治国平均天下之义，用以收格致诚正修齐之功。举本末而有始有终，合内外而无余无欠。期必底于圣神功化之极，庶以见夫《大学》体用之全。体例悉准于前书，楷范用垂于后学，稽圣经、订贤传，剟取无遗；纪善行、述嘉言，搜求罔弃。附以管中之所见，觊于日下之可行，俯竭涓尘之微，仰裨海岳之大。兹盖伏遇皇帝陛下睿智有临，刚明不惑，学古训而获大道，慎俭德以怀永图。蚤毓德于青宫，服膺大训；时潜心于黄卷，玩味圣经。开导尽忠益之言，体验极扩充之力，每躬行而实践，恒日就以月将。仁孝之德孚于宫闱，元良之声播于函夏，一旦承天而践阼，万邦仰德以归心。大志夙成，适符汉宣登极之岁；小毖求助，肇周成访落之心。首深究于大猷，亟恢弘于至治。凡新政之大有建置，皆旧学之素所讲明，广充格致诚正之功，用臻修齐治平之效，太平之治端可计日而待也。
臣浚下愚陋质，荒陬孤生。生世无寸长，颇留心于扶世；读书有一得，辄妄意以著书。固非虞卿之穷愁，亦匪真氏之去位。猥以官居三品，惭厚禄以何裨；年近七旬，惜余龄之无几。一年仕宦，不出国门，六转官阶，皆司文墨，莫试莅政临民之技，徒怀爱君忧国之心。竭平生之精力，始克成编；恐无用之陈言，终将覆瓿。幸际朝廷更化，中外肃清，总揽权纲，一新政务。傥得彻九重之听，取以备乙夜之观，采于十百之中，用其二三之策，未必无补于当世，亦或有取于后人，民物于是乎一新，世道兹焉乎复古。好所好、恶所恶，一人永子，育乎兆民；贤其贤、亲其亲，四海咸尊，戴于万世。臣干冒天威，无任激切屏营之至。臣所撰到《大学衍义补》一百六十卷，补前书一卷，并目录三卷，共成四十帙，谨奉表随进以闻。
成化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国子监掌监事礼部右侍郎臣丘浚谨上表
卷首
○诚意正心之要
△审几微（补）
臣按：宋儒真德秀《大学衍义》于“诚意正心之要”立为二目，曰崇敬畏、曰戒逸欲，其于诚意正心之事盖云备矣。然臣读朱熹诚意章解，窃有见于审几之一言。盖天下之理二，善与恶而已矣，善者天理之本然，恶者人欲之邪秽。所谓崇敬畏者，存天理之谓也；戒逸欲者，遏人欲之谓也。然用功于事为之著，不若审察于几微之初尤易为力焉。臣不揆愚陋，窃原朱氏之意补“审几微”一节于二目之后，极知僭逾无所逃罪，然一得之愚或有可取，谨剟诸书之言有及于几微者于左。
▲谨理欲之初分
《大学》曰：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，如恶恶臭，如好好色，此之谓自谦，故君子必慎其独也（谦读为慊）。
朱熹曰：“诚其意者，自修之首也。毋者，禁止之辞。自欺云者，知为善以去恶而心之所发有未实也。谦，快也，足也。独者，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。言欲自修者知为善以去其恶，则当实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。使其恶恶则如恶恶臭，好善则如好好色，皆务决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于己，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为人也。然其实与不实，盖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者，故必谨之于此以审其几焉。”
臣按：诚意一章乃《大学》一书自修之首，而慎独一言又诚意一章用功之始。《章句》谓“谨之于此以审其几”，所谓此者指独而言也，“独者，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”。盖以学者用功于致知之际，则固己知其心之所发有善有恶矣，亦固己知其善之当为而恶之当去矣。然其一念始发于心，须臾之顷、端绪之初，有实焉有不实焉，盖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己所独知者，是则所谓独也。是乃人心念虑初萌动之端，善恶、诚伪所由分之始，甚细微而幽隐也。学者必审察于斯，以实为善而去恶，譬如人之行路，于其分岐之处举足不差，自此而行必由乎正道，否则，差毫厘而缪千里矣。《大学》释诚意指出慎独一言，示万世学者以诚意之方；《章句》论慎独指出几之一言，示万世学者以慎独之要。人能于此几微之初，致审察之力，体认真的，发端不差，则《大学》一书所谓八条目者皆将为己有矣。不然，头绪茫茫竟无下手之处，各随所至而用功，待其既著而致力，则亦泛而不切、劳而少效矣。臣谨补入“审几微”一节，以为九重献。伏惟宫闱深邃之中，心气清明之际，澄神定虑，反己静观，察天理人欲之分，致扩充遏绝之力，则敬畏于是乎崇、逸欲于是乎戒。由是以制事，由是以用人，由是以临民，尧舜之君复见于今，泰和之治不在于古矣。臣不胜惓惓。
《中庸》曰：莫见乎隐，莫显乎微，故君子慎其独也。
朱熹曰：“幽暗之中，细微之事，迹虽未形而几则已动，人虽不知而己独知之，则是天下之事无有着见明显而过于此者。是以君子既常戒惧而于此尤加谨焉，所以遏人欲于将萌而不使其潜滋暗长于隐微之中，以至离道之远也。”
臣按：《大学》《中庸》二书皆以慎独为言，朱氏《章句》于《大学》慎独曰“审其几”，《中庸》慎独曰“几则已动”，先儒谓一几字是吃紧为人处也。夫所谓独者，岂出于隐微之外哉？隐微是人之所不睹不闻而我所独睹独闻之处也。向也戒惧乎己之所不睹不闻，是时犹未有其几也，虽有其几未动也。今则人虽不睹不闻而己则有所睹有所闻矣，己所独睹独闻者岂非其几乎？几已动矣而人犹未之知，人虽未知而我已知之，则固已甚见而甚显矣，此正善恶之几也。于其几动之处而致其谨焉，戒慎乎其所初睹，恐惧乎其所初闻，方其欲动不动之间、已萌始萌之际，审而别之，去其恶而存其善，慎而守之，必使吾方寸之间、念虑之际，绝无一毫人欲之萌而纯乎义理之发，则道不须臾离于我矣。
《易》曰：几者动之微，吉之先见者也（《汉书》“吉之”之间有“凶”字，今从之）。
程颐曰：“所谓几者始动之微也，吉凶之端可先见而未著者也。”
臣按：《大易》“几者动之微”一言，乃万世训几字之始。盖事理之在人心有动有静，静则未形也，动则已形也。几则是动而未形，在乎有无之间，最微细而难见，故曰“动之微”，虽动而未离于静，微而未至于著者也。此是人心理欲初分之处，吉凶先见之兆，先儒所谓万事根源、日用第一亲切工夫者此也，大舜精以察之、颜子有不善未尝不知，皆于此着力焉。方其一念初萌之始，即豫有以知其善恶之几。知其为善也，善者吉之兆，断乎可为则为之必果；知其为恶也，恶者凶之兆，断乎不可为则去之不疑。则其所存、所行皆善而无恶，而推之天下国家，成事务而立治功，罔有所失矣。
孟子曰：“恻隐之心，仁之端也；羞恶之心，义之端也；辞让之心，礼之端也；是非之心，智之端也。凡有四端于我者，知皆扩而充之矣，若火之始然、泉之始达。苟能充之，足以保四海。”
朱熹曰：“恻隐、羞恶、辞让、是非，情也。仁、义、礼、智，性也。端，绪也。因其情之发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见，犹有物在中而绪见于外也。四端在我，随处发见，即此推广而充满其本然之量，则其日新又新，将有不能自已者矣。”
又曰：“四端是始发处。端训始字尤切，如发端、履端、开端之类皆始也。凡有四端，若火始然、泉始达，始然便是火之端，始达便是水之端。”
臣按：人心初动处便有善恶之分。然人心本善，终是善念先生，少涉于情然后方有恶念耳，是以见孺子入井者即有怵惕之心，见人蒙不洁者即有憎恶之心，二者皆是情也，而实由乎其中有仁义之性，故其始初端绪发见于外，自然如此也。四端在人者随处发见，人能因其发念之始，几微才见、端绪略露即加研审体察，以知此念是仁、此念是义、此念是礼或是智，于是扩而充之，由恻隐之端而充之以为不忍人之仁，由羞恶之端而充之以为不胜用之义，与夫辞让、是非皆然，则凡所为者溥博渊泉而时出之矣。孟子所谓端与《大易》所谓几，皆是念虑初生之处，但《易》兼言善恶，孟子就性善处言尔。是故几在乎审，端在乎知，既知矣，又在乎能扩而充之，知而不充则是徒知而已。然非知之于先，又曷以知其为善端而充之哉？此君子所以贵乎穷理也。
《通书》曰：几善恶。又曰：动而未形有无之间者，几也。
又曰：不思则不能通微，不睿则不能无不通。是则无不通生于通微，通微生于思故。思者，圣功之本而吉凶之机也。
朱熹曰：“几者动之微，善恶之所由分也。盖动于人心之微，则天理固当发见，而人欲亦已萌乎其间矣。”或问几如何是动静之间？曰：“似有而未有之时，在人识之尔。”
又曰：“一念起处，万事根源，尤更紧切。”
又曰：“几有善恶之分，于此之时宜常穷察，识得是非。其初乃毫忽之微，至其穷察之久，渐见充越之大，天然有个道理开裂在这里，此几微之决善恶之分也。若于此分明，则物格而知至，知至而意诚，意诚而心正，身修、家齐、国治、天下平自己不得止不住。”
又曰：“几是动之微，是欲动未动之间，便有善恶，须就这处理会。若至于发著之甚，则亦不济事矣。所以圣贤说‘戒慎乎其所不睹，恐惧乎其所不闻’，又说‘慎其独’，都是要就这几微处理会，几微之际大是切要。”
又曰：“微动之初，是非善恶于此可见。一念之生，不是善便是恶。”
又曰：“几微之间，善者便是天理，恶者便是人欲，才觉如此，存其善去其恶可也。”
又曰：“周子极力说个几字，尽有警发人处。近则公私、邪正，远则废兴、存亡，只于此处看破便斡转了。此是日用第一亲切工夫，精粗、隐显一时穿透，尧、舜所谓‘惟精惟一’，孔子所谓‘克己复礼’，便是此事。食芹而美，甚欲献之吾君。”
又曰：“天理人欲之分，只争这些子故。周子只管说几字，然辨之不可不早，故横渠每说豫字。”
臣按：宋儒周惇颐因《易》“几者动之微”一言而著之《通书》者为详，朱熹因周氏之言而发明之者尤为透彻。即此数说观之，则几之义无余蕴矣。至其用功之要，则惇颐所谓思，张载所谓豫，熹于《大学章句》所谓审者，尤为着力处也。诚能于其独知之地，察其端绪之微而分别之，扩充其善而遏绝其恶，则治平之本于是乎立，作圣之功于是乎在矣。
以上谨理欲之初分
▲察事几之萌动
《易》曰：夫易，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（研犹审也）几也，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，惟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。
臣按：《周易》此言虽为《易》书而发，然于人君图治之道实切要焉。盖事几之在天下无处无之，而在人君者，一日二日之间其多乃盈于万，是所以研审其几微之兆以成天下之务者，岂他可比哉？先儒朱熹谓，深就心上说，几就事上说，深在心甚玄奥，几在事半微半显。请即君身言之，人君一心渊奥静深，诚有不可测者，然其中事事皆备焉。事之具也各有其理，事之发也必有其端，人君诚能于其方动未形之初，察于有无之间，审于隐显之际，端倪始露豫致其研究之功，萌芽始生即加夫审察之力，由是以厘天下之务、御天下之人、应天下之变，审察于其先，图谋于其易，天下之务岂有难成也哉？
知几其神乎？君子上交不谄，下交不渎，其知几乎！
程颐曰：“见事之几微者其神妙矣乎！君子上交不至于谄、下交不至于渎者，盖知几也，不知几则至于过而不已。交于上以恭巽，故过则为谄；交于下以和易，故过则为渎。君子见于几微，故不至于过也。所谓几者，始动之微也，吉凶之端可先见而未著者也。”
臣按：先儒朱熹谓，事未至而空言，其理也易见。事已至而理之显然者，亦易见。惟事之方萌而动之微处，此最难见。噫，此知几者所以惟神明不测者能之也欤？君子交于上则不谄，所以不谄者，知谄之流弊必至于屈辱也；交于下则不渎，所以不渎者，知渎之末流必至于欺侮也。故于其初动未形之时而审之，则知上交者不可谄、下交者不可渎也。在人君者虽无上交，然人臣有谄谀之态，则于其初见之始即抑绝之，不待其著见也。至于交接臣下之际，尤当严重，稍有一毫狎渎之意，则已毅然戒绝之，是亦知几者矣。
君子见几而作，不俟终日。《易》曰：“介于石，不终日，贞吉。”介如石焉，宁用终日？断可识矣！君子知微知彰，知柔知刚，万夫之望。
程颐曰：“君子明哲，见事之几微，故能其介如石。其守既坚则不惑，而明见几而动，岂俟终日也？断，别也。其判别可见矣。微与彰、柔与刚，相对者也。君子见微则知彰矣，见柔则知刚矣，知几如是，众所仰也，故曰‘万夫之望’。”
胡寅曰：“阴阳之运，天地之化，物理、人事之始终，皆自茫忽毫厘至于不可御，故修德者矜细行，图治者忧未然，尧舜君臣反复警省，未尝不以几为戒。故折句萌则百寻之木不能成矣，忽蚁穴则千丈之堤不能固矣，君子所以贵于见几而作也。”
臣按：天下之事莫不有几，惟其知之豫也，然后能戒之于早，而不至于暴著而不可遏。苟在已者见道有未明，立志有不坚，临事而不暇致思，虽思而不能审处，故几未至也则暗昧而不知，几既见也则迟疑而不决，是以君子贵乎明哲而定静。明哲则中心无所惑，而灼有所见于善恶未分之初；定静则外物不能动，而确有所守于是非初分之际。见微而知其彰，不待其昭著也；见柔而知其刚，不待其坚凝也。所以然者，亦惟在乎格物以致其知，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静，静而安，安而虑，虑而至于能得。如此则无不知之几，不俟终日而判断矣。然此非特可为万夫之望，则虽如神之圣殆亦可几也乎！
象曰：天与水违行，讼。君子以作事谋始。
程颐曰：“天上水下相违而行，二体违戾，讼之由也。若上下相顺，讼何由兴？君子观象，知人情有争讼之道，故凡所作事必谋其始。”朱熹曰：“作事谋始，讼端绝矣。”
项安世曰：“干阳生于坎水，坎水生于天一，干、坎本同气而生者也，一动之后相背而行，遂有天渊之隔。由是观之，天下之事不可以细微而不谨也，不可以亲昵而不敬也，祸乱之端，夫岂在大？曹、刘共饭，地分于匕箸之间；苏、史灭宗，忿起于笑谈之顷。谋始之诲，岂不深切着明乎？”
都洁曰：“天为三才之始，水为五行之始，君子法之，作事谋始。”
臣按：先儒谓天左旋而水东注，违行也。作事至于违行而后谋之，则无及矣。是故君子体《易》之象，凡有兴作必谋其始焉。何则？理在天地间，大中至正，无有偏枉，从之而行则上下相顺，违之而行则彼此交逆。是以君子一言之将发也，一行之将动也，一事功之将施行也，则反之于己、体之于人，揆之于心、绎之于理，顺乎逆乎？顺则徐为之，逆则亟止之，不待发于声、征于色、见于施为，以作过取愆、启争构讼而贻异时之悔，是则所谓谋始也。谋之又谋，必事于理不相悖，人与我不相妨，前与后不相衡决，上与下不相龃龉，然后作之，则所行者无违背之事矣。事无违行，则凡所云为、举错者皆合于天理、顺于人心，又安有纷纷之口语、狺狺之讼言乎？或曰，兴讼构狱，官府之事也，朝廷之于民直驱之而已，彼将谁讼乎？吁！上之于下，势不同而理同，下之于上不敢言而敢怒，民之讼于心也甚于其讼于口也，民之讼于天也甚于其讼于官也。仁智之君诚畏天谴、畏民怒，凡有兴作，恶可不谋于始乎？
《虞书》：兢兢业业，一日二日万几。
蔡沈曰：“几，微也。《易》曰：‘惟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。’盖祸乱之几藏于细微，而非常人之所豫见，及其著也则虽智者不能善其后。故圣人于几则兢业以图之，所谓图难于其易、为大于其细者，此也。一日二日者，言其日之至浅。万几者，言其几事之至多也。盖一日二日之间，事几之来且至万焉，是可一日而纵欲乎？”
臣按：天下之事必有所始，其始也则甚细微而难见焉，是之谓几。非但祸乱有其几也，而凡天下万事万物莫不有焉。人君于其几而审之事之未来而豫有以知其所将然、事之将来而豫有以知其所必然，于其几微之始致其审察之功，果善欤则推而大之，果恶欤则遏而绝之，则善端于是而扩充，恶念于是乎消殄，逸欲无自而生，祸乱无由而起。夫如是，吾身之不修、国家之不治，理未之有也。苟不先审其微，待其暴著而后致力焉，则亦无及矣。此古之帝王所以兢兢业业，致审于万事几微之初也欤！
禹曰：“都，帝。慎乃在位。”帝曰：“俞。”禹曰：“安汝止，惟几惟康。”
蔡沈曰：“天位惟艰，一念不谨或以贻四海之忧，一日不谨或以致千百年之患。帝深然之，而禹又推其所以谨在位之意，曰安汝止也。止者，心之所止也。安之云者，顺适乎道心之正而不陷于人欲之危也。惟几所以审其事之发，惟康所以省其事之安。”
臣按：几者动之微，动者几之著。方其静而未动也，未有几也，几既动而后事始萌，由是渐见于形象而事成焉。苟于几微之初不知所审，而欲其事为之著得其安妥，难矣！臣愚以为，惟几者又惟康之本也，人君慎其在位而必欲得其庶事之康，非审于事几发动之初，曷由得哉？
帝庸作歌曰：“敕天之命，惟时惟几。”
蔡沈曰：“敕，戒敕也。几，事之微也。惟时者，无时而不戒敕也。惟几者，无事而不戒敕也。盖天命无常，理乱、安危相为倚伏，今虽治定功成，礼备乐和，然顷刻谨畏之不存则怠荒之所自起，毫发几微之不察则祸患之所自生，不可不戒也。”
臣按：此章帝舜将欲作歌而先述其所以歌之意也。歌之序意在乎戒天命而谨时几。时以天时言，几以人事言。无一时而不戒敕，以无一时而非天命之所寓也；无一事而不戒敕，以无一事而非天命之所存也。然谓之事可也，而谓之几者何哉？先儒谓，几者事之微也，方其事之始萌欲动未动之际，方是之时，善恶之形未分也而豫察其关兆，是非之情未著也而豫审其几微，毫末方起已存戒谨之心，萌芽始茁已致防范之意，不待其滋长显露而后图之也。古之帝王所以戒敕天命也如此，其至所以祸乱不兴而永保天命也欤。后世人主不知戒敕天命，故虽事几暴著犹不知省及，至祸机激发始思所以图之，亦末如之何矣。噫，几之一言，虞廷君臣累累言之，是诚万世人君敕天命、保至治之枢要也，惟明主留意。
《周书》：嗣若功，王乃初服。呜呼，若生子，罔不在厥初生，自贻哲命。今天其命哲、命吉凶、命历年，知今我初服宅新邑，肆惟王其疾敬德。
朱熹曰：“王之初服不可不谨其习，犹子之初生不可不慎其初所教。盖习于上则智，习于下则愚矣。故今天命正在初服之时，敬德则哲、则吉、则历年，不敬则愚、则凶、则短折也。”
蔡沈曰：“嗣其有功者，谓继其能敬德而历年者也。况王乃新邑初政，服行教化之始乎。又叹息言王之初服若生子，无不在于初生习为善则善矣，自贻其哲命。为政之道，亦犹是也。”
陈栎曰：“明哲之性与生俱生，初生之时习于善则明可作哲，习于恶则靡哲不愚。哲则为天所命，愚则天不命焉。是自贻哲命，如所谓自求多福。此所谓无不在其初生时自贻哲命者，王之初服亦犹是也。王乃初服之时，天命之或吉或凶判于此，王德之或敬或否判于此，敬则能祈天永命，不敬则不能祈天永命。召公欲王乘此一初之机而疾敬德，疾之云者，欲其乘此机而速勉之，有今罔后之谓也。”
臣按：天下之事莫不有其初，家之立教在子生之初，国之端本在君立之初。盖事必有所从起之处，于所从起之处而豫为之区处，则本原正而支派顺矣。所从起之处即所谓初也，有一事即有一初，是以周公告成王以宅新邑为服行教化之初也。虽然，岂但宅邑一事哉？周公偶因所遭以告其君耳。是故人君知事之皆必有其初也，于其所服行之始而审其所发动之几，当其端绪肇启之时豫为终竟据守之地，即其始以占其终，即其微而究其著，即其近以虑其远，即其易以图其难，兢兢焉惟德之是敬，汲汲焉惟日之不足。是则所以自贻厥命者，于德为明哲，于事为吉祥，在身有寿考之征，在国有过历之祚。孰谓人君为治不本于一初，而其所以谨于其初者，又岂外于一敬哉？
《诗鹤鸣》首章曰：鹤鸣于九皋，声闻于野。又曰：鹤鸣于九皋，声闻于天。
朱熹曰：“鹤之鸣高亮，闻八九里。皋，泽中水溢出所为坎。从外数至九，喻深远也。鹤鸣于九皋而声闻于野，言诚之不可掩也。”
臣按：本朝学士朱善曰：“知诚之不可掩，则知念虑方萌而鬼神已知形迹，欲掩而肺肝已见，所以不可无诚身之功也。”臣以是知天下万事万物之理不出乎一诚。诚者何？实理也。实有是形则实有是影，实有是器则实有是声，如此，《诗》言鹤之鸣也在乎九折之泽至深至远之处，而其声也乃闻于郊野虚空至高至大之间，如人之有为也在乎幽深隐僻之地，宜若人不知矣，然其发扬昭著于外者，乃无远而不至焉。是何也？有是实事于中则有是实声于外，诚之不可掩也。世之人主每于深宫之中有所施为，亦自知其理之非也，不胜其私欲之蔽乃至冒昧为之，遮藏引避，惟恐事情之彰闻，戒左右之漏泄，忌言者之讽谏，申之以切戒，禁之以严刑，卒不能使之不昭灼者，此盖实理之自然，不得不然如鹤鸣而声自闻也。嗟乎，天下之事有可为者、有不可为者，可为者必可言也，不可言者必不可为也，可为而不可言则非可为者矣。人君于此，凡其一念之兴、几微方动则必反思于心，曰吾之为此事可以对人言否乎？可以与人言则为之，不可与人言则不为，则所为者无非可言之事。若然，则吾所为者惟恐人传播之不远矣，尚何事于箝人口而罪人之议己也哉？
《礼记》曰：礼之教化也微，其止邪也于未形，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，是以先王隆之也。《易》曰：“君子慎始，差若毫厘，缪以千里。”此之谓也（引《易》今经文无之）。
叶梦得曰：“微者形而未大也，教以使人效，化以使人迁，故从善而不自知。未形者有形之兆也，止邪于将兆，则人知舍彼以就此，故远罪而不自知。”
吴澂曰：“礼之导人为善每在善几方动之初，其禁人为恶亦在恶几未见之时，非若其他法令刑罚之属，待其显见而后劝率惩遏之也。又引《易》以证之，始谓其初未显、未见之时，慎谓宜及此时以礼导其善、防其恶，不可失此几也。傥或不然，不于其始而教之止之，其差虽若毫发之近，至于既显既见而后教之止之，则难为力，其缪乃有千里之远，言其缪甚大也。”
臣按：先王为治而必隆重于礼者，盖以礼为教化之本，所以遏民恶念而启其善端，约之于仁义、道德之中，而使其不荡于规制法度之外，以至于犯戒令罹刑宪马，自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矣。则其为教化也不亦微乎？微者，几之初动未大者也。君子于其几微方动未形之始而慎之，慎之何如？亦隆礼而已矣。是故知男女之有欲也，则制婚礼以止其淫辟之行于情窦未开之先；知饮食之易争也，则制乡饮以止其争斗之狱于朵颐未动之始；制丧祭之礼以止其倍死忘生之念于哭临奠献之际，制聘觐之礼以止其倍畔侵陵之患于玉帛俎豆之间，是皆不待欲动情胜之时而自有潜销速化之妙，纵有过差不远，而复尚何差缪而至于千里之辽绝乎？
子曰：“不曰如之何、如之何者，吾末如之何也已矣。”
朱熹曰：“如之何、如之何者，熟思而审处之辞也。不如是而妄行，虽圣人亦无如之何矣。”
臣按：先儒有言，善为天下国家者，谨于微而已矣。谨微之道在于能思，是以欲兴一念、作一事、取一物、用一人，必于未行之先、欲作之始，反之于心，反复绎至再至三，虑其有意外之变，恐其有必至之忧，如何而处之则可以尽善，如何而处之则可以无弊，如何而处之则可以善后而久远，皆于念虑初萌之先、事几未著之始，思之必极其熟、处之必极其审，然后行之，如此则不至于倒行逆施而收万全之功矣。苟为不然，率意妄行，徒取一时之快而不为异日之图，一旦驯致于覆败祸乱无可奈何之地，虽圣人亦将奈之何哉。是故君子之行事也，欲防微而杜渐，必熟思而审处。
司马光曰：“《书》曰‘一日二日万几’，何谓万几？几之为言微也，言戒惧万事之微也。夫水之微也捧土可塞，及其盛也漂木石、没丘陵；火之微也勺水可灭，及其盛也焦都邑、燔山林。故治之于微则用力寡而功多，治之于盛则用力多而功寡，是故圣帝明王皆销患于未萌、弭祸于未形，天下阴被其德而莫知其所以然也。”又曰：“未然之言常见弃忽，及其已然又无所及。夫宴安怠惰肇荒淫之基，奇巧珍玩发奢泰之端，甘言悲词启侥幸之涂，附耳屏语开谗贼之门，不惜名器导僭逼之源，假借威福授陵夺之柄。凡此六者，其初甚微，朝夕狎玩未睹其害，日滋月益遂至深固，比知而革之则用力百倍矣。”
臣按：宋仁宗时司马光上五规，其四曰重微，其中引孔子告鲁君之语，谓昧爽夙兴正其衣冠，平旦视朝虑其危难，一物失理，乱亡之端，以此思忧则忧可知矣。盖人君惟不知忧也，故不知所虑。当夫安逸之时知有乱亡之祸，则必忧之矣。忧之则虑之，虑之于无事之时而寻其端绪之所自起、究其流弊之所必至，如光所言之六事者，触类而长之，随机而应之，逆料其未然之害，远探其将至之患，千里之外如在目前，百年之远如在旦夕，事事而思之惟恐一物之失理，汲汲而已之惟恐须臾之尚在，不玩狎而因循，不苟且而姑息，惕然而常警于心，毅然而必致其决，凛然而深惧其危。如此则修之于庙堂而德冒四海，治之于今日而福流万世。诚有如光之所以期其君者，尚何危难之有哉？
以上察事几之萌动
▲防奸萌之渐长
《坤》：初六，履霜，坚冰至。象曰：履霜坚冰，阴如凝也；驯致其道，至坚冰也。《文言》曰：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。臣弑其君、子弑其父，非一朝一夕之故，其所由来者渐矣，由辩之不早辩也。《易》曰“履霜，坚冰至”，盖言顺也（顺当作慎）。
程颐曰：“阴之始凝而为霜，履霜则当知阴渐盛而至坚冰矣。犹小人始虽甚微，不可使长，长则至于盛也。”
又曰：“天下之事未有不由积而成，家之所积者善则福庆及于子孙，所积不善则灾殃流于后世，其大至于弑逆之祸，皆因积累而至，非朝夕所能成也。明者则知渐不可长，小积成大，辩之于早不使顺长，故天下之恶无由而成，乃知坚冰之戒也。”
臣按：辩之于早即所谓审微也。《坤》卦此爻阴始生于下，其端甚微，而其势必至于盛，其象如人之初履霜也，则知其为阴气之凝。夫阴气之始凝也但结为微薄之霜耳，驯而至于极盛且将为坚厚之冰焉。大凡国家祸乱之变、弑逆之故，其原皆起于小人，诚能辩之于早、慎之于微，微见其萌芽之生、端绪之露，即有以抑遏壅绝之，不使其有滋长积累之渐，以驯致夫深固坚牢之势，则用力少而祸乱不作矣。圣人作《易》以此垂戒，示人以扶阳抑阴之意。盖阳为君子、阴为小人，小人之初用也未必见其有害，然其质本阴柔，用之之久，驯致之祸有不能免者。人君知其为小人也，则于初进之际窥见其微即抑之黜之，不使其日见亲用，则未萌之祸消矣。夫然，又安有权奸窃柄之祸、佞幸蛊心之害哉？
《大畜》：六四，童牛之牿，元吉（童者未角之称，牿施横木于牛角以防其触者也）。六五，豮豕之牙，吉（攻其特而去之曰剟，所以去其势也）。
程颐曰：“初居最下，阳之微者。微而畜之则易制，犹童牛而加牿，大善而吉也。盖人之恶止于初则易，既盛而后禁则扞格而难胜，莫若止之于初也。”又曰：“豕刚躁之物而牙为猛利，若强制其牙则用力劳而不能止其躁猛，若豮去其势则牙虽存而刚躁自止，其用如此，所以吉也。君子法豮豕之义，知天下之恶不可以力制也，则察其机、持其要，塞绝其本原，故不假刑罚严峻而恶自止也。”
臣按：《易》之《大畜》此二爻诚人君制恶之要术也。人君之于小人，诚能察之于其微，知其不可用，制之于早使其不敢肆，操之有要使彼自戢止，则天下国家又安得有莽、懿之祸，览、节之患哉？君子所以贵乎炳几先也，不然则无以知其为小人，将驯致于权不可收、势不可遏之地矣，可不戒哉！
《后》：初六，系于金柅（柅，止车之物。止之以坚强之金柅），贞吉（静正则吉）。有攸往，见凶（往而进，见之则凶），羸豕孚蹢躅（羸弱之豕，中心之诚在乎蹢躅跳踯也）。
程颐曰：“《后》阴始生而将长之卦，一阴生则长而渐盛，阴长则阳消，小人道长也。制之当于其微而未盛之时。君子、小人异道，小人虽微弱之时未尝无害，君子之心防于微则无能为矣。”
又曰：“如李德裕处置近幸，徒知其帖息畏伏，而忽于志不忘逞，照察少不至则失其几也。”
臣按：先儒有言豕方羸时力未能动，然至诚在于蹢躅，得伸则伸矣。如唐武宗时李德裕为相，君臣契合莫能间之，近幸帖息畏伏，诚若无能为者，而不知其志在求逞也，其后继嗣重事卒定于其手而德裕逐矣，几微之间所当深察。虽然，《易》之言又不特为君子、小人设也，吾心天理、人欲之几亦若是焉。人欲之萌，盖有甚于羸豕之可畏者，能于此而止之而不使其滋长，则善矣。臣愚以为，吾心私欲窃伏之几，尤甚于小人帖息求逞之几，必先有以防乎已然，后可以防乎人也。此又卦爻言外之意。
《诗小弁》：莫高匪山，莫浚匪泉。君子无易由言，耳属于垣。
朱熹曰：“山极高矣而或陟其巅，泉极深矣而或入其底，故君子不可易于其言，恐耳属于垣者，有所观望左右而生谗谮也。”
吕祖谦曰：“唐德宗将废太子而立舒王，李泌谏之，且曰：‘愿陛下还宫勿露此意，左右闻之将树功于舒王，太子危矣！’此正‘君子无易由言，耳属于垣’之谓也。”
臣按：李泌谏德宗曰“勿露此意”，所谓此意之露，即是几微初动之处也。意在言前，又不但若《诗》所谓“无易由言”而已也。小人非惟听吾言之所发有所观望而生谗谮，亦且伺吾意之所向有所予夺而窃权柄，是以人君于凡施为举动，如命官、讨罪之类，皆当谨之于几微之先，不可轻露其意，使小人得以窥测之。苟或一露其几，则将有贪天功以为己，私假上权以张己威，树功于人收恩于己者矣，不独如李泌所谓建储一事也。
《通鉴》：初命晋大夫魏斯、赵籍、韩虔为诸侯。
司马光曰：“事未有不始于微而成于著，圣人之虑远，故能谨其微而治之；众人之识近，故必待其著而后救之。治其微则用力寡而功多，救其著则竭力而不能及也。”
胡寅曰：“善为天下国家者，谨于微而已矣。卑宫恶服，虑侈汰也；不遑暇食，防逸豫也；栗栗危惧，戒骄溢也；动守宪度，虞祸乱也。不为嗜欲则娱乐之言无自进，不好功利则兴作之计无自生，颦笑不苟谁敢矫假，八柄在己谁擅威福。诚如是，虽使六卿复起，三家辈作，操（曹操）、懿（司马懿）、莽（王莽）、温（朱温）接踵于朝，方且效忠宣力之不暇，而何有于他志。是故韩、赵、魏之为诸侯，孔子所谓吾末如之何者，人君监此亦谨于微而已矣。”
臣按：三晋欲剖分宗国非一日矣，至是魏斯、赵籍、韩虔始自裂土而南面焉。周虽不命，其能禁其自侯哉？原其所起之由，先儒谓始自悼公委盟会于大夫，平公受货赂于崔杼，荀跞出会三臣内叛，阴凝冰坚，垂及百年矣。是以君子临事贵于见几，作事贵于谋始，为大于其细，图难于其易。勿谓无害，其祸将大；勿谓无伤，其祸将长。
以上防奸萌之渐长
▲炳治乱之几先
《五子之歌》曰：怨岂在明，不见是图。
臣按：蔡沈谓，民心怨背岂待其彰著而后知之，当于事几未形之时而图之也。嗟乎，使世之居人上者皆能图无形之怨，则天下岂有乱亡之祸哉！惟其不能图也，耳目蔽于左右，心志隔于上下，见者尚不能图，况不见乎？明者尚不能知，况未明乎？图之之道奈何？曰民之所好者逸乐也，吾役而劳之，民虽未怼也，吾则思曰力穷则怼民之情也，豫于事役将兴之初，度其缓急而张弛焉，不待其形于言也；民之所急者衣食也，吾征而取之，民虽未怨也，吾则思曰财穷则怨民之心也，豫于税敛于民之始，量其有无而取舍焉，不待其征于色也。凡有兴作莫不皆然，则民无怨背之心而爱戴其上如父母矣。噫，察民怨也于冥冥之中，弭民怨也于涓涓之始，古之帝王所以得民心而保天下者如此，后世人君则不然，视民如暗见如不见，此其所以上下相戕而祸乱相仍也欤。
《周官》：王曰：“若昔大猷，制治于未乱，保邦于未危。”
臣按：大猷谓大道之世也。若昔大道之世，制治、保邦于未乱、未危之前，所以常治而常安也。若待其既乱、既危而后制之、保之，则已无及矣。然则其道何由？亦曰审几而已矣。盖天下国家有治则有乱，有安则有危，然乱不生于乱而常生于治之时，危不起于危而常起于安之日，惟人君恃其久安而狃于常治也，不思所以制之、保之，于是乱生而危至矣。人君诚能于国家无事之时审其几先，兢兢然、业业然，恒以治乱、安危为念，谋之必周，虑之必远，未乱也而豫图制乱之术，未危也而豫求扶危之人，则国家常治而不乱，君位常安而不危矣。蔡沈解此，谓所以制治、保邦者即下文“明王立政”是也，而臣以审几为言者，窃以谓人君能于未乱、未危之前，审其事几之所始以防其末流之所终，则永无危乱之祸矣。其于制治、保邦之道似为切要，惟圣明留意。
《易》象曰：水在火上，既济。君子以思（思之于后）患而豫（为之于前）防之。
《唐书》：玄宗天宝末，安禄山反入关，帝独与贵妃姊妹、皇子、妃、主、皇孙及亲近宦官、宫人出延秋门，妃、主、皇孙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。至咸阳望贤宫，日向中，帝犹未食，民献粝饭，杂以麦豆，皇孙辈争以手掬食之，须臾而尽。有老父郭从谨进言曰：“在廷之臣以言为讳，阙门之外陛下皆不得知，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，但九重严邃，区区之心无路上达。事不至此，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诉之乎？”帝曰：“朕之不明，悔无所及。”慰谕而遣之，命军士散诣村落求食。夜将半，乃至金城县，县民皆走，驿中无灯火，人相枕藉而寝，贵贱无以复辨。宋儒范祖禹曰：“上下之等，以势相扶而已矣，天子以一身而寄天下之上，合而从之则为君，离而去之则为匹夫。明皇享国几五十年，一旦失国出奔，不四十里而已无食，天子之贵、四海之富其可恃乎？”
德宗建中四年，泾原兵过京师作乱，帝召禁兵御贼，无一人至者，乃与太子、诸王、公主自苑北门出，宦官左右从者仅百人，后宫诸王、公主不及从者什七八，遂幸奉天。贼登含元殿，争入府库，运金帛。时朱泚闲居，贼迎入宫，僭号称大秦皇帝。帝时在奉天经月，城中资粮俱尽，尝遣健步出城觇贼，其人恳以苦寒乞一襦袴，帝为求之不获，竟悯默而遣之。时供御才有粝米二斛，每伺贼间，夜缒人于城外采芜菁根而进之。
《宋史》：徽宗末年，金人分道南侵，将逼京师，乃传位钦宗。靖康元年，金人自真定趋汴，屯于城下，京师遂陷。金人欲邀徽宗出郊，钦宗乃代其往，遂如青城。金人索金一千万锭、银二千万锭、帛一千万匹，于是大括金银。金人逼钦宗易服，既而又欲徽宗至青城面议，且以内侍所具诸王、皇孙、妃、主名尽取之。徽宗即与其后同如青城，郓王楷及诸妃、公主、驸马及六宫有位号者皆从。凡法驾、卤簿，皇后以下车辂、冠服，礼器、法物、八宝、九鼎等物，及官吏、内人、内侍、技艺工匠、倡优，府库蓄积为之一空。
臣按：程颐有言：“时当既济，惟虑患害之生，故思而豫防，使不至于患也。自古天下既济而致祸乱者，盖不能思患而豫防也，何也？盖物极则反，势至则危，理极则变，有必然之理也。人君于此思其未萌之患，虑其末流之祸，展转于心胸之间，图谋于思虑之际，审之于未然，遏之于将长，曲尽其防闲之术，旁求夫消弭之方，毋使一旦底于不可救药、无可奈何之地，则祸患不作而常保安荣矣。”先儒有言成汤之危惧、成王之毖，皆思患豫防之谓也。后世人主若唐玄宗、德宗、宋之徽宗皆恃其富盛而不谨于几微，遂驯致于祸乱而不可支持之地，谨剟于篇以垂世戒。若夫叔季之君，未致于既济之时而罹祸乱者，则不载云。臣尝因是而通论之，自古祸乱之兴未有不由微而至著者也，人君惟不谨于细微之初，所以驯致于大乱极弊之地，彼其积弊之后，衰季之世固其宜也。若夫当承平熙洽之余，享丰亨豫大之奉，肆其胸臆信任匪人，穷奢极欲无所不至，一旦失其富贵尊荣之势而为流离困厄之归，是岂无故而然哉？其所由来必有其渐，良由不能慎之于始，审之于微，思其所必至之患，而豫先有以防之也。此三君者皆有过人之才，当既济之时不能防微谨始，思患而豫防之，以驯致夫困苦流离之极，有不忍言者。吁，可不戒哉，可不戒哉！臣故因《大易》思患豫防之象而引三君之事以实之，而著于审几微之末，以垂万世之戒，后世人主尚鉴于兹，兢兢业业，谨之于微，毋使一旦不幸而蹈其覆辙焉。岂彼一时一人之幸，其实千万世、亿兆之人之幸也。
以上炳治乱之几先
卷一
○治国平天下之要
△正朝廷
▲总论朝廷之政
臣按：宋儒真德秀《大学衍义》“格物致知之要”既有所谓“审治体”者矣，而此“治国平天下之要”又有“正朝廷”而“总论朝廷之政”何也？盖前之所审者治平之体，言其理也；此之所论者治平之政，言其事也。一主于知，一主于行，盖必知于前而后能行于后，后之行者即所以实其前之知者也。理与事、知与行，其实互相资焉。
《易》曰：天地之大德曰生，圣人之大宝曰位，何以守位曰仁，何以聚人曰财，理财正辞、禁民为非曰义。
朱熹曰：“天地以生物为心。盖天地之间品物万形，各有所事，唯天则确然于上，地则然于下，一无所为，只以生物为事，故《易》曰‘天地之大德曰生’。”
郭雍曰：“天地以生物为德，故人以大德归之。圣人得崇高之位，然后成位乎中而赞化育，故以位为大宝也。大宝者，亦非圣人自以为宝也，天下有生幸圣人之得位以蒙其泽，故天下以为宝也。”
苏辙曰：“人之所同好者生也，所同贵者位也，所同欲者财也，天下之大情尽于此矣。此三者常相为用，生者人之本也，无财则无以生，无位则无以养生而理财。作《易》者盖知此矣，既言三者而参之以仁义，其旨盖有在矣。”
吴澂曰：“生生不已者天地之大德，然天地生物、生人，又生与天地合德之圣人，命之居君师之位，为人物之主，而后能使天地之所生得以各遂其生也。苟或但有其德而无其位，则亦不能相天地而遂人物之生，故位为圣人之大宝。大宝谓大可贵重，守谓保有之。”
臣按：人君所居之位极崇高而至贵重，天下臣民莫不尊戴，譬则至大之宝也。人君居圣人大宝之位，当体天地生生之大德，以育天地所生之人民，使之得所生聚，然后有以保守其莫大之位焉。然人之所以生，必有所以养而后可以聚之，又在乎生天下之财，使百物足以给其用，有以为聚居衣食之资而无离散失所之患，则吾大宝之位可以长保而有之矣。然有财而不能理，则民亦不得而有之。所谓理财者，制其田里，教之树畜，各有其有而不相侵夺，各用其用而无有亏欠，则财得其理而聚矣。所谓正辞者，辨其名实，明其等级，是是非非而有所分别，上上下下而无有混淆，则辞得其顺而正矣。既理财正辞而民有趋于利而背于义者，又必宪法令致刑罚以禁之，使其于财也，彼此有无之间不得以非义相侵夺，其于辞也，名号称谓之际不得以非义相紊乱，与凡贵贱、长幼、多寡、取予之类莫不各得其宜焉，是则所谓义也。吁，圣人体天地生生之仁，尽教养斯民之义，孰有加于此哉？先儒谓《易》之事业尽于此三言者，臣愚以为人君受天地之命，居君师之位，所以体天地而施仁立义以守其位者，诚不外乎此三者而已。谨载《大易》此言于总论朝廷之政之首，以为大宝之献。
《书舜典》：询（谋也）于四岳（四岳，官名，一人而总四方诸侯之事），辟（开也）四门，明四目，达四聪。
朱熹曰（《书传》虽蔡沈作，然二《典》《禹谟》皆其师朱熹是正，今仿真氏《读书记》标其师名）：“舜既告庙即位，乃谋治于四岳之官，开四方之门以来天下之贤俊，广四方之视听以决天下之壅蔽。”
臣按：人君以一人之身居四方之中，东西南北咸于此焉取正者也。一身之精神有限，耳目之见闻不周，人不能尽识也，事不能尽知也，故必择大臣而信任之，俾其搜访人才，疏通壅蔽，时加询谋以求治焉。夫朝廷之政，其弊端之最大者莫大乎壅蔽。所谓壅蔽者，贤才无路以自达，下情不能以上通是也。贤才无路以自达则国家政事无与共理、天下人民无与共治，下情不能以上通则民间利病无由而知、官吏臧否无由而闻，天下日趋于乱矣。昔唐玄宗用李林甫为相，天下举人至京师者，林甫恐其攻己短，请试之一无所取，乃以野无遗贤为贺。杨国忠为相，南诏用兵，败死者数万人，更以捷闻。此后世人主用非其人，不能辟四门、明四目、达四聪之明效也，遂致天宝之乱，唐室自此不振，以至于亡。臣愚窃以谓，治乱之原固在乎壅蔽，而所以致壅蔽者尤以委任之非其人也。谚有之曰：“一指在前，泰山不见。”奸臣在天子之左右，其所以蒙蔽之者岂但一指若哉？有一于此，则凡布列之在近见闻之可及者且不能以自通矣，况夫疏远之侧、微遐僻之幽隐而欲自通于九重之上，难矣。噫，帝舜此四言真万世帝王治天下之药石也，循之则治，违之则乱，惟明主留神省察。
舜曰：“咨，四岳。有能奋（起也）庸（事功也）熙（广也）帝（尧也）之载（事也），使宅（居也）百揆（如宰相之职），亮（明也）采（庶事）惠（顺成）畴（庶类）？”佥（众也）曰：“伯禹作司空（佥言伯禹作司空可宅百揆）。”帝曰：“俞（然也），咨禹，汝平水土（行司空之事），惟时懋（勉也）哉（勉以宅百揆之事）。”
帝曰：“弃（姓姬氏），黎民阻（厄也）饥，汝后稷（田正官）播（布也）时百谷。”
帝曰：“契（姓子氏），百姓不亲（不相亲睦），五品（父子、君臣、夫妇、长幼、朋友五者之名位等级）不逊（顺也），汝作司徒，敬（敬其事也）敷五教（谓父子有亲、君臣有义、夫妇有别、长幼有序、朋友有信，以五者当然之理而为教令也），在宽（谓宽裕以待之）。”
帝曰：“皋陶（亦臣名），蛮夷猾（乱也）夏（华夏），寇（劫人曰寇）贼（杀人曰贼）奸（在外曰奸）宄（在内曰宄），汝作士（理官也）。”
帝曰：“畴（谁也）若（顺也）予工？”佥曰：“垂（臣名有巧思）哉。”帝曰：“俞，咨垂，汝共工。”
帝曰：“畴若予上下（上下，山林泽薮也）草木鸟兽？”佥曰：“益（亦臣名）哉。”帝曰：“俞，咨益，汝作朕虞（虞，掌山泽之官）。”
帝曰：“咨，四岳。有能典朕三礼（祀天神、享人鬼、祭地祗）？”佥曰：“伯夷（姜姓）。”帝曰：“俞，咨伯，汝作秩宗（主叙次百神之官）。”
帝曰：“夔（臣名），命汝典乐教胄（长子）子。”帝曰：“龙（臣名），命汝作纳言，夙夜出纳朕命，惟允。”
帝曰：“咨，汝二十有二人（四岳、九官、十二牧共二十二人），钦哉。惟时亮天功。”
曾巩曰：“舜命九官，新命者六人，命伯禹、命伯夷咨四岳而命者也，命垂、命益泛咨而命者也，命夔、命龙因人之让不咨而命者也。夫知道而后可宅百揆，知礼而后可典三礼，知道、知礼非人人所能也，故必咨于四岳。若予工、若上下草木鸟兽，则非此之比，故泛咨而已。礼乐命令其体虽不若百揆之大，若其事理精微亦非百工庶物之可比，伯夷既以四岳之举而当秩宗之任，则其所让之人必其中于典乐、纳言之选可知，故不咨而命之也。若稷、契、皋陶之不咨者，申命其旧职而已。”
陈雅言曰：“二十有二人之职皆天之职也，典天叙、礼天秩、服天命、刑天讨，无一事之不本于天，天有是事则人有是官，天不自为而人代之。帝舜于此语以钦哉、亮天功者，欲使知所敬也。”
臣按：朝廷之上有百揆以统内之庶官，有四岳以统外之州牧，既分命之又总命之，人必称其官，官必尽其职，此帝世之治，所以后世不能及也。诚以帝世之用人也，或帝心之简在，或公庭之佥举，或询之大臣，或得之推让，非若后世有由旁蹊奥援阿私而幸进者也。不问其人之能与否，不论其职之称与否，是以用各违其才，人不称其官，官既不称则朝廷之政何由而举，政既不举则天下之民何由得安，此后世所以不古若也。臣尝因是而论之，帝舜初咨四岳以求宅百揆也，不曰熙舜之载而曰熙尧之载，盖以我今日所治之事非我之事，尧之事也；总咨二十二人以各敬其职也，不曰亮舜之功而曰亮天之功，盖以我今日所治之功非我之功，天之功也。为人君者诚知人臣所熙之事皆祖宗之事，所亮之功皆上天之功，则决不肯徇私意以用人、用匪人以废事，则朝廷之政得人修举，天下之民由是乂安矣。噫，彼其以祖宗之官爵为己之私物，以上天之事功行人之私意，岂不有以负祖宗之付托、上天之建立哉？识治体者尚鉴于兹。
《大禹谟》（虞书）：嘉（善也）言罔攸（所也）伏，野无遗贤，万邦咸宁。
朱熹曰：“舜然禹之言，以为信能如此，则必有以广延众论、悉致群贤而天下之民咸被其泽，无不得其所矣。”
臣按：朝廷为治之道固非一端，而其要在取人之善，用人之能而已。夫人莫不各有所知，亦莫不各有所能，心有所知也发以为言，己有所能也用以为才。言有善否，人君则惟其善而取之，不使有所伏藏于下；才有大小，人君则随其才而用之，不使有所遗漏于外。则凡朝廷之上见于施行者无非嘉善之言，列于庶位者无非贤俊之士，天下其有不安也哉？苟或不然，所闻者皆卑冗顺旨之言，言之善者以为不善，不善者反以为善；所用者皆庸下谄谀之人，人之贤者以为不贤，不贤者反以为贤。如是则善言不闻，贤才远遁，欲事之理、民之安，难矣。是以古之圣帝明王必广开言路，包容以纳之，大辟贤门，多方以来之，虽以帝舜之为君、大禹之为臣，犹必以此为君臣克艰之效，后世君臣可不以之为法则乎！
德惟善政，政在养民。
朱熹曰：“德非徒善而已，惟当有以善其政。政非徒法而已，在乎有以养其民。下文六府（水、火、金、木、土、谷）、三事（正德、利用、厚生），即养民之政也。”
臣按：朝廷之上，人君修德以善其政，不过为养民而已。诚以民之为民也，有血气之躯不可以无所养，有心知之性不可以无所养，有血属之亲不可以无所养，有衣食之资不可以无所养，有用度之费不可以无所养，一失其养则无以为生矣。是以自古圣帝明王知天为民以立君也，必奉天以养民，凡其所以修德以为政，立政以为治，孜孜焉一以养民为务。诚以一物不修则民失一物之用，一物失其用则民所以养生之具缺其一矣。是故修水之政以疏凿，修火之政以钻灼，修金木之政以锻铸、刻削，修土谷之政以耕垦、播种，使民于日用之间得以为生养之具。然犹未也，又必设学校、明伦理以正其德，作什器、通货财以利其用，足衣食、备盖藏以厚其生，何者而非养民之政乎？吁，自古帝王莫不以养民为先务，秦汉以来世主但知厉民以养己，而不知立政以养民，此其所以治不古若也欤。
《洪范》（箕子所陈以告武王者）：次三（此《洪范》九畴之次三畴）曰农用八政。
三，八政：一曰食（务农重谷之政），二曰货（阜通货财之政），三曰祀（报本反始之政），四曰司空（掌度土居民之政），五曰司徒（掌敬敷五教之政），六曰司寇（掌立法惩奸之政），七曰宾（怀柔宾客之政），八曰师（除残禁暴之政）。
蔡沈曰：“八政曰农所以厚生也。”
史渐曰：“政莫大于是。舜总之九官，周分之六卿，箕子裂而为八，名虽异实无殊也。”
臣按：《洪范》九畴，次三曰农用八政。其目凡八，所谓食、所谓货谓之农可也，而祀以行礼、宾以待客、师以用兵，与夫三官所掌之事皆谓之农何哉？盖天之立君凡以为民而已，而民之中农以业稼穑，乃人所以生生之本，尤为重焉。故凡朝廷之上政之所行，建官以莅事，行礼以报本，怀柔以通远人，兴师以禁暴乱，何者而非为民使之得以安其居、尽其力、足其食而厚其所以生哉？是则上天所以立君而俾之立政之本意，而为治者不可不知者也。后世朝廷之所施行，宫闱之事则有之，国都之事则有之，官府之事则有之，边鄙之事则有之，而颛颛及于农民之事者盖鲜矣。间虽有之而不知其本意之出于为农，泛然而施之，漫然而处之，往往反因之以戕民生、废农业，是皆昧于《洪范》农用八政之本旨也。
《周礼》：惟王建国（周王建立国都），辨方（辨别四方）正位（正祖社、朝市之位），体国（营国家如身有体）经野（画郊野如织有纬），设官（如冢宰、司徒之类）分职（如掌治掌教之类），以为民极（以为斯民至极之标准）。
叶时曰：“圣人以中道立标准于天下，而使天下之人取中焉。武王访洪范于箕子，以叙彝伦而五以皇极居中，古今未有舍皇极而能立国者。今以《周礼》考之，土圭测景以求地中，建国也；面朝后市，左祖、右社，辨方也；朝分内外，位别东西，正位也；公五百里至男百里，体国也；九夫为井至四县为都，经野也；一曰天官至六曰冬官，设官也；一曰治职至六曰事职，分职也，而周公则总之以为民极焉。极也者，‘不识不知，顺帝之则’，如尧之立民是也；‘是彝是训，于帝其训’，如周之敷言是也。今周公所以为民立极者，惟在王畿、方位、国野、官职之中，盖王畿立而后根本定，方位设而后等级明，国野分而后疆理正，官职举而后纲目张。民极之立，孰有大于此者？故周公不惟于天官言之，而五官各引之以冠其篇首，丁宁训告若是谆复，则是三百六十余官事事物物皆有极，何往而非斯民之标准欤？盖极之所在，所以习民于尊卑等级之中而导民于礼乐教化之内，销其亡等冒上之念而敛其安分知足之心，斯民入则会其有极，出则归其有极，经制乌乎而不定，风俗乌乎而不淳？”
太宰之职，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：一曰治典，以经邦国，以治官府，以纪万民；二曰教典，以安邦国，以教官府，以扰万民；三曰礼典，以和邦国，以统百官，以谐万民；四曰政典，以平邦国，以正百官，以均万民；五曰刑典，以诘邦国，以刑百官，以纠万民；六曰事典，以富邦国，以任百官，以生万民。
吴澂曰：“治典者，理之使不易其常，然治必先官府而推以纪万民，则错综不遗于经为详。教典者，导之使不拂其常，然教必先官府而推以扰万民，则驯习不违于安为详。礼典者，交好常有以相亲，统百官而推以谐万民，则相信不乖而和。政典者，分守常有以相制，正百官而推以均万民，则至公无私而平。刑典者，辞命常有以相戒，儆百官而推以纠万民，则纤悉不差而诘矣。事典者，财利常有以相资，任百官而推以生万民，则惠养不穷而富矣。”
臣按：上天立君，使之统邦国、建官府以安民庶，所以纲维于上而颁布于下者有六典焉，治也、教也、礼也、政也、刑也、事也。分之虽有六名，合之则归一治，故曰“太宰掌建六典以佐王治邦国”。吁，散之有统，操之有要，朝廷之政无不举矣。
乃立天官冢宰，使帅其属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国。乃立地官司徒，使帅其属而掌邦教以佐王扰邦国。乃立春官宗伯，使帅其属而掌邦礼以佐王和邦国。
乃立夏官司马，使帅其属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国。乃立秋官司寇，使帅其属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国。
乃立冬官司空，使帅其属而掌邦事以佐王富邦国（冬官亡，以元吴澂说补之）。
郑玄曰：“六官司徒、司马、司空皆云司，以其各能一官，不兼群职。太宰不言司者，以其总御众官，不主一官之事。宗伯亦不言司者，以其祭祀鬼神，鬼神非人所主故也。”
臣按：此即周官六卿所分之职也。唐虞之世有九官，至周始分职为六卿。周公作《周礼》，以此为太宰建邦之六典，至成王训迪百官，又复申明焉。盖天下之事统于朝廷，朝廷之政统于六典，所谓治、所谓教与夫礼、政、刑、工，天下事尽于此矣。洪惟我太祖高皇帝，革前代中书省而设六部，罢丞相而设尚书、侍郎以分掌朝廷之政，盖得周公之心于千载之上，举明王之典于三代之前，可谓卓冠百王而足以垂法于万世矣。臣故举此以为总论朝廷之政，盖以遵圣祖之制，以见今日朝廷为政之大要，其纲领在此也。伏愿皇上重六部之职，简卿佐之任，以为朝廷出政之本。其未用也慎于选择，不胜任也亟罢之，其既任也专于委注，能举职也久任之，则治古之治不难复矣。臣不胜惓惓。
《礼记》：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。故礼以道其志，乐以和其声，政以一其行，刑以防其奸，礼、乐、刑、政其极一也，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。
又曰：礼节民心，乐和民声，政以行之，刑以防之。礼、乐、刑、政四达而不悖，则王道备矣。
臣按：礼乐者刑政之本，刑政者礼乐之辅，古之帝王所以同民心、出治道，使天下如一家、中国如一人者，不过举此四者措之而已，是则所谓修道之教，王者之道，治天下之大经、大法者也。夫有大中之制以节民之心志，有至和之节以和民之声音，行此礼乐之道则有法制、禁令，防此礼乐之失则有刑罚、宪度。始也治道由此而出，终也王道因此而备。礼也，乐也，政与刑也，其用在天下，其本在朝廷，后之有天下国家者其尚端出治之本、备王道之制，而又为维持防范之具，使之四达于当时，通行于天下，其为治也孰加焉？
《论语》：子曰：“道（犹引导，谓先之也）之以政（谓法制、禁令），齐（所以一之也）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（谓苟免刑罚，无所羞愧）。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（谓制度、品节），有耻且格（格，致也，谓民耻于不善而又有以至于善）。”
朱熹曰：“政者为治之具，刑者辅治之法，德礼则所以出治之本，而德又礼之本也。此其相为终始，虽不可以偏废，然政刑能使民远罪而已，德礼之效则有以使民日迁善而不自知，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（谓政刑），又当深探其本（谓德礼）也。”
臣按：德礼政刑四者，凡经书所论为治之道皆不外乎此。孔子分政刑德礼以为二，而言其效有浅深；朱熹则合德礼政刑为一，而言其事相为终始，要之，圣贤之言互相发也。夫人君为治固在修德以为化民之本，然人非一人、地非一地，人所禀有偏全，地所至有远近。既化以德而有不一者，须必有礼以一之，然后吾之德化可行焉；苟导之而不从、化之而不齐，非有法制、禁令又不可也。法制以示之于前，禁令以约之于后，彼犹悖礼而梗化，则刑罚之加乌可少哉！孟子曰：“徒善不足以为政，徒法不能以自行。”有政刑而无德礼，是谓徒法；有德礼而无政刑，是谓徒善。为政之道于斯四者，诚不可以缺一者也。孔子论治之言散见于经籍者多矣，总论为治之要皆莫出于斯。
宋朱熹告其君曰：“四海之利病系斯民之休戚，斯民之休戚系守令（今之知府、知州、知县）之贤否，然而监司者（今之布政、按察司官）守令之纲也，朝廷者监司之本也，欲斯民之皆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。人君欲监司之皆得其人，事之利病所以为民之休戚者皆得上闻，惟以正朝廷为先务，而正朝廷之具岂有大于用贤才也，然其才之所长者不同，则任之所宜者亦异。愿陛下于其大者使之赞元经体以亮天工，于其细者使之居官任职以熙庶绩，能外事者使任典戎干方之责，明治体者使备拾遗补过之官，又使之各举所知布之列位，以共图天下之事。使疏而贤者虽远不遗，亲而否者虽迩必弃，毋主先入以致偏听独任之讥，毋笃私恩以犯示人不广之戒，进退取舍惟公论之所在是稽，则朝廷正而内外远近莫敢不一于正矣。监司得其人而后列郡之得失可得而知，郡守得其人而后属县之治否可得而察，重其任以责其成，举其善而惩其恶，夫如是，则事之所谓利、民之所谓休将无所不举，事之所谓病、民之所谓戚将无所不除。”
臣按：朱熹此言虽为当时时君而发，然其所谓欲斯民之得所本原之地在乎朝廷，而以用贤才为正朝廷之具，必使内外大小之职进退取舍惟公论之所在是稽，则朝廷正而内外远近莫敢不一于正，其言详悉周备。其间所谓稽公论一语尤为切要，伏愿圣明留意。
以上总论朝廷之政。臣闻宋儒朱熹有言，天子至尊无上，其居处则内有六寝、六宫，外有三朝、五门，其嫔御、侍卫、饮食、衣服、货贿之官皆领于冢宰，其冕弁、车旗、宗祝、巫史、卜筮、瞽侑之官皆领于宗伯，有师以道之教训，有傅以傅其德义，有保以保其身体，有师氏以美诏之，有保氏以谏其恶，前有疑后有丞，左有辅右有弼，其侍御、仆从罔非正人，以旦夕承弼厥辟，出入起居罔有不钦，发号施令罔有不臧，在舆有旅贲之规（旅贲，勇士，掌执戈盾夹车而趋），位宁有官师之典（门屏之间谓之宁），倚几有训诵之谏（工师所诵之词书之于几也），居寝有暬御之规（｛执曰｝，近也），临事有瞽史之道，宴居有工师之诵，史为书（太史君举则书），瞽为诗，工诵箴谏，大夫规诲，士传言，庶人谤，商旅于市（旅，陈也），百工献艺（献其技艺以喻政事），动则左史书之，言则右史书之，御瞽几声之上下（几，察也，谓察乐声），不幸而至于有过，则又有争臣七人面折廷争以正救之。盖所以养之之备至于如此，是以恭己南面，中心无为以守至正，而貌之恭足以作肃，言之从足以作乂，视之明足以作哲，听之聪足以作谋，思之睿足以作圣，然后能以八柄驭群臣（一曰爵，二曰禄，三曰予，四曰置，五曰生，六曰夺，七曰废，八曰诛），以八统驭万民（一曰亲亲，二曰敬故，三曰进贤，四曰使能，五曰保庸，六曰尊贵，七曰达吏，八曰礼宾），而赏无不庆、刑无不威、远无不至、迩无不服。传说所谓奉若天道，建邦设都，树后王君公，承以大夫师长，不惟逸豫，惟以乱民；武王所谓亶聪明作元后，元后作民父母，所谓天降下民，作之君，作之师，惟其克相上帝，宠绥四方；箕子所谓皇建其有极，敛时五福，用敷锡厥庶民，惟时厥庶民于汝极，锡汝保极；董子所谓正心以正朝廷，正朝廷以正百官，正百官以正万民，正万民以正四方者，正谓此也。熹之兹言，所以论人君为治之道无复余蕴，凡夫愚臣所辑“正朝廷”六条之事皆备其中，谨备载于篇以献。伏惟圣明留神观省，先正朝廷以为治平之根本，然后推类以尽其余，臣不胜大愿。
▲正纲纪之常
《礼记》曰：圣人作为父子、君臣，以为纪纲。纪纲既正，天下大定。
汉匡衡曰：“‘窈窕淑女，君子好仇’，此纪纲之首、王教之端也。”
《白虎通》曰：三纲，君臣、父子、夫妇也。六纪，诸父、兄弟、族人、诸舅、师长、朋友也。纲张也，纪理也，大纲小纪所以张理上下、整齐人道也（详见前编）。
臣按：纲纪二字并言始见于《五子之歌》，再见于《诗棫朴》《假乐》之篇。大约以网罟为喻，纲谓网之大绳，纪谓网中丝缕之目，张其大者是之谓纲，理其小者是之谓纪，譬则朝廷之行事，举其大者则小者自随，贵乎能振肃之而已，不然则有废而不举之处，一切颓堕而不可为矣，是则纪纲之喻也。然所谓纲纪者盖亦多端，而在人伦者尤为重焉。是故人君为治，欲正天下之纪纲先正一家之纪纲，家之纪纲伦理是也，伦理既正则天下之事如挈纲然，一纲既张而万目之井然者各得其理矣。臣于“正朝廷”下举家之伦理以为纪纲之首者，原其本也。
《书五子之歌》（太康逸游失其国，其弟五人述大禹之戒以作歌）其三曰：惟彼陶唐（帝尧也），有此冀方（尧所都），今失厥道，乱其纪纲，乃底灭亡。
蔡沈曰：“尧、舜、禹相授一道以有天下，今太康失其道而紊乱其纪纲，以致灭亡也。”
臣按：道者，天下古今所共由之理，大中至正之极。尧传之舜，舜传之禹，禹传之启，以诒厥子孙者也。太康以逸豫灭厥德，则失其祖父所传之道，所传之道既失，则凡其政令之所行大之为纲、小之为纪者咸紊乱矣，纪纲既乱则上无道揆、下无法守，其底于灭亡也。宜哉，先儒有言，道者君天下之本，纪纲者维持天下之具。臣窃以为，所以立道而维持其纪纲者，修德又其本也。人君诚能修德以立道，立道以正天下之纪纲，则可以保祖宗之基业，诒子孙之远谋矣。
《诗大雅棫朴》之篇曰：勉勉我王，纲纪四方。
朱熹曰：“凡网罟张之为纲，理之为纪，言文王之德有以振作纲纪，天下之人而人归之。”又曰：“‘勉勉我王，纲纪四方’，都在他线索内，牵着便动。”
臣按：此诗乃周人咏歌文王能振作人才之意。上文有曰“周王寿考，遐不作人”，先儒谓纲纪即作人之意也。商之末世士气卑弱甚矣，文王以寿考之年鼓舞振动之于上，使之奋发踊跃之于下，于是四方之人彬彬济济，咸在乎文王变化鼓舞之中，有如举网之纲众目自随之而振动，是则所谓勉勉不已之我王，有以为四方人才之纲纪也。是以卑弱之气变而盛大，颓靡之势起而植立，贤才于是乎奋庸，政事于是乎修举。由是以观，可见人君为治之道在立纪纲，立纪纲在作人才，人才作于国中则纲纪张于四外，此人君为治所以贵乎勉勉不已也。
《假乐》之诗曰：威仪抑抑（密也），德音秩秩（有常也）。无怨无恶，率由群匹（类也，谓尽用众贤）。受福无疆（成王在上，受福无已），四方之纲（总持四方之大纲）。之纲（谓大纲）之纪（谓小纪），燕（安也）及朋友（朋友者，合百辟、卿士言之也）。百辟卿士（内之百辟，外之卿士），媚于天子（皆尽媚爱天子之心）。不解于位（不敢懈怠于职位），民之攸暨（暨，息也）。
朱熹曰：“言有威仪声誉之美，又能无私怨恶以任众贤，是以能受无疆之福，为四方之纲。又言人君能纲纪四方，而臣下赖之以安，则百辟、卿士媚而爱之，维欲不解于位以为民所安息也。”
又曰：“四方之纲即继之曰之纲之纪，盖张之为纲、理之为纪，下面百辟、卿士至于庶民皆赖君以为纲。所谓不解于位者，盖欲纲常张而不弛也。”
黄<禾熏>曰：“上四句即所以为纲之道也。是故元气不存，虽盛且壮不足为一身之福；纲纪不立，虽强且富不足为人君之福。诗人以无疆之福祝其子孙而继之曰四方之纲，又继之曰之纲之纪，其意不亦渊乎。”
臣按：先儒谓君燕其臣、臣媚其君，此上下交而为泰之时也。所以然者，其道本诸身、征诸庶民，永终誉于天下而无厌无斁，所持循者率皆匹类之所同然，是以德备诸己而福集厥躬，标准立于上，法则示乎下，而有以为四方之纲，而东西南北之人莫不于是总摄维系之，而皆归附趣向之不容涣散矣。然不徒其大者有以为大事之纲，而其小者亦有以为小事之纪，张之理之，无或缓弛，无或涣散，皆足以垂宪而作则焉。纲纪既立，自然德泽礼节，有以延及夫群匹庶类，凡夫心志同而意气合者皆赖之以得其安矣。既赖之以得其安，则所安者心孚而意契，感恩而思报，咸知所以媚爱于上，上下之情绸缪如一，有如《易》所谓上下交而志同者，岂非地天交泰之时乎。夫既泰矣，然又何忧之有哉？忧乎怠荒而已。此所以终于“不解于位，民之攸暨”也。盖不解于位则其纲常张而不弛，非特百辟、卿士赖以为安，群黎百姓亦得以休息而福之，在君身者且将永永有无疆之休矣。由是观之，德之在身为威仪，发于外为声誉，德乎德乎，其立纪纲之根本，而所谓不解者又其保纪纲之节度乎。
唐韩愈曰：“善医者不视人之瘠肥，察其脉之病否而已矣；善计天下者不视天下之安危，察其纪纲之理乱而已矣。天下者人也，安危者肥瘠也，纪纲者脉也，脉不病虽瘠不害，脉病而肥者死矣。通于此说者，其知所以为天下乎！夏、殷、周之衰也，诸侯作而战伐日行矣，传数十王而天下不倾者，纪纲存焉耳。秦之王天下也，无分势于诸侯，聚兵而焚之，传二世而天下倾者，纪纲亡焉耳。是故四肢虽无故不足恃也，脉而已矣；四海虽无事不足矜也，纪纲而已矣。”
宋儒朱熹告其君曰：“四海之广，兆民至众，人各有意欲行其私，而善为治者乃能总摄而整齐之，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志之所欲者，则以先有纲纪以持之于上也。何谓纲纪？辨贤否以定上下之分，核功罪以公赏罚之施也。然纲纪之所以振，则以宰执秉持而不敢失、台谏补察而无所私，人主又以其大公至正之心恭己于上而照临之，是以贤者必上、不肖者必下，有功者必赏、有罪者必刑，而万事之统无所阙也。纪纲既正，则天下之人各自矜奋，更相劝勉以去恶而从善，盖不待黜陟、赏罚一一加于其身而礼义之风、廉耻之俗已丕变矣。惟至公之道不行于上，是以宰执、台谏有不得人，黜陟、刑赏多出私意，而天下之俗遂至于靡然，不知名节行检之可贵，而惟阿谀软熟、奔竞交结之为务，一有端言正色于其间，则群讥众排必使无所容于斯世而后已。苟非断自圣志、洒濯其心而有以大警敕之，使小大之臣各举其职以明黜陟、以信刑赏，则何以振已颓之纲纪哉？”
又曰：“人君为治之本在乎正心术以立纪纲。所谓纲者犹网之有纲也，所谓纪者犹丝之有纪也（朱子此解纪字与《诗集传》诚不同），网无纲则不能以自张，丝无纪则不能以自理。故一家则有一家之纲纪，一国则有一国之纲纪，若乃乡总于县，县总于州，州总于诸路，诸路总于台省，台省总于宰相，而宰相兼统众职，以与天子相可否而出政令，此则天下之纲纪也。然而纲纪不能以自立，必人主之心术公平正大，无偏党反侧之私，然后纲纪有所系而立；君心不能以自正，必亲贤臣、远小人，讲明义理之归，闭塞私邪之路，然后乃可得而正也。”
又曰：“一二近习之臣，上则蛊惑陛下之心志，使其不信先王之大道而悦于功利之卑说，不乐庄士之谠言而安于私甗之鄙态；下则招集士大夫之嗜利无耻者，文武汇分各入其门，所喜则阴为引援、擢寘清显，所恶则密行訾毁、公肆挤排。交通货赂，所盗者皆陛下之财；命卿置将，所窃者皆陛下之柄。宰相、师保、宾友、谏诤之臣或反出入其门墙、承望其风旨，势成威立，中外靡然向之，使陛下之号令、黜陟不复出于朝廷而出于此一二人之门，名为陛下之独断，而实此一二人者阴执其柄，盖其所坏非独坏陛下之纪纲而已，乃并与陛下所以立纲纪者而坏之焉。”
臣按：自古儒臣论为治之纲纪，莫切于唐韩愈、宋朱熹，而熹之所以告其君者尤为切至焉。伏望明主留神省察，奋发刚断，一正宸心，斥远奸邪，建立纲纪以幸四海困穷之民，如熹之所以望其君者，臣尤不胜大愿。
以上正纲纪之常
▲定名分之等
《易履》大象曰：上天下泽，履。君子以辩上下、定民志。
程颐曰：“天在上、泽在下，天下之正理也，人之所履当如是。君子观《履》之象以辩别上下之分，以定其民志，夫上下之分明然后民志有定，民志定然后可以言治，民志不定天下不可得而治也。古之时公、卿、大夫而下，位各称其德，终身居之得其分也。位未称德则君举而进之士，修其学，学至而君求之，皆非有预于己也。农、工、商、贾勤其事而所享有限，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。后世自庶士至于公卿日志于尊荣，农工商贾日志于富侈，亿兆之心交骛于利，天下纷然，如之何其可一也？欲其不乱难矣，此由上下无定志也。君子观《履》之象而分辩上下，使各当其分以定民之心志也。”
《书说命》曰：明王奉若天道，建邦（建诸侯之邦于外）设都（设天子之都于内），树后王（天子）君公（诸侯），承以大夫师长。
臣按：名分之等乃天下自然之理，高卑有不易之位，上下有一定之分，皆非人力私意之所为者也。观《易》之辩上下、定民志法乎上天下泽自然之象，《书》之树后王君公、承以大夫师长由于明王奉顺上天之道，是则尊之临卑、下之奉上，一惟法天地自然之数、顺天道自然之常而已。彼负其强乃欲以卑而逆尊，恃其贵乃欲以上而陵下，皆逆天道而不知上天下泽之理者也。
《礼记大传》曰：名著而男女有别。又曰：名者，人治之大者也，可无慎乎？
臣按：所谓名者非止于位分之谓，凡有所称呼者皆名也；所谓分者非止于等级之谓，凡有所分别者皆分也。是以不但朝廷之上、位署之间有之，则凡一家之内、亲属之中皆有所谓名与分焉。名分之在人家者尤严于男女之际，妇人尊卑大小本无定位，随其夫以为尊卑大小，其名分显著灼然知其为尊为卑、为昭为穆，以之定昏姻、别内外而淫乱贼逆之祸不作矣。此名所以为人治之大，而不可不慎者也。
《论语》：子路（孔子弟子，姓仲，名由）曰：“卫君（卫国之君，名辄）待子而为政，子将奚先？”子曰：“必也正名乎。名不正则言不顺，言不顺则事不成，事不成则礼乐不兴，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，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。”
谢良佐曰：“正名虽为卫君而言，然为政之道皆当以此为先。”
臣按：卫辄不父其父而祢其祖，父子之名实紊矣，故孔子为政必以正名为先焉。然凡事皆有名，非特父子为然也。盖有实斯有名，名者实之宾也，名既不正，则凡见于言论之际、称谓之间皆有所疑惑窒碍，非徒不可行，且不可言，播告之修必有所回护，条教之布必有所妨碍，彼或执词以致诘我，将无辞以质对，此言不顺所以事不成，事不成而礼乐不兴、刑罚不中，而流弊至于民无所措其手足也。然则正名之道奈何？曰务其实而已矣。必有此实然后予之以此名，既有此名必当副以此实，如此则称谓之间端然其正，言论之际怡然其顺矣。名正言顺，尚何事之不可为，何政之不可成哉？
《左传》：桓公十年，虢叔（周襄王卿士）谮其大夫詹父于王，詹父有辞（詹父有自直之辞诉于王），以王师伐虢。
吕祖谦曰：“屈天下之理以信天下之分，非善持名分者也。虢叔谮其大夫詹父于桓王，詹父有辞，王为之伐虢而出虢公。数传而至于襄王，晋文公以元咺执卫侯而请杀之，襄王曰：‘君臣无狱。今元咺虽直，不可听也。’襄王之意岂非矫桓王之失乎？所谓君臣无狱者，固可以为万世训，至若‘元咺虽直’之一语，犹未免世俗之见也。苟如襄王之说，是元咺之理未尝不直，所以不可听者，恐乱君臣之分耳。有所谓理，又有所谓分，是理与分判然二物也。君子言分必及理，言理必及分，理与分得则俱得、失则俱失。臣之诉君者先有诉君之曲，不必问其所诉之辞也。当詹父、元咺未诉君之时其理固直，既启诉君之口则己陷于滔天之恶矣。君臣之际本非较曲直之地，后之为治者非合分与理为治，亦安能洗犯上之习而还于古哉？”
臣按：吕氏谓君子言分必及理，言理必及分，得则俱得、失则俱失，君臣上下夫岂较是非争曲直之所在哉？此非特名分所拘，而理固当如是也。
庄公十八年，虢公、晋侯朝王（周惠王新即位，虢公与晋献公来朝），王飨醴（飨以醴酒），命之宥（以币物宥之），皆赐玉五瑴（双玉为瑴）、马三匹，非礼也。王命诸侯，名位不同礼亦异数，不以礼假人（晋侯与虢公同赐，是以礼假人也）。
吕祖谦曰：“为天守名分者君也，周惠王误视为己物轻以假人，当虢公、晋侯之来朝，等其玉、马之数不为之隆杀。殊不知天秩有礼，多多寡寡不可乱也，人心无厌，侯而可假公之礼，则公亦思假王之礼，王既假晋侯以公礼矣，后数十年而晋文有请隧之举，果欲假王之礼。非惠王启其僭心，晋文遽敢尔邪？圣人欲上全天子之尊，必先下谨士、庶人之分，守其下所以卫其上也。”
臣按：吕氏谓欲上全天子之尊，必先下谨士、庶人之分，守其下所以卫其上也。斯言也真诚谨始审几之要，居人上者在所当知。
成公二年，卫新筑人仲叔于奚（新筑，地名，仲叔守其地）救孙桓子（名良夫），桓子是以免。既，卫人赏之以邑，辞（不受）。请曲县（曲县，轩县也，诸侯之乐）、繁缨（诸侯马饰）以朝，许之。仲尼闻之曰：“惜也不如多与之邑，惟器与名（车服之器、爵号之名）不可以假人（轻假借于人），君之所司也（此器与名乃人君之所司主也）。名以出信，信以守器，器以藏礼，礼以行义，义以生利，利以平民，政之大节也。若以假人（若以器名假借于人），与人政也（是以国家之政与人也），政亡则国家从之，弗可止也已。”
臣按：人君之所以为君、所以砺天下之人而使之与我共国家之政而治天下之民者，爵号之名、车服之器而已，非有功者不可与，非有德者不可与，非有劳者不可与，非有才者不可与。为人君者谨司其出纳之权，不轻以假借于人焉，必有功德才能者然后与之，与之名与器即与之以政也，使人闻吾爵号之名即知所敬服，见吾车服之器即知所尊让，如是则吾之政令行矣。苟有财者可以财，求有势者可以势，得有亲昵夤缘者皆可以幸而致之，则名与器不足贵矣。名与器不足贵，得者不以为荣，见者不知其为尊，则人君失其所司之柄矣。失其所司之柄则亡其为政之体，亡其为政之体则失其为君之道，国家将何所恃以自立哉？
《通鉴》：初命晋大夫魏斯、赵籍、韩虔为诸侯。
司马光曰：“天子之职莫大于礼，礼莫大于分，分莫大于名。何谓礼？纪纲是也。何谓分？君臣是也。何谓名？公、侯、卿、大夫是也。夫以四海之广、兆民之众，受制于一人，虽有绝伦之力、高世之智，莫不奔走而服役者，岂非以礼为之纲纪哉？故天子统三公，三公率诸侯，诸侯制卿、大夫，卿、大夫治士、庶人，贵以临贱，贱以承贵，而君臣之分犹天地之不可易，然后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。然礼非名不著，非器不行，名以命之，器以别之，然后上下粲然有伦，名器既亡则礼安得独在哉？故繁缨，小物也，而孔子惜之；正名，细务也，而孔子先之。盖事未有不始于微而成于著，圣人之虑远，故能谨其微而治之；众人之识近，故必待其著而后救之。治其微则用力寡而功多，救其著则竭力而不能及也。呜呼，周道之衰，纲纪散坏，礼之大体十丧七八，然犹历数百年宗主天下，徒以名分尚存故也。今晋大夫暴蔑其君、亲分其地，天子既不能讨，又宠秩之使得列于诸侯，是区区之名分复不能守而并弃之也，先王之礼于斯尽矣。”
臣按：司马氏编历代史而托始于周威烈王始命三晋为诸侯，故为此名分之论而统其宗于礼，其示后世人主以谨微之意至矣。
唐肃宗时，平卢节度使王玄志卒，上遣中使往抚慰将士，就察军中所欲立者授以旌节。李怀玉杀玄志之子，推侯希逸为军使，朝廷因以希逸为节度副使，节度使由军士废立自此始。
司马光曰：“民生有欲，无主乃乱，故圣人制礼以治之，所以辩上下、定民志也。凡人君所以能有其臣民者，八柄存乎己也，苟或舍之，则彼此势均，何以使其下哉？肃宗遭唐中衰，幸而复国，宜正上下之礼以纲纪四方，而偷取一时之安，不思永久之患，委一介之使徇行伍之情，无问贤愚，惟其所欲，积习为常，谓之姑息，乃至偏裨杀逐主帅亦不治罪，因而授之。然则爵赏废置、杀生与夺皆不出于上而出于下，乱之生也庸有极乎？古者治军必本于礼，今唐蔑之，使士卒得以陵偏裨，偏裨得以陵将帅，则将帅陵天子自然之势也。”
臣按：名分生于上下之际，名分一定则下之于上有顺而无逆、有令而无违，上得以率于下，下不得以犯乎上，一有犯焉则刑戮加之矣。犯且不可，况敢废立之哉？此人君为治所以必谨于礼以正名分，而防其陵替之渐也。
以上定名分之等
卷三
▲公賞罰之施
《皋陶謨》：天命有德，五服五章哉（五服，五等之服。章，顯也）。天討有罪，五刑五用哉（五刑，五等之人）。政事懋（勉也）哉懋哉。
蔡沈曰：“天命有德之人則五等之服以彰顯之，天討有罪之人則五等之刑以懲戒之，蓋爵賞、刑罰乃人君之政事，君主之臣用之當勉勉而不可怠者也。”
臣按：先儒謂人受天地之中以生，能者養之以福，不能者敗以取禍。故全是衷者為德，是不失天之所賦也，故天命之，君必體福善之天，製五等之服以彰其德；戾是衷者為罪，是失天之所賦也，故天討之，君必體禍淫之天，用五等之刑以威其罪。爵賞、刑罰乃政事之大者，當勉勉而不可怠也。由是以觀，則知人君之爵賞、刑罰皆承天以從事，非我有之得私也。後世人主不知出此，往往以己心之喜怒、私意之好惡輒加賞罰於人，則失天命、天討之旨矣。
《詩商頌殷武》篇曰：天命降監（視也），下民有嚴（威也）。不僭（僭賞之差也）不濫（刑之過也），不敢怠遑（暇也）。命於下國，封（大也）建厥福。
朱熹曰：“天命降監不在乎他，皆在民之視聽，則下民亦有嚴矣。惟賞不僭、刑不濫而不敢怠遑，則天命之以天下而大建其福，此高宗所以受命而中興也。”
臣按：先儒謂此章言商高宗所以致中興之道，曰天雖高而實下其監視，甚可畏也；民雖卑而天實以為視聽，其威嚴不可忽也。惟高宗上畏天、下敬民，而見於刑賞者未嚐有僭濫之失，存於中心者不敢有怠遑之意，故天命之以天下而大建其福。由是觀之，則人君之刑賞非一己之刑賞，乃上天之刑賞；非上天之刑賞，乃民心之刑賞也。是故賞一人也必眾心之所同喜，刑一人也必眾心之所同怒，民心之所同即天意之所在也。如或不然，拂民心而逆天意，如紂之任惡來、飛廉，殺王子比幹，則天命去之矣，尚何福之有哉？
《周禮天官》：太宰以八則（法也）治都（王子弟食邑）鄙（公卿食邑），其七曰刑（刑以懲惡）賞（賞以勸善）以馭其威（明其刑賞以示勸懲）。
劉彝曰：“刑以誅惡，賞以勸善，其威柄皆出於朝廷。”
以八柄（所秉節以起事者）詔（告也）王馭（凡言馭者驅而納之於善）群臣，一曰爵（謂內則公、卿、大夫、士，外則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），以馭其貴（有爵則貴）；二曰祿（祿仕者之俸），以馭其富；三曰予（予之以財），以馭其幸（出於恩賜）；四曰置（置之於位），以馭其行（謂有賢行）；五曰生（生猶養也），以馭其福（福及子孫）；六曰奪（臣有罪而奪之），以馭其貧（奪其所有）；七曰廢（放之於遠），以馭其罪；八曰誅（謂以言責讓之），以馭其過（謂有過失）。
林椅曰：“必言詔王者，賞罰、誅廢非臣下所得專也。蓋八柄之重，所以定群臣之邪正，一予奪之間又將以服天下之心而定夫君子、小人消長之勢也，此非人君曉然自有見於中，則馭臣之柄吾未見其可。”又曰：“爵祿者，厲世磨鈍之具也。古人製爵必以德，製祿必以功，所以抑夫人僥求幸得之心而作其進德興功之誌，固不容以濫受也。今八柄爵祿之外又有予以馭其幸，豈人主或得以行其私恩而啟人之幸心耶？大抵有所謂當然之報，有所謂特厚之恩。當然之報人以為宜得，而或視以為常而無激昂自奮之意，故於人之有超異者施之以特厚之恩，所以鼓舞之使之奔走於事功也，此則八柄予以馭幸之深意。”
歲終，則令百官府（遍敕百官之府）各正其治（各使之自正其治），受其會（受其一歲功德之事），聽其政事（聽其所致以告之政事）而詔王廢置（告於王而廢之置之）。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之。
臣按：人君為治之大柄曰慶賞刑罰而已，《周禮》大宰以八則治都鄙，既有曰刑賞以馭其威矣，而又有八柄詔王以馭群臣，內史所掌之法以詔治者亦同焉。所謂爵、賞、予、置、生五者賞之類也，奪、誅、廢三者罰之類也，是八者之柄皆掌之天官。天官者象天所立也，天有春生、秋殺然後以成天之道，君有慶賞、刑罰然後以成君之道。人君持其柄於上以馭乎下，大臣計其治於下以輔乎上，則綱紀立而主威不至於下移，誅賞行而人心不敢以懈怠，人君君國馭眾之大權誠莫有先於此者矣。
《禮記》：爵人於朝，與士共之；刑人於市，與眾棄之。
臣按：爵人於朝所以勸君子，士之所共樂也，故於朝，朝者君子之所會也；刑人於市所以懲小人，眾之所共惡也，故於市，市者眾人之所聚也。以此見人君之刑賞非一人喜怒之私，乃眾人好惡之公焉。後世人主往往賜人爵位乃自內降而出，不欲其公庭顯謝；人臣有罪或至加以鴆毒，惟恐外聞，此皆非天命、天討之至公也。
《春秋左傳》（襄公二十六年）：蔡聲子曰：“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，賞僭則懼及淫人，刑濫則懼及善人。若不幸而過，寧僭無濫，與其失善，寧其利淫，無善人則國從之。”
臣按：刑賞貴乎得中，固不可以僭濫也。所謂“寧僭無濫”，與《書》所謂“與其殺不辜，寧失不經”之意同。昭公五年：周人有言曰：“為政者不賞私勞，不罰私怨。”
臣按：此言人君賞罰當合天下之公論，不可徇一己之私心。
孟子曰：“左右皆曰賢，未可也；諸大夫皆曰賢，未可也；國人皆曰賢，然後察之，見賢焉然後用之。左右皆曰不可，勿聽；諸大夫皆曰不可，勿聽；國人皆曰不可，然後察之，見不可焉然後去之。左右皆曰可殺，勿聽；諸大夫皆曰可殺，勿聽；國人皆曰可殺，然後察之，見可殺焉然後殺之。”
朱熹曰：“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，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，然猶恐其蔽於私也，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，然猶必察之者，蓋人有同俗而為眾所悅者，亦有特立而為俗所憎者，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，然後從而用舍之，則於賢者知之深、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。然非獨以此進退人才，至於用刑亦以此道，蓋所謂天命、天討，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。”
臣按：人君用舍人才而加以賞罰，固不可不參之於眾，既參於眾，尤不可不察之於獨也。參之於眾也詳而察之於獨也審，則用舍刑賞皆得其當矣。而或不然，聽一人之言遽以為賢否而用舍之，甚而加刑賞焉，不複參詳致察，此朱熹所謂名曰獨斷而主威不免於下移也歟。
《通鑒》：齊威王召即墨大夫語之曰：“自子之居即墨也，毀言日至，然吾使人視即墨，田野辟，人民給，官無留事，東方以寧，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。”封之萬家。召阿大夫語之曰：“自子之守阿，譽言日至，吾使人視阿，田野不辟，人民貪餒，趙攻鄄子不救，衛取薛陵子不知，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。”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嚐譽者，於是群臣聳懼，莫敢飾詐，務盡其情，齊國大治，強於天下。
臣按：齊威王之於阿大夫也，非惟烹之而又及於左右之嚐譽者；其於即墨大夫也，非惟封之而又及於左右之嚐毀者。若威王者，可謂能操賞罰之權而不為左右所惑者矣。後世人主不知出此，往往溺於左右之偏私，輕信其言不複致察，以是為非、以非為是、以賢為不肖、以不肖為賢者多矣，幸而覺悟，又或置而不複詰問，世之小人所以往往得誌而賢人君子恒有擯棄沈鬱之患者，此也，其視威王不亦可愧也哉！
漢高祖以項籍將季布數窘辱之，籍滅，購求布急，滕公言於上以為郎中。布母弟丁公亦為項羽將，逐窘帝彭城西，短兵接，帝急顧曰：“兩賢豈相厄哉。”丁公乃還。至來謁，帝以徇軍中，曰：“丁公為臣不忠，使項王失天下者也。”遂斬之，曰使後人臣無效丁公也。
司馬光曰：“高祖網羅豪傑、招亡納叛亦已多矣，而丁公獨以不忠受戮，何哉？當群雄角逐之際，民無定主，來者受之固其宜也。及貴為天子，海內為臣，苟不明禮義以示人，使為臣者人懷二心以儌大利，則國家其能久安乎？是故斷以大義，使天下曉然皆知為臣不忠者無所自容，而懷私結恩者雖至於活已猶不與也。戮一人而千萬人懼，其慮事豈不深且遠哉！”
臣按：高帝之斬丁公、赦季布、封雍齒，是皆有公天下之意，百世帝王所當法者也。
宣帝厲精為治，信賞必罰，見於詔令者有曰“有功不賞，有罪不誅，雖唐虞猶不能以化天下”。
臣按：唐虞之世舉十六相、去四凶，大功二十為天子，是帝王之所以致雍熙泰和之治，亦不能外刑賞以為治也，誠有如宣帝詔書之所雲者矣。然是詔也乃為膠東相王成勞來不倦，流民自占八百餘口，賜之以關內侯爵而下，抑孰知其所賞者乃偽增戶口者邪？不特此也，趙蓋、韓楊之不得其死，弘恭、石顯之委任非人，所謂厲精為治、信賞必罰，亦虛言爾！
唐太宗嚐謂房玄齡曰：“有功則賞，有罪則刑，誰敢不竭心盡力以修職業。”
臣按：太宗此言可謂得馭臣之道矣。觀其斥封德彝以明天下之義，用魏徵而忘平日之仇，裴寂貨賂公行雖故舊亦行貶斥，蕭瑀劾李靖之過乃錄其功而賞之，刑賞如是，則臣下孰敢不竭心盡力以修職業哉？然以讖言而誅李君羨，以譖言而殺劉洎，以外戚而封長孫無忌，以受賂而賜長孫順德，則又不能盡出於公也，惜哉！
宋朱熹曰：“聖人之心未感於物，其體廣大而虛明，絕無毫發偏倚，所謂天下之大本者也。及其感於物也，則喜怒哀樂之用各隨所感而應之，無一不中節者，所謂天下之達道者也。蓋自本體而言，如鏡之未有所照則虛而已矣，如衡之未有所加則平而已矣；至語其用，則以其至虛而好醜無所遁其形，以其至平而輕重不能違其則，此所以致其中和而天地位、萬物育，雖以天下之大而不外乎吾心、造化之中也。以此而論，則知聖人之於天下，其所以慶賞威刑之具者莫不各有所由，而《舜典》所論‘敷奏以言，明試以功，車服以庸’，與夫製刑明辟之意，皆可得而言矣。雖然，喜而賞者陽也，聖人之所欲也；怒而刑者陰也，聖人之所惡也。是以聖人之心雖曰至虛至平，無所偏倚，而於此二者之間其所以處之亦不能無少不同者，故其言又曰‘罪疑惟輕，功疑惟重’，此則聖人之微意。然其行之也雖曰好賞而不能賞無功之士，雖曰惡刑而不敢縱有罪之人，而功罪之實苟已曉然而無疑，則雖欲輕之重之而不可得，是又未嚐不虛不平，而大本之立、達道之行固自若也。”
臣按：朱熹此言推本之論。
以上論公賞罰之施
▲謹號令之頒
《易後》卦大象曰：天下有風，後（遇也）。後（人君也）以施命誥四方。
程頤曰：“風行天下無所不周，為君後者觀其周遍之象以施其命令周誥四方也。”
臣按：昔人有言風者天之號令，所以鼓舞萬物；命者君之號令，所以鼓舞萬民。風自天而下無物不遇，而君之命令實似之。人君尊居九重，與下民本無相遇之理，惟王言一布則萬民爭先快睹，莫不鼓舞於其下，而君民之心始遇矣。由是觀之，人君命令之頒所以布君之德、感民之心，其機括之大、轉移之妙有如此者，可不謹哉！
《巽》之彖曰：重巽以申命。
程頤曰：“重巽者，上下皆巽也。上順道以出命，下奉命而順從，上下皆順重，《巽》之象也。君子體重巽之義，以申複其命令。申，重複也，丁寧之謂也。”
臣按：《巽》之卦象風也，風之吹物無處不入、無物不鼓動，詔令之入人淪於肌膚、浹於骨髓，亦如風之動物也。人君體《巽》之象，順人心以行事，重複而丁寧之，必須上下皆以為順而不拂逆人心，然後行之，則德之入人也深而澤之及人也厚矣。
象曰：隨風，巽。君子以申命行事。
程頤曰：“兩風相重，隨風也。隨，相繼之義，君子觀重巽相繼以順之象，而以申命令、行政事，隨與重上下皆順也。上順下而出之，下順上而從之，上下皆順，重巽之義也。命令、政事順理，則合民心而民順從矣。”
臣按：先儒謂巽為風，而風者所以發揚天之號令，風隨風而不逆，此重巽之象也。在上之君子體隨風之巽出而發號施令，凡事必申複詳審，一再命之然後見之行事，則四方風動，順而易入。申命者所以致其戒於行事之先，行事者所以踐其言於申命之後。由是觀之，人君詔令之出不可不詳審於未頒之前，尤不可不踐行於既頒之後。審之於前，不可行者則不言也，踐之於後，既言之矣則不可不行也。後世之詔惟其失於詳審，輕為條款，故既行之後往往杌棿齟齬，有所牽製妨礙而不可行焉。此其詔令所以不見信於臣民，有所頒布人率以虛言視之，國家猝有急切之事因之而失機敗事者多矣。
《渙》：九五，渙汗其大號。
程頤曰：“君臣合德，以剛中正巽順之道治渙，唯在浹洽於人心則順從也。當使號令洽於民心，如人身之汗浹於四體，則信服而從矣。如是，則可以濟天下之渙。”
朱熹曰：“陽剛中正以居尊位，當渙之時能散其號令，則可以濟渙而無咎矣。九五巽體有號令之象，汗謂如汗之出而不反也。”
又曰：“渙汗其大號，號令當教如汗之出千毛百竅中迸散出來，人君之號令當出乎人君之中心，由中而外、由近而遠，雖至幽至遠之處無不被而及之，亦猶人身之汗出乎中而浹於四體也。”
臣按：人君當人心渙散之時而欲收之，非有大號令不可也。故當渙之時，必有號令之頒如身之出汗，無處而不浹洽，然後可以免咎也。觀唐德宗奉天、宋高宗中興二詔可驗矣。
《書多方》：周公曰：“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。”
呂祖謙曰：“先曰‘周公曰’而複曰‘王若曰’何也？明周公傳王命而非周公之命也。遍告四方者何也？殷奄（即淮夷之一種）屢叛，驅扇者廣，今雖平殄，譬諸餘邪遺疾猶或在肺腑間，恐或有時而發也，故渙發大號，曆敘天命之功、前代之事、征誅安集之本末，俾四方鹹與聞之，大破群疑，深絕亂根，蓋本於是。兵寢刑措者四十餘年，其亦訓誥之助歟。”
臣按：後世人臣代傳王言蓋本諸此。國家不幸而有刑討征誅之事，在可否之間、涉形似之疑者，必須明白詳悉頒布天下，使人心曉然知吾意向之所在，因其情而定其罪，隨其罪而加以刑，蓋有不得已焉者。如此則群疑釋而人心服，亂根永絕而國是明著矣。
《周官》：王曰：“嗚呼，凡我有官君子，欽乃攸司，慎乃出令，令出惟行，弗惟反。以公滅私，民其允懷。”
蔡沈曰：“反者，令出不可行而壅逆之謂，言敬汝所主之職，謹汝所出之令，令出欲其行，不欲其壅逆而不行也。以天下之公理滅一己之私情，則令行而民莫不敬信懷服矣。”
臣按：令之大者固出於君，而百司庶府下其教條於其屬亦令也。故成王既訓迪百官，而又合其尊卑大小而同訓之焉。夫朝廷之政由上而行之於下，由內而行之於外，必假命令以達之，於其未出之前必須謹審詳度，知其必可行而無弊然後出之。既出之後必欲其通行而無礙，不至於壅塞而反逆可也。然其所出之令一惟以公理而滅私情，然後可行而不反，苟或私勝而公微，則將反逆而不可行矣，又何以使民鹹敬信而懷服也哉？
《詩大雅抑》之篇曰：訏（大也）謨（謀也）定命（號令也），遠猶（圖也）辰（時也）告。
朱熹曰：“訏謨，大謀也。大謀，謂不為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慮也。定，審定不改易也。遠謀，謂不為一時之計而為長久之規也。辰告，謂以時播告也。”
臣按：人君欲示訓於四方也，必廣大其謀謨，不為一身而必為天下無終窮之慮；審定其號令，不敢輕易而必為一定不可易之製。於是乎長慮卻顧，深思遠圖，稽其所終所蔽，益之損之，與時宜之，必可為久遠之規，然後以時而播告之焉。如此，則夫號令之頒、圖惟之事永永無弊，施之於一時者可以為法於百世矣。後世世主淺謀輕舉，容易發為號令，可言而不可行者多矣，縱有可行，亦惟可用於一時，不可詒之於久遠。於是朝更夕改，民不知所遵守，是以號令之頒，民視之以為泛常，一旦遇夫倉猝之變，有所補偏救急，而下人不知其所以而往往至於不可救藥。籲，可不謹哉！
《春秋穀梁傳》曰：為天下主者天也，繼天者君也，君之所存者命也。為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，是不臣也；為人君而失其命，是不君也。君不君、臣不臣，此天下所以傾也。
臣按：君代天出命者也，臣代君行命者也。君出命固不可違天之道，臣行命亦不可侵君之事。苟臣侵君之事則君失其命矣，君失其命則不足以繼天而君非君矣，臣侵君命則不知以事君而臣非臣矣。人君繼天以出治，恒必兢兢業業，敬以存心，明以燭理，剛以製欲，則臣下知所凜畏而不敢侵吾之事，而吾所以繼天道而主天下者，其威命不至旁落而下移矣。
《禮記》：王言如絲，其出如綸；王言如綸，其出如綍。
臣按：王者之言，其在中也惟細如絲而已，及其出也乃如宛轉繩之大焉；其初出也僅大如綸而已，及其出而益遠也，乃如引棺之大索焉。所以然者，良以人君居九重之上為萬方之主，一言一話在人君雖若甚微者，及其施之於外，天下之人仰之如日星之明、畏之如雷霆之震，去之愈遠而見之愈大焉，然則人君號令之頒，其可以不謹哉！
漢賈山言於文帝曰：“臣聞山東吏布詔令，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，願少須臾毋死，思見德化之成。”
臣按：司馬遷作《史記》，於《文帝紀》凡詔皆稱“上曰”而他紀則不然，蓋以見文帝之詔皆出於帝之實意也。上以實感，故下以實應，一見其詔書之下，欣欣然相率以聽，意必其真有此實惠，然後為此實言也。後世詔書之下率出於詞臣之視草、有司之議擬，皆按故事而舉之，未必皆出於上心也。是以有其言無其事，有其事無其效，許人以直言不加罪而罪之愈甚，許民以欠負不複征而征之如故。是故上之言不信於民，民之心不孚於上，此德化之成所以有歉於文帝歟。
光武時天下已定，務用安靜，以手跡賜萬國者一劄下行，細書成文，勤約之風行於天下。
唐陸贄從德宗幸奉天，嚐奏曰：“今乘輿播遷，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。”德宗從之，故行在詔書始下，雖驕將悍卒莫不揮涕激發。及還京師，李抱真來朝，奏曰：“陛下在山南時，山東士卒聞書詔之辭無不感泣，思奮臣節，臣知賊不足平也。”
臣按：感人之易者莫易於言，故人君一言之善，雖於深宮之中、九重之上，四海之遠莫不應之，況以德音之宣布、詔令之頒行於郡國者哉！夫上有由中之誠，下必有感孚之效，不徒然也，觀光武勤約之風行於天下、德宗引過之詔感夫士卒可見矣。人君誠能誠實其心，審定其命，擇視草之臣，守渙汗之信，則雖蠢愚之夫、驕悍之卒亦無不感動者，而況愚直之民、循良之吏乎？
唐太宗謂侍臣曰：“詔令格式若不常定，則人心多惑，奸詐盡生。《周易》稱‘渙汗其大號’，施令若汗出於體，一出而不複也。又《書》曰‘慎乃出令，令出惟行，弗惟反’。且漢祖日不暇給，蕭何起於小吏，製法之後猶稱畫一。今宜詳思此義，不可輕出詔令，必須審定以為永式。”
臣按：太宗此言，則凡號令之頒不但詔告天下而已，凡夫一事之施、一令之布皆不可輕出，必委曲審定以為久遠之規焉。
宋劉安世言於其君（哲宗）曰：“臣嚐考載籍以推先王之道，雖禮樂刑政號為治具，而所以行之者特在命令而已。昔之善觀人之國者，不視其世之盛衰而先察其令之弛張，未論其政之醇疵而先審其令之繁簡，惟其慮之既臧，發之不妄，而持以必行，則堅如金石、信如四時，敷天之下莫不傾耳承聽，聳動厭服，此聖人所恃以鼓舞萬民之術也。傳曰‘令重則君尊’，又曰‘國之安危在出令’，凡此皆謹重之意也。今朝廷命令變易頻數，遠不過一二歲，近或期月而已，甚者朝行而夕改，亦有前詔來頒後令蠲除者，吏不知所守，民不知所從。求其弊原，蓋由講議未精，思慮未審，人情有所未盡，事理有所未通，或牽於好惡之私，或溺於迎合之說，是非無所辨，取舍無所宗，故一人言之而遽為之紛更也。方平安無事之時，輕慢多變之如此，緩急有事之際，何以取信於人？伏望深鑒前古之戒，謹為今日之慮，至於法度之廢置、政事之因革，必使大臣公心協謀，博詢利病，廣攬詳擇，務當義理，更其所可更則不嫌於違俗，守其所可守則無憚於襲，故庶幾政令清簡，吏民信服，事可久行不至反汗。”
臣按：安世斯言切中古今之弊，有誌於天下國家者，其於命令之頒要當以為鑒戒。
範成大曰：“人君所以為國者，恃其命令足以鼓舞群下而已。命令重則其政舉，命令輕則其事隳，人臣敬君之命如雷霆之不敢侮，蓋以吾君之所以為國者在焉，故《曲禮》序尊敬君命之說為尤詳。人君深居九重之中而化萬裏之外，命令所至奔走奉承，其震動如此。是以聖王兢兢業業不敢忽於出令，審之而勿輕發，守之而勿輕變，使天下致敬而取，則觀聽不惑，而後治功可成也。”
臣按：範成大此言所以解《曲禮》曰“凡為君使者，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”也。《曲禮》之言為臣而發，範氏之言為君而發，臣必敬君命之施，君必謹己命之發。命之發也不輕，禮之敬也不忽。古之帝王所以言不妄發，發而人必信之；事不妄舉，舉而人必從之，此其治功之成所以易易也歟。
以上論謹號令之頒
卷四
▲广陈言之路
《书益稷》：帝曰：“来，禹。汝亦昌言。”蔡沈曰：“昌言，盛德之言。”
陈栎曰：“舜、禹好善之心无穷，当时昌言满前，舜犹渴闻不倦，方使禹亦如皋陶之昌言，此舜好善无穷之心也。”
臣按：帝舜以皋陶既陈知人安民之谟，因呼禹使陈其善言。此可见圣人之心，未尝自圣，世虽已治而犹有愿治之心，言虽毕陈而恒有渴闻之念，此帝世所以君无失德、事无过举而民无失所者欤。
予违汝弼，汝无面从，退有后言。
蔡沈曰：“违，戾也。言我有违戾于道，尔当弼正其失，尔无面谀以为是而背毁以为非。”
吕祖谦曰：“舜非有慊而畏人之后言，非容受未至而致人之后言，禹又非欺君而为面是背非者。圣人畏敬无已，惟恐过之不闻、言之不尽，故其求之之切如此。”
臣按：帝舜之德、有虞之治，万世不可加焉者也，舜之所行岂有背于道者哉？而犹求臣下之弼正，尤恐其面前或相从顺而既退之后又复有言也。后世人主无帝舜万分之一，己有过失惟恐臣下之有言，一有面折廷诤者斥责辄加之，宁受人之面谀而不恤人之背言，此其过恶所以益彰而治效所以不古若欤。
《中庸》：子曰：“舜其大知也与。舜好问而好察迩言，隐恶而扬善，执其两端，用其中于民，其斯以为舜乎！”
朱熹曰：“舜之所以为大知者，以其不自用而取诸人也。迩言者浅近之言，犹必察焉，其无遗善可知。然于其言之未善者则隐而不宣，其善者则播而不匿，其广大光明又如此，则人孰不乐告以善哉？两端谓众论不同之极致，盖凡物皆有两端，如小大、厚薄之类。于善之中又执其两端而量度以取中，然后用之，则其择之审而行之至矣。然非在我之权度精切不差，何以与此。”
孟子曰：“禹闻善言则拜，大舜有大焉，善与人同，舍己从人，乐取于人以为善。”
朱熹曰：“禹拜昌言，盖不待有过而能屈己以受天下之善。舜之所为又有大于禹者，善与人同，公天下之善而不为私也，己未善则无所系吝而舍以从人，人有善则不待勉强而取之于己，此善与人同之目也。”
臣按：圣人之所以圣者，以其生禀聪明，能知人之所不能知；备有众善，能有人之所不能有者也。帝舜不恃其知而好问察于众人，舍己之善而乐取善于众人，是盖能以天下之知为知、众人之善为善者也。惟其知众人之知，是故其知愈大；有众人之善，是故其善愈备。知大而善备，此圣人所以益圣，而舜所以为百王之盛帝也欤。
《书胤征》曰：每岁孟春，遒人（宣令之官）以木铎（金口木舌，施政于时警众之器）徇于路，官（以职言）师（以道言）相规（规正人君之得失），工（工，百工也）执艺事（技艺之事）以谏，其或不恭（不能规谏是谓不恭），邦有常刑。
臣按：三代盛时，人君为治惟恐一行之不或谨，一事之不或举，一臣之或非其人，鳃鳃焉以求诲于其下，非徒朝廷之上、辅弼之臣朝夕纳诲、随时规谏而已也，又于每岁孟春之月使宣令之官振木铎以徇于道路之间，使夫官之有职任者、师之有道德者咸相规正，胥教诲于其君焉。不特此也，于凡百工之人莫不使之执其技艺之事以谏诤于其君，如伶州鸠谏周景王之匮财罢民、匠师庆谏鲁庄公之丹楹刻桷是已，盖百工技艺之事至理存焉，理无往而不在，故言无微而可忽也。
《说命》：爰立作相，王置诸其左右，命之曰：“朝夕纳诲，以辅台（我也）德。”
蔡沈曰：“此下命说之辞。朝夕纳诲者，无时不进善言也。孟子曰：‘人不足与适也，政不足与间也，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。’高宗既相说，处之以师傅之职，而又命之朝夕纳诲，以辅台德，可谓知所本矣。”
吕祖谦曰：“高宗见道明，故知顷刻不可无贤人之言。”
若金用汝作砺，若济巨川用汝作舟楫，若岁大旱用汝作霖雨（三日雨为霖）。
蔡沈曰：“高宗托物以喻望说纳诲之切，三语虽若一意，然一节深一节也。”王安石曰：“作砺使成己，舟楫使济难，霖雨使泽民。”启（开也）乃心，沃（灌溉也）朕心。
蔡沈曰：“启乃心者，开其心而无隐；沃朕心者，溉我心而厌饫。”
若药弗瞑眩（饮药而毒谓之瞑眩），厥疾弗瘳（愈也）；若跣弗视地，厥足用伤。
蔡沈曰：“弗瞑眩，喻臣之言不苦口也；弗视地，喻我之行无所见也。”
王炎曰：“己之有失，非说之苦口不能药；己之不明，非说之开导不能行。”
臣按：高宗爰立傅说作相，置诸其左右，未遑他事，首命之以朝夕纳诲以辅己德，可谓知所本矣。置之于左右，是欲说无处而不在也；诲之于朝夕，是欲说无时而不言也。望之切至，喻之以金之砺、川之舟楫、大旱之霖雨，以见己之必资于相臣之纳诲，其切有如此者。然犹以物为比也，至若譬之以苦口之药、跣足之行，则又以身之所病、足之所伤者为喻，其望于说者益切矣。然犹以形言也，至其所谓启心、沃心之言，是欲君臣之间心心相契，有如土壤之焦而受江河之润，其渐涵浸渍而入，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矣。高宗求诲于相臣其切如此，此其所以嘉靖殷邦而为三代之令王也欤。
说复于王曰：“惟木从绳则正，后从谏则圣。后克圣，臣不命其承，畴（谁也）敢不祗若王之休命？”
蔡沈曰：“木从绳喻后从谏，明谏之决不可不受也。然高宗当求受言于己，不必责进言于臣。君果从谏，臣虽不命犹且承之，况命之如此，谁敢不敬顺其美命乎？”
臣按：此乃傅说答高宗纳诲之命言之也。先儒有言，从谏者人君作圣之功、人臣进言之机也。高宗欲资之于人，故以纳诲责其臣；傅说使反求诸己，故以从谏之道望其君。纳诲者相臣之职，从谏者人君之道也。
王曰：“旨哉，说。乃言惟服（行也），乃不良于言，予罔闻于行。”
蔡沈曰：“古人于饮食之美者必以旨言之，盖有味其言也。高宗赞美说之所言，谓可服行，使汝不善于言则我无所闻而行之也。”
说拜稽首曰：“非知之艰，行之惟艰。王忱不艰，允协于先王成德，惟说不言有厥咎（罪也）。”
蔡沈曰：“高宗方味说之所言，而说以为得于耳者非难，行于身者为难。王忱信之亦不为难，信可合成汤之成德。说于是而犹有所不言，则有其罪矣。”
臣按：高宗望傅说以有言，而说劝高宗以力行。说之意以为，王能行而说不言则咎在说，说能言而王不行则咎在王不在说也。呜呼，若高宗者可谓切于求谏，而傅说者可谓忠于事君者矣。故备载其君臣相与之辞以示万世之法。
《诗小雅雨无正》其第三章曰：如何昊天（呼天而诉之也），辟言（法言也）不信。如彼行迈（往也），则靡所臻。
苏轼曰：“君子呼天而告之曰：奈何哉，法度之言，王终莫肯信者，如人恣行而忘反，我不知其所至矣。”
辅广曰：“法度之言听而行之，则绩效随见，有所底止。今既不听法度之言，则如猖狂妄行者亦将何所底止哉？”
其四章曰：戎（兵也）成不退，饥成不遂（进也）。曾我甗御（近侍也），憯憯（忧貌）日瘁（病也）。凡百君子，莫肯用讯（告也）。听言则答，谮言则退。
朱熹曰：“言兵寇已成而王之为恶不退，饥馑已成而王之迁善不遂，使我甗御之臣忧之而惨惨日瘁也。凡百君子莫肯以是告王者，虽王有问而欲听其言则亦答之而已，不敢尽言也。一有谮言及己则皆退而离居，莫肯夙夜朝夕于王矣。其意若曰，王虽不善，而君臣之义岂可若是恝（无忧貌）乎？”
朱善曰：“听言则答谓告君不尽其诚也，谮言则退谓隐身远避其祸也。斯人也，爱君不如爱身之厚，忧国不如忧家之深，其自为计则得矣，而以君臣之大义责之能无愧乎？”
其五章曰：哀哉不能言，匪舌是出，维躬是瘁（病也）。哿（可也）矣能言，巧言如流，俾躬处休。
朱熹曰：“言之忠者，当世之所谓不能言者也，故非但出诸口而适以瘁其躬。佞人之言，当世所谓能言者也，故巧好其言如水之流，无所凝滞而使其身处于安乐之地。盖乱世昏主，恶忠言而好谀佞类如此。”
臣按：此诗，先儒谓正大夫离居之后，抃御之臣（若今之近侍）在君左右而不得尽言亲见，当时之为公、卿、大夫者可以言而不肯言，而为之君者非徒不责其言，有所言者反以之为病，言才出诸口，罪已加其身。彼夫缄默以保禄位者，当言者不能直言，不当言者乃巧为之辞说，以取容自处其身于安佚之地，其自为计则得矣，如吾君何？此诗所以作也。人君居清燕之时，试因诗言以察时事，反而求诸朝廷之间、臣僚之内，其肯尽言为国者谁欤？诗所谓“听言则答，谮言则退”，无乃今日臣僚中亦有类此者欤？所谓“哀哉不能言，匪舌是出，维躬是瘁。哿矣能言，巧言如流，俾躬处休”，在吾今日亦有此等情态否欤？吾之臣子无乃亦有出言以为病而受祸患者欤？其间亦或有不肯出言而自处其身于休逸之地者欤？凡其终日剟剟于吾殿陛之前得于闻听者，安知其所以应对承顺者，非诗人所谓巧言如流者欤？有一于此，则必反其所为，使凡内而抃御、外而公、卿与夫百官、庶姓皆得以尽言，言者有赏而得以处休，不言者有罪而维躬是瘁，毋使一旦驯致夫衰乱之世，如成周之季，然则朝廷无壅蔽之患而宗社免危亡之祸矣。
《大雅板》之篇曰：先民（古之贤人也）有言，询于刍荛（采薪者）。
臣按：古人所以询问及于刍荛者，诚以浅近之言至理存焉，不可以其浅近而忽之也。吁，以采薪之夫而其言犹在所不弃，况公、卿百执事乎？
《桑柔》第十章曰：维此圣人，瞻言百里。维彼愚人，覆狂以喜。匪言不能，胡斯畏忌。
朱熹曰：“圣人炳于几先，所视而言者，无远而不察。愚人不知祸之将至，而反狂以喜，今用事者盖如此。我非不能言也，如此畏忌何哉？言王暴虐，人不敢谏也。”
臣按：祸乱之至必有几先，苟有智勇者皆能知之于未形之先，人君容受直言，彼有见者皆得以言之于上，使其知所以预备而早防之，则祸乱不作矣。为人上者，其尚毋使一世之人畏忌而不敢言哉。孟子曰：“不仁而可与言，则何亡国败家之有。”吁，不仁而可与言，尚免亡败之祸，况未至于不仁者哉？
《左传》：襄公十四年，师旷曰：“天生民而立之君，使司牧之勿使失性，有君而为之贰（卿佐），使师保之勿使过度，是故天子有公、诸侯有卿、卿置侧室（支子之官）、大夫有贰宗（宗子之副贰者）、士有朋友、庶人工商皂隶牧圉皆有亲昵，以相辅佐也。善则赏之，过则匡之，患则救之，失则革之，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（补其愆过）察（察其得失）其政。史为书（谓太史君举则书），瞽为诗，工（乐人）诵箴谏，大夫规诲，士传言，庶人谤，商旅于市，百工献艺，故《夏书》曰：‘遒人以木铎徇于路，官师相规，工执艺事以谏。’正月孟春，于是乎有之，谏失常也（有遒人徇路之事）。天之爱民甚矣，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，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？必不然也。”
臣按：师旷始曰“天生民而立之君，使司牧之勿使失性”，终曰“天之爱民甚矣，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，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”。由是言观之，可见人之生也虽有贵贱，皆禀天地之性，然人人不能皆循其所固有而或至于失之，是以上天于众人之中立其一人以为万民之牧，使不失其性焉。非固假是崇高富贵之位以畀之，使其恣肆于民上以快其所欲也，若是则是弃天地之性矣。天意岂若是哉？是以受天命居民上者，兢兢业业惟民失其性是惧，孜孜汲汲以求善言，随时随处而资规诲、箴谏之益，惟恐弃天地生人之性，负天命立君之意，悖上天爱民之心。
《国语》：周厉王虐，国人谤王。王怒，得卫巫（卫国之巫），使监（察也）谤者，以告则杀之。国人莫敢言，道路以目（不敢发言，以目相视而已）。王喜，告召公曰：“吾能弭谤矣，乃不敢言。”召公曰：“是障（防也）之也。防民之口甚于防川，川壅而溃，伤人必多，民亦如之。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，为民者宣之使言。故天子听政，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（诗以讽之），瞽（无目者）献典（乐典也），史（掌书者）献书，师（小师也）箴（箴刺缺失），瞍（无眸子曰瞍）赋（赋公、卿、列士所献之诗），阇（有眸子而无见者）诵（弦歌讽诵箴谏之语），百工谏（百工各执其技事以谏），庶人传语（庶人卑不能直达，传其语以达王也），近臣尽规（近侍之臣尽其规正），亲戚补察（父兄、宗属补察其过），瞽（乐师也）、史（太史也）教诲，耆、艾修之（耆、艾，老者，师傅之属），而后王斟酌焉，是以事行而不悖。”
臣按：召公之所以为厉王告者，是即三代盛王所以求言纳谏之实迹也。三代之王未必人人皆贤圣也，而其所以为治后世辄推之以为不可及者，诚以当是之时人人得言，左右前后无非敢言之人，词章曲艺无非规正之具，善则劝之以必行，否则沮之而必止。几方萌而已遏，过不著而外闻，是以政无悖事、国无谤言而天下享和平之治，有以也夫。
汉文帝二年，诏曰：“朕闻之，天生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，人主不德、布政不均则天示之灾以戒不治。乃十一月晦，日有食之，适见于天灾孰大焉。朕获保宗庙，以微眇之身托士民君王之上，天下治乱在予一人，惟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。朕下不能治育群生，上以累三光之明，其不德大矣。令至其悉思朕之过失及知见之所不及，丐以启告朕，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。”
臣按：此后世人主以灾异求言之始。自文帝因日食下此诏，后凡遇日食与夫地震、山崩、水旱、疾疫之类，皆下诏求言，遂为故事。此亦人君克谨天戒之一端。天下国家之事，每因灾害皆许人指言得失，则人君时时得以闻过失与其知见之所不及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，则天下国家其有不治也哉？
文帝每朝，郎从官上书疏，未尝不止辇受其言。言不可用置之，言可用采之，未尝不称善。
臣按：三代以下，称帝王之贤者文帝也。帝之善政非止一端，而好言纳谏尤其盛德焉。后世人主于封章之入固有未尝一经目者，况敢犯其行辇而欲其止而受之乎？可用者未必肯用，不可用者辄加之罪，心知其善而口非之者亦有矣，况本不善而称其善乎。吁，若文帝者，可谓百世帝王之师矣。
帝又尝下诏曰：“古之治天下，朝有进善之旌、诽谤之木，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也。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，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，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？其除之。”
胡寅曰：“妖言令之始设也，必谓其摇民惑众，有奸宄贼乱之意。及其失也，则暴君、权臣假此名以警惧中外，塞言路也。故贾谊论秦曰：‘忠谏者谓之诽谤，深计者谓之妖言。’夫忠臣为上尽忠深计，其言必剀切君身，探未然之事，陈危亡之戒，不止于近在目前者。自小人观之曰：‘是特扬君过以卖直，其未然之事、危亡之形，汝安得知之？殆诽谤妖言耳。’此策既行，使中外之人钳口结舌，人君不闻其过，沦于危亡而不悟。夫既以忠谏深计为诽谤妖言，则指鹿为马、指野鸟为鸾，蝗生则曰不食嘉谷，岁饥则曰路无饿殍，凡贤否是非、治乱得失，一切反理诡道，倒言而逆说之，欺惑世主，使沦于危亡，其罪岂特诽谤之比，其为妖也不亦大乎？呜呼，文帝除此令，其享国长世宜哉。”
臣按：秦法有诽谤妖言之禁，至是文帝始除之。吁，文帝既除之矣，后世人臣上言而乃犹坐以诽谤妖言之罪，何哉？是袭亡秦之迹也。
十五年，诏曰：“昔者大禹勤求贤士，施及方外，四极之内，舟车所至、人迹所及靡不闻命，以辅其不逮。近者献其明，远者通厥聪，比善戮力以翼天子，是以大禹能亡失德，夏以长咺。高皇帝亲除大害、去乱从，并建豪英以为官师，为谏争辅天子之阙而翼戴汉宗也。今朕获执天下之正，以承宗庙之祀，朕既不德，又不敏，明弗能烛而智不能治，此大夫之所着闻也，故诏有司，诸侯王、三公、九卿及主郡吏各帅其志，以选贤良明于国家之大体、通于人事之终始及能直言极谏者各有人数，将以匡朕之不逮。二三大夫之行当此三道，朕甚嘉之，故登大夫于朝，亲谕朕志。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、吏之不平、政之不宣、民之不宁四者之阙，悉陈其志，毋有所隐，上以荐先帝之宗庙，下以兴万民之休利，著之于篇，朕亲览焉。”
臣按：此后世人主发策策士求言之始。自文帝下此诏后，后世临轩策士盖本诸此，是亦人主求言之一端也。然惟应故事而已，求其真能明国家之大体、通人事之始终及能直言极谏，疏君之不德、吏之不平、政之不宣、民之不宁如此诏者，盖鲜矣。万一有之，能听纳其言而见之于施行者尤为鲜焉。甚者反因其言之切直而黜退之，如唐文宗之于刘綖者焉。惟宋仁宗时，考官以苏辙对策切直欲黜之，仁宗曰：“朕以直言取人而以直言弃之，人其谓我何？”斯言也，可以为后世人主策士求言之法（此因策士求言）。
唐高祖时，孙伏伽诣阙以三事上谏。帝大悦，因谓裴寂曰：“隋末无道，上下相蒙，主则骄矜，臣惟谄佞，上不闻过，下不尽忠，至使社稷倾危，身死匹夫之手。朕拨乱反正，念在安人，比每虚心接待，冀闻谠言，然惟李纲差尽忠款，伏伽可谓诚直，余人犹踵弊风，俯首而已，岂朕所望哉？”
臣按：高祖创业之君，故知前代所以致亡之道。所谓上下相蒙，主骄矜而臣谄佞，上不闻过，下不尽忠，至使社稷倾危，身死匹夫之手，此数言者切中末世君臣之弊，读之使人凛然，有天下国家者可不念哉！
太宗谓侍臣曰：“夫人臣之对帝王多顺旨而不逆，甘言以取容。朕今发问欲闻己过，卿等须言朕愆失。”长孙无忌等咸曰：“陛下圣化致太平，臣等不见其失。”刘洎曰：“陛下化高万古，诚如无忌等言，然顷上书有不称旨者，或面加穷诘，无不惭退，非奖进言者之路。”帝曰：“卿言是也，当为卿改之。”
臣按：人之常情，少有过失恒惧人言，稍涉疑似辄加怪责，况万乘之君乎？太宗发问欲知己过，责臣下言其愆失，可以为百世帝王之法矣。厥后继体之君高宗亦谓其臣曰：“往日侍奉膝下，见五品以上论事或有仗下，面奏或有进状，论者终日不绝，岂今时无事，公等何不言也？自今以后宜数论事，若不能面奏，任各进状。”宪宗亦谓其臣曰：“朕读《贞观政要》，以太宗神武，每有一事少涉过差，群臣进谏者往复数四，况朕寡昧，自今每有事不得中者，卿须十论，不得一二而已。”吁，二帝之言若此，岂非太宗诒谋之善，故其子若孙得于观感而兴起效法也哉？
太宗问魏徵曰：“人主何为而明，何为而暗？”对曰：“兼听则明，偏信则暗。昔尧清问下民，故有苗之恶得以上闻，共、鲧、兜不能蔽也。秦二世偏信赵高，以成望夷之祸；梁武帝偏信朱异，以取台城之辱；隋炀帝偏信虞世基，以致彭城阁之变。是故人君兼听广纳，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。”帝曰：“善。”
臣按：三代以下，好谏之君以唐太宗为称首。陆贽尝举以告其君曰：“太宗以虚受为治本，以直言为国华，有面折廷诤者必为霁雷霆之威而明言奖纳，有上封献议者必为黜心意之欲而手敕褒扬，故得有过必知，知而必改，存致雍熙之化，没齐尧舜之名。此后世人主所当取法者。”
太宗神采英毅，群臣进见皆失举措，太宗知之，每见人奏事必假以辞色，冀开规谏。尝谓公卿曰：“人欲自见其形必资明镜，君欲自知其过必待忠臣。苟其君愎谏自贤，其臣阿谀顺旨，君既失国，臣岂能自全？如虞世基等谄事炀帝以保富贵，炀帝既弑，世基亦诛。公辈宜用为戒，事有得失无惜尽言。”
臣按：贾山告汉文帝有曰：“雷霆之所击无不摧折者，万钧之所压无不糜灭者，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，势重非特万钧也。开道而求谏，和颜色而受之，用其言而显其身，士犹恐惧而不敢自尽，又况于纵欲恣暴，恶闻其过乎？震之以威，压之以重，则虽有尧舜之智、孟贲之勇，岂有不摧折者哉？如此则人主不得闻其过，社稷危矣。”今观太宗每于臣下奏事而假以辞色，使之得以尽言而无惧，盖有合于贾山之说，其视后世人主恐臣下尽言厉色严威以临之者，盖霄壤矣。中举末世君臣为戒，欲其臣下遇有得失毋惜尽言，其言儆切，可为世戒。
陆贽言于其君（德宗）曰：“古语有之，顺旨者爱所由来，逆意者恶所从至，故人臣皆争顺旨而避逆意，非忘家为国、捐身成君者，谁能犯颜色、触忌讳，建一言、开一说哉？是以哲后兴王知其若此，求谏如不及，纳善如转圜，谅直者嘉之，讦犯者义之，愚浅者恕之，狂诞者容之。仍虑骄汰之易滋而忠实之不闻也，于是置敢谏之鼓、植告善之旌、垂戒慎之鼗、立司过之士。犹惧其未也，又设官制以言为常，由是有史为书，瞽为诗，工诵箴谏，大夫规诲，士传言，庶人谤。尚恐其怠也，每岁孟春，遒人以木铎徇于路而振警之，官司相规，工执艺事以谏，其或不恭，邦有常刑。然非明智不能招直言，非圣德不能求过行，招直则其智弥大，求过则其德弥光。惟衰乱之朝、暗惑之主，则必讳其过行、忿其直言，以阿谀为纳忠，以谏诤为扬恶，怨溢于下国而耳不欲闻，腥德达于上天而心不求悟，迨乎颠覆犹未知非。情之昏迷乃至于是，故明者广纳以成德，暗者独用而败身，成败之途千古相袭，与败同辙者罔不覆，与成同轨者罔不昌，自当矫夏癸、殷辛拒谏饰非之慝，协大禹、成汤拜言改过之诚，士无贤愚咸宜录用，言无大小皆务招延，固不可有忤逆之嫌、甘辛之忌也。夫君人者以众智为智，以众心为心，恒恐一夫不尽其情，一事不得其理，孜孜访纳，惟善是求，岂但从谏不咈而已哉，乃至求谤言、听舆诵。葑菲不以下体而不采，故英华靡遗；刍荛不以贱品而不询，故幽隐必达。晋文听舆人之诵而霸业兴，虞舜设诽谤之木而帝德广，斯实圣贤之高躅，陛下何疾焉？”又曰：“虞舜察迩言故能成圣化，晋文听舆诵故能恢霸功。《大雅》有询于刍荛之言，《洪范》有谋及庶人之义，是则圣贤为理，务询众心，不敢忽细微，不敢侮鳏寡。侈言无验不必用，质言当理不必违，逊于志者不必然，逆于心者不必否，异于人者不必是，同于众者不必非，辞拙而效速者不必愚，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。是皆考之以实、虑之以终，其用无他，惟善所在，则可以尽天下之理、见天下之心。臣每读史书，见乱多治少，因怀感叹，尝试思之，窃谓为下者莫不愿忠，为上者莫不求治，然而下每苦上之不治，上每苦下之不忠，若是者何？两情不通故也。下之情莫不愿达于上，上之情莫不求知于下，然而下恒苦上之难达，上恒苦下之难知，若是者何？九弊不去故也。所谓九弊者，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，好胜人、耻闻过、骋辨给、炫聪明、厉威严、恣强愎，此六者君上之弊也；谄谀、顾望、畏忄耎，此三者臣下之弊也。上好胜必甘于佞辞，上耻过必忌于直谏，如是，则下之谄谀者顺旨而忠实之语不闻矣；上骋辨给必剿说而折人以言，上衔聪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诈，如是，则下之顾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辞不尽矣；上厉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，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规，如是，则下之畏忄耎者避罪而情理之说不申矣。夫以区域之广大、生灵之众多、宫阙之重深、高卑之限隔，自黎献而上获睹至尊之光景者逾亿兆而无一焉，就获睹之中得接言议者又千万无一，幸而得接者犹有九弊居其间，则上下之情所通鲜矣。”
臣按：后世人臣之善谏其君者无如贽，贽之此疏论人君听言纳谏之道无余蕴矣。臣谨详载于篇，伏睹其篇末，又曰：“理乱之戒，前哲备言之矣；安危之效，历代尝试之矣。旧典尽在，殷鉴足征，其于措置施为，在陛下明识所择耳。伏愿广接下之道，开奖善之门，弘纳谏之怀，励推诚之美。其接下也，待之以礼，煦之以和，虚心以尽其言，端意以详其理，不御人以给，不自炫以明，不以先觉为能，不以臆度为智，不形好恶以招谄，不大声色以示威。”又曰：“其纳谏也，以补过为心，以求过为急，以能改其过为善，以得闻其过为明。故谏者多，表我之能好；谏者直，示我之能容；谏者之狂诬，明我之能恕；谏者之漏泄，彰我之能从。有一于斯，皆为盛德。”斯言也诚万世人君听言纳谏之龟鉴，臣不复他有所言，请即是以为九重献。
宋太祖建隆二年，诏令每月内殿起居百官以次转对，并指陈时政得失，事有急切，许非时入阁上章，不候次对。
高宗诏：“自今后，行在百官日轮一员面对，朕当虚宁以听其言。”
臣按：唐人有转对之制，宋太祖因之许令百官以次转对，遂为一代之法。终宋之世，君得以亲其臣，臣得以近其君，言论之间得以相接，上下之情得以交通，非惟得以周知天下之事、下民之情，而凡臣下才器之高下、学识之浅深、心术之邪正亦终于是得以见焉。
哲宗初即位，首召司马光，至告其君曰：“《周易》天地交则为《泰》，不交则为《否》。君父天也，臣民地也，是故君降心以访问，臣竭诚以献替，则庶政修治、邦家乂安。君恶逆耳之言，臣营便身之计，则下情壅蔽，众心离叛。近年士大夫以偷安苟容为智，危言正论为狂，是致下情蔽而不上通，上恩壅而不下达，闾阎愁苦痛心疾首而上不得知，明主忧勤宵衣旰食而下无所诉。公私两困，盗贼已繁，犹赖上帝垂休，岁不大饥，祖宗贻谋，人无异志，不然则天下之势可不为之寒心乎？臣愚以为，今日所宜先者莫若明下诏书，广开言路，不以有官无官之人，应有知朝政阙失及民间疾苦者，并许进实封状，尽情极言。在京则于鼓院投下，画时进入；在外则于州军投下，附递奏闻，皆不得取责副本，强有抑退。陛下于听政之暇略赐省察，其义理精当者即施行其言而显擢其人，其次取其所长舍其所短，其狂愚鄙陋无可采取者报闻罢去亦不加罪。如此则嘉言日进，群情无隐，陛下虽深居九重，四海之事如指诸掌，举措施为惟其所欲，乃治安之原、太平之基也。群臣若有沮难者，其人必有奸恶畏人指陈，专欲壅蔽聪明，此不可不察。”
臣按：哲宗初政，召司马光于洛，问光所当先者，光首上此疏，且以谓治安之原、太平之基在此。臣窃以为，光之此疏非独当时人君所当知，实万世人君所当知者也。臣尝因是而通论之，言者心之声也，人心有所蕴必假言以发之。帝王莫如尧，尧以言为试人之则；圣贤莫如孔子，孔子以言为知人之本。是则言之为言，其所关系之大有如此者，是以自古帝王既自谨其所言，尤必求人之言以为己助，因人之言以为己鉴。闻则拜之，听则纳之，卑辞以诱之，厚礼以招之，多方以来之，博问以尽之，和颜悦色以受之，大心宏度以容之，或为之科目如所谓直言、极谏者，或为之设官如所谓拾遗、补阙者，或因灾眚而下诏以求，或因患难而责己以访，或为轮对之制使人人得以自达，或设登闻之鼓使事事得以上闻，无非求天下之言，以成天下之治，以通天下之情。是以陈言而善者则立赏以劝之，传曰“兴王赏谏臣”是也；当言不言者则制刑以威之，《书》曰“臣下不匡其刑墨”是也；言虽过于讦直有所不堪忍者，亦容以受之而不加之以罪，史曰“杀谏臣者其国必亡”是也。夫如是，则嘉言罔攸伏，君德之修否、朝廷之阙失、臣下之贤佞、民生之休戚，皆因言以达之于上，有以为思患豫防之计而不至于噬脐无及之悔，则天下国家永无危亡之患矣。昔晋平公问于叔向曰：“国家之患孰为大？”对曰：“大臣持禄而不极谏，小臣畏罪而不敢言，下情不得上通，此患之大者。”呜呼，患而谓之大，岂非言路不通其患必至于危亡也哉？是故天下之患莫大于人君处危亡之地而不自知，人臣知危亡之祸而不敢言。为人上者诚能广陈言之路，弘容言之量，言之善者有赏，言之非者无罪，当言而不言者有罚，则大臣不至于持禄，小臣不至于畏罪，而下情上通矣。天下国家又岂有危亡之患哉？故曰治安之原、太平之基在此，伏惟圣明留意。
以上广陈言之路
卷五
△正百官
▲总论任官之道
《虞书皋陶谟》曰：无旷（废也）庶官，天工人其代之。
蔡沈曰：“人君代天理物，庶官所治无非天事，苟一职之或旷则天工废矣，可不深戒哉。”
臣按：宋儒陈大猷曰：“天子能以一心察天下之几，不能以一身兼天下之务，任之庶官而己不可使旷。非无其人之为旷，非其人之为旷也。天下之事无一不出于天，天不自为，人代为之，一官旷则一事阙矣。”元儒吴澂亦曰：“天下之事皆天之事，天以此事付之君，君不能自治而分之人，是庶官所治之事皆代天而为之者也。”噫，人君诚知人臣所治之事皆天之事而付于我者，其必不肯任用非人，而致天事之旷以得罪于上帝矣。
《商书》：伊尹曰：“任官惟贤才，左右惟其人，臣为上为德、为下为民，其难其慎，惟和惟一（为皆去声）。”
蔡沈曰：“贤者有德之称。才者，能也。左右者，辅弼大臣。人臣之职为上为德，左右厥辟也；为下为民，所以宅师也。臣职所系其重如此，是必其难其慎。难者难于任用，慎者慎于听察，所以防小人也。惟和惟一，和者可否相济，一者终始如一，所以任君子也。”
臣按：为治之道在于用人，用人之道在于任官。人君之任官，惟其贤而有德、才而有能者则用之。至于左右辅弼大臣，又必于贤才之中择其人以用之，非其人则不可用也。人臣之职在乎致君泽民，其为乎上也，必陈善闭邪以为乎君之德；其为乎下也，必发政施仁以为乎民之生。如此之人然后任之于左右，俾其上辅君德、下济民生。既得如是之人，非用之之难、察之之谨，则其进也易而杂，而侥幸之小人得以间之矣；非待之以协和，信之以专一，则其用也乖而贰，而正大之君子不得以久安矣。吁！方用之之初则其难其慎，既用之之后则惟和惟一。其者必然之辞，惟者专一之谓。人君致审于斯，则知所以任官之道矣。
《说命》：惟治乱在庶官，官不及私昵（爱也），惟其能；爵罔及恶（凶也）德，惟其贤。
蔡沈曰：“庶官，治乱之原也。庶官得其人则治，不得其人则乱。六卿、百执事所谓官也，公、卿、大夫、士所谓爵也。官以任事故曰能，爵以命德故曰贤。惟贤惟能所以治也，私昵恶德所以乱也。”
臣按：蔡沈谓庶官治乱之原，盖以为治乱皆本于此也。夫人君用人以图治，惟其贤能而用之，则国家之治原于此矣。苟舍其贤者、能者，惟己之所亲爱者是用，虽有可恶之德不问也，如此，则列之五等、布之庶位者皆不仁不义之人、无礼无智之士，天下岂有不乱者哉？
《周书武成》：建官惟贤，位事惟能。
蔡沈曰：“建官惟贤，不肖者不得进；位事惟能，不才者不得任。”
《立政》：王左右常伯、常任、准人、缀衣、虎贲（音奔）。周公曰：“呜呼，休兹知恤（忧也），鲜哉。”
蔡沈曰：“王左右之臣，有牧民之长曰常伯，有任事之公卿曰常任，有守法之有司曰准人，三事之外，掌服器者曰缀衣，执射御者曰虎贲，皆任用之所当谨者。周公于是叹息，言曰：‘美矣此官，然知忧恤者鲜矣。’言五等官职之美，而知忧其得人者少也。”
臣按：常伯、常任、准人即下文所谓三事、三宅，诚周官之别名也。牧民之长曰常伯，所谓“宅乃牧”是也，其虞廷四岳之任乎？任事之公卿曰常任，所谓“宅乃事”是也，其虞廷典礼、典乐百揆之官乎？守法之有司曰准人，准之云者，掌法之官，刑罚当如准之平，即所谓“宅乃准”也，又非虞廷士师之职乎？缀衣者掌王之服器，居则张设者焉；虎贲者执王之器械，行则防护者焉。是常伯、常任、准人三者国之大臣，以共理朝廷之政；缀衣、虎贲二者王之亲臣，以供奉服御之用。宋儒吕祖谦谓：“职重者有安危之寄，职亲者有习染之移，其系天下之本一也。职有大小而经纶、康济、薰陶、涵养赖焉，知其美而加之忧，庶不以非人处之矣。”林之奇亦谓：“三宅固不可不得人，然进见有时。虎贲、缀衣之类则朝夕与王处，最亲且密，苟非其人则主德内蔽，大臣虽贤何所施其力哉（缀衣即今内司设尚衣等监之职，虎贲即今锦衣卫之职）？”吁！有大臣理国之政，有亲臣在君之侧，二者皆得其人，则君之左右所闻、所见者无非正理，国之任用所施所行者无非仁政。任官如此，天下岂有不治哉！
《礼记王制》：凡官民材（谓凡民之有材加以官也），必先论之（论谓考评其行艺之详也），论辨然后使之，任事然后爵之，位定然后禄之。
臣按：此古者官人之法。夫民莫不有材也，顾上用之何如耳。然民生草泽中，林林总总之多，苟非在上者有以评论之于先，又何以知其材而用之哉？后世一惟资格用人，稽考簿书岁月次序，无复先王论辨之意，此所以任用不得其人而治效不古若也。
《缁衣》：子曰：“大臣不亲，百姓不宁，则忠敬不足而富贵已过也，大臣不治而迩臣比（私相亲也）矣。故大臣不可不敬也，是民之表也；迩臣不可不慎也，是民之道也。君毋以小谋大，毋以远言近，毋以内图外，则大臣不怨、迩臣不疾而远臣不蔽矣。”
孔颖达曰：“大臣离贰不与上亲，政教烦苛，百姓不宁，是臣不忠于君、君不敬于臣所以致然，由君与臣富贵已过极也。大臣不肯为君理治职事，由迩臣与上相亲比也。君无与小臣而谋大臣之事，无以远臣共言近臣之事，无以内臣共谋外臣之事，所以然者，恐各为朋党彼此交争，转相陷害，故不图谋。若能如此，则内外情通，小大意合，大臣不怨恨于君也，近臣不为人所非毁，远臣不被障蔽也。”
臣按：先儒谓此章言大臣不信而小臣之比，国之大患也。盖大臣之任，国之安危系焉。用之斯信之可也，居其任而不亲信之，则下之人知其不为上所亲信也，是以令之而不从，制之而不服，此百姓所以不宁也。所以然者，由臣之忠不足于君，君之敬不足于臣，徒富之贵之，至于太过焉耳。君以富贵豢其臣，臣以富贵豢其身，为下者不知尽忠以启上之敬，为上者不复致敬以来下之忠，两相乖贰不相亲信，如此，则大臣不得治其事，嬖宠之小臣相与亲比，而大臣之柄反为所移夺矣。是故人君于大臣必加敬焉，而不可轻以其系国之治忽而民所瞻望以为仪表者也；于迩臣必致慎焉，而不可忽以其系君之好恶而民之所由以为道路者也。敬之则大臣得以治其事，慎之则迩臣不至于相比昵矣。不以小臣谋大臣，则大臣不至于怨乎；不以不使远臣间近臣，则近臣不至于疾视其上。不使左右宠幸之臣图谋四方宣力之士，则远臣之贤不为近臣所壅蔽矣。先儒谓小谋大、远言近、内图外三者，任臣之大害也。臣窃以谓，远言近者百一二，小谋大者什三四，内图外者什八九，人君任人之际诚能亲信大臣而敬之，审择迩臣而慎之，则股肱得其人而耳目不为人所蔽矣。呜呼，可不念哉！
以上论总论任官之道△定职官之品《舜典》：帝曰：“咨，汝二十有二人。钦哉，惟时亮天功。”
朱熹曰：“二十二人，四岳、九官、十二牧也。《周官》言内有百揆、四岳，外有州牧、侯伯，盖百揆者所以统庶官而四岳者所以统十二牧也。”
臣按：天下之大非止一方也，而统宗会元于国都之中、朝廷之上，必君总治于上，臣分治于下，然后事有统纪，民有依归，而天下平定焉。然君一人而已，所统之地非一所也，所治之民非一人也，所行之事非一类也，必欲事理民安而无一处不到焉，非立官以分理之不能得也。自唐虞之世已设官二十有二人以分理天下，内焉有九官而总之于百揆，外焉有十二牧而总之于四岳。舜之咨命，其于九官人各为之辞，随其职而致其戒勉之意，其于十二牧也则人共为一辞，其所分牧虽有不同而所以命之为民之意则无不同也。大抵天立君以为之子，君立官以为之臣，无非为乎斯民而已。盖天生蒸民不能以自治而付之君，君承天命不能以独理而寄之臣，则是臣所治者君之事，君所治者天之事也。帝舜于受终告摄之后首询四岳，次咨十有二牧，然后及于百揆、九官者，岂不以百揆、九官所治者事而四岳十二牧所牧者民。凡夫朝廷之间百官庶务，何者而非为民者乎？帝既分命之，又总告之，而要其终于“钦哉，惟时亮天功”之一语，以见臣之事即君之事，君之事即民之事，民之事即天之事也。我朝内设六部即虞廷之九官，外建十三布政司即虞世之十有二牧，名虽不同而所理之事则一，地虽有异而分牧之意则同，其所以立制度、明纪纲，真可以为万世法者也。
《商书说命》：乃进于王曰：“呜呼，明王奉若（顺也）天道，建邦设都，树后王（天子也）君公（诸侯也），承以大夫师长，不惟逸豫，惟以乱（治也）民。”
蔡沈曰：“明王奉顺天道，建邦设都，立天子、诸侯，承以大夫师长，制为君臣上下之礼，以尊临卑、以下奉上，非为一人逸豫之计而已也，惟欲以治民焉耳。”
熊禾曰：“明王奉若天道，建邦设都，树后王君公，承以大夫师长，不惟逸豫，惟以乱民。至哉，斯言千万世为人君者之龟鉴也。桀惟不知此而汤有鸣条之师，纣惟不知此而武有孟津之会。师旷言于晋侯曰：‘天之爱民甚矣，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，以从（纵也）其淫而弃天地之性？’为人君者闻此言可以悚然惧矣。”
臣按：天立乎君，君奉乎天，天固非以一人之故而立其人以为君，人君亦非以其人之故而以之为诸侯、大夫、师长。人君则当奉顺天道，人臣则当承顺君命。天之道在生民，人君之命亦在生民。人君知天之道为生民，立我以为君则必爱天之民，而不肆虐于天之所生者而竭其力、尽其财以为私奉；人臣知君之命为生民，设我以为诸侯、大夫、师长则必恤君之民，而不敢肆毒于君之所付者而竭其力、尽其财以为私用。君则奉乎天而顺之，臣则承乎君而行之，则生民无不得其所者矣。是则上天所以立君，而明王所以顺天道、定职官以为民者大意盖如此。世之为君臣者，恶可不知其所以然之故哉？
《周官》：唐虞稽古，建官惟百。内有百揆、四岳，外有州牧、侯伯。庶政惟和，万国咸宁。夏、商官倍，亦克用乂（治也）。明王立政，不惟其官，惟其人。
蔡沈曰：“百揆、四岳总治于内，州牧、侯伯总治于外，内外相承，体统不紊，故庶政惟和而万国咸安。夏商之时世变事繁，观其会通，制其繁简，官数加倍，亦能用治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之多，惟其得人而已。”
臣按：此唐、虞、夏、商四代之官，是即上文所谓制治未乱、保邦未危之事，明王所以立政者也。盖官不在多，惟在得人，得其人则一人可以兼数人之事，不得其人虽丛数人不如得一人也。此唐虞之官惟百而治，继而夏商倍之为二百亦克用治，用是以保邦，用是以制治，所以上下相承、内外相维而永无危乱之患也欤。（以上总论设官）
《尧典》：克明俊德，以亲九族。《周礼》：少宗伯掌三族之别，以辨其亲疏。
陈傅良曰：“《尧典》言九族而《周礼》言三族，三族父、子、孙也，九族高祖至玄孙也。三族举其本，九族极其末，举三族则九族见矣。”
臣按：施仁之序亲亲而后仁民，为治之道齐家而后治国，故史臣纪尧之典，于治效被格之后即继之以明德亲族之言，盖以出治之本在此也。当时虽未设官，观其叙亲睦九族于平章百姓、协和万邦之前，则其立言之序轻重可见矣。自成周以三族之别掌于少宗伯之官，后世因之列宗正于九寺之中，殊失帝尧睦亲之道。我圣祖超然远见，特立宗人府于六部之上，其秩一品，专以皇亲掌之，可谓得帝尧亲族之深意而足以为万世法矣。
汉高祖七年，初置宗正官以叙九族。
臣按：班固《汉书表》：“宗正，秦官，掌亲属。”盖汉因秦制而设之也。（以上宗人）
《周官》：立太师、太傅、太保，兹惟三公。论道经邦，燮理阴阳。官不必备，惟其人。
贾谊曰：“保者，保其身体。傅者，傅之德义。师者，道之教训。”
少师、少傅、少保曰三孤（特也），贰公弘化，寅亮天地，弼予一人。
胡安国曰：“古者，三公无其人则以六卿之有道者上兼师保之任，冢宰或阙亦以三公下行端揆之任。禹自司空进宅百揆。”又曰：“作朕股肱耳目，是以宰臣上兼师保之任也。周公为师。”又曰：“位冢宰、正百工，是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职也。所以然者，三公与王坐而论道，故难其人；而冢宰总百官、均四海，亦不易处也。”吕祖谦曰：“案《顾命》，太保领冢宰，毕公领司马，毛公领司空，别有芮伯为司徒、彤伯为宗伯、卫侯为司寇，则周时三公兼六卿。三公无职，六卿则有职者也；三公论道，而六卿行道者也。以三公兼六卿，合本末精粗于一原也。”
陈傅良曰：“周之三公多是六卿兼之，但其人足以兼公则加其公之职位，无其人则止为卿而已。三公、三孤皆无其人则阙焉而已，而六卿自若也。要之，成周以三公、三孤待非常之德，故曰‘官不必备，惟其人’。”
臣按：公、孤之职，夏商以前未有也，其名始见于此。昔大舜命伯禹总百揆，高宗爰立傅说作相，则成周之世未闻有是名意者。立公孤而以六卿兼之，是即揆相之任欤。我朝稽古定制，革去前代中书省，仿六典立六部，而公、孤之职间以六卿兼之，其亦成周此意也。呜呼！是职也未易称也，必其人果能论道经邦、燮理阴阳然后可以当三公之寄，果能贰公弘化、寅亮天地然后可以当三孤之任，不然宁阙毋备可也。（以上公、孤）
冢（大也）宰（治也）掌邦治，统百官，均四海。
蔡沈曰：“天官卿治官之长，是为冢宰。内统百官，外均四海，盖天子之相也。百官异职，管摄使归于一，是之谓统；四海异，宜调剂使得其平，是之谓均。”
臣按：冢宰今吏部尚书之职。
司徒（徒者众也，主民众故曰司徒）掌邦教，敷五典，扰（驯也）兆民。
蔡沈曰：“地官卿主国教化，敷君臣、父子、夫妇、长幼、朋友五者之教，以驯扰兆民之不顺者而使之顺也。”
臣按：司徒今户部尚书之职，但周时所掌者教化，后世则专理户口、财赋之事焉。呜呼！唐虞三代之时其民淳朴，其于天理民彝无甚相悖焉者，犹且设官以掌之，俾其敷布教条以驯扰夫亿兆之民。后世风气日漓，民心不古，顾无有大臣以专掌教事，所以禁之者仅见于刑官弼教之设，此亦可以观世变矣。
宗伯掌邦礼，治神人，和上下。
蔡沈曰：“春官卿主邦礼，治天神、地祗、人鬼之事，和上下尊卑等列。春于四时之序为长，故其官谓之宗伯。成周合乐于礼，官谓之和者，盖以乐而言也。”
臣按：宗伯今礼部尚书之职。司马掌邦政，统六师，平邦国。
蔡沈曰：“夏官卿主戎马之事，掌国征伐，统御六军，奔驰邦国。平谓强不得陵弱、众不得暴寡而人皆得其平也。军政莫急于马，故以司马名官。何莫非政，独戎政谓之政者，用以征伐而正彼之不正，王政之大者也。”
臣按：司马今兵部尚书之职。夫国之大事在戎，宋以枢密院专掌兵政，与中书省并谓之“两府”。今制设兵部以掌兵政，所以统军旅、专征伐则归之五军都督府焉。兵部有出兵之令而无征伐之权，五军有统兵之权而无出兵之令，彼此相维，内外相制。其法制之善，前代所未有者也。
司寇掌邦禁，诘奸慝，刑暴乱。
蔡沈曰：“秋官卿主寇贼法禁（群行攻劫曰寇），诘奸慝，刑强暴作乱者。掌刑不曰刑而曰禁者，禁于未然也。”臣按：司寇今刑部尚书之职。
司空掌邦土，居四民，时地利。
蔡沈曰：“冬官卿主国空土以居士、农、工、商四民，顺天时以兴地利。”
臣按：司空今工部尚书之职。但周时所掌者度地居民、量地制邑之事，后世则专理营造工作之事焉。六卿分职，各率其属，以倡九牧，阜成兆民。
吕祖谦曰：“六卿者万事之纲也，为天下者始于立纲纪，故一曰邦治；纲纪既立，首教之以人道之大，故二曰邦教；人道立则必有节文之者，故三曰邦礼；教立礼行而犹有干纪乱常者焉，则将帅之事也，故四曰邦政；大罪陈之原野，降此则有司之法在，故五曰邦禁；民迁善远罪然后可以永奠其居，故六曰邦土终焉。六卿分职，各率其属，以倡九牧，阜成兆民，为治体统，上下相统，内外交应，本末具举，丝牵绳联，无一节不相关处。天下虽广会，头都在六卿上，冢宰相天子而统百官，则司徒以下无非冢宰之所统，乃均列一职而并数之为六卿，何也？纲固在网之中，而首亦岂处乎身之外哉？乾坤之与六子并列于八方也，冢宰之与五卿并居于六职也，一也。”
蔡沈曰：“六卿分职，各率其属官，以倡九州之牧，自内达之于外，政治明，教化洽，兆民之众莫不阜厚而化成也。”
臣按：《周礼》每卿六十属，六卿三百六十属。六卿所分之属在唐分为二十四司。今制，吏部四司文选、验封、稽勋、考功；户部十二司则分隶浙江等十三藩，仍量繁简，带领直隶府州，每一司内仍各分为民、度、金、仓四科；礼部四司仪制、祠祭、主客、精膳；兵部四司武选、职方、车驾、武库；刑部十三司如户部之制，仍各分为宪、比、司门、都官四科；工部四司则营缮、虞衡、都水、屯田也。司设郎中、员外郎、主事以分主各部所掌之职，而统于尚书、侍郎。吏部所掌则天下官吏选授、勋封、考课之政令，户部所掌则天下人民田土、户口、钱粮之政令，礼部则掌天下礼仪、祭祀、宴享、贡举之政令，兵部则掌天下军卫、武官选授、戎马之政令，刑部则掌天下刑名、徒隶、句覆、关禁之政令，工部则掌百工、山泽之政令。六部统各司，各司分掌天下之务，如网之有纲，如丝之有纪，上下相承，巨细毕举，其官属虽无三百六十之多，其间脉络相通，体统不紊，深得《周官》六典之遗意，自有《周礼》以来二千余年仅见行于今日者也。臣伏睹《皇明祖训》有曰：“自古三公论道，六卿分职，并不曾设立丞相。自秦始置丞相，不旋踵而亡。汉、唐、宋因之，虽有贤相，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。今我朝罢丞相，设五府、六部、都察院、通政司、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，彼此颉颃不敢相压，事皆朝廷总之，所以稳当。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，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，文武群臣劾奏，将犯人凌迟，全家处死。”呜呼！此我圣祖高见远虑，超出百王之上，是诚有合于成周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之意，则是今日之五府、六部卿佐与夫都察院、通政司、大理寺，皆前代三省、两府执政之官也。虽无宰执之名，实理宰执之事，但其事一总于朝廷而不颛颛任于一人，是以百年以来，朝廷无纷更之弊，臣宰无专擅之祸，上安其政，下保其位如一日也。说者犹云政权必有所在，不有所统必有所归，其中不无旁落下移之处、潜持默运之人，苟非其人，其弊有不可胜言者。是以我太宗皇帝即位之初，即选文学之臣七人者，俾居内阁专掌制诏，凡国家大典礼、大政令、大事几皆得以预闻谟谋，既定然后付所司行之，不予之以名而予之以实，自是以为故事余七千年于兹矣。夫不予之以名则下无作福作威之具，予之以实则上赖询谋咨访之益，其处置之善、防虑之深，汉、唐以来所未有者也。（以上六部）
《舜典》：帝曰：“龙，朕堲（疾也）谗说殄（绝也）行（谓伤绝善人之事也），震惊朕师（众也，其言不正骇众听也）。命汝作纳言，夙夜出纳朕命，惟允。”
朱熹曰：“纳言官名，命令、政教必使审之，既允而后出，则谗说不得行而矫伪无所托矣；敷奏、复（奏事也）逆（受下奏也）必使审之，既允而后入，则邪僻无自进而功绪有所稽矣。周之内史、汉之尚书、魏晋以来所谓中书门下者，皆此职也。”
臣按：纳言今通政司之职。我太祖高皇帝命曾秉正为通政使，谕之曰：“壅蔽于言者祸乱之萌，专恣于事者权奸之渐，故必有喉舌之司以通上下之情，以达天下之政，昔者虞之纳言、唐之门下省皆其职也。官以通政为名，政犹水也，欲其常通无壅遏之患，其审命令以正有司，达幽隐以通庶务，当执奏者勿忌避，当驳正者勿阿随，当敷陈者毋隐蔽，当引见者毋留难，毋巧言以取容，毋苛察以邀功，毋谗间以欺罔，公清直亮以处厥心，庶不负委任之意。”呜呼，后世人臣有居此职者服膺圣祖此训，则非惟其职任之修举，而于辅成国家太平之治实亦有赖焉。（以上通政司）
《尧典》：乃命羲、和（羲氏、和氏主历象授时之官），钦（敬也）若（顺也）昊（广大之意）天，历（纪数之书）象（观天之器）日月星辰，敬授人时（耕作之候，凡民事早晚之所关者）。
《周礼》：冯相氏（冯，乘也。相，视也。言登台以视天文也）掌十有二岁（岁星所在十有二次）、十有二月（谓斗柄所建）、十有二辰（谓日、月所会）、十日（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、己、庚、辛、壬、癸）、二十有八星之位（星即宿也），辨其叙事，以会天位。
保章氏（保，守也。章，文也）掌天星，以志星辰、日、月之变动，以观天下之迁（谓灾祥、祸福之迁动者），辨其吉凶，以星土（星所主之土）辨九州之地所封（封犹界也），封域皆有分星（如角、亢、氐，兖州；房、心，豫州之类），以观妖祥。
臣按：唐尧之羲、和，成周之冯相、保章，即今钦天监之职。夫陶唐以前法制未立，占步之术未详，天道幽远，非有神圣之德不足以知之，故帝尧命官以羲、和为第一义，自是以后，纪数之书则有一定之历，观天之器则有一定之制，故成周冯相氏、保章氏皆世其官以专其业，不过春官宗伯一属吏而处于群僚之中，而其所以命之之始亦不复有如尧之钦敬也已。虽然，尧之所以钦顺乎天道，即所以敬授乎民时也，不徒总命之于朝廷，而又分命之于四方。盖象以正历，历以定时，无非以为民而已。成周之制则专主于天而不及于民，此尧、舜所以为万世法欤。近代制历观象之官，往往以司天为名。噫，巍巍乎惟天为大，在人君者日当敬而顺之，夫岂一事一物之职而臣下可司之乎？我圣祖改前代司天台为钦天监，得帝尧钦若之心于数千载之上，其敬天勤民之心可以为万世帝王法。虽然，钦之一言非但人君所当尽，而任职之臣尤不可不尽也。《夏书》曰：“先王克谨天戒，臣人克有常宪。”谨者恐惧修省以消变异也，常宪者奉法修职以供乃事也。为人君者固当谨天戒于上，然非莅职之臣奉法修职以供其事，则天戒之垂，人君容有不尽知者矣。故先王尤严于畔官离次，俶扰天纪之诛。夫谓之天纪者，岁、日、月、星辰历数也，历数之法，久则不能无差，我朝之历承元之旧，今用之百年余矣，天道参差不齐，久则有变，所以厘正之而使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者，政有在于今日。（以上钦天监）
天官膳夫，上士二人，中士四人，下士八人，府二人，史四人，胥十有二人，徒百有二十人。掌王之食（饭也）饮（酒浆）膳（牲肉也）羞（有滋味者），以养王及后世子。
臣按：膳夫即今光禄寺官之职。膳夫食官之长，自膳夫以下庖人、内饔、外饔、亨（烹同）人等官皆以士为之属于冢宰。秦时为大官令，汉始有光禄勋，然乃持戟宿卫之官，以之司膳羞始于南北朝，唐、宋因之。今制，光禄寺有四署，曰大官，即《周官》庖饔之任；曰珍羞，即《周官》笾人之职；曰良酝，《周官》酒正是也；曰掌醢，《周官》醢人是也。夫人君一身为天地民物之主，宗庙社稷之所关，是尤不可以无所养，要必内养其德、外养其体可也。膳夫所掌食饮膳羞之类，虽以养君之体，而君之德亦于是乎系焉。故用之必以其道，行之必以其时，苟肥甘鲜美之是耽而贪冒沈酣之弗职，则所掌之人为有罪矣。晋平公之宰夫责司聪、司明之罪，其以此欤。虽然，是职也又非特供王后、世子之膳与其荐羞而已，凡祭祀之牲体荐俎、宾客饔餐飨食皆在所司，虽曰饮食口腹之奉，而皆大有关系焉。屈到以荐芰致讥，陈平以恶具反间，专诸以匕首进食生祸乱，是皆由于饮食之微也，是亦不可不戒。（以上光禄寺）
医师掌医之政令，聚毒（五毒也）药（五药也）以共医事，凡邦之有疾病者（轻曰疾，重曰病）、疕疡者（头疮曰疕，身疮曰疡），则使医分而治之，岁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。
疾医掌万民之疾病，四时皆有疠疾，以五味（酸、苦、甘、辛、咸）、五谷（稻、麦、黍、稷、豆）、五药（草、木、虫、石、谷）养其病，以五气（心、肝、脾、肺、肾所藏之气）、五声（五脏所发之声）、五色（五脏所发之色）、氐（视也）其死生。
疡医凡疗疡，以五毒攻之，以五气养之，以五药疗之。
臣按：《周礼》医师即今太医院之职，疾医今所谓内科也，疡医今所谓外科也。医之说见于经典，始于《商书》“若药弗瞑眩，厥疾弗瘳”之一语。盖药所以攻病，故医师所掌之政令、所聚之药以毒为先，而疡医所疗五毒之攻亦在五气之养之前，其意可见矣。夫治病用药而用其毒，如人之驭恶人、控猛兽，非善于驾驭制伏者往往反受其害，苟非有传授之素、讲贯之功，一旦而付之斯人死生之命，不至于实实虚虚、损不足益有余而夭阏人生也者几希。今世之业医者挟技以诊疗者则有之矣，求其从师以讲习者何鲜也。我祖宗内设太医院，外设府、州、县医学，医而以学为名，盖欲聚其人以教学，既成功而试之，然后授以一方卫生之任，由是进之以为国医，其嘉惠天下臣民也至矣。臣愿究成周所以谓之医师、国朝所以立为医学之故，精择使判以上官，聚天下习医者俾其教之养之，读轩、岐之书，研张、孙之技，试之通而后授之职，因其长而专其业，稽其事以制其禄，则天下之人皆无夭阏之患而跻仁寿之域矣，是亦王者仁政之一端也。（以上太医院）
以上论定职官之品。臣按：国朝设官不止于六部、通政司、光禄寺、钦天监、太医院也，而以定职官之品不及五军都督府（见本条司马下及“严武备”类“本兵之柄”条）、都察院（见本类“重台谏之任”条）、大理寺（见“慎刑宪”类“设典狱之官”条）、太常寺（见“秩祭祀”类）、翰林院中书舍人（见本类“简侍从之臣”条）、六科（见本类“重台谏之任”条）、国子监（见“崇教化”类“设学校以立教”条）、太仆寺（见“严武备”类“牧马之政”条）、禁卫（见“严武备”类“宫卫之禁”条）、京尹监司、府州县（见“固邦本”类“择民之长”条）者，各从其类也。
卷六
▲颁爵禄之制
《周书武成》曰：列爵惟五，分土惟三。
蔡沈曰：“列爵惟五，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也。分土惟三，公侯百里、伯七十里、子男五十里之三等也。”
臣按：封爵之制，自唐虞时已别为五等，曰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。观《虞书》所谓“辑五瑞，修五玉”，解者谓瑞玉为五等诸侯所执之圭、璧可见矣。
《周礼天官》：大宰以八柄诏王驭群臣，一曰爵，以驭其贵；二曰禄，以驭其富。
《春官》：内史掌王之八枋（枋与柄同）之法以诏王治，一曰爵，二曰禄。
《夏官》：司士以德诏爵（有德者告于王而爵之），以功诏禄（有功者告于王而禄之），以能诏事（有才能者告于王，俾以治事），以久奠食（食饩廪也，以任事之久而定之）。
臣按：公侯伯子男、孤卿大夫士，爵也；天子之田至君十卿禄，禄也。爵以贵之，臣非得君之爵则无以为荣；禄以富之，臣非得君之禄则无以为养。是爵禄者天子所操之柄，所以崇德报功而使之尽心任力、砺世磨钝而使之趋事赴功者也。其柄必出于上，非人臣所得专也。故《周礼天官》之大宰、内史，《夏官》之司士，其于爵禄惟以诏告于王而已，非敢自专其柄也，以此为防，惟恐司其事者或有所专擅。后世乃有非所攸司而手握王爵、口衔天语者，安得不罹凶国害家之祸哉？
孟子曰：“天子一位，公一位，侯一位，伯一位，子、男同一位，凡五等也。君一位，卿一位，大夫一位，上士一位，中士一位，下士一位，凡六等。”
朱熹曰：“此班爵之制也。五等通于天下，六等施于国中。”
“天子之制，地方千里，公、侯皆方百里，伯七十里，子、男五十里，凡四等。不能五十里不达于天子，附于诸侯，曰附庸（因大国以姓名通，谓之附庸）。天子之卿受地视（比也）侯，大夫受地视伯，元士受地视子、男（不言中、下士，视附庸也）。大国地方百里（次国七十里、小国五十里），君十（十倍之也）卿禄，卿禄四（四倍之也）大夫（次国卿禄三大夫，小国二大夫），大夫倍（倍，一倍也）上士，上士倍中士，中士倍下士，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，禄足以代其耕也（次国、小国皆同）。”
朱熹曰：“此班禄之制也。君以下所食之禄皆助法之公田，藉农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，士之无田与庶人在官者则但受禄于官，如田之入而已也。”
臣按：孟子言班爵禄之制与《周礼》《王制》不同。《周礼》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，侯四百里，伯三百里，子二百里，男百里，而孟子则通天子而言，公、侯皆方百里，伯七十里，子、男五十里。《王制》王者之制禄爵，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凡五等，而孟子则通天子言，而以子、男同一位而为五等诸侯之上大夫卿、下大夫、上士、中士、下士凡五等，而孟子则兼君言而通以为六等，与夫王朝卿、大夫、士分地受禄之制亦有不同者焉。孟子固先自言“其详不可得闻”矣，此盖其略尔。先儒亦谓其“不可考，阙之可也”。臣姑载之于篇而微考其所以与二书不同者，以见成周所颁爵禄之制其大略有如此者。（以上爵禄之制）
《洪范》：凡厥正人，既富（禄之也）方谷（善也），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，时人斯其辜。
蔡沈曰：“在官之人有禄可仰，然后可责其为善。廪禄不继，衣食不给，不能使其和好于而家，则是人将陷于罪戾矣。”又曰：“必富之而后责其善者，圣人设教欲中人以上皆可能也。”
臣按：汉张敞、萧望之言于其君曰：“仓廪实而知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。今小吏俸率不足，常有忧父母妻子之心，虽欲案身为廉，其势不能。”宋夏竦亦曰：“为国者皆患吏之贪而不知去贪之道也，皆欲吏之清而不知致清之本也。臣以为去贪致清者在乎厚其禄、均其俸而已，夫衣食阙于家，虽严父慈母不能制其子，况君长能检其臣乎？冻馁切于身，虽巢、由、夷、齐不能固其节，况凡人能守清白乎？”二臣之言，其庶几《洪范》之意欤。
《王制》曰：夫圭田无征。孟子曰：“卿以下必有圭田，圭田五十亩。”
朱熹曰：“此世禄常制之外又有圭田，所以厚君子也。圭，洁也，所以奉祭祀也。”
臣按：三代盛时，所以优待君子者如此其厚，唐、宋之职田盖其遗意也。
汉宣帝诏天下曰：“吏不廉平则治道衰，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禄薄，欲其毋侵渔百姓，难矣。其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（若食一石则益五斗）。”
光武诏增百官俸，十石以上减于西京旧制，六百石以下增于旧秩。
臣按：此二诏皆推《洪范》“既富方谷”之意。益官之俸而于吏之小者尤加厚，可谓善推古人之意而广之矣。宣帝所谓“吏不廉平则治道衰”尤为确论，有天下国家者不可不知也。
宋太祖诏曰：“吏员冗多难以求其治，俸禄鲜薄而未可责以廉。与其冗员而重费，不若省官而益俸。州县宜以口数为率，差减其员，旧俸外增给五千。”
臣按：宋太祖所谓“与其冗官而重费，不若省官而益俸”，此古今之至论也，臣敢举以为今日献。
以上论颁爵禄之制
▲敬大臣之礼
《周易》：晋（坤下离上），康侯（安国之侯）用锡马蕃庶，昼日三接。
程颐曰：“六五以柔居君位，明而顺丽，为能待下宠遇亲密之义，是以为‘康侯用锡马蕃庶，昼日三接’也。大明之君，安天下者也。诸侯能顺附天子之明德，是康民安国之侯也，故谓之‘康侯’。是以享宠锡而见亲礼，昼日之间三接见于天子也。不曰公卿而曰侯，天子治于上者也，诸侯治于下者也，在下而顺附于大明之君，诸侯之象也。”
朱熹曰：“晋，进也。‘锡马蕃庶，昼日三接’，言多受大赐而显被亲礼也。”
臣按：侯而谓之康者，以其有康民安国之功而得为侯者也。大明之君在上，臣下顺附而奉承之而有康民安国之功，是以人君必锡之以宠数，车马至于众多，接之以亲礼，昼日至于三接。在外之侯且然，则内之公卿可知也。后世人主于在外之诸侯，旷世不一再见；于内之公卿，或五日一朝，或间日视朝，其勤者虽一日一朝，然惟应故事而已。颜面之不亲，情意之不孚，况望其昼日之间三接乎？夫惟接见之频，然后其情可以通，其言可以入，势分不至于悬隔，而上下无壅蔽之患、内外无废坠之事也。有志任贤求治之主，尚念之哉。
《虞书》：帝曰：“吁，臣哉邻哉，邻哉臣哉。”禹曰：“俞。”孔颖达曰：“邻，近也。君臣道近，相须而成。”
臣按：先儒谓臣以分言，邻以情言，君臣之间一于分则离、一于情则亵，故帝舜于大禹既欲其尽臣道以亲助于我，曰“臣哉邻哉”，又欲其亲助我以尽臣道，曰“邻哉臣哉”，反复咏叹之不置。舜叹而言之，禹俞而然之，君臣之际其交相亲近有如此者。后世人君之于臣下，不过于严则过于渎，此上下之情所以不孚，而治功之成恒不若于古欤！
帝庸（用也）作歌（诗歌）曰：“敕（戒敕）天之命，惟时（无时而不戒敕）惟几（几事之微也，无事而不戒敕）。”乃歌曰：“股肱（臣也）喜哉，元首（君也）起（兴也）哉，百工熙（广也）哉。”皋陶拜手稽首飏（大言而疾曰飏）言曰：“念哉，率（总率）作兴事，慎乃宪（谨其所守之法），钦哉。屡（数也）省乃成，钦哉。”乃赓（续也）载（成也）歌曰：“元首明哉，股肱良哉，庶事康（安也）哉。”又歌曰：“元首丛脞（烦碎）哉，股肱惰（懈怠）哉，万事堕（倾圮）哉。”帝拜曰：“俞，往钦哉。”
蔡沈曰：“舜将欲作歌而先述其所以歌之意，皋陶将欲赓歌而亦先述其所以歌之意。舜作歌而责难于臣，皋陶赓歌而责难于君，君臣之相责难者如此，有虞之治兹所以为不可及也。”
臣按：虞廷君臣相与赓歌，以元首、股肱为言，以见君臣一体之意。君之歌则先股肱，臣之歌则先元首，于咏歌欢乐之中寓推尊致敬之意。当是时也，一堂之间、君臣之际；臣敬君则拜稽以飏其言，君敬臣则致拜以俞其语，君臣一心，上下忘势，此虞廷之君臣所以为万世法，而其治效所以为不可及欤。
《诗大雅卷阿》其首章曰：有卷（曲也）者阿（阿，大陵也），飘风自南。岂弟君子（指成王也，下放此），来游来歌，以矢（陈也）其音。次章曰：伴涣尔游矣，优游尔休矣（伴涣、优游皆闲暇之意）。岂弟君子，俾尔弥尔性，似先公酋矣（酋，终也）。
朱熹曰：“此诗召公从成王游，歌于卷阿之上，因王之歌而作此以为戒。首一章总叙以发端，次章言王既伴涣优游矣，又呼而告之，言使尔终其寿命，似先君善始而善终也。”
臣按：本朝学士朱善曰：“天下之可乐者莫如泰和盛治之时，而可虑者亦莫如泰和盛治之时。曷为其可乐而又可虑也？盖泰和盛治之时，以三光则得其明，以四时则得其序，以庶类则得其所，是诚可乐也，然治极而不戒则乱亦于此乎兆。天地盈虚与时消息，而谓治可保其常不乱乎？此其所可虑也。夫惟虑之于极治之时，此有虞所以有皋陶之赓歌，有周所以有召公之《卷阿》也。”
第三章曰：尔土宇反章（反章，大明也），亦孔之厚矣。岂弟君子，俾尔弥尔性，百神尔主矣（谓终其身为天地、山川、鬼神之主也）。第四章曰：尔受命长矣，茀禄尔康矣（茀、禄皆福也）。岂弟君子，俾尔弥尔性，纯嘏尔常矣（则纯大之福，常享而不失矣）。
臣按：此二章朱熹所谓极言寿考、福禄之盛，以广王心而歆动之者也。宋儒有言，汉文之时贾谊为之痛哭流涕，如祸患之迫乎其后，谊之忧国诚深矣。然其言太过而无优游不迫之意，帝退而观天下之势不至于此则一不之信，然后知康公之戒君其言亦有法也。由是以观，则知人臣之告君，惧之以祸患，不如歆之以福寿可知矣。虽然，此为人臣告君者言尔，若夫人君畏天命而悲人穷者，固当求贤慕祖以迓福寿于方来，尤当戒谨恐惧以消祸患于将萌，二者不可偏废也。
第五章曰：有冯（谓可为依者）有翼（谓可为辅者），有孝（谓能事亲者）有德（谓得于己者），以引（导也）以翼（相也）。岂弟君子，四方为则。
吕祖谦曰：“贤者之行非一端，必曰有孝有德者何也？盖人主常与慈祥笃实之人处，其所以兴起善端、涵养德性，镇其躁而消其邪，日改月化有不在言语之间者矣。”
朱熹曰：“此章言得贤以自辅，如此则其德日修而四方以为则矣。自此章以下乃言所以致上章福禄之由也。”
其卒章曰：君子之车，既庶且多。君子之马，既闲且驰。矢（陈也）诗不多，维以遂歌。
朱熹曰：“此章谓君子之车马则既众多而闲习矣，其意若曰是亦足以待天下之贤者而不厌其多矣。遂歌盖继王之声而遂歌之，犹《书》所谓赓载歌也。”
臣按：此诗先儒谓召公从成王游歌于卷阿之上而作，其卒章所谓“维以遂歌”犹《书》皋陶赓帝舜之载歌也，则是自古圣帝明王所以敬礼其臣，相与游歌者有自来矣。洪惟我太祖高皇帝万几之暇，条成《大诰》三编以示天下臣民，其初编之首即托始以“君臣同游”为第一，其言曰：“昔者人臣得与君同游者，其竭忠成全其君，饮食梦寐未尝忘其政。所以政者何？惟务为民造福，拾君之失，撙君之过，补君之阙。显祖宗于地下，欢父母于生前，荣妻子于当时，身名流芳，千万载不磨。”噫，圣祖之心所以为圣子神孙虑者深矣。盖君尊如天，臣卑如地，其分至严，矧继世之君生长深宫，其于臣下尤易悬绝，盖一日之间，视朝之际仅数刻耳，退朝之后所亲接者宦官、宫人，所谓贤士、大夫者无由亲近也，于是乎发为“君臣同游”之训。谓之游者，则凡便殿燕闲之所、禁掞行幸之处无不偕焉，如皋陶赓明良之歌、召公从卷阿之游是已。然尤恐其臣之同游也或启君之怠荒或长君之淫纵，于是又教之曰：务在成全其君，饮食梦寐不忘其政，惟务为民造福，拾君之失，撙君之过，补君之阙。又恐其臣不知所以感发而歆动者，于是又期之以显祖宗、欢父母，显荣生前，流芳后世。噫，圣祖之心所以感发其臣，而为圣子神孙虑一何深且远哉？臣于是尤有以见古今圣君贤相其心千万世而相通也，何则？召公作诗以臣而告君也，故以寿考、福禄之盛以歆动其君之心，俾其兴起于善，求贤用善以为法祖致治之基；圣祖作诰以君而告臣也，故以显荣流芳之效以歆动其臣之心，使其感发于善，尽忠福民以为成全其君之地。可见君臣之义千古一心，圣贤之心万世一理。后之践圣祖之位以奉天出治者，尚当以圣祖之心为心；居召公之位以从君游歌者，尚当以召公之心为心，臣不胜惓惓。
《周书召诰》：今冲（幼也）子嗣则无遗寿耇，曰其稽（考也）我古人之德，矧曰其有能稽谋自天？
蔡沈曰：“幼冲之主于老成之臣尤易疏远，故召公言今王以童子嗣位，不可遗弃老臣，言其能稽古人之德，是固不可遗也，况言其能稽谋自天，是尤不可遗也。稽古人之德则于事有所证，稽谋自天则于理无所遗。无遗寿耇，盖君天下者之要务，故召公特首言之。”
臣按：蔡沈言“无遗寿巉，君天下者之要务”，盖寿巉之人阅世久而涉历深，于凡前王之政、祖宗之典，古今兴衰治乱之迹、当世沿革废举之由，莫不有以知其所当然及其所以然，如此则是、如此则非，如此则成、如此则败，如此则治、如此则乱，灼然于心胸之间，了然于见闻之际，粲然于指画之顷。于事有所证，非徒为是空言也；于理无所遗，非徒为此驾说也。人君为治，诚能不遗斯人，惟其言之是咨是用，则其治效之臻，视夫用彼新进少年不经事者，其相去奚翅十百哉！
《毕命》：惟公（毕公）懋（盛大之义）德，克勤小物（细行也），弼亮四世（文、武、成、康），正色率下，罔不祗（敬也）师（法也）言（训也）。嘉绩多于先王，予小子（康王自谓也）垂（垂衣）拱（拱手）仰成。
蔡沈曰：“毕公既有盛德，又能勤于细行，辅导四世，风采凝峻，表仪朝着（谓朝内列位有常处），若大若小，罔不祗服师训，休嘉之绩盖多于先王之时矣。今我小子复何为哉，垂衣拱手以仰其成而已。”
臣按：史渐曰：忠厚近迂阔，老成若迟钝，先王终不以此易彼者，盖世臣旧德功业已见于时、闻望已孚于人，商功利、课殿最虽不若新进者，至于雍容廊庙，天下想望其风采，足以廉顽立懦、敦薄厉偷，如泰山乔岳，初无运动之劳而功之及人厚矣。毕公四世元老，虽有不可及之盛德，常有不自足之诚心，小物不以不必勤而不勤，嘉绩不以已多于前时而或怠，正色敛容而使人之非意自消，出辞吐气而使天下之群心胥服。吁，斯人也，其《书》所谓寿蒨、《诗》所谓老成人欤？人君诚能得斯人而付倚毗之任，以正朝纲，以敦雅俗，垂衣拱手以仰其成，尚何政教之不孚、强暴之不服哉？
《诗序》曰：《行苇》，忠厚也。周家忠厚，仁及草木，故能内睦九族、外尊事黄耇，养老乞言以成其福禄焉。
臣按：此《诗》旧序，朱熹辨其与诗意不合，然以其外尊事黄巉、养老乞言以成其福禄，得古昔盛王敬老求言之意，故载于篇。
《荡》之什曰：匪上帝不时，殷不用旧。虽无老成人，尚有典刑。曾是莫听，大命以倾。
朱熹曰：“老成人，旧臣也。典刑，旧法也。言非上帝为此不善之时，但以殷不用旧，致此祸尔。虽无老成人与图先王旧政，然典刑尚在，可以循守，乃无听用之者，是以大命倾覆而不可救也。”
谢枋得曰：“三代而上，国有大政、有大议、有大疑皆决于老成人之言。曰图任旧臣人共政，殷先王所以立国也；曰人惟求旧，曰无侮老成人，盘庚所以兴也；曰汝惟商耇成人，宅心知训，周公所以训康叔也；犁老播弃，格人罔敢知吉，纣所以亡也；在位罔有耆旧，俊在厥服，平王所以东迁也。”
臣按：为治之具在人与法而已，有人以为咨询，谋为之用；有法以为持循，凭借之资。用老成之人，行见成之法，则凡所以咨询而见于谋为者皆先王之旧政成宪，用之久而事无弊、行之习而民相安者，由是而循守之以为凭借之资，则可以存国体、安民生、保天命，千万年如一日也。不幸而老成凋丧，而先王之旧法幸有存者持循而凭借之，犹可以系人心、延国祚而不至于倾覆，苟骤用新进，轻变旧法，其不至于丧乱也者几希。若宋神宗舍韩琦、富弼，听用王安石变祖宗旧法，以驯致靖康之祸，兹其明验欤。
《礼记内则》：凡养老，五帝宪（法也），三王有（乂也）乞言。
臣按：年之贵乎天下久矣，五帝三王莫不有养老之礼，然其所以养之者有国老焉、有庶老焉。所谓国老者国家耆旧之臣，盖尝执政服役、食君之禄、任君之事者也，非徒加之以执浆执爵之仪、祝噎祝哽之礼，实欲法其善行体之于己以为美德，求其善言服之于行以为良法焉。
《中庸》：子曰：“敬大臣则不眩。”又曰：“官盛任使，所以劝大臣也。”
朱熹曰：“不眩谓不迷于事。敬大臣则信任专，而小臣不得以间之，故临事而不眩也。官盛任使谓官属众盛足任使令也。盖大臣不当亲细事，故所以优之者如此。”
臣按：朱熹于《中庸或问》论劝大臣之道无复余蕴，前编已载之矣，兹不重赘。夫敬大臣，九经之一也。敬大臣本于尊贤，尊贤本于修身，而修身则又本于诚焉。诚者真实无妄之谓，心有不诚则所以修身者无实德，所以尊贤者无实礼，所以敬大臣者貌敬而心不孚，言入而实不继，皆为虚文矣。故曰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，所以行之者一也，一者诚而已矣。
汉贾谊上文帝疏曰：“廉耻节礼以治君子，故有赐死而亡戮辱，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。礼，不敢齿君之路马，蹴其刍者有罚，所以为主上豫远不敬也，所以体貌大臣而厉其节也。臣闻之，履虽鲜不加于枕，冠虽敝不以苴履（苴者履中之藉也）。夫已尝在贵宠之位，天子改容而礼貌之矣，吏民尝俯伏以敬畏之矣。今而有过，令废之可也，退之可也，赐之死可也。若夫束缚之，系咺之（谓以长绳系之），输之司寇，编之徒官，小吏詈骂而榜笞之，殆非所以令众庶见也。夫卑贱者习知尊贵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，非所以尊尊贵贵之化也（详见前编）。”
臣按：贾谊此言盖为当时大臣多以罪下狱而发，文帝果深纳其言，养臣下有节，是后大臣有罪皆自杀不受刑。呜呼，谊之此言非特以救当时之弊，盖人君待臣之礼所当然也。史谓文帝深纳其言，养臣下有节。养之云者，盖欲其同入于德善之中而不至于罹吾之法也。孟子曰：“以善养人。”文帝其庶矣乎！
以上论敬大臣之礼。臣按：前编于“正伦理”已载君使臣之礼，而此又有敬大臣者，盖彼所谓臣者通小大而言，此则专言大臣也。
卷七
▲简侍从之臣
《书冏命》：王（穆王）若曰：“昔在文、武聪明齐圣，小大之臣咸怀忠良。其侍（给侍左右者）御（车御之官）仆从（太仆、群仆凡从王者）罔匪正人，以旦夕承（承，顺）弼（正救）厥辟，出入起居罔有不钦，发号施令罔有不臧。下民祗若，万邦咸休。惟予一人无良，实赖左右前后有位之士，匡其不及，绳（直也）愆纠（正也）谬，格其非心，俾克绍先烈（谓文、武）。”
蔡沈曰：“文、武之君聪明齐圣，小大之臣咸怀忠良，固无待于侍御、仆从之承弼者，然其左右奔走皆得正人，则承顺正救亦岂小补哉。”
林之奇曰：“左右近习非人则朝夕渐染，入于邪辟而不自知，大臣虽贤，君心已蠹矣。故须小大忠良，必群仆皆正人而后可。”
臣按：穆王命伯冏为太仆正，作此诰命之首述文王、武王有至圣之德，其一时小臣、大臣各怀其忠直良善之行，虽其侍奉、进御、仆役从官之微，无非正直之人，相与奉承辅弼之，是以其出入起居之间无有不敬者，发号施令之际无有不善者，由是下而民庶之敬顺，远而万国之休美。文武犹然，况我一人素无良善之德者乎？实必赖尔前后左右有位之士辅助我之所不及，直其愆过，正其舛谬，格其非僻之心，庶几能绍述我先烈之文、武乎。穆王此言非但以求助于伯冏，而实欲求助于一时前后左右侍从之臣有位者也。
《国语》：近臣进规。
臣按：侍从之职所谓近臣也。侍从之职虽各有所司，而皆以进规谏为要焉。
宋司马光言于其君（英宗）曰：“窃见祖宗之时，闲居无事常召侍从近臣，与之从容讲论万事，委曲详悉无所不至。所以然者，一则欲使下情上通，无所壅蔽；二则欲知其人能否，才器所任。是以黜陟取舍皆得其宜，太平之业由此而致。陛下龙飞，奄有四海，虽圣贤英睿得于天纵，然与当世士大夫未甚相接，民间情伪未甚尽知，臣谓宜诏侍从近臣每日轮一员直资善堂，夜则宿於崇文院，以备非时宣召。伏望圣慈少解严重，细加访问，以广聪明，裨益大政。”又曰：“臣屡曾上言乞诏侍从近臣每日轮直宿，以备非时宣召，已蒙开纳，将谓即时施行。自后迁延日久，窃意内外之臣必有欺惑天听而沮难之者，其意盖欲陛下常居禁中，不与群下相接，以壅蔽聪明而固其权宠，此岂忠臣之所为而陛下之福邪？臣愿陛下断自圣意，使之更直，听政余暇特赐召对，与之从容讲论古今治体、民间情伪，使各竭其胸臆所有，而陛下更加采择，是者取之，非者舍之，忠者进之，邪者黜之，如此则下情尽达而圣德日新矣。”
臣按：侍从之臣固当朝夕人主左右，无间昼夜者也。若惟进见有时，第于视朝行礼之时暂尔侍立，则又与群臣无异，乌在其为侍从哉？是以昼则更直，夜则入宿，非但以备不时宣召，万一宫禁有不测之变，亦必得人以筹度处置、属笔命辞。不然，仓卒之间何以应变哉？
范纯仁言于其君（神宗）曰：“本朝设侍从之官，自待制、谏议已上，学士、舍人，皆是古来九卿之职。朝廷待之恩礼既异，士民瞻仰位望亦崇，是宜朝夕论思，同共休戚。今乃忘本徇末，择易舍难，只将主判司局便为己之职事，人情既务因循，朝廷不加考核，其间乃有优游缄默，养望待迁，无爱君忧国之言，乏尽忠补过之义，或有时政得失，唯能退有后言，处之不惭，仅同胡越，未必人人苟禄。盖因习以成风，伏望明降诏旨，督责近侍，凡是朝廷阙失并须论列奏陈，所上封章其尽心论奏而言多中理者稍加褒进，其持禄不言或言而无取者量行黜责。如此，则庶职修举，朝廷获多士之助，近臣免尸素之讥。”
臣按：侍从之臣非止一类，凡在代言讲读之属，与夫给事左右之臣皆是也。虽其执事各有主判司局，然于供职之外，皆当蓄见闻以备顾问，进言说以尽规益，不可但缄默而已也。（以上总论侍从之臣）
《周礼》：内史掌王之八枋（与柄同）之法以诏王治，凡命诸侯及孤卿、大夫则策（策，简也）命之。吴澂曰：“内史犹今之内制翰林之职也。”
臣按：八柄诏于冢宰，内史复掌以诏王，盖史官公论之所出，爵禄废置、杀生予夺之柄有所不公，史氏直笔以书之。吴澂谓内史为翰林之职，盖以其命诸侯、公、卿、大夫则策命之，犹今学士院之草制诏也。然谓之史，乃掌文书赞治之名，今制并史馆于翰林，其亦此意欤？我太祖皇帝于吴元年已置翰林院，以陶安为翰林学士，于是设承旨学士、侍讲、侍读学士、直学士及待制、应奉等官。洪武九年诏定百官品级，承旨与六部尚书俱正三品，学士从三品，侍讲学士从四品。十八年三月始定翰林官制，而革承旨直学士、待制、应奉之名，设学士二员，秩五品；讲、读学士各一员，从五品，其属则有侍讲、侍读、五经博士、典籍、侍书、待诏，外此又设修撰、编修、检讨以为史官，皆属之翰林院焉。夫学士代言之官，讲读经筵之职，五经博士、典籍则前代秘书之属，侍书、待诏则前代供奉之名，而所谓史官者则前代著作、起居之任也，今则并属于翰林，则是今代翰林一司实兼前代诸职，其职任尤非他司比也。永乐初，太宗皇帝又柬七人者入内阁，专知制诰，备顾问，参预机务，然其秩犹止五品也。至仁宗皇帝又于本官上加以卿、佐、师、保，其任用尤为重焉。历任既久，又易本官以文渊阁大学士、华盖殿、谨身殿、武英殿大学士云。
《唐书》：学士之职本以文学言语备顾问，出入侍从，因得参谋议、纳谏诤，其礼尤宠，而翰林院者待诏之所也。唐制，乘舆所在必有文词经学之士，自太宗时名儒学士时时召以草制，然犹未有名号。乾封以后，始召文士元万顷等草诸文词，常于北门候进止，时人谓之“北门学士”。玄宗初，制翰林待诏，以张说、张九龄等为之，掌四方表疏批答，应和文章。既而又以中书务剧，文书多壅滞，乃选文学之士号翰林供奉，与集贤院学士分掌制诰书敕。后又改供奉为学士，别置学士院专掌内命，凡拜免将相、号令征伐皆用白麻。其后选用益重而礼遇益亲，至号为“内相”，天子私人内宴则居宰相之下、一品之上。唐之学士，弘文、集贤分隶中、书门下省，而翰林学士独无所属。
臣按：此设立翰林院之始。夫翰林之设，三代以前无有也，然《汤诰》《微子之命》之类，其体制言辞类非人君所自言者，安知当时无代言之臣哉？但其名制不见于经典，无可考耳。汉制，尚书郎主作文书起草，五日一美食，下天子一等，虽无代言之名，其端已见于此矣。至唐以后始设官以掌王言，居禁林深严之地，为天子亲信之臣。人主之心欲有所言、欲有所为，欲有所谋猷于庙堂，欲有所施设于朝廷，欲有所播告于天下，喜其人欲有所奖之，怒其人欲有以责之，皆假诸其手，俾代王言以宣其心、传其意，必得夫颖敏开通之士、谙练该博之才，授旨即得其心，听言即知其意，而言又足以成文，文又能以成章，举理而不遗其事，通今而不悖乎古，必得如是之人然后足以当是任。苟为不然，徒以其才藻之艳丽、言辞之捷给，而于治道、民情罔有所知，君德、治体略无所补，又焉用彼为哉？
宋翰林学士掌内制、制诰、赦敕、国书及宫禁所用之文辞，凡后妃、亲王、公主、宰相除拜则草词，赦降德音则先进草，乘舆行幸则侍从以备顾问，有所献纳则请对或奏对。
臣按：学士之职不止于代王言，而又以备顾问、资献纳焉。夫然则所用者不独以其能文辞而已，非道足以贯天人、学足以通古今、才足以适世用者，不足以膺此选也。
太祖谓宰相曰：“北门深严，当择审重士处之。”范质曰：“窦仪清介谨厚，然在前朝已自翰林迁端明，今又迁兵部尚书，难于复召。”上曰：“禁中非此人不可，卿当谕朕意，勉再赴职。”
太宗时，张洎欲迁翰林，上曰：“学士之职清切贵重，非他官可比。”
臣按：宋欧阳修尝举钱惟演，言朝廷之官，虽宰相亦可杂以他才为之，惟翰林学士非文章之士不可。夫学士之职，非有文章之士固不可冒此名也，然孔子所谓“有德者必有言”，韩愈亦谓“仁义之人其言蔼如”也。夫所谓文学之士，必得有道德仁义之人以处清切贵重之地，庶几可以华国尔，苟非其人而轻授之，岂不污是选哉？（以上言翰林学士）
唐玄宗开元三年，始召马怀素、褚无量更日侍读。
宋真宗咸平二年，以杨徽之、夏侯峤并为翰林侍读学士，班次翰林学士。臣按：此翰林置侍读及侍读学士之始。
汉明帝时，张酺数侍讲于御前；灵帝时，杨赐、刘宽俱侍讲于华光殿，虽有侍讲之号而未以名官。唐玄宗开元十三年，始置侍讲。宋真宗咸平二年，国子祭酒邢昺为侍讲学士。
臣按：此翰林置侍讲及侍讲学士之始。
唐玄宗谓宰相曰：“朕每读书有所疑滞无从质问，可选儒学之士使入内侍读。”宋太宗命吕文仲为翰林侍读，寓直禁中以备顾问。
真宗视朝之暇即令讲说，尝曰：“朕听政之余，惟文史是乐，讲论经义宁有倦耶？”
臣按：设官以讲读名，将资之以讲明经义，质正疑滞，非备其员以美观听也。官而谓之读、谓之讲，必执经以侍左右，讲道以明义理，然后足以称其名焉。（以上讲读学士）
唐制，史馆修撰掌修国史。
臣按：修撰之名始见于此，然考之史书，又有所谓北门修撰、集贤修撰、右文殿修撰者，皆所谓史官者也。
宋置会要所以修纂国史，置修国史、同修国史、修撰、同修撰、编修官、检讨官。
臣按：编修、检讨专以修史始见于此，前此固有所谓编修官者，盖专以修《经武要略》为职，属之枢密院，名虽同而实则异也。然编修、检讨在前代者皆名以官，我朝止称编修、检讨云，臣尝因是而通论古今之史官矣。夫天下不可一日而无史，亦不可一日无史官也。百官所任者一时之事，史官所任者万世之事。《周礼》宰夫八职有史以赞治，汉法太史公位丞相上，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、副上丞相，唐及宋宰相皆兼史官，其重有如此者。自成周有左、右史，汉有起居注，唐、宋之起居舍人、著作郎之属，皆所谓史官也。我朝开国之初犹设起居注，其后革之，而惟以修撰、编修、检讨当国史焉，遇有纂修则以大臣为之监修、学士为之总裁，其法制可谓简而要矣。然是职也，是非之权衡，公议之所系也，禹不能褒鲧，管、蔡不能贬周公，赵盾不能改董狐之书，崔氏不能夺南史之简，公是公非，纪善恶以志鉴戒，自非得人如刘知几所谓兼才、学、识三者之长，曾巩所谓明足以周万事之理、道足以适天下之用、智足以知难知之意、文足以发难显之情，不足以称是任也。虽然，此犹非其本也，若推其本，必得如元揭徯斯所谓有学问文章、知史事而心术正者，然后用之，则文质相称、本末兼该而足以为一代之良史矣。朝廷诚得斯人付以纂述之任，储之馆阁之中以为异日大用之阶，其所关系夫岂小哉？（以上史官）
汉武帝建元五年，初置五经博士。
臣按：此五经博士之始。夫五经之在汉，有专门之学，故当时各设博士以掌之，然不徒用以训诂名义而已。于凡朝廷政事之有更张，事体之有疑义，议论之际，博士皆得与焉，辄问以经义何当，汉之政尚经术犹为近古也如此。后世虽设此官，姑备其名焉尔，诚能复汉之故事，遇国家政事之有可疑者，俾文学经术之士皆得以议论，其间考古引经以为可否之决，其于明廷议政未必无所补。
《周礼》：太史掌建邦之六典，又有外史掌四方之志、三皇五帝之书。
汉氏图籍所在，有石渠、石室、延阁、广内贮之于外府，又有御史居殿中，掌兰台秘书及麒麟、天禄二阁，藏之于内禁。
后汉图书在东观，桓帝延禧二年始置秘书监一人，掌典图书，考合同异。
唐制，秘书省掌经籍图书之事，秘书郎掌四部图籍，校书郎掌仇典籍、刊正文章。
宋有秘书监掌古今经籍图书、国史、实录、天文历数之事，官有监、少监、丞，属有著作郎、秘书郎、校书、正字，各以其职隶于长贰。
宋太宗因唐制建昭文、史馆、集贤院于禁中，昭文、集贤置大学士、直学士，史馆置监修国史、修撰、直馆，昭文亦置直馆，集贤又有修撰、校理之职，名数虽异而职务略同。
谢绛曰：“太宗肇造三馆，立秘阁。真宗景德中，图书浸广，大延天下英俊之士，数临幸，亲加劳问，递宿广内，有不时之召。人人力道术、究艺文，知天子尊礼甚勤，而名臣高位繇此其选也。”
欧阳修曰：“用人非止一端，故取士不以一路。夫知钱谷、晓刑狱、熟民事、精吏干，以办集为功者，谓之材能之士；明仁义礼乐，通古今治乱，文章议论可以决疑定策、论道经邦者，谓之儒学之臣。善用人者必以材能之士布列中外，分治百职，使各办其事；以儒学之臣置之左右，与之日夕谋议，讲求其要而行之，而又于儒学之中择其尤者置之廊庙而付以大政，此用人之大略也。由是言之，儒学之臣岂在材臣之后哉？前世英主明君未有不以崇儒向学为先，而名臣贤辅出于儒学者十常八九。盖馆阁之职号为储材之地，两府阙人则取于两制，两制阙人则取于馆阁，馆阁者储辅相之地也。材既难得而又难知，故尝博采广求而多蓄之，时冀一得于其间则杰然而出为名臣矣。其余中人优游养育以成之，亦不失为佳士也。祖宗用人，凡有文章、有材、有行，或精一艺、长一事者，莫不蓄之馆阁而长养之，其杰然而出者皆为贤辅相，其余不至辅相而为一时之名臣者，亦不可胜数也。”
吕公著曰：“馆阁之职乃朝廷之华选，前世将相名臣多出其间，得人之盛难以遽数。比来虽有简拔，其数不多，其中又多外补，朝廷平日艰于收采，缓急必乏使令。古人有言，士不素养无以重国。”
臣按：前代藏书之府非止一处，而掌书之官非止一职，名数虽异而职务略同。今代图籍皆藏内阁，所设之官止一典籍焉。盖本朝翰林之官虽有异名，实无异职，其所储书非独以存前代之旧，盖将以资儒臣之考阅讲究，以开发其聪明以为异时大用之具也。仰惟太祖开基，既设翰林院置学士等官，又虑人才非储养作兴不能有成，乃洪武癸丑命编修张唯等十人入禁中文华堂肄业，诏宋濂为之师，上听政之暇辄幸堂中取其文亲评优劣，命光禄给酒馔，每食皇太子、亲王迭为之主，给冬、夏衣，时赐白金、鞍马。太宗永乐甲申，命学士解缙选新进士中材质英敏者，得修撰曾棨，编修周述、周孟简，庶吉士杨相、王英、王直等二十八人，又增周忱为二十九人，俾就文渊阁进其学，且谕之曰：“文渊阁古今载籍所萃，尔各食其禄，日就阁下恣尔玩索，务实得于己，庶国家皆得尔用。”命司礼监给笔札，光禄寺供饮馔，分钞以市膏烛，赐第以为居止。列圣相承按为故事，每遇开科间，于进士中选其俊异者如甲申制，读书中秘以储养之。前后得人比诸他进士为多，用之当时有得贤之效，书之史册为儒者之荣，是诚一代盛举也。臣伏读文皇帝谕棨等有曰：“人须立志，志立则功就，未有无志而建功成事者。汝等皆今之英俊，当立志远大，不可安于小成。为学必造道德之微，必具体用之全，为文必驱班、马、韩、欧之间，古之文学之士岂皆天成？亦积功所致也。”一时诸贤服膺圣训，莫不奋发立志，勉进学业，皆大有所成就，留者擅文学之名，出者播政事之誉。大哉皇言，其所以主张文教，作兴人才，为世道虑也一何远哉，三代以下所仅见也。嗟乎，贤才不易得，亦不易知，必随时而取之不限一时，必多方以试之不拘一艺，然后贤才毕用而无遗。苟惟取之于此时而他时则否，试之以一艺而他艺则否，而欲所用皆得其人，难矣。臣请著为定制，一次开科一次选用，简择之余乃分诸司观政，待新进士诣大学行释菜礼毕，即敕礼部谕俾各录平日所作文字投献（所作如诗赋、序记、铭颂、书论、拟古评史之类），封送翰林考订，其中有辞采文理其学可进者，别出题试之，其所试之文与所投之卷相称，即取以预选，不问年之长幼、质之强弱，苟有器识才思者，即如故事命官教育以俟其成，若其辞钩棘而意诡异者不在所取，三年之后随其材器而任使之。每科不必多选，所选不过二十人；每选不必多留，所留不过三五辈。如此，则国家储材以待用者无非通经学古、明体适用之儒，布诸庶位、列于内外者又皆得夫文学博雅之士，以错杂于政事、法理之间以润饰之，臣见天下彬彬然多文雅之士，儒皆真儒，吏非俗吏，凡其制作以华国、施为以辅世者，咸有可称述者矣。为治要务、用人要术莫先于此。（以上馆阁）
唐武德二年，改内史舍人为中书舍人。
臣按：此中书舍人设官之始。然是官也故隶于中书省，故以中书舍人为名。我朝罢中书省，尚仍其旧名，名虽同而实则异也。盖前代之中书与翰林学士分掌内、外制诰以为两制，盖属文之官也。我朝之中书舍人则专以书写为职耳。书者六艺之一，汉人谓之小学，以试学童为吏者也。夫人能之无庸设官，设之始自今日，盖以王言所系之重，前代乃属笔于吏胥，殊无慎重之意，祖宗以此设官盖有深意，必得夫素通经术、深明六书之义，心正笔正如柳公权所云者，居之庶不污王言耳。苟粗识偏旁而学术无素者，尚不足以当此，况又粗率侧媚而流品非清者哉？（以上中书舍人）
以上简侍从之臣。臣按：翰林之职以备顾问、参议论、侍讲读，谓之侍从可也，而博士、典籍、舍人等官亦系之侍从者，盖以今制皆属于翰林故也。中书舍人之职虽有专科，然所书者学士所草之制，况今内阁亦有舍人别书诏敕云。
卷八
▲重台谏之任
《周礼》：御史掌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治令，以赞冢宰（春官）。
臣按：御史之名始见于此，然其所职者乃邦国都鄙之治令以赞冢宰者也，汉因秦制而设此官，则专以司纠察之任，名虽同而其制则异也。
《通典》（唐杜佑作）：御史之名，《周官》有之，盖掌赞书而授法令，非今任也。战国时亦有御史，秦、赵渑池之会各命书其事，又淳于髡谓齐王曰“御史在前”，则皆记事之职也，至秦、汉为纠察之任。所居之署，汉谓之御史府，亦谓之御史大夫寺，亦谓之宪台（此御史称台之始），后汉以来谓之御史台，亦谓之兰台寺，隋及唐皆曰御史台，龙朔二年改为宪台，咸亨元年复旧。门北辟，主阴杀也，故御史为风霜之任，弹纠不法，百僚震恐，官之雄峻莫之比焉。
臣按：御史台即今都察院是也。前代有中书省而御史台之职专掌纠察，不得与之并列，我朝罢中书省而以政权分属六部，而都察院之设品级与六部同，其权视前代尤重云。
唐制，御史大夫一人，中丞二人，其属有三院：一曰台院，侍御史隶焉；二曰殿院，殿中侍御史隶焉；三曰察院，监察御史隶焉。大事奏裁，小事专达，凡有弹劾，御史以白大夫。
臣按：御史大夫即今左、右都御史之职，中丞即今左、右副佥都御史之职。唐有三院，今并其三于察院。祖宗设都御史六员，职专纠劾百司，辩明冤枉，提督各道，凡事之不公不法者皆在所理。其属有十三道，各设监察御史，曰浙江、曰江西、曰福建、曰湖广、曰山东、曰河南、曰山西、曰陕西、曰广东、曰广西、曰四川、曰云南、曰贵州，分掌其各布政司事，其京卫并直隶府卫则分隶焉。御史之职在纠劾百司，照刷文卷，问拟刑名，巡按郡县，是则朝廷耳目之任，所以振肃纪纲而防邪革弊者也。六部之职各有攸司，而都察院惟所见闻，不系职司，皆得以纠察焉。
御史大夫李承嘉尝召诸御史责曰：“近日御史言事不咨大夫，礼乎？”御史萧至忠曰：“御史，人君耳目，比肩事主，得自弹事，不相关白。若先白大夫而许弹事，如弹大夫不知白谁也！”
臣按：今六部官属皆书其部，如吏部属则曰吏部文选清吏司、兵部属则曰兵部武选清吏司之类是也，惟都察院则书其道而不系于都察院焉，是亦唐人之意也。
武后以法制群下，许谏官、御史得以风闻言事。
胡寅曰：“武后使谏官、御史以风闻言事，其兴奸慝、来谗谮、害忠良、伤公道之符契乎？朝廷者，众正之原，是非所仰以决，谮诉所望以明，毁誉所赖以公，人心服与不服一在是焉。彼风闻者，得于道听途说或两怒溢恶，岂皆真实？遽然按之以施刑罚，其差失多矣。既以风闻多不审谛，被言者又泯默被罪，不得申理而冤结无告，伤平明之政亦甚矣。”
臣按：后世台谏风闻言事始此，前此未有也，有之始自武氏。宋人因按以为故事，而说者遂以此为委任台谏之专。嗟乎，此岂治朝盛德之事哉！夫泛论事情风闻可也，若乃讦人阴私，不究其实而辄加以恶声，是岂忠厚诚实之道哉？夫有是实而后可加以是名，有是罪而后可施以是刑，苟不察其有无虚实，一闻人言即形之奏牍、置于宪典，呜呼，莫须有何以服天下哉？我祖宗著为宪纲，许御史纠劾百司不公不法事，须要明著年月、指陈实迹，不许虚文泛言、搜求细事，盖恐言事者假此以报复私仇、中伤善类、污蔑正人，深合圣人至诚治天下之旨。
睿宗时，侍御史杨孚弹纠不避权贵，权贵毁之，上曰：“鹰搏狡兔须急救之，不尔必反为所噬。御史惩奸慝亦然，苟非人主保卫之，则亦为奸慝所噬矣。”
臣按：睿宗此言可以为世主任用风宪之法。
肃宗在灵武时，武臣崛兴无法度，大将管崇嗣背阙坐，笑语喧纵，监察御史李勉劾其不恭，帝叹曰：“吾有李勉，朝廷始尊。”
穆宗时，夏州节度使李祐拜大金吾，违诏进马，侍御史温造劾之，祐曰：“吾夜入蔡州擒吴元济未尝心动，今日胆落于温御史矣。”
臣按：御史之设所以为朝廷，非为其人也。既授之以是职，必假之以是权，彼持其权以举厥职，则人知所严惮而不敢为恶，其为朝廷之益大矣。唐人有言：“御史为天子之耳目，宸居之堂陛未有耳目聪明、堂陛峻正而天子不尊者也。天子尊，未有奸臣贼子而不灭也。奸臣贼子灭矣，可以自朝廷至于海隅，荡荡然何所不理哉？”观于此言，则知古人设官之意。
宋制，御史入台，满十旬无章疏者，有辱台之罚。
臣按：宋朝切责御史以举其职，其严如此，盖惟恐其不言也。上之所以责之于其下者必欲其言，如此，居是职者虽欲缄默不言，不可得矣。
石介曰：“君有佚豫失德、悖乱亡道、荒政咈谏、废忠慢贤，御史府得以谏责之；相有依违顺旨、蔽上罔下、贪宠忘谏、专福作威，御史府得以纠绳之；将有凶悍不顺、恃武肆害、玩兵弃战、暴刑毒民，御史府得以弹劾之。君至尊也，相与将至贵也，且得谏责纠劾，之余可知也。”
曾肇曰：“御史责人者也，将相大臣非其人，百官有司失其职，天下之有败法乱纪、服谗搜慝者，御史皆得以责之。然则御史独无责乎？居其位有所不知，知之有所不言，言之有所不行，行之而君子病焉小人幸焉，御史之责也。”
臣按：宋二臣之言，可见御史责任之重且难如此。为御史者必如二臣所言，然后为能举其职，不然，则于是职有愧矣。由是观之，则凡其在任之日所以形于言论、见之章疏者，乃其职分之所当为，非好为是以求名也。（以上台官）
周礼：保氏掌谏王恶（地官）。
臣按：官以保为名而职以谏恶为事，盖欲其陈王之过失以保佑王之躬，辅之翼之以归诸道也。自周人有是官，汉人因之以设谏诤之员，其名虽异而制则同也。
秦始置谏议大夫，掌论议，无常员。汉武帝更置谏大夫，光武又以为谏议大夫。唐承隋制，复置，随宰相入阁。宋置谏院。
唐置左右补阙、左右拾遗，宋改左右补阙为左右司谏、左右拾遗为左右正言。
臣按：谏议大夫、补阙、拾遗、司谏、正言皆前代之谏官也，我朝革去前代中书省，并其所谓谏官者不复置焉，惟设六科给事中以掌封驳之政而兼以言责付之。
秦始置给事中，汉因之，唐定为四员。宋制，凡制敕有所不便，准故事封驳。
臣按：给事中自秦以来为加官，至宋元丰中始有定职，其职专以封驳而已。我朝始分为六科，科设都给事中、左右给事中、给事中，随其科事繁简而设员，凡章奏出入咸必经由，有所违失抵牾、更易紊乱皆得封驳。不特此也，凡朝政之得失、百官之贤佞皆许联署以闻，盖实兼前代谏议、补阙、拾遗之职也。祖宗设官不以谏诤名官，欲人人皆得以尽其言也，而又专寓其责于科道。吁，四海无不可言之人，百官无非当言之职，又于泛然散处之中而寓隐然专责之意，祖宗设官之意深矣，求言之意切矣。
唐太宗贞观元年制曰：“自今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入阁议事，皆命谏官随之，有失辄奏。”
臣按：宋王安石言，唐太宗之时，所谓谏官者与丞相俱进于前，故一言之谬、一事之失可救之将然，不使其命已布于天下然后从而争之也。君不失其所以为君，臣不失其所以为臣，其亦庶乎其近古也。今也上之所欲为、丞弼所以言于上皆不得而知也，及其命之已出然后从而争之，上听之而改，则是士制命而君听也；不听之而逐，则是臣不得其言而君耻过也。臣窃以谓唐宋之制与今不同，前代宰相行事谏官无由得知，今则六部之事无一不经于六科，则虽不必随大臣入阁议事，当其章疏初入之时、制敕始出之际，则固可以先事而谏矣。
宪宗谓李绛曰：“比谏官多朋党，论奏不实，皆陷谤讪，欲出其尤者，若何？”绛曰：“此非陛下意，必憸人以此荧误上心。自古纳谏者昌，拒谏者亡，夫人臣进言于上岂易哉？君尊如天，臣卑如地，如有雷霆之威，彼昼度夜思始欲陈十事，俄而去五六，及将以闻则又惮而削其半，故上达者财十二耳。何哉？干不测之祸，顾身不利耳，虽开纳奖励尚恐不至，今乃欲谴诃之使直士杜口，非社稷利也。”帝曰：“非卿言，我不知谏之益。”
臣按：李绛此言非但以破憸人之谋，亦使其君知谏臣之难也如此。宪宗闻其言即知谏之为益，此其所以为唐令主，后世称治者必宗之欤。
宋欧阳修曰：“谏官者，天下之得失、一时之公议系焉。谏官虽卑，与宰相等。天子曰是，谏官曰非；天子曰必行，谏官曰必不可行，立殿陛之间与天子争是非者，谏官也。”司马光曰：“古者谏无官，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无不得谏者。汉兴以来始置官，以天下之政、四海之众，得失利病萃于一官使言之，其为任亦重矣。”
臣按：今世谏官虽无定职，然祖宗设立六科，实以言责付之，凡内而百司、外而藩郡，应有封章无有不经由者，矧列署内廷、侍班殿陛，日近清光，咫尺天颜，上无所于属，下有所分理，欧阳修所谓“争是非于殿陛之间”。今虽无此比，至于司马光所谓“天下之政、四海之众，得失利病萃于一官”，则今犹古也。然则是职也亦岂易得其人哉？必如光所谓择言事官当以三事为先，第一不爱富贵，次则重惜名节，次则晓知治体。必得如是之人以居谏官，则上而君德必有所助，下而朝政必无所缺矣。（以上谏官）
蔡襄告其君（仁宗）曰：“任谏非难，听谏为难；听谏非难，用谏为难。陛下深忧政教未孚、赏罚未明，群臣之邪正未分、四方之利害未究，故增耳目之官以广言路，群邪恶之必有御之之说，不过曰某人也好名也、好进也、彰君过也，或进此说正是邪人欲蔽天聪，不可不察焉。”
臣按：自古小人欲蔽人主之聪明，恐其耳目之官攻己过、发己私不得久安其位者，必假此三说以诳惑其君。其君不明，或信其说，以至于屏弃正言、疏远正人以驯致于危亡之地者多矣。听言者盍反思曰彼之言当欤否欤？己之过有欤无欤？彼之言果当，用之而有益于国，则其得敢言之名、进显要之位乃所固有者也，岂谓好哉？己之过果有焉，因之而不陷于恶，则彼有进忠之益而我有从谏之美，乃所谓善补过也，岂谓彰哉？以是而反求于心，则知其言真有益于己，虽无益焉亦未必有损也。为人上者惟恐其臣之不好名、不好进，吾不得以闻其过而改之耳，尚何咎之有哉？
苏轼言于其君（神宗）曰：“宋朝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，纵有薄责，旋即超升，许以风闻而无官长，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，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，故仁宗之世，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。圣人深意流俗，岂知擢用台谏固未必皆贤，所言亦未必皆是，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，岂徒然哉？将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内重之弊也。夫奸臣之始，以台谏折之而有余；及其既成，以干戈取之而不足。今法令严密，朝廷清明，所谓奸臣万无此理，然而养猫以去鼠，不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，蓄狗以防盗，不以无盗而蓄不吠之狗。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，下为子孙万世之防，朝廷纪纲孰大于此。纪纲一废，何事不生？孔子曰：‘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？其未得之也患得之，既得之患失之，苟患失之，无所不至矣。’臣始读此书疑其太过，以为鄙夫之患失不过备位以苟容，及观李斯忧蒙恬之夺其权则立二世以亡秦，卢杞忧怀光之数其恶则误德宗以再乱其心，本生于患失，其祸乃至于丧邦，孔子之言良不为过。是以知、为国者平居必有亡躯犯颜之士，则临难庶几有徇义守死之臣。若平居尚不能一言，则临难何以责其死节？人臣苟皆如此，言无不同，意无不合，更唱迭和，何者非贤，万一有小人居其间，则人主何缘知觉，天下岂不殆哉？臣所谓存纪纲者，此之谓也。”
臣按：苏轼此言以为朝廷之纪纲专在于台谏，盖有见之言也。有志立纪纲以正朝廷安天下者，尚念之哉。
吕祖谦曰：“天子以一身之微处法宫之邃，百僚之邪正、吾躬之得失皆奚自而察之，于是设为耳目之官以司风宪之任，故一人不必用其聪、恃其明，举天下之事无不闻而见之。汉宣之时，萧望之迁谏议出补郡守，则亦民之师帅，非不美也，望之上疏且以出谏官以补郡守，所谓忧其末而忘其本。盖朝无诤臣则不知过，以是知台谏之选不容少缓。”
臣按：台谏之任非素禀刚正者未易居也，然人臣之禀性刚正者恒少，间有一二，或讷于言辞，或短于章疏，求其称是任者盖甚难也。幸而得其人，又使不得久居其位而迁之于外，此望之所以有忧末忘本之论也。虽然，为官择人迁而用之固犹可也，不幸而有奸邪小人处乎当道，恶其刚正不隐或至发己之阴私，假迁除以去之亦或有矣，有志于求谏者不可不知。（以上总论台谏）
以上论重台谏之任
卷九
▲清入仕之路
《周礼》：大司徒以乡三物（物，事也。三物，德、行、艺也）教万民而宾（敬之也）兴（举也）之，一曰六德，知（别是非）、仁（公无私也）、圣（通明也）、义（有断制）、中（诚实也）、和（无乖戾）；二曰六行，孝（善事父母）、友（善于兄弟）、睦（亲其九族）、姻（亲其外亲）、任（信于朋友）、恤（振于贫乏）；三曰六艺，礼（有五礼）、乐（有五乐）、射（有五射）、御（有五御）、书（有六书）、数（有九数）。
卿大夫三年则大比，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、能者。乡老及乡大夫帅其吏（谓州长以下）与其众寡（谓无多少），以礼（谓行乡饮酒礼）礼（谓礼之也）宾之（以宾客之礼敬之）。厥明（明日也），乡老及乡大夫群吏献贤能之书于王，王拜受之，登于天府（掌宗庙之实藏者），内史贰之（书其副本也）。
臣按：成周盛时用乡举里选之法以取士，然所以取士之法则奉大司徒之教而兴举之也。其教云何？所谓六德、六行、六艺是也。德存于心不可见，故考其行艺而书之，二十五家为闾，闾有胥，闾胥则书其敬敏任恤者；百家为族，族有师，族师则书其孝弟睦姻有学者；五百家为党，党有正，党正则书其德行道艺；二千五百家为州，州有长，州长则考其德行道义而劝之；万二千五百家为乡，乡有大夫，则于三年大比，考其果有六德六行而为贤、通夫六艺之道而为能，则是能遵大司徒之所教而成材矣。于是乡老及乡大夫帅胥、师、正、长之属，合闾、族、州、党之人，行乡饮之礼，用宾客之仪以兴举之，书其氏名于简册之中，献其所书于天府之上，谓之宾者以宾礼敬之而不敢忽也。虽然，岂但宾于乡而已哉？《易》曰“观国之光，利用宾于王”，则在天子亦宾之矣。然不特此耳，及其登名天府之时，贤能之书一上九重之君，至尊至贵亦且屈万乘之尊以拜而受之。所以然者，岂非贤才之生，乃上天所遗以培植国家元气者乎？
《王制》：命乡论（谓述其德艺而保举之）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（选择而用之也），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（才过千人之谓），升于司徒者不征（征谓徭役）于乡、升于学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（造，成也），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曰进士。司马辨论官材，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，论定然后官之，任官然后爵之，位定然后禄之。
臣按：三代盛时仕进有二道，有由乡学而进者，有由国学而进者。乡学则掌于乡大夫而用之在大司徒，国学则掌于大乐正而用之在大司马。乡学所教之士，大夫论其秀者升之司徒则谓之选士，选者择而用之也，升之司徒既选而用之则不给徭役于乡矣。选士之中有不安于小成者，司徒又论而升之国学，则虽司徒之徭役亦不给矣。此二等皆谓之造士，造者成也，由选士而为造士，是乡学所进者，则用之为乡遂吏。由俊士而为造士，是国学所进者，则进之于大乐正，大乐正于是乎论其秀颖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大司马焉，是之谓进士也。既为进士，则大司马辨论其材之大小高下而官，使之举其贤者以告于王。既有一定之论然后授之以官，或以为司、士或以为内史之类，所谓官之也；既任其官然后予之以爵，或以为士、为大夫而进至于卿，所谓爵之也。有爵斯有位矣，其位既定然后颁之以禄，或食九人、或食八人，所谓禄之也。此三代乡里选用之法，而所谓进士者，盖以其成材将进于朝以用之故耳。后世取士不复此制，而亦以进士名，其原盖出于此。其名虽同，而其所以进之之实则不同也。
汉高祖诏曰：“王者莫高于周文，伯者莫高于齐桓，皆待贤人而成名。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，患在人主不交故也。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，吾能尊显之，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，其有意称明德者必身劝为之驾（有贤者郡守自为劝勉，驾车遣之），遣诣相国府署行义年（谓行状年纪也），有而弗言觉免（发觉免其官）。”
文帝十五年，诏诸侯、王、公卿、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。臣按：贤良极谏科始此。
孝武初，董仲舒对策曰：“臣愚以为，使列侯、郡守、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，岁贡各二人，且以观大臣之能，所贡贤者有赏，所贡不肖者有罚。夫如是，诸侯、吏、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，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。”后遂令州郡举茂才、孝廉，皆自仲舒发之。
臣按：乡举、里选之法，后世所以不可行者，盖人情日伪，敢于为私以相欺，公于为党以相蔽，苟无试验之方、防察之政、纠举之法，而徒任人而不疑、信言而不惑，则情伪日滋而贤否不复可辨矣。仲舒所谓岁贡之法，贡其吏民之贤者尔。今所贡者则学校之士也，今贡者试不中有罚俸之比而无赏，然亦姑应故事而已。诚能振举祖宗之法而加严于学校之教、提调之罚、考试之方，亦足以得人致用也。
元光元年，初令郡国举孝、廉各一人。臣按：孝廉科始此。
元光五年，征吏民有明当世之务、习先圣之术者，县次续食，令与计偕（计谓上计簿也，偕谓每岁郡国有上计之吏命与俱来也）。
臣按：今世科举，初场试士以五经、四书，即此习先圣之术；终场策士以时务，即此明当世之务；乡贡举人赴礼部者给脚力、廪给，即此续食计偕。
元朔元年，诏曰：“十室之邑必有忠信，三人并行厥有我师，今或至阖郡而不荐一人，是化不下究而积行之君子壅于上闻也。二千石官长纪纲人伦，将何以佐朕烛幽隐、劝元元、厉烝庶、崇乡党之训哉？且进贤受上赏，蔽贤蒙显戮，古之道也。其与中二千石、礼官、博士议，不举孝廉者罪。”有司奏议曰：“古者诸侯贡士，一适谓之好德（适谓德其人），再适谓之贤贤，三适谓之有功，乃加九锡。不贡士，一则黜爵，再则黜地，三则出爵削地毕矣。今诏书昭先帝圣绪，令二千石举孝廉，所以化元元、移风易俗也。不举孝，不奉诏，当以不敬论；不察廉，不胜任也，当免。”奏可。
臣按：汉世去古未远，而贤能之士皆知自重而不肯自炫以求售，而上之所以待之者既厚而求之者亦切，出而仕者，有司既躬为之驾而县次续食俾与计偕，其不肯出者既悬赏以招人之荐又严法以罪人之不荐，虽无宾兴拜受之礼，犹存好贤敬士之心。后世严缪举之罚而限其途辙者则有之矣，未闻有不举之罚而责其荐扬者也。
元朔五年，诏补博士弟子。郡国、县官有好文学、敬长上、肃政教、顺乡里，出入不悖所闻，令相、长丞上属二千石，二千石谨察可者，令与计偕，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。
臣按：汉制，郡国举士其目大概有三，曰贤良方正也，孝廉也，博士弟子也。贤良、孝廉举以任用似今之科目，博士弟子入补国学似今之岁贡。其察举考试之实不同，而其取士大略则相类也。
孝武立五经博士，开弟子员，设科射策。
臣按：射策者谓为难问疑义，书之于策，有欲射者随其所取得而释之，何武、萧望之、翟方进等皆以射策甲科为郎。孝宣本始元年，地震，诏内郡国文学、高第各一人。
臣按：此因灾异举士之始，其后日食、星陨辄行之。元康四年，诏遣大中大夫循行天下，举茂材异伦之士。
臣按：此遣使行天下举士之始，其后或遣谏议大夫、或遣博士、或遣光禄大夫举茂材、特立、淳厚、直言，其名目不一。光武始诏三公、光禄勋、御史、司隶、州牧岁举茂材。
臣按：前此举士无常时，至此始岁一举。汉召信臣以明经甲科为郎。臣按：明经之科始见于此。
后汉顺帝时，尚书令左雄议改察举之法，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试经学、文吏试章奏。臣按：限年之法始于此。魏陈群立九品官人之法，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选。
臣按：魏始置中正，州郡县皆有之而以本处人充，俾区别所管人物，定为九等，吏部凭之授受。及其弊也，惟据阀阅，不辨贤愚，所以刘毅云“下品无高门，上品无寒士”。历晋南北朝至隋，选举之法皆用之，至开皇中方罢。
晋武帝诏州郡举秀异之才。刘宋凡州秀才、郡孝廉至皆策试。隋始置进士科。
臣按：此后世进士之科之始，盖始专以文辞试士也。夫三代以前乡举里选之法行，取士专以德行为本；汉制，孝廉、茂材等科皆命公卿、大夫、州郡举有经术德行之士，试以治道，然后官之；魏晋以降，所举秀、孝犹取经术，州郡皆置中正以品其才行，虽其立法未必尽善，然清谨之士犹知有所畏忌，不敢放恣，恐有言行之疵以为终身之累。至是隋有进士之举，始专试士以文辞，士皆投牒自进州里，无复察举之制矣。
唐制，取士之科大要有三，由学馆者曰生徒、由州县者曰乡贡，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；其科之目有秀才、有明经、有俊士、有进士、有明法、有明字、有明算、有一史、有三史、有开元礼、有道举、有童子，此岁举之常选也；其天子自诏者曰制举，所以待非常之才焉。
臣按：唐科目虽曰多端，而其行之最久者进士、明经而已。然进士以声韵为学，不本经术；明经以帖诵为能，不穷义理，所谓德行者不复问矣。武后天授元年，策问贡士于洛阳殿，殿前试士自此始。
臣按：此后世临轩策士之始。玄宗开元中，令诸州贡举，省试不第愿入学者听。臣按：此下第举人入学之始。
宋之科目有进士、有明经，诸科常选之外又有制科，而进士得人为盛。神宗始罢诸科而分经义、诗赋以取士。宋太宗谓侍臣曰：“朕欲博求俊彦于科场中，非敢望拔十得五，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。”
太平兴国九年，进士始分三甲，自是锡宴琼林苑。上因谓近臣曰：“朕亲选多士，殆忘饥渴，召见临问，观其才拔而用之，庶使田野无遗贤而朝廷多君子耳。”
臣按：历代科目得人惟宋为盛，盖以太宗留意科目，自是以后，天下士子争趋向之故也。
仁宗时，张方平知贡举，言：“文章之变与政通，今设科选才专取辞艺，士惟道义积于中、英华发于外，以文取士所以叩诸外而质其中之蕴也，言而不度则何观焉？迩来文格日失其旧，各出新意相胜为奇，朝廷屡下诏书戒饬，学者乐于放逸，罕能自还。”
嘉祐二年，亲试举人，凡与殿试者始免黜落。时进士习为奇僻，钩章棘句，浸失浑厚，欧阳修知贡举，痛裁抑之，浇薄之士不预选者多毁修，然自是文体亦少变。
臣按：文章关气运之盛衰，而科场之文为甚。盖科场之文乃一世所尚者，上以此取人以为一代辅治之具，下以此为业以为一生进用之阶，非徒取其能文而已。盖将因其文以叩其人心之所蕴、才之所能、识之所及，由是用之，将藉之以辅君泽民、修政立事，不苟然也。昔朱熹尝与其门人言及科举文字之弊，熹叹曰：“最可忧者不是说文字不好，这事大关世变。东晋之末，其文一切含胡，是非都没理会。夫东晋未以文取士，所谓文者出于众人之私作，未必人人同也，其祸且至于不可支持，况科举之文乃国之所以取士，士之所以为业者，其所关系岂不益大哉？苟非在上屡颁戒饬之诏、慎择主试之人，示之以趋向之方，付之以斡旋之柄，则文辞日流于卑弱而国势随之矣。”呜呼，可不念哉。
英宗以间岁贡士法不便，诏礼部三岁一贡举。臣按：此即成周三年一大比之制，自是遂为常制，至今日行之。
神宗时，王安石告其君曰：“今人才乏少，且其学术不一，异论纷然，不能一道德故也。一道德则修学校，欲修学校则贡举法不可不变，若谓此科常多得人，自缘仕进别无他路，其间不容无贤尔。今以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，乃闭门学作诗赋，及其入官，世事皆所不习，此科法败坏人才，致不如古。”既而言者又谓古之取士皆本学校，道德一于上，习俗成于下，其人才皆足以有为于世。今欲追复古制则患于无渐，宜除去声韵对偶之文，使学者专意经术。于是改法，罢诗赋、帖经、墨义，士各占《易》《诗》《书》《周礼》《礼记》兼《论语》《孟子》，中书撰大义式颁行，试义者须通经有文采乃为中格，不但如明经、墨义粗解章句而已。
臣按：此后世经义之始。前此所谓明经者，试其墨书帖义，但取其记诵而已，未尝考其义理、求其文采也。王安石为人固无足取，及其自作三经，专用己说，欲以此一天下士子使之遵己，固无是理，然其所制经义之式至今用之以取士，有百世不可改者，是固不可以人废言也。及其所谓士当少壮时“正当讲求天下正理，乃闭门学作诗赋，及其入官，世事皆所不习”，切中今世学者习科举之弊。今世举子所习者虽是五经、濂洛之言，然多不本之义理、发以文采，徒缀缉敷演以应主司之试焉耳。名虽正理，其实与前代所习之诗赋无大相远也。欲革其弊，在择师儒之官，必得人如胡瑗者以教国学，慎主司之选，必得人如欧阳修者以主文柄，则士皆务实用以为学、本义理以为文，而不为无益之空言矣。他日出而为国家用，其为补益盖亦不小。
熙宁三年，亲试进士，始专以策，定着限以千字。
臣按：殿廷试士始于唐武后时，宋初沿之，然皆试以诗赋，至是神宗始试以策，至今用之。方是时，苏轼为编排官，见一时举人所试策多阿谀顺旨，乃拟一道以进，大略谓科场之文，风俗所系，所收者天下莫不以为法，所弃者天下莫不以为戒，今始以策取士，而士之在甲科者多以谄谀得之，天下观望，谁敢不然？风俗一变，不可复返，正人衰微则国随之。噫，观轼兹言，则知朝廷以言试士虽若虚文，而一时人心之邪正、国势之兴衰实关于此，识治体者不可不加之意。
理宗御笔付知贡举杜范曰：“朕爰简儒彦，俾典文衡，凡尔攸司，宜鉴旧弊。一取一舍，惟公惟明，经学欲其深纯，词章欲其典则，言惟合理，策必济时，毋以穿凿缀缉为能，毋以浮薄险怪为尚。参稽互考，优劣自分，庶使贤俊毕登，以副朕新美治功之意。”
臣按：宋朝文弊至理宗时极矣，每遇大比，帝辄下诏崇雅黜浮，盖有以见夫士习之美恶形于文辞之浮雅，文辞之浮雅而实有关于气化之盛衰也。苏轼告神宗曰：“愿陛下明诏有司，试之以实学，博通经史者虽朴不废，稍涉浮诞者虽工必黜，则风俗稍厚，学术近正，庶几得忠实之士，不至蹈衰季之风。”臣于今日亦然。
朱熹作贡举私议曰：“古者学校选举之法，始于乡党而达于国都，教之以德行道艺而兴其贤者、能者。盖其所以居之者无异处，所以官之者无异术，所以取之者无异路，是以士有定志而无他慕，早夜孜孜，惟惧德业之不修而不忧爵禄之未至。”又曰：“古者大学之教，以格物致知为先，而其考校之法，又以九年知类通达、强立不反为大成。盖天下之事皆学者所当知，而其理之载于经者则各有所主也，今治经者类皆舍其所难而就其所易，仅穷其一而不及其余，若诸子之学同出于圣人、诸史则该古今兴亡治乱得失之变，皆不可阙者，而学者岂能一旦尽通？若合所当读之书而分之以年，试义各二道，诸经皆兼《大学》《论语》《中庸》《孟子》义各一道，论则分诸子为四科而分年以附焉，诸史及时务以次分年如经子之法，试策各二道，使治经者必守家法，答义者必通贯经文，条举众说而断以己意，有司命题必依章句，如是则士无不通之经、无不习之史而皆可用于世矣。”
臣按：朱熹之义虽未上闻而天下莫不称诵，以为后世贡举之法未有过焉者也。我太祖皇帝于开国之初即诏天下曰：“自洪武三年为始特设科举以起怀才抱德之士，务在经明行修、博古通今、文质得中、名实相称，其中选者，朕将亲策于廷，观其学识、品其高下而任之以官，果有才学出众者待以显擢，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选，非科举者毋得与官。”至十七年，又命礼部颁行科举程式，凡三年大比，子、午、卯、酉年秋乡试，辰、戌、丑、未年春会试，士各专一经，皆兼《大学》《论语》《中庸》《孟子》四书，四书义主朱氏《集注》《章句》、《易》主程朱传义、《书》主蔡氏传及古注疏、《诗》主朱氏《集传》、《春秋》主三传及胡氏张洽传、《礼记》主古注疏。肆我太宗皇帝修《五经四书大全》，《易》《诗》《书》如旧，惟《春秋》则宗胡氏，《礼记》则又加以陈澔《集说》焉。初场以初九日试四书义三道、本经四道，次场用十二日试论一道、诏诰表内科一道、判语五条，终场以十五日试经史时务策五道。初场及终场未能者，许减其二道。呜呼，本朝试士之制虽不尽用朱氏分年之议，然士各专一经，经必兼四书，一惟主于濂、洛、关、闽之说以端其本，又必使之兼明子史百家之言、古今政务之要，而以论、策试之，考其识见，本末兼该，文质得中，虽不尽如朱氏之说，实得朱氏之意于数百年之后矣。凡前代之科目如制科、秀才之类，一切废绝；前代之制度如诗赋、墨义之类，一切不用，可谓简而要、明而切，真可以行之于千万年而无弊矣。本朝科举参酌前代之制而取厥中，凡所谓明经、宏辞诸科一切革罢，惟有进士一科。洪武三年诏天下行省以是年秋八月开乡试，明年春二月礼部会试，其解额以五百人为率，会试取百人，而所试之文尚仍元制。至十七年始定今科试格式，十八年会试止录士子姓名、乡贯而未刻程文，录文自二十一年始也。自是三年一开科，取人无额，惟善是取。宣德改元始镌定额，两京十二藩（贵州、云南附）各随地产以差多寡而会试，如洪武初取士之数，又以北方学者文采不能自见，分南、北、中三数取人。正统壬戌于各布政司旧额上量增之，而会试则加以半。景泰初，诏除科额以复洪武、永乐之旧，寻复镌定，比旧额稍增，礼部试则临期取旨，自是遂为定制。夫自洪武甲子定为三岁一开科，至是三十余试矣，科场条贯日增日密，一切病弊尽革无余，惟程试之文气、进用之人才似乎有愧于前者，虽或气运之使然，习俗之流弊，然不可不知其故也。祖宗时其所试题目皆摘取经书中大道理、大制度关系人伦治道者，然后出以为题，当时题目无甚多，故士子专用心于其大且要者，其用功有伦序，又得以余力旁及于他经及诸子史，主司亦易于考校，非三场匀称者不取。近年以来，典文者设心欲窘举子以所不知，用显己能，其初场出经书题往往深求隐僻、强截句读、破碎经文，于所不当连而连、不当断而断，遂使学者无所据依，施功于所不必施之地，顾其纲领体要处反忽略焉。以此科场题目数倍于前，学者竭精神、穷目力有所不能给，故于策场所谓古今制度、前代治迹、当世要务有不暇致力焉者，甚至登名前列者亦或有不知史册名目、朝代前后、字书偏旁者，可叹也已。然以科额有定数，不得不取以足之，以此士子仿效成风，策学殆废，间有一二有策学者，又以前场不称，略不经目，人才所以不及前者，岂不以是哉？其录出以为程文者，又多萎薾粗浅、拘泥缠绕，不厌士心，录一出议论纷然，其所谓主意之说尤为乖缪，凡其所命之题专主一说谓之主意，殊不知圣经深远，非一人之见所能尽，理苟通焉斯在所取矣，何必惟已之同哉？士子志于必得，谓非合主司之意不可以取中，往往将圣经贤传之旨旁求曲说、牵缀迁就以合主司所主之意，此非独坏士习，其为圣经之蠹也甚矣。有司主此以出题，士子主此以为文，今日为士子既以此进身，异日为主司又以此取士，《宋史》所谓缪种流传，今日时文之弊殆类之也。然此又不但科试为然，而提学宪臣之小试殆又有甚焉者也，其所至出题尤为琐碎，用是经书题目愈多，学者资禀有限，工夫不能遍及，此策学所以几废，而科举所得罕博古通今之士也。正统、景泰以前所刻程文，皆士之亲笔，有司稍加润色耳，近日多是考官代作，甚至举子无一言于其间，殊非设科之本意。若夫考试之官，两京及会试皆出自朝命，乡试则方面官先期访请，洪武以来惟有学者是用，不问是何官职，虽儒士亦在所聘。后乃有建言专用教官者，其所礼聘无非方面之亲私，率多新进，士少能持守，一惟监临官是听，内外之权悉归御史，凡科场中出题、刻文、阅卷、取人皆一人专之，所谓弥封、誊录殆成虚设。谨按科场旧例，分帘内外以隔绝交通之弊，自帘以内考试官主之，自帘以外监试官主之，而提调官则兼总内外焉。然惟莅其事尔，而取人、刻文皆不得预，所以用巡按、御史为监临官者，特以纠察其不如法者尔。今宜敕有司，凡科场条贯必复祖宗之旧，所命题必光明正大、切于人情物理、关于彝伦治道者。小录所刻之文谓之程文，特录出为士子程式也，非用是以献上也。文有可为程式者则刻，无则否，或多或寡不必齐同，不许代举子作，如有欠阙繁冗，稍加笔削可也。经书题目，无甚凶恶字面不必回避。初场经义四条以通三条、书义三条以通二条为合格，否则不取；五策问目通以十事为率，非通五以上不在取数，会试则本数不足取别数足之，乡试则此经不足足以他经。凡解额惟限之不许过数，苟无足取者宁欠无足，通场全无然后短中求长，取以备数。如此，则科目所得者皆通经学古之士而适于世用矣。更乞申明旧制，在外乡试俱照会试及两京例，不设监临官，其巡按、御史止于科场外严加纠察，士子欲入场者专委提学宪臣考验而亦不许他官小试，凡百执事不许用进士、举人出身人员，恐有夤缘作弊。临晚给烛虽唐宋故事，然今科场代笔换卷多在昏暮，宜革去给烛而取减场，先期聘考试官必详加询访，不许徇私滥举，许御史纠治，惟有学行誉望者是取，不分有司。教职见任致事，仍乞申严帘内、帘外之限，不许通融出入，三日一宴之礼惟送酒瑽，不必宴会。考试官阅卷去取既定，先将所取中卷用其字号编定名第，一样三本，封号印记，其一留以自备，其二以授提调、监试官，至期比朱墨卷相同然后拆号，各照所编定字号填榜，不许更易。又于各经各存备卷三五卷，如所取卷有参错，即随经用所备卷依次补之。如此，庶几科场少弊，可以得人而复祖宗之旧矣。又考会试举人，往时入场者极多，不过二千人，今则积多已逾四千矣，窃恐数科之后日累日多，又不止此数。窃考宋欧阳修作《礼部唱和诗》序，谓宋制考校五十日，今制自初八日入场至二十日以后揭晓，不过十余日，卷多日少，恐不能无遗才，请下礼部议宽其日限而移殿试于三月望日，庶几考试者日力有余，得以尽其心力，精详文理，以为国家求才。（以上科举）
汉武帝时，太常孔臧等议，请太常博士置弟子，复其身。择民年十八已上、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，郡国、县、道邑有好文学、敬长上、肃政教、顺乡里，出入不悖所闻者，令二千石谨察可者，当与计偕，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。一岁皆辄试，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、掌故缺，其高第可以为郎中者，太常籍奏，即有秀才异等，辄以名闻。
臣按：此太学生入仕之始。夫自汉置博士弟子，试通一艺者补以官，其后唐人有学馆生徒之设，宋人有三舍之制。今世岁贡生员，礼部奏于奉天门下，试中送国子监肄业，循资送吏部选用。本朝入仕之途科目之外，惟此为重，亦多得人。（此学校岁贡）
《周礼》：宰夫掌百官府之征令，五曰府（主蓄藏文书及器物者），六曰史（理文辞述事者），七曰胥（治文书之次叙，谓才智为什长者），八曰徒（趋走以应呼召者）。
臣按：《周官》之府、史、胥、徒即今之吏员也，所谓“庶人之在官者，与下士同禄”是已。是时未有进试之阶，至秦弃儒崇吏，汉因之，始有试吏入仕之途。考之史，若路温舒为县狱吏、丙吉为鲁狱吏、龚胜为郡吏、赵禹为佐史之类，则是吏员入官其来久矣。本朝入仕之途于科目、监生之外有吏员，凡在外藩、宪、卫、府、州、县任自辟举，以六年或三年为满限，至部分拨，在内诸司以三年为考，依资格叙用。（此吏员出身）
以上清入仕之路。臣按：我朝选举之制比汉、唐、宋为省，科举之外止有监学历仕、吏员资次二途以为常选，其他如经明行修、贤良方正、材识兼茂、楷书、秀才、童子之类皆兴废不常，惟任子祖宗虽有定数，然皆出自恩典，或与或否，近年三品以上子孙入监方有定例。故臣于入仕之路独详进士之科而兼及监生、吏员者，以当世之所重者在进士科，而此二途次之。窃惟本朝虽大，封拜百官亦未尝具服拜贺，惟于策士传胪之后，群臣致辞庆贺曰：“天开文运，贤俊登庸。”由是观之，则祖宗所恃以求贤辅治之具诚莫先于进士一科，是以百年以来凡明治体、建功业者皆自此途以出。《唐史》言方其取以辞章类若浮文而少实，及其临事施设、奋其事业隐然为国名臣者不可胜数，宋人亦言豪杰之士由之而进。夫唐宋取士以诗赋，多文而少实，尚足以得一时之豪杰以为名臣，况本朝取士之制本六经《语》《孟》之文，用濂、洛、关、闽之说，即汉人所谓经术、宋人所谓道学者也。为士者诚专心于此而有所得焉，上之人精择而谨取之，必名实相符、文质相称然后得预斯选焉，其所得之人才当不止于唐、宋而已也。
卷一○
▲公铨选之法
《虞书》：禹曰：“敷纳以言，明庶以功，车服以庸。”
蔡沈曰：“敷纳以言而观其蕴，明庶以功而考其成，旌能命德以厚其报。”
臣按：试人之法有二，曰言、曰功而已。所谓言者，《礼记》所谓“或以言扬”是也；所谓功者，《礼记》所谓“或以事举”是也。进人不以言则无以知其所有之蕴，试人不以功则无以验其所行之实，苏轼曰：“尧舜以来，进人何尝不以言，试人何尝不以功。”是则以言功为用人之法，其来尚矣。
皋陶曰：“翕（合也）受敷（布也）施，九德（即上文”宽而栗“以下九事也）咸事，俊乂在官。百僚师师（相师法也），百工惟时（及时趋事）。”
蔡沈曰：“德之多寡不同，人君惟能合而受之、布而用之，如此，则九德之人咸事其事，大而千人之俊，小而百人之乂，皆在官使。以天下之才任天下之治，唐虞之朝下无遗才而上无废事者，良以此也。”
臣按：德之在人，其总有九，而人之所得者则或得其一二、或得其三四、或得其五六七八之不同，所以有多有寡也。人君则随其多寡合而受之，既受之矣，由是随其大小长短施而用之，因才授任，或以为大夫、或以为诸侯。如是，则一德有一德之用，有其三者为大夫，有其六者为诸侯，而九者之德各用所长，而咸事其事矣。九德咸事，则在官者无非俊乂之士，是以寮采相联，更相师法，职任并列，争相趋赴，蔡氏所谓“唐虞之朝下无遗才、上无废事”，夫岂虚言哉？
《周礼天官》：太宰以八法治官府，二曰官职（谓所治之事），以辨邦治；八曰官计，以弊（断也）邦治。
以八则治都鄙，三曰废置（有罪则废，有行则置），以驭其吏；四曰禄（俸也）位（爵也），以驭其士。
以八统诏王驭万民，三曰进贤（有德者进用之），四曰使能（有才者役使之），七曰达吏（吏谓在下位者，达谓进之于上）。
《夏官》：司士掌群臣之版（群臣之名皆书之版）以治其政令，岁登，下其损益之数（损益谓黜陟也，其数有多寡，每岁登之下之），辨其年岁与其贵贱，周知邦国都家县鄙之数、卿大夫士庶子之数，以诏王治。以德诏爵，以功诏禄，以能诏事，以久奠食。
臣按：《王制》曰：“司马论进士之贤，以告于王而定其论，论定然后官之，任官然后爵之，位定然后禄之。”司士，司马之属官也，故凡士之进于司马者皆司士掌其名数之版，版犹今之文册也。每岁之间，其人或损或益、其数有多有寡，益而多则登之，损而寡则下之，辨其年齿之壮老、著其历任之久近，大夫以上所谓贵也，士以下所谓贱也，咸于是乎辨焉。与夫天下之邦国、都家、县邑设官之数几何，内外之卿、大夫、士、庶子其任用之数几何，皆司士之所掌，以告于王而治之者也，今制则属之吏部文选所掌者即其事焉。古今之制不同而其事则一也。
汉制，郡县守相之高第者然后为二千石，二千石之有治行者然后为九卿，九卿之称职者然后为御史大夫。然张释之十年不得调、杨雄三世不徙官，盖未有资格之拘也。至成帝建始四年，始置常侍曹尚书一人主公卿、二千石曹尚书一人掌郡国，而选曹之制遂始于此。东汉之制，选举于郡国属功曹，于公府属东西曹，于天台属吏曹，尚书亦曰选部。
臣按：两汉铨选之法大要如此，是时犹未有资格也。
北朝魏崔亮为吏部侍郎，乃奏为格制，不问贤愚，专以停解日月为断。薛淑上言：“黎元之命系于长吏，若取年劳，不简贤否义均，行雁次若贯鱼，执簿呼名，一吏足矣，何谓铨衡？”书奏不报，魏之失人自亮始。
胡寅曰：“圣帝明王代天理物，莫急于求贤才而任使之。今夫抱关者启闭必以时，击柝者晨夕必有节，为委吏而会计不当则蓄积缺矣，为乘田而牛羊不息则刍牧缺矣。是皆小役细务，犹不可任非其才，若夫环数里而为县，县有令，环数百里而为州，州有守，所统凡几民、所治凡几事，乃不选择胜其任者畀之而付诸年格。夫天下之善人少、不善人多，才者无几、不才者皆是也，不问其才，专以停解日月为断，是贤能、庸缪、奸凶之人相为升降，以率会之，贤能不能十一，其九皆民之蠹也。自崔亮制年格，后世袭以为常，更明君、硕辅亦众矣，而终莫之改，何也？其意以谓任人则易以私，任法则易以公，人不常得，不若一付之法犹为善也。审如是而善，则吏部一司不必置尚书、小宰及诸郎吏，第如薛淑之言，委之胥吏，按籍呼名，鱼贯而进，何不可之有。故善为天下者建官惟贤、位事惟能而从以信赏必罚，则太平可坐而致也。”
臣按：资格之说始于崔亮，史谓“魏之失才自亮始”。呜呼！亮为此格岂但魏之失人哉，自有此格以来世世用之，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以展其有用之才，其小人不幸而不得以蒙夫至治之泽，是皆亮作俑之尤也。胡寅之言明白详尽，有志于求才致治者尚鉴兹哉！
唐文选则吏部主之，武选则兵部主之，皆为三铨之法，在尚书则典其一为尚书铨，在侍郎则分其二为中铨、东铨。其择人之法有四，一曰身，取其体貌丰伟；二曰言，取其言辞辩正；三曰书，取其楷法遒美；四曰判，取其文理优长。四者皆可取则先德行，德均以才，才均以劳，五品以上不试，六品以下始集而试观其书、判，已试而铨察其身、言。
臣按：唐铨选以身、言、书、判择人，四者之中惟判为切用，盖非通晓事情、谙练法律、明辨是非、发擿隐伏不能为也，但其用骈俪语为拘耳。若其于身必取其丰伟、于言必取其辩正，则晏婴之貌不扬、裴度之形短小、周昌之期期、邓艾之口吃皆在所弃矣，虽以孔子之圣，犹谓“以言取人失之宰予，以貌取人失之子羽”，况掌铨衡者皆中人之才哉？
唐制，庶官五品以上制敕命之，六品以下则并旨授。
臣按：制敕所命者，盖宰相商议奏可而除拜之也；旨授者，盖吏部铨材授职然后上言，诏旨但画闻以从之而不可否者也。今制，四品以上及在京堂上五品官、在外方面官皆具职名取自上裁，五品以下及在外四品非方面者则先定其职任然后奏闻，亦唐制也。
张九龄言于玄宗曰：“古者刺史入为三公、郎官出宰百里，今朝廷士入而不出，其于私计甚自得也。臣愚谓欲治之本莫若重守令，宜逐科定其资，凡不历都督、刺史不得任侍郎、列卿，不历县令虽有善政不得任台郎、给、舍，都督、守令虽远者使无十年任外。”
臣按：天下之势有内外，要必上之人均其内外之势而中持衡焉，使不至于偏重，外有治效擢之内职，内有实绩擢之外任，如是，则内外均矣。
玄宗疑吏部铨试不公，御史中丞宇文融密请分吏部为十铨，以礼部尚书崔颋等十人掌之，试判将毕，召入禁中决定，吏部尚书、侍郎皆不得预。吴兢表以为，“陛下曲受谗言，不信有司，非居上临人推诚感物之道。昔陈平、丙吉汉之宰相，尚不对钱谷之数、不问斗死之人，况大唐万乘之君，岂得下行铨选之事乎？”
臣按：君有君之职，臣有臣之职，君之职在乎任人，臣之职在乎任事，君不任人而自任则是君行臣职矣，君行臣职则是以一身而代百工之事，力有所不及、虑有所不周，日力有所不给，本欲以防一人之奸而适足以长百奸，本欲以虞一事之废而适足以致百废。是故人君为治，有一事则设一官，用一官则司一事，分曹而异局，委任以责成，盖以任之也专则其志不分于他务，责之也切则其心不敢以苟且，人君清心于上以照之，而又持之以公、守之以信，是以事无不治而功无不成。凡事莫不皆然，而况夫求贤审官，尤出治之要务，乌可信人言任己私而不责成于有司哉？唐玄宗乃以铨法散任于十人，专任乎一己而不信用有司，吴兢谓“非推诚感物之道”，臣亦谓非为君任人之法也。
开元十八年，裴光庭为吏部尚书，始作循资格而贤愚一概，必与格合乃得铨授，限年蹑级不得逾越，于是久淹不收者皆便之，谓之“圣书”，宋璟争之不能得。及光庭卒，萧嵩以为非求才之方，奏罢之，诏曰：“人年三十而出身，四十乃得从事，更造格以方正为差，若循新格则六十未离一尉，自今有异才高行听擢不次。”然有其制而无其事，有司守文奉式循资例如故。
臣按：汉董仲舒对策已谓古之所谓功者以任官称职为差，非谓积日累久也，则年劳之说，汉已有之而未以为用人之法，至后魏崔亮、唐裴光庭始专以此立法。其为法也一付之无心，惟文移簿籍是稽、岁月先后是据，所谓铨量人物者徒建空名而已。宋人有言，贤才伏于下者资格碍之也，职业废于上者资格率之也，士之寡廉鲜耻者争于资格也，民之困于暴政虐令者资格之人众也，万事之所以刓弊、百吏之所以废弛、法制之所以颓坏而不救者皆资格之失也。
德宗时，协律郎沈既济言于其君曰：“近世爵禄，其失有四太，入仕之门太多、世胄之家太优、禄利之资太厚、督责之令太薄。臣以为当轻其禄利，重其督责。夫古今选用之法，其科有三，曰德也、才也、劳也，今吏部甲令虽曰度德居任、量才受职、计劳升叙，然考校之法皆在书判簿历、言辞俯仰之间，侍郎非通神不可得而知，则安行徐言非德也，空文善书非才也，累资积考非劳也，苟执不失犹乖得人，况众流茫茫，耳目有不足者乎？盖非鉴之不明、择之不精，法使然也。王者观变以制法，察时而立政。前代选用皆州府察举，至于齐、隋署置多由请托，故当时议者以为与其率私不若自举，与其外滥不若内收，是以罢州府之权而归于吏部，此矫时惩弊之权法，非经国不刊之常典。臣请五品以上及群司长官，宰臣进叙，吏部、兵部得参议焉；六品以下，或僚佐之属听州府辟用，则铨择之任委于四方，结奏之成归于二部。必先择牧守然后授其权，高者先署而后闻，卑者听版而不命，其牧守将帅或选用非公，则吏部、兵部得察而举之，圣主明目达聪逖听遐视罪，其私冒不慎举者小加谴黜，大正刑典，责成授任，谁敢不勉？”
胡寅曰：“铨选年格之弊，有志于治天下者莫不以为当革而莫有行之者，岂皆智之不及欤？盖以自不能无私而度人之不能公也，自以不能知人而度人之亦不能知人也，故宁付之成法犹意乎拔十得五而已。纵未可尽革，如沈既济之论亦可救其甚弊，俾吏部守按籍成法，人才之贤否一不预焉，大则委宰臣叙进，下则听州府辟举，其徇私不称则吏部觉察、御史按劾，岂有不得人之患哉？虽然世无不可革之弊，以周、汉良法，崔亮、裴光庭一朝而废之，则崔亮、裴光庭所建何难改之有？为政在人，人存则政举矣，其本则系乎人君有爱民之意与否耳。”
陆贽言于其君（德宗）曰：“理道之急在于得人，而知人之难，圣哲所病。听其言则未保其行，求其行则或遗其才，校劳考则巧伪繁兴而端方之人罕进，徇声华则趋竞弥长而沈退之士莫胜，自非素与交亲备、详本末，探其志行、阅其器能，然后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，沽名饰貌者不容其伪。是以前代有乡里举选之法、长吏辟举之制，所以明历试广、傍求证行能息驰骛也。昔周以伯冏为太仆，命之曰：‘慎简乃僚，罔以巧言令色便僻侧媚，其惟吉士。’是则古之王朝命其大官，而大官得自简僚属之明验也。后世舍佥议而重己权，废公举而行私惠，是使周行庶品，苟不出时宰之意者则莫致焉，任重之道益微，进善之途渐隘，每须任使，常苦乏人，居常则求精太过，有急则备位不充。臣待罪宰相，即以上陈，求贤审官，粗立纲制，凡是百司之长兼副贰等官及两省供奉之职，并因察举劳效须加奖任者，并宰臣叙拟以闻，其余台省属僚请委长官选择，指陈才实，以状上闻。一经荐扬，终身保任，各于除书之内具开举授之由，得贤则进考增秩，失实则夺俸赎金，亟得则褒升，亟失则黜免，非止搜扬下位，亦可阅试大官，前志所谓‘达则观其所举’，即此义也。”又曰：“宰辅常制不过数人，人之所知固有限极，必不能遍谙多士、备阅群才，若令悉命群官，理须展转询访，若访于亲朋则是悔其覆车不易前辙之失也，若访于朝列则是求其私荐必不如公举之愈也，二者利害，惟陛下详择。恐不如委任长官，谨柬僚属，所柬既少，所求亦精，得贤有鉴识之名，失实当暗缪之责。况今之宰辅则往日台省长官也，今之台省长官乃将来之宰臣也，但是职名暂异，固非行业顿殊，岂有为长官之时则不能举一二属吏，居宰臣之位则可择千百具僚？圣人制事必度物宜，无求备于一人，无责人于不逮，尊者领其要，卑者任其详。是以人主择辅臣，辅臣择庶长，庶长择佐僚，所任愈崇故所择愈少，所试渐下故所举渐轻，进不失伦，选不失类，以类则详知实行，有伦则杜绝侥求，将务得人，无易于此。是故选自卑远，始升于朝者，各委长吏任举之，则下无遗贤矣；置于周行，既任于事者，于是宰臣序进之，则朝无旷职矣；才德兼茂，历试不逾者，然后人主倚任之，则海内无遗士矣。”
胡寅曰：“陆相所请简而易用、要而易守。”
臣按：陆贽此言，盖欲长官各举其属，然后付宰臣叙进之也。夫长官得其人则诚足以得人矣，苟非其人，恐不免有偏溺请属之私，是故其要尤在于叙进者之得其人也。必其举而不必其用，寓赏罚之柄于其间，斯善矣。
宋制，凡入试有贡举、奏荫、摄署、流外、从军五等，吏部铨惟注拟州县官幕职，文臣少卿、监以上中书主之，京朝官则审官院主之，武臣刺史、副率以上内职枢密院主之，使臣则三班院主之。其后典选之职分为四，文选曰审官东院、曰流内铨，武选曰审官西院、曰三班院。元丰定制而后铨注之法悉归选部，以审官东院为尚书左选、流内铨为侍郎左选、审官西院为尚书右选、三班院为侍郎右选。
臣按：宋铨选之法大略如此，然散主不一，更革不常。我朝文选则主于吏部，武选则主于兵部，自立国以来至于今日未尝有所更易，可谓一代之定法也。
太祖诏吏部南曹，以人才可付升擢者，送中书门下引验以闻。上虑铨衡止凭资历，或英才沈于下僚故也。
臣按：宋太祖此举可谓得操纵之法，人君诚能于常选之中不时拔擢，非独人才无所淹沈，而铨司亦知所惮而不敢不尽心也。
自真宗朝试身、言、书、判者第推恩，乃特诏曰：“国家核吏治而以四事程其能，爰命从臣精加详考以成资阙，为差拟率以为常。”后议者以身、言、书、判为无益，乃罢。神宗熙宁四年，遂定铨试之制，凡守选者岁以二月、八月试断案二，或律令大义五，或议三道，后增试经义。法官同铨曹撰式，考试第为三等，上等免选注官，优等升资，如判超格，无出身者赐之出身。自是不复试判，仍去免选恩格，若历任有举者五人，自与免试注官。
臣按：宋初承唐制，铨试亦用身、言、书、判，至熙宁四年始定铨试之制。守选者试断案，即今试行移之比，试律义即今试招拟之比，试经义即今试论策之比，然是时既试矣而又用人保举，岁试止于二月、八月。今制则循资序以进用，岁凡六选，至临选时乃试焉。臣窃以为国家用人，教养之于先而任用之于后，苟当进用之初而无铨试之法，则何以知其中之所蕴、才之所宜而校量以任用之哉？我朝铨试之法大略似宋，往者专考文移，设为假如以试之以观其判断处置，其所或试策或试论，又以观其学问、才识之所至也。夫人才有能有不能，或优于文学或长于政事，取其所长皆可任用，臣请兼夫三者而并试之，论、策、文移三者俱通为上，通二者为中，通一者为次中，俱不通者为下。既试之矣，然所试者其人品高下、才识能否未必皆称其所缺之员，故凡遇内外官有缺，铨曹必须依次排比，申达卿佐，预为校量，总会其当铨之官，必所试之人其才与官相称然后铨注，宜于一岁之间每季之首循其资次豫集应选之人，或一百或二三百，每月一集而试之，不待临选始试，恐取其一日之长，其中有侥幸假代者也。其所试之题或论或策或文移（文移如判断词讼、处置事宜、问拟罪名、催征钱粮、禁革奸弊之类，俱依行移体式立为案卷，或申呈，或关牒，或具本，或出榜，或作招拟弹章），不拘定时，遇本部有暇隙即署僚属为监试等名目，集监生而试之，弥封、巡监一如科试，既试，将所试卷批号等第附卷，凡入选监生必须五试然后入选，临选之日又必并试三题通以前累试者较之，上等为京朝府贰、州守之职，中等为县正、府倅之职，次中善于论策者为闲散之职、善于行移者为烦剧之职，下者为流外冗杂之职。如此，则用人不枉其才而庶官皆得人矣。
苏轼言于其君曰：“所贵乎人君者，予夺自我而不牵于众人之论也。天下之学者莫不欲仕，仕者莫不欲贵，如从其欲则举天下皆贵而后可，惟其不可从也，是故仕不可以轻得而贵不可以易致。此非有所吝也，爵禄出乎我者也，我以为可予而予之，我以为可夺而夺之。彼虽有言者不足畏也，天下可畏者赋敛不可以不均、刑罚不可以不平、守令不可以不择，此诚足以致天下之安危而可畏者也，我欲慎爵赏、爱名器而嚣嚣者以为不可，是乌足恤哉？近岁以来，吏多而阙少，率一官而二人共之，居者一人、去者一人而伺之者又一人，是一官而有二人者，无事而食也。且其莅官之日浅而闲居之日长，以其莅官之所得而为闲居仰给之资，是以贪吏常多而不可禁，此用人之大弊也。”
臣按：吏多而阙少，在宋时犹一官而三人共之，今待一官之阙不止三人也，将因其故而不问欤，则人才日积愈多，及其资次而用之已衰老矣，衰老之人志气消沮、筋力不逮，用如是之人以理务治民，而欲事妥民安，难矣。如一切汰而择之，则彼奔走仕途多历年岁，归无生计以度余生，往往至于颠连失所，况彼之所以衰老皆限于吾之资级使然，仁人君子固有所不忍也。苏轼所谓“彼虽有言亦不足畏”，呜呼，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无告，伊尹一夫不获以为己辜，况士乃天民之秀者，吾之立法不善，使之至于衰老而又弃之，是岂盛世之事乎？为今之计，必须调停之而使其入仕者有效用之实，汰退者无失所之叹，斯善矣。本朝入仕之途其大者有二，曰岁贡、曰科举，岁贡之法，每岁学校贡生员赴礼部，试中补国子监生，府学岁贡一人、州学三年二人、县学二年一人，以食廪先后为次，则在学校者已有资格也；科举则每三年一开科，中乡试者赴礼部，中试则授以官，不中者送监肄业以俟下举，屡不第者亦以监生资次入仕。科举有定额，岁贡有常数，学校贡举与吏部选调，其人才适足以相当而无甚有余不足之数。洪武、永乐以来，选用者未闻乏人，而需选者未闻淹滞，盖以祖宗法制一定而有司奉行，不敢有所更革也。近世言者悯士子之在学校者多衰老，乃开四十五岁入监之例，其后又因国计不足，立纳粟、上马、入监等名目，是于科、贡之外别开岐径，选用之调止于此数，而入仕之路比旧加多，其人才日积月累，遂致数倍于前。旧制，各司历事监生三阅月考过勤谨，附名选簿，仍留所司办事，临选方行取用，其实历日期有多至二三年者，后以坐监者数多，减历半年或一年即送吏部附选，给假家居，今有需次十年不得选者，积累既久，员数愈多，迨将及万，是以一时人才在监肄业之数少，在部听选之日多，臣恐积愈久而愈多，不止此数也。国家养才而不得用，及其用之皆衰老昏毛不能事事之人，此非独人才之病，其为国家之累也大矣。嗟夫，訚訚啾啾，黉舍至不能容，是乃国家人才之盛，若夫充积于选调，老死而不得一官，夫岂盛时所宜有哉？此非但士子之不幸也，夫国家之于人才，亦犹人家之于子弟，子弟白首而无室家，为父兄者则必为之忧虑，国家储养人才，白首乃不得沾一命为君相者，宁能不为之忧虑乎？所以忧而虑之者，非豫有以消息调停之不可也。消息调停，必使入仕者有及时效用之实，汰退者无后时失所之叹，斯可矣。然非在上者权其轻重、知其缓急，决然以必行而不以人怨为解，则虽有可以消息调停之策，亦不可行矣。古人有言“一家哭何如一路哭”，而臣亦云一人怨何如千万人怨，怨之于一时者比之怨之无穷已者，孰为多乎？盍思曰我国家所恃以为治者，人才也，今日用人必循资格，而人才需选者往往老于选调而不得及时以进用，及用之太半衰老矣，衰老之人志气消沮、筋力废弛，其不为身家、子孙计者无几，失今不为之所，犹七年之病而不求三年之艾也，则夫异日所用者皆衰老之人，衰老之人布满天下，而欲事理、民安，难矣。事不理、民不安，乱亡之兆也。且国家养士，将何为乎？为乎民而已。天下之民多乎？士多乎？说者乃独畏士之怨而不恤民之怨何哉？然则为今之计奈何？请敕吏部通算本部需选监生，自某年起至某年止总数若干人，见到部者若干，给假者若干，本部以一年为率，大约计用监生若干，通计其数至某年方才尽绝，而又通行天下布政司、府、州、县，查算听选家居监生若干，备细开具年甲、日期，造册申部。然后请旨选差卿佐有文学风力者赍敕诣各布政司，会同巡、按二司聚集听选监生于总会处，开场考试略如科试，初日于经书中出论一道试之，次日试时务策及行移各一道，三题全通者为上，通二者为中，通一者为下，全不通者为不中。其中者造册送部，依次选用，不中者为民。中者之中有不愿仕者，上等者遥授以京秩致仕，有文学者授以助教、学录之类，有政事者授以监事、序班之类，免其户丁三名差役；中等者授以在外八品职名，优免二丁；下等者赐以冠带，免其一丁，无丁者以本里内闲丁给之。其有未试之前告愿免试者，如下等之例。如此，则仕者得以效用而不仕者不致失所矣。虽然，此特一时不得已权宜救弊之策耳，是岂祖宗所以教养人才之初意哉？夫圣朝设立学校，选择师儒以教生徒，优以廪饩，免其差役，优游之以岁月，欲其成才以为国家之用，士子立志务学，底于成立，以图补报，是为不负作养之恩，顾乃苟延岁月，虚废廪给，至于衰迈尚不能措一辞，如此之徒上孤圣恩、下辱学校，虽加以成周简不肖之法，屏之远方，终身不齿亦不为过。但彼之所以衰老者，固由其不能奋发勉励之罪，然亦以我之昧于事体者妄开幸门，挤塞仕路，有以扼之故也。彼既自知其愆，不愿就试，姑为此一时不得已救弊之策，要之不可为训也。自此以后，凡科举历事一遵祖宗成法，于此二途之外不得别开入监门路，以复洪武、永乐之盛，则人才不至于淹滞贤，否不至于混淆矣。今日求贤为治之务，诚莫有急于此者。或曰如此则选途固清矣，其郡邑学校之中有生员年已近艾而未得出身者，何以处之？曰学校之中生员年已长大，不通文理者充吏为民，朝廷已有定例，惟夫学问有成，年岁长大，欲进之则资次未应，欲退之则学行可取，往往老死学校中，可惜也。窃见今吏部岁贡生员，初试中未到监者往往试选为教职，各有假手于人以图侥幸，不若就学校生员中稽考年四十五以上、食廪将及十年及曾历乡试六次入场者，命提学宪臣会同巡、按及藩、臬二司每五年一次考验，其中有通三场者试中，录其所试文字连人送部考试，仍令坐监一年，循次待阙，专用以为教职。如此，则学校之生徒亦无有老死不用者矣。
轼又曰：“方今之便，莫若使吏六考以上皆得以名闻于吏部，吏部以其资考远近、举官之众寡而次第其名，然后使一二大臣杂治之，参之以其才器之优劣而定其等，岁终而奏之，以诏天子废置。度天下之吏每岁以物故罪免者几人而增损其数，以所奏之等补之，及数而止，使其予夺亦杂出于贤不肖之间而无有一定之制，则天下之吏不敢有必得之心，将自奋厉磨淬以求闻于时。然而议者必曰，法不一定而以才之优劣为差，则是好恶之私有以启之也。臣以为不然，夫法者存其大纲，而其出入变化固将付之于人，必如曰任法而不任人，天下之人必不可信，则夫一定之制，臣未知其果不可以为奸也。”
臣按：苏轼既言用人不可有一定之制，又言不可开骤进之门，使天下常调举生妄心。诚如其言，则任法既不可，任人又不可，然则如之何而可也？轼固言法者存其大纲，而其出入变化固将付之于人，要必任用得其人，使之于常法之中，随其资格之所当得者寓夫抑扬进退之权，于截然可必之中而有隐然不可必之机，则人法兼行、资望并用而士无淹滞骤进之弊，而国家皆得人以为用矣。
胡寅曰：“夫人各有才而其用不同，故自古取才必有数路，犹患其狭。今徒以进士、任子而欲尽天下之才，多见其有遗矣。必欲贤能皆为吾用，当举古人取士之制，或以乡举，或以进士，或以恩任，或设科目，或许辟召，或听自荐，或令引类，合四海之内，三年之中以五百人为率而均其数于众流，为宰相者因任原、省是非，赏罚各不失当焉。率是以行，虽起衰乱之俗而跻三王之制可也，何停年格之足用乎？”
臣按：资格用人几千年于兹，一旦欲革而去之，诚难矣。非上有刚明之君，下有公正之臣，不可以议此也。然继世之君未必皆贤，任事之臣未必皆称，与其用能鉴别之明以显吾智力有余于一时，孰若立可持循之法以辅吾子孙不足于久远哉？必也立为一定之法，而于定法之中随时补弊，而不出于法之外，斯善矣。请即今日选法言之，祖宗以来文武并用，文选主于吏部，武选主于兵部。兵部之选武臣，其始也以功次而用，其后也纯用任子之法，父死子继，无子者兄若弟继之，有定格也，若夫都指挥以至都督，则以才能擢用焉，又不专于资格矣。文臣入仕之途非一端，其大者有三，进士也、监生也、吏员也。吏员资格其崇者止于七品，用之为佐贰、幕职、监当、管库之职，非有保荐者不得为州郡正员；监生则出自学校之贡选及举人试进士不第者，其肄业太学也，循资以出，先历事于府部诸司，然后次其名于选曹，循资而考之，以定其高下而授以职焉。监生、吏员二者虽各有资格，进士初任亦循其甲第，及其不次擢用往往越常调焉，是又不专在于资格也。此我圣祖立法用人之深意，诚有前代所不及者，然而用之既久不能无弊。武臣之弊，则天下卫所有定数、设官有定员，世袭之官恒满其位，继继绳绳销减无几，新立功次之人则又日增月益无有限极，不知其后将何以处之也。所谓文臣之弊，近年以来吏员需选者人多缺少，计其资次乃有老死不能得一官者，而监生尤甚。呜呼！我朝立国以来百余年矣，前此未闻人才有如此淹滞者，而今乃有之，是岂无其故哉？盍求所以致此之由，特命用事之臣博论深究以求善处之术，必使仕路澄澈，选法疏通，所进者皆及时有用之才，所退者免失职无聊之叹，如此，则可以复祖宗之旧而制治保邦于万年矣。
以上公铨选之法。臣按：天下之事其利害得失恒相半，而朝廷所立之法亦然。且如资格以用人，说者谓此法既立之后，庸碌者便于历级而升不致沈废，挺特者脱颖而出遂至回，则是资格不可有也。然未有此法之前，选司注官有老于下位三十年，出身不得禄者，则又是资格不可无也。然则资格用人其利害得失如何？嗟夫，天生斯民，贤智者恒少而愚不肖者恒多，天下之事巨而重者又常不若细而轻者之为众也，是故人君为治，用天下之人以理天下之事，宁不欲人人皆用其贤且智也，然人品有高下、事体有大小、官职有崇卑，量其事而设其官，随其官而用其人，必使官与事称、人与官称，则事无不理而政务举、治道成矣。然人品高下之中又有高下，事体大小之中又有大小，官职崇卑之中又有崇卑，不可以一律齐也，于其不可一律齐之中而设官以总持之，使之各得其剂量焉，如权衡之称物、尺度之度物，轻重、短长各适其可而不倚于一偏，非得其人不可也。然人不常得，于是不得已而任之以法焉。使朝廷常得人而任之，则虽无法亦可也，如其人之不常有何，此古人用人贵于人法兼用也。夫群千百人之才品而决于一二人之耳目，苟无簿籍之稽考、法制之禁限、资次之循历，而欲一一记忆之、人人抡选之，吾恐其智有所不周、力有所不逮、日有所不给矣，而况夫伪妄诈冒、请托干求、那移蒙蔽、奸计百出者哉？由是观之，人固不可以不任而法亦不可以不定，守一定之法而任通变之人，使其因资历之所宜、随才器之所能而量加任使，非不用资格亦不纯用资格，不用资格所以待非常之才、任要重之职、厘烦剧之务，用资格所以待才器之小者、任资历之浅者、厘职务之冗杂者。其立为法一定如此，而又得公明之人以掌铨衡，随才授任，因时制宜而调停消息之，于常调之中而有不常之调，调虽若不常而实不出乎常调范围之外，人以渐而用而出类之才则不以渐，官以次而升而切要之职则不以次，非有大功德、大才能及国家猝有非常之变，决不拔卒为将、徒步而至卿相也。我祖宗立法之善超越前代，未尝不用资格而有不用者焉，虽若不分流品而实未尝不分焉，何则？今制文职四品及在京堂上官、在外方面五品以上官有缺员皆具名以闻，自五品以下吏部始得铨注，此所谓用资格而有不用者也。自尚书、侍郎以下惟才是用，虽若不分流品，然翰林院、国子监非通经能文者不授之，其于流品又未尝不分焉。臣寮之在任也则得推举不次用之，既满秩到部则必考其功迹按常调以用焉。祖宗良法美意有如此者，此又万世所当遵守而不可更革者也。
卷一一
▲严考课之法
《舜典》：三载考绩，三考黜陟幽明，庶绩咸熙。
蔡沈曰：“考，核实也。三考，九载也。九载则人之贤否、事之得失可见，于是陟其明而黜其幽，赏罚明信，人人力于事功，此所以庶绩咸熙也。”
臣按：此万世考课之祖。夫三年者天道一变之节也，至于九年则三变矣，天道至于三变则人事定矣。盖人之立心行事未必皆有恒也，锐于前者或退于后，勤于始者或怠于终，今日如此而明日未必皆如此，此事则然而他事则未必然，暂则可以眩惑乎人，久则未有不败露者也。为政于三年、六年不变，固可见其概矣，安知其后何如哉？必至于九年之久而不变，则终不变矣，于是从而黜陟之。圣人立法缓而详，详而尽，真可以为万世法也，岂但使一世之庶绩咸熙而已哉？万世用之而万世咸熙矣。帝世立此法以来，后世多不能遵用，或以一年为一考、或以三十月为一考，或以六期为断、或以三年为断，未有若我朝本帝世考绩之法以为一代之法、百世相承者也。
《周官》：六年五服一朝，又六年（十二年也）王乃时巡，考制度于四岳，诸侯各朝于方岳，大明黜陟。
蔡沈曰：“五服，侯、甸、男、采、卫也。六年一朝会京师，十二年王一巡狩。时巡者，犹舜之四仲巡狩也。考制度者，犹舜之协时月正日、同律度量衡等事也。诸侯各朝方岳者，犹舜之肆觐东后也。大明黜陟者，犹舜之黜陟幽明也。疏数异时、繁简异制，帝王之治因时损益者可见矣。”
臣按：今制，三年方面及府州县官一朝觐，即此六年五服一朝之制也。但周有巡狩之制而诸侯朝以六年，而今则三年一朝耳。来朝之臣各以其所治须知之事造册以献于朝廷，是考制度之余意也。政绩举者有赏擢之典，否则废黜焉，是亦大明黜陟也。斯制也一见于《虞书》，后千载余复见于《周官》，周至于今日几三千年矣，仅再见焉，汉、唐、宋皆无之。呜呼，此圣祖制治保邦所以卓冠乎百王也欤？
《周礼》：太宰岁终则令百官府各正其治，受其会（大计也），听其致事（听其事来至者之功状）而诏王（奏白于王）废置（有功者置之进其爵，无功者废之退其爵），三岁则大计群吏之治而诛赏之。
臣按：《周礼》月终则有月要、旬终则有日成，则是日月皆有考也；至于一岁之终则有岁会，则是一岁有考也。于是岁终大计则听其所致之事，诏王行废置之法，然犹各计其所治之当废当置者而未行诛赏也，至于三年之久则大计群吏之治，相与比较而行诛赏之法焉。其考以日也宰夫受之，考以月也小宰受之，考以岁也大宰受之，每岁而诏于王，至于三岁则诛其幽而赏其明，此三代盛时考核严而会计当，上下相维，体统不紊也，其以此欤？
小司徒岁终则考其属官之治成（治事之计）而诛赏，令群吏正要会而致事。
小司寇岁终乃命其属入会（会计之状），乃致事（谓致事与王）。
臣按：先儒谓成周六卿先考其属官而后倡牧伯，牧伯从而考诸侯，考课既备，然后上之天子，故周官六卿每岁则诏王计群吏之治而诛赏之。西汉课郡国守相而丞相、九卿则杂考郡国之计书，至天子则受丞相之要。汉去古未远，故犹有古意。今制，内外诸司各自考其官属，然后达于吏部，吏部定其殿最，闻于朝廷以行黜陟，亦是此意。
汉法以六条察二千石，岁终奏事，举殿最。
汉郡守辟除令长得自课第，刺史得课郡国守相，而丞相、御史得杂考郡国之计书，天子则受丞相之要。
臣按：汉考课之法史所不载，惟岁竟丞相课其殿最，奏行赏罚，见于《丙吉传》。尹翁归为扶风，盗贼课常为三辅最；韩延寿为东郡太守，断狱大减为天下最；陈万年、郑昌皆以守相高第入为右扶风，义纵、朱博皆以县令高第入为长安令，散见于各人之传。由是以观，其一代考课之典必有成法可知矣。
武帝时，董仲舒对策曰：“古所谓功者以任官称职为差，非谓积日累久也。故小材虽累日不离于小官，贤材虽未久不害为辅佐，是以有司竭力尽知，务治其业而以赴功。今则不然，累日以取贵，积久以致官，是以廉耻贸乱、贤不肖浑淆，未得其真。”
胡寅曰：“后世治不及古者其大有三，人君之取士、用人、任官不师先王也。取士莫善于乡举里选，莫不善于程其词章也；用人莫善于因人任职，莫不善于用非其所长也；任官莫善于久居不徙，莫不善于转易无方也。莫善焉者古皆行之，莫不善焉者后世皆蹈之。自汉魏以来董子所谓是者蔑不复举，所谓不是者附益增损以为典常，廉耻道丧、愚不肖居人上为斯民病岂有量哉？必也略法先王，尽蠲宿弊，明君贤相断而行之，其庶几乎遍得贤才森布中外，致君尧、舜而措俗成、康乎？”
臣按：仲舒所谓积日累久以为功，是即《周官》司士以久奠食者也。然司士诏王必先之以德诏爵、以功诏禄、以能诏事而后及于以久奠食焉。后世累日以取贵，积久以致官，则不复考其德功与能，惟以日月先后为断，是则古人所以诏王者有三而今世仅用其一也，以是用人、任官而欲其廉耻不贸、乱贤不肖不浑淆，难矣。然则天下之大，官职之多奚啻千万，不断以岁月而欲一一别其称否，其道何繇？曰立为考校之法，就积日累久之中而分德、功与能之目，常才则循夫一定之资，异才则有不次之擢，如董子之策，小才虽累日不离于小官，贤才虽未久不害为辅佐，则人知所兴起，莫不竭力尽知，务治其业以赴功而廉耻不至贸乱、贤不肖不至于浑淆，而国家之政务无不修举矣。
宣帝始亲政事，自丞相以下各奉职奏事，敷奏其言，考试功能，侍中、尚书功劳当迁及有异善厚加赏赐，二千石有治理效辄以玺书勉励，公卿阙则选诸所表以次用之。又诏令郡国岁上系囚，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各县爵里，丞相、御史课殿最以闻。
黄龙元年，诏曰：“上计簿具文而已，务为欺谩以避其课，三公不以为意，朕将何任？御史察计簿，疑非实者按之，使真伪毋相乱。”
臣按：汉宣帝综核名实之主也，故于考课之法特严。考试功能，有治理效辄以玺书勉励，选用所表；郡国上系囚，有笞掠瘐死者又诏丞相、御史课殿最。然犹恐其上计簿具文欺谩，又使御史按之，使其毋以伪乱真。噫，善有赏、恶有罚而又命御史按之，恐其具文，宣帝如此综核，而在当时，王成犹以伪增户口受赏，人伪之难防也如此，况漫不加意者乎？本朝在京官考满，吏部既考之而都察院又核其实，在外则州若府及藩司既考而又考之于宪司，是亦汉人命御史察其非实，毋使真伪相乱之意。
东汉之制，太尉掌四方兵事功课，岁尽即奏其殿最而行赏罚；司徒掌人民事功课，岁尽则奏其殿最而行赏罚；司空掌水土事功课，岁尽则奏其殿最而行赏罚。
臣按：此东汉考课之事。所谓太尉、司徒、司空者，汉世之三公也。各于岁尽而奏其殿最以行其赏罚，则失于太骤，非复有虞三载一考之制矣。
汉制，州牧奏二千石长吏不任位者，事皆下三公，三公遣掾吏按验，然后黜退。光武时用明察不复委任三府，而权归刺举之吏，朱浮上疏曰：“陛下不用旧典，信刺举之官，黜鼎辅之任，至于有所敷奏便加退免，覆案不关三府，罪谴不蒙澄察。陛下以使者为腹心、使者以从事为耳目，是谓尚书之平决于百石之吏，故群下苛刻各自为能，兼以私情容长增爱，故有罪者心不厌服，无咎者坐被空文，非所以经盛衰、贻后王也。”
臣按：考课之法先委之长吏，然后以达大臣，必须按验得失，然后上闻以凭黜陟，则吏之臧否咸当其实而人知所劝惩也。苟惟长吏之言是信固不可，而不信之亦不可，此为治所以贵乎得人，而综核名实而信赏必罚也。仰惟本朝三年一朝觐，天下布政按察诸司、府州县官吏各赍须知文册来朝，六部、都察院行查其所行事件有未完报者，当廷劾奏之，以行黜陟。近岁为因选调积滞设法以疏通之，辄凭巡按、御史开具揭帖以进退天下官僚，不复稽其实迹、录其罪状，立为老疾、罢软、贪暴、素行不谨等名以黜退之，殊非祖宗初意。按旧制，官员考满给由到部，考得平常及不称职者亦皆复任，必待九年之久、三考之终然后黜降焉。其有缘事降职、除名，亦许其伸理，虽当临刑亦必覆奏，其爱惜人才而不轻弃绝之如此，可谓仁之至义之尽矣。彼哉何人，立为此等名目，其所谓素行不谨者尤为无谓，则是不复容人改过迁善，凡经书所谓改过不吝、过则勿惮改皆非矣。夫人自幼至壮、自壮至老，其所存、所行安能事事尽善而无过举哉？不仕则已，一履外任稍为人所憎疾，则虽有颜、闵之行有所不免矣。窃观汉时，长吏不任位者，三公遣掾吏案验然后黜退，其后不任三府而权归刺举之吏，朱浮谓有罪者心不厌服，无咎者坐被空文，意当时长吏虽心不厌服，然犹有罪可名，虽被空文然犹有文可考，今则加以空名如死后节、惠之谥，受此暧昧不明之恶声以至于没齿赍恨，况贪者未必暴、暴者未必贪、老疾未必老疾、罢软未必罢软、素行不谨不知何所指名，又何以厌服其心哉？宋韩亿为执政，每见天下诸路捃拾官吏小过，辄不怿曰：“天下太平，圣主之心虽草木昆虫皆欲使之得所，仕者大则望为公卿、次亦望为侍从、下亦望为京朝官，奈何锢之于圣世。”呜呼，禁锢人于圣世固非太平美事，然使天下失职之人布满郡县亦岂朝廷之福哉？伊尹曰：“一夫不获时，予之辜。”当道君子尚慎思之。
晋武帝时，杜预承诏为黜陟之课，其略曰：古者设官分职以颁爵禄，弘宣六典以详考察，然犹倚明哲之辅畴咨博访，敷奏以言。及至末代，疑诸心而信耳目，疑耳目而信简书，简书愈烦，官方愈伪，法令滋彰，巧饰弥多。今莫若委任达官，各考所统在官，一年以后每岁言优者一人为上第、劣者一人为下第，因计偕以名闻。如此六载，王者总集采按其六岁处优举者超用之、六岁处劣举者奏免之，其优多劣少者叙用之，劣多优少者左迁之。
臣按：杜预此注亦是以六年为满考，非复有虞之制也。然每岁达官各考所统，六年而后黜陟之，其法亦善。盖明著奏牍以上闻，视彼后世暗加询访而无案牍可稽、得于风闻而无实迹可验者固为优也。
唐考功之法，考功郎中、员外郎各一人，掌文武百官功过善恶之考法。凡百司之长，岁较其属功过差以九等，大合众而读之，流内之官叙以四善，一曰德义有闻、二曰清慎明著、三曰公平可称、四曰恪勤匪懈，自近侍至于镇防有二十七最（一曰献可替否、拾遗补阙为近侍之最，二曰铨衡人物、擢进才良为选司之最，三曰扬清激浊、褒贬必当为考较之最，四曰礼制仪式动合经典为礼官之最，五曰音律克谐、不失节奏为乐官之最，六曰决断不滞、予夺合理为判事之最，七曰部统有方、警备无失为宿卫之最，八曰兵士调习、戎装充备为督领之最，九曰推鞫得情、处断平允为法官之最，十曰仇较精审、明于利害为较正之最，十一曰承旨敷奏、吐纳明敏为宣纳之最，十二曰训导有方、生徒充业为学官之最，十三曰赏罚严明、攻战必胜为军将之最，十四曰礼义德行、肃清所部为政教之最，十五曰详禄典正、词理兼举为文史之最，十六曰访察精审、弹举必当为纠正之最，十七曰明于勘覆、稽失无隐为勾简之最，十八曰职事修理、供承强济为监掌之最，十九曰功课皆充、丁匠无怨为役使之最，二十曰耕耨以时、收获成课为屯官之最，二十一曰谨于盖藏、明于出纳为仓库之最，二十二曰推步盈虚、究理精密为历官之最，二十三曰占候医卜效验多著为方术之最，二十四曰简察有方、行旅无壅为关津之最，二十五曰市廛弗扰、奸滥不行为市司之最，二十六曰牧养肥硕、蕃息滋多为牧官之最，二十七曰边境清肃、城隍修理为镇防之最）。一最四善为上上，一最三善为上中，一最二善为上下，无最而有二善为中上，无最而有一善为中中，职事粗理、善最不闻为中下，爱憎任情、处断乖理为下上，背公向私、职务废阙为下中，居官谄诈、贪浊有状为下下，此所谓九等也。凡定考，皆集于尚书省唱第然后奏。
臣按：唐考课之法，凡百司之长岁较其属功过，差以九等，则是以每岁而考之，亦非有虞三载三考之制。然以后世考课之法较之犹有可取者焉，以其详于善而略于最也。盖善以著其德行，最以著其才术，以善与最相为乘除分为九等以考中外官，上者加阶，其次进禄，其下夺禄，又在下解任，亦庶几古人黜陟之微意也欤。
宋初循旧制，文武常参官各以曹务闲剧为目限，考满即迁。太祖谓非循名责实之道，罢岁月叙迁之制，置审官院考课中外职事，受代京朝官引对磨勘，非有劳绩不许进秩。其后立法，文臣五年、武臣七年，无赃私罪始得迁秩，其七阶选人（谓从政郎、宣教郎、文林郎、通直郎、承直郎、承议郎、奉议郎）则考第资序无过犯或有劳绩者递迁，谓之循资。凡考第之法，内外选人周一岁为一考，欠日不得成考，三考未替，更周一岁书为第四考，已书之绩不得重计。其后又立审官院、考课院，凡常调选人、流内铨主之奏举及历任有私累者，考课院主之。
臣按：宋考课之法，其初立法文臣五年、武臣七年，其后考第之法以一年为一考，皆非有虞考绩之法。然既有吏部又有审官院、考课院，则失之重复，又非成周六典之制。
司马光告于其君（仁宗）曰：“自古得贤之盛莫若唐虞之际，然稷降播种、益主山林、垂为共工、龙作纳言、契敷五教、皋陶明刑、伯夷典礼、后夔典乐，皆各守一官终身不易。今以群臣之才固非八人之比，乃使之遍居八人之官，远者三年、近者数月辄以易去，如此而望职事之修、功业之成，不可得也。设有勤恪之臣悉心致力以治其职，群情未洽，绩效未著，在上者疑之，同列者嫉之，在下者怨之，当是时朝廷或以众言而罚之，则勤恪者无不解体矣，奸邪之臣炫奇以哗众，养交以市誉，居官未久声闻四达，蓄患积弊以遗后人。当是时朝廷或以众言而赏之，则奸邪者无不争进矣。所以然者，其失在于国家采名不采实、诛文不诛意，夫以名行赏则天下饰名以求功，以文行赏则天下巧文以逃罪矣。”
臣按：光所谓采名不采实、诛文不诛意二言者，切中后世考课之弊。人君用人诚能专而久，则人人得以尽其才、究其用，而人所毁誉之言久亦自定，于是因其名而责其实，就其文以求其意，则用舍当而赏罚公矣。
司马光曰：“为治之要莫先用人，而知人圣人所难也，故求之毁誉则爱憎竞进而善恶混淆；考之功状，则巧诈横生而真伪相冒：要其本在至公至明而已。人主询诸人而决诸己，使各长官自考其属而宰相总之，天子定其赏罚，则何劳烦之有？”又曰：“考绩之法，唐虞所为，当世之官居位久而受任专，立法宽而责成远，故鲧之治水，九载弗成然后治其罪，禹之治水九州攸同然后赏其功。非但效米盐之课、责旦夕之效也。”
臣按：本朝以百官考课之法属之吏部，内外官皆以三年为一考、六年再考、九年通考，始行黜陟之典，是则有虞之制也。官满者则造为牌册，备书其在任行事、功绩，属官则先考于其长，书其最目。转送御史考核焉亦书其最目。至是考功，稽其功状书其殿最，凡有三等，一曰称、二曰平常、三曰不称。既书之，引奏取旨令复职，六年再考亦如之，九年通考乃通计前二考之所书者以定其升降之等。其立法之简而要、详而尽，汉、唐以来所未有也。其以御史考核即汉宣命御史考殿最也，书以考语即唐人第其善最也，稽其牌册、引以奏对即宋人之引对磨勘也。以一人之制而兼各代之所长，而又本于有虞三考黜陟幽明之意，岂非万世之良法欤？
以上严考课之法。臣按：吏部职任之大者莫大于铨选、考课，铨选是以日月计其资格之浅深而因以试用，考课是以日月验其职业之修废而因以升降。其初入仕也以资格而高下其职，其既满考也以考课而升降其官，自古求贤审官之法不外乎此二途而已。诚能择吏部之卿佐，俾自择其属，秉铨衡者量才于资格之中，核功过者拔才于考课之外，惟公惟明，不偏不党，则国家有得人之效，事妥民安而制治保邦之本立矣。
▲崇推荐之道
《易泰》：初九，拔茅茹（茅根之相连者）以其汇（类也），征吉。
程颐曰：“君子之进必与其朋类相牵援，如茅之根然，拔其一则牵连而起矣。君子之进必以其类，不唯志在相先乐于与善，实乃相赖以济，故君子、小人未有能独立不赖朋友之助者也。自古君子得位则天下之贤萃于朝廷，同志协力以成天下之泰；小人在位则不肖者并进，然后其党胜而天下否矣，盖各从其类也。”
臣按：进一君子则众君子进，进一小人则众小人进，此《泰》之初九所以有“拔茅茹以其汇”之象也。夫致泰之道亦多端矣，而作《易》圣人必以是而系于一卦之初者，以见人君欲财成辅相天地以左右乎生民者，非得众君子以为之佐，不可以成泰功也。此致治者所以必慎于用人、专于委任以致夫泰治，而又崇推荐之道以保其泰于悠久焉。
《周官》曰：推贤让能，庶官乃和，不和政庞。举能其官，惟尔之能，称匪其人，惟尔不任。
王安石曰：“道二，义、利而已。推贤让能所以为义，大臣出于义则莫不出于义，此庶官所以不争而和；蔽贤害能所以为利，大臣出于利则莫不出于利，此庶官所以争而不和，庶官不和则政必杂乱而不理矣。称亦举也，所举之人能修其官，是亦尔之所能，举非其人是亦尔不胜任。古者大臣以人事君，其责如此。”
臣按：有虞之朝，命禹为百揆，而禹则逊之稷契；皋陶命垂为共工，而垂则逊之殳甗。伯与益之，逊于朱虎熊罴；伯夷逊于夔龙。噫！君以其人为贤能而用之，而其人不自贤、不自能而推之贤、让之能，其相与和穆也如此，此百官和于朝而庶绩所以咸熙也欤。成王仰惟唐虞建官之意而时若之，而以推贤让能望其臣，盖欲其效虞廷之九官济济相让也，而又戒之曰“举能其官，惟尔之能，称匪其人，惟尔不任”，其切望之也深矣。
《春秋穀梁传》曰：学问无方、心志不通，身之罪也；心志既通而名誉不闻，友之罪也；名誉既闻，有司不举，有司之罪也；有司举之，王者不用，王者之过也。
臣按：此言则为臣者见贤而不举、为君者其臣举贤而不能用，钧为有失。
《左传》：襄公三年，祁奚请老，晋侯问嗣焉，称解狐，其仇也，将立之而卒。又问焉，对曰：“午也可（祁奚子）。”于是羊舌职死矣，晋侯曰：“孰可以代之？”对曰：“赤也可（职之子伯华）。”于是使祁午为中军尉，羊舌赤佐之。君子谓祁奚于是能举善矣，称其仇不为谄，立其子不为比，举其偏不为党，解狐得举、祁午得位、伯华得官，建一官而三物成，能举善也。夫唯善故能举其类，《诗》云：“维其有之，是以似之。”祁奚有焉。
臣按：他书有曰：祁奚为大夫请老，晋君问孰可使嗣，对曰：“解狐可。”君曰：“非子之仇乎？”对曰：“君问可，非问仇也。”又问孰可以为国尉，对曰：“午也可。”君曰：“非子之子乎？”对曰：“君问可，非问子也。”君子谓祁奚外举不避仇仇、内举不避亲戚，可谓至公矣。其言比左氏尤为明白，至其所谓公之一言，真诫人臣举贤辅君之要道也。
解狐与荆伯抑为怨，简子问于狐曰：“孰可以为上党守？”对曰：“荆伯抑可。”简子曰：“非子之仇乎？”对曰：“臣闻忠臣举贤不避仇仇，其废也不阿亲近。”简子曰：“善。”遂以荆伯抑为守。
臣按：先儒有言，凡人避嫌者皆内不足也。又曰，恩仇分明，非有德者之言。况人臣事君莫大于荐贤为国，苟以亲仇之故而有所避就焉，则其人可知矣。
《论语》：仲弓为季氏宰，问政，子曰：“先有司，赦小过，举贤才。”曰：“焉知贤才而举之？”曰：“举尔所知。尔所不知，人其舍诸。”
朱熹曰：“贤有德者、才有能者举而用之，则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。”
程颐曰：“人各亲其亲，然后不独亲其亲。仲弓曰‘焉知贤才而举之’，子曰‘举尔所知。尔所不知，人其舍诸’，便见仲弓与圣人用心之大小。推此义则一心可以兴邦、一心可以丧邦，只在公私之间尔。”
臣按：圣人言虽至近，上下皆通。孔子此言虽为仲弓为宰而发，然推而广之，使人君之治天下，在朝之臣各举其所知之贤才，则人人所知者皆举而用之，而天下之贤才无遗者矣。
孟子曰：“言无实不祥，不祥之实，蔽贤者当之。”
张栻曰：“天生斯贤以为人也，蔽贤之人妨贤病国，不祥孰甚焉。”
臣按：天生贤才以为君用，人能引而进之，其为祥也大矣。媚疾之人蔽之而不容其进，非但不祥于其身，国而不幸有斯人，岂非大不祥哉？汉诏有云“蔽贤蒙显戮”，以是不祥之人投诸豺虎有北可也。
荀卿曰：“下臣事君以货，中臣事君以身，上臣事君以人。”
臣按：或人问报国孰为大？曰荐贤为大。盖竭一身之智力其效少，竭众人之智力其效多，由是以观，则人臣之所以事其君者，其高下可知矣。
汉武帝诏曰：“朕深诏执事，兴廉举孝，庶几成风，绍休圣绪。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，今或至阖郡不荐一人，是化不下究而积行之君子壅于上闻也。且进贤受上赏，蔽贤蒙显戮，古之道也。其议不举者罪，有司奏不举孝、不奉诏当以不敬论，不察廉不胜任也，当免。”
臣按：未用之贤，其进与否在公卿、大夫之见任者，后世立法，因其所举贤否而坐其举主则有矣，未有以贤之不进而诛其见任者以责其必进者也。汉去古未远，故其诏令之颁犹有古意存焉。
魏明帝时，士人多务进趋，廉逊道缺，刘寔著《崇让论》以矫之，其略曰：古者圣王之化天下所以贵让者，欲其出贤才、息争竞也。夫人情莫不皆欲己之贤，故劝令让贤以自明，故让道兴，贤能之人不求而自至矣，至公之举自立矣，百官具任，为百官之副亦具以矣。一官缺择众官所让最多者而用之，审之道也。在朝之士相让于上，下皆化之，推贤让能之风从此生矣。夫在官之人其中贤明者亦多矣，岂皆不知让贤为贵耶？直以时皆不让，习以成俗，故不为耳。
臣按：唐宋举官自代之制，盖本寔之此论，非独可以见其人材用之，实亦足以崇推让之风焉。
唐狄仁杰荐张柬之、姚元崇、桓彦范、敬晖等数十人，率为名臣。或谓仁杰曰：“天下桃李悉在公门。”仁杰曰：“荐贤为国，非为私也。”
张说喜推籍后进，善用人之长，多引天下知名士以佐佑王化、粉泽典章，成一王法始。知进贤院，尝荐张九龄可备顾问。说卒，上思其言，召为秘书少监、集贤院学士。
臣按：为大臣者皆能如狄仁杰、张说之荐贤，其为国家治道之助多矣。李克曰：“达观其所举。”二臣之所举如此，则其人之贤可知也已。
崔祐甫为相，荐举惟其人，不自疑畏，推至公以行。德宗尝谓之曰：“人言卿所用多涉亲故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臣为陛下择百官不敢不详慎，苟平生未之识，何以谙其才行而用之？”
司马光曰：“用人者无亲疏、新故之殊，惟贤不肖之察。其人未必贤也，以亲故而取之，固非公也；苟贤矣，以亲故而舍之，亦非公也。天下之贤非一人所能尽，若必待素识而用之，所遗亦多，必也举之以众、取之以公而已，不置毫发之私于其间，则无遗才旷官之病矣。”
文宗时，中书门下奏请京兆、河南尹及天下刺史，各于本府、本道常选人中择堪为县令、司录、录事、参军人，具课绩、才能闻荐。如刺史所举并两人得上下考者，就加爵秩；在任年考已深者优与进改；如犯赃至一百贯已下者举主量削阶秩，一百贯已上者移守僻远小郡。
臣按：人之难知而节之易变者莫如利，今日不取，安保其他日之皆不取哉？此事不取，安保其他事之皆不取哉？人固难保矣，而所以坐人罪者又未必皆得其实，此连坐举主之法名虽美而实未易行也。
五代周世宗令翰林学士、两省举令录，除官之日，仍署举者姓名，若贪秽败官并当连坐。
胡寅曰：“保任天下之至难也，夫中人以上不万一焉，中人固不易得矣，中人以下滔滔是也。迫祸难、处困穷、临势利、怵交党，此改行易守之会也。中人者一出一入焉，忍与不忍、敢与不敢相权于中，未至于甚，忍而不敢之心胜；怵迫甚矣，不忍而敢之心决：此人情之大常、物理之必至也。诚知其人今不为是，安知其他日渝与不渝也，而况其下者乎？故连坐之法似美而实弊，似美故其初激昂，实弊故其终废格。若曰吾姑严为之防尔，则奸人窥之其弊益甚，然则奈何？曰：人君惟典学明道、识拔真贤以为辅相，则有成材之具、得人之方，如储木于山、育鱼于渊，惟君所取，此非一日之力也。立法保任，苟给目前，策之下也。”
臣按：胡寅所谓“人君典学明道、识拔真贤以为辅相，则有成材之具、得人之方”，此推本反己之论。
宋太宗雍熙二年，令翰林学士、两省、御史台、尚书省官各于京官、幕职、州县中举可升朝者一人。端拱三年，令宰相以下至御史中丞，各举朝官一人为转运使。
臣按：宋朝内外官皆责令在廷大臣举荐，不颛颛用选法也。
端拱四年，令内外官所保举人有变节逾滥者，举主自首，原其罪。
臣按：举主连坐之法行之久矣，而此又立举主自首原罪之比，盖以所举之人事未彰露即许首原，既已彰露必坐以连坐之罪。此法苟行，则所举及受举之人咸知惧矣。
真宗诏：每年终，翰林学士以下常参官并同举外任京朝官、三班使臣、幕职、州县官各一人，明言治行堪何任使，或自己谙委，或众共推称。至令合门、御史台计会催促，如年终无举官状，即奏闻当行责罚。
臣按：宋朝人君切于举贤如此，可以为后世法。
真宗复举官自代之制，常参官及节度、观察、防御使、刺史、少尹、畿赤令并七品以上清望官，授讫三日内上表让一人以自代。在内者于合门投下，在外者附驿以闻，其表付中书门下，每官阙则以见举多者量而授之。
臣按：此举官自代之制，诚能举而行之，吏、兵二部各立簿籍二，编次所让表状，一以进内，一以留司，据此以为铨用升擢之资，其于进用贤才不为无益。
司马光言于其君（哲宗）曰：“人之才性各有所能，知人之难圣贤所重，若专引知识则嫌于挟私难服众心，若止循资序则官非其人何以致治？莫若使在位达官人举所知，然后克协至公、野无遗贤矣。欲乞以十科取士，一曰行义纯固可为师表科（如韩嵩之荐韩休），二曰节操方正可备献纳科（如李峤之荐季邕），三曰智勇过人可备将帅科（如谢安之荐谢玄），四曰公正聪明可备监司科（如匡衡之荐孔光），五曰经术精通可备讲读科（如萧望之之荐薛广德），六曰学问该博可备顾问科（如张说之荐张九龄），七曰文章典丽可备著述科（如魏元忠之荐吴兢），八曰善听狱讼尽公得实科（如袁盎之荐张释之），九曰善治财赋公私俱便科（如李祐之荐李巽），十曰练习法令能断请谳科（如丙吉之荐于定国）。应职事官自尚书以下，每岁于十科中举三人，中书省钞录举主及所举官姓名，岁终不举及人数不足，按敕施行。或遇在京及外方有事，执政各随所举之科选差。”
臣按：天下人才不拘拘于此十科，况其各科之中所当用者亦有多寡不同。臣愚以为当如苏洵所云，《书》曰“载采采”，举人者当明著其迹，曰某人廉吏也尝有某事知其廉，某人能吏也尝有某事知其能，虽不必有非常之功而皆有可举之状，其特曰廉能而已者不听。如此，则取人之路广，当道者量其才器而用之，庶乎其得人矣。
英宗时诏中外臣僚，于文资官内，不以职位高下举行实素著、官政尤异可备升擢任使之人；又于诸司使以下至三班使臣内，举其堪充将领及行陈任使之人。司马光言：“臣始闻之不胜庆抃，既而议者皆言数年之前亦有此诏，所举甚众，未闻朝廷曾有所升擢，今兹盖亦修故事、饰虚名而已，非有求贤之实也。若果如此，诚有何益？乞将今来臣僚所举之人，随其资叙各置一簿，编其姓名，留之禁中，其副本降付所司，遇文武官员有阙应系上件差遣者，并乞于所举官簿内资叙人中亲加选择点定。”
臣按：光所言“数年前亦有此诏，而今之所行亦是修故事、饰虚名而已”，此切中后世诏令之弊，非但求贤一事然也。所谓置簿禁中一说尤为切要，但欲遇阙亲为点定，似乎未善。臣愚以为必须待所司各拟以闻，然后据此簿考其当否以点定之，如此，则人君于一世之人才皆有所据以知其人，亦可因所举之得失以知其人之贤否。
苏轼曰：“天下之吏不可以人人而知也，故使长吏举之。又恐其举之以私而不得其人也，故使长吏任之。他日有败事则以连坐，其过恶重者其罪均。且夫人之难知，自尧舜病之矣，今日为善而明日为恶犹不可保，况于十数年之后，其幼者已壮、其壮者已老而犹执其一时之言，使同被其罪，不已过乎？天下之人仕而未得志也，莫不勉强为善以求举，惟其既以致官而无忧，是故荡然无所不至。方其在州县之中，长吏亲见其廉谨勤干之节，则其势不可以不举，又安知其终身之所为哉？一县之长察一县之属，一郡之长察一郡之属，职司者察其属郡者也，此三者其属无几耳，其贪、其廉、其宽猛、其能与不能不可谓不知也。今其属官有罪而其长不即以闻，他日有以告者，则其长不过为失察，其去官者又以不坐。夫职司察其属郡、郡县各察其属，此非人之所不能而罚之甚轻。”又曰：“今之世所以重发赃吏者何也？夫吏之贪者，其始必诈廉以求举，举者皆王公贵人，其下者亦卿大夫之列，以身任之居官，莫不爱其同类等夷之人，故其树根牢固而不可动，盖以连坐者多故也，如盗贼质劫良民以求苟免，为法之弊至于如此，亦可变矣。如臣之策，以职司守令之罪罪举官，以举官之罪罪职司守令，今使举官与所举之罪均，纵又加之，举官亦无如之何，终不能知终身之廉者而后举，特推之于幸不幸而已。苟以其罪罪职司守令，彼其势诚有以督察之。”
臣按：苏轼此言盖以职司守令于其属有可督察之势，而欲以举官之罪罪之。夫职司守令在其人，今日之己任则为其属，其属有罪而不察固有罪矣。若夫举官，前日之所举而今日有罪，彼又何预哉？臣愚以为，宜令举主于初举之时明具保任连坐之状，若其所举之人有不如所举，许其于事情未露之前具实发觉之，则原其缪举之罚。如此，则举人者有所恃而敢于荐扬，受举者有所畏而不敢改节矣。
以上崇推荐之道
卷一二
▲戒滥用之失
《易解》：六三，负且乘，致寇至，贞吝。
《大传》曰：负也者小人之事也，乘也者君子之器也。小人而乘君子之器，盗思夺之矣；上慢下暴，盗思伐之矣。
程颐曰：“六三阴柔居下之上，处非其位，犹小人宜在下，以负荷而且乘车，非其据也，必致寇夺之至。虽使所为得正，亦可鄙吝也。小人而窃盛位，虽勉为正事而气质卑下，本非在上之物，终可吝也。”
臣按：人品有君子、小人之别，而其所事亦有君子、小人之异。人君用人当随其人品而使之各事其事，则君子、小人各止其所而无有非所据而据者矣。非惟君子、小人各安其心，而天下之人亦莫不安之矣。上下相安而无暴慢之失，君子而乘君子之器，小人而任小人之事，凡居尊贵之位者皆世所谓君子也，凡任卑贱之事者皆世所谓小人也。上不慢而下不暴，则孰敢萌非分之望也哉？
《鼎》：九四，鼎折足，覆公餗（鼎实也），其形渥（赧汗也），凶（形渥本义以为刑剭，谓重刑也）。
子曰：“德薄而位尊，知小而谋大，力小而任重，鲜不及矣。《易》曰：‘鼎折足，覆公餗，其形渥，凶’，言不胜其任也。”
程颐曰：“大臣之位，任天下之事者也。天下之事岂一人所能独任，必当求天下之贤智与之叶力，得其人则天下之治可不劳而致也，用非其人则败国家之事、贻天下之患。阴柔小人不可用者也而用之，其不胜任而败事，犹鼎之折足也。鼎折足则倾覆公上之餗，餗，鼎实也。居大臣之位，当天下之任，而所用非人至于覆败，不胜其任，可羞愧之甚也。”
朱震曰：“位欲当德，谋欲量知，任欲称力，三者各得其实则利用而安身。小人志在于得而已，以人之国侥幸万一，鲜不及祸，自古一败涂地、杀身不足以塞其责者，本于不知义而已。”
臣按：先儒有言，古之人君必量力度德而后授之官，古之人臣亦必量力度德而后居其任，虽百工胥吏且犹不可，况大臣乎？为君不明于所择，为臣不审于自择，必至于亡身危主、误国乱天下，皆由于不胜其任之故也。虽然，人臣不审于自择，一身一家之祸尔，人君不明于所择，则其祸岂止一人一家哉？上以覆祖宗千万年之基业，下以戕生灵千万人之身命。呜呼！人君之任用大臣焉，可不量其德、询其知、度其力而轻授之尊位、与之大谋、委之大任哉？
《书说命》曰：官不及私昵，惟其能；爵罔及恶德，惟其贤。吕祖谦曰：“官爵及私恶，非宪天聪明矣。”
臣按：天下治乱在乎庶官用人，惟其贤能则事得其理，人称其官而天下于是乎治矣。官不用能，苟己所私昵者亦任之以官，爵不论德而人有恶德者亦畀之以爵，不复计其人之称是官与否、其德之称是爵与否，则庶事隳而名器滥矣，天下岂有不乱者哉？
《诗曹风候人》篇曰：彼候人（道路送迎宾客之官）兮，何（揭也）戈与礻殳（殳也），彼其（音记）之子，三百赤芾（冕服之鞸，三命赤芾）。维鹈（小鸟也）在梁，不濡其翼，彼其之子，不称其服。
朱熹曰：“此刺其君远君子而近小人之词。言彼候人而何戈与礻殳者宜也，彼其之子而三百赤芾何哉？”陈澔曰：“鹈鹕常入水中食鱼，今乃在鱼梁之上窃人之鱼以自食，未尝濡湿其翼，如小人居高位以窃禄而不称其服也。”
臣按：人品有高下，爵位有崇卑，人品之下者居卑位而执贱役，人品之高者居尊位而任大政，宜也。顾乃使卑贱之人衣尊贵之服、居清要之任，岂得为称哉？
《论语》：哀公问曰：“何为则民服？”孔子对曰：“举直错（舍置也）诸枉则民服，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。”程颐曰：“举错得义则民心服。”
谢良佐曰：“好直而恶枉，天下之至情也。顺之则服，逆之则去，必然之理也。然或无道以照之，则以直为枉、以枉为直者多矣，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贵穷理也。”
臣按：人君任贤退不肖，所举用者皆正直之士，所舍置者皆枉曲之人，则凡布为纪纲、施为政事者咸顺乎人情而不拂其性，而民无有不心服者矣。苟为不然，于其枉者则举用之而于其直者反舍置焉，是谓好人之所恶、恶人之所好，非但不足以服人心，将由是而驯致于祸乱也不难矣。
汉文帝问上林尉诸禽兽簿，尉不能对，虎圈啬夫从旁代尉对甚悉，诏张释之拜啬夫为上林令，释之前曰：“陛下以周勃、张相如何如人也？”上曰：“长者。”释之曰：“此两人言事曾不能出口，岂效此啬夫喋喋利口捷给哉？且秦以任刀笔之吏，争亟疾苛察相高，其敝徒文具而无实，不闻其过，陵迟至于土崩。今陛下以啬夫口辩而超迁之，臣恐天下随风而靡，争为口辨而无其实。夫下之化上疾如影响，举错不可不审也。”帝曰：“善。”就车召使参乘，徐行问秦之敝，拜公共汽车令。
臣按：古人论郭之所以亡以其善善而不能用、恶恶而不能去，文帝一闻释之之言即不用啬夫，不徒善释之之言，而又引之以同车，用为公共汽车令，可谓恶恶而能去、善善而能用矣。且释之欲言啬夫之辩给，先引周、张之谨讷，其《易》所谓纳约自牖者夫。臣于是非但见文帝听言之易、用人之谨，而又且见汉世去古未远，而其君臣相与之无间也。后世人君于其臣，有事固未尝问，问或不敢答，况敢于未言之先而设问以启之乎？
文帝尝梦欲上天不能，有一黄头郎推上天，顾见其衣尻带后穿，觉而之渐台，以梦中阴目求推者郎。见邓通其衣后穿梦中所见也，召问其名姓，姓邓名通，邓犹登也，于是赏赐通官至上大夫。
臣按：高宗梦帝赉傅说，盖其精诚感通之极也。后世人主无古帝王正心之学、好贤之诚而欲效其所为，安知非其心神昏惑瞀乱而邪气得以乘间入之耶？文帝为汉令主，而以梦用邓通，轻信寤寐恍忽之见、附会音训偶合之文，其为盛德累也大矣。
武帝时，方士栾大敢为大言，处之不疑。见上言曰：“臣常往来海上，见安期羡门之属，曰黄金可成而河决可塞、不死之药可得、仙人可致也。”乃拜大为五利将军，既而入海求其师，上使人随验，无所见而大妄言见其师，方又多不售（谓所言之方无验），坐诬罔腰斩。
尹起莘曰：“武帝于方士始虽为其所罔，及所言不验则亦往往取而戮之，如文成、少翁之类皆在所不赦，是又帝之明断也。”
臣按：将军之号所以封拜武臣者，乃以施之矫诬诞妄之人，则夫被坚执锐者安得不解体哉？然五利之名非常秩也，特为之立此名耳且犹不可，况以公卿大夫显然之秩位而加之此辈哉？尹氏谓武帝能诛栾大辈为明断，臣窃以为断则断矣，未明也。盖明足以烛理则不惑，与其明断之于后，又曷若明断之于先哉？虽然，其视诸未用则信之而不疑，既用而无验心悟其非，犹为之隐忍而遮护之惟恐人知焉者，则亦有间矣。噫，此武帝所以为武也欤。
武帝欲侯宠姬李氏，乃拜其兄广利为贰师将军，发数万人往伐宛，期至贰师城取善马，故以为号。
司马光曰：“武帝欲侯宠姬而使广利将，意以为非有功不侯，不欲负高帝之约也。然军旅大事，国之安危、民之死生系焉，苟为不择贤愚而授之，欲侥幸咫尺之功，藉以为名而私其所爱，盖有见于封国无见于置将，谓之能守先帝之约，过矣。”
臣按：国家列爵以待有功之臣，因其有是功而报授之以是爵也。武帝欲侯宠姬之兄，乃使之立功以取侯爵，是岂帝王列爵赏功之初意哉？
光武即位，议选大司空而赤伏符曰“王梁主卫作玄武”，帝以野王卫之所徙，玄武水神之名，司空水土之官，于是擢梁为大司空，又欲以谶文用孙咸行大司马，众不说，乃已。
臣按：符谶之书不出于唐虞三代，而起于哀平之世，皆虚伪之徒要世取资者所为也。光武尊之比圣，凡事取决焉，其拜三公三人而二人取诸符谶，逮众情觖望才减其一，而王梁寻坐罪废，谶书果安在哉？先儒谓光武以英睿刚明之主，亲见王莽尚奇怪而躬自蹈之，其为盛德之累亦岂小哉？
顺帝初，听中官得以养子袭爵，御史张纲上书曰：“窃寻文明二帝德化尤盛，中官、常侍不过两人，近幸赏赐裁满数金，惜费重民，故家给人足。而顷者以来，无功小人皆有官爵，非所以爱民重器、承天顺道也。”
胡寅曰：“茅土之封所以待功勋、建贤德而加诸刀锯之贱，似续之任所以继先祖、传后来而责诸不父之家，且残无罪之人，息生生之道，耗蠹财用，崇长祸阶，一举而六失并焉，有天下国家者可不深思而痛革之哉？”
臣按：古者以阉人给事内庭，以其无男女之欲、子孙之累故也，今既宫之而又使之得以养子袭其爵，又何若勿绝其世而只用士人哉？我圣祖于内臣别立官称而与外诸司不同，其虑一何深且远哉？
灵帝时，市贾小民有相聚为宣陵孝子者数十人，诏皆除太子舍人。帝好文学，自造《皇羲篇》五十章，引诸生能为文赋者并待制鸿都门下，后诸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皆加引召，遂至数十人。乐松等多引无行趣势之徒置其间，喜陈闾里小事，帝甚说之，待以不次之位。
蔡邕上封事曰：“古者取士必使诸侯岁贡，孝武之世郡举孝廉，又有贤良文学之选，于是名臣辈出，文武并兴，汉之得人数路而已。夫书画、辞赋，才之小者，匡国治政未有其能，陛下游意篇章，聊代博奕，非以为教化取士之本，而诸生竞利，作者鼎沸，连偶俗语有类俳优，或窃成文虚冒名氏，皆见拜擢，难复收改，但不可复使治民及在州郡。昔孝宣会诸儒于石渠，章帝集学士于白虎，通经释义，其事优大文武之道，所宜从之。宣陵孝子虚伪小人，本非骨肉，群聚山陵，假名称孝，义无所依，至有奸轨之人通容其中，太子官属宜搜选令德，岂有但取丘墓凶丑之人，其为不祥莫大焉。宜遣归田里，以明诈伪。”
臣按：人君好尚不可不谨，一有所偏嗜而为小人所窥伺，彼欲窃吾之爵禄以为终身富贵之资，凡有可乘之间无所不至矣。人主惟穷理居敬，灼有一定之见，确有一定之守，不为外物所动、异说所迁，则小人无所乘其隙矣。
灵帝初，开西邸卖官，二千石二千万、四百石四百万，其以德次应选者半之或三分之一，令长随县丰约，有贾富者先入，贫者到官倍输。又私令左右卖公卿，公千万、卿五百万。
臣按：秦汉以来有纳粟补官之令，然多为边计及岁荒尔，非以为己私也。夫尊为天子，富有四海之内，尺地莫非其有，一民莫非其臣，凡在黎者孰非天子之所有，藏在民家者孰非国家之所储，奚必敛于府库之中然后为己富哉？彼桑弘羊、王安石之徒竞商贾刀锥之利，将以富国，君子以之为盗臣，史书昭然，在人耳目，千万世如一日焉，可不畏哉，可不念哉！
晋惠帝时论诛杨骏功，侯者千八十一人，傅咸曰：“无功而受赏，莫不乐国有祸，祸起当复有大功也。人而乐祸，其有极乎？”
臣按：国家不幸有事，臣之有功而当受爵赏者必须考验当否而为之等第，况无功而可一例升赏乎？夫有功而必升赏，则人得以夤缘作弊而怀侥幸之心，后世有欲按功行赏者，不可不思傅咸之言也。
唐高祖以舞胡安叱奴为散骑侍郎，李纲谏曰：“古者乐工不与士齿，虽贤如子野、师襄皆终身继世，不易其业。今天下新定，建义功臣行赏未遍，高才硕学犹滞草莱，非所以垂模后世也。”
太宗时，御史马周上疏曰：“王长通、白明达本乐工舆皂杂类，韦剟提、斛斯正本无他才，独解调马，虽术逾等夷，可厚赐金帛以富其家，今超授高爵，与政外廷，朝会鸣玉曳履，臣窃耻之。若朝命不可追改，尚宜不使在列与士大夫为伍。”帝善其言，除周侍御史。
臣按：李纲、马周皆谓杂流出身者不可鸣玉曳组，与士大夫为伍于廊庙之间，所以尊朝廷、重士类也。其言当矣，但周谓“朝命不可追改”，是教人主遂非也，如理不可即速改之，无使其为圣政之累，何善如之。太宗不徒善周言而又进其官，其视乃考之于舞胡，谓业已授之不可追改，不亦辽哉。
中宗时置员外官，自京师及诸州凡二千余人，宦官超迁七品以上员外官者又将千人，魏元忠为相，袁楚客以书责之，略曰：主上新复厥命，当进君子退小人以兴大化，岂可安其荣宠循默而已。今有司选贤，皆以货取势求，广置员外官，伤财害民，俳优小人盗窃品秩，左道之人荧惑主听，窃盗禄位，宠进官者殆满千人。
臣按：袁楚客责魏元忠之十失，其五为任官，虽曰一时之失，然衰乱之世，其进用人才所为货取势求，员外广置而及于倡优工艺之流、僧道方术之辈，往往皆然。呜呼！此岂盛世所宜有哉？
又，中宗时始用斜封、墨敕除官，安乐长宁公主、上官婕妤皆依势用事，请谒受赇，降墨敕除官，斜封付中书，时人谓之“斜封官”。其员外同正试摄简较判知官凡数千人，左拾遗辛替否上疏曰：“古之建官，员不必备，故士有完行、家有廉节，朝廷有余俸、百姓有余食，今陛下百倍行赏、十倍增官，使府库空竭、流品混淆。”
臣按：袁楚客谓广置员外官伤财害民，辛替否谓行赏增官使府库空竭、流品混淆，可谓切中滥官妄费之弊。夫国家官职有常员，岁计有常数，官以治事，有一事则有一官，俸以给官，有一官则有一俸，今无故于常员之外增官至数千人，增一员之官则增一员之俸。盍思漕运之米至京师者费率三四石而致一石，农民耕作之劳、士卒辇挽之苦、官吏征输之惨，用以供养官吏俾其治事，治事所以安民，不为过也。然常年之储出入止于此数，入者不增，出者乃如至数倍焉。岁计何由而充，国力安得不屈？竭国家之府库，轻朝廷之名器，混人才之流品，坏祖宗之成宪，由是而底于危亡，不难也。
中宗神龙元年，除方术人叶静能为国子祭酒。代宗天历元年，以宦官鱼朝恩判国子监。
臣按：国子所以教天子之元子长子、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所以教之者，非有道德有学术者不可轻授，而唐之二帝乃用术士为祭酒、阉宦判国子监，岂非颠倒错乱乎？人君奉上天之命，践祖宗之阼，固当法天而敬祖，乌可以天命有德之爵、祖宗辅世之官而授所私昵之人乎？是故善为治者人必称其官，官必称其事，凡夫三百六十官皆不可用非其人，矧夫师儒之职所以承帝王之道统、传孔孟之正学、教国家之贤才者乎？
睿宗用姚元之、宋璟言，罢斜封官凡数千人，崔莅言于上曰：“斜封官皆先帝所除，元之等建议夺之，彰先帝之过，为陛下招怨，众口沸腾，恐生非常之变。”太平公主亦以为言，上然之，乃复叙用。柳泽上疏曰：“斜封官皆因仆妾汲引，岂出先帝之意？陛下黜之，天下称明，一旦收叙，何政令之不一也？议者皆称太平公主诳误陛下，积小成大，为祸不细。”
胡寅曰：“彰先帝之恶、为陛下招怨，奸人之言类如此，使遇明君，必曰置先帝于过举岂所以为孝，沽美誉于群小岂所以为君尔？以桓、灵待我则奸言无自入矣。然姚、宋秉政而此说得行，何也？睿宗以六居五，使太平阴疑于阳，是以至此。姚、宋若力争之，势将有激矣，然则是乎曰当其时事有大于此者，姑忍焉可也。”
臣按：孔子谓三年无改于父之道，谓其事在可否之间，非逆天悖理之甚者也；曾子谓不改其父之臣，谓其人在有无之间，非蠹政害教之尤者也。先人有所过误，后人救之使不至于太甚，孝莫大焉。即史以观，睿宗信崔莅、玄宗信姚宋、元祐用司马光、绍圣用章惇，是非得失见矣。
肃宗时，府库无蓄积，朝廷专以官爵赏功，诸将出征皆给空名告身听临事注名，有至开府、特进、异姓王者，诸军但以职任相统摄，不复计官爵高下，及是复以官爵收散卒，由是官爵轻而货重，大将军告身一通才易一醉，凡应募入官者一切衣金紫名器之滥，至是极焉。
范祖禹曰：“官爵者人君所以驭天下，不可以虚名而轻用也，君以为贵而加于君子则人贵之矣，君以为贱而施于小人则人贱之矣。肃宗欲以苟简成功而滥假名器，轻于粪土，此乱政之极也，唐室不竞不亦宜哉。”
臣按：自古名器之滥未有如唐肃宗之世者也，其源出于府库无蓄积，人主鉴此，宜节用爱人、求贤审官，毋使一旦流弊至于此哉。
刘子玄言于其君曰：“君不虚授，臣不虚受，妄受不为忠，妄施不为惠。今群臣无功遭过，辄迁至都下，有车载斗量、耇槌碗脱之谚。”
臣按：爵禄乃天命有德之具，国家所恃以厉世磨钝而鼓舞天下之人，以共成天下之治者也。人君慎之重之，犹恐天下之人不知所重而轻视之，无与我共成天下之治，顾乃授之非其人而下及于卑污苟贱之徒，则是人君自弃其所以厉世磨钝之器也，岂不失其所恃乎？盖国家悬爵禄以待一世贤才，以之代天工与之治天民，所以承天命也。非有才德者不可予，无才无德者非独上之人不可予之，而下之人亦当自揣诸己而不敢虚受也。不可予而予，是亵天之命；不当受而受，是不畏天之命。亵天之命与不畏天之命，厥罪惟钧，然不畏天之罪止于一身，亵天之命其祸将及于生灵、延于宗社，可不深念而痛戒之哉。
玄宗美张守圭之功欲以为相，张九龄谏曰：“宰相者代天理物，非赏功之官也。”上曰：“假以其名而不使任职可乎？”对曰：“不可。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，君之所司也。且守圭才破契丹即以为宰相，若尽灭奚厥将以何官赏之？”上乃止。
臣按：人君之用人，非但惜我名器，亦当为其臣计。使其人未老，名位已极而官爵不可复加，后再有懋功吾将何以赏之哉？宋太祖时曹彬平南唐，始行许以使相，及还，语彬曰：“今方隅尚有未服者，汝为使相品位极矣，肯复力战耶？更为我取太原。”因赐钱五十万。若宋祖者可为善用爵赏而能处其臣矣。张九龄谏玄宗而不以张守圭为相，其知此意乎。
宋太祖时，教坊使卫德仁求外官，且援同光故事求领郡，上曰：“用伶人为刺史，此庄宗失政，岂可效之耶？”宰相拟上州司马，上曰：“上佐乃士人所处，资望甚优，亦不可轻授此辈，但当于乐部迁转耳。”
富弼曰：“古之执伎于上者出乡不得与士齿，太祖不以伶官处士人之列，止以太乐令授之，在流外之品，所谓塞僭滥之源。”
臣按：名器所以重者以人不易得也，人人可得则人轻之矣。是以善为治者以爵赏鼓舞天下之贤俊，不徒惜名器，又必别品流。既惜之又别之，得者以为荣，不得者亦不敢萌幸心，人不敢萌幸心则得者愈荣而名器益重矣。宋太祖谓伶人此辈但当于乐部迁转，非但伶人，凡诸色杂流皆然。
仁宗天圣二年，待诏王元度纂勒真宗御书得紫服佩鱼，上曰：“先朝伎术官无得佩鱼，所以别士类也。”又嘉祐三年，诏尝为中书、枢密诸司吏人及伎术官出身者毋得任提刑及知州军。
臣按：宋朝流品之别如此，此一代人材所以激厉轩昂，遇事奋发而以名节自居，磊磊落落以自别于庸流贱胥者，盖由上之人有以甄别起发之也。
高宗时，王继先医疗有效，欲增创员缺以授其婿用酬其劳，给事中王居正封还，上曰：“庶臣之家用医有效亦酬谢之否耶？”居正对曰：“臣庶之家待此辈与朝廷异，量功随力各致陈谢之礼，若朝廷则不然，继先之徒以伎术庸流享官荣、受俸禄，果为何事哉？一或失职，重则有刑，轻则斥逐，其应用有效仅能塞责而已。金帛之赐固自不少，至于无故增创员缺诚为未善，臣不愿辄起此门。”上悟曰：“卿言是也。”
臣按：朝廷之用医亦犹其用百家也，用医而效乃其职尔，若其秩满多著全效则升用之，亦犹百僚之课最而进其秩也，然又必各随其品而予之，其劳绩固不可以不酬，而品流亦不可以不别。高宗一闻居正之言即悟而是之，可谓能用善矣。后世人主宜法高宗，其毋以朝廷公卿大夫之名爵而加诸异端杂流，伎艺工作之徒有劳效者随本任而加升赏可也。
以上戒滥用之失
卷一三
△固邦本
▲总论固本之道
《易泰》之象曰：天地交，泰。后（君也）以财成天地之道，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。
程颐曰：“天地交而阴阳和，则万物茂遂，所以泰也。人君当体天地通泰之象，而以财成天地之道，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生民也。财成，谓体天地交泰之道而财制成其施为之方也。辅相天地之宜，天地通泰则万物茂遂，人君体之而为法制，使民用天时、因地利，辅助化育之功，成其丰美之利也。如春气发生万物则为播植之法，秋气成实万物则为收敛之法，乃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辅助于民也。民之生必赖君上为之法制，以教率辅翼之，乃得遂其生养，是左右之也。”
朱熹曰：“泰，通也。财成以制其过，辅相以补其不及。”
臣按：天地交而阴阳和，万物遂其茂育者，天地所以为泰也。上下交而心志通，万民遂其生育者，世道所以为泰也。世道之所以泰者何也？盖由上之人于凡下之人心志之所欲、身命之所关、日用饮食之资、养生送死之具，所恃以为生生者无一而不得以通于上，上之人一一皆有以知其所以然，如此则顺、如此则逆，如此则利、如此则害，于是量其可否折为中道，立为法制，定为品则，大过者则裁截成就之，不及者则辅翼相助之，所以然者无非左右乎生民而已。上之人左右乎民如此，民之心志无有不通达于上者矣，下之情通乎上亦犹地之气通乎天，此世道所以为泰欤。
《剥》（落也）之象曰：山附于地，剥。上（谓人君）以厚下安宅。
程颐曰：“下者上之本，未有基本固而能剥者也。故上之剥必自下，下剥则上危矣。为人上者知理之如是，则安养人民以厚其本，乃所以安其居也。”
朱熹曰：“厚下者乃所以安宅，如山附于地，惟其地厚，所以山安其居而不摇，人君厚下以得民，则其位亦安而不摇，犹所谓本固邦宁也。”
臣按：山高出于地而反附着于地，犹君居民之上而反依附于民，何也？盖君之所以为君者以其有民也，君而无民则君何所依以为君哉？为人上者诚知其所以为君而得以安其位者，由乎有民也，可不思所以厚民之生而使之得其安乎？民生安则君得所依附而其位安矣。
《益》之彖曰：益（卦名），损上益下，民说（音悦）无疆（谓无穷极）。
朱熹曰：“损上益下曰益，损下益上曰损，所以然者，盖邦本厚则邦宁而君安，乃所以为益也，否则反是。”
臣按：益之为言有所增加之谓也，今而无所增加而有损焉，乃谓之益何哉？有若对鲁哀公之问曰：“百姓足，君孰与不足？百姓不足，君孰与足？”盖深有得于《益》卦之义也。
《大禹谟》曰：可爱非君，可畏非民，众非元后何戴，后非众罔与守邦。钦哉，慎乃有位，敬修其可愿，四海困穷，天禄永终。
朱熹曰：“可爱非君乎，可畏非民乎，众非君则何所奉戴，君非民则谁与守邦。钦哉，言不可不敬也。可愿犹孟子所谓可欲，凡可愿欲者皆善也。人君当谨其所居之位，敬修其所可愿欲者，苟有一毫之不善生于心、害于政，则民不得其所者多矣。四海之民至于困穷，则君之天禄一绝而不复续，岂不深可畏哉？此极言安危、存亡之戒以深警之。”
臣按：人君至尊也，小民至卑也；人君至强也，小民至弱也。君之于民，欲生则生之，欲死则死之，是可畏者莫如君也，今舜之告禹乃曰“可畏非民”，何哉？吁，人君诚知民之真可畏，则必思所以养之安之，而不敢虐之苦之，而使之至于困穷矣。夫然，则天禄之奉在人君者岂不长可保哉？
《五子之歌》其一曰：皇（大也）祖（谓禹）有训，民可近不可下，民惟邦本，本固邦宁。
蔡沈曰：“此禹之训也。君之与民，以势而言则尊卑之分如霄壤之不侔，以情而言则相须以安犹身体之相资以生也。故势疏则离、情亲则合，以其亲故谓之近，以其疏故谓之下，言其可亲而不可疏之也。且民者国之本，本固而后国安，本既不固，则虽强如秦、富如隋，终亦灭亡而已矣。”
臣按：“民惟邦本，本固邦宁”之言，万世人君所当书于座隅以铭心刻骨者也。
又曰：予（五子自称）视天下，愚夫愚妇一能胜予，一人三失，怨岂在明，不见是图。予临兆民，凛乎若朽索之驭六马，为人上者，奈何不敬。
蔡沈曰：“君失人心则为独夫，独夫则愚夫愚妇一能胜我矣。三失者言所失众也，民心怨背岂待其彰著而后知之，当于事几未形之时而图之也。朽，腐也。朽索易绝，六马易惊，朽索固非可以驭马也，以喻其危惧可畏之甚，为人上者奈何而不敬乎？前既引禹之训，言此则以己之不足恃、民之可畏者申结其义也。”
臣按：此章言国以民为本，君之固结民心以敬为本。人君诚能以敬存心，兢兢业业以临兆民，如以朽败欲断之索以驭夫并驾易惊之马，惟恐其索之断绝而马之惊轶，以致吾身之坠，惕然恒存此心以临乎民，必不肯非法以虐之、非礼以困之，而使之得以安其身、保其命，以遂其仰事俯育之愿，则有以固结其心而宗社奠安矣。
《左传》：襄公十四年，师旷侍于晋侯，论卫人出其君曰：“良君将赏善而刑淫（明良之君赏加于善人、刑加于淫人），养民如子，盖之如天，容之如地，民奉其君爱之如父母，仰之如日月，敬之如神明，畏之如雷霆，其可出乎？夫君，神之主、民之望也。若困民之主，匮神（空匮其神）乏祀，百姓绝望，社稷无主，将安用之？”又曰：“天之爱民甚矣，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，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？必不然矣。”
臣按：《书》曰“惟天惠民，惟辟奉天”，君承天之命以治天之民，知天之心甚惠爱乎民也，则必养之如子，盖之如天，容之如地，则民之奉其君亦将爱之如父母，仰之如日月，敬之如神明，畏之如雷霆矣。苟以一人肆于民上，以纵其淫虐而弃天地之性，岂天意哉？
哀公元年，陈逢滑对怀公曰：“臣闻国之兴也以福，其亡也以祸。国之兴也视民如伤，是其福也；其亡也以民为土芥，是其祸也。”
臣按：国之所以为国者民而已，无民则无以为国矣。明圣之君知兴国之福在爱民，则必省刑罚、薄税敛、宽力役以为民造福，民之享福则是国之享福也。彼昏暴之君视民如土芥，凡所以祸之者无所不至，民既受祸矣国亦从之，无国则无君矣。国而无君，君而无身与家，人世之祸孰有大于是哉？推原所自，起于一念之不恤民也。
孟子曰：“桀纣之失天下也，失其民也。失其民者，失其心也。得天下有道，得其民斯得天下矣；得其民有道，得其心斯得民矣；得其心有道，所欲与之聚之，所恶勿施尔也。”
朱熹曰：“民之所欲皆为致之如聚敛然，民之所恶则勿施于民。晁错所谓人情莫不欲寿，三王生之而不伤；人情莫不欲富，三王厚之而不困；人情莫不欲安，三王扶之而不危；人情莫不欲逸，三王节其力而不尽，此类之谓也。”
张栻曰：“所欲与聚非惟寿富安逸之遂其志，用舍从违无不合其公愿而后为得也。”
又曰：“民之归仁也，犹水之就下、兽之走圹（广野也）也。故为渊（深水也）驱鱼者獭（食鱼兽）也，为丛（茂林也）驱爵（与雀同）者鹯（食雀鸟）也，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。”
朱熹曰：“民之所以归乎此，以其所欲之在乎此也；民之所以去此，以其所欲在彼而所畏在此也。”
张栻曰：“秦为汉驱，隋为唐驱。季世之君肆于民上，施施然自以为安，而不知其为人驱，哀哉！”
臣按：民心莫不有所欲，亦莫不有所恶，于所欲者则趋之，于所恶者则避之。人君知民之所欲者在仁则施仁之政以来之，所恶者在不仁则凡不仁之政一切不施焉。去其不仁而所施者无非仁，则有以得民之心，而民之归之不啻如水就下、兽走圹矣。苟为不然，反其好恶之常，民心所欲者则不之施，而所施者皆其所不欲者也，如此，则失民之心矣。既失民心，民是以视其欲之所在而趋就之，则是吾为之驱之也。呜呼，有天下国家者尚鉴诸此，其无为人驱民哉。
孟子曰：“得乎丘民而为天子，得乎天子为诸侯。”
朱熹曰：“丘民，田野之民至微贱也，然得其心则天下归之；天子，至尊贵也，而得其心者不过为诸侯耳。”
张栻曰：“人君惟恃崇高之势而忽下民之微，故肆其私欲、轻失人心以危其社稷，使其知民之贵、社稷次之而己不与焉，则必兢兢业业不敢自恃，惟惧其失之也，则民心得而社稷可保矣。是以明王畏其民而暗主使民畏己，畏其民者昌，使民畏己者亡。骄亢自居，民虽迫于势而惮之，然其心日离，民心离之，是天命去之矣。”
臣按：天生民而立君以牧之，是君为民而立也。君无民则无以为国，而君又安能以一人之身而自为哉？此人君所以贵乎得民也。所谓得民者非谓得其土地生齿也，得其心也。得其土地生齿而不得其心，犹不得也。
晁错言于汉文帝曰：“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，饥之于食不待甘旨。饥寒至身不顾廉耻，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，终岁不制衣则寒。夫腹饥不得食、肤寒不得衣，虽慈母不能保其子，君安能以有其民哉？明主知其然也，故务民于农桑，薄赋敛、广储蓄以实仓廪、备水旱，故民可得而有也。”
臣按：君之所以为君也以有民也，无民则无君矣。君有民不知所以恤之，使其寒不得衣、饥不得食，凶年饥岁无以养其父母、育其妻子，而又从而厚征重敛，不时以苦之，非道以虐之，则民怨怼而生背畔之心，不为君有矣。民不为君有，君何所凭借以为君哉？古之明主所以孜孜焉务民于农桑，薄税敛、广储蓄以实仓廪、备水旱，使天下之民无间丰凶皆得饱食暖衣以仰事俯育，则常有其民而君位安、国祚长矣。
和帝时，鲁恭上疏曰：“万民者，天之所生。天爱其所生犹父母爱其子，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则天气为之舛错，况于人乎？故爱民者必有天报。”臣按：鲁恭谓爱民者必有天报，则害民者必有天殃可知矣。
唐太宗时，马周上疏曰：“三代及汉，历年多者八百，少者不减四百，良以恩结人心，人不能忘故也。自是以降，多者六十年，少者才二十余年，皆无恩于人，本根不固故也。臣观自古百姓愁怨，国未有不亡者，人主当修之于可修之时，不可悔之于既失之后。”
臣按：唐三百年天下，太宗贞观之世极盛之时也，马周犹欲其修于可修之时而无悔于既失之后，况君非太宗而时不及贞观，乃坐视百姓愁怨而略不一动心，可乎？
陈子昂曰：“天下有危机，祸福因之而生，百姓是也。百姓安则乐其生，不安则轻其死，轻其死则天下乱矣。”
臣按：子昂此言警切痛至，人主之于百姓要必使之皆乐其生而重其死，则祸乱无从作矣。然则所以使之乐生重死者，其道何由？曰圆颅方趾之民莫不爱其身体气力也、莫不爱其父母妻子也、莫不爱其田庐赀产也，上之人不以兴作疲其筋力、不以刑法残其体肤、不以征役散其父母妻子、不以诛求耗其田庐赀产，则凡民之所爱皆为其所有，民不幸而死犹不忍舍去，况舍去而死哉？为人上者诚能省刑罚、薄税敛，不穷兵以黩武，不营作以劳人，则民咸有乐生之愿而无轻死之心，祸乱不作而君位永安、国祚无穷矣。
以上总论固本之道△蕃民之生
《周礼》：大司徒之职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，以天下土地之图周（遍也）知九州（扬、荆、豫、青、兖、雍、幽、冀、并也）之地域广（横也，东西为广）轮（纵也，南北为轮）之数，辨其山（积石曰山）林（竹林曰林）、川（注渎曰川）泽（水钟曰泽）、丘（土高曰丘）陵（大阜曰陵）、坟（水涯曰坟）衍（下平曰衍）、原（高平曰原）隰（下湿曰隰）之名物（十等之名与所生之物）。
又曰：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（谓十二分野之土各有所宜，辨其名谓白壤、黑坟之类，物谓所生之物），以相（占祝也）民宅而知其利害，以阜（犹盛也）人民，以蕃（蕃息也）鸟兽，以毓（育生也）草木，以任（就地所生，因民所能）土事，辨十有二壤（亦土也）之物而知其种，以教稼穑树艺。
臣按：天地生人止于此数，天之所覆者虽无所不至，而地之所容者则有限焉，惟气数之不齐而政治之异施，于是乎生民有盛有衰、生齿有多有寡焉。是以为人上者必知其民之数以验吾之政，又必有以知其地域之广狭、长短以验其民居之所容，辨其土地之寒暖燥湿以识其民性之所宜，察其民物之详、审其利害之故，蕃鸟兽以为其衣食之资，毓草木以为其室器之用，别其土壤，教其稼穑，凡若此者无非以蕃民之生也。民生既蕃，户口必增，则国家之根本以固，元气以壮，天下治而君位安矣。
大司徒以保息（谓安其民而使之蕃息）六养万民，一曰慈幼（谓爱幼小），二曰养老（七十养于乡），三曰振穷（闵其无告），四曰恤贫（助其不给），五曰宽疾（略其事任，保其正命），六曰安富（平其徭役，保其常产）。
李觏曰：“大司徒以保息六养万民，六曰安富，谓平其徭役，不专取也。孔子谓既庶矣富之，既富矣教之；管子言仓廪实知礼节，衣食足知荣辱。然则民不富、仓廪不实、衣食不足而欲教以礼节，使民趋荣而避辱，难也。田皆可耕，桑皆可蚕，材皆可饬，货皆可通，彼独以是而致富者，心有所知、力有所勤，夙兴夜寐，攻苦食淡，以趣天时听上令也。如此之民反疾恶之，何哉？疾恶之则任之重求之，多劳必于是，费必于是，富者几何其不转而贫也，使天下皆贫，则为之君者利不利乎？故先王平其徭役，不专取以安之。世俗不辨是非，不别淑慝，区区以击强为事。噫，富者乃强耶？彼推理而诛者果何人也？”
吕祖谦曰：“大司徒以保息六养万民，三曰振穷，四曰恤贫，六曰安富，后世之政自谓抑强扶弱者，果得先王之意欤？”
臣按：大司徒以保息养万民，谓之保息者，保养而使其蕃息也。成周盛时以此养其万民，所以致其蕃息，其天地生生不息之仁乎？盖以民之生也始于幼而终于老，其间强壮之年固皆有以自养而无赖乎人也，惟其幼也不能自立必待有以慈爱之，迨其老也不能自存必待有以安养之，不幸而穷匮焉、贫乏焉、疾病焉皆必待上之振之、恤之、宽之而后得以自遂也，凡此五者皆因其所不足而养之，惟富而有财者则又因其所有余而养之焉。诚以富家巨室，小民之所依赖、国家所以藏富于民者也，小人无知，或以之为怨府，先王以保息六养万民而于其五者皆不以安言，独言安富者，其意盖可见也。是则富者非独小民赖之而国家亦将有赖焉，彼偏隘者往往以抑富为能，岂知《周官》之深意哉？
小司寇及大比（三年比较民之众寡）登民数，自生齿以上登（载也）于天府，内史、司会、冢宰贰之以制国用。
臣按：人生齿而体备，男子八月生齿、八岁而龀，女子七月生齿、七岁而龀，皆书于版，其正本登于天府，其内史、司会、冢宰三官所掌者乃其副贰耳。民数既登之后，乃计其数以制国用焉。始之内史以书其名，继之司会以计其数，终之冢宰以统其成，盖因其户口之多少、年齿之长幼以会计其用度之盈缩，以见先王之举事无非所以为民，民用既足然后以制国用，不厉民以自适也。
司民（主民数者）掌登万民之数，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（籍也），辨其国中（王国之内）与其都鄙及其郊野，异其男女，岁登（上也）下（除也）其死生（每岁有生者登而载之，死者下而除之）。及三年大比，以万民之数诏司寇，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（祀司民之星）献其数于王，王拜受之登于天府，内史、司会、冢宰贰之以赞王治。
臣按：孟子有言，“得乎丘民而为天子”，天子之所以为天之子而享有天下之奉者，以其有民也。天生民而命天子一人以君之，凡君之所以尊、所以贵而为四海九州之人爱戴之无已者，非民孰致之？故虽匹夫匹妇之贱且贫，而天子必敬而爱之，不敢以其势位权力加之，况千万亿人之名数聚于一书之间而敢轻忽之哉？古昔帝王所以受人之献民数而必拜之者，此也。虽然，徒拜其民数之版而忽其蠢动之人，则亦虚礼而已。此人君所以贵乎有爱民之实也。
汉惠帝六年，令民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，五算（汉律人出一算，令人出五算，罪之也）。
章帝元和二年春正月，诏赐民胎养谷著为令，诏曰：“诸怀妊者赐胎养谷人三斛，复其夫勿算一岁。”三年春正月，诏婴儿无亲属者及有子不能养者廪给之。
臣按：汉之时去古未远，所以著之诏令以惠爱元元，以蕃其生者，犹有古意。女子过时不嫁者有罪，妇人怀妊者有养，婴儿失养者有给，三代以下汉祚所以独长、既失而复得者，岂不以此欤？
孝景元年诏曰：“间者岁比不登，民多乏食，夭绝天年，朕甚痛之。郡国或硗鋋无所农桑系畜，或地饶广荐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，其议民欲徙宽大地者听之。”
崔寔曰：“昔圣人分口耕耦地各相逼，今青、徐、兖、冀人稠土狭不足相供，而三辅左右及凉、幽州内附近郡皆土旷人稀，厥田宜稼，悉不垦发。今宜遵故事徙贫民不能自业者于宽地，此亦开草辟土振人之术也。”
北齐天保八年，议徙冀、定、瀛无田之人迁于幽州宽乡以处之，始立九等之法，富者税其钱、贫者役其力。
臣按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，自荆湖之人观之则荆湖之民异于江右，自江右之人观之则江右之民殊于荆湖，自朝廷观无分于荆湖、江右，皆王民也。夫自天地开辟以来，山川限隔，时世变迁，地势有广狭，风气有厚薄，时运有盛衰，故人之生也不无多寡之异焉。以今日言之，荆湖之地田多而人少，江右之地田少而人多，江右之人大半侨寓于荆、湖，盖江右之地力所出不足以给其人，必资荆湖之粟以为养也；江右之人群于荆湖，既不供江右公家之役，而荆湖之官府亦不得以役之焉，是并失之也。臣请立为通融之法，凡江右之民寓于荆湖多历年所、置成产业者，则名以税户之目，其为人耕佃者则曰承佃户，专于贩易佣作者则曰营生户，随其所在拘之于官，询其所由，彼情愿不归其故乡也（不愿者勿强）则俾其供词、具其邑里，定为版册，见有某人主户（本贯无人者不许）、见当某处军匠（遇阙依次句解），明白详悉，必实毋隐，然后遣官赍册亲诣所居，供报既同，即与开豁所在郡邑收为见户，俾与主户错居共役，有产者出财，无产者出力。如此通融，两得其用，江右无怨女，荆湖无旷夫，则户口日以增矣；江右有赢田，荆湖无旷野，而田野日以辟矣。是亦蕃民生、宽力役，一视同仁之道也。
汉自高祖讫于孝平，民户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余、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余，汉极盛矣。臣按：此西汉户口极盛之数。桓帝永寿二年，户千六百七万九百、口五千六万六千。
臣按：此东汉户口极盛之数。
隋承周得户三百六十万，平陈又收户五十万，洎于大业二年，干戈不用，唯十八载乃至八百九十万。
杜佑曰：“隋承西魏丧乱，周齐分据，暴君慢吏赋重役勤，人不堪命，多依豪室，禁纲隳废，奸伪尤滋。高睹流冗之病，建输籍之法，定其名、轻其数，使人知为浮客被强宗收大半之赋，为编奉公上蒙轻减之征。先敷其信，后行其令，烝庶怀惠，奸无所容，隋氏资储逾于天下，人俗康阜，之力焉。”
胡寅曰：“方隋之盛也，郡县民户上版图者八百九十余万，自经乱离之后，十存不能一二，皆独孤后无《关雎》之法，废长立少而其祸至此也。”唐天宝十三载，户九百六万九千。
杜佑曰：“唐自武德初至天宝末凡百三十八年，可以比崇汉室，而人户才比于隋氏，盖有司不以经国驭远为意，法令不行，所在隐漏之甚也。”
胡寅曰：“明皇享国虽久，户口虽多，不待易世而身自毁之，比祸乱稍平，几去其半，徒以内有一杨太真、外有一李林甫而致之。呜呼，可不监哉！”
宪宗元和时，户二百四十七万三千。
胡寅曰：“天宝初户几一千万，元和户仅二百四十七万，是十失其八也。宪宗急于用兵则养民之政不得厚，重以用异、枿聚敛受诸道贡献，百姓难乎其阜蕃矣。”
臣按：天下盛衰在庶民，庶民多则国势盛，庶民寡则国势衰，盖国之有民犹仓廪之有粟、府藏之有财也。是故为国者莫急于养民，养民之政在乎去其害民者尔，所以使民受害而户口不得阜蕃者必有其根，故胡寅论隋氏之耗不咎杨（玄感）、李（密也）而咎独孤后，天宝之耗不罪安（禄山）、史（思明）而罪杨太真、李林甫，元和之耗则又归其狱于程异、皇甫镈之聚敛焉。呜呼！私意行于宫禁而灾祸延于闾阎，小人用于庙堂而毒害及于黎庶，人君之欲蕃民生者，其尚去谗、远色、贱货而一于贵德也哉。
徐干曰：“夫治平在庶功兴，庶功兴在事役均，事役均在民数周，民数周为国之本。故民数者，庶事之所自出也莫不取正焉，以分田里、以合贡赋、以造器用、以制禄食、以起田役、以作军旅，国以建典、家以立度、五礼用脩、九刑用措，其惟审民数乎？”
臣按：今制每十年一次大造黄籍，民年十五为成丁，十四以下为不成丁，盖得此意。
杜佑曰：“古之为理也在于周知人数，乃均其事役，则庶功以兴，国富家足，教从化被，风齐俗一。夫然故灾沴不生，悖乱不起，所以《周官》有比、闾、族、党、州、乡、县、鄙之制维持其政，纲纪其人，献民数于王，王拜受之，其敬之守之如此其重也。及理道乖方，版图脱漏，人如鸟兽飞走莫制，家以之乏，国以之贫，奸冗渐兴，倾覆不悟，斯政之大者、远者，将求理平之道，非无其本欤？”
臣按：古人有言，观民之多寡可以知其国之强弱，臣窃以为非独可以知其强弱，则虽盛衰之故、治乱安危之兆皆于此乎见之。是以人君常于拜受民数之后，阅其版籍、稽其户口以知其多寡之数。今日之民较之前世多欤，吾则求所以致其多之之由，兢兢焉益思所以保养之；寡欤，必求所以致其寡之之故，汲汲焉益求所以改革之。如此，则危者可安、乱者可治而衰者可由是而盛矣。
以上论蕃民之生
卷一四
▲制民之产
《通典》曰：黄帝时八家为井，井开四道而分八宅，凿井于中，则井田之原其来远矣。臣按：此井田之始。
尧遭洪水，天下分绝，使禹平水土、别九州，冀州土白壤（无块曰壤），田中中（第五）；兖州土黑坟（色黑而坟起），田中下（第六）；青州土白坟（土脉坟起也），田上下（第三）；徐州土赤埴（土粘曰埴）坟，田上中（第二）；扬州土惟涂泥（水泉湿也），田下下（第九）；荆州土惟涂泥，田下中（第八）；豫州土惟壤，下土坟垆（疏也），田中上（第四）；梁州土青黎（黑也），田下上（第七）；雍州土黄壤，田上上（第一）。九州之地，定垦者九百一十万八千二十顷。
蔡沈曰：“夏氏谓《周官》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种，以教稼穑树艺；以土均之法辨五物（五地所宜之物）、九等（上、中、下三等也），制天下之地征，则夫教民树艺与因地制贡固不可不先于辨土也。”
臣按：人君之治莫先于养民，而民之所以得其养者在稼穑树艺而已。稼穑树艺，地土各有所宜，故禹平水土、别九州，必辨其土之质与色以定其田之等第，因其宜以兴地利，制其等以定赋法，不责有于无，不取多于少，无非以为民而已。
《舜典》：帝曰：“弃（稷之名），黎民阻饥，汝后稷（主谷之官）播（布也）时百谷（谷一作种）。”
臣按：《史记》言稷少好耕农，民皆法则之，尧举为农师，使教民稼穑，则弃之为稷尧时已然，舜盖以旧官申命之也。当是时，水土有未平者，尧既平之有可耕者矣，故命弃播时百谷，使民耕垦以为食，使不至于阻饥焉。先儒谓唐虞之时岂有阻饥之事，然尚忧之，此所以为唐虞也。
《周礼》：大宰以九职任万民，一曰三农（山泽平地三等之农），生（种也）九谷（黍、稷、稻、粱、秫、菰、麻、麦、豆也）；二曰园圃（树果蓏曰圃，园其樊也），毓草木；三曰虞衡（掌山泽之官），作山泽之材（作而用之）；四曰薮（无水之地）牧（有畜之地），养（畜也）蕃（盛也）鸟兽；五曰百工（兴事造业之工），饬化八材（勤力以化八者之材，珠曰切、象曰磋、玉曰琢、石曰磨、木曰刺、金曰镂、革曰剥、羽曰折）；六曰商（行货）贾（坐货），阜（盛也）通货（金玉曰货）贿（布帛曰贿）；七曰嫔（有夫者）妇（有姑者），化治丝（茧之已缲者）枲（麻之未缉者）；八曰臣（男之贱者）妾（女之贱者），聚敛（谓蓄积之）疏材（百草根实可食也）；九曰闲民，无常职（八职有常此独无常），转移执事（若今佣雇为工作者）。
程颢曰：“古者四民各有常职而农者居十八九，故衣食易足而民无所困苦。后世浮民多矣，游手不可赀度，观其穷促辛苦，孤贫疾病，变作诈巧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生，日益岁滋，久将何若，事已穷极，非圣人能变而通之则何以免患，岂可谓无可奈何而已哉？此宜酌古变今，均多恤寡，渐为之业以救之耳。”
叶时曰：“农者天下之本，食者民生之命，则不可无三农以生九谷；园圃民之所树艺，则不可无园圃以毓草木；山泽民之所取材用，则不可无虞衡以作山泽之材；薮以富得民，则不可无薮牧以阜蕃鸟兽；工以足材用，则不可无百工以饬化八材；懋迁有无化居，则不可无商贾以阜通货贿；布帛女工之事，则不可无嫔妇以化治丝枲；疏材婢仆之职，则不可无臣妾以聚敛疏材。自农圃而下，民力有所不给，则又不可无闲民以转移执事，盖民有常产者有常心，先王制民之产、授民之职使之有相生相养之具，此人心所以不离涣也。”
臣按：民生天地间，有身则必衣、有口则必食、有父母妻子则必养，既有此身则必有所职之事，然后可以具衣食之资而相生相养以为人也。是故一人有一人之职，一人失其职则一事缺其用，非特其人无以为生，而他人亦无以相资以为生，上之人亦将何所藉以为生民之主哉？先王知其然，故分其民为九等，九等各有所职之事，而命大臣因其能而任之，是以一世之民不为三农则为园圃，不为虞衡则为薮牧，否则为百工、为商贾、为嫔妇、为臣妾，皆有常职以为之生。是故生九谷、毓草木，三农、园圃之职也；作山泽之材、养鸟兽，虞衡、薮牧之职也；与夫饬化八材、阜通货贿、化治丝枲、聚敛疏材，岂非百工、商贾、嫔妇、臣妾之职乎？是八者皆有一定职任之常，惟夫闲民则无常职，而于八者之间转移执事以食其力焉，虽若无常职，而实亦未尝无其职也。是则凡有生于天地之间者，若男若女、若大若小、若贵若贱、若贫若富、若内若外，无一人而失其职，无一物而缺其用，无一家而无其产，如此，则人人有以为生，物物足以资生，家家互以相生，老有养、幼有教，存有以为养、没有以为葬，天下之民莫不爱其生而重其死，人不游手以务外，不左道以惑众，不群聚以劫掠，民安则国安矣。有天下国家者奉天以勤民，其毋使斯民之失其职哉。
大司徒颁职事于邦国都鄙，使以登万民，一曰稼穑，二曰树艺。小司徒之职，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。臣按：可耕之地为井，可畜之地为牧。
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、中地、下地以颁田里，上地夫一廛（人各受二亩半为宅）、田百亩（各受田百亩以为世业）、莱五十亩（谓田之休不耕者），余夫亦如之（正夫之外别给余夫）；中地夫一廛、田百亩、菜百亩，余夫亦如之；下地夫一廛、田百亩、莱二百亩，余夫亦如之。
臣按：民之所以为生产者田宅而已，有田有宅斯有生生之具。所谓生生之具，稼穑、树艺、牧畜三者而已，三者既具则有衣食之资、用度之费，仰事俯育之不缺，礼节患难之有备，由是而给公家之征求、应公家之徭役皆有其恒矣。礼义于是乎生，教化于是乎行，风俗于是乎美，是以三代盛时皆设官以颁其职事，经其土地，辨其田里，无非为是三者而已。后世听民自为而官未尝一问及焉，能不扰之足矣，况为之经制如此其详哉？明主有志于三代之隆者，不必泥古以求复井田，但能留意于斯民而稍为之制，凡有征求营造不至妨害于斯三者，则虽不复古制而已得古人之意矣。
《前汉食货志》：圣王量能授事，四民陈力受职。民受田，上田夫百亩、中田夫二百亩、下田夫三百亩，岁耕种者为不易上田，休一岁者为一易中田，休二岁者为再易下田，三岁更耕之，自爰其处（爰，于也。更谓三岁即改与别家佃，以均厚薄）。农民户人已受田，其家众男为余夫，亦以口受田如比（比，同也。每夫孟子言二十五亩），士、工、商家受田五口乃当农夫一人（口二十亩）。此谓平土可以为法者也，若山林、薮泽、原陵、淳（尽也）卤（咸卤也）之地，各以肥硗多少为差。民年二十受田，六十归田，七十以上上所养也，十岁以下上所长也，十一以上上所强也。
臣按：此言受田之法，大略与《周礼》大司徒、遂人所言相同，《周礼》所载周家一代分田受民之法皆出乎此也。
孟子告梁惠王曰：“五亩之宅树之以桑，五十者可以衣帛矣；鸡豚狗彘之畜（养也）无失其时，七十者可以食肉矣；百亩之田勿夺其时，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（告齐王‘数口’作‘八口’）。”
朱熹曰：“五亩之宅一夫所受，二亩半在田，二亩半在邑，田中不得有木，恐妨五谷，故于墙下植桑以供蚕事。五十始衰，非帛不暖，未五十者不得衣也。时谓孕字之时，如孟春牺牲毋用牝之类也。七十非肉不饱，未七十者不得食也。百亩之田亦一夫所受，至此则经界正、井地均，无不受田之家矣。此言尽法制品节之详、极财成辅相之道以左右民，是王道之成也。”
金履祥曰：“古者六尺为步，步百为亩，一夫一妇受田百亩，又受田庐之地二亩半、邑居二亩半。田以九百亩为一井，八面皆百亩为私田，八家受之，内一百亩为公田，八家同养公田。又于公田之内除二十亩为庐舍，八家则每家得二亩半也，邑居所受亦如之。古所谓亩即今田，其广六尺、其长六百尺是为一亩，若以今尺步计之，则古之百亩当今四十一亩，古者二亩半当今一亩十步（古以百步为亩，今以二百四十步为亩）。”
臣按：此章朱熹谓此制民之产之法而尽法制品节之详。所谓五亩宅、百亩田，法制也；五十衣帛、七十食肉，品节也。有法制而无品节则民为用不足，有品节而无法制则民取用无所抑，斯言也孟子两言之，一以告梁惠王、一以告齐宣王，赵岐所谓“王政之本，常生之道”是也。盖天立君以为民，民有常生之道，君能使之不失其常，则王政之本于是乎立矣。后世人主不知出此，而其所施之政往往急于事功、详于法制，而于制民之产反略焉，是不知其本也。后世之治所以往往不古若者，岂不以是欤？
孟子告齐宣王曰：“无恒产（恒产，可常生之业也）而有恒心者，惟士为能。若民，则无恒产因无恒心。苟无恒心，放辟邪侈无不为己，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，是罔民也。焉有仁人在位，罔民而可为也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，必使仰足以事父母、俯足以畜妻子，乐岁终身饱，凶年免于死亡，然后驱而之善，故民之从之也轻（此言民有常产而有常心也）。今也制民之产，仰不足以事父母、俯不足以畜妻子，乐岁终身苦，凶年不免于死亡，此惟救死而恐不赡，奚暇治礼义哉（此言无常产而无常心）？”
朱熹曰：“恒产，可常生之业也；恒心，人所常有之善心也。士尝学问知礼义，故虽无常产而有常心，民则不能然矣。罔犹罗网，欺其不见而取之也。”
臣按：三代盛时，明君制民之产必有宅以居之，所谓五亩之宅是也；有田以养之，所谓百亩之田是也。其田、其宅皆上之人制为一定之制，授之以为恒久之业，使之稼穑、树艺、牧畜其中，以为仰事、俯育之资，乐岁得遂其饱暖之愿，凶岁免至于流亡之苦，是则先王所以制产之意也。自秦汉以来，田不井授，民之产业上不复制，听其自为而已，久已成俗，一旦欲骤而革之，难矣。夫先王之制虽不可复，而先王之意则未尝不可师也，诚能惜民之力、爱民之财、恤民之患、体民之心，常使其仰事、俯育之有余，丰年、凶岁之皆足，所谓发政施仁之本夫岂外此而他求哉？
滕文公使毕战问井地，孟子曰：“夫仁政必自经界始，经界不正，井地不均，谷禄不平，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。经界既正，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。”
朱熹曰：“井地即井田也。经界谓治地分田经画其沟涂、封植之界也。此法不修，则田无定分而豪强得以兼并，故井地有不均、赋无定法而贪暴得以多取，故谷禄有不平。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从此始而暴君污吏则必欲慢而废之也，有以正之则分田制禄可不劳而定矣。”
“此其大略也，若夫润泽之则在君与子矣。”
朱熹曰：“井地之法，诸侯皆去其籍，此特其大略而已。润泽谓因时制宜，使合于人情、宜于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也。”
臣按：朱熹所谓“因时制宜，使合于人情、宜于土俗而不失先王之意”此数语者，非但可以处置井地，则凡天下之政施于民者皆当视此为准。秦用商鞅，废井田、开阡陌。
朱熹曰：“东西为阡，南北为陌，古者因田之疆畔制其广狭、辨其纵横以通人物之往来，即《周礼》所谓遂上之径、沟上之畛、洫上之涂、浍上之道也，田间为此所以正疆界、止侵争、时蓄泄、备水旱，为永久之计。商君行苟且之政，尽开阡陌，悉除禁限。所谓开者，乃破坏刬削之意，而非创置建立之名。所谓阡陌，乃三代井田之旧，而非秦之所置也。”
臣按：秦废井田、开阡陌，说者皆谓开为开建之开，惟朱熹则以为开除之开焉。夫自秦用商鞅废井田、开阡陌之后，民田不复授之于官，随其所在，皆为庶人所擅，有赀者可以买，有势者可以占，有力者可以垦，有田者未必耕而耕者未必有田，官取其什一，私取其大半。世之儒者每叹世主不能复三代之法以制其民，而使豪强坐擅兼并之利，其言曰“仁政必自经界始”，贫富不均，教养无法，虽欲言治皆苟而已。世之病难行者未始不以亟夺富人之田为辞，然兹法之行，说之者众，苟处之有术，期以数年，不刑一人而可复，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。呜呼，为此说者可谓正矣，其于古今事宜容有未尽焉者。臣考井田之制，始于九夫之井而井方一里，终于四县之都而都广一同，其地万井而方百里，百里之间为浍者一、为洫者百、为沟者万，积而至于万夫，其间又有为路者一、为道者九、为涂者八、为畛者千、为径者万。苏洵谓，欲复井田，非塞溪壑、平涧谷、夷丘陵、破坟墓、坏庐舍、徙城郭、易疆陇不可为也，纵使尽得平原旷野而遂规画于其中，亦当驱天下之人，竭天下之粮，穷数百年专力于此不治他事而后可。叶适亦谓，今天下为一国，虽有郡县，吏皆总于上，率数岁一代，是将使谁为之乎？就使为之，非少假十数岁不能定也，此十数岁之内天下将不暇耕乎？由是观之，则井田已废千余年矣，决无可复之理。说者虽谓国初人寡之时可以为之，然承平日久、生齿日繁之后，亦终归于隳废，不若随时制宜，使合于人情、宜于土俗而不失先王之意，如朱熹所云者斯可矣，政不必拘拘于古之遗制也。然则张载之言非欤？曰载固言处之有术，所谓术者必有一种要妙之法，其言隐而未发，惜哉臣不敢臆为之说也。
汉武帝时，董仲舒说上曰：“秦改帝王之制，除井田，民得卖买，富者田连阡陌，贫者亡立锥之地。汉兴，循而未改，古井田法虽难猝行，宜少近古，限民名田（名田，占田也。各为立限，不使富者过制）以赡不足，塞兼并之路，然后可善治也。”
汉孝哀时，师丹请建限田，下其议。孔光、何武请吏民名田无过三十顷。
北魏孝文时，李安世上言田业多为豪右所占夺，虽桑井难复，宜更均量，使力业相称。又所争之田宜限年断，事久难明悉归今主。上善其议，下诏均天下人田，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（不栽树者谓之露田），妇人二十亩，奴婢受田三十亩。
唐授田之制，成丁者人一顷，其分十亩为口分、二十亩为永业，二百四十步为亩。田多可以足其人者为宽乡，少者为狭乡，狭乡授田减宽乡之半。凡徙乡及贫无以葬者得卖世业，自狭乡徙宽乡者得卖口分，已卖者不复受。
臣按：井田既废之后，田不在官而在民，是以贫富不均，一时识治体者咸慨古法之善而卒无可复之理，于是有限田之议、均田之制、口分世业之法。然皆议之而不果行，行之而不能久，何也？其为法虽各有可取，然不免拂人情而不宜于土俗，可以暂而不可以常也，终莫若听民自便之为得也。必不得已创为之制，必也因其已然之俗而立为未然之限，不追咎其既往而惟限制其将来，庶几可乎。臣请断以一年为限，如自今年正月以前，其民家所有之田虽多至百顷，官府亦不之问，惟自今年正月以后，一丁惟许占田一顷（余数不许过五十亩），于是以丁配田，因而定为差役之法，丁多田少者许买足其数，丁田相当则不许再买，买者没入之，其丁少田多者，在吾未立限之前不复追咎，自立限以后惟许其鬻卖，有增买者并削其所有（民家生子将成丁者即许豫买以俟其成）。以田一顷配人一丁、当一夫差役，其田多丁少之家，以田配丁足数之外，以田二顷视人一丁、当一夫差役，量出雇役之钱（富者出财）；田少丁多之家，以丁配田足数之外，以人二丁视田一顷、当一夫差役，量应力役之征（贫者出力）。若乃田多人少之处，每丁或余三、五十亩或至一、二顷，人多田少之处，每丁或止四五十亩、七八十亩，随其多寡尽其数以分配之。此外又因而为仕宦优免之法，因官品崇卑量为优免，惟不配丁纳粮如故，其人已死，优及子孙，以寓世禄之意（如京官三品以上免四顷，五品以上三顷，七品以上二顷，九品以上一顷，外官则递减之。无田者准田免丁，惟不配丁纳粮如故）。立为一定之限，以为一代之制，名曰配丁田法，既不夺民之所有，则有田者惟恐子孙不多而无匿丁不报者矣。不惟民有常产而无甚贫甚富之不均，而官之差役亦有验丁、验粮之可据矣。行之数十年，官有限制，富者不复买田，兴废无常而富室不无鬻产，田直日贱而民产日均，虽井田之制不可猝复，而兼并之患日以渐销矣。臣愚偶有所见，不知可否，敢以为献，惟圣明下其议于有司，俾究竟以闻。
汉孝宣地节三年，诏曰：“池籞未御幸者假与贫民，郡国公馆勿复修治，流民还归者假公田贷种食。”
孝元初元元年，以公田及苑振业贫民，江海、陂湖、园池属少府者以假贫民，勿租赋。
臣按：古者人君多克己以厚民生，虽以汉世中主如孝宣、孝元者，其宫馆、园池及郡国公田咸假之以振业贫民，俾其种食，勿收租赋，况本民田而肯夺以为己有而又以之赐亲昵、权幸之臣者哉？
宋太宗时，言者谓江北之民杂植诸谷，江南专种粳稻，虽土风各有所宜，至于参植以防水旱，亦古之制。于是诏江南、两浙、荆湖、岭南、福建诸州长吏劝民益种诸谷，民乏粟、麦、黍、豆种者于淮北州郡给之，江北诸州亦令就水广种粳稻，并免其租。
真宗以江淮、两浙稍旱即水田不登，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分给三路为种，择田高仰者莳之，盖旱稻也。内出种法，命转运使揭榜示民。
臣按：地土高下、燥湿不同而同于生物，生物之性虽同而所生之物则有宜不宜焉。土性虽有宜不宜，人力亦有至不至，人力之至亦或可以胜天，况地乎？宋太宗诏江南之民种诸谷、江北之民种粳稻，真宗取占城稻种散诸民间，是亦《大易》裁成辅相以左右民之一事。今世江南之民皆杂莳诸谷，江北民亦兼种粳稻，昔之粳稻惟秋一收，今又有早禾焉。二帝之功利及民远矣，后之有志于勤民者宜仿宋主此意，通行南北，俾民兼种诸谷，有司考课，书其劝相之数，其地昔无而今有、有成效者加以官赏。
林勋上《政本书》曰：“宜假古井田之制，使民一夫占田五十亩，其有羡田之家毋得市田，其无田与游惰末作者皆驱之使隶农以耕田之羡者，而杂纽钱谷以为十一之税。”
陈亮曰：“勋为此书考古验今，思虑周密，可谓勤矣。世之为井田之学者孰有加于勋者乎？要必有英雄特起之君用于一变之后，成顺致利则民不骇，而可以善其后。”
臣按：勋此书，朱熹、吕祖谦皆称许之。今考其书，百里之县岁率米五万一千斛、钱万二千缗、绢四千余匹、绵三千四百斤，取民过重，恐非后世所宜用者。（以上田产）
《虞书》曰：予决九川距（至也）四海，浚（深也）畎浍距川。
蔡沈曰：“九川，九州之川也。《周礼》一亩之间广尺、深尺曰畎，一同之间广二寻、深二仞曰浍，畎、浍之间有遂、有沟、有洫，皆通田间水道以小注大。言畎、浍而不及遂、沟、洫者，举大小以包其余也。先决九川之水使各通于海，次浚畎、浍之水使各通于川也。”
《周礼》：遂人掌邦之野。凡治野，夫间有遂（一夫所受之田百亩，间必有遂），十夫有沟（十夫，千亩之田），百夫有洫（百夫，万亩之田），千夫有浍（千夫，十万亩之田），万夫有川（万夫，百万亩之田。川所以受遂、沟、洫、浍之水）。
稻人掌稼下地（下地，水泽之地也），以潴畜水（潴，积也。积水为陂塘也），以防止水（增之堤防），以沟荡水（引水播荡），以遂均水（均布沟水），以列舍水（列者胜其町畦，水可止舍），以浍写水（水有余则泻之于浍）。
匠人为沟洫，广尺、深尺谓之畎，广二尺、深二尺谓之遂，井间广四尺、深四尺谓之沟，广八尺、深八尺谓之洫，广二寻、深二仞谓之浍（寻与仞皆八尺）。专达于川，各载其名（识所从出也）。凡天下之地势，两山之间必有川焉，大川之上必有涂焉。凡沟必因水势，防必因地势。
陈傅良曰：“遂人言五沟之制而始于遂，匠人言五沟之制而始于畎，畎非沟也，乃播种之地而已。一亩三畎，一夫三百畎，畎从则遂横，遂横则沟从，由沟而达洫、由洫以达浍，其从横亦如之。说者又以沟、浍为通水而设，然沟、洫之于田也，可决而决则无水溢之患，可塞而塞则无旱干之忧，以时决塞则沟、洫岂特通水而已哉？”
王昭禹曰：“沟所以导水，不因水势则其流易壅；防所以止水，不因地势则其土易坏。故为沟者必因水势之曲直则其流斯无壅矣，为防者必因地势之高下则其土斯无坏矣。善为沟者，水必漱啮之而无所壅，以其因水势故也；善为防者，水必淫液之而无所决，以其因地势故也。”
臣按：古今言水利者，《周官》所谓“沟必因水势，防必因地势”二言尽之矣。孔子曰：“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。”
朱熹曰：“沟洫，田间水道，以正疆界备旱潦者也。”又曰：“沟洫之制见于《周礼》遂人、匠人之职详矣，盖禹既平水患，又治田间之水，使无水旱之灾，所谓‘浚畎浍距川’是也。”
臣按：井田之制虽不可行，而沟洫之制则不可废，但不可泥其陈迹，必欲一一如古人之制尔。今京畿之地，地势平衍率多污下，一有数日之雨即便淹没，不必霖潦之久辄有害稼之苦，农夫终岁勤苦，盼盼然而望此麦禾以为一年衣食之计、赋役之需，垂成而不得者多矣，良可悯也。北方地经霜雪，不甚惧旱，惟水潦之是惧，十岁之间旱者什一二而潦恒至六七也。为今之计，莫若少仿遂人之制，每郡以境中河水为主（如保定之白沟、真定之滹沱之类），又随地势各为大沟广一丈以上者以达于大河，又各随地势各开小沟广四五尺以上者以达于大沟（大沟地官用钱偿其直，小沟地所近田主偿其直），又各随地势开细沟广二三尺以上者委曲以达于小沟。其大沟则官府为之，小沟则合有田者共为之，细沟则人各自为于其田。每岁二月以后，官府遣人督其开挑，而又时常巡视不使淤塞，如此，则旬月以上之雨下流盈溢或未必得其消涸，若夫旬日之间纵有霖雨，亦不能为害矣。朝廷于此又遣治水之官疏通大河，使无壅滞，又于夹河两岸筑为长堤高一二丈许（如河身二丈，两旁各留二丈许空地以容许），则众沟之水皆有所归不至溢出，而田禾无淹没之苦，生民享收成之利矣。是亦王政之一端也，惟圣明留意，下有司议可否而推行其法于天下。
魏史起为邺令，引漳水溉邺，民歌之曰：“邺有贤令兮为史公，决漳水兮灌邺旁，终古舄卤兮生稻粱。”
秦郑国开泾水，自中山抵瓠口为渠，用溉注填阏之水，溉舄卤之地四万余，顷收皆亩一钟。于是关中为沃野，无凶年，名曰“郑国渠”。
李冰为蜀守，壅河水作堋，穿二江以通舟船，因以灌溉诸郡，于是蜀沃野千里，号为“陆海”。
汉召信臣为南阳太守，于穰县南造钳卢陂，用广灌溉，岁岁增多至二万顷，人得其利。及后汉杜诗为守，复修其业，时歌之曰：“前有召父，后有杜母。”
臣按：成周以前井田与沟洫之制并行，旱干则有蓄水之所，霪潦则有泄水之地，当是之时，民无水旱之忧而常获丰登之利，非遇大灾变不至于捐瘠也。自秦以后，井田废而沟洫随之，尚赖有民社之责者因川泽之势而兴灌溉之利，非惟农民赖之，而为国家之益也亦不小矣。世之守令能有兴修水利以为一方无穷之惠者，上之人其尚旌异而显擢之哉。
宋神宗熙宁元年，遣使察农田水利，中书又言诸州县古迹陂塘异时皆畜水溉田，民利数倍，近岁多所湮废，诏诸路监司访寻州县可兴复水利。
苏轼曰：“今欲凿空寻访水利，所谓即鹿无虞，岂惟徒劳，必大烦扰。且古陂废堰多为侧近冒耕，岁月既深，已同永业，苟欲兴复必尽追收，又有好讼之党、多怨之人妄言某处可作陂渠，规坏所怨田产，或指人旧物以为官陂，冒佃之讼必倍今日，臣不知朝廷本无事而何苦欲行此哉？”
臣按：水性就下，遏之则利于旱岁，遇有霖潦则又或至于淹没焉，是其利害亦略相当也。是以善言利者必因其势、顺其宜行其所无事，使其旱则得有所灌、潦则得有所泄，两无害焉，斯之为利。苟利少而害多或两无所利害焉，甚而委邻为壑、利己损人，决不可凿空生事以烦扰乎民，兴起讼端以召不靖之怨也。（以上水利）
以上论制民之产
卷一五
▲重民之事
《舜典》：咨，十有二牧（养民之官），曰食哉惟时。
朱熹曰：“王政以食为首，农事以时为先，舜言足食之道，惟在于不违农时也。”
臣按：君之所以治者以民，民之所以生者以食，食之所以足者以农，农之所以耕者以时，人君所以设为州牧以子养乎民，使之得以遂其生。欲遂其生，日食不可阙；欲足其食，农时不可违，此帝舜所以咨牧而必以食为先而勉之以时也。
帝曰：“弃，黎民阻饥（厄也），汝后稷，播（布也）时百谷。”
臣按：帝舜于咨四岳求奋事功熙帝载之后，即首命弃以仍其旧职，而后继之敷教明刑之官，则农事在所重而当先可知矣。
周公作《无逸》曰：君子所其无逸，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，则知小人之依。
蔡沈曰：“农之依田犹鱼之依水、木之依土，鱼无水则死，木无土则枯，民非稼穑则无以生也。故舜自耕稼以至为帝，禹稷躬稼以有天下，文、武之基起于后稷。四民之事莫劳于稼穑，生民之功莫盛于稼穑，周公发《无逸》之训而首及乎此，有以哉！”
臣按：人君兢兢然所以居其身于无时暇逸之地者，必先知夫稼穑之艰难也。备尝其艰难之事而后居于逸乐之地，则知小人之所依矣。小人所依在乎稼穑，为人上者乌可纵己之欲以妨农事而使之失其所依哉？
文王卑服即康功（安民之功）、田功（养民之功）。孔颖达曰：“就田功知稼穑之艰难。”
臣按：文王卑服，犹禹所谓恶衣服也。文王于衣服之奉所性不存，专意于安民、养民之功，然不谓养民而谓之田者，周家以农事开国，自公刘以来咸以稼穑为事，而文王尤专心田事，即是以为养民之功也。
《周颂》曰：嗟嗟臣工（群臣百官），敬尔在公（公家）。王厘（赐也）尔成（成法），来咨来茹（度也）。嗟嗟保介（农官之副），维莫之春（夏正三月）。亦又何求？如何新畬（三岁田）。于皇（叹美之辞）来牟（麦也），将受厥明（上帝之明赐也）。明昭上帝，迄（至也）用康年（丰年也）。命我众人（甸徒），庤（具也）乃钱（铫也）镈（锄也，二者皆田器），奄观铚（获禾短镰）艾（获也）。
严粲曰：“既嗟叹而告臣工，又嗟叹而戒保介，皆以重农之意告之也。”
臣按：此周成王戒农官之诗，凡命他官皆无诗，而命农官独有者，盖以农者王政之本，周家以此开国，故重其事也。成周盛时，其播时百谷之事具有成法，群臣百官容或有不尽知者，故于戒饬之际致其深叹之言，而且加以敬之一辞，俾其详考夫先王之成法以为三农之劝相，既不可失其时，又不可失其度，自耕种以至于收获无一不循其序，凡旧田与夫新田无一不得其宜，官则尽其劝相之功，民则致其耕治之力，一一皆如先王成法可也。呜呼，先王之世尽心于农事者如此，秦、汉以来岂复有事哉？
《噫嘻》，春夏祈谷于上帝也。其诗曰：噫嘻（叹辞）成王，既昭（明也）假（格也）尔（田官也）。率时（是也）农夫，播厥百谷。骏（大也）发（耕也）尔私（私田），终三十里（万夫之田内方三十里）。亦服尔耕，十千维耦（两人并耕）。
臣按：我朝学士朱善谓此诗举成王之谥，则成王以后之诗也。成王既置田官而戒命之，后王复遵其法而重戒之。率时农夫，农官之职也。播厥百谷，农夫之事也。终三十里，欲其地之无遗利也。十千维耦，欲其人之无遗力也。吁，古之帝王致力于农事也如此，后世之君听民自耕自获，所以命官以治之者征租赋、督力役而已，能勿扰之使其得以尽力南亩已为幸矣，况求其戒敕农官劝相农民勤勤恳恳如是夫？
《周礼》：遂师巡其稼穑（春种曰稼，秋敛曰穑），而移用其民（谓此遂之民移用于彼遂也），以救其时事（谓如水潦暴至之类合力救之）。
遂大夫正岁简（阅也）稼器（耒耜之类），修稼政。三岁大比，则帅其吏而兴（举民之贤者能者），明其有功者（农功之修者则明之），属其地治者（属，聚也。地事之治者）。
县正趣（催促也）其稼事（谓耕耘、收敛之事）而赏罚之（勤者赏之，怠者罚之）。长趣其耕耨，稽其女功（劝织事也）。
里宰以岁时合耦于锄（耦并耕也），以治稼穑趣其耕耨，行其秩叙（秩谓多寡，叙谓先后）。
司稼掌巡（行视）邦野之稼而辨穜（先种后熟）稑（后种先熟）之种，周知其名与其所宜地（所宜种之地），以为法而县于邑闾。
臣按：《周礼》，周公致太平之书也。周家自后稷以来以农为国，故周公于《书》既作《无逸》以为其君告，使其知小民之所依而不敢逸豫；又于《诗》作《豳颂》以为其君诵，使其知王业之所起而不敢荒宁。及其作《周官》也，一书之间设官分职，其间为农事者不一而足，或以巡稼穑，或以简稼器，趋其耕耨，辨其种类，合耦以相助，移用以相救，行其秩叙，悬其法式，又于三岁大比以兴其治田之，亦如大比之兴贤能焉，或诛或赏、或兴或废，无非以为农事而已。噫，周公之辅成王，陈言以献忠于上者，惓惓以稼穑为言；建官以分治于下者，谆谆以农事为急，其知本乎！
《月令》：孟春之月，天子乃以元日（上辛也）祈谷于上帝，乃择元辰（郊后吉日也），天子亲载耒耜，措之于参（参乘之人）保介（衣甲也）之御（御，车也）间，帅三公、九卿、诸侯、大夫躬耕帝籍，天子三推（执耒而进谓之推），三公五推，卿诸侯九推。
又曰：王命布农事，命田（田畯也）舍（居也）东郊，皆修封疆（田之限域），审端径术（术与遂通，田间沟洫也），善相（视也）丘陵阪险原隰土地所宜、五谷所殖，以教道民，必躬亲之。田事既饬，先定准直，农乃不惑。
臣按：天子籍田千亩，收其谷为祭祀之粢盛，故曰帝籍。谓之籍者，借也，天子执耒而进，然后借民力以终之也。古之天子非无人可耕也，而必躬为之者，岂专为供上帝之粢盛哉？亦以为天下之农民帅先尔。天子既身为之帅先，又必命田畯之官居郊野之外以督其耕，修其封疆以防其交争，审端径术以通其水道，善相丘陵、阪险、原隰以相其地势高下、险易、燥湿，土地各有所宜，五谷各有所殖，教之使能其事，道之使达其理，皆须田畯躬亲教饬之以定其准，使得其平定其直使得其正，则农民无所疑惑也。吁，以九重之上、万乘之尊犹且躬为之耕，则夫闾阎小民岂有不兴起也哉？
季春之月，天子乃荐鞠衣（色如鞠花之黄）于先帝（荐衣以祈蚕）。命野虞毋伐桑柘，具曲（簿也）植（槌也）籧（席之粗者）筐（筥之方者，四者皆蚕具），后妃齐戒亲东乡（去）躬桑，禁妇女毋观（使不得为容观之饰），省妇使（咸省其他役）以劝蚕事。蚕事既登，分茧称丝，效功以共郊庙之服，毋有敢惰。
孟夏之月，蚕事毕，后妃献茧（后妃受内命妇之献），乃收茧税，以桑为均（茧之多寡以叶为均齐）。
《祭义》：古者天子、诸侯必有公桑蚕室，君皮弁素积，卜三宫之夫人世妇之吉者，使入蚕于蚕室。岁既单（尽也）矣，世妇卒蚕，奉茧以示于君，遂献茧于夫人，夫人缫以为黼黻文章。服既成，君服以祀先王、先公，敬之至也。
《祭统》：天子亲耕于南郊以共齐盛，王后蚕于北郊以共纯（读作缁）服。天子、诸侯非莫耕也，王后、夫人非莫蚕也。
张栻曰：“周家建国，自后稷以农事为务，历世相传，其君子则重稼穑之事，其室家则躬织之勤，相与咨嗟叹息，服习乎艰难，咏歌其劳苦，此实王业之根本也。如周公之告成王，其见于《诗》有若《七月》，皆言农桑之候也；其见于《书》有若《无逸》，则欲其知稼穑之艰难、知小人之依也，帝王所传心法之要端在乎此。夫治常生于敬畏而乱常起于骄肆，使为国者每念乎稼穑之劳，而其后妃又不忘乎织之事，则心不存焉者寡矣，何者？其必严恭朝夕而不敢怠也，其必怀保小民而不敢康也，其必思天下之饥寒若己饥寒之也，是心常存则骄矜放肆何自而生，岂非治之所由兴也欤？美哉，周之家法也。其后幽王惑褒姒而废正后，以召犬戎之祸，而诗人刺之曰‘妇无公事，休其蚕织’，盖推其祸端，良由稼穑、织之事不闻于耳、不动于心，以至于此。故诵《葛覃》‘服之无斁’之章则知周之所以兴，诵‘休其蚕织’之章则知周之所以衰，其得失所自岂不较著乎？”
臣按：天子之尊，非无可耕之人也，而必躬耕以供宗庙之粢盛；后妃之贵，非无可织之人也，而必躬蚕以为祭祀之服饰。所以然者，非但身致其诚信以事神明而已也，亦将以其身为天下农夫蚕妇之帅先也。由是畎亩之间、闾阎之下，闻其风教者莫不曰以天子之尊、后妃之贵犹不废耒耜、机杼之业，况吾侪小人乎？夫然将见田里无不耕之夫、室家无不织之女，人人有业、家家务本，自然无游手之民、末作之技，家给而人足，盗息而讼简，民所以为生者益固，国所以藏富者益厚矣。张栻以为王业之根本于是乎在，然推其根本之所以立则又在乎朝廷之上、宫闱之间，其言深至切要，所谓“帝王所传心法之要端在乎此”，诚非虚语也。伏望明主于燕闲之暇留神垂览，天下人民不胜大愿。
《国语》：周宣王即位，不藉千亩，虢文公谏曰：“不可。夫民之大事在农，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，民之蕃庶于是乎生，事之共给于是乎在，和协辑睦于是乎兴，财用繁殖于是乎始，敦庞纯固于是乎成，是故稷为大官。古者太史顺时（视也）土，阳瘅（厚也）愤（积也）盈，土气震发，农祥（房星也）晨正（立春之日晨中于中），日月底于天庙（营室），土乃脉发。先时九日，太史告稷曰：‘自今至于初吉（二月朔日），阳气俱烝，土膏其动。弗震弗渝，脉其满眚（灾也），谷乃不殖。’稷以告王曰：‘史帅阳官（春官）以命我司事（主农事官）曰：距今九日，土其俱动，王其祗祓（祓除），监农不易。’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、百吏、庶民，司空除坛于藉，命农大夫咸戒农用。先时五日，瞽告有协风至，王即齐宫，百官御事，各三日。王乃淳濯飨醴，及期，郁人荐鬯，牺人荐醴，王祼鬯，乃行，百吏、庶人毕从。及藉，后稷监之，膳夫、农正陈藉礼，太史赞王，王敬从之。王耕一垡，班三之，庶人终于千亩。其后稷省功，太史监之；司徒省民，太师监之。毕，宰夫陈飨，膳宰监之。膳夫赞王，王歆大牢，班尝之，庶人终食。是日也，瞽率、音官以省风土。廪于藉东南，钟而藏之，而时布于农。稷则遍戒百姓，纪农协功，曰：‘阴阳分布，震雷出滞。’土不备垦，辟在司寇。乃命其旅（众也）曰：‘徇（行也），农师一之（先往），农正再之，后稷三之，司空四之，司徒五之，太保六之，太师七之，太史八之，宗伯九之，王则大徇。耨获亦如之。’民用莫不震动，恪恭于农，修其疆畔，日服其枿，不解于时，财用不乏，民用和同。是时也，王事唯农是务，无有求利于其官以干农功。”
臣按：《诗序》“《载芟》，春藉田而祈社稷也”，笺言：“藉田，甸师氏所掌。王载耒耜，所耕之田，天子千亩，诸侯百亩。藉之言借也，借民力治之，故谓之藉。”疏谓：“王一耕之而使庶民芸芓终之，是借民者借此甸师之徒也。”《汉书》注韦昭亦以借民力为言，臣瓒谓：“帝躬耕为天下先，不得以假借为称。藉谓蹈藉也。”颜师古是瓒说，引宣王不藉千亩虢文公谏为证明其非假借也。以臣观之，二说相须其义始备。夫以千亩之田，非一人一日所能尽，意其始也蹈藉田亩以躬三推之仪，终也假借民力以终千亩之制尔。自周以后迄于唐、宋，此礼不废，然耕藉田者必祀先农。我列圣躬祀先农行藉田礼如古制，非徒以供宗庙之粢盛，实所以重农事以劝相天下之民，使兴起农功也。
汉文帝二年正月，诏曰：“夫农，天下之本也。其开藉田，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。”
九月，又诏曰：“农，天下之大本也，民所恃以生也，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，故生不遂。朕忧其然，故今兹亲率群臣农以劝之，其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。”
文帝又诏皇后亲桑以奉祭服，为天下先。
景帝后二年，诏曰：“雕文刻镂，伤农事者也；锦绣纂组，害女红（工也）者也。农事伤则饥之本也，女红害则寒之原也，夫饥寒并至而能亡为非者，寡矣。朕亲耕、后亲桑以奉宗庙粢盛、祭服，为天下先，不受献，减大官，省繇赋，欲天下务农蚕，素有畜积以备灾害。”
臣按：成周之后，最重农者莫如汉，文、景二帝尤惓惓焉，非徒有是虚文也，而减租之诏岁下，虽以武帝之穷奢好武，下至舟车皆有算，而于田租则未尝有加焉，兹则所谓诚于悯农之实惠也。自是而后，君非不耕藉田，后非不亲蚕，非不下悯农之诏，非不敕守令以劝相，然皆尚虚文而已，非实惠也，是故农不必劝也，能无扰之足矣。善乎，柳宗元之言曰：“长人者好烦其令，若甚怜焉而卒以祸，旦暮吏来而呼曰：官命促尔耕、勖尔植、督尔获。蚤缲而绪，蚤织而缕，字而幼孩，遂而鸡豚，鸣鼓而聚之，击木而召之，小人辍飧饔以劳，吏者且不得暇，又何以蕃其生而安其性耶？臣愿仁圣在上，思王业之所本，念小人之所依，禁游惰则为之者众，省繇役则不夺其时，减租赋则不罄所有，是虽不下悯农之诏而人皆知其有悯念之心，不设劝农之官而人皆受其劝相之惠，田里小民不胜多幸。”
晁错言于文帝曰：“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，非能耕而食之、织而衣之也，为开其资财之道也。民贫则奸邪生，贫生于不足，不足生于不农，不农则不地著，不地著则离乡轻家，民如鸟兽，虽有高城深池、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。民者在上所以牧之，趋利如水走下四方，亡择也。夫珠玉、金银，饥不可食，寒不可衣，然而众贵之者，以上用之故也。粟米、布帛生于地、长于时、聚于力，非可一日成也，一日弗得则饥寒至，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。”
又曰：“方今之务，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。欲民务农在于贵粟，粟者，王者大用、政之本务。”
臣按：晁错以此告于文帝，欲其为民开资财之道，所以开之之要在于务民于农桑，薄赋敛、广蓄积以实仓廪、备水旱而已。而其末又言“方今之务，莫若使民务农。务农在于贵粟，粟者，王者大用、政之本务”，人君诚贵五谷而贱金玉，民知人君所贵在此，则咸知所贵重矣。九重之上诚躬行节俭而捐弃金玉，切切焉劝农桑、抑末作，则天下之民咸趋于南亩而惟农之是务矣。
景帝后三年，诏曰：“农，天下之本也。黄金、珠玉，饥不可食，寒不可衣，以为币用不识其终始。间岁或不登，意为末者众，农民寡也。其令郡国务劝农桑，益种树，可得衣食物，吏发民若取庸（取其资以雇庸）采黄金、珠玉者，坐赃为盗，二千石听者与同罪。”
臣按：“农，天下之本也”之一言者，文帝之诏凡三见焉，而景帝、武帝亦皆以是言冠于诏之先，汉人去古未远，犹知所重也。后世往往重珠玉而轻谷粟，是不知所重也。景帝此诏令郡国务劝农桑、益种树，可得衣食物，其知所重矣乎。
以上论重民之事
▲宽民之力
《易兑》之彖曰：说以先民，民忘其劳；说以犯难，民忘其死。说之大，民劝矣哉。
程颐曰：“君子之道其说于民，如天地之施，感于其心而说服无斁，故以之先民则民心说随而忘其劳，率之以犯难则民心说服于义而不恤其死。说道之大，民莫不知劝，劝谓信之而勉力顺从人君之道。以人心说服为本，故圣人赞其大。”
臣按：此《兑》卦之彖辞。兑之义，说也。兑上为君，兑下为民，有君、民相说之象。人君之用民力必以说服为本，有事而欲与民趋之，则思曰此民所说乎不说乎？苟民心说也则先以趋之，则民知上之劳我所以逸我也，咸忘其为劳矣；有难而欲与民犯之，则民知上之死我所以生我也，咸忘其为死矣。人君之欲用民力，察夫事之理而得其正，体夫民之心而同其欲，必为天下而不为一家，必为众人而不为一己，然后为之则民无不劝勉顺从者矣。
《节》之彖曰：节以制度，不伤财不害民。
程颐曰：“圣人立制度以为节，故能不伤财害民。人欲之无穷也，苟非节以制度，则侈肆至于伤财、害民矣。”
臣按：此《节》卦之彖。节之为言有限而止也，为卦下兑上坎，泽上有水，其容有限，故为节。圣人体节之义则立为制度，量入为出，无过取，无泛用，宁损己而益人，不厉民以适己，则必不至于伤财，不伤财则不至于害民矣。
《诗灵台》之一章曰：经始灵台，经之营之。庶民攻之，不日成之。经始勿亟，庶民子来。
朱熹曰：“国之有台，所以望氛祲、察灾祥、时观游、节劳佚也。文王之台，方其经度营表之际而庶民已来作之，所以不终日而成也。虽文王心恐烦民，戒令勿亟而民心乐之，如子趋父事，不召自来也。孟子曰：‘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，而民欢乐之，谓其台曰灵台，谓其沼曰灵沼。’此之谓也。”
臣按：人君之用民力以兴土木之工，必若文王之作灵台将以望氛祲、察灾祥、时观游、节劳佚然后为之，是其所以为此台者非专以适己，盖不得已、不得不为者也。故其虽用民力，民反欢乐之，若秦之阿房、汉之长杨、五柞则是劳民以奉己也，民安得而不怨恨之哉？民怨则国不安，危亡之兆也。
《周礼》：小司徒之职，乃均土地，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数。上地家七人（一夫受田百亩，七口以上授以上等之地），可任也者家三人（可任力役者每家三人）；中地家六人，可任也者二家五人（二家共五人）；下地家五人，可任也者家二人。凡起徒役，毋过家一人，以其余为羡（正卒之外皆为羡卒），惟田与追胥竭作（惟田猎与逐捕、寇盗，则正卒、羡卒皆作）。
臣按：成周盛时，其役民也因其受田之高下以定其力役之多寡，故其事力相称而其为役也适平，及其徒役之起，又不过家用一人，非田猎与追胥不至于并行也，非若后世不复考其人之数、不复量其人之产，一切征发，乃至于尽室而行焉。
乡大夫之职，以岁时登其夫家之众寡，辨其可任者。国中自七尺以及六十（七尺年二十）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（六尺年十五）皆征之。其舍者（谓不征者），国中贵者、贤者、能者、服公事者、老者、疾者皆舍。
旅师，凡新（新徙来者）之治皆听之，使无征役。
臣按：成周力役之征必稽考其版籍之数，以辨其事力之任否，地近而役多者则征之迟而舍之早，地远而役少者则征之早而舍之迟，非若后世役民，往往劳近而宽远，政与古人相反也。是以自古明王尤轸念畿甸之民，无事之时常加宽恤，盖以有事之时必赖其用故也。然不独宽其国中之民而已，凡国之中贵而有爵者、贤而有德者、能而有才者、服劳公事者、老者、疾者皆复除之，与夫新之治则无征役，凶札之岁则无力政，凡此皆先王行役民之义而存仁民之心。
均人（凡均力役之政）以岁上下，丰年则公旬（音均）用三日焉，中年则公旬用二日焉，无年则公旬用一日焉，凶札（凶谓饥荒，札谓疾疫）则无力政（并与力政免之）。
臣按：此即《王制》所谓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者也，然又因岁时之丰歉以定役数之多寡，是以三代盛时之民，以一人之身、八口之家，于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之间无一日而不自营其私也，所以为公者仅三日焉耳。后世驱民于锋镝，起民以繇戍，聚民以工作，盖有一岁之间在官之日多而家居之日少，甚者乃至于终岁勤苦而无一日休者。呜呼，民亦不幸而不生于三代之前哉。虽然，万古此疆界、万古此人民也，上之人诚能清心省事，不穷奢而极欲，不好大而喜功，庶几人民享太平之福哉。
《春秋》：僖公二十年春，新作南门。
胡安国曰：“书新作南门，讥用民力于所不当为也。《春秋》凡用民力得其时制者犹书于策，以见劳民为重事，而况轻用于所不当为者乎？”
臣按：人君之用民力，非不得已不可用也。盖君以养民为职，所以养之者非必人人而食之、家家而给之也，惜民之力而使之得以尽其力于私家，而有以为仰事俯育之资、养生送死之具，则君之职尽矣。孔子作《春秋》，于鲁僖之作泮宫则不书，复宫则不书，而于作南门则书之。不徒书之而且加以新作之辞，以见泮宫、宫乃鲁国之旧制，有以举之则不可废，虽欲不修不可得也，如此而用民力亦不为过，若夫南门，鲁国旧所无也，虽不作之亦无所加损，何必劳民力以为此无益之事，此圣人所以讥之欤？
《左传》：昭公十九年，楚人城州来，沈尹戍曰：“楚人必败。昔吴灭州来（在昭十三年），子旗请伐之，王（楚平王）曰吾未抚吾民，今（谓城州来也）亦如之而城州来以挑吴，能无败乎？”侍者（戍之侍者）曰：“王施（施恩德）舍（舍逋负）不倦，息民五年，可谓抚之矣。”戍曰：“吾闻民乐其性而无寇仇，今宫室无量，民人日骇劳罢（音疲）死转，忘寝与息，非抚之也。”
臣按：沈尹戍此言人君之欲用民力必先有以抚之，所以抚之之道在乎节用于内而树德于外。盖用不节则必美衣食、厚用度、营宫室、广庙宇，财费于内、力疲于外，而民不安其居、不遂其生，劳苦罢困、死亡转徙，而林林而生、总总而处者皆不得乐其性，而且为吾之寇仇矣，为人上者可不畏哉？
哀公十一年，季孙欲以田赋，使冉有访诸仲尼，仲尼不对而私于冉有曰：“君子之行（政事）也，度于礼，施取于厚，事举其中，敛从其薄，如是则以丘（丘十六井，是赋之常法）亦足矣。”
臣按：施取于厚即所谓食壮者之食也，事举其中即所谓任老者之事也，敛从其薄即所谓不厚敛于民也，此三言者圣人虽为季孙发而以告冉有，后世人主行事以礼、用民以宽，要当以是为法。
《王制》：用民之力，岁不过三日。
孔颖达曰：“《周礼》均人丰年旬用三日、中年旬用二日、无年旬用一日，年岁不同，虽丰不得过三日也。”
臣按：用民力如治城郭、涂巷、沟渠、宫庙之类，若师旅之事则不拘此制。又曰：凡使民，任老者之事，食壮者之食。
臣按：先儒谓老者食少而功亦少、壮者功多而食亦多，今之使民虽少壮但责以老者之功程，虽老者亦食以少者之饮食，宽厚之至也。
八十者一子不从政（从政谓给公家之力役），九十者其家不从政，废疾非人不养者一人不从政，父母之丧三年不从政，齐衰、大功之丧三月不从政，将徙（欲去者）于诸侯三月不从政，自诸侯来徙（已来者）家期不从政。
臣按：昔人有言，夫人莫衰于老，莫苦于疾，莫忧于丧，莫劳于徙，此王政之所宜恤者，故皆不使之从政焉。如是，则老耄者得以终其天年，废疾者得以全其身体，居丧者尽送终之礼，迁徙者无失所之虞，是亦仁政之一端也。
孔子曰：“张（张弓弦也）而不弛（落弓弦也），文、武弗能也。弛而不张，文、武弗为也。一张一弛，文、武之道也。”
臣按：此章孔子因子贡观蜡之问而以弓喻民以答之，谓弓之为器，久张而不弛则力必绝，如民久劳苦而不休息则其力必惫；久弛而不张则体必变，如民久休息而不劳苦则其志必逸。弓必有时而张如民必有时而劳，弓必有时而弛如民必有时而息。一于劳苦，民将不堪，虽文王、武王有所不能治也；一于逸乐则民将废业，则文王、武王必不为此也。然则果如之何而可？曰不久张以著其仁，不久弛以著其义。
子曰：“使民以时。”朱熹曰：“时谓农隙之时也。”
臣按：朱熹解此章谓时为农隙之时，至《孟子》不违农时章则又解曰农时谓春耕、夏耘、秋收之时，凡有兴作不违此时，至冬乃役之也。臣窃以谓岁时有早晚，气候有寒暑，农事有剧易，事体有缓急，人君遇有兴作，必当顺天之时、量事之势、适民之愿，苟堕指裂肌之时、烁石流金之候，农务方殷、饥寒切体而欲有所营为，可乎？所谓时者非但谓农时，各随时而量其可否可也。
鲁人为长府，闵子骞曰：“仍旧贯如之何，何必改作？”王安石曰：“改作劳民伤财，在于得已，则不如仍旧贯之善。”
臣按：古人必不得已而后改作，非甚不得已必不肯快一己之私意，废前人之成功。安石能为此言，至其为相乃变祖宗之法，何哉？
鲁定公问于颜回曰：“子亦闻东野毕之善御乎？”对曰：“善则善矣，然其马将必佚。”公曰：“何以知之？”对曰：“以政知之。昔者帝舜巧于使民、造父巧于使马，舜不穷其民力、造父不穷其马力，是以舜无佚民、造父无佚马。今东野毕之御也，升马执辔衔体正矣，步骤驰骋朝礼毕矣，历险致远马力尽矣，然而犹乃求马不已，臣以此知之。”公曰：“吾子之言其义大矣，愿少进乎。”回曰：“鸟穷则啄，兽穷则攫，人穷则诈，马穷则佚，自古及今未有穷其下而无危者也。”
臣按：《家语》此章，颜子谓舜不穷其民是以无佚民，由是推之，则桀纣穷其民所以有佚民，而致危亡之祸也可知已。后世人主，其尚无以苛政虐刑以穷其民哉。
汉高祖七年，民产子复勿事二岁。
宣帝地节四年，诸有大父母、父母丧者勿繇事，使得收敛送终，尽其子道。
臣按：地节之诏即推广《王制》父母之丧三年不从政之意，高帝七年令民产子复勿事二岁，岂非古人保胎息之遗意欤？汉世去古未远，爱养元元之心犹有三代余风，已死也而悯其丧，未生也而保其胎，人君以此为政，则其国祚之长岂不宜哉。
以上论宽民之力
▲湣民之穷
《书大禹谟》：不虐无告，不废困穷，惟帝时克。真德秀曰：“易虐者不虐，易废者不废，皆自克艰一念为之。”
臣按：帝舜然禹克艰之言而及于无告困穷者，盖人君以一人而为亿兆人之父母，要必亿兆人皆得其所，然后一人克尽其道。君道厥惟艰哉，是以人君欲尽克艰之道、布德于有生之民非难，而施惠于无告之民为难也。不虐无告，不废困穷，帝舜不敢谓其必能而归之于尧。孔子谓尧、舜以博施济众为病，亦此意欤？虽然，人君富有四海，苟恻然兴念则泽无不被矣，夫岂难事而必谓帝尧然后时克哉？噫！树艺者培其方长非难，而苏其枯槁为难；业医者已其疾病非难，而起其膏肓为难。后世帝王有志于尧、舜之治而思尽君道之难者，发政施仁乌可后此？
《无逸》：怀保小民，惠鲜鳏寡。
蔡沈曰：“于小民则怀保之，于鳏寡则惠鲜之。惠鲜者，鳏寡之人垂首丧气，赉予周给之使有生意。”
臣按：昔帝舜告大禹以帝尧克艰之道，而以不虐无告、不废困穷为言；今周公告成王以文王无逸之实，而以怀保小民、惠鲜鳏寡为言。是知自古帝王所以克艰、其君而所以无逸者，必先于发政施仁，而所以发政施仁者必先于天民之无告者，前圣、后圣其揆一也。
《诗正月》篇：哿矣富人，哀此茕独。
朱熹曰：“乱世富人犹或可胜茕独甚矣，此孟子所以言发政施仁必先鳏寡孤独也。”
臣按：民之生也有富有贫，其富者虽不幸而孤独鳏寡，然犹有以为养生送死之具，惟夫既孤独鳏寡矣而又贫窭乏绝焉，生无以为生，死无以为死，其尤可哀哉。是以帝王之施仁政也，又于其中较其浅深而为之赒恤，使之均得其所焉。
《周礼》曰：大司徒以保息六养万民，三曰振穷。郑玄曰：“天民之穷者有四，曰鳏、曰寡、曰孤、曰独。”
臣按：民之生也，少者赖父母以鞠之，老者赖子孙以养之，生有衣食之资，死有葬祭之具，则其生遂而不穷矣。然其所以遂其生者，实赖上之人为之制产立法，使之相生养、相保爱而不相弃背焉。然物不能以皆齐，命不能以皆偶，其间不能无幼弱而失怙恃、衰老而无所依傍者焉，非上之人弘保息之，政举振救之，令则彼何所控告以全其身命而尽其天年也哉？
《礼运》：大道之行，天下为公，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。
臣按：大道之行谓唐虞之世也。当是之时，家给而人足，老安而少怀，乌有所谓无告废疾者哉？记礼者犹以此为言，以见天下为公之世无一人之不遂其生，则虽穷而无告、病而有疾者皆有所养焉，举隆古之盛以示后世之法，使凡有志于尧、舜之治者皆当以尧、舜之心为心。
《王制》：少而无父者谓之孤，老而无子者谓之独，老而无妻者谓之矜，老而无夫者谓之寡，此四者天民之穷而无告者，皆有常饩。陈澔曰：“皆有常饩，谓君上养以饩廪有常制也。”
臣按：天下之民孰非天之所生，乃独于幼而无父、老而无子与夫无妻无夫者而谓之天民。吁，民固皆天生者也，而此四民者力不足以养其身、言不足以达其情，则是生于天而不能全天之生，尤天之所湣念者也。人君于此四等穷人而加惠焉，是乃所以补助天之所不逮者也。
《月令》：孟春之月，掩骼埋胔。
臣按：人之生也，全理气之性、具骨肉之躯，其生也有所养，其死也有所藏，则人之始终毕矣。苟死而暴露其骼胔，必生而冻馁其身体者也，仁人君子见之宁不恻然于心乎？此三代盛时所以因时而有掩骼埋胔之令也。
孟子曰：“老而无妻曰鳏，老而无夫曰寡，老而无子曰独，幼而无父曰孤，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也，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。”
朱熹曰：“先王养民之政，导其妻子使之养其老而恤其幼，不幸而有鳏寡孤独之人无父母妻子之养，则尤宜怜恤，故必先之也。”
臣按：孟子此言即《无逸》所谓文王怀保惠鲜之实也。昔者明王制民之产，使仰足以事父母、俯足以畜妻子，其或不幸少而丧父、老而丧子、而无夫、而无妻焉，故其发之于政，施之于仁，汲汲然以此四者为先，惟恐后时而其人或阽于死亡，而吾之惠不得以及之也。
汉文帝诏曰：“方春和时，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乐，而吾百姓鳏寡孤独穷困之人，或阽于死亡而莫之省忧，为民父母将何如？其议所以振贷之。”
宣帝诏曰：“鳏寡孤独、高年贫苦之民，朕所怜也。前下诏假公田、贷种食，其加赐鳏寡孤独、高年帛。”
章帝诏曰：“盖人君者视民如父母，有憯怛之爱，有忠爱之教，匍匐之救其婴儿，无父母亲属及有子不能养食者廪给如律。”
臣按：汉世去古不远，其惠养斯民犹有古意。观文帝、宣帝、章帝兹三诏者，皆无上事而特下之，颛颛然以惠此无告之天民，其视魏晋以来因他事下诏而附列于条款之中者有间也。惟我圣祖登极之七年，特诏天下，其略曰：“曩因天下大乱，死者不可胜数，朕日夕虑上帝有责，思之再三，民间流离避乱，父南子北至今不能会聚，或子殁亲老而无养，亲殁子幼而无依，皆朕之过也。今诏天下有司具名以言朕，当惠居存养，使不失所。”噫，圣祖特下此诏，盖自汉帝三诏之后所仅有者也。
唐太宗贞观元年，赐民年八十以上有騑独鳏寡、疾病不能自存者米三斛。宋崇宁元年，诏诸路置安济坊。绍兴二年，诏临安府置养济院。
淳祐七年，创慈幼局。应遗弃小儿民间有愿收养者，官为倩贫妇就局乳视，官给钱米如令。
臣按：前此惠民之政及于无告者，往往因事而行，其置为院场以专惠之者，始见于此。我太祖开基之五年，诏天下郡县立孤老院，凡民之孤独残疾不能自生者许入院，官为赡养，每人月米三斗、薪三十斤，冬夏布一匹，小口给三分之二。寻又改孤老院为养济院，其初著之于令曰：“凡鳏寡孤独，每月给米，每岁给布，务在存恤，监察御史、按察司官常加体察。”既而著之于律，曰：“凡鳏寡孤独及废疾之人，贫穷无亲属依倚，不能自存，所在官司应收养而不收养者，杖。若应给衣粮而官吏克减者，以监守自盗论。”不特乎此，其后也又申之以宪纲，曰：“存恤孤老，仁政所先，仰府州县所属，凡有鳏寡孤独、废疾无依之人俱收于养济院，常加存恤，合得衣粮依期按月支给，毋令失所。遇有疾病，督医治疗。”噫，列圣相承发政施仁，咸先于斯，凡颁诏条必申饬焉，可谓仁之至而义之尽矣。臣窃以谓，京城百万军民所聚，无告之民不可数计，有司拘于事例，必须赴告通政司，送户部下该管官司，取里邻结状，然后得与居养之列。文移上下，动经旬月，彼无告穷民岂能堪此？为今之计，乞敕巡城御史及兵马司官，凡遇街衢悲呼丐食之人，即拘集赴官，询其籍贯、居址，挨究有无亲属、产业，有产业者责之管业之人，有亲属者责之有服之亲，如果产业、亲属俱无，即发顺天府收入养济院居养。如此，则无告之民皆沾实惠，而衢路之间无悲号者矣。
绍兴十三年，诏下钱塘、仁和二县踏逐近城寺院充安济坊，籍定老幼贫乏不能自存者及乞食之人，每人日支米一升、钱十文，小儿半之。
臣按：宋自南渡后建都临安，既于京府立养济院，又于两赤县以近城寺院充安置坊，籍定老幼贫乏、乞丐之食，日支米给钱以收养之。我朝于京府既立养济院，又于京城中东西就两僧寺官给薪米，爨熟以食贫丐之人，每寺日支米三石，恩至渥也。臣窃以谓，两寺之设日有所费，然两舍饭寺皆在僻静之地，易于作弊。臣请东寺移於崇文门大街、西寺移于宣武门大街人烟辏集处，每所差部属官一员专提调，光禄官一员司饭食，每当食时，兵马官兵沿街趣召给与木筹，依次散食，仍令巡城御史监视，有不如法及作弊者罪之。如此，非但贫穷得食，亦使街道肃清。虽然此事关系非小，京邑翼翼，四方之极，而使疲癃残疾之人扶老携幼，垂首丧气，匍匐于周道之傍，悲号于通衢之侧，辇毂之下耳目所及乃尚如此，何以示四远之观瞻，岂不贻外夷之讥笑？伏乞圣明降赐敕谕，榜于通衢，付其责于巡城御史、兵马司官，今后有匍匐悲号于道路者，坐以违制之罪。
崇宁三年，诏诸州县择高旷不毛之地置漏泽园，凡寺观寄留槥椟之无主者及暴露遗骸悉瘗其中，各置图籍、立记识，仍置屋以为祭奠之所，听亲属祭享，著为令。
臣按：先王之于民也，制为养生之法而使之得所养，有不得其养者则施之以惠鲜之政；制为藏死之具而使之得所藏，有不得其藏者则施之以掩埋之令，不徒恤其生而又恤其死也。圣祖于洪武三年虑天下贫民多以水火葬，有伤风化，下礼部议，礼部奏民间死丧不许焚化，贫穷无地者所在官司择近城空地设为义冢以为瘗藏之所。祖宗良法美意今皆废弛，乞敕有司举行，是亦仁民之政之大者。
以上论湣民之穷
卷一六
▲恤民之患
《书说命》：惟事事，乃其有备，有备无患。蔡沈曰：“惟事其事，乃其有备，有备故无患也。”
臣按：先儒谓简稼器、修稼政，事乎农事，则农有其备，故水旱不能为之害。是则水旱之备，莫先于事农之事可见矣。
《诗云汉》：倬彼云汉（天河也），昭回于天（回，转也。言其光随天转也）。王曰於乎，何辜今之人。天降丧乱，饥馑荐（与荐通重也）臻（至也）。靡神不举（求废祀而修之），靡爱斯牲。圭璧（礼神玉）既卒（尽也），宁莫我听。
朱熹曰：“宣王承厉王之烈，内有拨乱之志，遇灾而惧，侧身修行欲销去之，天下喜于王化复行、百姓见忧，故仍叔作此诗以美之。言云汉者，夜晴则天河明，故述王仰诉于天之词如此也。”
臣按：朝廷政治之最急者，莫急于民莫得食，天旱则五谷不成，五谷不成则民无由得食，民无由得食则将趁食于四方，苟处处皆然则民不几于尽瘁乎？是故有志于为民之君，见天下之亢旱则豫忧之，凡可以感天而致雨者无所不用其情，是以《云汉》之诗既告于上天，又告于祖宗父母，又告于百官。索祭之礼既无所遗，礼神之物或至于尽，无所归咎，宁以己身而当其灾，无所控告，惟仰昊天而诉其忧，非徒自贬责于一己而又求助于群臣。宣王之忧民之忧如此，此其所以遇灾不灾而卒成中兴之业也欤。
《周礼》：大司徒以荒政（救凶之政）十有二聚万民，一曰散利（散其所积），二曰薄征（轻租税），三曰缓刑（凶年犯法者多，缓之恐致变），四曰弛力（息繇役），五曰舍禁（舍山林川泽之禁），六曰去几（关市不几察），七曰眚礼（凡有礼节皆从减省），八曰杀哀（凡行丧礼皆从降杀），九曰蕃乐（闭藏乐器），十曰多昏（不备礼而昏娶），十一曰索鬼神（求废祀而修之），十二曰除盗贼（饥馑盗贼多，严刑以除之）。
吕祖谦曰：“聚万民者，札瘥凶荒，民皆转徙之四方，故以政聚之。散利是发公财之已藏者，薄征是减民租之未输者，此两者荒政之始。已藏者散之，未输者薄之，荒政之大纲举矣。缓刑谓民迫于饥寒不幸有过失，缓其刑辟以哀矜之；弛力者平时用民力岁不过三日，今则弛之以休息民力；舍禁谓山、虞、林衡皆舍去其禁，恣民取之；去几谓去关防之几察，使百货流通，商贾求市，此是救荒之要术。眚礼谓凡礼文可省者省之，如有币无牲之类；杀哀谓凡丧纪之节一皆减省，专理会荒政；蕃乐谓岁荒民饥，当忧民之忧，所以闭藏乐器不作；多昏谓凶荒之年杀礼多昏，使男女得以相保；索鬼神谓靡神不举，并走群望之类；前既说缓刑，后又说除盗贼，是经权皆举，处不幸民有过固可哀矜，至于奸民亦有伺变窃发者，凶荒之岁民心易动，一夫叫呼万夫皆集，故以除盗贼终之以止乱之萌。大抵《周礼》六官虽分职，然其关节脉理皆相应，且如散利须考大府、天府、内府凡掌财赋之官，如薄征须考九职、九赋、九贡，如缓刑须考司寇、士师所掌之刑，他莫不然，参观遍考然后可知。”
叶时曰：“圣人为荒政以聚万民，所以救天时之不常而济地利、人和之不及也。盖天灾国家代有，岁凶年谷不登，上之人苟不有以赈救之、存恤之，则老弱转乎沟壑，壮者散而之四方矣，民安得而聚哉？然此十二政曰弛力、曰薄征、曰舍禁、曰去几，固皆有以利民而一以散利为先，则其关系民命尤急也。利不散则民不聚，虽有眚礼、蕃乐、杀哀、多昏之政，未必有实惠及民。”
臣按：《易》曰“何以聚人曰财”，《大学》曰“财散则民聚”，盖天立君以治民，君必得民然后得以为君，是君不可一日无民也。然民必有安居托处之地、日用饮食之具，而后能聚焉。人君为治，所以使一世之民恒有聚处之乐而无分散之忧者，果用何物哉？财而已矣。然是财也，所以耗而费之者固由乎人力，然尤莫甚于天灾焉。是以人君当夫丰穰无事之时而恒为天灾流行之思、斯民乏绝之虑，豫有以蓄积之，以为一旦凶荒之备焉。此无他，恐吾民之散而不可复聚也。是以《周礼》十二荒政而以散利为首，郑氏谓散利者贷种食也，盖予之食以济一时之饥，予之种以为嗣岁之计，圣人忧民之心至矣远矣。既散所有之利而又行薄征以下十一事以济之，此治古之世所以时有丰凶而民无忧患，民生所以长聚而君位所以永安者，其以此欤。
遗人（遗，馈也，掌委积之官）掌邦之委积（少曰委，多曰积）以待施惠，乡里之委积以恤民之艰厄（艰厄谓年谷不熟），门关（在国曰门，在郊曰关）之委积以养老孤，郊里之委积以待宾客（四方至者），野鄙之委积以待羁旅（谓不得去者），县都之委积以待凶荒。
廪人（主藏未之官长）掌九谷之数（九谷谓黍、稷、稻、粱、秫、苽、麻、麦、豆也）以待国之匪颁（匪颁谓委人之委积）、赒赐（谓赐予）、稍食（谓禄廪），以岁之上下数邦用（上谓丰年，下谓歉岁），以知足否（量入为出，知所用足与不足也），以诏谷用，以治年之凶丰（治之者预为之防也）。凡万民之食（计数万人所食），食（食谓一月之食）者人四釜（六斗四升曰釜），上（丰年为上）也；人三釜（每人一月食三釜），中（中等不丰不歉之年也）也；人二釜（每人一月食二巘），下（歉年为下）也。若食不能人二釜（若一月之食一人不句一石二斗八升），则令邦移民就谷（移民之不足者以就谷有余之处），诏王杀邦用（凶年邦用宜从减省）。
臣按：《周礼》十二荒政是国家遇凶荒之时救济之法也，遗人所掌是国家常时收诸委积以待凶荒施惠之法也，廪人所掌是国家每岁计其丰凶以为嗣岁移就之法也。观此，可以见先王之时所以为生灵虑灾、防患之良法深意矣。盖其未荒也预有以待之，将荒也先有以计之，既荒也大有以救之，此三代之民所以遇灾而无患也欤。今其遗法故在，后世人主诚能师其意而立为三者之法，则民之遇凶荒也无饥饿之患、流移之苦矣。
司救，凡岁时有天患（谓灾害）、民病则以节（旌节）巡国中及郊野，而以王命施惠。
李觏曰：“司救以王命施惠，非直凶荒而后施与也，疾疫亦有之矣。夫四时之厉或连月不愈，或阖门不起，丁壮卧于床蓐则老稚无能为，饮食所不给、医药所不济至于死者，岂天命乎？人主所宜动心矣。是故凶年非直除减田租，彼货赂之征皆舍之，疾疫亦然。夫阻饥之人营求衣食固无所不至，又将笼其货贿，则何所措手足乎？况于疾疫之世，安得助天为虐乎？人主所宜动心矣。”
臣按：疾疫之灾多生于凶荒之岁，凡遇荒年宜豫为之防，使之不至于饥饿而内伤、劳苦而外感、积聚而旁染，是亦救荒之一助也。《春秋》：襄公二十有四年，大饥。
胡安国曰：“古者救灾之政，若国凶荒，或发廪以赈乏、或移粟以通用、或徙民以就食、或为粥溢以救饿莩、或兴工作以聚失业之人，缓刑舍禁，弛力薄征，索鬼神、除盗贼，弛射侯而不燕，置廷道而不修，杀礼物而不备，虽有旱干水溢，民无菜色。所以备之者如此，其至是年秋有阴沴之灾而冬大饥，盖所以赈业之者有不备矣，故书之以为戒。”
臣按：胡氏之言救灾之政备矣。举而行之则虽灾勿灾焉，惟民灾而上弗恤，此民之所以灾欤。为人上者其尚体圣人《春秋》之书法，毋坐视民之灾而不为先事之防、临事之恤哉。
穀梁赤曰：五谷不升（成也）为大饥，一谷不升谓之嗛（不足貌），二谷不升谓之饥，三谷不升谓之馑，四谷不升谓之康（康，虚），五谷不升谓之大侵（侵，伤）。大侵之礼，君食不兼味，台榭不涂（饰也），弛（废也）侯（射侯），廷道（廷内道路）不除（修也），百官布而不制（虽布列而不更制作），鬼神祷而不祀（惟祈祷不祭祀），此大侵之礼也。
臣按：君食不兼味以下，此即《周礼》膳夫所谓大荒则不举者也，譬诸父母焉，其子不哺而己乃日余膏粱，于心安乎？
《王制》：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，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，以三十年之通，虽有凶旱水溢，民无菜色（饥而食菜则色病），然后天子食日举以乐。
马耇孟曰：“三十年为一世，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至三十年之通，此人力也；凶旱水溢，此天变也。人力备则可以应天变，盖王者与民同患，故虽有凶旱水溢而民无菜色于下，然后天子日食举庶羞，备礼而以乐侑之也。”
臣按：国之所以为国者以有民也，民之所以为民者以有食也。耕虽出于民而食则聚于国，方无事之时、丰稔之岁，民自食其食固无赖于国也，不幸而有水旱之灾、凶荒之岁，民之日食不继，所以继之者国也，国又无蓄焉，民将何赖哉？民之饥饿至于死且散则国空虚矣，其何以为国哉？是以国无九年、六年之蓄，虽非完国，然犹足以为国也，至于无三年之蓄则国非其国矣。国非其国，非谓无土地也，无食以聚民云尔。是以三年耕必余一年食，九年耕必余三年食，以至三十年之久其余至于十年之多，则国无不足之患，民有有余之食。一遇凶荒，民有所恃而不散、有所食而不死，而国本安固矣。虽然，为治者非不欲蓄积以备凶歉也，然而一岁之所出仅足以给一岁之所费，奈何？曰数口之家、十金之产，苟有智虑者尚能营为以度日、积聚以备患，况有天下之大、四海之富者哉？
《玉藻》：年不顺成则天子素服、乘素车、食无乐。又曰：年不顺成，君衣布（布衣也）搢（插也）本（士之笏也），关梁不租（不收租税），山泽列（遮列也，守之之义）而不赋（不收赋税），土功不兴，大夫不得造车马。
臣按：古昔帝王遇灾必惧，凡事皆加减节贬损，非独以忧民之忧，盖亦以畏天之灾也，故《周礼》大荒则不举，大札则不举，天地大灾则不举。举者杀牲盛馔也，岂但饮食为然？则凡所服之衣、所乘之车凡百兴作举皆休息，此无他，君民之分虽悬绝而实相资以相成也。当此凶荒之时，吾民嗷嗷然以待哺、肙肙然以相视，艺业者技无所用，营运者货无所售，典质则富户无钱，举贷则上户无力，鱼虾螺蚌采取已竭，木皮草根剥掘又尽，面无人色，形如鬼魅，扶老携幼，宛转以号呼，力疾曳衰，枵腹以呻吟，气息奄奄，朝不保暮，其垂于阽危、濒于死亡也如此，为人上者何忍独享其奉哉？虽欲享之，亦且食不下咽也。虽然，与其贬损于既荒之余，孰若保养于未荒之先？非独下民不罹其苦，而上之人亦无俟于降杀也。
孟子对邹穆公曰：“凶年饥岁，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、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，而君之仓廪实、府库充，有司莫以告，是上慢而残下也。君行仁政，斯民亲其上、死其长矣。”
范祖禹曰：“《书》曰‘民惟邦本，本固邦宁’，有仓廪府库所以为民也，丰年则敛之，凶年则散之，恤其饥寒，救其疾苦，是以民亲爱其上，有危难则赴救之如子弟之卫父兄、手足之捍头目也。”
臣按：人君之为治，所以延国祚、安君位者，莫急于为民。故凡国家之所以修营积贮者，何者而非为民哉？是故丰年则敛之，非敛之以为己利也，收民之有余以备他日之不足；凶年则散之，非散之以为己惠也，济民之不足而发前日之有余。吁，民有患，君则恤之，则夫他日君不幸而有患焉，则民将救之惟恐后矣。
荀卿曰：“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，垣（墙也）窌（窖也）仓廪者财之末也；百姓时和（谓天时和顺）、事业得叙者（耕稼得其次序）货之源也，等赋（谓以差等制赋也）府库者货之流也。故明主必谨养其和，节其流，开其源而时斟酌焉，潢然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忧不足，如是，则上下俱富交无所藏之，是知国计之极也。故禹十年水、汤七年旱而天下无菜色者，十年之后年谷复熟而陈积有余，是无他故焉，知本末、源流之谓也。”
臣按：荀卿本末、源流之说，有国家者不可以不知也。诚知本之所在则厚之，源之所自则开之，谨守其末，节制其流，量入以为出，挹彼以注此，使下常有余、上无不足。禹、汤所以遇灾而不为患者，知此故也。
魏李悝平籴法，中饥则发中熟之所敛、大饥则发大熟之所敛而粜之，故虽遇饥馑，籴不贵而民不散。汉耿寿昌请令边郡筑仓，以谷贱时则增价而籴以利农，谷贵时则减价而粜以利民，名曰常平仓。
臣按：耿寿昌常平之法，因谷贵贱而增减其价以粜籴之，其法非不善也，然年之丰歉不常，谷之种类不一，或连岁皆歉，或此种熟而彼种不收，苟其敛散之际，非斟酌而上下之，其法将有时而不平者矣。惟今江北之地，地可窖藏杂种五谷，宜仿此法于要害处立常平司，专差户部属官往莅其事，随其熟而收其物，不必专其地，因其时而予之价，不必定于官，视年丰歉随时粜籴。立仓用寿昌之名，敛散行李悝之法，庶乎其可也。
晁错言于汉文帝曰：“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，非能耕而食之、织而衣之也，为开其资财之道也。故尧禹有九年之水、汤有七年之旱而国亡（无同）捐瘠者（无相弃捐而瘦病者），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。今海内为一，土地、人民之众不减汤、禹，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，而畜积未及者何也？地有遗利，民有余力，生谷之土未尽垦，山泽之利未尽出，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。”
臣按：安养斯民之政在开其资财之道，开资财有道，在垦土田、通山泽使地无遗利，禁游民、兴农业使民无余力，如此，则畜积多矣。虽有天灾数年之水旱而吾所以为之备者具之，有素安能为吾民患哉？是以古之善为治者恒备于未荒之先，救之已患之后者策斯下矣。
隋开皇五年，度支尚书长孙平奏令民间每秋家出粟麦一石以下，贫富无差，输之当社，委社司检校以备凶年，名曰义仓。
胡寅曰：“赈饥莫要乎近其人，隋义仓取之于民不厚，而置仓于当社，饥民之得食也，其庶矣乎。后世义仓之名固在，而置仓于州郡，一有凶饥无状，有司固不以上闻也，良有司敢以闻矣，比及报可，委吏属出而施之，文移反复，给散艰阻，监临胥吏相与侵没，其受惠者大抵城郭之近力能自达之人耳，居之远者安能扶老携幼数百里以就龠合之廪哉？必欲有备无患，当以隋氏为法，而择长民之官行劭农之法，辅以救荒之政，本末具举，民之饥也庶有瘳乎。”
臣按：义仓之法，其名虽美，其实于民无益，储之于当社亦与储之州县无以异也，何也？年之丰歉无常，地之燥湿各异，官吏之任用不久，人品之邪正不同。由是观之，所谓义者乃所以为不义，本以利民反有以害之也，但见其事烦扰、长吏奸而已，其于赈恤之实诚无益焉，然则如之何而可？臣愚窃有一见，请将义仓见储之米归并于有司之仓，俾将所储者与在仓之米挨陈以支，遇有荒年照数量支以出，计其道里之费，运之当社之间以给散之（就量用其中米以为脚费）。任其事者不必以见任之官，散之民者不必以在官之属，所司择官以委，必责以大义，委官择人以用，必加以殊礼（其事详见下），不必拘拘于所辖，专专于所属，如此，则庶几民受其惠乎。
唐贞观二年，遣使赈恤饥民，鬻子者出金帛赎还之。
臣按：饥馑之年民多卖子，天下皆然，而淮以北、山之东尤甚。呜呼！人之所至爱者子也，时日不相见则思之，挺刃有所伤则戚之。当时和岁丰之时，虽以千金易其一稚，彼有延颈受刃而不肯与者；一遇凶荒，口腹不继，惟恐鬻之而人不售，故虽十余岁之儿，仅易三五日之食亦与之矣。此无他，知其偕亡而无益也。然当此困饿之余，疫厉易至相染，过者或不之顾，纵有售者亦以饮食失调，往往致死，是以荒歉之年饿莩盈途，死尸塞路，有不忍言者矣。臣愚窃以为，唐太宗赎饥民所卖之子，固仁者之心也，然待其卖之而后赎，彼不售而死者亦多矣。莫若遇饥歉之年，民有鬻子者官为买之，每一男一女费以五缗以上为率，量与所卖之人以为养赡之计，用其所余之赀以为调养之费，因其旧姓赐以新名，传送边郡，编为队伍，给以粮赏配之军士之家，俾其养育（死者不许句丁），如此，既得以全其性命，又得以济其父母，内郡不耗，边城充实，是于救荒之中而有实边之效。或者若谓国家府库有限，费无所出，惟今江南之人有谪戍西北二边者，句丁补伍有如弃市，及至戍所多不得用，今后遇有荒岁预借官钱买之，待后于江南民户有隶戎伍于极边者，愿出五百缗以上者除其尺籍，出二百缗以上者改隶近卫，如此，则除一军得百军，移一军得四十军，随以所得抵数还官，数十年之后边境之军日增而南方之伍亦不缺矣。或曰因饥募兵，古有其事欤？曰富弼在青州，因济饥民募军万计，史可考也。
代宗时，刘晏掌财赋，以为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，故其理财以爱民为先。诸道各置知院官，每旬月具州县丰歉之状白使司，丰则贵籴，歉则贱粜，或以谷易杂货供官用，及于丰处卖之。知院官始见不稔之端，先申至某月须如干蠲免、某月须如干救助，及期晏不俟，州县申请即奏行之，应民之急未尝失时，不待其困弊、流亡、饿殍然后赈之也。由是民得安其居业，户口蕃息。晏始为转运使时，天下现户不过二百万，其季年乃三百余万，在晏所统则增，非所统则不增也，其初财赋岁入不过四百万缗，季年乃千余万缗。
臣按：刘晏谓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，故其理财以爱民为先，上之人诚爱乎民，轻徭而薄赋，省刑而息兵，则民不消耗而户口多矣。然户口消耗之由，固由乎人，亦出乎天，而凶荒之岁为尤甚，能如晏使有司每旬月具州县丰歉之状，贵籴贱粜，始见不稔之端，先行蠲免，救助应民之急，不待其困弊、流亡、饿殍然后赈之，如此，则人既不为之害，天亦不能为之灾，户口滋多，赋税日广矣。由是观之，则国家所以行备荒之政非但为民计，盖为国计也。
五代周显德六年，淮南饥，世宗令以米贷之，或曰：“民贫，恐不能偿。”世宗曰：“民犹子也，安有子倒悬而父不为解者？安责其必偿也。”
胡寅曰：“称贷所以惠民，亦以病之，惠者纾其目前之急也，病者责其他日之偿也。其责偿也，或严其期、或征其耗、或取其息，或予之以米而使之归钱，或贫无可偿而督之不置，或胥吏以诡贷而征诸编民，凡此皆民之所甚病也。有司以丰取约予为术，聚敛之臣以头会箕敛为事，大旱而税不蠲。水潦而税不蠲，蝗蝻螟贼而税不蠲。长官督税，不登数则不书课；民户纳欠，不破产则不落籍，出于民者尚如此，而况贷于公者？其责偿固不遗余力矣。世宗视民犹子，匡救其乏而不责其必偿，仁人之心，王者之政也。”
臣按：胡寅此言非但称贷之弊，乃今日义仓之弊也。朝廷设立义仓本以为荒歉之备，使吾民不至于捐瘠，而有司奉行，不至方其收也急于取足不复计其美恶，及其储也恐其浥烂不暇待其荒歉，所予者不必所食之人，所征者多非所受之辈，胡氏所谓“其责偿也或严其期、或征其耗、或取其息，或予之以米而使之归钱，或贫无可偿而督之不置，或胥吏以诡贷而征诸编民”，此数言者切中今日有司义仓之弊。呜呼，官仓之储本为军国也，因饥岁以称贷于民，偏方之君犹不责偿，况以圣明之世储粟以备荒而谓之义仓者乎？
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，岁歉民流，命侍御史乘传安抚，发仓廪出粟及赈贷。
神宗熙宁二年，判汝州富弼言：“襄、邓、汝地旷不耕，河北流民至者日众，臣遣官察其无业可复者尽给以田，羸疾老弱不任农事者始以粟给之。”
司马光因遣使赈济河北流民，上言：“京师之米有限，河北之流民无穷，莫若择公正之人为监司，使察灾伤，州县守宰不胜任者易之，各使赈济本州县之民，则饥民有可生之路，岂得复有流移。”
臣按：人生莫不恋土，非甚不得已不肯舍而之他也，苟有可以延性命、度朝夕，孰肯捐家业、弃坟墓，扶老携幼而为流浪之人哉？人而至此，无聊也甚矣。夫有土此有民，徒有土而无民亦恶用是土为哉？是以知治本者，恒于斯民平居完聚之时豫为一旦流离之虑，必择守令，必宽赋役，必课农桑，汲汲然惟民食之为急，先水旱而为水旱之备，未饥馑而为饥馑之储，此无他，恐吾民一旦不幸无食而至于流离也。夫蓄积多而备先具则固无患矣，若夫不幸蓄积无素，虽有蓄积而连岁荒歉，请之官无可发，劝之民无可贷，乞诸邻无可应，将视其民坐守枵腹以待毙乎？无亦听其随处趁食以求生也。然是时也，赤地千里，青草不生，市肆无可籴之米，旅店无充饥之食，民之流者未必至所底止而为涂中之殍多矣，然则如之何而可？曰国家设若不幸而有连年之水旱，量其势必至饥馑，则必豫为之计，通行郡县，查考有无蓄积，于是量其远近多寡，或移民以就粟，或转粟以就民，或高时估以招商，或发官钱以市籴。不幸公私乏绝，计无所出，知民不免于必流，则亟达朝廷，豫申于会府，多遣官属分送流，纵其所如随处安插。所至之处请官庾之见储，官为给散，不责其偿，借富民之余积，官为立券，估以时直，此处不足，又听之他，既有底止之所，苟足以自存，然后校其老壮、强弱，老而弱者留于所止之处，壮而强者量给口粮，俾归故乡，官与之牛具、种子，趁时耕作，以为嗣岁之计，待岁时可望，然后般挈以归。如此，则民之流移者有以护送之使不至于溃散而失所有，以节制之使不至于劫夺以生乱，又有以还定安集之，使彼之室家已破而复完，我之人民已散而复集，是虽所以恤民灾患，亦所以弭国祸乱也。臣尝因是而论之，周宣王所以中兴者，以万民离散，不安其居而能劳来还定安集之也；晋惠帝所以分崩离析者，以六郡荐饥，流民入于汉川者数万家不能抚恤之而有李特之首乱也，然则流民之关系亦不小哉。今天下大势，南北异域，江以南地多，山泽所生之物无间冬夏，且多通舟楫，纵有荒歉，山泽所生可食者众而商贾通舟贩易为易，其大江以北若两淮、若山东、若河南亦可通运，惟山西、陕右之地皆是平原，古时运道今皆湮塞，虽有河山，地气高寒，物生不多，一遇荒岁，所资者草叶、木皮而已，所以其民尤易为流徙。为今之计，莫若设常平仓，当丰收之年以官价杂收诸谷，各贮一仓，岁出其易烂者以给官军月粮，估以时价折算与之（详见制国用市籴之令），而留其见储米之耐久者以为蓄积之备，又特遣臣僚寻商于入关之旧路，按河船入渭之故道，若岁运常数有余，分江南漕运之余以助之，一遇荒歉，舟漕陆辇以往，是皆先事之备，有备则无患矣。盖此二藩非他处比，是乃近边之地，所谓“保障茧丝”，二者皆有赖马者也，尤不可不尽其心。
仁宗一遇灾变则避正殿，变服、损膳、彻乐，恐惧修省见于颜色，恻怛哀矜形于诏命。灾所被之处必发仓廪赈贷，或平价以粜，不足则转漕他路粟以给，又不足则诱富人入粟，秩以官爵。灾甚则出内帑、金帛，或鬻僧牒，或留岁漕，或免租税，宽逋负，休力役，罢科率，薄关市之征，弛山泽之禁，不能自存者官为收养，不得其死者官为瘗埋。
臣按：宋仁宗之遇灾而恤民也，不徒有恻恻然哀矜之心，而实有凿凿乎赈恤之政，视彼之徒为虚文付之有司以应故事者异矣，万岁之后庙号曰仁，不亦宜乎。
庆历八年，河朔大水，民流就食京东者不可胜数，知青州富弼劝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廪，择公私庐舍十万余区散处其人，以便薪水，官吏自前资待缺寄居者皆赋以禄，使即民所聚选老弱病瘠者廪之，仍书其劳，约他日为奏请受赏，率五日辄遣人持酒肉饭糗慰藉，出于至诚，人人为尽力，山林陂泽之利可资以生者听流民擅取，死者为大冢葬之。明年麦大熟，民各以远近受粮归，凡活五十余万人，募为兵者万计。
臣按：古人言救荒无善政，非谓蓄积之不先具、劝借之无其方也，盖以地有远近、数有多寡、人有老幼强弱，聚为一处则蒸为疾疫，散之各所则难为管理，不置簿书则无所稽考，不依次序则无以遍及，置之则动经旬月，序之则缓不及救，有会集之扰，有辨察之烦，措置一差皆足致弊，此所以无善政也。富弼以一青州之守而活河朔五十万之人，非徒活民而又因之得军，由其立法之简便周尽也。所以简便周尽者，岂弼一手一足之劳哉？其法之最善者，官吏自前资待缺寄居者皆赋以禄，使即民所聚选老弱病瘠者廪之也。今世州郡无所谓待缺寄居之官吏，臣向于义仓条下云“任其事者不必见任之官，散之民者不必在官之属”是也。臣愚欲望朝廷折衷富弼之法，立为救荒法式，颁布天下州县。凡遇凶荒，或散粟、或给粥，所在官司即行下所属，凡所部之中有致仕闲住及待选依亲等项官吏、监生与夫僧道、耆老、医卜人等，凡平日为乡人所信服者，官司皆以名起之，待以士大夫之礼，喻以朝廷仁民之意，给以印信、文凭，加以公直等名，俾其量领官粟，各就所在因人散给，官不遥制，事完之日具数来上，其中得宜者量为奖勉，作弊者加以官法，如此，则吏胥不乘机而恣其侵克，饥民得实惠而免于死亡矣。
熙宁八年夏，吴越大旱。赵忭知越州，前民之未饥为书问属县，菑所被者几，乡民能自食者有几，当廪于官者几人，沟防构筑可僦民使治之者几，所库钱仓粟可发者几何，富人可募出粟者几家，僧道士食之羡粟书于籍者其几具存，使各书以对而谨其备。
臣按：曾巩有言，菑沴之行，治世不能使之无而能为之备，民病而后图之与夫先事而为计者则有间矣，不习而有为与夫素得之者则有间矣。赵忭在越州备荒之政为世所称，见旱势之方炽，知岁事之必歉，前民未饥已为济饥之备，观其为书以访问于其属者甚详，且悉后世有志于民者诚能以之为法，按其条件先事访问，一一知其所以然之故，而委曲周尽，纤息无遗，必得其实、当其宜、无其弊而后可。如此，则菑沴之来有其备而无患矣，不然，待其狼狈溃烂之余然后救之，安能有济乎？
曾巩《救菑议》曰：“有司建言请发仓廪与之粟，壮者人日二升，幼者人日一升。今百姓暴露乏食，已废其业矣，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廪于上，则其势必不暇乎他为一切，弃百事而专意于待升合之食，是直以饿殍之养养之而已，非深思远虑为百姓长计也。以中户计之，户为十人，壮者六人，月当受粟三石六斗，幼者四人月当受粟一石二斗，率一户月当受粟五石。自今至于麦熟凡十月，一户当受粟五十石，今被灾州郡民户不下二十万，内除有不被灾及不仰食于官者去其半，犹有十万户，计十万户十阅月之食当用粟五百万石而足，何以办此？况给受之际有淹速、有均否、有真伪，有会集之扰、有辨察之烦，凡此又不过使之得旦暮之食耳，其于屋庐构筑之费将安取哉？为今之策，下方纸之诏赐之以钱五十万贯、贷之以粟一百万石而事足矣。何则？今被灾州郡为十万户，如一户得粟十石、得钱五千，下户常产之赀平日未有及此者也，彼得钱以完其居，得粟以给其食，则农得修其畎亩，商得治其货贿，一切得复其业而不失其常生之计，与专意以待二升之廪于上而势不暇乎他为岂不远哉？由有司之说则用十月之费为粟五百万石，由今之说则用两月之费为粟一百万石，况贷之于今而收之于后，足以振其艰乏而终无损于储蓄之实，所实费者钱五钜万贯而已。”
臣按：曾巩此议所谓赐之钱、贷之粟比之有司日逐给粟之说，其为利病相去甚远，所谓深思远虑以为百姓长计者真诚有之。但饥民一户贷之米十石，一旦责其如数偿之难矣，不若因时量力，稍有力者偿其半，无力者并与之，或立为次第之限可也。
孝宗时，下朱熹社仓法于诸路初建之。崇安县开耀乡有社仓一所，熹请于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赈贷，夏受粟于仓，冬则加息计米以偿，自后随年敛散，小歉则蠲其息之半，大饥则尽蠲之。凡十有四年，得息米造仓三间，及以元数六百石还府，以见储米三千一百石以为社仓，不复收息，每石止收耗米三升，以是一乡之间虽遇凶年，人不缺食，后请以其法行之他处。
臣按：朱熹社仓之法固善矣，然里社不能皆得人如熹者以主之，又不能皆得如刘如愚父子者以为之助，熹固自言其数年之间左提右挈、上说下教，为乡闾立此无穷之计，然则其成此仓也盖亦不易矣。然则其法不可行欤？曰熹固言里社不能皆有可任之人，欲一听其所为则惧其计私以害公，欲谨其出入则钩校靡密上下相遁，其害又有甚于官府者矣。
熹又尝言于其君曰：“臣曾摹得苏轼与林希书，说熙宁中荒政之弊，费多而无益，以救之迟故也。其言深切，可为后来之鉴。”
臣按：苏轼书云：“朝廷厚设储备，熙宁中，本路截发及别路般来钱米并因大荒放税，及亏却课利盖累百钜万，然于救荒初无丝毫之益者，救之迟故也。”呜呼，救之迟之一言岂但熙宁一时救荒之失哉？自古及今莫不然也。臣常见州郡每有凶荒，朝廷未尝不发仓廪之粟、赐内帑之银以为赈恤之策，然往往行之后时缓不及事，朝廷有钜万之费而饥民无分毫之益，其故何哉？迟而已矣。所以迟者其故何在？盖以有司官吏惟以簿书为急，不以生灵为念，遇有水旱灾伤，非甚不得已不肯申达，县上之郡、郡上之藩府，动经旬月始达朝廷，及至行下遣官检勘，动以文法为拘、后患为虑，因一之诈疑众皆然，惟己之便，不人之恤，非民阽于死亡、狼戾惨切，朝廷无由得知，及至发廪之令行、赍银之敕至，已无及矣，虽或有沾惠者亦无几尔。臣愿圣明行下有司，俾定奏灾限期则例颁行天下，灾及八分以上者驰传，五分以上者差人，二三分以上入递，随其远近以为期限，缓不及期以致误事者定其罪名，秩满之日降等叙用。如此，则藩服、监司、郡县守令咸以救济为念，庶几无迟缓之失乎。
隆兴中，中书门下省言湖南、江西旱伤，立赏格以劝积粟之家，凡出米赈济系崇尚义风，不与进纳同。
臣按：鬻爵非国家美事也，然用之他则不可，用之于救荒则是国家为民，无所利之也，宋人所谓“崇尚义风，不与进纳同”是也。臣愿遇岁凶荒，民间有积粟者输以赈济，则定为等第，授以官秩，自远而来者并计其路费，授官之后给与玺书，俾有司加礼优待与见任同，虽有过犯亦不追夺。如此，则平宁之时人争积粟，荒歉之岁民争输粟矣，是亦救荒之一策也。
辛弃疾帅湖南，赈济榜文只用八字曰：“劫禾者斩，闭籴者配。”
臣按：朱熹谓弃疾做两榜便乱道，盖欲其兼禁之也。盖荒歉之年民间闭籴固是不仁，然当此际米价翔涌，正小人射利之时也，而必闭之者盖彼亦自量其家口之众多，恐嗣岁之不继耳，彼有何罪而配之耶？若夫劫禾之举，此盗贼之端、祸乱之萌也，周人荒政“除盗贼”正以此耳。小人乏食，计出无聊，谓饥死与杀死等死耳，与其饥而死不若杀而死，况又未必杀耶，闻粟所在，群趋而赴之，哀告求贷，苟有不从，即肆劫夺，自诿曰我非盗也迫于饥饿不得已耳。呜呼，白昼攫人所有，谓之非盗可乎？渐不可长，彼知其负罪于官，因之鸟骇鼠窜，窃弄锄梃以扞游徼之吏，不幸而伤一人焉，势不容已遂至变乱，亦或有之。臣愿明敕有司，遇有旱灾之岁势必至饥窘，必先榜示禁其劫夺，谕之不从，痛惩首恶以警余众，决不可行姑息之政，此非但救饥荒，乃弭祸乱之先务也。然则富民闭籴何以处之？曰必先谕之以惠邻，次开之以积福，许其随时取直，禁人侵其所有，民之无力者官与之券许其取息，待熟之后官为追偿。苟积粟之家丁口颇众，亦必为之计算，推其赢余以济匮乏，若彼仅仅自足亦不可强也，然亦严为之限。凡有所积不肯发者，非至丰穰禁不许出粜，彼见得利，恐其后时自计有余，亦不能以不发矣。
吕祖谦曰：“大抵荒政，统而论之，先王有预备之政，上也；修李悝之政，次也；所在蓄积有可均处使之流通，移民移粟，又次也；咸无焉，设糜粥最下也。”
臣按：朱熹有言，自古国家倾覆之由何尝不起于盗贼，盗贼窃发之患何尝不起于饥饿。吁，天灾流行国家代有，是以先王于民也备之于未荒之前，救之于方荒之际，而又养之于已荒之余，诚以礼义生于富足，一旦饥饿切身，吾民无所倚赖，或遂至于犯礼越分，非独虑其身之不能存，亦虑其心之或以荡也。是以太平无事之时恒为乱离反侧之虑，丰登有余之日恒为荒歉不给之忧，此无他，天生人君以为生民之主，必体天心以安民生，然后有以保其位也，不然，方其无事之时吾则资之以为用，及其有患之际吾乃弃之而不顾，是岂天之意哉，亦岂君之道哉？是以古昔盛时，三年耕余一年食，九年耕余三年食，以三十年通计之则余十年之食矣。今不能尽如古制，臣请以在仓之米尖入平出之余递年所得之米皆用以为备豫之数，岁杪计用之时、量入为出之际不在数中，仍留在仓，存其名数以待荒年之用。又立为定制，凡藩臬、州县民间词讼属户律者，如户婚、田土、坊场、津渡、墟市之类，讼而得理者俾量力而出粟（争田者上田一亩三斗、中田二斗、下田一斗，争婚者上户三十石、中户二十石、下户十石或四五石之类），其无理者亦罚米以赎罪，皆贮之仓以备荒政，及前此敛民以为赈济者皆通归官廪。常年则依例挨陈以支，荒岁则别行关给以散积之，岁月必有赢余，其或不足，又须多方设法以措置之，随处通融以补益之，使必足而后已，一旦遇灾，有备无患矣。大抵备荒之政不过二端，曰敛、曰散而已，有以敛之而积久不散则米粒浥腐而不可食，有以散之而一切不敛则仓廪空虚而无以继，守者有破产之患，贫者无偿官之资，有司苟且，具文逭责，往往未荒而先散，及有荒歉所储已空，饥民有虑后患者宁流移而死亡不敢领受，甚至官吏凭为奸利，给散之际饥者不必予、予者不必饥，收敛之时偿者非所受、受者不必偿，其弊非止一端，必欲有利而无弊，莫若尽捐予民不责其偿之为善。然又虑夫气运不常，丰凶莫测，徒有散而无敛，后将无以为继，宜计所积之多少、料民产之有无积，苟有余不责其偿可也。若或土地之偏隘、人民之众多，遇有凶灾难于取具，赈饥之后丰年取偿，可分民为三等，上户偿如其数，中户取其半，下户尽予之。又于户部十三司之外依工部缮工司例别立一司，添设官吏，专以备荒，每年夏六月麦熟、秋九月以后百谷收成之候，藩府、州县将民间所种有无成熟分数逐件申达，十月以后通申一年之数，兼计明年食足与否，有收者几乡，无收者几乡，乡凡几户，得过者几家、必须赈给者几家，官廪之储多少，富家之积有无，近邑何仓有米，近乡谁家有积，或借官帑以为备，或招商贾以通市，或请于朝廷有所蠲贷，或申于上司有所干请。凡百可以为赈济之备者，皆于未荒之先而为先事之虑，岁岁而袭其常，事事而为之制，人人而用其心，虽有荒旱水溢，民无菜色矣。若夫临事而救之之术者，臣已于各条之下委曲而各为之措置矣，虽然，此皆其末也，若夫本之所当先者，则朱熹所谓为政者当顺五行修五事以安百姓，若曰赈济于凶荒之余，纵饶措置得善，所惠者鲜，终不济事。伏惟仁圣体上天付托之重，广上帝好生之仁，常存哀矜恻隐之心，弘布蠲贷赈恤之政，非独以恤民患，盖所以固邦本也，天下生灵不胜大幸。
以上论恤民之患
卷一七
▲除民之害
《禹贡》：济河惟兖州，九河既道。
《尔雅》：“九河，曰徒骇、曰太史、曰马颊、曰覆釜、曰胡苏、曰简、曰洁、曰钩盘、曰鬲津（吴程曰：九河率在河间之沧州境）。”孔颖达曰：“河分为九道，在兖州界，平原以北是。”
吕祖谦曰：“禹不惜数百里地疏为九河以分其势，善治水者不与水争利也。”
孟子曰：“当尧之时，天下犹未平，洪（大也）水横流（不由其道，散溢妄行），泛滥于天下，尧独忧之，举舜而敷治焉。禹疏九河，瀹（亦疏通之意）济漯而注诸海，决汝汉、排淮泗而注之江（决、排皆去其壅塞也），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。”
孟子曰：“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。”
《史记》：禹抑鸿（鸿与洪同）水十三年，过家不入门，然河菑（菑与灾同）衍溢害中国也尤甚，唯是为务。故道河自积石（在兰州地），历龙门（在蒲州地），南到华阴，东下砥柱（今陕州三门山），及孟津（在孟县）、雒汭（在巩县东），至于大邳（在今黎阳县），于是禹以为河所从来者高，水湍悍难以行平地，数为败，乃酾（分也）二渠以引其河（二河其一出贝丘西南，河之南折者也，王莽时遂空，其一即漯川），北载高地，过降水（在信都地）至于大陆（在邢、赵、深三州地），播为九河，同为逆（迎也）河入于勃海。九川既疏，九泽既陂，诸夏乂安，功施于三代。
臣按：先儒有言，人君以养民为职，凡为民害者必除之。夫民之所资以为养者土也，而土必滋于水然后物得以生，苟水之多而至于荡焉则为害大矣，非徒民不得以为衣食，且不得以为居室矣，民无衣食居室则何以为生哉？是以天地间利于民者莫大乎水，害于民者亦莫大于水。尧舜之世用人以辅世尤重于治水之职，鲧湮洪水则殛之，禹能平水土则用以总百揆，终而禅之以位，圣人之意盖可见矣。中国四大水，惟河之来为最远，其为害亦最大，自汉以来屡为中国害，一时君臣所以治之者亦各随时因势以为之疏塞，无非除民之害而已。吁，民害弗除则民生弗遂，今日为中原民害之大者莫甚于河，有天下者乌可不以治河为急务乎？
汉孝文时，河决酸枣，东溃金堤，兴卒塞之。
孝武元光中，河决于瓠子，东南注钜野，通于淮泗，天子使汲黯、郑当时发卒十万塞之，辄复坏。
自河决瓠子后二十余岁，岁数不登而梁、楚尤甚，天子既封禅，其明年乃发卒数万人塞之，筑宫其上，名曰宣防，道河北，行二渠，复禹旧迹。
初，武帝既塞宣防，后河复北决于馆陶，分为屯氏河，东北入海，广深与大河等，故因其自然不堤塞也。至永光五年，河决清河灵鸣犊口而屯氏河绝。
孝成建始四年，河决东郡金堤。先是，清河都尉冯逡奏言，郡承河上流，土壤轻脆易伤，顷所以无大害者以屯氏河通两川分流也，今屯氏河塞灵鸣犊口，又益不利，独一川兼受数河之任，虽高增堤防终不能泄，如有霖雨旬日不霁必盈溢，九河故道今既灭难明，屯氏河新绝未久，其处易浚，可复浚以助大河泄暴水，备非常不豫修治，北决病四五郡、南决病十余郡，然后忧之晚矣。事下丞相、御史，以为方用度不足，可且勿浚。至是大雨水十余日，河果大决于馆陶及东郡金堤，凡灌四郡三十二县，水居地十五万余顷，深者三丈，败坏官亭室庐且四万所。
河平元年，以王延世为河堤使者。延世以竹落长四丈、大九围，盛以小石，两船夹载而下之，三十六日堤成。
鸿嘉四年，勃海清河、信都河水湓溢，灌县邑三十一、败官亭民舍四万余所，平陵李寻等奏言：“议者恒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，今因其自决可且勿塞，以观水势何欲，居之当稍自成川，挑出沙土，然后顺天心而图之，必有成功而用财力寡。”
哀帝初即位，骑都尉平当使领河堤，奏：“按经义治水有决河浚川而无堤防壅塞之文，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。”待诏贾让奏言：“治河有上中下三策，古者立国居民，疆理土地，必遗川泽之分（遗，留也。言川泽水所流聚之处皆留而置之，不以为居室垦植），度水势所不及，大川无防，小水得入陂障，卑下以为污泽，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，左右游波，宽缓而不迫。夫土之有川犹人之有口也，治土而防其川，犹止儿啼而塞其口，岂不遽止，然其死可立而待也。故曰善为川者决之使道，善为民者宣之使言。盖堤防之作近起战国，雍防百川各以自利，今行上策，徙冀州之民当水冲者，决黎阳遮害亭，放河使北入海河，西薄大山，东薄金堤，势不能远泛滥，期月自定。难者将曰：若如此，败坏城郭、田庐、冢墓以万数，百姓怨恨。答难曰：今濒河十郡治堤，岁费且万万，及其大决所残无数，如出数年治河之费以业所徙之民，遵古圣之法定山川之位，使神人各处其所而不相奸，且大汉方制万里，岂其与水争咫尺之地哉？此功一立，河定民安，千载无患，故谓之上策。若乃多穿漕渠于冀州地，使民得以溉田，分杀水怒，可从淇口以东为石堤，多张水门，旱则开东方下水门溉冀州，水则开西方高门分河流通，渠有三利，填淤加肥（一利）、禾麦更为粳稻（二利）、转漕舟船之便（三利），民田适治，河堤亦成，此诚富国安民、兴利除害支数百岁，故谓之中策。若乃缮完故堤，增卑倍薄，劳费无已，数逢其害，此最下策。”
臣按：古今言治河者盖未有出贾让此三策者。
平帝元始四年，征能治河者以百数，其大略异者，关并（人名）言河决率常于平原（今德州）、东郡（今东昌）左右，其地形下而土疏恶，闻禹治河时本空此地，秦汉以来河决南北不过百八十里，可空此地勿以为官亭、民室。韩牧以为可略于《禹贡》九河处穿为四五，宜有益。王横言河入勃海，地高于韩牧所欲穿处，往者海溢西南，出浸数百里，九河之地已为海所渐矣。禹之行河水本从西山下东北去，《周谱》（世统谱谍）云定王五年河徙，则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。又秦攻魏，决河灌之，决处遂大，不可复补，宜更开空使缘西山足，乘高地而东北入海，乃无水灾。司空掾桓谭典其议，为甄丰言，凡此数者必有一是，宜详考验，皆可豫见，计定然后举事，费不过数亿万，亦可以事诸浮食无产业民衣食，县官而为之作，乃两便。
臣按：西汉一代治河之策尽见于此，大约不过数说，或筑堤以塞之，或开渠以疏之，或作竹落而下以石，或听其自决以杀其势，或欲徙民居放河入海，或欲穿水门以杀水势，或欲空河流所注之地，或欲寻九河故道。桓谭谓数说必有一是，详加考验豫见，计定然后举事。以今观之，古今言治河者皆莫出贾让三策，其所以治之之法又莫出元贾鲁疏浚塞之三法焉。
《宋史》：河入中国，行大行西，曲折山间不能为大患，既出大咺东，更平地二千余里，特以堤防为之限，夏秋霖潦，百川所会，不免决溢，而大名、郓、澶、滑、孟、濮、齐、淄、沧、隶、滨、德、博、怀、卫、郑等郡及开封，往往受其害。于是诏命诸州长吏兼河堤使，防塞之法甚备而决溢之患时有，说者谓河随时涨落，自立春后冻解，候人量水，初至凡一寸，则夏秋当至一尺，颇为信验，谓之信水，非时暴涨谓之客水，随决随塞，濒河之民苦之。
仁宗至和二年，河决大名馆陶，殿中丞李仲昌请自澶州商胡河穿六墶渠，入横陇故道，以披其势。富弼是其策，诏发三十万丁修六墶河以回河道，以仲昌提举河渠。仲昌塞商胡，北流入六墶，河不能容，明年复决，水死者数千万人。
欧阳修曰：“鲧障洪水九年无功，禹得《洪范》五行之书，知水润下之性，乃因水之流疏而就下，水患乃息。然则以大禹之功不能障塞，但能因势而疏决尔，今欲逆水性障而塞之，夺洪河之正流，使人力斡而回注，此大禹之所不能，此其必不可者也。”
熙宁十年，河大决于澶州曹村，北流断绝，河道南徙，东汇于梁山张泽泺，分为二派，一合南清河入于淮，一合北清河入于海。凡灌郡县四十五而濮、齐、郓、徐尤甚，坏田逾三十万顷。
臣按：此黄河入淮之始，然此特其支流由汴入泗至清河口入淮者耳。
又，刘彝、程昉言：二股河北流今已闭塞，然御河水由冀州下流尚当疏导，以绝河患。
元至大三年，河北河南道廉访司言：黄河伏槽之时水势似宽，观之不足为害，一遇霖潦，湍浪迅猛，自孟津以东，土性疏薄兼带沙卤，一失导泄之功，崩溃决溢可立而待。河至杞县三氵义口播而为三，盖亦有年，其后二氵义湮塞，三河之水合而为一，下流既不通畅，自然上溢为灾，即今水势趋下，有复钜野、梁山之意，盖河性迁徙无常，苟不预防，不出数年曹、濮、济、郓蒙害必矣。宜妙选廉干深知水利之人专职其事，频为巡视，谨其防护，职掌既专则事功可立，较之河已决溢、民已被害然后卤莽修治以劳民者不同矣。
至正四年夏，久雨河溢决堤，濒河郡邑济宁、单州、虞城、砀山、金乡、鱼台、丰沛、定陶、楚丘、武城以至曹州、东明、钜野、郓城、嘉祥、汶上、任城等处皆罹水患，水势北侵安山，沿入会通运河。其后集群议，都漕运使贾鲁议欲疏塞并举挽河使东行以复故道，丞相托克托韪其策，以鲁为总治河防使，发民丁十五万人，自四月至十一月诸扫诸堤成，河乃复故道，南汇于淮，又东入于海。
欧阳玄曰：“治河一也，有疏、有浚、有塞三者异焉，酾河之流因而导之谓之疏，去河之淤因而深之谓之浚，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谓之塞。”又曰：“贾鲁有言，水工之功视土工之功为难，中流之功视河滨之功为难，决河口视中流又难，北岸之功视南岸为难。用物之效，草虽至柔，柔能狎水，水渍之生泥，泥与草并力，重如碇，然维持夹辅，缆索之功实多。”
余阙曰：“中原之地平旷夷衍，无洞庭、彭蠡以为之汇，故河尝横溃为患，其势非多为之委以杀其流未可以力胜也，故禹之治河，自大咺而下则析为三渠，大陆而下则播为九河，然后其委多，河之大有所泻而其力有所分而患可平也，此禹治河之道也。自周定王时河始南徙，讫于汉而禹之故道失矣，故西京时受害特甚，虽以武帝之才，乘文、景富庶之业，而一瓠子之微终不能塞而付之无可奈何而后已。自瓠子再决而其流为屯氏诸河，其后河入千乘而德隶之河又播为八，汉人指以为太史、马颊者，是其委之多，河之大有所泻而力有所分，大抵偶合于禹所治河者，由是而讫东都至唐河，不为害者千数百年。至宋时，河又南决，南渡时又东南以入于淮，以河之大且力，惟一淮以为之委无以泻而分之，故今之河患与武帝时无异。自宋南渡时至今（谓元）殆二百年，而河旋北，乃其势然也，建议者以为当筑堤起曹南讫嘉祥，东西三百里，以障河之北流，则渐可图以导之使南。庙堂从之，非以南为壑也，其虑以为河之北则会通之漕废。予则以为河北而会通之漕不废，何也？漕以汶而不以河也，河北则汶水必微，微则吾有制而相之，亦可以舟可以漕，《书》所谓‘浮于汶，达于河’者是也。盖欲防钜野而使河不妄行，俟河复千乘然后相水之宜而修治之。”
臣按：天地间为民害者，在天有旱潦之灾，在地有河海之患，然雨旸之为旱潦也有时而人犹可先事以为之备，若夫河海之患则有非人力所能为者矣。虽非人力所能为，而人君有志于为民者，其忍坐视而付之无可奈何哉？中国之水非一而黄河为大，其源远而高、其流大而疾、其质浑而浊，其为患于中国也，视诸水为甚焉，自禹疏九河之后，迁史《河渠书》述之详矣。臣请探厥本原，自张骞使西域之后，说者咸谓河出昆仑，至元世祖始命其臣笃实者西穷河源，得其源于吐蕃朵思甘之南曰星宿海，四山之间有泉近百泓，汇而为泽，登高望之若星宿，然译音所谓鄂端诺尔也。其地在中国西南，直四川马湖府之正西三千余里、云南丽江府之西北一千五百里，较之昆仑殆为近焉。自西而东，合诸河水，其流浸大，东北流分为九，渡行二十日至大雪山名誊格哩哈达，即昆仑也。绕昆仑之南折而东而北而西，复绕昆仑之北，又转而东北行约二十余日，始入中国，自贵德、西宁之境至积石，经河州东北流至兰州，北绕朔方、上郡，又东出境外，经三受降城、东胜等州，又折东南出龙门，过河中，抵潼关，东出三门析津为孟津，过虎牢而后奔放平壤，吞纳小水以百数，势益雄放，无崇山巨矶以防闲之，旁激奔溃，不遵禹迹，故虎牢迤东，距海口二三千里恒被其害。方禹之导河，其河盖自西而东，又转而北之东以入海焉。周定王五年河徙，已非禹之故道，汉元光三年河徙东郡，更注勃海，继决于瓠子，又决馆陶，遂分为屯氏河二河相并而行。元帝永光中，河水始分流于博州，屯氏河始塞，后二年又决于平原，则东入齐、入青以达于海，下流与漯川为一。宋熙宁十年，河又分为二派，一合南清河入淮，一合北清河入海，是时淮仅受河之少半耳。金之亡也，河始自开封北卫州决入涡河，以合于灌旧河，在开封城北四十里，东至虞城，下达济宁州界。本朝洪武二十四年，河决原武之黑阳山，东经开封城北五里，又南行至项城，经颍州颍上，东至寿州正阳镇，全入于淮而故道遂淤。永乐九年，复疏入故道。正统十三年，又决荥阳，东过开封城之西南，自是汴城在河之北矣，又东南经陈留自亳入涡口，又经蒙城至怀远东北而入于淮焉。抑通论之，周以前河之势自西而东而北，汉以后河之势自西而北而东，宋以后迄于今则自西而东而又之南矣。河之所至，害亦随之，恤民患者乌可不随其所在而除之哉？《礼》曰四渎视诸侯，谓之渎者，独也，以其独入于海，故江、河、淮、济皆名以渎焉。今以一淮而受大黄河之全，盖合二渎而为一也，自宋以前河自入海，尚能为濒河州郡之害，况今河、淮合一而清口又合沁、泗、沂三水以同归于淮也哉？曩时河水犹有所潴如钜野、梁山等处，犹有所分如屯氏、赤河之类，虽以元人排河入淮而东北入海之道犹微有存焉者，今则以一淮而受众水之归而无涓滴之渗漏矣。且我朝建国幽、燕，漕东南之粟以实京师必由济博之境，则河决不可使之东行，一决而东则漕渠干涸，岁运不继，其害非独在民生，且移之国计矣。今日河南之境，自荥阳、原武由西迤东，历睢阳、亳、颍以迄于濠、淮之境，民之受害而不聊生也甚矣。坐视而不顾欤，则河患日大，民生日困，失今不理则日甚一日，或至于生他变；设欲兴工动众，疏塞并举，则又恐费用不赀，功未必成而坐成困毙，然则为今之计奈何？孟子曰“禹之治水，水之道也”，又曰“禹之治水也，行其所无事也”，古今治水者要当以大禹为法，禹之导河既分一为九以分杀其汹涌之势，复合九为一以迎合其奔放之冲，万世治水之法此其准则也。后世言治河者莫备于贾让之三策，然历代所用者不出其下策而于上、中二策盖罕用焉，往往违水之性、逆水之势而与水争利，其欲行也强而塞之，其欲止也强而通之，惜微眇之费而忘其所捐之大，护已成之业而兴夫难就之功，捐民力于无用，糜民财于不赀，苟顾目前，遑恤其后，非徒无利而反有以致其害，因之以召祸乱亦或有之，顾又不如听其自然而不治之之为愈也。臣愚以为，今日河势与前代不同，前代只是治河，今则兼治淮矣，前代只是欲除其害，今则兼资其用矣，况今河流所经之处，根本之所在、财赋之所出、声名文物之所会，所谓中国之脊者也，有非偏方僻邑所可比，乌可置之度外而不预有以讲究其利害哉？臣愿明诏有司，博求能浚川疏河者征赴公共汽车，使各陈所见，详加考验预见，计定必须十全然后用之。夫计策虽出于众而刚断则在于独，择之审、信之笃而用之专，然后能成功耳，不然，作舍道傍，甲是乙非，又岂能有所成就哉？臣观宋儒朱熹有曰：“禹之治水只是从低处下手，下面之水尽杀，则上面之水渐浅。”臣因朱氏之言而求大禹之故，深信贾让上、中二策以为可行。盖今日河流所以泛溢以为河南、淮右无穷之害者，良以两渎之水既合为一，众山之水又并以归，加以连年霖潦，岁岁增益，去冬之沮洳未干，嗣岁之横潦继至，疏之则无所于归，塞之则未易防遏，遂使平原汇为巨浸，桑麻、菽粟之场变为波浪、鱼鳖之区，可叹也已。伊欲得上流之消泄，必先使下流之疏通，国家诚能不惜弃地、不惜动民，舍小以成其大，弃少以就夫多，权度其得失之孰急，乘除其利害之孰甚，毅然必行，不惑浮议，择任心膂之臣，委以便宜之权，俾其治河流，相地势于其下流迤东之地，择其便利之所，就其污下之处，条为数河以分水势，又于所条支河之旁地堪种稻之处，依江南法创为圩田，多作水门，引水以资灌溉。河既分疏之后，水势自然消减，然后从下流而上，于河身之中去其淤沙，或推而荡涤之，或挑而开通之，使河身益深足以容水，如是，则中有所受不至于溢出而河之波不及于陆，下有所纳不至于束隘而河之委易达于海。如是而又委任得人、规置有法，积以岁月，因时制宜，随见长智，则害日除而利日兴，河南、淮右之民庶其有瘳乎。或曰若行此策是无故捐数百里膏腴之地，其间破民庐舍、坏民田囿、发人坟墓不止一处，其如人怨何？呜呼，天子以天下为家，一视同仁，在此犹在彼也，普天之下何者而非王土，顾其利害之乘除孰多孰寡尔，为万世计不顾一时，为天下计不徇一方，为万民计不恤一人，贾让有言：“濒河十郡，治堤岁费万万，及其大决所残无数，如出数年治河之费，足以业其所徙之民，大汉方制万里，岂与河争咫尺之利哉？”臣亦以谓开封以南至于凤阳，每岁河水渰没中原膏腴之田何止数十万顷，今纵于迤东之地开为数河，所费近海斥卤之地多不过数万顷而已，两相比论，果孰多孰少哉？请于所开之河偶值民居则官给以地而偿其室庐，偶损民业则官倍其偿而免其租税，或与之价直，或助之工作，或徙之宽闲之乡，或拨与新垦之田，民知上之所以劳动乎我者非为私也，亦何怨之有哉？矧今凤阳帝乡，园陵所在，其所关系尤大，伏惟圣明留意万一，臣言可采或见之施行，不胜幸甚。
大德中，河决杞县蒲口，河北、河南肃政廉访使尚文建言：“长河万里西来，其势湍猛，至孟津而下地平土疏，移徙不常，失禹故道，为中国患不知几千百年矣。自古治河处得其当则用力少而患迟，事失其宜则用力多而患速，此不易之定论也。今陈留抵睢东西百有余里，南岸旧河口十一，已塞者二、自涸者六、通川者三，岸高于水计六七尺或四五尺，南岸故堤其水比田高三四尺或高下等，大概南高于北约八九尺，堤安得不坏，水安得不北也？蒲口今决千有余步，迅疾东行，得河旧渎，行二百里至归德横堤之下复合正流，或强湮遏，上决下溃，功不可成。揆今之计，河西郡县顺水之性远筑长垣以御泛溢，归德、徐、邳民避冲溃听从安便被，患之家宜于河南退滩地内给付顷亩以为永业，异时河决他所者亦如此，亦一时救荒之良策也。蒲口不塞便。”朝廷从之。会河朔郡县、山东宪部争言不塞则河北桑田尽为鱼鳖之区，塞之便，复从之。明年蒲口复决，塞河之役无岁无之，是后水北入复河故道，竟如文言。
臣按：河为中原大害，自古治之者未有能得上策者也。盖以河自星宿海发源东入中国逾万里，凡九折焉，合华夷之水千流万派以趋于海，其源之来也远矣，其水之积也众矣，夫以万川而归于一壑，所来之路孔多、所收之门束隘而欲其不泛溢，难矣，况孟津以下地平土疏，易为冲决而移徙不常也哉。汉、唐以来贾让诸人言治河者多随时制宜之策，在当时虽或可行而今日未必皆便，元时去今未远，地势物力大段相似，尚文所建之策虽非百世经久之长计，然亦一时救弊之良方。宜令河南藩宪每年循行濒河郡县如文所言者，相地所宜，或筑长垣以御泛滥，或开淤塞以通束隘，从民所便，或迁村落以避冲溃，或给退滩以偿所失，如此，虽不能使频河州郡百年无害，而被患居民亦可暂时苏息矣。
以上论除民之害。臣按：天下之为民害者非特一水也，水之在天下非特一河也，流者若江海之类，潴者若湖陂之属，或徙或决，或溢或溃，堤岸以之而崩，泉源以之而涸，沙土由是而淤，畛域由是而失，以荡民居，以坏民田，皆能以为民害也。然多在边徼之堧、宽闲之野、旷僻之处，利害相半，或因害而得利，或此害而彼利，其所损有限，其所灾有时，地势有时而复，人力易得而修，非若河之为河，亘中原之地，其所经行皆是富庶之乡，其所冲决皆是膏腴之产，其为民害比诸其他尤大且久，故特以民之害归焉。使凡有志于安民生、兴民利者，知其害之有在，随诸所在而除之，而视河以为准焉。
卷一八
▲择民之长
《周礼》：大司徒施教法于邦国（外而邦国）、都鄙（内而都鄙），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。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，五比为闾使之相受，四闾为族使之相葬，五族为党使之相救，五党为州使之相赒，五州为乡使之相宾。
臣按：此成周六乡之法也。合五家为比，比有长；合五比二十五家为闾，闾有胥；合四闾一百家为族，族有师；合五族为一党，党五百家，党则有正；合五党为一州，州二千五百家，州则有长；万二千五百家为乡，合五州而为之也，乡则有师、有老、有大夫焉。郑玄曰：“百里内为六乡，其外为六遂，乡犹今畿内之地，遂犹今外郡也。”王畿之内立为六乡而统之大司徒，亦犹今畿内郡县直隶六部云。
遂人掌邦之野，以土地之图经田野（谓经界其田野），造县鄙形体之法，五家为邻，五邻为里，四里为酂，五酂为鄙，五鄙为县，五县为遂，皆有地域沟（以通水为限）树（以植木为固）之。
臣按：此成周六遂之法也。五家为邻，邻有长（犹乡之比）；二十五家为里，里有宰（犹乡之闾）；一百家为酂，酂有长（犹乡之族）；五百家为鄙，鄙有师（犹乡之党）；二千五百家为县，县有正，又有师焉（犹乡之州）；万二千五百家为遂，遂则有人、有长，又有大夫焉。周制，内有六乡，外有六遂，乡之所置比长、闾胥、族师、党正，遂之所置邻长、里宰、酂长、鄙师，是即汉之亭长、三老、啬夫，唐之里正、坊正，宋之保长、耆长之任也。我朝稽古定制，于天下州县每百一十户为一里，十户为甲，每甲有长，在城谓之坊长，或谓之厢长，在外谓之里长，或谓之社长、保长。十年而一役之，役周而更造其籍，事力有消长则递升降之，又于每里推一年老有德者为老人，凡民间有户婚、田土、斗殴、争竞一切小事付之听决，又制为木铎，使贫而老者振之以警众，其词曰：“孝顺父母，尊敬长上，和睦邻里，教训子孙，各安生理，毋作非为。”其在赤县也，月朔京尹引赴御前听宣谕，其制视古为详，周而尽、亲而比，事体归一，气类联络，而我圣祖又制为教民榜文昭示天下，使之人人儆省、世世遵守，一编之中良法美意盖与《周官》所载邻比里闾族党、宰长胥师所莅之职殆相符合。噫，九重之高而虑周闾阎之下，万几之繁而思及田里之微，而又委曲详悉如此，其为天下万世计也深且远矣。唐柳宗元有言，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，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，有诸侯而后有方伯、连帅，有方伯、连帅而后有天子，然则天子之与里胥，其贵贱虽悬绝而其任长人之责则一也。夫人生不能无欲，有欲不能无争，其争也未尝不起于细微，于其萌芽而遏绝之、于其旁近而禁止之则易为力而不至于损伤，且耳闻不若目见之真，意度不若心孚之切，文移不若口谕之易，此古人识治体者所以必重亲民之任，而与民最亲者里胥也。汉人于乡亭之任、三老之设，俾其劝导乡里、助成风俗，得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，复勿繇戍，尝以岁十月赐以酒肉或赐爵级及帛，任之既专，优之又厚，是以当世之士夫皆乐为之，如张敞、朱博、鲍宣、仇香之徒，方其微时亦尝为其乡之亭长、啬夫不以为浼也。臣愿明敕有司，慎重其选，申明祖宗榜示之意，必欲一一见之施行，属民而读法必其如周之族师，索鬼而祭祀必其如周之党正，如闾胥之辨其施舍，如里宰之行其秩叙，如酂长之趋其耕耨、稽其女工，如闾师之任农耕事、任圃树事，又如邻长之相纠相受，相纠使之有所警而不为恶，相受使之有所劝而必为善。夫如是，将见礼教兴行，恩泽下究，田里无愁叹之声，风移俗易，比屋可封矣，则虽四方嘉靖之休、万国咸宁之化，其基本端在于此也，伏惟圣明加之意焉。（以上里胥）
秦灭诸侯，以其地为郡，置守、丞、尉各一人。
臣按：此郡置守之始。古者土分为三，公侯百里、伯七十里、子男五十里，天子之邦国都鄙有六乡、六遂，诸侯之国，大国三乡三遂、次国二乡二遂、小国一乡一遂。所谓乡遂视后世之州郡，所谓乡遂大夫视后世之牧守也。
汉武帝时，董仲舒曰：“郡守、县令，民之师帅，所使承流而宣化也。故师帅不贤则主德不宣、恩泽不流，今吏既亡教训于下，或不承用主上之法，暴虐百姓，与奸为市，贫穷孤弱，冤苦失职，甚不称陛下之意，是以阴阳错缪，氛气充塞，群生寡遂，黎民未济也。”
臣按：仲舒谓“郡守、县令，民之师帅”，谓之师所以教民也，谓之帅所以率民也，教民使之知礼义，率民使之趋事功，是则守令兼治教之责，非但使之治簿书、督财赋、理词讼而已也。后世人主专责守令以吏治，而于教化之事略不计焉，失古人命官之意矣。汉世去古未远，儒者论治犹有所本，后世则视教化为虚文矣。
宣帝拜刺史守相辄亲见问，观其所由，退而考察所行以质其言，有名实不相应，必知其所以然，尝称曰：“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，政平讼理也，与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。”以为太守，吏民之本也，数变易则下不安，民知其将久不可欺罔，乃服从其教化，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辄以玺书勉厉增秩，赐金或爵至关内侯，公卿阙则选诸所表以次用之，是故汉世良吏于是为盛。
臣按：史称宣帝厉精为治，综核名实，信赏必罚，此其厉精之实也。夫上有责实之政则下有实用之效，观宣帝每拜守相必亲见问，及其退也又加考察焉，考察既得其实而后用之，其用也又能久于其任，使吏得以究其所施，民得以安其所教，贤者得以成其功，不肖者难以匿其罪。及其治效既著，或勉以玺书，或增其爵秩，选其所表者以次入为公卿。上之责实如此，则为守令者安敢不以实应之哉？后世人主选任守令一切付之铨曹，铨曹一切付之资格，上之人略不有所甄别，及其黜陟之际，惟徇虚名，不责实效，往往贤否混淆、真赝相半，非无赏罚之典而不足以示劝惩，此郡邑所以少循良之政而闾里所以多愁叹之声也欤。
宣帝诏曰：“盖闻有功不赏、有罪不诛，虽唐虞犹不能以化天下。今胶东相王成，劳来不倦，流民自占八万余口，治有异等之效，其赐成爵关内侯。”
臣按：此诏可见宣帝信赏必罚之政，然史又谓或对帝言“成伪增户口以蒙显赏”，是后吏多为虚名。由是观之，则帝之所以综核名实者未必皆实也，则凡其所谓亲问考察、名实不相应而知其所以然者，岂尽然哉？是故人君为治惟诚之为贵，不察察以求立名，不以求快意，则不为小人所窥伺而堕其术中矣。
又诏曰：“颍川太守霸（黄霸），宣布诏令，百姓乡（向同）化，孝子、弟弟、贞妇、顺孙日以众多，田者让畔，道不拾遗，养视鳏寡，赡助贫穷，狱或八年无重罪囚，吏民乡于教化、兴于行谊，可谓贤人君子矣。其赐爵关内侯，黄金百斤。”后征为太子太傅，迁御史大夫。
又诏曰：“大司农邑（朱邑），廉洁守节，退食自公，亡（无同）疆外之交，束之馈，可谓淑人君子。遭离凶灾，朕甚闵之，其赐邑子黄金百斤，以奉其祭祀。”
臣按：宣帝之于良吏不独生而褒升之，及其没也犹赐金以奉其祭祀焉，则夫当世之为守宰者安得不思所以感发而思奋哉？夫人臣之为善，恒苦于上下之隔绝而无由以上闻也，上之人既闻之，播于诏书致其褒嘉，一则曰贤人君子，一则曰淑人君子，为人臣而得于上之称赞如此，生有余荣，死为不朽，自非下愚不移者孰肯甘小人之归哉？
先是，哀平间卓茂为密令，视民如子，举善而教，吏民亲爱，不忍欺之，数年，教化大行，道不拾遗。后以病免归，光武即位先访求茂，诏曰：“夫名冠天下，当受天下重赏，今以茂为太傅，封褒德侯。”
司马光曰：“光武即位之初，群雄竞逐，四海鼎沸，彼摧坚陷敌之人、权略诡辩之士方见重于世，而独能旌循良之吏，寘诸群公之首，宜其光复旧物，享祚久长，盖由知所先务而得其本原故也。”
明帝诏司隶、刺史岁考长吏，殿最以闻，尝谓群臣曰：“郎官上应列宿，出宰百里，苟非其人则民受其殃，是以难之。”故吏称其官，民安其业。
臣按：国家设守令，将使之奉宣德意以为民造福也，顾乃殃其民，又何用彼为哉？明帝生深宫之中、居九重之上而念及民之受殃，则当是时受其民而为之牧者孰敢殃之哉？虽然，天下之所以为吾民殃者不但一守令也，守令中固欲有福吾民者，而又有殃之者杂于其间，则民亦无由以享其福矣。吁，奉天子命而居吏民之上者，尚因明帝之言而思所以推类以求之哉。
章帝诏曰：“俗吏矫饰外貌，似是而非，朕甚厌之，甚苦之。安静之吏悃愊无华，日计不足，月计有余，如襄城令刘方，吏民同声谓之不烦，虽未有他异，斯亦殆近之矣。夫以苛为察、以刻为明、以轻为德、以重为威，四者或兴则下有怨心，吾诏书数下，冠盖接道，而吏不加理、人或失职，其咎安在？勉思旧令，称朕意焉。”
臣按：章帝此诏切中古今俗吏之弊，所谓“安静之吏悃愊无华，日计不足，月计有余”，斯人也岂宣帝诏所谓淑人君子者欤？是人非独不易得，且不易识也，后世而有斯人，安知其不以罢软、不胜任目之哉？《老子》曰“其政闷闷，其民醇醇”，又曰“治国如烹小鲜，扰之则乱”，章帝盖有见于此矣。
顺帝时，左雄上疏曰：“宁民之道必在用贤，用贤之道必存考黜，吏数变则下不安业，久于其事则民服教化。臣愚所谓守相、长吏有显效者可就增秩，勿移徙，非父母丧不得去官，吏职满岁乃得辟举。”
王安石曰：“在位者数徙则不得久于其官，故上不能狃习而知其事，下不肯服驯而安其教，贤者则其功不可以及其成，不肖者则其罪不可以至于著，若夫迎新将故之劳、缘绝簿书之弊，固其害之小者，不足悉数也。设官固皆当久于其任，而至于所部者远、所任者重则尤宜久于其官，而后可以责其有为。”
臣按：九载黜陟之典始于唐虞，后世任人惟西汉为最久，黄霸在颍川至于八年，然未有一定之制。惟我圣祖稽古定制，始复有虞之典，内外官三年一考、六年再考，中有平常不称职者皆许其复任以冀其后效，至于九年通考，然后课其三考之功过以相乘除，因以黜陟焉。其于外官也，中有善政着闻而为吏民所告保者，及部使者以闻，即行旌异之典，其秩满者则又增秩加官，仍其旧任。是以官安其职、民安其生，仕者无奔走道路之劳，居者无送旧迎新之费，百年以来率循是道。近自选法淹滞以来，乃行一切苟且之政，数有变更，甚非祖宗立法任人之初意，况继任之人与所退者无大相远乎？
北齐制郡为上中下三等，每等又有上中下之差，自上上郡至下下郡凡九等而县之制亦如之。
隋如北齐之制，杨尚希上表曰：“今或地无百里而数县并置，或户不满千而二郡分领，僚众费多，租调岁减，宜存要去闲、并小为大，则国家不亏粟帛，选举易得贤良矣。”隋主从之。
唐制，近畿之州为四辅，其余为六雄、十望、十紧及上中下之差，县有赤县、畿县、望县、紧县、上县、中县、下县七等之差。
宋朝应天下诸县，除赤县、畿县外，四千户为望县，三千户以上为紧县，二千户以上为上县，千户以上为中县，不满千户为中下，五百户以下为下。
臣按：北齐制郡为九等，唐、宋制县为七等，定其等差，所以别疆域之广狭、人民之多寡、均科差之轻重也。因其所辖之广狭、所统之众寡、所莅之繁简，量其所容、度其所有而计其所出，如是，则无偏重之弊、不均之患，是亦人君奔驰天下之大端也。我朝得国之初，郡县多循胜国之旧名称，间有不同疆域，则初不异也，方是时干戈甫定，流徙未复，人民无定数，今则承平日久，版籍既定，生齿日繁，然而郡县犹因其旧，大小悬绝，多寡绝伦。固有一府统数十州县者，其最小者乃至仅有二三县焉；固有一县隶七八百里者，其最小者乃至不满一里焉；设官虽有全减之殊，品级则无大小之异。仰惟祖宗官制一定，固不敢轻有改革，若夫斟酌唐、宋之制以定府县之等，似若可行。臣愚请分府为上、中、下三等，州县之等亦如之，上县以编民百里为率，中县五十里以上，下县四十里以下，其县之过百里者或升以为州、或析以为一二县，县之人民少者割附近里分益之，州之人民少者或降而为县、或益之以近民，而府亦然。如此，则官吏之所莅者有繁简，以此次其殿最；土地之所出者有厚薄，以此科其财赋；人民之所聚者有众寡，以此定其徭役，将见疆域整齐、事力均壹、差赋公平，太平之基端在此矣。或谓祖宗成宪行之百年，一旦改革之孰任其咎哉？曰浙之嘉兴府止三县，宣德间则析为七矣，景泰初元浙寇作而分温、处，闽寇作而分建、剑，广寇作而分南海，与其析之于残破之余，孰若置之于全盛之日哉？矧今远方县道，有地方四五百里跨三四县间者，人民去县治既远，往往负固武断椎埋，遇有句摄公行旅拒，官府恐致生变，因循姑息，前日之闽浙、近日之荆襄可鉴也已。
唐太宗曰：“为朕养民者惟在都督、刺史（唐改太守为刺史），朕尝疏其名于屏风，坐卧观之，得其在官善恶之迹皆注于名下，以备黜陟，县令尤为亲民，不可不择。”
玄宗引见京畿县令，戒以惠养黎民之意。又诏新除县令试理人策，惟韦济词理第一擢为醴泉令，中有不第者吏部侍郎坐左迁。
玄宗又自选诸司长官有声望者十一人为诸州刺史，命宰相百官饯于洛滨，供张甚盛，自为诗亲书赠之。
臣按：唐之贤君，太宗、玄宗为盛，一代致治之盛首称贞观、开元，夷考其所以致此者，良由于留意守令亲民之官故也。史谓叶气嘉生，薰为太平，垂祀三百与汉相埒，致之之术非循吏谓何？信矣哉。
唐玄宗制：选京官有才识者除都督、刺史，都督、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，使出入常均，永为定式。又诏：三省侍郎阙，择尝任刺史者；郎官阙，择尝任县令者。
张九龄曰：“古者刺史入为三公、郎官出宰百里，今朝廷士入而不出，其于私计甚自得也，京师衣冠所聚、声名所出，从容附会，不勤而成，是大利在于内而不在于外也。宜遂科定其资，凡不历都督、刺史虽有高第不得任侍郎、列卿，不历县令虽有善政不得任台郎、给舍，都督、守令虽远者使无十年任外，如不为此而救其失，恐天下犹未治也。”
臣按：天生烝民，不能自治而付之君，君统万民，不能独理而付之臣，是则天之立君、君之任臣，无非以为民而已。故凡朝廷之上，三公、九卿、百司、庶尹何者而非为民设哉？不但置州县设守令以为民也。自古圣帝明王知天为民立己以为君，莫不以重民为先务，重乎民必重治民之官，而于其所亲近者尤重焉，守令是已。古人有言，轻郡守县令是轻民也，民轻则天下国家轻矣。自昔论治体者往往欲均内外之任，使无偏重偏轻之患，臣愚以为在内之官莅事者也，在外之官莅民者也，莅事者固助其君以治民，又孰若莅民者亲代其君以施政于民者尤为切要哉？君以民为天，臣愚以为事轻于民，莅民者比之莅事者尤为重也，尤当优之以礼秩、加之以恩典，岂特均之云乎？
宣宗时，于延陵为建州刺史，入辞，宣宗曰：“建州去京师几何？”对曰：“八千里。”宣宗曰：“卿到彼为政，善恶朕皆知之，勿谓其远，此阶前则万里也。”
苏洵曰：“天下之势，近之可忧未若远之可忧之深也，近之官吏贤耶民誉之歌之，不贤耶讥之谤之，誉歌讥谤者众则必传，传则必达于朝廷，是官吏之贤否易知也；一夫不获其所诉之刺史，刺史不问则裹粮走京师，缓不过旬月，挝鼓叫号而有司不得不省矣，是民有冤易诉也，吏之贤否易知而民之冤易诉，乱何从始耶？远方之民虽使盗蹠为之郡守，梼杌、饕餮为之县令，郡县之民群嘲而聚骂者虽百千为辈，朝廷不知也。白日执人于市，诬以杀人，虽其兄弟妻子亦不过诉之刺史，不幸刺史又抑之则死且无告矣，彼见郡县守令据案执笔、吏卒旁列棰械满前，骇然而丧胆矣，则其谓京师天子所居者当复何如，而又行数千里、费且百万，富者尚或难之而贫者又何能乎？故其民常多怨而易动，故曰近而可忧未若远之可忧之深也。”
臣按：王者于天下势虽有远近、内外之殊，然皆在吾一视同仁之中，岂因其内外远近而为之轻重哉？宣宗谓此阶前即万里也，然则万里之外即此阶前从可知已。苏洵之言切中远方官吏害民之弊，人君居九重之上，诚于选任守宰之际必慎重其人而不轻授，又于陛辞之时亲加戒勉，视万里之远如阶庭之间，凡有施为必加宽恤，其守宰有克举其职者辄不次擢用之，视诸内地之吏反加优焉。夫然则人人乐仕其地，而远方之民皆有贾父来晚之谣而无尹来杀我之怨矣。
宋神宗谓文彦博等选任知州未得善法，曰：“朕每思祖宗百战得天下，今以一州生灵付庸人，常痛心疾首。”
臣按：宋之得天下不尽出于战也，而为其子孙者尚且痛心疾首，不忍以其祖宗之生灵付之庸下之人，矧我祖宗之天下真得之百战之余，乌可不择其人而轻付之哉？臣诵神宗此言不胜悚惧，伏惟圣明留神致思。（以上守令）
《周书》：王启监，厥乱为民，曰：“无胥戕，无胥虐，至于敬寡，至于属妇，合由以容，王其效邦君越御事，厥命曷？以引养引恬，自古王若兹，监罔攸辟。”
蔡沈曰：“监，三监之监。康叔亦受畿内之民，当时亦谓之监，故武王以先王启监意而告之也。言王者所以开置监国者，其治本为民而已，其命监之辞盖曰：无相与戕杀其民，无相与虐害其民，人之寡弱者则哀敬之使不失其所，妇之穷独者则联属之使有所归，保合其民率由是而容蓄之也。且王所以责效邦君御事者，其命何以哉？亦惟欲其引掖斯民于生养安全之地而已。自古王者之命监若此，汝今为监，其无所用乎刑辟以戕虐人可也。”
陈大猷曰：“《周礼》建牧立监以维邦国，自黄帝已立左右监以监视万国，乃诸侯之长也。”
臣按：三代以前立监以监邦国，盖于诸侯中择其杰出者立为之长以维持之，自秦罢侯置守尉监，则是于守尉之外别立官以监视之焉。制虽不同，其治同于为民，无相戕杀，无相虐害，哀敬之，联属之，保合其民，由是以容蓄之而引掖之于生养安全之地而已。
汉初，遣御史监三辅郡察词讼，其后复置监察御史。
文帝又遣丞相史出刺并督察御史，武帝始置部刺史，以六条察郡国。成帝更为州牧，未几复为刺史。
唐分天下为十道，置巡察使，寻改按察使，后又改采访处置使，又改曰观察使，其有戎旅之地即置节度使。
宋初置转运使，后又置提点刑狱，凡有四司，曰帅、曰漕（即转运使）、曰宪（即提刑）、曰仓，各自建台，每司各有长官掾佐。
臣按：黄帝四监，唐虞四岳、十二牧，三代方伯连帅，是皆后世监司之任，但是时封建之制行，所监者乃诸侯之国。秦汉以来始立郡县置守令，地分而官众，所以监之者尤不可无一定之制。汉以来虽设刺史、州牧、观察、节度、转运、提刑等职，然官无常制、治无定署，其流之弊乃至任分而不一、权重而不掉，虽有监察之名而无刺举之实，遂至吏无所惩而民不受惠也亦有之矣。国初循胜国之制，设行中书省，既而罢之，分天下为十三布政司，司设布政，参政、参议各二员，皆分左右以总一方，承流宣化之任，又设都指挥使司以掌军政、按察司以司宪度，参峙并立，谓之三司。治署既有一定之所，官联复有一定之制，德刑兼举，文武并用，体制相维，关络相通，自罢侯置守之后，治外之制未有如此之详且善者也。又于每年遣御史一员以巡按其地，临边则专命大臣以镇压，有事则分遣大臣以巡抚，是以百年以来官无旷职、民无宿冤而祸乱不作，用此道也。仰惟祖宗治外之制尽善尽美，诚可谓超越百代者矣，然所以振起而维持之者则又在乎圣子神孙焉。昔人谓天下之本在于郡县，郡县之责付之监司，而其大纲总要则又专在朝廷。诚能委任大臣，俾之推择监司，豫于未用之先广为询访，遇有员阙随才选任，或举诸班行、或拔自州郡，或以职任递选、或以异等超擢，又于既用之后责以实效，果有异能即加旌异，显有实迹不次明扬，而不肖、庸懦、贪鄙之徒不顾其一家之哭，如此，则十三道之藩臬、数十员之正佐皆得其人，而郡县无不良之吏、田里无不安之民矣。致治之要端在乎此，伏惟仁圣加之意焉，天下生民不胜大幸。
宋神宗谓文彦博等曰：“诸道帅臣、转运使职任至重，一道惨舒系焉，宜谨择其人久于其任。汉宣循名责实，须用此道。”彦博对曰：“为治之要无以易此。”（以上监司）
臣按：神宗谓诸道使臣职任至重，一道惨舒系焉，臣尝因是而推之，一道之惨舒系于使臣则一郡之惨舒系于守佐、一县之惨舒系于令丞、一乡之惨舒系于里胥可知已，合乡而为县，合县而为郡，合郡而为道，命诸道而一之则为天下，天下之大由诸道之积也，道由郡积，郡由县积而县又由一乡之积也。天下之大譬则人之一身焉，一身之中外有四肢百体、内有五脏六腑，其气息之相通、血脉之周流，无一时之可息、无一处之可滞，一时或息、一处或滞则疾病生而疮痏成矣，病之所以致死者不必出自脏腑之中、肢体之上，一疡生于指爪之间仅如黍米亦或可以致命，知命君子不可以不之谨也。是故善治天下者恒以其身视天下，无尺寸之肤不爱则无尺寸之肤不养，身一处乎宫庭毡厦之上而心常存乎郡县闾里之中，端居高拱之时、瞑目注想之际，海宇之大，百万之众系乎吾之一身，一人之身不出户庭之外何以周知而遍及之哉？政赖内外之群臣，内焉者为吾举纲而挈领，外焉者为吾承流而宣化焉耳。朝着之间、百官之众可以目击而声呼也，若夫四方八表之远，吾目不及见也，吾耳不及闻也，吾身不能亲行而躬阅之也，所以代吾施政教以安之者有监司焉，监司之下有郡守也，郡守之下有县令也，县令之下有里胥也。地域有广狭、人民有众寡，政事有繁简、职任有崇卑，其为长民之任而为吾教养斯民，有功于我者则一而已。孟子有言，“得乎丘民而为天子”，天子之所以得乎丘民者，政赖乎此四等人耳。人主欲安其大宝之位以凝上天之命，固祖宗之业，全其身于安荣之地以为子孙千万年之计者，乌可不以安民为先务，而欲安民者乌可不择长民之人哉？
以上论择民之长
卷一九
▲分民之牧
《舜典》：肇（始也）十有二州。
朱熹曰：“中古之地但为九州，曰冀、兖、青、徐、荆、扬、豫、梁、雍，禹治水作贡，亦因其旧。及舜即位，以冀、青地广，始分冀东恒山之地为并州，其东北医无闾之地为幽州，又分青之东北、辽东等处为营州，而冀州止有河内之地，今河东一路是也。”
咨十有二牧曰：“食哉惟时，柔远能迩，惇（厚也）德（有德之人）允（信也）元（仁厚之人）而难（拒绝也）任人（包藏凶恶之人），蛮夷率服。”
朱熹曰：“牧养民之官十二，牧十二州之牧也。舜言足食之道惟在于不违农时也，柔者宽而抚之也，能者扰而习之也，远近之势如此，先其略而后其详也，又言当厚有德信仁人而拒奸恶，凡此五者处之各得其宜，则不特中国顺治，虽蛮夷之国亦相率而服从矣。”
臣按：有虞之世分天下为十二州，每州设一牧以分治之，在内则统之以四岳，亦犹百揆统在廷之庶官也。盖帝王之治，内外相维、大小相承，分而理之使其有条序而不乱，合而一之使其有统摄而归一，所以为此者不过安养斯民而已。故舜咨十二牧首以民食为言，盖以国之所以为国者民也，民之所以有生者食也，然欲民之得食在乎不违农时，农不失时则得以尽力田亩，而仰事俯育之有余，而公私咸给矣，不然，则非但民不得以为民而国亦不得以为国矣。然欲吾民之得其所，又在乎所用之得其人，苟非受民牧之寄者，所厚者皆有德之人、所信者皆仁厚之士，而包藏凶恶之人皆知所以拒而绝之，不使之得以预吾政临吾民焉，虽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矣。是以人君为治必择牧民之长，而又使其长择其所用以分牧之人，一处不得其人则一处之民受其害，必无一处之不得其人，使家家皆有衣食之资，岁岁不违耕作之候，则家给人足而礼义兴行，协气嘉生，薰为太和，而唐虞雍熙泰和之治不外是矣。
《禹贡》：禹敷（分也）土（分别土地以为九州），随山刊木，奠（定也）高山大川。冀州，济、河惟兖州，海、岱惟青州，海、岱及淮惟徐州，淮、海惟扬州，荆及衡阳惟荆州，荆、河惟豫州，华阳、黑水惟梁州，黑水、西河惟雍州。
郑樵曰：“州县之设有时而更，山川之形千古不易，所以《禹贡》分州必以山川定疆界，使兖州可移而济、河之兖州不能移，使梁州可迁而华阳、黑水之梁州不能迁，是故《禹贡》为万世不易之书。后世之为史者主于州县，故州县移易而其书遂废矣。”
臣按：舜以前皆为九州，至舜乃肇为十二州，盖禹治水敷土在肇十二州之前，时犹九州也。其后禹复并为九州，商因之，观《左传》所谓“昔夏之方有德也，九牧贡金”，及《商颂》所谓“帝命式于九围”可见矣。
《周官》：内有百揆、四岳，外有州牧、侯伯。
蔡沈曰：“百揆无所不总者，四岳总其方岳者，州牧各总其州者，侯伯次州牧而总诸侯者也。”
臣按：唐虞之世设百揆以统内之庶官，设四岳以统外之州牧。州牧之分任者既各以其事功而上于四岳，四岳又总以各牧之所上者以归于百揆，此体统所以归于一而不紊也。
《尔雅》：两河间曰冀州，河南曰豫州，河西曰雍州，汉南曰荆州，江南曰扬州，济河间曰兖州，济东曰徐州，燕曰幽州，齐曰营州。孙炎曰：“《尔雅》与《禹贡》《职方》皆不同，疑殷制。”
《大雅嵩高》诗篇序曰：尹吉甫美宣王也。天下复平，能建国、亲诸侯，褒赏申伯焉。其首章曰：嵩高维岳，骏（大也）极于天。维岳降神，生甫（甫侯也）及申（申伯也）。维申及甫，维周之翰（干也）。四国于蕃（蔽也），四方于宣。
朱熹曰：“宣王之舅申伯出封于谢而尹吉甫作诗以送之，言岳山高大而降其神灵和气以生甫侯、申伯，实能为周之桢干，屏蔽而宣其德泽于天下也。”
臣按：人君建国以为国之桢干，实欲资之以为京师之屏蔽而宣布王者之德泽也。三代以前则列爵分土以为国家蕃翰，自秦罢侯置守，所以为国蕃翰者藩服州郡而已。
《春秋公羊传》：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，自陕而西者召公主之（隐公五年）。
朱熹曰：“文王辟国浸广，于是徙都于丰而分岐周故地，以为周公旦、召公奭之采邑，且使周公为政于国中而召公宣布于诸侯。”臣按：陕，古弘农地，盖在今河南陕州也。
《周礼》：职方氏掌天下之图，乃辨九州之国使同贯利，东南曰扬州，正南曰荆州，河南曰豫州，正东曰青州，河东曰兖州，正西曰雍州，东北曰幽州，河内曰冀州，正北曰并州。
刘彝曰：“乃辨九州之国使同贯利者，四方之人民好恶之不同，财用有无之不等，必周知其利害，贯而通之，使有无之相易也、善恶之相济也，一天下之财用养天下之人民，谓同享其利焉。”
臣按：古者言九州者有三，《禹贡》之冀、兖、青、徐、扬、荆、豫、梁、雍，夏制也；《尔雅》之冀、幽、营、兖、徐、扬、荆、豫、雍，商制也；《职方》之扬、荆、豫、青、兖、雍、幽、冀、并，周制也。商有幽、营而无《禹贡》之青、梁，周有幽、并而无《禹贡》之徐、梁，此三代九州之不同也。然此皆三代以前封建之制也，后世郡县亦不异焉。夫以人君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，万方如此其大也，四海如此其远也，亿兆如此其众也，人君以一人之身必欲周知而遍以及焉，非细析而总会之，分其肢而解其节，提其纲而挈其领，使如身之使臂、臂之使指，安能一一中其理、处处得其所哉？此古今为治者既分以州县，必统以藩服，使其上下相承，彼此相维，以为久安长治之基也。
《王制》：千里之外设方伯，五国以为属，属有长；十国以为连，连有帅；三十国以为卒，卒有正；二百一十国以为州，州有伯。八州八伯、五十六正、百六十八帅、三百三十六长。八伯各以其属属于天子之老，二人分天下以为左右曰二伯。
陈澔曰：“自陕以东周公主之，自陕以西召公主之，此即天子之上公分主天下之侯国也。八伯为八州之伯，二伯则天下之伯也。”
徐自明曰：“先王众建诸侯而设方伯、连帅之职，或以子男附庸之属不能专达于天子，故贡赋、朝聘之数悉使之听命于牧伯，此特其一节耳。夫先王举天下以封建诸侯而缺然，无所纪纲于其间则强弱有以相吞而大小无以相维，甚非经久长治之策也。盖方伯、连帅之设所谓褒表功德，关诸盛衰，深根固本为不可拔者也，其所系大矣哉。”
臣按：先王之世封建之制行，故其中又设为方伯、连帅以监临而总督之，后世立为郡县于其间，又分属于各道，制虽不尽同而亦其遗意欤。
《汉地理志》：武帝开地斥境，南置交趾、北置朔方之州，兼徐、梁、幽，并夏周之制，改雍曰凉、改梁曰益，凡十三部：曰豫州（部颍川、汝南、沛凡三郡，梁、鲁二国），曰冀州（部魏、巨鹿、常山、清河四郡，赵、广平、真定、中山、信都、河间凡六国），曰兖州（部陈留、山阳、济阴、泰山、东郡凡五郡，城阳、淮阳、东平凡三国），曰徐州（部琅邪、东海、临淮凡三郡，泗水、广陵、楚凡三国），曰青州（部平原、千乘、济南、北海、东莱、齐凡六郡，菑川、胶东、高密凡三国），曰荆州（部南阳、江夏、桂阳、武陵、零陵、南郡凡六郡，长沙一国），曰扬州（部庐江、九江、会稽、丹阳、豫章凡六郡，六安一国），曰益州（部汉中、广汉、武都、犍为、越巂、益州、牂牁、蜀凡六郡），曰凉州（部陇西、金城、天水、武威、张掖、酒泉、敦煌、五原、云中、定襄、雁门、上郡凡九郡），曰幽州（部勃海、上谷、渔阳、右北平、辽西、辽东、玄菟、乐浪、涿、代凡十郡，广阳一国），曰交州（部南阳、郁林、苍梧、交、合浦、九真、日南七郡），曰并州（部太原、上党、西河、朔方凡四郡）。
臣按：自汉以来分部牧民之始，汉十三部，部各有郡、国，郡天子亲理，命守治之，国分封诸侯王，置相以为之治也。汉分天下为十三部而在关中者则属司隶校尉部，京兆、扶风、冯翊、弘农、河内、河南、河东凡七郡，在征和以前司隶所统，亦有刺史察之，后乃除焉。今制分天下为十三布政司而两京畿则直隶府部，亦此意也。
唐太宗贞观元年，帝以民少吏多，悉并省之，因山川形便分为十道，曰关内（古雍州之地，汉京兆、冯翊、扶风、北地、安定、上郡及弘农、陇西、五原、西河、云中之境）、曰河南（古豫、兖、青、徐之域，汉河南、弘农、颍川、汝南、陈留、沛、泰山、济阴、济南、东莱、齐国、山阳、东海、琅邪、北海、千乘、东郡及梁、楚、鲁国、东平、城阳、淮阳、菑川、高密、泗水、平原勃海之境）、曰河东（古冀州之域，汉河东、太原、上党、西河、雁门、代郡及钜鹿、赵国、常山、广平国之地）、曰河北（古幽、冀二州之域，汉河内、魏、勃海、清河、平原、常山、上谷、涿、渔阳、右北平、辽西、真定、中山、信都、河间、广阳等郡国，又参有东郡、河东、上党、钜鹿之地）、曰山南（古荆、梁二州之域，汉南郡、武陵、巴郡、汉中、南阳及江夏等郡之地）、曰陇右（古雍、梁二州之域，汉天水、武都、陇西、金城、武威、张掖、酒泉、敦煌等郡）、曰淮南（古扬州之域，汉九江、庐江、江夏等郡，广陵、六安国及南阳、汝南、临淮之境）、曰江南（古扬州南境，汉丹阳、会稽、豫章、庐江、零陵、桂阳等郡，长沙国及牂牁、江夏、南郡，福、建、汀、漳）、曰剑南（古梁州之域，汉蜀都、广汉、犍为、越巂、牂牁、巴郡之地）、曰岭南（古扬州之南境，汉南海、郁林、苍梧、珠崖、儋耳、交趾、合浦、九真、日南等郡）。
臣按：此后世因山川形便分道始此。
宋太宗分天下为十五路，仁宗析为十八路，神宗又析为二十三路，曰京东东西（东路今山东之济南、青、登、莱四府，南直隶之邳州；西路今河南之归德、睢二州及太康县，山东之兖州府，南直隶之徐州）、曰京西南北（南路今湖广之襄阳府，随、安陆二州，河南之南阳府；北路今河南之河南、汝宁二府，许、郑、陈、汝四州及孟、汜水、河阴三县，南直隶之颍州，北直隶之滑、胙城二县）、曰河北东西（东路今北直隶之大名、河间二府，冀、霸二州及成安、清河、保定、容城、雄五县，山东之东昌府，武定、德、滨三州；西路今北直隶之真定、顺德、广平、保定四府及浚县，河南之彰德、怀庆、卫辉三府）、曰河东（今山西之太原、平阳二府，泽、潞、汾、辽、沁五州，陕西之葭州及吴堡、神木、府谷三县）、曰陕西二路（永兴军路今陕西之西安、延安、庆阳三府，河南之陕州，山西之蒲、解二州及平陆县，湖广之上津县；秦凤路今陕西之凤翔、临洮、巩昌、平凉四府，河、岷、洮三州）、曰两浙二路（西路今南直隶镇江、常、苏、松江四府，浙江之杭、严、嘉兴、湖四府；东路今浙江之绍兴、宁波、台、温、金华、衢、处七府）、曰淮南东西（东路今南直隶之扬、淮安二府，滁、宿、泗三州及五河、亳二县，河南之永城、鹿邑二县；西路今南直隶之凤阳、庐、安庆三府，河南之光州，湖广之黄州）、曰江南东西（东路今应天府及直隶之太平、池、徽、宁国五府，广德州，江西之饶、广信、抚、建昌四府；西路今江西之南昌、瑞、袁、吉安、临江、九江、南康、赣、南安九府，湖广之兴国州）、曰荆湖南北（北路今湖广之武昌、汉阳、岳、常德、德安、荆、辰七府，沔阳、靖二州；南路今湖广之长沙、衡、永、宝庆四府，郴州，广西之全州）、曰成都等四路（成都府路今四川之成都府，眉、嘉定、雅三州及黎州安抚司；潼川府路今四川之叙、顺庆二府，潼川、泸、合三州及资、金堂、荣三县；利州路今四川之保宁府、蓬州及龙州宣抚司，陕西之汉中府、阶州及西河、成、文三县；夔州府路今四川之重庆、夔二府及播州宣慰司，湖广之施州卫，贵州之思州府）、曰福建（今福建之福、泉、兴化、漳、建、延平、邵武、汀八府）、曰广南东西（东路今广东之广、肇庆、韶南、雄、惠、潮六府，广西之富川、贺县；西路今广西之桂林、平乐、柳、庆远、浔、梧、南宁、太平八府，广东高、雷、廉、琼四府）、曰燕山府（今顺天府及北直隶之永平府，易、隆庆、保安三州，山西之大同府，此地宋时属辽金）。
臣按：自汉分天下为十三部，设部刺史，后改为州牧，唐分天下为十五道，宋始分为十五路，继为十八路，后又析为二十三路，皆因山川形便设为藩服，以分统天下郡县吏民。本朝内有两京，畿外有十三布政司，畿内郡县亲领于六部，故曰直隶而有南北之分，惟两京府南曰应天、北曰顺天，在天子辇毂下，与内诸司相颉颃，不以直隶称，其十三布政司曰浙江、曰江西、曰湖广、曰福建、曰广东、曰广西、曰四川、曰云南、曰河南、曰陕西、曰山东、曰山西、曰贵州（国初止十二布政司，后革思州宣慰司，以其地并贵州升为布政司，永乐初平安南，又立交趾布政司，未几罢之），其因山川分疆域，比前代尤为得中焉。臣尝因是而通论之，天地之间而人生焉，天虽无所不包而地则必有远近，人君中天地而立为生民之主，民生近地者举目而可见，闻声而即至，百步之外则视有所不及矣，一里之外则呼有所不闻矣，是以人君必随地势之所至、民生之所在立为君长以临莅保养之，由近而及远，用大而统小，自中而制乎外，合外以奉乎中。譬则人之一身焉，上必有首以为众体之尊，自是而下分为肢体，肢体之下又有臂有指焉，上焉以卫乎首，次焉以为耳目口鼻之用，外焉以修饰乎发肤，内焉以承附乎脏腑，夫然则彼此应援，血气周流而一身得其安矣。人君于民何以异此？夫人君以一人之身虽曰居尊以临卑，然实以寡而御众，以理言固可以一人统，以势言则不能以一人周也，是以为治者既建国立都以宅中图治，又必随地形因民俗众为郡国邑里以分理之。然散必有所以联之之方，分必有所以合之之处，于是乎又因山川之形便、据地理之总会，建为州牧方伯之职，以提纲而挈领、承流而宣化，使上之政教有所承传以代之下宣、下之心志有所敷奏而代之上达。此唐虞三代之制皆有九州十二州之设，而汉唐宋之世因之而分部设道也欤。
以上论分民之牧
▲询民之瘼
《诗皇皇者华》其首章曰：皇皇（犹煌煌也）者华（草木之华），于彼原隰（高平曰原，下湿曰隰）。駪駪（众多疾行之貌）征夫（使臣与其属也），每怀（思也）靡及。其二章曰：我马维驹，六辔如濡（鲜泽也）。载驰载驱，周（遍也）爰（于也）咨诹（访问）。
程颐曰：“遣使四方以观省风俗，采察善恶，访问疾苦，宣道化于天下，故为使者惟虑不能宣道也。”
朱熹曰：“此遣使臣之诗也。君之使臣固欲其宣上德而达下情，而臣之受命亦惟恐其无以副君之意也。使臣自以每怀靡及，故广询博访，以补其不及而尽其职也。程子曰：‘咨访，使臣之大务。’”
欧阳修曰：“周详访问以博采广闻，不徒将一事而出也。”
辅广曰：“每怀靡及者心也，诹谋度询者事也，有是心则有是事矣。程子之意，盖谓人君正以耳目不得与远民相接，故遣使以宣己意而通下情，为之使者岂可不咨访以副君意哉？”
臣按：三代盛时既列爵分土以分牧于天下，而又特遣使臣循行四方，诹谋询度以求民隐、察民瘼，此下民所以无隐情而王政罔有阙遗也欤。
《周礼》：掸人（主掸序王意以语天下）掌诵王志、道国之政事，以巡天下之邦国而语（谕说也）之，使万民和悦而正王面（犹向也，使民心晓而正向王）。
郑玄曰：“道犹言也，以王之志与政事谕说诸侯，使不迷惑。”
臣按：王者处九重之上，其去民也有千万里之远焉，王之心志所在，下人何从而知之哉？故设为掸人之官，巡邦国之内，使之探王志之所在为之诵说以晓谕夫天下之人，俾其在闾阎之下者如在殿陛之间，处万里之远者如在跬步之近，亲闻玉音之謦咳，亲面天威之严穆，上无隔绝之势，下无阻阏之情。故凡一号令之颁、一政事之举，莫不晓然于心、欣然于色而知上之人志向在此也，是以诏之无不信、行之无不从。
《礼记》：天子使其大夫为三监，监于方伯之国，国三人。
方悫曰：“方伯专征于一方，其权实重焉，天子不可不大为之防。每国三人故谓之三监，不使卿为之，止使大夫为之，以见天子之尊，虽使其大夫固足以制于方伯故也。”
臣按：先儒谓方伯者天子所任以总乎外者也，又有监以临之，盖方伯权重则易专，大夫位卑则不敢肆，此小大相维、内外相统之微意。今制分天下为十三布政司，每岁遣监察御史往巡其地，盖得古人此意。
秦以御史监理诸郡，谓之监察御史。汉惠帝三年，遣御史监三辅郡，察词讼，所察之事凡九条，监者二岁更之，常以十月奏事、十二月还监。其后诸州复置监察御史。文帝十三年，以御史不奉法，下失其职，乃遣丞相史出刺，并督察监察御史。武帝元封元年，御史止不复监。
臣按：御史之设于周而加以监察之名则始于秦，而汉因之，盖设此官以监郡邑及察其官吏也。自武帝置郡刺史不复用监，直至我朝，乃复遣监察御史巡按天下藩服。
武帝元狩元年，遣谒者巡行天下，诏曰：“朕嘉孝弟力田，哀夫老毛、孤寡、鳏独或匮于衣食，甚怜闵焉。其遣谒者巡行天下，存问致赐，曰皇帝使谒者赐县三老孝者帛人五匹，乡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，九十以上及鳏寡孤独帛人二匹、絮三斤，八十以上米人三石，有冤失职，使者以闻，县乡即赐无赘聚。”
臣按：汉去古未远，所以惠赐元元者犹存古意，往往留意于孝弟力田、存恤其鳏寡孤独，失职者得以叙复，冤枉者得以伸诉。至其末章所谓“县乡即赐无赘聚”，尤切中后世有司之弊。当是之时，诏令之颁无有虚文，恩典之施皆有实惠，使者衔命所至，有如旱暵而得时雨也。
元狩六年，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，存问鳏寡、废疾，无以自振业者贷与之，谕三老孝弟以为民师，举独行之君子征诣行在所，详问隐处亡（无同）位及冤失职、奸猾为害、野荒治苛者，举奏郡国有所以为便者，上丞相御史以闻。
臣按：汉世既有郡国守相以牧民，而又州设部刺史以监之，然犹恐其守相之不得其人而部使者之不举其职也，时遣在廷之臣分循天下，存问无告、振贷贫困、伸理冤抑、举用人才、黜陟官吏、考察吏治、观览风俗。今制既岁遣御史出巡天下藩服而又时遣大臣巡抚，即汉人此意。
元鼎二年，又遣博士中等循行，诏曰：“仁不异远，义不辞难。今京师虽未为丰年，山林池泽之饶与民共之，今水潦移于江南，迫隆冬至，朕惧其饥寒不活，江南之地火耕水耨，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，遣博士中等分循行谕告，所抵无令重困吏民，有振救饥民免其厄者，具举以闻。”
臣按：博士之官，通经学古者也，汉朝遣使分循天下，岂无理政事、司宪法之臣而必用儒生哉？盖汉人本经术以为治，其政法虽不能纯如三代，然犹有古人尚德不尚刑之遗意，故其诏书所下颛颛然多以教化仁政为言，略不及于法令征赋，此三代以后之治所以汉世为独优欤。
元封五年，置刺史掌诏六条察州，凡十三部焉。汉制，刺史以六条问事，非条所问即不省，一条强宗豪右田宅逾制，以强陵弱，以众暴寡；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，倍公向私，旁谄牟利，侵渔百姓，聚敛为奸；三条二千石不恤疑狱，风厉杀人，怒则任刑，喜则任赏，烦扰刻暴，剥戮黎元，为百姓所疾，山崩石裂，妖祥讹言；四条二千石选署不平，苟阿所爱，蔽贤宠顽；五条二千石子弟怙恃荣势，请托所监；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，阿附豪强，通行货赂，割损政令。
臣按：汉每郡置刺史以六条察州，盖汉郡最大其一郡可以当今之布政司一，其刺史以六条问事，所监临之州其官吏人民有犯在六条者即举问之，亦犹今以御史监察天下藩臬也。然今制御史出巡一方，凡事无不在所省察，非若汉人非条所问不省也；一岁一易，非若汉人居部九岁也。盖天下之事几无穷，人情之变诈不一，限条而问则所遗多矣，况人之相与久则玩，玩则狎，狎则法有不能尽行者矣。此我朝遣御史监察天下藩服，每岁一易焉而无事不在所问，盖得中制而万世所当法者也。
宣帝诏曰：“朕惟耆老之人发齿堕落，血气衰微，亦亡（无同）暴虐之心，今或罹文法拘执囹圄，不终天命，朕甚怜之。自今以来，诸年八十以上，非诬告杀伤人，佗皆勿坐。遣太中大夫疆等十二人循行天下，存问鳏寡，览观风俗，察吏治得失，举茂材异伦之士。”
臣按：宣帝遣使赍此诏循行天下，专以耆老犯法为言，至末乃及存问鳏寡、览观风俗、察吏治得失、举茂材异伦之士，盖宣帝虽以励精严察为治，然所举行者皆仁厚之政，此则汉人之家法也。
元帝初元元年，诏曰：“间者地数动而未静，惧于天地之戒不知所繇。方田作时，朕忧蒸庶之失业，临遣光禄大夫褒等十二人循行天下，存问耆老、鳏寡、孤独、困乏失职之民，延登贤俊，招显侧陋，因览风俗之化，相、守二千石诚能正躬劳力，宣民教化以亲万姓，则六合之内和亲庶几乎无忧矣。”
又建昭四年，诏曰：“朕承先帝之休烈，夙夜栗栗，惧不克任。间者阴阳不调，五行失序，百姓饥馑，惟蒸庶之失业，临遣谏大夫博士赏等二十一人循行天下，存问耆老、鳏寡、孤独、乏困、失职之人，举茂材特立之士，相将九卿其帅意毋怠。”
臣按：元帝此二诏皆是因灾异遣使循行天下也，其后成帝建始三年遣谏大夫林、鸿嘉元年遣谏大夫理、永始二年遣太中大夫嘉、绥和二年遣光禄大夫，亦皆是因灾异而遣使问孤老、录冤狱、蠲逋贷、闵疾苦、举幽隐、除贪暴，免被灾者租赋，给疫死者棺钱，凡此皆仁者之政。人君居富贵安乐之地而知畏天灾、悲人穷，则必兢兢戒谨，不敢少有恣肆，是以天虽灾而不灾，人虽苦而不苦，含齿戴发之民，穷山绝塞之外，茅檐草屋之下，咸知有生之乐，惟恐死亡及之，虽驱之为乱有不屑者矣。是何也？下之人咸知上之人不我忘也，知上之人不我忘咸思所以尊其君、亲其上矣。
成帝绥和元年，何武奏曰：“《春秋》之义用贵理贱，不以卑临尊，刺史位下大夫而临二千石，轻重不相准，请罢刺史更置州牧，以应古之制。”奏可。乃更刺史为州牧，秩真二千石，位次九卿。
哀帝建平二年，朱博又奏曰：“汉家立置郡县，部刺史奉使典州，督察郡国，吏民安宁。故事，居部九岁举为守相，其有异材功效著者辄登擢，秩卑而赏厚，咸劝功乐进。今增秩为牧，以高第补九卿，其中材则苟自守而已，恐功效陵夷，奸轨不禁，臣请罢州牧置刺史如故。”乃复以为刺史。
臣按：汉部刺史十三人，秩六百石，专以六条察二千石，其职卑故已不敢自恣，其权重故人不敢慢忽，上之人以此使人使之激昂而自奋也。何武之奏但知以贵理贱、不以卑临尊为《春秋》之义，而不知义有常经而权则无常势也。人君操天下之大权以鼓一世之士民，而振举万事之机要，使利不颛于一人，害不及于众庶，势不偏于一隅，非有微权不可也。汉人立部刺史以六百石吏察郡国二千石守相，盖得此意。朱博之论盖近之，而何武辈不足以知此也。今制，布政使从二品，都指挥使正二品，按察使正三品，知府正四品，知州从五品，而监察御史之品仅与知县同，绣衣一出，山岳动摇，愊车一临，郡县奔走，而藩服大臣亦莫不趋承禀令，盖得汉人立部刺史之微意也。
顺帝汉安元年，遣杜乔、周举、周栩、冯羡、栾巴、张纲、郭遵、刘班分行州郡，表贤良、显忠勤，其贪污有罪者，刺史二千石驿马上之，黑绶以下便辄收举。
臣按：汉顺帝遣此八使者分行天下，颛以考察守长为事而不及于民，然去贪污之吏即所以安穷困之民也。
唐太宗遣杜淹巡关内诸州，出御府金赎贫民男女自卖者还其父母，其后又遣褚遂良等二十二人以六条巡察四方，黜陟官吏。
臣按：唐太宗遣使关内，又分遣使巡四方，所遣者乃杜淹、褚遂良辈，皆极一时之选者也，此贞观之治所以为有唐一代之盛也欤。
德宗时，遣黜陟使庾何等十一人行天下，陆贽说使者请以五术省风俗、八计听吏治、三科登俊乂、四赋经财实、六德保罢瘵、五要简官事。五术曰听诤诵审其哀乐，纳市价观其好恶，讯簿书考其争讼，览车服等其俭奢，省作业察其趣舍。八计曰计户口丰耗以稽抚字，视垦田赢缩以稽本末，视赋役薄厚以稽廉冒，视案籍烦简以稽听断，视囚系盈虚以稽决滞，视奸盗有无以稽禁御，视选举众寡以稽风化，视学校兴废以稽教导。三科曰茂异，贤良，干蛊。四赋曰阅稼以奠税，度产以衰（与差同）征，料丁壮以计庸，占商贾以均利。六德曰敬老，慈幼，救疾，恤孤，赈贫穷，任失业。五要曰废兵之冗食，蠲法之挠人，省官之不急，去物之无用，罢事之非要。
臣按：陆贽以五术、八计、三科、四赋、六德、五要说当时黜陟使，自古遣使巡抚之条目盖莫详焉。然此等事固非一人所敢专，亦非一时所能成，盍闻诸朝，俾述于诏，条录为事比，颁之天下，使世世遵守而临当遣使按文考验，以为刺举劝惩之实。夫然，吏治庶其修举，民生得以安富乎。
宋仁宗时，蔡襄言：“人主宅中国，居法宫而使幽遐异域、风谣习尚、冤隐沈抑无一不陈于前者，托聪明于臣下故也。人主知其所托之难，明赏罚以驭之，赏罚既明则臣下不敢蔽欺而聪明无所壅也。今天下之俗，至有钜室富家兼并货财，作为奢靡，超逾法制，交通大吏，欺轹愚弱，而贫者父子转流，阙养生送死之具，不幸孤独废疾，不得终其天年。州县吏视而不能掩遏豪猛，矜哀穷厄，而又侵牟渔夺，不识休已，或愚缪昏耄，无所是非，或依倚权势，坏裂公法，其焯然有状可指数也。监刺之官大率以宽纾含隐为良，既发一奸赃，众辄指目以是，须其自败乃始纠擿，或有所私虑，垂败之人亦加意覆藏，使得脱去，其蔽蒙如此，监司之设仅与无同，吏之苟偷姑息浸以成俗。顷年遣使安抚诸郡，比其还奏，荐举虽多而蠹暴不察、恶吏不除、穷民不恤，有使之出不如无出之愈。伏惟陛下垂意生民，方使者之行幸，严赐告谕令其毕力推扬德音以致于下，究悉利害，庶有补于政治，勿徒使郡县供具，吏民遮列道途，迎候往来，重为此纷扰也。”
臣按：襄继言：“古之遣使皆务恤穷民、除恶吏、举材能、收滞逸而已，请令使者所至之郡存问乡里，其孝行着闻及年八十九十以上鳏寡、笃疾，依汉故事量予布帛，即贫无所养而有男女僦佣于人，偿其余直而追还之，若为僧尼，僧年四十、尼年三十以下并除其籍而归养，更无此等子孙，官给糇粮，责任亲党邻里养之以没其齿，孤独者戒敕所养之家务全其生，冤结无告使者择吏而治其曲直，力行笃学，衰老沦滞，表之以劝风俗。郡县吏治绩可称，条列其状显褒其尤者，贪墨腥闻，即令责询，材不任职于其职之相伦者易之，或虽洁廉而违法惨刻及年七十已上昏老而不知退者，咸以名闻，愿一切罢之，其官吏贪墨，因使摘发，监司之官素所不纠随而坐之，即使者不纠，异日倾败事在使者循行已前，并使者坐之。”襄之言如此类者，非但在宋时可行而已也。
庆历中，欧阳修言：“天下之事积弊已多，如治乱丝未知头绪，欲事事更改则力未能周而烦扰难行，欲渐渐整缉则困弊已极而未能速效。如欲用功少为利博及民速于事切，莫若精选强干朝臣十许人分行天下，尽籍官吏能否而升黜之。”
臣按：修奏乞特立按察之法，于内外朝官自三丞以上至郎官中，选强干廉明者为诸路按察使，请令进奏院各录一州官吏姓名为空行簿以授之，使至州县遍见官吏，其公廉勤干明着实状，及老病不才显有不治之迹，皆以朱书之，又有中材之人，别无奇效亦不至于旷败者，以墨书之，又有虽是常材能专长于一事，亦以朱书别之，使还具奏，则朝廷可以坐见官吏贤愚、善恶，不遗一人。修上此议，朝廷重于特遣使，惟诏诸路转运使兼按察。修又言：“臣之议本欲使者四出，使天下悚然知朝廷赏善罚恶之意，按文责实以救民急病，如汉之刺举、唐之黜陟使之类。盖人君之治天下如农夫治田，不可一概也，久荒之地必先芟辟，然后以时耘耨，特遣之使如久荒而芟辟也，转运兼按察乃以时而耘耨者尔。”臣窃惟今日之制，天下分为十三布政司皆设按察司，而又岁遣御史一人巡按，或三年、五年又遣廷臣一员巡抚，诚能举蔡襄、欧阳修所言于宋者以行于今，其清吏治、除民害、恤民穷，是亦固邦本之大助也。
以上论询民之瘼
卷二○
△制国用
▲总论理财之道（上）
《书》：禹曰：“予决九川，距四海，浚畎浍距川。暨稷播（布谷种），奏庶艰（难也）食鲜食（血食曰鲜），懋（勉也）迁有无化居。烝（众也）民乃粒（米食曰粒），万邦作乂（治也）。”
蔡沈曰：“水平播种之初，民尚艰食，懋勉其民徙有于无，交易变化其所居积之货也。盖水患悉平，民得播种之利，而山林川泽之货又有无相通以济匮乏，然后庶民粒食，万邦兴起治功也。”
臣按：《易》曰：“何以聚人曰财。”财出于地而用于人，人之所以为人，资财以生不可一日无焉者也。所谓财者谷与货而已，谷所以资民食，货所以资民用，有食有用则民有以为生养之具，而聚居托处以相安矣。《洪范》八政以食与货为首者此也，大禹所谓“懋迁有无化居”，此六言者万世理财之法皆出于此。然其所以徙有于无、变化其所居积者，乃为烝民粒食之故耳。是其所以理财者乃为民而理，理民之财尔，岂后世敛民之食用者，以贮于官而为君用度者哉？古者藏富于民，民财既理，则人君之用度无不足者，是故善于富国者必先理民之财，而为国理财者次之。
《禹贡》：六府孔（大也）修，庶土交正，底（致也）慎财赋，咸则（品节之也）三壤，成赋中邦（中国也）。
蔡沈曰：“六府孔修者，谓水、火、金、木、土、谷皆大修治也。庶土则非特谷土也，庶土有等，当以肥瘠、高下、名物交相正焉以任土事。底慎财赋，谓因庶土所出之财而致谨其财赋之入。咸则三壤，谓九州谷土又皆品节之以上、中、下三等。成赋中邦，谓土赋或及于四夷，而田赋则止于中国而已。”
臣按：土者财之所自生，然必修金、水、木、火四者以相制相助，然后土顺其性而谷生焉。然是土也则非一等，有所谓山林、川泽、丘陵、坟衍、原隰五者之不同，其质有肥者焉、有瘠者焉，其形有高者焉、有下者焉，其色又有黄白者焉、有青赤者焉。庶土所生之物各各不同，以此交相质正，于是因其土所出之财而致谨其财赋之入，兢兢焉罔或怠忽，不敢责无于有、取少于多也。然土虽有五而壤则有三，所谓三者，上、中、下也。壤之上者则出上赋，壤之中者则出中赋，壤之下者则出下赋，咸有一定之准则，用是之法以成赋于九州之内，若荒服之外则不敢例之以此也。有夏盛时，其取民之制有所品节准则如此。后世征敛无艺，惟循簿书之旧，无复考核之实，田之等则无别，赋之多寡不伦，既无底慎之心，复无咸则之法，此民财所以恒不足，而国用亦因之以不充也欤？
《王制》：冢宰制国用，必于岁之杪（末也），五谷皆入，然后制国用。用地小大视年之丰耗，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，量入以为出。
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，无六年之蓄曰急，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。
应镛曰：“必于岁之杪者，天时既周而来岁之事方始也。五谷之熟有先后，皆入则先后无遗而丰歉尽见矣。”
臣按：先王制国用必命冢宰者，冢宰为六卿之长，周时无宰相，冢宰即宰相也。每岁于年终之时、五谷皆入之后，俾其视今岁之所入以制来年之所出，而定国家一岁多少之用焉。用地小大视年之丰耗者，谓地之小者入亦小、地之大者入亦大，地小而入大则年之丰可知，地大而入小则年之耗可知。每岁以地所入而定其年之丰耗，年丰则国用随之而隆，年耗则国用亦随之而啬。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者，每岁所入析为四分，用度其三而储积其一，每年余一，三年余三，积三十年则余十年矣。以三十年通融之法，常留九年储蓄之赀，然后计其见在所有之数，以为经常用度之节，量其所入而出之，因府库之虚实为用度之赢缩，则国家无不足之忧，而兴事建功无有不成者矣。窃惟《王制》此章，说者谓为商制，以臣观之古今制用之法，诚莫有加焉者也。夫国家之所最急者财用也，财生于地而成于天，所以致其用者人也。天地岁岁有所生，人生岁岁有所用，岁用之数不可少而岁生之物或不给，苟非岁岁为之制，先期而计其数，先事而为之备，至于临事而后为之措置，则有弗及者矣。臣愚以为，今日制国用亦宜仿此法，每岁户部先移文内外诸司及边方所在，预先会计嗣岁一年用度之数，某处合用钱谷若干，某事合费钱谷若干，用度之外又当存积预备若干，其钱谷见在仓库者若干，该运未到者若干，造为帐籍，一一开报。又预行各处布政司并直隶府分，每岁于冬十月百谷收成之后，总计一岁夏秋二税之数，其间有无灾伤、逋欠、蠲免、借贷，各具以知。至十二月终旬，本部通具内外新旧储积之数，约会执政大臣通行计算嗣岁一年之间所用几何，所存几何，用之之余尚有几年之蓄，具其总数以达上，知不足则取之何所以补数，有余则储之何所以待用，岁或不足何事可从减省、某事可以暂已，如此则国家用度有所稽考，得以预为之备，而亦俾上之人知岁用之多寡、国计之赢缩、蓄积之有无云。伏惟万几之余留神省察，必使国家仓廪恒有九年之余而不至于六年之急，万有一焉而或不及余三年，则必惕然儆惧，凡事皆从减节，痛革用度之无益者，使毋至于国非其国焉，实惟宗社无疆之休。
《周礼春官》：天府祭天之司民、司录，而献民数、谷数则受而藏之。
林之奇曰：“岁献民数、谷数，最为致太平之要务。《管子》曰：‘制国以为二十一，工商之乡六，士乡十五。’三分其制而言之，即所谓七民而五农夫、二工商也。先王所以为此者非他，为欲等其民数、谷数，使之本末相当，用为平岁之经制。故尔至于水旱不虞之至则必有储蓄以待之，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，三十年之通必有十年之储。国有十年之储则谓之太平，故曰岁献民数、谷数最为致太平之要务者也。自古在昔先民有作，其所以经纶图维，以富邦国、以生万民者，其要实在乎此，孰谓其可忽而不思，以坐视夫民之穷哉？”
臣按：民生于天而岁岁有生死，谷产于地而岁岁有丰凶，苟非有司岁岁各具其数以闻之于上，则朝廷之崇高、海宇之广远、闾阎之幽隐，曷由以知之哉？是以成周盛时，每岁必祭司民司禄而献民数、谷数焉。献民数俾其知登耗也，献谷数俾其知多寡也，料其民数、计其谷数，郡邑版图其户口凡若干，内外仓场其蓄积凡若干，就一邑而计之，农圃食力者若干人，工商末作者若干人，吏兵廪食者若干人，枚而举之，总而会之，一人之食日费几何，一月之食几何，一岁之食几何，某所有仓廪几何，一岁支发几何、存余几何，散之足以食几何人，积之足以给几何年。因其一岁之所入通其累年之所积，以谷之数而较之于民其果相当否邪，三年而有一年积否邪，十年而有三年积否邪，三十年而有十年积否邪。彼此通融，有无相济，以羡补不足。多而有余也则蠲民之逋负、除民之租赋，不尽利以遗民；少而不足也，则省上之常费，除人之冗食，不侈用以伤财，如是则民谷两足矣。民有余食，国有余积，则凶荒有备，祸乱不作，风俗淳厚，治教休明矣，太平要务岂外是哉？
《大学》：君子先慎乎德，有德此有人，有人此有土，有土此有财，有财此有用。
朱熹曰：“德即所谓明德，有人谓得众，有土谓得国，有国则不患无财用矣。”或问熹曰：“所谓先慎乎德，何也？”曰：“上言有国者不可不慎，此言其所慎而当先者尤在于德也。德即所谓明德，所以慎之亦曰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以修其身而已矣。”
外本内末，争民施夺，是故财聚则民散，财散则民聚。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，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。
朱熹曰：“人君以德为外，以财为内，则是争斗其民而施之以劫夺之教也。盖财者人之所同欲，不能絜矩而欲专之，则民亦起而争夺矣。外本内末故财聚，争民施夺故民散，反是则有德而有人矣。悖，逆也。此以言之出入明货之出入也。”熹又曰：“有德而有人有土，则因天分地，不患乎无财用矣。然不知本末而无絜矩之心，则未有不争斗其民而施之以劫夺之教者也。《易大传》曰‘何以聚人曰财’，《春秋外传》曰‘王人者将以导利而布之上下’者也，故财聚于上则民散于下矣，财散于下则民归于上矣。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，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，郑氏以为君有逆命则民有逆辞，上贪于利则下人侵畔，得其旨矣。”
臣按：财者人之所同欲也，土地所生止于此数，不在上则在下，非但上之人好而欲取之，而下之人亦恶人之取之而不欲与也。人心好利无有纪极，苟非在上者先谨其德，知义之可重而财利之轻，其不至专民之利而劫夺之也几希。今焉惟德之是谨，兢兢焉以自守，业业焉以自持，知财利吾所好也而民亦好之，吾之欲取之心是即民之不欲与之心，不得已而取之，所取者皆合乎天理之公而不咈乎人情之欲，如是而取之则入之既以其义而出之也亦必以其道矣。如是，则是能与民同好恶而以民心为己心，所谓絜矩之道而治平之要不外是矣。
生财有大道，生之者众，食之者寡，为之者疾，用之者舒，则财恒足矣。
吕大临曰：“国无游民则生者众矣，朝无幸位则食者寡矣，不夺农时则为之疾矣，量入为出则用之舒矣。”
朱熹曰：“此因有土有财而言，以明足国之道在乎务本而节用。”又曰：“《洪范》八政食、货为先，子贡问政而夫子告之亦以足食为首，盖生民之道不可一日而无者，圣人岂轻之哉？特以为国者以利为利，则必至于剥民以自奉而有悖出之祸，故深言其害以为戒耳。至于崇本节用，有国之常政，所以厚下而足民者则固未尝废也，吕氏之说得其旨矣。有子曰‘百姓足君孰与不足’，孟子曰‘无政事则财用不足’，正此意也。然孟子所谓政事，则所以告齐梁之君使之制民之产者是已，岂若后世头会箕敛、厉民自养之云哉？”
臣按：金履祥谓《大学》通章以货财为戒，而此以生财为言，何也？盖财用国之常经，不可一日无者，苟徒禁其为聚财之政而不示之以生财之端，则异时国用不给，终不免横取诸民，则是以理财为讳者乃所以为聚财之张本也。所谓生财者必有因天分地之源，所谓有道者必非管商功利之术，而究其所以为生财之道者，则生者众食者寡、为者疾用者舒而已。天地间自有无穷之利，有国家者亦本有无穷之财，但勤者得之、怠者失之，俭者裕之、奢者耗之。履祥谓《大学》此四语万世理财之大法，臣窃以为履祥所谓勤、俭、怠、奢之四言是又万世理财之节度也。
仁者以财发（犹起也）身，不仁者以身发财，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，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，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。
朱熹曰：“仁者散财以得民，不仁者亡身以殖货，上好仁以爱其下则下好义以忠其上，所以事必有终而府库之财无悖出之患也。”又曰：“仁者不私其有，故财散民聚而身尊；不仁者惟利是图，故捐身贾祸以崇货也。然亦即财货而以其效言之尔，非谓仁者真有以财发身之意也。夫上好仁则下好义矣，下好义则事有终矣，事有终则为君者安富尊荣而府库之财可长保矣，此以财发身之效也。上不好仁则下不好义，下不好义则其事不终，是将为天下翙之不暇，而况府库之财又岂得为吾之财乎？若商纣以自焚而起钜桥、鹿台之财，德宗以出走而丰琼林、大盈之积，皆以身发财之效也。”
孟献子曰：“与其有聚敛之臣，宁有盗臣。”此谓国不以利为利，以义为利也。
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（言由小人导之也），彼为善（善字上疑有不字）之小人之使为国家，菑害并至，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，此谓国不以利为利，以义为利也。
朱熹曰：“聚敛之臣剥民之膏血以奉上而民被其殃，盗臣窃君之府库以自私而祸不及下，仁者之心至诚恻怛，宁亡己之财而不忍伤民之力，所以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，亦絜矩之义也。”又曰：“此言菑害并至，无如之何，何也？曰：怨己结于民心，则非一朝一夕之可解矣。圣贤深探其实而极言之，欲人有以审于未然而不为，无及于事之悔也。以此为防人，犹有用桑弘羊、孔仅、宇文融、杨慎矜、陈京、裴延龄之徒以败其国者，故陆宣公之言曰：‘民者邦之本，财者民之心，其心伤则其本伤，其本伤则枝干凋瘁而根柢蹶拔矣。’吕正献公之言曰：‘小人聚敛以佐人主之欲，人主不悟，以为有利于国而不知其终为害也，赏其纳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，嘉其任怨而不知其怨归于上也。’若二公之言可谓深得此章之指者矣，有国家者可不监哉？真德秀曰：‘近世所谓善理财者何其懵此也？元元已病而科敛日兴，不知皮将尽而毛无所傅也；出新巧以笼愚民，苟邀倍称之入，不知朝四暮三之无益也。孟子曰：我能为君充府库，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。’”
金履祥曰：“国天下之国，家天下之家也，君之者长之而已，固非其所得私也，况可专其利以自私哉？夫为国家之长而惟财用之务，其原必起于小人，小人虽悖亦岂能自肆其毒哉？惟有国家者以其言利为善于体国，以其任怨为善于忠君，以其掊克为善于理财，是以使为国家，小人之得为于国家，所以悖取者无所不至，而国家之菑祸患害亦将无所不至矣。盖民穷众怨，兵连盗起，百姓畔于下，天变怒于上，国家至此不可复为也已，虽有善者以承其后，亦将如之何哉？盖财之聚者有必聚之怨，怨之聚者有必至之祸，而祸之已至者无可回之势。甚矣哉，小人之祸国家若是其烈也，不谨之于其始而何以救于其终哉！”
臣按：《大学》释治国平天下之义，谆谆以理财为言，岂圣贤教人以兴利哉？盖平之为言，彼此之间各得分愿之谓也。何也？天下之大由乎一人之积，人人各得其分、人人各遂其愿而天下平矣。是故天子有天下则有天下之用度，匹夫有一家则有一家之用度，天子之用度则取之民，民之用度将取之谁哉？居人之上者将欲取于民也，恒以其心度民之心，曰彼民之家上有父母、下有妻子，一日不食则饥，一岁无衣则寒，彼之家计不可一日无亦犹吾之不可一日无国计也。体民之心反之于己，使彼此之间各止其所处之分，各遂其所欲之愿，无一人之不遂其生，无一人之或失其所，则天下无不平者矣。是则《大学》所谓絜矩之道，推极其理即圣门所谓仁、所谓恕也，虽然，有其心无其政是谓徒善，是以愿治之主不独有理财之法，又必有理财之人，理财之法即所谓生财之大道是也，理财之人所谓聚敛之臣决不用焉。不用聚敛之臣而行崇本节用之道，推吾所以以心度心者以为取民之节度，仅足吾用而已，不分外以多求，不极欲以侈用，如是，则上之人既得其分愿而下之人亦遂其分愿矣，天下岂有不平也哉？抑考理财之说昉之《易大传》，而《大学》不言理而言生，何哉？噫！理之为言有人为分疏之意，生之为言有生生不穷之意，有以生之而财之源生生不穷，有以理之而财之流陈陈相因，如是，则存于民也无不足，而用于君也恒有余矣，治平之道端在于此。朱熹所引陆贽、吕公著告其君之言尤为切要，伏惟圣明留神玩味。
以上总论理财之道（上）
卷二一
▲总论理财之道（下）
《论语》：子曰：“节用而爱人。”
杨时曰：“《易》曰‘节以制度，不伤财，不害民’，盖侈用则伤财，伤财必至于害民，故爱民必先于节用。”
朱熹曰：“国家财用皆出于民，如有不节而用度有阙，则横赋暴敛必先有及于民者，虽有爱人之心而民不被其泽矣，是以将爱人者必先节用，此不易之理也。”
臣按：帝王为治之道不出乎孔子此言，爱之一言万世治民之本，节之一言万世理财之要。孟子曰：“无政事则财用不足。”朱熹曰：“生之无道，取之无度，用之无节故也。”
臣按：国家不患财用之不足，惟患政事之不立。所谓立政事者，岂求财于常赋之外哉？生之有道，取之有度，用之有节而已。
赵简子使尹铎为晋阳，请曰：“以为茧丝乎，抑为保障乎？”简子曰：“保障哉。”尹铎损其户数。
胡寅曰：“茧丝者取之不息至于尽而后止也，尹铎虽少而心智，简子虽贵而虑长，其后无恤为智氏所攻，卒于晋阳托身而得免，况为天下者乎？而后世谋国者以爱民敦本为腐儒常谈，以聚敛积实为应时急务，凡江海、山林、薮泽、鱼盐、金石、茗荈之利皆王政所弛者，设法着令无不榷取。昔也民富可以多取，既而国富则民贫而无可取矣；昔也国富可以横费，既而民尽则国贫而无可费矣。以四海之大，九贡之入，文、景守之则三十税一，又且尽蠲，不闻空匮之患；明皇、德宗守之则为大盗所迫，仓皇奔窜，食粝麦饭、啖芜菁根而不能饱，不闻掊克之益，何轻用其国而虑不及赵简子与尹铎哉？何急急于茧丝之近用而忽于保障之大计哉？”
臣按：茧丝主赋税而言，保障指藩篱而言。尹铎之意不在赋税在乎藩篱，简子知其意而从之，铎守晋阳损其户数，其后简子之子果赖其庇，然求其所以为保障之实不过损民之户数而已。夫国家所以为保障之固者，以其民户之众也，今欲其保障而乃损其户数，何哉？盖户数一增则民间各自立门户，取之既多役之复众，力分而财聚，民生所以日耗，民心所以日离，往往生其怨怼之心而背畔也。今损其户数，则一夫应公家之征求，余夫营私家之衣食，生理既厚，感戴益深，惟恐上之人一旦舍我去而他人来不我恤也，一遇国家有难，竭力以卫上，捐躯以拒敌，凡可以为国家保障者无所不用其极焉。彼其以民为茧丝者则异乎是，尽民之力而役之，罄民之赀而取之，既征其田亩，又征其畜产，与夫山泽之所出、饮食之所需，无一不有税焉，譬则工女之缲丝，缕缕而绎之，非见蛹不止也。胡氏所谓贼道者，岂非斯人也哉？上以贼道待下，下亦以贼道应之，肙肙然侧目以视其上，惟恐其去之不速也，况望为之保障哉？
唐陆贽曰：“地力之生物有大数，人力之成物有大限，取之有度、用之有节则常足，取之无度、用之无节则常不足。生物之丰败由天，用物之多少由人，是以先王立程，量入为出，虽遇菑难下无困穷，理化既衰则乃反是。桀用天下而不足，汤用七十里而有余，是乃用之盈虚在于节与不节耳，不节则虽盈必竭，能节则虽虚必盈。”
臣按：陆贽进言于其君所谓节之一言，诚万世人君制用丰财之要道也。节与不节是盖君德修否之验，府库盈虚之由，生民休戚之本，国家治乱之基。贽既即此言告其君于前，复即卫文公、汉文帝、唐太宗三君始由艰窘而终获丰福，以著其能节则虽虚必盈之效，以为其君劝；秦始皇、汉武帝、隋炀帝三君始由丰厚而终以蹙丧，以著其不能节则虽盈必竭之效，以为其君戒。其末又曰：“秦隋不悟而遂灭，汉武中悔而获存，乃知惩与不惩、觉与不觉，其于得失相远，复有存灭之殊，安可不思、安可不惧？”是又开其君以迁善改过之机也。吁！后世之英君谊主，有志于保民生、寿国脉者，当以节之一言佩服于心，而以贽所引之六君节与不节者以为劝戒而是思是惧，则宗社之灵长、生灵之安养实有赖焉。
苏轼曰：“为国有三计，有万世之计，有一时之计，有不终月之计。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，以三十年之通计则可以九年无饥也，岁之所入足用而有余，是以九年之蓄常闲而无用，卒有水旱之变、盗贼之忧，则官可以自办而民不知。如此者，天不能使之菑，地不能使之贫，盗贼不能使之困，此万世之计也。而其不能者，一岁之入才足以为一岁之出，天下之产仅足以供天下之用，其平居虽不至于虐取其民，而有急则不免于厚赋，故其国可静而不可动、可逸而不可劳，此亦一时之计也。至于最下而无谋者，量出以为入，用之不给则取之益多，天下晏然无大患难而尽用衰世苟且之法，不知有急则将何以加之，此所谓不终月之计也。”
臣按：古今制国用之大略，苏轼此言尽之矣。人君承祖宗之统，为生灵之主，有土地为之产财，有黎庶为之生财，有臣工为之理财，当夫国家无事之时，豫为国家先事之具，以为万世之计可也。不幸所入才足以为出，所产仅足以为用，吾则痛加抑损、力为撙节，可已则已，非不得已必已可用则用，非必当用不用，不耗其财于无益之事，不费其财于无用之地，不施其财于无功之人。如此，则所以为国计者非但不为不终月之计，而所谓一时之计者方且经之营之，寸积铢累，朝斯夕斯，由小而致大，积少而成多，日计不足，月计有余，岁复一岁，积三年而有一年之储，由九年而致三年，由三十年而致十年，由是而致夫百千万年以为子孙无穷之计。所谓天不能菑、地不能贫、人不能困之者，岂不信其必然哉。
苏辙曰：“方今之计莫如丰财，然所谓丰财者非求财而益之也，去事之所以害财者而已。使事之害财者未去，虽求财而益之，财愈不足；使事之害财者尽去，虽不求丰财然而求财之不丰，亦不可得也。事之害财者三，一曰冗吏、二曰冗兵、三曰冗费，三冗既去，天下之财得以日生而无害，百姓充足，府库盈溢，人君所为无不成、所欲无不如意矣。”
臣按：苏辙论丰财之道，去其害财者而已。害财之事有三，所谓吏之冗员、兵之冗食，其中节目虽多，然大要有定，名有常数，除其繁冗而存其切要，害斯去已。惟所谓费之冗杂者，则途辙孔多，窠臼不一，横恩滥赐之溢出，修饰缮造之泛兴，祷祈游玩之纷举，不当用而用，不可予而予。三害之中冗费之害尤大，必不得已而去之，吏、兵无全去之理，惟费之冗者则可权其缓急轻重而去之焉。凡所谓冗者，有与无皆可之谓也，事之至于可以有可以无，吾宁无之而不有焉，则不至害吾财矣。
曾巩曰：“用财有节，则天下虽贫其富易致也；用财无节，则天下虽富其贫亦易致也。汉、唐之始，天下之用尝屈矣，文帝、太宗能用财有节，故公私有余而致天下之富焉；汉唐之盛时，天下之用尝裕矣，武帝、明皇不能节以制度，故公私耗竭而致天下之贫焉。且以宋景德、皇祐、治平校之，景德户七百三十万、垦田一百七十万顷，皇祐户一千九十万、垦田二百二十五万顷，治平户一千二百九十万、垦田四百三十万顷；天下岁入，皇祐、治平皆一亿万以上，岁费亦一亿万以上，景德官一万余员，皇祐二万余员，治平二万四千员，皇祐官数一倍于景德，治平则三倍之矣，其余用财之端皆倍可知也。诚诏有司按寻载籍而讲求其故，使凡入官之多门、用财之多端皆可考而知之，然后各议其可罢者罢之、可损者损之，使其所费皆如景德之数，则所省者盖半矣。则又以类而推之，天下之费有约于旧而浮于今者、有约于今而浮于旧者，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，其约者必求其所以约之由而从之，如是而力行，以岁入一亿万以上计之，所省者十之三则岁有余财三万万，以三十年之通计之，当有余财九亿万，可以为十五年之蓄矣。”
臣按：曾巩此议以宋真宗、仁宗、英宗三朝校之以见其财赋出入之数，乞诏有司按寻载籍讲求三朝所以费用其财者，考知其数，即今比旧，罢其所可罢、损其所当损，从其约而杜其浮，其议卓然可行，顾人君肯用与否耳。臣尝因其言而疏以为今日当行之要务，窃惟我朝疆宇比宋为广，而百年以来无甚钜费，凡宋所谓郊赉、岁币、祠禄皆无之，其最费者宗禄、养兵、荫子耳，然荫子止于武职，文臣亦无几焉。臣考诸司职掌，洪武中人民一千六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户、垦田八百四十九万六千五百二十三顷、税粮二千九百四十四万石，户口之数校之宋虽略相当，而今日垦田则过之远矣，所入既多而所费比之又少，是宜国家储积数倍于宋焉。请自今为始，乞命有心计臣僚稽考洪武、永乐、宣德、正统以来户口、垦田及钱粮、金银、绢帛之数，每岁出入比今孰多孰少，然后即其见在据其岁之所入以计其岁之所出，该用几何、余积几何，以定今日出入之数，庶几晓然知祖宗之故实、府库之虚实而不敢轻费焉。臣又观巩告其君有曰：“前世于凋弊之时犹能易贫而为富，今吾以全盛之势，用财有节，其所省者一则吾之一也，其所省者二则吾之二也，前世之所难吾之所易，不论可知也。”吁，宋之时入少而出多，其臣犹责其君以为非难，况今日之全盛庶富非宋可比，在圣君为之又何难哉？巩所谓“其浮者必求所以浮之自而杜之，其约者必求所以约之由而从之”，与夫苏轼所谓“去之甚易而无损，存之甚难而无益”，是二人之言诚人君去冗费、足国用之正论要法也，伏惟圣心加察，又何难而不易哉？
以上总论理财之道。臣按：人君为治莫要于制国用，而国之所以为用者财也，财生于天、产于地、成于人，所以制其用者君也。君制其用虽以为国，实以为民，是故君不足则取之民，民不足则取之君，上下通融，交相为用，时敛散、通有无，盖以一人而制其用，非专用之以奉一人也。是以古之仁君知其为天守财也，为民聚财也，凡有所用度非为天、非为民决不敢轻有所费，其有所费也必以为百神之享，必以为万民之安，不敢毫厘以为己私也。是何也？天生五材，民并用之，君特为民理之耳，非君所得而私有也。苟认以为己物而私用之，不知天生之有限、民力之孔艰，积之百年而不足，散之一日而无余，日消月耗，一旦驯致于府库空虚、国计匮乏，求之于官官无储峙，求之于民民无盖藏，于是之时，凡百谋为皆不遂矣，君位何所恃以为安，国家何所资以为治哉？譬则人之处家焉凡百居处，食用之物、公私营为之事，苟有钱皆可以致也，惟无钱焉则一事不可成、一物不可得，当夫平宁之时尚可借贷以支吾，一旦有水旱盗贼之变则为沟中瘠矣。家、国一理，但有小大耳，然民非一家，吾家虽乏犹可求之于比邻，若夫国之乏绝，藏之官者既虚，取之民者又竭，其将求之何所邪？人君当无事之日而兴念及此，其尚兢兢焉戒谨，介介焉吝惜，而不轻用天下之财，如此，则国计不亏、邦本益固，下之人有家给人足之乐，上之人有安富尊荣之休，凡百所为无不如意，朝廷无不可为之事，海宇无不得所之人矣。《大学》以理财为平天下之要道，臣观于此而益信。伏惟圣明万几之暇留神《大学》之书而玩味夫絜矩之一言，臣不胜大愿。
以上总论理财之道（下）
卷二二
▲贡赋之常
《禹贡》：冀州，厥赋惟上上错（上上，第一等。错，杂也。谓杂出第二等也）；兖州，厥赋贞（贞，正也。赋以最薄者为正），厥贡漆丝（兖地宜漆宜桑），厥篚（竹器，盛布帛者）织文（锦绮之属）；青州，厥赋中上（第四等），厥贡盐絺（细葛），海物惟错（非一种也）；徐州，厥赋中中（第五等），厥贡惟土五色（五方之土以为土封），夏翟（染雉羽为五色）、孤桐（以为琴瑟材）、浮磬（石露水滨可为磬者）、蠙珠（珠为服饰）暨（及也）鱼（用祭祀），厥篚玄纤缟（玄，赤黑色。纤、缟皆缯）；扬州，厥赋下上上错（第七等杂出第六等），厥贡惟金三品（金、银、铜），瑶琨（玉石）、筿簜（竹可为矢及管者）、齿革（可以成车甲）、羽毛（可以为旌旄），惟木（可以备栋宇），岛夷卉服（今木绵），厥篚织贝（木绵之精好者），厥包（裹也）橘柚（小曰橘，大曰柚），锡贡（待锡命而后贡）；荆州，厥赋上下（第三等），厥贡羽毛、齿革，惟金三品，杶、干、栝、柏（三木名），砺、砥（皆磨石）、砮（石砮）、丹（砂也），惟箘簵（竹也）、楛（木名，可为矢），包匦（匣）菁茅（供缩酒者），厥篚玄纁（绛色币也）、玑（珠不圆者）、组（绶类）；豫州，厥赋错上中（第二等杂出第一等），厥贡漆、枲、絺、鸑，厥篚纤、纩（细绵）；梁州，厥赋下中三错（第八等杂出第七等、九等），厥贡纮（玉磬）、铁（柔铁）、银（白银）、镂（刚铁）、砮（石砮）、磬（石磬）、熊、罴、狐、狸、织皮（四兽之皮及毳毛可织为罽者）；雍州，厥赋中下（第六等），厥贡球琳（美玉）、琅玕（石之似珠者）。
蔡沈曰：“上之所取谓之赋，下之所供谓之贡。是篇有贡有赋而独以贡名篇者，孟子曰‘夏后氏五十而贡，贡者较数岁之中以为常’，则贡又夏后氏田赋之总名。”
臣按：国家之用度皆取于民，而取民之大纲曰赋、曰贡而已。二者之制在唐虞已有之，至夏后氏之世始详焉，盖以禹未治水之前地犹未平，物之生者未繁，田之辟者未尽，至是水土既平，始可以任土作贡，分田定税焉。九州各有赋有贡，凡赋诸侯以供其国用者也，凡贡诸侯以献于天子者也。大禹成功之后，条陈九州所有以为定法，孔子删《书》特载之于《夏书》之首，以示法天下，俾后世之有土有民者，取民之制视此为准焉。凡外此而别为名目，如后世之进奉、和买、劝借之类，皆非中正之道、天下经常之制也。（此兼言贡赋）
五百里甸服（畿甸之地）。百里赋纳总（禾本全），二百里纳铚（禾半稿），三百里纳秸（半稿去皮），服（总结上皆有服役之事），四百里粟（纳谷），五百里米。
朱熹曰：“甸，治田也。畿内天子之田，其民主为天子治田事，故谓之甸服。近粗而远精，畿内专言田赋者，畿内不封诸侯，故田赋入于天子。”
蔡沈曰：“内百里为最近，故并禾本总赋；之外百里次之，只刈禾半槁纳也；外百里又次之，去槁粗皮纳也；外百里为远，去其穗而纳谷；外百里为尤远，去其谷而纳米，盖量其地之远近而为纳赋之轻重、精粗也。”
马端临曰：“《禹贡》八州皆有贡物而冀州独无之，甸服有米粟之输而余四服俱无之，说者以为王畿之外八州俱以田赋，所当供者市易所贡之物，故不输粟，然则土贡即租税也。”
臣按：虞夏之世天子之田止于畿甸，所谓五百里，四方相距各千里也。田赋之入止于米粟，近地则并其本槁取焉，盖米以食人，槁以饲马，无非以为国用也。然其取之也，因其地之远近各有轻重之等、精粗之异，非若后世一概取之，无所分别焉。
鲁宣公十五年，初税亩。
公羊高曰：“讥始履亩而税也。古者什一而籍，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，多乎什一大桀、小桀，寡乎什一大貉、小貉，什一行而颂声作矣。”臣按：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一言，诚万世取民之定制。
孟子曰：“夏后氏五十而贡，殷人七十而助，周人百亩而彻，其实皆什一也。”
朱熹曰：“夏时一夫受田五十亩，而每夫计其五亩之入以为贡。商人始为井田之制，以六百三十亩之地画为九区，区七十亩，中为公田，其外八家各授一区，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复税其私田。周时一夫授田百亩，乡遂用贡法，十夫有沟，都鄙用助法，八家同井，耕则通力而作，收则计亩而分，故谓之彻。其实皆什一者，贡法皆以十分之一为常数，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，周制则公田百亩中以二十亩为庐舍，一夫所耕公田实计十亩，通私田百亩为十一分而取其一，盖又轻于十一矣。窃料商制亦当似此，而以十四亩为庐舍，一夫实耕公田七亩，是亦不过什一也。”
哀公问于有若曰：“年饥，用不足，如之何？”有若对曰：“盍彻乎。”曰：“二吾犹不足，如之何其彻也？”对曰：“百姓足，君孰与不足？百姓不足，君孰与足？”
朱熹曰：“民富则君不至独贫，民贫则君不能独富，有若深言君民一体之意，以止公之厚敛，为人上者所宜深念也。”
杨时曰：“仁政必自经界始，经界正而后井田均、谷禄平，而军国之须皆量是以为出焉。故一彻而百度举矣，上下宁忧不足乎？以二犹不足而教之彻，疑若迂矣，然什一天下之中正，多则桀、寡则貉，不可改也。后世不究其本而唯末之图，故征敛无艺、费出无经而上下困矣，又恶知盍彻之当务而不为迂乎？”
哀公又问于孔子，孔子曰：“薄赋敛则人富。”公曰：“若是，则寡人贫矣。”对曰：“岂弟君子，民之父母，未见子富而父贫也。”
臣按：先儒谓有若请鲁哀公行彻法，欲其节用以厚民也。盖国家之财皆出于民，君之所用者皆民之所供也，君能节用则薄取而有余，民之富即君之富也，侈用则尽取而不足，民既贫矣，君孰与守其富哉？有若所谓“百姓足，君孰与不足？百姓不足，君孰与足”，孔子所谓“岂弟君子，民之父母，未见子富而父贫”，斯二言也最为亲切着明，九重之上念兹在兹，以示教于千万世之圣子神孙，则千万世之生灵不胜幸甚。
魏文侯时，租赋增倍于常，或有贺者，文侯曰：“今户口不加而租赋岁倍，此由课多也。夫贪其赋税不爱人，是虞人反裘而负薪也，徒惜其毛，而不知皮尽而毛无所傅。”
臣按：魏文侯一国之诸侯，疆域有限而用度孔多，尚知课多之害于民，而设为皮毛之喻，况万乘之尊而富有四海之大者乎？
秦舍地而税人，收大半之赋，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，犹未足以赡其欲也。二世承之不变，海内溃叛。
臣按：致乱之道多矣，而尤莫甚于厚敛。自三代以来，皆因地而取税，至秦始舍地而税人；皆十分而取其一，至秦始十分而取其五行。如是之政，则民之贫者何以为生哉？贫无以为生则不爱其死，是趣民而使之溃叛也。
汉兴，天下既定，高祖约法省禁，轻田租，什五而税一，量吏禄、度官用以赋于民。文帝十二年，诏赐天下民租之半。
臣按：汉文帝在位再赐天下半租，其后也遂除之而不收者十余年，当是时岂一切无所用度哉？兹盖文帝恭俭节用，国有余蓄之明效也。夫文帝承高祖之后，事事仰成，稍加节约自有赢余，固无甚难者。我圣祖得国之初，凡事草创，无所因仍，然而免租之诏无岁不下，其视汉文益数焉，岂非难哉？今即御制文集考之，洪武二年二月免租之诏凡三焉，其一谓中原之民久困兵残，免山东、北平、燕南、河东、山西、河南、秦陇夏、秋二税，山东二年，其余一年；其二谓创业之初取办应天、太平、镇江、宁国四郡，免其租一年；其三谓建都金陵，以太平、镇江、宁国、广德为京师之翼，其应天、太平、镇江、宁国再免一年，其广德及滁州、和州、无为州亦与免一年。洪武三年三月，又诏免应天以至无为州等七郡，徽州、池州、庐州、金华、严州、衢州、处州、广信、饶州九郡及山东、河南二布政司一年。不宁惟是，四年五月又有免两浙、江西之诏，五年十月有免应天等五府之诏，九年二月有免山东、陕右之诏，十一年八月有免太平等六州、宜兴等四县之诏，十二年有全免北平之诏，至十有三年，乃下诏曰：“荷上天眷佑，君主华夷十有三年，仓廪盈、府库充，今民力未苏，凡天下今年夏税、秋粮尽蠲免之。”呜呼，我圣祖革命建极之初，正创制立度之始，事事未备，凡宫室、禁卫、官署、城池、藩府与夫坛壝、学校、礼乐、器用，一一皆当创置，矧干戈甫定之余，人民疲困之极，列屯坐食，仰给者众，分官置吏，禄食者多所费，比于承平之世奚翅千万，尚有余赀以资用度，而免租之诏无岁无之，此我圣祖所以结人心、凝天命而培千万年不拔之基，端有在于此也。矧今承列圣重熙累洽之后，垂拱仰成，百度修举，不必更有作为，一切事功略加省节，自然有余。伏愿圣明在上，法汉文之俭德，体圣祖之仁心，慎乃俭德，惟怀永图，使国计常足而有余蓄，时令有司计国储之多寡，因岁事之登耗，屡下宽征之诏，以苏农民之困，所以固结人心者在是，所以培殖国本者在是，宗社生灵不胜大幸。
十三年诏曰：“农，天下之本，务莫大焉。今廑（古勤字）身从事而有租税之赋，是谓本末者无以异也，其于劝农之道未备，其除田之租税。”
胡寅曰：“汉至文帝时封国渐众，诸侯王自食其地，王府所入寡矣。又与匈奴和亲，岁致金缯，后数为边患，天子亲将出击，复因河决有筑塞劳费，大司农财用宜不充益矣。而文帝在位十二年即赐民半租，次年遂除之，然则何以足用乎？盖文帝恭俭，百金之费亦不苟用，宫阃是效，流传国都，莫有奢侈之习，如之何不富？其财盖不可胜用矣。然后知导谀逢恶者纳君于荒淫，取之尽锱铢，用之如泥沙，至于财竭下畔而上亡，其罪可胜诛哉？”
臣按：秦、汉之际，其所以兴亡者非止一端，大要在得民心与失民心而已，秦取民大半之赋，汉则十五而取一，其后乃尽除之焉。盖财者民之心，得其财则失其心，苟得民心，吾虽不得其财而其所得者乃万倍于财焉。呜呼，有天下国家者其尚鉴秦、汉之所以得失以为取舍哉！
昭帝元凤二年，令三辅、太常郡得以菽粟当赋。
臣按：以菽粟当赋谓听以菽粟当钱物也，盖粟生于地，非一日所能致，钱出于人力，可旬月间而办也。自古识治体者恒重粟而轻钱，盖以钱可无而粟不可无故也，后世以钱物代租赋，可谓失轻重之宜、违缓急之序矣。故为国家长久之计者，宁以菽粟当钱物，使其腐于仓庾之中，备之于无用，不肯以钱物当菽粟，恐一旦天为之灾，地无所出，金银布帛不可以充饥，坐而待毙也。
唐初，始定租庸调之法，以人丁为本。一曰租，丁男一人授田百亩，但岁纳租粟二石；二曰调，每丁随乡土所出，岁输绢或绫絁共二丈、绵三两，输布者麻三斤；三曰庸，每丁定役二十日，不役则日为绢三尺。
臣按：自古中国布缕之征惟丝枲、二者而已，今世则又加以木绵焉。唐人调法，民丁岁输绢绫絁及绵、输布及麻，是时未有木绵也。宋林勋作《政本书》，匹妇之贡亦惟绢与绵，非蚕乡则贡布、麻。《元史》种植之制，丁岁种桑枣杂果，亦不及木绵，则是元以前未始以为贡赋也。考之《禹贡》“扬州岛夷卉”，服注以为织贝，则虞时已有之，岛夷时或以充贡，中国未有也。故《周礼》以九职任民，嫔妇惟治蚕枲而无木绵焉。中国有之，其在宋元之世乎（元初孟祺作《农桑辑要》云：木绵种于陕右，行之其他州郡，多以土地不宜为解。近世陶九成作《辍耕录》，亦云闽广多种木绵，纺缉为布，松江民因谋树艺，觅种于彼）。盖自古中国所以为衣者丝、麻、葛、褐四者而已，汉、唐之世远夷虽以木绵入贡，中国未有其种，民未以为服，官未以为调，宋、元之间始传其种入中国，关、陕、闽、广首得其利。盖此物出外夷，闽、广海通舶商，关、陕壤接西域故也。然是时犹未以为征赋，故宋、元史《食货志》皆不载，至我朝其种乃遍布于天下，地无南北皆宜之，人无贫富皆赖之，其利视丝、枲盖百倍焉，臣故表出之使天下后世知卉服之利始盛于今代。
代宗始以亩定税而敛以夏、秋。
德宗时，杨炎为相，遂作两税法，夏输无过六月，秋输无过十一月，以大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为定而均收之。
陆贽曰：“租庸调之法宗本前哲之规模，参考历代之利害，有田则有租，有家则有调，有身则有庸，法制均一，下不困而上用足。两税之法，每州各取大历中一年科率，钱谷数最多者定为两税额，惟以资产为宗，不以丁身为本，资产少者税轻，多者税重。”
吕祖谦曰：“田制虽商鞅乱之于战国，而租税犹有历代之典制，惟两税之法立，古制然后扫地。”
马端临曰：“随田之在民者税之而不复问其多寡，始于商鞅；随民之有田者税之而不复视其下中，始于杨炎。三代井田之良法坏于鞅，唐租庸调之良法坏于炎，二人之事君子所羞称，而后之为国者莫不一遵其法，或变之则反至于烦扰无稽而官与民俱受其病，则以古今异宜故也。”
臣按：马端临又言赋税必视田亩乃古今不易之法，三代之贡助彻亦只是视田而赋之，未尝别有户口之赋。盖授人以田而未尝别有户赋者三代也，不授人以田而轻其户赋者两汉也，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户赋，田之授否不常而赋之重者已不可复轻，遂至重为民病，则自魏至唐之中叶是也。自两税之法行而此弊革矣，岂可以其出于杨炎而少之乎？由马氏斯言观之，则是两税之法实得古人取民之意，后世徒以陆贽之言而非之，贽之言盖不欲苟变当时之法，故极言其法之弊耳。臣窃以谓，土地万世而不变，丁口有时而盛衰，定税以丁稽考为难，定税以亩检核为易，两税以资产为宗未必全非也，但立法之初谓两税之外不许分毫科率，然兵兴费广不能不于税外别有征求耳，此时之弊非法之弊也。自唐立此法之后至今行之，遂为百世不易之制。我朝稽古定制，以天下之垦田定天下之赋税，因其地宜立为等则，征之以夏者谓之税、征之以秋者谓之粮，岁有定额、家有常数，非若唐人遇有百役之费先度其数而赋于人也；随其田之宽狭取其税之多寡，非若唐人以一年之科率最多者以为额也；其额数则具于黄籍，总于户部，其征输期限则责之藩服州县，非若唐人别设两税使以总之也。若夫丁口之税百无取焉，惟逐户编为里甲，十年一度轮差，其余年分官司有所营为，随时起集佣倩，事已即休，所谓绢布之调无有也，不役之绢无有也。其法一定而可守其额百世而不亏，吏不能以为奸，民不至于重困，陆贽所谓其取法也远、其立意也深、其敛财也均、其成人也固、其裁规也简、其备患也周，此六言者我祖宗取民之制真足以当之矣，彼租庸调法乌可与同日语哉？
宪宗时，李渤上言：“臣过渭南，闻长源乡旧四百户，今才百余户，阌乡县旧三千户，今才千户，其他州县大率相似。迹其所以然，皆由以逃户税摊于比邻，致驱迫俱逃。此皆聚敛之徒剥下媚上，惟思竭泽不虑无鱼，乞降诏书绝摊逃之弊，尽逃户之产税不足者乞免之，计不数年，人皆复于农矣。”
臣按：《吕氏春秋》曰：“竭泽而渔，岂不得鱼？明年无鱼。”李渤所谓惟思竭泽不虑无鱼，其言盖本诸此。盖以取税于民如取鱼于泽也，泽以养鱼必常有所养斯常有所生，苟取具目前，竭其所养之所、空其所生之物则一取尽矣，后何所继乎？后世取民大率似此而摊税之害尤毒，非徒一竭而已，且将竭之至再至三而无已焉，不至水脉枯而鱼种绝不止也，何则？中人一家之产仅足以供一户之税，遇有水旱疾厉不免举贷逋欠，况使代他人倍出乎？试以一里论之，一里百户，一岁之中一户惟出一户税可也，假令今年逃二十户，乃以二十户税摊于八十户中，是四户而出五户税也；明年逃三十户，又以三十户税摊于七十户中，是五户而出七户税也；又明年逃五十户，又以五十户税摊于五十户中，是一户而出二户税也。逃而去者遗下之数日增，存而居者摊与之数日积，存者不堪，又相率以俱逃，一岁加于一岁，积压日甚，小民何以堪哉？非但民不可以为生而国亦不可以为国矣。为今之计奈何？曰李渤谓尽逃户之产税不足者免之，是固然矣，然民虽去而产则存，宜斟酌具为常法。每岁十月以后，诏布政司委官一员于所分守之地亲临州县，俾官吏、里胥各具本县、本里民数逃去开除者若干、移来新收者若干，其民虽逃其产安在，明白详悉开具，即所收以补所除，究其产以求其税，若人果散亡、产无踪迹，具以上闻，核实除免，如李渤所言，绝摊逃之弊。如此，则民生既安，国用亦足矣。（以上赋税）
《书》：明王慎德，四夷咸宾，无有远迩，毕献方物，惟服食器用。
蔡沈曰：“慎德，一篇之纲领也。方物，方土所生之物。明王慎德，四夷咸宾，其所贡献惟服食器用而已，言无异物也。”
臣按：武王克商之后，西旅献獒，召公以为非所当受，作此书以戒武王。谓夫明德之君能慎其德，故致四夷咸来宾服，若远若近皆献其方土所生之物，然所献者衣服、饮食、器具、用度之物而已。所以然者，以物表德，献有常之物所以表有常之德也，苟以异物进焉则非常矣，必其君无有常德而玩好之偏闻诸中外，故远人亦以是觇之欤。呜呼，人主之好恶有关于心德者，如此可不慎哉？
《周礼》：太宰以九贡致邦国之用，一曰祀贡（牺牲、包茅之属），二曰嫔贡（丝枲之属），三曰器贡（钱铁、石珝之属），四曰币贡（玉马、皮帛之属），五曰材贡（栝柏、筿簜之属），六曰货贡（金玉、龟贝之属），七曰服贡（絺纻之属），八曰斿贡（羽毛可以为旌旄者），九曰物贡（所产杂物）。
杨时曰：“太宰以九赋敛财贿，以九式均节财用，以九贡致邦国之用，则理财真宰相之职也。盖古之制国用者量入以为出，故以九赋敛之而后以九式均节之，取之有艺、用之有节，然后足以服邦国而制其用。致者使其自致也，若天王求车求金，则非自致也。然则先王所谓理财者，亦均节之使当而已矣，徒纷纷较其赢余以为宰相之职，则非其义也。”
林之奇曰：“先王制贡，因其地之所宜而为政之序，亦以远近详略为差，传曰上以共祭祀之物使侯服贡之，则上先下后之意；内以共嫔妇之物使甸服贡之，则内先外后之意。传曰先王之制贡，则近无不听、远无不服者，凡以此道也。”
叶时曰：“《周礼》之言致贡，亦《禹贡》之任土作贡也。任者任其所有而不强其所无，致者听其自至而不强其不来。盖人君昭德之致于侯邦，则诸侯服食器用之任自奔走，入贡之不暇，自有不求而自至者，圣人何尝强之使贡哉？”
林椅曰：“致邦国之用者非用物不贡，则珍禽异兽不育于国，以万民惟正之供，不贵异物、贱用物也。”
臣按：太宰九贡致邦国之用，谓之致者言自至而已，非有所求也；谓之用者言适于用而已，非无用也。盖自祀贡以至于物贡，固非无用之物，而亦非有意而求，其诸异乎后世人主之求之欤？
《春秋》：桓公十五年，天王使家父来求车。
左丘明曰：“求车，非礼也。诸侯不贡车服（车服上之所以赐下），天子不私求财（诸侯有常职贡）。”
穀梁赤曰：“古者诸侯时献于天子，以其国之所有，故有辞让而无征求。求车，非礼也。”
胡安国曰：“王畿千里，租税所入足以充费不至于有求，四方诸侯各有职贡不至于来求，经于求赙、求车、求金皆书曰求，垂后戒也。古之君人者必昭俭德以临照百官，尊卑登降各有度数，示等威、明贵贱，民志既定之后皆安其分而无求，兵刑寝矣。及侈心一动，莫为防制，必至于亢不衷，官失德，廉耻道丧，宠赂日章，沦于危亡而后止也。”
臣按：遣使需索之谓求，求者下之乞于上，不足者资于有余之谓也。巍巍天子，居九重之上，有四海之富，乃遣使需求于人，则是示贪风于天下，开贿道于方国，其失自上，岂小故哉？
汉文帝时，有献千里马者，帝诏曰：“鸾旗在前，属车在后，吉行日五十里，师行三十里，朕乘千里马，独先安之？朕不受献也。其令四方无求来献。”
光武下诏曰：“往年已敕郡国，异味不得有所献御，今犹未止，非徒有豫养导择之劳，至乃烦扰道上、疲费过所。其令大官勿复受，明敕下以远方口实，所以荐宗庙者自如旧制。”
和帝时，南海献荔枝、龙眼，奔腾险阻，死者继路，临武长唐羌上书陈状，帝下诏曰：“远国珍羞本以荐奉宗庙，苟有伤害，岂爱民之本？其敕大官勿复受献。”
臣按：汉家此三诏者，皆不适己之便而有爱民之实，谨表出之以示万世。
安帝诏曰：“凡供荐新味多非其节，或郁养强熟，或穿屈萌芽，味无所至而大折生长，岂所以顺时育物乎？传曰非其时不食，自今当奉祠陵庙及给御者皆须时乃上。”
臣按：安帝此诏非徒有爱物之仁，亦且得养生之义。
顺帝永建四年，诏曰：“海内颇有灾异，朝廷修政，大官减膳，珍玩不御。而桂阳太守文砻，不惟竭忠宣畅本朝而远献大珠以求幸媚，令封以还之。”
臣按：顺帝此诏与唐太宗罪权万纪同一心也，所谓“不惟竭忠宣畅本朝而远献大珠以求幸媚”，文砻见之宜愧死矣。后世人主乃因其臣献珍异而奖宠之，甚至加以爵禄焉，视顺帝岂不远哉？
隋炀帝幸江都，谒见者专问礼饷丰薄，丰则超迁，薄则停解。江都郡丞王世充献铜镜、屏风迁通守历阳郡丞，赵元楷献异味迁江都郡丞，由是郡县竞务刻剥以充贡献，民外为盗贼所掠，内为郡县所赋，生计无遗。
臣按：人君为天之子代天以理民，不能自理，故分命其臣以理之，其所食之禄天禄也、所莅之职天职也、所治之民天民也，天子不过承天意以予之耳。今顾因其所贡以私奉己者而酬之以官，岂天意哉？人君为此其拂天甚矣，炀帝之为炀也宜哉！
唐制，州府岁市土所出以为贡，其价视绢之上下无过五十匹，异物滋味、名马鹰犬非有诏不献，有加配则以代租赋。
臣按：唐制，州府岁贡土物其价视绢无过五十匹，所贡至薄，其物易供，间加此数亦折租赋，不别征科，及考其所以为贡者，不过药物、食用而已。祖宗以此为制，后世子孙乃有如代宗之生日贡献至数千万加以恩泽者、德宗之臣有日进月进因而得迁官者。呜呼，祖宗立制之善而子孙犹继之以不善，况贻谋不善者哉？
太宗谓朝集侯曰：“任土作贡，布在前典，当州所产则充廷实。比闻都督、刺史邀射声名，厥土所赋或嫌其不善，逾境外求，更相仿效，遂以成俗，极为劳扰，宜改此弊不可更然。”
臣按：太宗谓逾境外求极为劳扰，窃以谓郡国贡献非但逾所任之境而求之为劳扰也，至于道里之远、辇运之烦，经过州邑起役丁夫、佣倩车马，官府为之废政，农作为之妨业，上之所得无几，计其所费百倍于所贡之物亦有之矣，况又遣使赍货求之中国之外，越沙漠涨海之涯，其为劳扰又可胜言哉？
宪宗禁无名贡献而至者不甚却，学士钱徽恳谏罢之，帝密戒，后有献毋入右银台门，以避学士。
臣按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凡土所生之物何者而非天子之物乎？有之固不足以为夸，无之亦不足以为歉，为万乘之主而欲人之贡献，既知其非而禁之，而又不甚却，复因人言而罢之，而又戒勿使之知。吁，学士虽不知，吾所戒之人则知之矣，非但所戒之人知之，而当世史臣且笔之于册焉，历今数百年犹如昨日乎，然人主举措可不慎哉！
五代周太祖命王峻疏四方贡献珍美食物，下诏悉罢之，诏略曰：“所奉止于朕躬，所害被于庶。”又曰：“积于有司之中，甚为无用之物。”
臣按：周太祖此诏可谓切要，读之使人竦然，唐白居易有诗云“割我心头肉，市汝眼前恩。进入琼林库，岁久化为尘”，可与周祖此诏并传后世，人主恒心惟而口诵之，天下不胜幸甚。
宋太祖诏，自今长春节及他庆贺不得辄有贡献。
真宗时，内侍裴愈因事至交州，俾其进龙花蕊，帝怒黜愈。神宗以诸州贡物，耗蠹民力，诏罢之。
孝宗诏，诸路或假贡奉为名，渔夺民利，果实则封闭园林，海错则强夺商贩，至于禽兽、昆虫、珍味之属则抑配人户，致使所在居民以土产之物为苦。仰州军条具土产合贡之物闻于朝，当议参酌天地、宗庙、陵寝合用荐献及德寿宫甘旨之奉，止许长吏修贡外，其余一切并罢，州郡因缘多取以违制坐之。
臣按：宋朝诸帝往往罢贡献而孝宗一诏尤为悉知其弊，其中仰州军条具土产合贡之物、止许长吏修贡，然考杜氏《通典》及《唐书地理志》各载诸郡土贡物件而宋《地理志》及《会要》亦载焉，则是唐、宋州郡所贡土产已有定制，有司每岁合依定制进献为宜，又何用州军条上为哉？夫有土则有贡，随其地之所有而献之于上，以为朝廷祭祀、宴享之需，是固义之当为，然不可过为需索，以一人口体之奉而贻累千万人而耗其衣食之资，甚者假公以营私，一人之用才一二而千百人因之而耗费其万亿焉。是以自古爱民之君宁吾一人所欲有所不称，不忍以吾一人之欲而使千万人失其所欲焉，是以取于民也有制，而庶邦惟正之供，所供者郊庙祭祀之品、宫闱甘旨之奉、军国兵戎之需与夫衣服、食物、日用之不可阙者耳。我太祖于国初即定诸州所贡之额，如太常寺之牲币、钦天监之历纸、太医院之药材、光禄寺之厨料、宝钞司之桑穰与凡皮角翎鳔之属，皆有资于国用者也，著为定额，俾其岁办，外此珍奇玩好皆不取焉，遇有急阙之用则折租以市，其取民也可谓薄矣，凡唐宋以来所谓藩方之羡余、郡国之进献、佞幸之珍异一切无有焉，民生斯世一何幸哉！
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，遣使往马八国求奇宝。
臣按：《春秋》书天王遣使求车、求金，说者谓其求非所当求，故圣人讥之，然所求者中国之诸侯，车以为乘、金以为赙，犹为有用者也，彼元世祖乃遣使冒不测之险而求无用之物于遐绝之域，世祖在元君中为最贤而犹如此，他又何责哉？臣尝因是而考古今之所谓宝者，三代以来中国之宝珠、玉、金、贝而已（贝俗谓海介虫），汉以后西域通中国，始有所谓木难、琉璃、玛瑙、珊瑚、琴瑟之类，虽无益于世用然犹可制以为器焉，至元所谓宝者则异于是，是皆瑰石、碎砂之属，形既不圆，文又不莹，他无可用者，但可用之丽金银以为服饰耳，乃至费赀万亿以售之。呜呼，弃有用之金银，易无用之砂石，惑亦甚矣（以上贡献）。
以上论贡赋之常。臣按：治国者不能不取于民，亦不可过取于民，不取乎民则难乎其为国，过取乎民则难乎其为民，是以善于制治保邦者必立经常之法，以为养民足国之定制，所谓经常可久、百世而不变者。《禹贡》所载，贡、赋二者是已，若汉之告缗、算舟车之令，唐之借商税、开架之法，宋之经总制钱之类，是皆罔民取利之具，暂行尚不可，况常乎？臣于“制国用总论理财之道”之后，即继以“贡赋之常”者，此也。
卷二三
▲经制之义（上）
《周礼》：太宰以九赋（上取于下曰赋）敛（聚也）财贿（帛布也），一曰邦中之赋（在城郭者），二曰四郊之赋（去国百里），三曰邦甸之赋（去国二百里），四曰家削之赋（去国三百里，大夫家也），五曰邦县之赋（去国四百里），六曰邦都之赋（去国五百里），七曰关市之赋（关征货出入，市征货所在），八曰山泽之赋（虞衡所掌），九曰币余之赋（职币所掌余财）。
叶时曰：“邦中之赋如载师所任田里场圃之地；四郊之赋如载师任远郊、近郊之地，亦使闾师征之，所谓国中四郊以时征其赋是也；邦甸、家削之赋如载师所任公邑、家邑之地；邦县、邦都之赋如载师所任小都、大都之地，乃使县师征之，所谓邦鄙稍甸以时征野之赋贡是也；关市之赋如司市关之地使廛人敛市布、廛布皮角、筋骨，与夫司关所掌征廛关门之征是也；山泽之赋如山虞、泽虞之地使角人敛齿角、骨物、羽翮于山泽之农以当邦赋是也；币余之赋如职币敛官府都鄙，与夫凡用邦财者之币，振掌事者之余财是也。盖谷粟之赋出于井田特以禄诸臣，兵车之赋出于丘乘特以供军赋，虽有邦国之贡只以待吊用，九职之贡只以充府库，至于国之大事有祭祀、宾客有丧荒、羞服有工事、币帛有刍秣，匪颁好用不调之民而责之谁乎？是以九赋之目常与九贡、九职并行，而其货贿之入则太府受而颁之内府藏而待之，司会则令而会之，其赋敛之目则掌于道揆之大臣，名色宁至于巧立、轻重宁至于过差、出入宁至于相悖、费用宁至于无艺乎？”
臣按：古者赋于民有谷粟之赋、有兵车之赋，而又以九赋敛财贿者，谷粟、兵车之赋其常也，此九者不在常赋之数焉。自一至六平地之赋，自七至九兴作之赋，盖古者赋取于民皆十分而取一，凡上供与受采者各就所得一分之中分而为十，自用其八而以其二赋于国，与夫关市之所收、虞衡之所获及官府用度之所赢余，凡诸所有货贿、币帛皆以归之太宰而畀以敛颁之权，遇国家有事当用财贿则以给焉。
以九式（用财节度）均节财用，一曰祭祀之式（其祀有大小其礼有丰杀），二曰宾客之式（诸侯之君为宾，其臣为客），三曰丧荒之式（丧礼赗赙、荒年散利之属），四曰羞服之式（饮食衣服），五曰工事之式（百工之事），六曰币帛之式（所以赠劳者），七曰刍秣之式（养牛马者），八曰匪颁之式（匪，分也；颁，赐也），九曰好用之式（燕好所用）。
杨时曰：“先王所以礼财者，非尽笼天下之利而有之，其取之有道、其用之有节而各当于义之谓也，取之不以其道、用之不以其节而不当于义则非理矣。故《周官》以九职任民而后以九赋敛之，九赋之入各有所待不相侵紊，而太宰又以九式节之，下至刍秣、工事，匪颁好用之微咸有式焉，虽人主不得而逾也。岁终，制国用则量入以为出，此之谓制度，有不如式则太宰得以均节之，所谓王及后世子不会者，特有司之事耳。世儒（此指王安石）以谓至尊不可以法数制之，非正论也。”
叶时曰：“太宰以九赋敛财贿之后而继之以九式均节财用，未见其理财，先见其节用，则是周公之节财乃所以理财也。何者？财非天雨、鬼输，必取之民，民之所供有限，国之所用无穷，苟不于其经费之际而品节之，必至于泛用无度、苛取无厌而非正辞禁、非以为理也。九式均节之法，其周公理财之道欤。”
臣按：太宰以九式均节财用式者，用财之节度也，均节之使多不至于有余、寡不至于不足，立为中制以为用财之法度也。夫财用供于有司，所以为天子用也，而其式法则掌于太宰焉。何也？盖有司职卑不能抗尊而制众，太宰以道佐君为天子之大臣，下得以制有司使之不敢逆式法而擅供，上有以约王后、世子俾其不敢违式法而过用，凡所以用度取予一付于九式之成法，故虽一尺之帛、一束之刍、一饮食之微、一燕好之私而皆不得以过差焉，是以上之人侈心有所惮而不生，欲心有所节而不纵，非徒以惜民财、裕国用，政所以养人主恭俭之德而致之于无过之地焉。昔人谓以九式均节财用，正太宰格心之业、大臣之事也。吁，此三代盛时所以君无失德，国有余财而世底隆平也欤。
大府（治藏之长）掌九贡、九赋、九功（即九职）之贰（贡、赋皆太宰所掌，此其副贰）以受其货贿之入（金玉曰货，布帛曰贿），颁其货于受藏之府（内府），颁其贿于受用之府（外府），凡官府都鄙之吏及执事者受财用焉（凡合用财物皆受之大府）。凡颁财（如下文所云），以式法授之（式谓用财之式，法谓治财之法）关市之赋以待王之膳服（膳即羞）、邦中之赋以待宾客、四郊之赋以待稍秣（即刍秣）、家削之赋以待匪颁、邦甸之赋以待工事、邦县之赋以待币帛、邦都之赋以待祭祀、山泽之赋以待丧纪、币余之赋以待赐予。凡邦国之贡以待吊用（以九贡之财给凶丧之礼），凡万民之贡以充府库（以九职之财充实府库），凡式（九式）贡（九贡）之余财以供玩好之用，凡邦之赋用取具焉（赋谓当入之数，用谓当出之数）。岁终，则以货贿之入出会之（入谓所收，出谓所用，岁终总计其大数也）。
李觏曰：“太宰以九赋之财给九式，王日一举其膳六牲，祀、兵、朝、甸其服有九，故关市之赋以待王之膳服；诸侯来朝、卿大夫来聘，致之则有积饔，接之则有飨食燕，故邦中之赋以待宾客；牛马之食其用刍禾，车乘之数皆视牢礼，故四郊之赋以待稍秣；功懋懋赏以驭其幸，所受之物邦之大用，故家削之赋以待匪颁；冬官百工取财非一，五库之量毋或不良，故邦甸之赋以待工事；问劳、赠贿、酬爵、侑食皆为篚实，将其厚意，故邦县之赋以待币帛；大祀、小祀，事神之礼，牲帛、器玉不奢不俭，故邦都之赋以待祭祀；股肱或亏，君之所痛，赗襚、含赙，阙一不可，故山泽之赋以待丧纪；王及冢宰时有所善，燕好之用亦以颁恩，故币余之赋以待赐予；王于诸侯分灾救患，凶礼五事其费则多，故邦国之赋以待吊用；国家闲暇，要在多积，积贮之道天下大命，故万民之贡以充府库；难得之货，饥不可食，燕游所用，非国之急，故式贡之余财以共玩好之用。凡其一赋之出则给一事之费，费之多少一以式法，如是而国安财阜，非偶然也。”
吕祖谦曰：“关市之赋待王之膳服，则膳服虽不会要，不出关市之赋而已。”
臣按：太府之职兼总内外二府，凡货贿入太府而其物则仍分置于内外焉，遇有用度则有司于此请受而太府颁之，其颁之也以九赋之材给九式之用，稽其事合其式，然后随其所赋以待之，随其所用以给之，至岁之终则计其一岁之中凡取于九赋而收之于官、合于九式而用之于人者而总会之焉。诚以国家货贿出于民而藏于官，固非一人之所能致，亦非一日之所能积也，是以赋之于民也必有定制而用之于官也必有定式，有此式则用此赋，则事无废而用不阙矣，苟非先有以待之，则临时何所取具哉？
玉府（主藏金玉器用）掌王之金玉、玩好、兵器凡良（善也）货贿之藏，凡王之献（谓有献于宾客）金玉、兵器、文织良货贿之物，受而藏之，凡王之好赐共其货贿。
内府（主藏在内者）掌受九贡、九赋、九功之货贿、良兵、良器以待邦之大用，凡四方之币献之金玉、齿革、兵器凡良货贿入焉。
外府（主藏在外者）掌邦布之入出（布，泉也）以共百物，而待邦之用凡有法者（无法不可用），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。
李觏曰：“玉府、内府之职掌天子器用、财贿、燕私之物及受贡献以备赏赐，此帑藏之在宫中，官职之最私亵者，然而为冢宰之属，列大府之下，与凡治藏之官不异者，何也？盖王者无外，以天下为家，尺地莫非其土，一民莫非其子，财物之在海内如在橐中，况于贡赋之入，何彼我之云哉？汉汤沐邑为私奉养，不领于经费，灵帝西园万金聚为私藏，皆衰乱之俗，非先王之法也。惟周公皆入于太府，则司书之要贰、司会之钩考而废置诛赏之政行焉，如此，则用安得不节，财安得不聚？若以御府禁钱捐之亲幸之手、省闼之中，外人弗睹，法制所不行，校比所不及，则伤财害民非细事也。”
臣按：成周之制，内府在内，所供者乃邦之用；外府在外，所供者乃王及后世子衣服之用。内外交相稽考，用之于外者取之于内，用之于内者取之于外，此宫中、府中共为一体，而内外之情通而不至于相隔绝，外有所费内无不知，内有所费外无不知，或者深宫之中燕好之私欲有所妄费，恐外人知而或至于中止也，亦有之矣。此古人之深意，后世所以不及欤？
司会（会，大计也）掌邦之六典（即大宰所掌治典以下六者）、八法（即官属以下八者）、八则（即祭祀以下八者）之贰（副也），以逆邦国、都鄙、官府之治，以九贡之法致邦国之财用，以九赋之法令田野之财用，以九功之法令民职之财用，以九式之法均节邦之财用。掌国之官府、郊野、县都之百物财用凡在书（纪载为书）契（合验为契）版（具人民之数）图（画土地之形）者之贰（副也），以逆群吏之治而听其会计，以参互考日成，以月要考月成，以岁会考岁成，以周知四国之治，以诏王及冢宰废置。
刘彝曰：“司会，职财计者也，而必先掌六典、八法、八则之贰以逆邦国、都鄙、官府之治者，圣人以为职会计，以进身者不顾国政之是非、不度民情之弊疚，惟利是积则或伤于仁，惟节是求则或害于义，故礼乐衰微，黎民困弱，则非所以存国之体也。于是择中大夫之贤，取其道德猷为亚于冢宰而才于列卿者以司计会，是故必知六典、八法、八则之本，然后施九贡、九赋、九功、九式之法，知其治之本而不失之，则财用可致而不害乎王之所以皇建其极于天下者矣。故冢宰施其法于上者也，司会察其法于下者也，则有伤于国、有蠹于民，盖得以卷舒裁成王道焉。然后参互以考日成，以月要考月成，以岁会考岁成，防吏之奸欺非以戕吾民也。不明乎是者，则务刻削于民，国利虽赢而下增弊疚，蠹于王体，非所以建大中也。以周知四国之治者，谓八州诸侯之国，礼乐刑政能致中和于其民者必周知之，则岁会虽不足而其法有可旌者焉，岁会虽赢而其治有可废者焉，故以诏王及冢宰废置者，以治为本也，其财用之奸弊则其下吏当之。呜呼，盛哉其制治之方也，财足以周天下之用而治不失其本焉。”
臣按：成周设司会之官以职财计，而必先之掌六典、八法、八则者何？盖六典、八法、八则皆大宰佐王之职，六典治邦国者也，八法治官府者也，八则治都鄙者也，必先知六典、八法、八则之本，然后可以施九贡、九赋、九功、九式之法，苟不知其本而徒施其法，则取之不应其式，供之不以其正，用之不合其礼，何所折衷哉？是故大宰总其法于上，司会察其法于下，有所施用于邦国、有所施用于官府、有所施用于都鄙皆必合于六典、八法、八则之典礼，然后致之令之均节之，使财足以周天下之用而用之各得其宜焉。
司书（会计簿书）掌邦之六典、八法、八则、九职、九正（即九职、九赋）、九事（即九式）、邦中之版、土地之图，以周知入出百物（或入而藏，或出而用）以叙其财、受其币，使入于职币。
林之奇曰：“司书目九贡、九赋为九正，而《书》称文王以庶邦惟正之供，盖古之王者必正经赋以足经用，而未见其有无名横敛焉。”
臣按：司会掌钩考、司书掌书记，二者之职交相参互，以此所掌稽彼所录，多寡虚实昭然矣。所以然者，盖以国家之大、用度之伙，其出入之数必为籍以纪之、设官以稽之，所以防有司之奸欺也。
职内掌邦之赋（赋是九赋、九贡等总名）入，辨（别也）其财用之物而执其总（总要簿书）以贰（副也）官府、都鄙之财入之数，以逆邦国之赋用。
职岁掌邦之赋出，以贰官府、都鄙之财出赐之数，以待会计而考之（或出以给用，或用以赐予）。
职币掌式法以敛官府、都鄙，与凡用邦财者之币，振掌事者之余财，皆辨其物（知其色类善恶）而奠（定也）其录（籍也）以书揭之，以诏上之小用赐予（上有小可用度及赐予），岁终则会其出。
黄庶曰：“周公设官，理财者居其半。财用之数，验之以书契、督之以要成、证之以贰令、考之以参互、制之以式法，辨之有类、执之有总，小数之则乘，大数之则会，职岁所叙、职币所振，虽余财而加肃焉。”
臣按：职内以掌邦之赋入，职岁以掌邦之赋出，而职币又以振掌事者之余财也。夫财之入而藏也既有官以主其数，及其出而用也亦有官以主其数，至于既用之余又有官以振举之。谓之振者兴起之谓也，盖掌事者所用有余财，既不复用则干没矣，故振兴之以为他用，则财无沈滞者焉。吁，先王之世吝惜民财以为国计，无或弃之物，此所以无不足之用也。
廪人（主藏米之官）掌九谷之数（九谷，黍、稷、稻、粱、秫、苽、麻、麦、豆也）以待国之匪（分也）颁（赐也）、赒赐（赒给赐予）、稍食（禄廪），以岁之上下（上谓丰年，下谓歉岁）数邦用以知足否（足与不足），以诏谷用，以治年之凶丰。凡万民之食（以民数计度所食之数）食者，人四釜上也（六斗四升曰鳷，每人一日食谷四鳷，则年之上也），人三釜中也（年之中），人二釜下也（年之下），若食不能人二釜则令邦移民就谷（移民之不足以就谷之有余），诏王杀（减省）邦用（凶年邦用宜从减省）。凡邦有会同、师役之事则治其粮与其食（行道曰粮，止居曰食）。
臣按：成周设廪人之职，以岁之丰歉计国之用度，知其足与不足之数以告之于上，年适丰虽粒米狼戾不使侈于有余，年适凶虽饥馑荐臻不使苦于不足，所以然者，以有治之之法豫为之防也。然其所以专为之计、豫为之治者，必以民食为本。盖君以养民为职，人君所以储财、积谷，凡以为民而已，所谓匪颁、赒赐、稍食，岂直为己哉？故必于一岁之中、逐郡之内，因其年岁之上下计其民数之多寡，每口月食其谷几何、每年口食其数几何，若其数不足夫下年之食，则令移民之不足以就粟之有余，具其数、原其故以诏告于王，曰凶年邦用不足，凡事皆宜从减省。然臣于是知三代盛王设官分职、积财备用，无非以为民也，后世之所储峙者专以为宫禁之用、官府之用、兵卫之用、边鄙之用，而所以为民者，特于此数用之外而别有所谓常平、义社之仓，仅千百之一二耳。吁，先王之所重后世之所轻，先王之所后后世之所先，民何幸而生三代之时哉。
仓人掌粟入之藏，辨九谷之物以待邦用，若谷不足则止余法用（止，杀也。止余法用者，谓法式所当用者有不足则杀之，待有余财而后用之），有余则藏之以待凶而颁之。
郑玄曰：“九谷尽藏焉，以粟为主。”吴澂曰：“廪主藏，仓主散也。”
臣按：成周之时设为仓廪之官，廪人掌九谷之数，仓人辨九谷之物。所谓谷者凡有九焉，入则掌其数，出则辨其物，数之入也不一，物之出也不同，后世所谓谷者不过三四品而已，江南止于一稻，江以北有粟、有麦、有豆三者，然豆、麦止于京储，外郡亦少焉。夫古之所储非止一谷，盖古人因其土宜杂种百谷以备旱潦，谷有多种，随其所成熟而取舍多寡焉，非若后世各以一谷为赋，他谷虽狼戾不取也，是以取之于民者专，而聚之于官者恒不足。臣愚以为，今日之取于民者，除江南岁运实京仓者外，凡北方之赋无问粟、麦、黍、豆之类，随年所有皆用为粮，一以时价为准，原额输粟者估以时直，如粟直六百文、豆直三百则以二石准一石焉，他皆放此，每年支散先其易腐者，亦准粟价而给之以或多或寡，诸谷之中惟粟为耐久，地窖藏之可逾十年（隋人于洛口穿窖三千三百，窖容八千，此古人窖粟之验），宜别设仓储之，必待杂谷尽绝然后发之。若其廪人之职，择武臣中之家计优足者授之，盖久其任，武臣不计资考故也。万一臣言有可采者，乞下有司参酌行之，是亦便民足国之一得也。臣尝因是而通考《周礼》一书，诚周公致太平之典也，其间理财之法居多，而其制用之柄则付之大臣，有太宰以制其出，有司徒以制其入，而其官属之置于太宰者尤为详焉，有职内以会其入，有职岁以会其出，有职币以会其余，而其大要则总之以司会则掌之以司书，其所以参校钩稽之者，日有日要、月有月成、岁有岁会。若夫司徒之属，则又有所谓泉府、廪人、舍人、仓人者焉，或以分其财守，或以取其财用，岂古昔圣君贤辅固屑屑然为是不惮烦哉？盖以财之有无，国之贫富、民之休戚、兵之强弱、世之治乱系焉，是固人君治世之大用而大臣经国之要务也，原其所以经治之大要有三焉，生财有道、取财有义、用财有礼而已，先儒谓自其系之九两（一曰牧，二曰长，三曰师，四曰儒，五曰宗，六曰主，七曰吏，八曰友，九曰薮）以定其业，任之九职（一曰三农，二曰园圃，三曰虞衡，四曰薮牧，五曰百工，六曰商贾，七曰嫔妇，八曰臣妾，九曰闲民转移执事）以厚其生，虽无常职者犹使之转移执事以食其力，凡此皆生其财者也。财足矣然后制九赋之法以取之，轻重多寡、内外远近皆酌以为中制而无一毫之过焉，而又制为九式之法以用之，自祭祀、宾客以至好用又从而均节之焉。夫有道以生财，有义以取财，有礼以用财，然后有以服天下，则诸侯莫敢不来享而邦国之用可得而制矣，故九贡又次之。由是观之，则知《周礼》经制之法非义不取而所取者皆合乎天理之正，非礼不用而所用者不为乎一己之私，以义为利、以礼制欲，万世安民生、裕国用之常经大道诚不出乎是书。若王莽假之以祸天下，王安石窃之以促国脉，皆《周礼》之罪人也。孔子曰“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”，王通亦曰“如有用我，执此以往”，后世君子有志于为国为民者宜究心焉。
《诗》曰（《小雅甫田》之篇）：倬（明貌）彼甫（大也）田，岁取十千（万亩之入也）。我取其陈（旧粟也），食我农人，自古有年（丰年也）。
朱熹曰：“诗言于此大田岁取万亩之入以为禄食，及其积之久而有余，则又存其新而散其旧以食农人，补不足助不给也。盖以自古有年，是以陈陈相因，所积如此，然其用之之节又合宜而有序如此，所以粟虽甚多而无红腐不可食之患也。”
谢枋得曰：“民生于三代之前其命制乎君，民生于三代之后其命制乎天，吾求其所以制命之道矣。取民常少与民常多，敛散得宜，丰凶有备，新者方收入廪，陈者即取以食农人，补不足、助不给皆取其陈者也，从古以来岂无水旱霜蝗，吾民常如有年者，上之人敛散得其道也。”
臣按：《甫田》之诗虽是述公卿有田禄者力于农事以奉祭祀之意，章首五句实有以见夫成周盛时取民之义而用民之仁，用之既合其宜，散之又有其序，上有以致天之常稔，下不至弃物于无用。谢枋得所谓“三代以上制民之命在君，三代以下制民之命在天”尤为切至，人君受天命以为生民主，乌可付民命于天而不思所以制之于己哉？制之以己者奈何？盖民以食为命，资货以生，足其食用，则是延其生命也。
白圭曰：“吾欲二十而取一，何如？”孟子曰：“子之道，貉道也（貉，北方夷狄之国名）。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、小貉也，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桀、小桀也。”
朱熹曰：“什一而税，尧舜之道也。多则桀、寡则貉，今欲重轻之，则是小貉、小桀而已。”
胡宏曰：“《易》曰节以制度，必先言中正以通。盖尧舜之道中正而已，重之轻之皆非中也，可行于夷狄不可通于天下，可行于一时不可通行于万世。”
臣按：上之取于下固不可太过，亦不可不及，观孟子此言，则知人君过取于民固非中正之道，而寡取之亦不得为中正也。虽然与其过也宁不及，苟国家无事、仓廪充刃，或时下诏减除，若汉文帝之三十税一、尽除田租，君子亦不以为非也。
孟子曰：“有布缕之征、粟米之征、力役之征，君子用其一缓其二，用其二（一时并用二端也）而民有殍，用其三（一时并用三端也）而父子离。”
尹焞曰：“民为邦本，取之无度则其国危矣。”
朱熹曰：“征赋之法岁有常数，然布缕取之于夏、粟米取之于秋、力役取之于冬，当各以其时，若并取之则民力有所不堪矣，今两税三限之法亦此意也。”
臣按：自古征取于民者其目有二、其限有三，唐有两税、宋有三限亦此意，但其名虽同于古而其实则异尔。我朝夏税以五月望开仓而七月终齐足，秋粮以十月朔开仓而十二月终齐足，盖得古人期限之意，惟所谓力役之征则无定制亦无定限焉。夫汉承秦制，有丁口之赋，唐有家调，民不役者计日出绢，宋有身丁绢及丁盐等钱，我朝皆无之，惟所谓户口食盐钞，盖计日出钱而偿之以盐，非空取也。但有司失于奉行，近日征钞如旧而民得盐食者盖鲜矣，陆贽所谓此时弊非法弊也，振举之则民受实惠矣。
以上经制之义（上）
卷二四
▲经制之义（下）
汉贾山作《至言》曰：“昔者周盖千八百国，以九州之民养千八百国之君，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，什一而藉，君有余财、民有余力而颂声作。秦始皇以千八百国之民自养，力罢（读曰疲）不能胜其役，财尽不能胜其求，一君之身耳，所以自养者，驰骋弋猎之虞，天下弗能供也。”
臣按：天以天下之民之力、之财奉一人以为君，非私之也，将赖之以治之、教之、养之也。为人君者受天下之奉，乃殚其力、竭其财以自养其一身而不恤民焉，岂天立君之意哉？秦始皇以千八百国之民自养而为驰骋田猎之娱，至于力罢财尽而不能供，违天甚矣，虽欲不亡，得乎？
贾谊言于文帝曰：“《管子》曰‘仓廪实而知礼节’，民不足而可治者，自古及今未之尝闻。古之人曰‘一夫不耕或受之饥，一女不织或受之寒’，生之有时而用之无度，则物力必屈（尽也），古之治天下至纤（细也）至悉，故其蓄积足恃。今悖本而趋末，食者甚众，生之者甚少，而縻（音靡，散也）之者甚多，天下财产何得不蹶（倾竭也）？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，公私之积犹可哀痛（言无储积），失时不雨，民且狼顾，岁恶不入，请卖爵子（卖爵级及子），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，国胡以相恤，卒然边境有急，数十百万之众，国胡以馈之？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，苟粟多而财有余，何为而不成？以攻则取，以守则固，以战则胜，怀敌附远，何招而不至。今驱民而归之农，皆著（与着同）于本，使天下各食其力，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，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。”
臣按：贾谊告文帝，大要言为国以足民为本，而欲民之足必先足国，国之所以足者蓄积足恃也，国家粟多而财有余，则蓄积足以恃矣。是以水旱不足虞，军旅不足忧，守固而战胜，怀敌而附远，所为无不成矣。所以然者，莫急于驱末技游食之民而归之南亩以务农，使天下无不耕之夫、不织之女耳。夫然则人乐其所而知礼节矣。文帝感其言，躬耕以劝百姓，节俭以为天下先，卒致海内富庶，黎民醇厚，几致刑措，三代以下称恭俭宽仁之君必归焉，有以也夫。
汉制，大司农，卿一人，掌诸钱谷金帛、诸货币。郡国四时上月旦，见钱谷簿其逋（欠也）未毕，各具别之，边郡诸官请调度者皆为报给，损多益寡，取相给足。丞一人，主帑藏。少府，卿一人，掌中服御诸物衣服宝货珍膳之属，凡山泽陂池之税名曰禁钱皆属焉。后汉始以属司农。水衡都尉，主上林苑，后汉省之，并其职于少府。
臣按：毋将隆言于哀帝曰：“国家武备、缮治、造作皆度大司农钱，大司农钱自乘舆不以给共（音贡）养，共养、劳赐壹出少府。”盖不以本藏给末用，不以民力供浮费，别公私、示正路也。应劭注《汉书》谓县官公作当仰司农，今出水衡钱以为异政。由是观之，在大司农者国家之公用也，在少府、水衡者人主之私蓄也。公用所储乃田赋之常数，非军国之需则不用；私蓄所具乃山泽之余利，虽燕好之私亦可用焉。其制虽异于周，然出入之际有所分别，不至混用而泛费，有国家者诚循汉此制以财用之司分为内外二府，外府贮常赋所入，如秋粮、夏税及折粮、银钞、绢帛之属以待军国之用，岁终计其用度之余别为贮处，以备水旱兵火不测之需；内府则贮凡天下坑冶、赃罚、门摊之属以待宫室、衣车、赐予、燕好之费，岁终则计其有余者别储，以备他年之不足，及外府或有不给则以济之。夫外府有不足则可取之于内，内府则常为撙节，使不至于不足，虽有不足亦不可取之于外，何则？军国之需决不可无，奉养之具可以有可以无故也。九重之上诚念财赋虽聚而易散，有所私奉必权其轻重缓急而用舍之，每留赢余以备匮乏，断不可以军国之储以为私奉之用。昔人有言恭俭贤主常捐内帑以济军国之用，故民裕而其国昌；淫侈僻王至靡外府以供耳目之娱，故财匮而其民怨，伏惟圣明裁择。
汉高祖时，张苍为计相。
唐制，度支郎中掌天下租赋物产丰约之宜、道涂之利，岁计所出而支调之。德宗时，以吏部尚书刘晏判度支。
宋沿五代之制，置三司使以总国计，号曰“计省”，位亚执政，目为计相，恩数与参、枢同。
臣按：《大学》以用人理财为平天下之要道，前代称辅弼之臣曰宰相、会计之臣曰计相，同以相称，一以用人，一以理财，皆所以相佐其君以奔驰天下者也。自汉初有计相，唐户部属有度支，其后以大臣判之，宋有三司使，皆是计相之职。本朝罢宰相而以户部掌天下户口、田土、钱粮，然散属诸司，兼厘众务，事多端而职不专，臣请如古计相制，于户部卿、佐之外添设尚书一员专总国计，凡内外仓库之储、远近漕挽之宜咸在所司，稽岁计之出入，审物产之丰约，权货币之轻重，敛散支，调通融，干转一切，付之久其任而责成功，凡国家有所用度悉倚办之，仍行天下有司月终申物价之贵贱、岁杪报年谷之登耗，俾其豫知会本部卿、佐，定议以闻而为之备。
隋文帝开皇十二年，有司上言库仓皆满，帝乃诏曰：“既富而教，方知廉耻，宁积于人，无藏府库。”乃蠲河北、河东今年田租三分减一、兵减半，功调全免。炀帝即位，户口益多，府库盈溢，其后征伐、巡游不息，百姓怨叛，以至于亡。
臣按：马端临谓古今称国计之富者莫如隋，然考之史传未见其有以为富国之术也。隋承周后，凡周人酒榷、盐铁、市征之类一切罢之，所仰止赋税而已，然自开皇三年以来屡减田租、给复百姓，其于赋税甚阔略也，然帝即位之初即建新都、平江左，营缮征伐未尝废也。史称帝于赏赐有功并无所爱，赏平陈功费帛三百万，又未尝啬于用财也，史求其所以致殷富而不可得，则以为帝躬履俭约，六宫服浣濯之衣，乘舆供御有故敝者随令补用，非燕飨不过一肉，有司常以布袋贮干姜，姜袋进香以为费用大加谴责。夫然后知大《易》所谓“节以制度，不伤财，不害民”，孟子所谓“贤君必恭俭礼下，取于民有制”者，信利国之良规而非迂阔之谈也。彼谈孔孟而行管商者乃曰苟善理财虽以天下自奉不为过，而其党遂倡为丰亨豫大，惟王不会之说，饰六艺、文奸言以误人国家。呜呼，文帝以俭约致富庶，炀帝以奢侈致乱亡，其明效大验，彰彰若是，王安石乃敢肆为异说以欺世主、误天下，其万世之罪人欤，有天下国家者尚其鉴兹。
唐制，户部掌天下土地人民钱谷之政、贡赋之差，其属有四，一曰户，掌户口、土田、赋役、贡献蠲免优复之事，以租庸调敛其物，以九等定天下之户；二曰度支，掌天下租赋、物产丰约之宜，水陆道涂之利，岁计所出而支调之；三曰金，掌天下库藏出纳、权衡度量之数；四曰仓，掌天下军储出纳，租税、禄粮仓廪之事，以义仓、常平仓备凶年，平谷价。
欧阳修曰：“古之善治其国而爱养斯民者，必立经常简易之法，使上爱物以养其下，下勉力以事其上，上足而下不困。暴君庸主纵其佚欲，而苟且之吏从之变制合时以取宠于其上，故用于上者无节而取于下者无限，民竭其力而不能供，由是上愈不足而下愈困，则财利之说兴而聚敛之臣用。唐之始时授人以口，分世业田而取之以租庸调之法，其用之也有节，蓄兵以府卫之制，故兵虽多而无所损，设官有常员之数，故官不滥而易禄，及其弊也，兵冗官滥为之大蠹。”
臣按：自古国家其初立法未尝不善，而其末流之弊皆生于子孙轻变祖宗之成法，欧阳修谓“古之善治其国而爱养斯民者，必立为经常简易之法”，所谓“经常简易”四言者，深有得于古先哲王立法之至意也。盖经常则有所持循而无变易之烦，简易则易以施为而无纷扰之乱，以此立法则民熟于耳目而吏不能以为奸，不幸行之久而弊生其间，不能无有窒碍难行之处，则随时为之委曲，就其阙而补之，举其滞而振之，要不失祖宗立法之初意。所谓经常简易者焉，决不可轻有改革也，有唐一代可鉴也。已制兵以府卫，设官有常员，其后乃以兵冗官滥而为国大蠹，何也？子孙不能守祖宗经常简易之法故也。虽然，兵冗官滥二者岂但为有唐之蠹哉？凡国家之所以贫乏，府库空虚而多取厚敛于民，以驯致于财尽民离而宗社沦亡者，皆生于此二蠹也。为人子孙而为其祖宗守宗社者，于常额之外添注一官、于列屯之外多签一军，则思曰吾祖宗以来所未有也，吾今增之得无不可乎？非有关于治道民生决然不可无者，不敢轻加也，毋谓天下之大、四海之富而一二人之费于我何加损焉。呜呼，千万人之积其原起于一人，自古国家之祸患，何尝不起于细微哉？
李翱作《平赋书》，谓：“人皆知重敛之为可以得财，而不知轻敛之得财愈多也，何也？重敛则人贫，人贫则流者不归而天下之人不来。由是土地虽大，有荒而不耕者，虽耕之而地力有所遗，人日益困，财日益匮，虽欲诛暴逆而威四夷，徒有其心，岂可得耶？故轻敛则人乐其生，人乐其生则居者不流而流者日来，则土地无荒，桑柘日繁，尽力耕之，地有余利，人日益富，兵日益强，人归之如父母，虽欲驱而去之，其可得邪？是故善为政者百姓各自保而亲，其君上虽欲危亡，弗可得也。”
臣按：李翱作《平赋书》，盖悯当时之赋不平也，赋之所以不平者，盖以其制民产者无法，敛民财者无艺也。既无制民之产之法，而敛之又不以其道，则民贫矣，民贫则君安能独富哉？其所谓“人皆知重敛之可以得财，而不知轻敛之得财愈多”，其言尤为警切。
唐故事，天下财赋归左藏而太府以时上其数，尚书比部核其出入。第五琦为度支盐铁使，请皆归大盈库供天子给赐，主以中官，自是天下之财为人君私藏，有司不得程其多少。
杨炎言于德宗曰：“财赋，邦国大本，生人之喉命，天下治乱轻重系焉。先朝权制以中人领其职，五尺宦竖操邦之柄，丰俭盈虚虽大臣不得而知，无以计天下利害，臣请出之以归有司。”从之，乃诏岁中裁取以入大盈库，度支具数先闻。
臣按：《周礼》以太宰、司徒掌国家财用，盖以大臣以道佐君，得以相可否、辨是非而为上之人所严惮，故人君有非义之取、非礼之用、不急之为，非徒不敢擅取而私用之，抑且为之中止而潜销者有焉。苟以中人主之，则上之人平日相与亵狎私昵，凡不可语人者皆可与之谋而为之矣，况彼小人，无深识远虑，委曲奉承上人之不暇，且人微言轻，又安敢逆上意哉？德宗为君、杨炎为相无可取者，惟此一事差强人意，范祖禹谓炎知为相之体，德宗知为国之务，后世所当取法者也。
德宗患宫中用度不足，李泌言天子不私求财，请岁供宫中钱百万缗，愿勿受贡献及罢宣索，从之。及元友直运淮南钱帛二十万至，泌悉输之大盈库，然上犹频有宣索，仍敕诸道勿使宰相知，泌闻之惆怅而不敢言。
司马光曰：“王者以天下为家，天下之财皆其有也，乃或更为私藏，此匹夫之鄙志也。然多财者，奢欲之所自来也，李泌欲弭德宗之欲而丰其私财，财丰则欲滋矣，财不称欲，能无求乎？是犹启其门而禁其出也。”
胡宏曰：“四方贡职各有定制，王者为天下主财，奉礼义以养，天下无非王者之财也，不可有公私之异。”
臣按：德宗宣索于诸道而敕其勿使宰相知，李泌知德宗非礼诛求而惆怅不敢言，胥失之矣。然德宗之失是犹知所畏，而泌之失则是为人臣而不忠也，泌盍因其不欲人知一点明处而尽言之，安知德宗之不见听欤？如此，非徒得《大易》“纳约自牖”之意，而于所谓“无咎”、“善补过”者亦有之矣。
宪宗元和二年，李吉甫撰《元和国计簿》上之，总计天下方镇四十八、州府二百九十五、县千四百五十三。除凤翔等十五道不申户口外，每岁赋税倚办惟在浙东西等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万户，比天宝税户四分减三；天下兵仰给县官者八十三万余人，比天宝三分增一，大率二户资一兵，其水旱所伤、非时调发不在此数。
苏辙曰：“唐李吉甫始簿录元和国计为成书，丁谓等因之为景德、皇祐、治平、熙宁四书，网罗一时出纳之计，首尾八十余年，本末相授，有司得以居今而知昔，参酌同异，因时施宜，此前人作书之本意也。”
臣按：自唐李吉甫为《元和国计录》，丁谓因之为《景德会计录》，其后林特作于祥符、田况作于皇祐、蔡襄作于治平、韩绛作于熙宁、苏辙作于元祐。元祐所会计者其别有五，一曰收支、二曰民赋、三曰课入、四曰储运、五曰经费，所以总括天下财赋出入之数而周知其有无多寡，以为丰杀增减者也。使今之知昔而后日之知今，以岁计定国用，实有赖于斯焉。臣愿敕掌财计之臣，通将洪武、永乐以来凡天下秋粮、夏税、户口、盐钞及商税、门摊、茶盐、抽分、坑冶之类租额年课，每岁起运存留及供给边方数目一一开具，仍查历年以来内府亲藩及文武官吏、卫所旗军并内外在官食粮人数，与夫每岁祭祀、修造、供给等费，洪武、永乐、宣德、正统、天顺、成化至于今日，每朝通以一年岁计出入最多者为准，要见彼时文官若干、武官若干、内官若干凡支俸几何，京军若干、外军若干、边军若干凡食粮几何，其年经常之费若干，杂泛之费若干，总计其数凡有几何，运若干于两京，留若干于州郡，备若干于边方，一年之内所出之数比所入之数或有余或不足或适均称，依唐人之国计、宋人之会计，每朝为一卷，通为一书，以备参考。万几余暇时经御览，使国计大纲了然在目，如或一岁之入不足以支一岁之出，则推移有无、截补长短，省不急之用，量入为出，则国计不亏而岁用有余矣。
五代唐庄宗同光四年，以仓储不足，敕河南尹豫借夏秋税，民不聊生。
臣按：横敛厚征，治天下之大蠹也。然横敛厚征之法之行，民虽怨咨愁蹙，然犹归咎上人之用非其人、取非其道，幸其一旦更之，尚可以为生也；惟豫借之令一行，示天下以国储之虚、岁计之竭，天下之人哗然，谓天下不复可为而生，其泮涣离散之心者未必不自此也。譬则富室之居乡落也，平时贫民资其储蓄而赖以举贷，一旦反假借于邻家，其家之寥落可知矣。唐庄宗乱世之君，不得已而为此犹为非策，况国家府库未至于匮绝，而遽为此举可乎？
宋太祖以军旅、饥馑当预为之备，不可临事厚敛于人，始于讲武殿置封椿库，尝欲积缣帛二百万易胡人首。太宗置景福殿库，隶内藏库，拣纳诸州上供物，谓左右曰：“此盖虑司计之臣不能约节，异时用度有阙，复赋率于民耳，朕终不以此自供嗜好也。”
神宗更景福殿库名，自制诗以揭之曰：“五季失国，璟狁孔炽。艺祖肇邦，思有惩艾。爰设内府，基以募士。曾孙志之，敢忘厥志。”
臣按：宋朝三帝积财于内库皆非以为己私也，盖储之于内以防外之泛用，一遇有军旅、饥馑则以资之，使不至于临时厚敛以害民焉。世主尚鉴于兹，毋错认在库之物以为己物，轻取而妄用，则天下生民不胜幸甚。
史臣曰：“有宋自中世以后，内牵于繁文，外挠于强敌，供亿既多，调度不继，势不得已征求于民，谋国者处乎其间，又多伐异而党同，易动而轻变，殊不知大国之制用如钜商之理财，不求近效而贵远利。宋臣于一事之行，初议不审，行之未几即区区然较其失得，寻议废格，后之所议未有以愈于前，其后数人者又复訾之如前，使上之为君者莫之适从，下之为民者无自信守，因革纷纭，是非贸乱而事弊日益以甚矣。世谓儒者议论多于事功，若宋人之言食货，大率然也。”
臣按：天下之事利害尝相半，无全利全害之理，择其利多害少者为之斯可矣。史臣论宋人议论多于事功，切中当时之弊，宋人于一切政务皆然而于食货一事为甚。我祖宗自立国以来，凡取于民者有定制、有成法、有常额，世世遵守，不敢有所纷更加减，逾百年于兹矣，其间虽不能无偏滞不举之处，然惟许其随时补救以振举之，使害去而利存，要之不失祖宗之旧也。伏惟明主鉴宋人之失而恪守祖宗成宪，以为子孙千万年无穷之计。
苏辙曰：“国之财赋非天不生、非地不养、非民不长，取之有法，收之有时，止于是矣而宗室官吏之众可以礼法节也。祖宗之世，世之始事掌秩者俟阙则补，否则循资而已，不妄授也；仁宗末年任子之法，自宰相以下无不减损；英宗之初，三载考绩，增以四岁；神宗之始，宗室袒免之外不复推恩，袒免之内以试出仕。此四事者使今世欲为之将以为逆人心、违旧法，不可言也，而况于行之乎？虽然，祖宗行之不疑，当世亦莫之非，何者？事势既极，不变则败，众人之所共知也。今朝廷履至极之势，独持之而不敢议，臣实疑之，诚自今日而议之，因其势、循其理微为之节文，使见在者无损而来者有限，今虽未见其利，要之十年之后，事有间矣。贾谊言诸侯之变以谓失，今不治必为痼疾，今臣亦云。”
臣按：苏辙虽为宋朝而言，然揆之于今事势实有类之者。盖今日为国家大费者，亲藩宗室、世袭武臣、额外文职是也，今日之势虽不至于宋朝之既极，然用辙之言，因其势、循其理以其渐微为之节，使见在者无损而将来者有限，则贾谊所谓失今不治之痼疾，他日必无也。此国家之大计，辙于章末有云“苟能裁之，天下之幸”，臣于是亦云。
陈傅良曰：“唐代宗时，刘晏掌江淮盐铁之权，岁入六百余万缗，是时租赋之所入不过千二百万，而江南之利实居其半。宪宗时，作《元和国计录》，天下二十三道而十五道不申户口，而岁租赋所倚办者八道皆东南也，曰浙江东西路、曰淮南、曰湖南、曰岳鄂、曰宣歙、曰江南、曰福建，故韩愈有言曰‘当今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’。”
臣按：东南，财赋之渊薮也，自唐宋以来国计咸仰于是，其在今日尤为切要重地，韩愈谓“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”，以今观之，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，而苏、松、常、嘉、湖五郡又居两浙十九也。考洪武中（据《诸司职掌》）天下夏税秋粮以石计者总二千九百四十三万余，而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万二千余、苏州府二百八十万九千余、松江府一百二十万九千余、常州府五十五万二千余，是此一藩三府之地，其民租比天下为重，其粮额比天下为多。今国家都燕，岁漕江南米四百余万石以实京师，而此五郡者几居江西、湖广、南直隶之半，自宣德、正统以来，每择任有心计重臣巡抚其地，以司其岁入，盖以此地朝廷国计所资故也。窃以苏州一府计之以准其余，苏州一府七县，其垦田九万六千五百六顷而居天下八百四十九万六千余顷田数之中，而出二百八十万九千石税粮于天下二千九百四十余万石岁额之内，其科征之重、民力之竭可知也已。谚有之曰：“苏松熟，天下足。”伏愿明主一视同仁，念此五郡财赋所出、国计所赖，凡百科率悉从宽省，又必择任巡抚大臣假以便宜之权，任其从宜经制而不拘以文法，必使上无亏于国计，下不殚于民力，一方得安则四方咸赖之。
以上经制之义。臣按：国家经制之义在乎征敛有其艺、储蓄有其具、费用有其经而已，然古今之制度不同而历代之取予用舍不一，判之则或始末相穿，约之则又彼此参错，故臣既总论理财之道于前，又列贡赋之常于后，于此特总此三者为一而谓之曰“经制之义”，以示天下后世，使知为国者取之民而藏之官、出之官而散之天下，必合乎天道之公、人为之义而后取之、收之、用之，苟为不然，或出于人欲之私，揆之于义而不合，则是利而非义矣。利之为利，居义之下、害之上，进一等则为义，经制得其宜则有无穷之福；退一等则为害，经制失其宜则有无穷之祸，后世之明君硕辅，尚明其所以取舍、敛散乎哉。
以上经制之义（下）
卷二五
▲市籴之令
《易》：日中为市，致天下之民，聚天下之货，交易而退，各得其所，盖取诸《噬嗑》（噬，啮也。嗑，合也。物有间者啮而合之也，卦名）。
臣按：此后世为市之始。先儒谓《易》之十二卦制器尚象，始《离》，次《盖》，次《噬嗑》，所取者食货而已，食货者生民之本也。民之于食货有此者无彼，盖以其所居异其处而所食所用者不能以皆有，故当日中之时致其人于一处、聚其货于一所，所致所聚之处是即所谓市也。人各持其所有于市之中而相交相易焉，以其所有易其所无，各求得其所欲而后退，则人无不足之用，民用既足则国用有余也。
《周礼》：司市（市官之长）掌市之治（治以理之）教（教以化之）、政（政以正之）刑（刑以制之）、量（量多寡）度（度长短）、禁（使勿为）令（使之为）以次叙分地而经市（以所居之次为叙，分地以掌之），以陈肆辨物而平市（陈物于市肆，使各以类相从）。大市（交易众多）日昃而市，朝市朝时而市，夕市夕时而市。凡治市之货贿、六畜、珍异，亡者使有（物之无者常使之有），利者使阜（有利益者使之阜盛），害者使亡（物之害财者贱之使至于亡），靡者使微（侈靡者抑之使微少）。
叶时曰：“先王授民以井田，足食也；制商以市廛，通货也。大宰阜财之职而与农谷并任，司徒通财之事而与稼穑同颁，诚以食足货通而后教化可成也，是以匠人营国则前朝而后市，内宰建国则佐后而立市，市者所以通商贾而阜财也。”
胥师（市中群胥之长）各掌其次之政令而平其货贿（平其价不得擅为高下），宪刑禁焉。
贾师（知物价者）各掌其次之货贿之治，辨其物而均平之，展（视也）其成（物之成者）而奠（定也）其贾（使之有常），然后令市。
臣按：《周官》于市肆一事设官如此之详，所以使民懋迁其有无也，有者得以售，无者得以济，斯民之各遂其所欲，是亦王政之一端也。
泉府（泉布委积之府）掌以市之征布（征布廛人所敛之五布），敛市之不售、货之滞于民用者（市货有积滞不售者则以征布买而收之）以其贾买之（使民不丧其本），物揭而书之（逐物表揭而书其价），以待不时而买者（以待民之乏用）。买者各从其抵（抵音帝，本也），都鄙从其主，国人、郊人从其有司（主与有司即所谓抵也），然后予之，凡赊者祭祀无过旬日、丧纪无过三月，凡民之贷（借用也）者与其有司辨而授之，以国服为之息（国服，谓民于国所服之业，如农圃之类也。民贷物不取其息，俾其出力以服国事以代出息也）。
叶适曰：“泉府之法，敛市之不售货之滞于民用者以其贾买之，其赊者祭祀、丧纪皆有数而以国服为之息。盖当是时民皆齐民，未有特富者也，开阖、敛散、轻重之权一出于上，均之田而使之耕，筑之室而使之居，衣食之具无不毕与，然而祭祀、丧纪犹有所不足，上之人不之与则谁与之？故赊而贷之使以日数偿而以其所服者为息，且其事之不售、货之滞于民用者，民不足于此而上不敛之则为不仁，然则二者之法盖三代固行之矣。今天下之民不齐久矣，开阖、敛散、轻重之权不一出于上，而富人大贾分而有之不知其几千百年也，而遽夺之，可乎？夺之可也，疾其自利而欲为国利，可乎？”马端临曰：“泉府一官最为便民，滞则官买之，民不时而欲买者官则卖之，无力者则赊贷与之。盖先王视民如子，洞察其隐微而多方济其缺乏，仁政莫尚于此，初非专为谋利取息设也。王安石不原其立官之本意，而剿郑注‘国服为息’一语，行青苗以误天下，可乎？”
臣按：泉府之设以泉为名，盖主泉布（泉，古“钱”字）之官也。古者以泉布流通天下之物，无非以便民而已。泉布出于上，货物生于民，民之货物不能以皆有也，欲通其有无必资钱以易物，然后无者各有焉。然其物之聚也有多有少，时之用物也有急有缓，少而急于用则通，多而不急于用则滞，上之人因其滞也则以泉布收之，俾其少而通焉，所以厚民生也。上既收之矣，下之人或有所急而需焉，则随其原价而卖之，所以济民之用也。然买物必以价，彼民之贫者无价以买，官则或赊或贷，与之赊则取偿而不取息，贷则按本以计其息，所以不取息者，应其丧祭之急而必取息者，限其浮浪之费也。然其取息也则又不以钱而以力焉，所谓国服为之息者，偿本之后以服役公家为息，服如国中七十及六十、野自六尺及六十有五征之以供服役之服也。凡若此者，无非以阜民之财、济民之急而上之人无分毫利焉，岂若王莽、王安石之所为哉？
《王制》：用器不中度不粥于市，兵车不中度不粥于市，布帛精粗不中数幅、广狭不中量不粥于市，奸色乱正色不粥于市，五谷不时、果实未熟不粥于市，木不中伐不粥于市，禽兽、鱼鳖不中杀不粥于市。
李觏曰：“理财之道去伪为先，民之诈伪盖其常心，矧兹市井，饰行儥慝何所不至哉？奸伪恶物而可杂乱欺人以取利，则人竞趋之矣。岂惟愚民见欺耶？使人妨日废业以作无用之物，人废业则本不厚矣，物无用则国不实矣，下去本而上失实，祸自此始也。”
臣按：市肆所陈虽商贾之事，然而风俗之奢俭、人情之华实、国用之盈缩皆由于斯焉。
汉武帝元封元年，用桑弘羊言，置均输官于郡国，尽笼天下之货，贵则卖之、贱则买之，使富商大贾亡所牟大利而物价不得腾跃，故抑天下之物，名曰平准。
桑弘羊曰：“往者郡县诸侯各以其物贡输，往来烦难，物多苦恶，不偿其费，故郡置输官以相给运而便远方之贡，故曰均输。开委府于京师以笼货物，贱则买、贵则卖，是以县官不失实，商贾无所牟利，故命曰平准。”
文学曰：“古之赋税于人也，因其所工，不求其拙，农人纳其获，工女效其职。今释其所有责其所无，百姓贱卖货物以便上求，间者郡国或令作布絮，吏恣留难，与之为市，吏之所入，非独济陶之缣、蜀汉之布也，亦人间之所为耳。行奸卖平，农民重苦，女工再税，未见输之均也；县官猥发，阖门擅市，则万人并收，并收则物腾跃，腾跃则商贾牟利，自市则吏容奸，豪而富商积货储物以待其急，轻贾奸吏收贱以取贵，未见准之平也。盖古之均输所以齐劳逸而便贡输，非以为利而贾物。”
臣按：桑弘羊作均输法以为平准，观其与贤良文学之士所辨论者，大略尽之矣。然理之在天下，公与私、义与利而已矣，义则公、利则私，公则为人而有余、私则自为而不足，堂堂朝廷而为商贾贸易之事，且曰欲商贾无所牟利。噫，商贾且不可牟利，乃以万乘之尊而牟商贾之利，可乎？
王莽于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。
马端临曰：“古人立五均以均市价，立泉府以收滞货，而时其买卖皆所以便民也。所谓国服为息者，乃以官物赊贷与民则取其息耳。今莽借五均泉府之说，令民采山泽者、畜牧者、纺织者以至医巫、技艺，各自占所为而计其息十一分之一，以其一为贡，则是直攫取之耳，周公何尝有此法乎？”
臣按：《乐语》河间献王所传，道五均事，言天子取诸侯之土以立五均，则市无贰价，四民常均。此王莽五均之说所自出也。莽借古人良法以罔市利无足道者，姑录之以示世戒。
汉章帝时尚书张林言：“县官宜自交趾、益州上计吏来，市珍宝收采其利，武帝所谓均输也。”诏议之，尚书仆射朱晖曰：“按《王制》，天子不言有无，诸侯不言多少，食禄之家不与百姓争利，今均输之法与商贩无异，非明王所宜行。”帝不从，其后用度益奢。
臣按：均输之法谓郡国租赋并雇运之直官总取之而为之转输于京，此非但商贾之事，盖贫民无产者为人佣雇之事也，不但非明主所宜行，虽乡里之名为士大夫者亦不宜行也。章帝为汉七制主之一而亦为此，岂非武帝诒谋之不善哉？
唐德宗以宦者为宫市，使置白望数百人抑买人物，以红紫染故衣败缯，尺寸裂而给之，仍索进奉门户及脚价钱。名为宫市，其实夺之。谏官、御史数谏，不听。徐州节度使张建封入朝，具奏之，上颇嘉纳，以问判度支苏弁，弁希宦者意，对曰：“京师游手万家无生业，仰宫市取给。”上信之，故凡言宫市者皆不听。
胡寅曰：“百姓豪夺，县令得而治之；县令强取，郡守得而治之；郡守倚法以削，按察使得而治之；宰相用人敛，天子得而逐之。天子而兼是数者，不恤咨怨、不畏非议、不纳谏说则无如何矣。匹夫交易，价不相直取而有之，旁观不平，廉者愧耻，富有四海而行同匹夫，书之青史千古不泯，岂非永监哉？”
臣按：万乘之主而有四海之富，乃白夺贫人之物以为食用，无以异于盗贼之白日行劫。然方其未知也而为左右之人所蒙蔽，其责犹有可诿者，幸而农夫以驴负柴者殴宦者得以上闻，谏官、御史又数言之，而方镇来朝者又以言，是可以罢之矣。夫以众人所言者皆不信而区区信一人之言，谓京师游手万家仰宫市以取给。嗟夫，人君听言当揆之于理，吾取物于市而游手何预焉，而赖此以给乎？盍遣亲信不欺者往侦其实，则情伪见矣。
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，诏宫中买物，有原不出产处毋得抑配扰民。
宋初，京师有杂买务、杂买场以主禁中贸易，仁宗谓辅臣曰：“国朝惩唐宫市之弊，置务以京朝官内侍参主之，以防侵扰，而近岁非所急务一切收市，扰人甚矣，及申旧令，使皆给实直。”其间内东门市民间物或累岁不偿钱，有司请自今宜以见钱售之。
臣按：宫中有所用度或有所阙，不能不求之于市肆，要之不必设场务、专官使、过有所用，遣廉谨之人赍见钱随时价两平交易而不折以他物，不限以异时、不易以坏币，则官府有实用而小民无怨声矣。
真宗大中祥符三年，河北转运使李士衡请令官司预给帛钱，俾及时输送，则民获利而官亦足用。从之，仍令优与其直。
臣按：宋朝预买绢谓之和买绢，夫买而谓之和，必两无亏损、上下同欲而无抑配之谓也。宋朝所谓和买，犹是民以乏钱而须卖，官以先期而便民，其后之弊且至与夏税并输，而民家营运生生之具悉从折计，而为民无穷之害。今所谓和买者，非止于绢，凡宫闱、官府有所匮乏，一切取之于州郡，州郡取之于民，然后计其直，俾其诣官库给价偿之。名曰和买，其实非民间所有，而欲以出卖者亦是州郡于民常赋之外敛钱收买，以应官司之求，及其领价之际，文移上下，展转伺候，动经旬月，所得不偿所费。呜呼，官府所为如此，九重之上何由而知其详哉？
神宗熙宁二年，制置三司条例司始制均输之法以通天下之货，制为轻重敛散之法，使富商大贾不得乘公私之急以擅其权，假发运使以钱货资其用度，俾周知财赋有无，而移用之得以徙贵就贱、用近易远，预知所当供办者从便变易，蓄买以待上令，以发运使薛向领其事。时议多以为非，后迄不能成。
苏轼曰：“均输立法之初其说尚浅，徒言徙贵就贱、用近易远然，而广置官属，多出缗钱，豪商大贾皆疑而不敢动，以为虽不明言贩卖，然既许之变易，变易既行而不与商贾争利，未之闻也。夫商贾之事曲折难行，其买也先期而予钱，其卖也后期而取直，多方相济，委曲相通，倍称之息由此而得。今官买是物，必先设官置吏，簿书廪禄为费已厚，非良不售，非贿不行，是以官买之价比民必贵，及其卖也弊复如前，商贾之利何缘而得？朝廷不知虑此，乃捐五百万缗以予之，此钱一出恐不可复，纵使其间薄有所获而征商之额所损必多矣。”
臣按：此桑弘羊之故智，然弘羊自立法而自行之犹有其弊，况后世之人不及弘羊而又付之庸庸之辈，使之奉行乎？大抵民自为市则物之良恶、钱之多少易以通融准折取舍，官与民为市，物必以其良，价必有定数，又有私心诡计百出其间，而欲行之有利而无弊，难矣。政不若不为之为愈也。
熙宁五年，诏曰：“天下商旅物货至京，多为兼并之家所困，宜出内藏库钱帛，选官于京师置市易务。”
臣按：先是，草泽魏继宗上言：“京师百货所居，市无常价，贵贱相倾，富能夺、贫能与，乃可以为天下。”于是下此诏。呜呼，天生众民，有贫有富，为天下王者惟省力役、薄税敛、平物价，使富者安其富，贫者不至于贫，各安其分，止其所得矣。乃欲夺富与贫以为天下，乌有是理哉？夺富之所有以与贫人且犹不可，况夺之而归之于公上哉？吁，以人君而争商贾之利，可丑之甚也。
徽宗建中靖国元年，尚书省言：“预买钱多人户愿请，比岁例增，给诏诸路提举司，假本司剩利钱同漕司来岁市绢，计纲赴京。”
陈瓘曰：“预买之息重于常平数倍，人皆以为苦，何谓愿请？今复增创，虽名济乏，实聚敛之术。”
臣按：上之取下有常赋、有定制，凡于常赋定制之外有所建请，必是欲行己私趋时好，以希爵禄、干恩典者。其所以建请者，必曰不益赋而国用饶，又曰民所愿请而非强迫之者，又曰其行之上下俱便益而永远无弊。人君听其言非不美，及其施行之际不徒不能如其言，而损国课、戕民生、促国脉以贻后世羞者多矣，人主于此不可不察。
孝宗隆兴二年，臣僚言：“熙宁初创立市（交易也）舶（海舟）以通货物，旧法抽解有定数而取之不苛，纳税宽其期而使之待价，怀远之意实寓焉。”
臣按：互市之法自汉通南越始，历代皆行之，然置司而以市兼舶为名则始于宋焉，盖前此互市兼通西北，至此始专于航海也。元因宋制，每岁招集舶商于蕃邦，博易珠翠、香货等物，及次年回帆验货抽解，然后听其货卖。其抽分之数，细色于二十五分中取一、粗色于三十分中取一，漏税者断没，仍禁金银铜铁、男女不许溢出。本朝市舶司之名虽沿其旧，而无抽分之法，惟于浙、闽，广三处置司以待海外诸蕃之进贡者，盖用以怀柔远人，实无所利其入也。臣惟国家富有万国，故无待于海岛之利，然中国之物自足其用，固无待于外夷，而外夷所用则不可无中国物也，私通溢出之患断不能绝，虽律有明禁，但利之所在，民不畏死，民犯法而罪之，罪之而又有犯者，乃因之以罪其应禁之官吏，如此，则吾非徒无其利，而又有其害焉。臣考《大明律》于“户律”有舶商匿货之条，则是本朝固许人泛海为商，不知何时始禁，窃以为当如前代互市之法，庶几置司之名与事相称。或者若谓恐其招惹边患，臣请以前代史册考之，海上诸蕃自古未有为吾边寇者，且暹罗、爪哇诸番隔越涨海，地势不接，非西北戎狄比也，惟日本一国号为倭奴，人工巧而国贫窘，屡为沿海之寇，当遵祖训不与之通。傥以臣言为可采，乞下有司详议以闻，然后制下滨海去处，有欲经贩者俾其先期赴舶司告知，行下所司审勘，果无违碍，许其自陈自造舶舟若干料数、收贩货物若干种数，经行某处等国，于何年月回还，并不敢私带违禁物件，及回之日，不致透漏，待其回帆，差官封检抽分之余，方许变卖，如此则岁计常赋之外未必不得其助。矧今朝廷每岁恒以蕃夷所贡椒木折支京官常俸，夫然不扰中国之民而得外邦之助，是亦足国用之一端也，其视前代算闲架经总制钱之类滥取于民者，岂不犹贤乎哉？（以上市）
齐管仲相桓公，通轻重之权，曰：“岁有凶穰，故谷有贵贱，令有缓急，故物有轻重。人君不理，则畜贾游于市（谓贾人多蓄积），乘民之不给，百倍其本矣（以十收百）。民有余则轻之，故人君敛之以轻，民不足则重之，故人君散之以重，凡轻重敛散之以时即准平。守准平，使万室之邑必有万钟之藏，藏镪千万（六斛四斗为钟），千室之邑必有千钟之藏，藏镪百万，春以奉耕，夏以奉耘，耒耜器械、钟饷粮食必取赡焉，故大贾畜家不得豪（谓轻侮之）夺吾民矣。”又曰：“国之广狭、壤之肥硗有数，终岁食余有数，彼守国者守谷而已矣，曰某县之壤广若干、某县之壤狭若干，则必积委币（委，蓄也。各于州县里蓄积钱币，即上文万室、千室所藏者），于是县州里受公钱，君下令谓郡县属大夫，里邑皆籍谷入若干。”
臣按：管仲，伯者之相也，其辅桓公以兵车伯天下，而其治国犹知以守谷为急务，而通轻重之权，为敛散之法。岁穰民有余则轻谷，因其轻之之时官为敛籴，则轻者重；岁凶民不足则重谷，因其重之之时官为散粜，则重者轻。上之人制其轻重之权而因时以敛散，使米价常平以便人，是虽伯者之政而王道亦在所取也。
魏文侯相李悝曰：“粜甚贵伤人（人谓士工商），甚贱伤农，人伤则离散，农伤则国贫，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。善为国者使人无伤而农益劝，是故善平籴者必谨观，岁有上中下三熟，大熟则上籴三而舍一，中熟则籴二，下熟籴一，使人适足价平则止。”（又见“固邦本”）
马端临曰：“古今言粜籴敛散之法始于齐管仲、魏李悝，管仲之意兼主于富国，李悝之意专主于济民。管仲言人君不理则畜贾游于市，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，此则桑、孔以来所谓理财之道大率皆宗此说。然山海天地之藏，关市物货之聚，而豪强擅之则取以富国可也，至于农人服田力穑之赢余，上之人为制其轻重、时其敛散，使不以甚贵甚贱为患，乃仁者之用心。若诿曰国家不取必为兼并者所取，遂敛而不复散而资以富国，误矣。”
臣按：天生万物，惟谷于人为最急之物而不可一日无者，有之则生，无之则死，是以自古善为治者莫不重谷。三代以前，世无不耕之民，人无不给之家，后世田不井授，人不皆农，耕者少而食者多，天下之人，食力者什三四而资籴以食者什七八矣。农民无远虑，一有收熟，视米谷如粪土，变谷以为钱，又变钱以为服食日用之需，曾未几时，随即罄尽，不幸而有荒年，则伐桑枣、卖子女，流离失所，草芽木皮无不食者，天下之民莫不皆然，而淮北、山东为甚。臣愿朝廷举李悝平籴之法，于此二处各立一常平司，每司注户部属官三员，量地大小借与官钱为本，每岁亲临所分属县，验其所种之谷，麦熟几分、粟熟几分，与夫大小豆之类皆定分数，申达户部，因种类之丰荒、随时价之多少，收籴在官，其所收者不分是何米谷，逐月验其地之所收、市之所售，粟少则发粟，麦少则发麦，诸谷俱不收然后尽发之（若易朽腐者又在临时斟酌），随处立仓通融，般运分散，量时取直，凡货物可用者皆售之，不必专取银与钱也，其所得货物可资国用者其数送官，其余听从随时变卖以为籴本。臣言傥有可采，乞下有司计议，先行此二处试其可否，由是推之天下州郡可行之处，仍乞敕谕奉行之。臣俾其体李悝立法之心，必使农与人两不伤、丰与歉两俱足，其法虽不尽合于古人，是亦足以为今日养民足食之一助也。
汉宣帝时，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奏言：“故事，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，宜籴三辅、弘农、河东、上党、太原等郡，谷足供京师，可以省关中漕卒过半。又令边郡皆筑仓，以谷贱时增其价而籴，贵时减价而粜，名曰常平仓。”
司马光曰：“常平仓乃三代圣王之遗法，非独李悝、耿寿昌能为之也。谷贱不伤农，谷贵不伤民，民赖其食而官取其利，法之善者无过于此。”
臣按：寿昌于宣帝时上言欲籴三辅及弘农等四郡谷以足京师，可省关中漕卒，至明帝时，刘般已谓常平外有利民之名而内实侵刻百姓，豪右因缘为奸，小民不得其平，置之不便。考寿昌初立法时兼请立法于边郡，臣愚亦窃以为内地行之不能无弊，惟用之边郡为宜，非独可以为丰荒敛散之法，亦因之以足边郡之食、宽内郡之民焉。请于辽东、宣府、大同极边之处各立一常平司，不必专设官，惟于户部属遣官一二员岁往其处莅其事，每岁于收成之候，不问是何种谷，遇其收获之时即发官钱收籴贮之于仓，谷不必一种，惟其贱而收之，官不必定价，随其时而予之，其可久留者储之以实边城，其不可久者随时以给廪食之人。凡诸谷一以粟为则，如粟直八百、豆直四百，则支一石者以二石与之，他皆准此，然后计边仓之所有，豫行应运边储州县，俾其依价收钱以输于边。如此不独可以足边郡，而亦可以宽内郡矣。由是推之，则虽关中盐粮之法亦可以是而渐有更革焉。（又见“经制之义下”仓人条）
唐都关中，土地所入不足以供军国之用，岁不登，天子常幸东都以就食。玄宗时，有彭果者献策，请行和籴于关中，自是京师粮廪溢羡，玄宗不复幸东都。
马端临曰：“三代以前，京畿千里，自甸服百里赋纳总至于五百里米，而五百里之外皆诸侯国，不过任土作贡以输王府，而赋税米粟则未尝征之。当时宗庙、百官、有司与后世不殊，然赋税取之千里之内而自足，不闻其责饷运于畿外之诸侯、籴米粟于畿内之百姓也，然则不能量入为出以制国用，虽竭天下之力以奉之，多为法以取之，祗益见其不足耳。”
德宗时，宰相陆贽以关中谷贱，请和籴，可至百余万斛。一年和籴之数当转运之二年，一斗转运之资当和籴之五斗，减转运以实边，存转运以备时。
贞元四年，诏京兆府于时价外加估和籴，差清强官先给价直，然后收纳，续令所司自般运载至太原。先是，京畿和籴多被抑配，或物估逾于时价，或先敛而后给直，追集停拥，百姓苦之，及闻是诏，皆忻忭乐输。宪宗即位之初，有司以岁丰熟，请畿内和籴，当时府县配户督限有稽，违则迫蹙鞭挞甚于税赋，号为和籴，其实害民。
白居易曰：“凡曰和籴，则官出钱、人出谷，两和商量，然后交易。今则配户督限，蹙迫鞭挞，何名和籴？今若令有司出钱开场自籴，比时价稍有优饶，利之诱人，人必情愿。”
臣按：和籴之法始于唐，今若效其法，遇米谷狼戾之秋，遣官赍钱，于丰熟之处开场设法自籴，比时价稍有优饶，如白居易之言，是亦足国之一助也。但恐任之不得其人，一切委之吏胥，配户督限，蹙迫鞭挞，则利未必得于国而害已先及于民，又不若不籴之为愈也。
宋太宗淳化三年，京畿大穰，物价甚贱，分遣使臣于京城四门置场，增价以籴，俟岁饥即减价粜与贫民。真宗景德元年，内出银三十万付河北经度贸易军粮，自兵罢后，凡边州积谷可给三岁，即止市籴，其后连岁登稔，乃令河北、河东、陕西增籴。
马端临曰：“古之国用，食租衣税而已，毋俟于籴也。平籴法始于魏李悝，然丰则取之于民、歉则捐以济民，凡以为民而已，军国之用未尝仰此，历代因之。自唐始以和籴充他用，至于宋而籴遂为军饷边储一大事，熙丰而后始有结籴（熙宁八年，刘佐体量川茶因便结籴）、寄籴（元丰二年，王子渊因纲舟利害设寄籴以权轻重）俵籴（熙宁八年，设傅散于民）、均籴（政和元年，童贯奏行以人户家业田土均敷）、博籴（熙宁七年，以岁用余粮听民博买，秋成博籴）、兑籴（熙宁九年，诏淮南常平司及时兑籴）、括籴（元符元年，章楶括索蓄家，量存其一）等名，何其多也。推原其故，盖自真宗、仁宗以来，西北用兵，粮储阙乏，遂以茶盐货物召商人入中，而奸商黠贾遂至低价估货、高价入粟，国家急仰军储，致有此弊。后来惩其弊，所以只取之民而不复堕商人之计，然至于计其家产而均敷之，量其蓄积而括索之，甚至或不偿其直，或强敷其数，其为民病又有不可胜言者。盖始也官为商所亏，终也民又为官所亏，其失一也。”
臣按：马氏此言唐以前所谓籴者聚米以赈民，宋以后所谓籴者聚米以养兵。所以为民者，今日宜行之内郡，臣向谓置常平司于辽以东、淮以北是也；所以为兵者，今日宜行之边郡，臣向谓置常平司于辽东、大同等处是也。伏惟尧舜在上，不弃刍荛之言，下有司究竟其可否以闻，其于国家储蓄之计未必无助云。
神宗用王安石立制置三司条例司，言诸路常平、广惠仓敛散未得其宜，以见在斛斗，遇贵量减市价粜，遇贱量增市价籴，以见钱，依陕西青苗钱例取，民情愿预给令随税纳斛斗，内有愿请本色，或纳时价价贵愿纳钱者，皆许从便。其青苗法以钱贷民，春散秋敛，取二分息。
苏辙曰：“以钱贷民使出息二分，出纳之际，吏缘为奸，法不能禁，钱入民手，虽良民不免非理费用，及其纳钱，虽富民不免违限。如此，则鞭笞必用，州县多事矣。”
臣按：青苗之法，谓苗青在田则贷民以钱，使之出息也，贷与一百文使出息二十文，夏料于正月俵散，秋料于五月俵散，盖假《周礼》泉府“国服为息”之说，虽曰不使富民取民倍息，其实欲专其利也。昔人谓其所以为民害者三，曰征钱也、取息也、抑配也。条例司初请之时曰随租纳斗斛，如以价贵愿纳钱者听，则是未尝征钱；曰凡以为民，公家无利其入，则是未尝取息；曰愿给者听，则是未尝抑配。及其施行之际，实则不然者，建请之初姑为此美言以惑上听而厌众论耳。夫奄有四海之大、亿兆之众，所以富国之术义无不可，而取举贷出息之利，则是万乘而为匹夫之事也，假令不征钱、不抑配，有利而无害，尚且不可，况无利而有害哉？神宗用王安石而行此法，其流祸至于民离散而国破败，后世英君硕辅宜鉴宋人覆辙，尚其以义为利而毋专利以贻害哉。
以上市籴之令。臣按：昔人谓市者商贾之事，古之帝王其物货取之任土作贡而有余，未有国家而市物者也；籴者民庶之事，古之帝王其米粟取之什一所赋而有余，未有国家而籴粟者也。市之说昉于《周官》泉府，籴之说昉于李悝平籴，然其初立法也皆所以便民，方其滞于民用也则官买之籴之，及其适于民用也则官卖之粜之，盖懋迁有无，曲为贫民之地，初未尝有一毫征利富国之意焉。后世则争商贾之利、利民庶之有矣，岂古人立法之初意哉？臣愚就二者观之，籴之事犹可为，盖以米粟民食所需，虽收于官亦是为民。若夫市贾之事，乘时贵贱以为敛散，则是以人君而为商贾之为矣，虽曰摧抑商贾居货待价之谋，然贫吾民也，富亦吾民也，彼之所有，孰非吾之所有哉？况物货居之既多，则虽甚乏其价自然不至甚贵也哉。
卷二六
▲铜楮之币（上）
《管子》曰：汤七年旱，禹五年水。人之无勣（糜也）有卖子者，汤以庄山之金铸币而赎人之无勣卖子者，禹以历山之金铸币以救人之困。
臣按：此后世铸金为币之始，然皆因缘水旱以救济饥困，非专以阜通财货也。
又曰：以珠玉为上币，以黄金为中币，以刀布为下币。三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，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，先王以守财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，是以命之曰衡。衡者，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调也。
臣按：三代以前已有币而其币有三等，珠玉、黄金、刀布是也，刀布则是泉布之制，后世公私通行以钱而亦兼用金银、珠玉，其原盖起于此。是三币也人君守之以府库，通之以财贿，而以平天下之食货，调适其轻重、高下，使之咸得其平，此所以有衡之名欤，后世所谓平准其义盖出乎此。
太公立九府（《周官》有太府、玉府、内府、外府、泉府、天府、职内、职币、职金）圜法（圜谓均而通也），黄金方寸而重一斤，钱圜函方（外圜而内孔方），轻重以铢（金以斤为名钱以铢为重也），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、长四丈为匹。故货宝于金，利于刀，流于泉，布于布，束于帛（束，聚也）。
郑樵曰：“谓之泉者，言其形如泉文，古钱其形即篆泉文也，后人代以钱字。”
王昭禹曰：“古者宝龟而货贝，所以交易者唯贝而已，至太公立九府圜法，始用钱代贝。或曰泉或曰布，布取宣布之意，泉取流行之意，其实则一而已。”
臣按：后世之钱，其形质外圆内方始此，但未有文耳。九府即《周礼》所载太府、玉府、内府、外府、泉府、天府、职内、职币、职金九官是也。九官皆掌财币之官，而所掌者黄金、布帛、钱币三者，黄金以斤名，布帛以匹计，钱币以铢重，故凡货物之出入其轻重以圜法均而通之，如黄金一斤该钱若干、帛一匹该钱若干之类。是以国家有所用度也，一切财货宝之以金、利之以刀、流行之以泉、施布之以布、收聚之以帛，所谓金即方寸重一斤者，所谓刀即《管子》所谓刀为下币者，所谓泉即圜法也，所谓布帛即长四丈为匹者。郑氏谓言其器、言其用等语，于本文若不相类，臣不敢以为然。
司市以商（通物曰商）贾（卖物曰贾）阜（盛也）货而行布（布谓泉也），国凶荒（谓五谷不熟）札（谓疫病）丧（谓死丧）则市无征而作布。郑玄曰：“金铜无荒年，因物贵大铸泉以饶民。”
叶时曰：“按太公立九府圜法，流于泉、布于布，泉取其流、布取其布，司市曰‘以商贾阜货而行布’，布者欲其流布使行也，岂非太公立此九府法而君民通用欤？又按周景王时，单穆公曰‘古者天降灾厉，于是乎量赍币、权轻重以救民’，司市曰‘凶荒札丧市无征而作布’，岂非民之物贵乃铸钱以饶民欤？”
臣按：布即泉也，泉即钱也，钱以权百物而所以流通之者商贾也，故商贾阜盛货贿而后泉布得行，当夫凶荒札丧之际，商贾毕聚而食货阜盛，亦得以济其乏、苏其困矣，故于是时市无征税，所以来商贾，来商贾所以阜食货，然又虑其无贸易之具也，故为之铸金作钱焉。盖以米谷有丰歉，非人力所能致，金铜则无丰歉，可以人力为之，故为之铸钱，使之博食以济饥也。《周官》此法，其亦汤、禹因水旱铸金币之遗意欤。
外府（主泉货藏在外者）掌邦布（泉也）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，凡祭祀、宾客、丧纪、会同、军旅，共其财用之币，赍赐予之财用（赍，行道之财用也），凡邦之小用皆受焉。
泉府（司泉布之府）掌以市之征布，敛市之不售货之滞于民用者。
叶时曰：“外府掌布，虽曰以共百物以待邦用，而实小用则给之，是以贾疏亦云‘外府所纳、泉布所积，既少有小用则给之，若大用则取于余府’。后世凡百所用一出于钱，曾不知周人外府之布特以供小用尔。”
臣按：《周礼》掌财之官非一职，而专掌钱布者外府、泉府二官，外府掌赍载之出入，泉府掌卖买之出入。盖天下百货皆资于钱以流通，重者不可举，非钱不能以致远；滞者不能通，非钱不得以兼济；大者不可分，非钱不得以小用，货则重而钱轻、物则滞而钱无不通故也。
周景王时患钱轻，将更铸大钱，单穆公曰：“古者天降灾戾（戾，恶气也），于是乎量资币、权轻重以赈救民，民患轻则为之作重币以行之（币轻物贵也），于是乎有母权子而行，民皆得焉。若不堪重，则多作轻而行之，亦不废重，于是乎有子权母而行，小大利之。今王废轻而作重，民失其资，能无匮乎？若匮，王用将有所乏，乏则将厚取于民，民不给将有远志（谓去其本居），是离民也。”王弗听，卒铸大钱。文曰“宝货”（《国语》注作大泉五十），肉好皆有周郭（内郭为好，外郭为肉），以劝农赡不足，百姓蒙利焉。
臣按：钱有文其制始此，单穆公此言乃后世论钱货子母相权之说所自出也。重者母也，轻者子也，重者行其贵，轻者行其贱，贵贱相权而并行焉。盖民之所患有轻重，上则持操纵之权，相权而行之，要之，患轻则作重，患重虽作轻而亦不废重焉，子可废而母不可废故也。
秦兼天下币为二等，黄金为上币，铜钱质如周钱，文曰“半两”，重如其文，为下币，而珠玉、龟贝、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，不为币。
臣按：虞、夏、商之币，金为三品，或黄（金）或白（银）或赤（铜），或钱或布、或刀或龟贝。至周圜法，金惟用其黄者，然犹有刀布之属。秦一天下之币为二，止用黄金并以赤金为钱耳，其他皆不用。
汉文帝除盗铸钱令，使民放铸。
贾谊曰：“法使天下公得铸铜锡为钱，敢杂以铅铁为他巧者，其罪黥（刺字也）。然铸钱之情，非殽杂为巧则不可得赢。夫事有召祸而法有起奸，今令细民人操造币之势，各隐屏而铸作，因欲禁其厚利微奸，虽黥罪日报，其势不止。”
臣按：后世弛私钱禁始此。夫天生物以养人，如茶盐之类，弛其禁可也，钱币乃利权所在，除其禁则民得以专其利矣，利者争之端也。是时吴王濞即山铸钱，富埒天子，后卒叛逆。
贾山曰：“钱者，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贵，富贵者人主之操柄也，令民为之，是与人主共操柄，不可长也。”
臣按：钱之为利，贱可使贵，贫可使富，蚩蚩之民，孰不厌贫贱而贪富贵哉？顾无由致之耳，所以致之者钱也。操钱之权在上而下无由得之，是以甘守其分耳，苟放其权而使下人得以操之，则凡厌贱而欲贵、厌贫而欲富者皆趋之矣，非独起劫夺之端，而实致祸乱之渊丛也，古人山海之利不以封，良有以夫。
武帝时，有司言三铢钱轻，轻钱易作奸诈，乃更请郡国铸五铢钱，周郭其质，令不可得摩取镕。
臣按：秦世八铢失之太重，汉初榆荚失之太轻，武帝罢三铢钱铸五铢钱，最得轻重之宜。
元帝时，贡禹请罢采珠玉金银、铸钱之官，毋复以为币租税，禄赐皆以布帛及谷，使百姓壹意农桑，议者以为交易待钱，布帛不可以寸尺分裂。
臣按：布帛以为衣，米谷以为食，乃人生急用之物，不可一日亡焉者也。顾欲以之代钱，则布帛不免于寸裂，米谷不免于粒弃，织女积缕以成丈匹、农夫积粒以满升斗，岂易致哉？况谷帛有用者也，钱币无用者也，孔琳所谓圣王制无用之货以通有用之财，既无毁败之费，又省运致之苦。今分谷帛以为货则致损甚多劳，毁于商贩之手，耗弃于割截之用，由是观之，贡禹此策决不可用，苟或偏方下邑有裂布帛、捐米谷以代钱用者，官府尚当为之禁制，况立为之法乎？
桓帝时，上书者言人以货轻财薄故致贫困，宜改铸大钱。
刘陶曰：“当今之忧不在于货在于民饥，盖民可百年无货，不可一日有饥，故食为至急也。议者不达农殖之本，多言冶铸之便，夫欲民殷财阜，在止役禁夺则百姓不劳而足，徒欲铸钱齐货以救其弊，犹养鱼沸鼎之中、栖鸟烈火之上，水木本鱼鸟之所生也，用之不时必致焦烂。”
臣按：刘陶所谓“民可百年无货，不可一日有饥”，此至言也。民之所以有饥者，以无谷也，臣愿国家定市价恒以米谷为本，下令有司，在内俾坊市逐月报米价于朝廷，在外则闾里以日上于邑，邑以月上于府，府以季上于藩服，藩服上于户部，使上之人知钱谷之数，用是而验民食之足否，以为通融转移之法，务必使钱常不至于多余、谷常不至于不给。其价常平，则民无苦饥者矣，其余货贿民之可以有无者，不必计焉。不特此尔，亦可因是以定科差、制赋敛、计工役。
吴孙权始铸当千钱，既太贵，但有空名，人间患之。
臣按：后世铸大钱始此。夫上天立君以为生民之主，盖以之掌天下之利，非以其专天下之利也。日中为市，使民交易以通有无，以物易物，物不皆有，故有钱币之造焉。必物与币两相当值而无轻重悬绝之偏，然后可以久行而无弊，时君世臣徒以用度不足之故，设为罔利之计，以欺天下之人、以收天下之财而专其利于己，是岂上天立君之意哉？宜其卒不可行也。
南齐高帝时，奉朝请孔涘上书曰：“铸钱之弊在轻重屡更，重钱之患在于难用，而难用为无累；轻钱之弊在于盗铸，而盗铸为祸深。人所以盗铸而严法不能禁者，由上铸钱惜铜爱工也，所以惜铜爱工者谓钱无用之器以通交易，务欲令轻而数多，使省工而易成，不详虑其患也。自汉铸五铢钱至宋文帝四百余年，制度有废兴而不变五铢者，其轻重可得货之宜也，以为开置钱府，大兴镕铸，钱重五铢一依汉法，则府库以实、国用有储。”
臣按：天立君以子民，付之利权，使其通融以济天下，非专以为一家一人用也。所以通百物以流行于四方者币也，金银之属细分之则耗，布帛之属片析之则废，惟铸铜以为钱，物多则予之以多，物少则予之以少，惟所用而皆得焉。且金银出于天，币帛成于人，钱也者合天人以成其器，铜天生者也，铜而成钱则人为之矣。自古论钱法者多矣，惟南齐孔鋋所谓不惜铜、不爱工，此二语者万世铸钱不易之良法也。铜出于天吾无所惜，工成于人吾无所爱，则其钱之为钱，体质厚而肉好适均，制作工而轮郭周正，造一钱费一钱，本多而工费，虽驱之使铸彼亦不为矣，况冒禁犯法而盗为之哉？然自太府圜法以来，以铜为泉或为半两或为榆荚、或为八铢或为四铢，不知几变矣，惟汉之五铢为得其中，五铢之后或为赤仄或为当千、或为鹅眼蕡缳或为荇叶，又不知其几变矣，惟唐之开元为得其中，二者之外，或以一当三、或以一当十、或以一当百，然皆行之不久而遽变，惟其质制如开元者则至今通行焉。惜乎世道降而巧伪滋，古钱之存于世者无几，凡市肆流行而通使者皆盗铸之伪物耳，其文虽旧，其器则新，律非无明禁也，彼视之若无，作之者无忌，用之者无疑，销古以为今，废真而售赝，滔滔皆然，卒莫如之何也已矣。为今之计，莫若拘盗铸之徒以为工，收新造之钱以为铜，本孔鋋此说别为一种新钱，以新天下之耳目，通天下之物货，革天下之宿弊，利天下之人民（请先敕所司遣人分行天下，访缉盗铸所在，亲临其地，拘集其人，免其罪罚，就于其私铸之所立场开炉，就用其徒以为工作，见丁著役，着籍定期，给廪以食之，置官以督之，如此，则铸作之工不征于民而得之矣。次敕内帑精选唐宋以来真钱，如开元、太平之类得数百万，发下户部，分散天下于阛阓市集所在，用绳联贯古钱百文，随处悬挂以为式样，使小民知如此样者是为旧钱，非此样者皆俾其具数赴官首告，官为收之，每伪钱十斤量赏以新钱六七斤，则民不失利，官得其用，如此，则鼓铸之铜不求之民而得之矣。虽然，贫民之家仅有千百之钱，恃此以为生计，一日无之则失所恃矣，官府改造动经岁月，彼安能待哉？请于未出令之先，预令内外帑藏拘刷无用之铜器、没入之伪钱，尽行送赴开炉去处，照样铸造，一年之后新钱既成，方行倒换之令，倒换既多，次第改造，不出十年，伪钱尽矣。夫然则天下所用者皆前代之真剂、今日之新规，行之既久，虽不能保其无弊，然亦可以持循百年有利而无害焉。所以为新制者当如何？曰每钱以十分为重，中间钱文必以古篆，或用年号、或别制佳名，其漫加识以楷书二字，上书“皇”、下书“明”，轮郭之旁周回凿以花纹，每文计用铜十五分，剉磨之余去五而存十。新钱既成之后，又令天下输旧钱于官以易新者，将所得旧钱周以细纹如新钱制，其漫亦划以二字，或两旁或上下，然后散之，仍诏告天下非此二样钱不许用，而又申明废铜赴官中卖之律，鉟销为器者有禁，漏出外国者有刑，如此，则钱法流通而公私俱便矣。或曰凡兴作必约工计本，今耗铜而费工其多，如此国家何利之有？臣故曰天立君以子民，付之利权，使之通融以济天下，非专以为一家一人用也）。
唐高祖武德四年，废五铢钱，铸开通元宝钱。每十钱重一两，计一千重六斤四两，得轻重大小之中。
臣按：太公圜法，凡泉轻重以铢，今之一两即古之二十四铢，计一钱则重二铢半以下，古秤比今秤三之一，则今一钱为古之七铢以上，凡造一钱用铜一钱，此开通元宝所以最得轻重大小之中也。此后之钱，如宋元太平、淳化之类皆仿此制，至今行之，后有作者皆当准此以为常法。
以上铜楮之币（上）
卷二七
▲铜楮之币（下）
玄宗开元二十二年秋，仿汉文不禁私铸，敕百僚详议可否，录事参军刘秩议曰：“《管子》谓刀布为下币，先王以守财物、以御人事而平天下，若舍之任人，则上无以御下，下无以事上。夫物贱则伤农，钱贱则伤贾，故善为国者，观物之贵贱、钱之轻重，夫物重则钱轻，钱轻繇乎物多，多则作法收之使少，少则重，重则作法，布之使轻，轻重之本必繇乎是，奈何而假之人？”又曰：“铸钱不杂以铅铁则无利，杂以铅铁则恶，不重禁不足以惩，息塞其私铸之路人犹冒死以犯之，况启其源乎？是设陷阱而诱之入也。”
臣按：利之在天下固不可禁，亦不可不禁，汉文帝放铸而海内富庶，唐高宗私铸者抵死、邻保从坐，亦不闻其大治，何也？利之为利，处义之下、害之上，利以为人则上和于义而利在其中，利以为己则下流于害而未必得利，是故圣人之制事无往而不以义，惟义是主，择其有利于人者而定为中制，使天下之人皆蒙其利而不罹其害焉。天地间为利之途辙孔多，钱也者寓利之器，昔人所谓贫可使富、贱可使贵、死可使生之，具神通之物也。上之人苟以利天下为心，必操切之使不至于旁落，上焉者不至为刘濞以灭家，下焉者不至为邓通以亡身，则利权常在上，得其赢余以减田租、省力役，又由是以赈贫穷、惠鳏寡，使天下之人养生丧死皆无憾，是则人君操利之权资以行义，使天下之人不罹其害而获其利也。《易》曰“利者义之和”，岂不信然。所谓操之之权奈何？刘秩曰：“物贱则伤农，钱贱则伤贾，故善为国者观物之贵贱、钱之轻重夫物重则钱轻，钱轻繇乎物多，多则作法收之使少，少则重，重则作法布之使轻，轻重之本必繇乎是。”是也。
宪宗元和中，敕禁私贮，见钱不许过五千贯。
臣按：昔人有言买田者志于吞并，故必须上之人立法以限其顷亩，蓄钱者志于流通，初不烦上之人立法以教其懋迁也。宪宗徒以钱重物轻之故，立畜钱之限，不亦甚乎！
五代周世宗以久不铸钱，民多销钱为器皿及佛像，乃立监铸钱，凡民间铜器、佛像皆毁以铸钱。
世宗谓侍臣曰：“佛以善道化人，苟志于善斯奉佛矣，彼铜像者岂所谓佛乎？且吾闻佛志在利人，虽头目犹舍以布施，若朕身可以济民，亦非所惜也。”
臣按：世宗毁佛像以铸钱，毅然不惑，可谓刚明之主。
宋初钱文曰“宋元通宝”，太平兴国后又铸“太平通宝”，自后改元必更铸，以年号为文。
臣按：铸钱以年号为文始于刘宋孝建，宋自开宝每更一号必铸一钱，故每帝皆有数种钱，最多者仁宗也，在位四十二年，九改年号而铸十种钱。呜呼，铸铜以为钱，国固享其利矣，然铜炭于何所出、工作以何人用，不免取之于民，民得无受其害乎？矧供给官吏，监督匠役，镕液耗损、造作违式、辇运致远，吏民因之而得罪破家者何所不有，繇是观之，则是以古人利民者害民，民未见其利而先受其害已。我圣祖未建极之前即创“大中通宝”，既登基之后又铸“洪武通宝”，暨太宗铸“永乐通宝”、宣宗铸“宣德通宝”，百年之间仅此四种钱，自时厥后未闻有所铸造，然未见民用之乏、国用之亏也。
宋自王安石为政，始罢铜禁，奸民日销钱为器，边关海舶不复讥钱之出，国用日耗。
胡寅曰：“铸钱为器，其利十倍，钱所以权百货、平低昂，其铸之也不计费、不谋息，今而销之，可不禁乎？虽然销而为器，钱虽毁而器存焉，若夫散而四出，舟迁车转，入于他国，归于蛮夷，关防不严，法制隳坏，真钱日少、伪钱日多，以不赀之价靡有限之财，虽万物为铜、阴阳为炭，亦且不给矣。”
臣按：刘秩有言：“铸钱之用不赡者在乎铜贵，铜贵之繇在于采用者众矣。”夫铜以为兵则不如铁，以为器则不如漆，禁之无害，官禁之则铜无所用，铜无所用则铜益贱，铜贱则钱之用给矣。夫铜不布下则盗铸者无因而铸，无因而铸则公钱不破，公钱不破则人不犯死刑，钱又日增，永为利矣，是一举而四美兼也。宋朝铸钱比前代为多，天下置监铸钱总二十六处，计其最多之年岁课至五百四十九万贯，韶州永通一监岁造八十万贯，他可知矣。大抵国计仰给于此，所以当时铜禁最严，销钱为器者有罪，漏钱出界者抵死，惟其禁铜之严，所以致铜之多，铜多则贱，贱则易致，鼓铸虽烦而民不致于甚困，王安石一变其法而国用日耗，为政者乌可轻变成法哉。（以上言钱）
《周礼》：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经邦治，四曰（八成中此其四也）听称责以傅别。
臣按：傅别谓券书也，称谓代之以物，责谓责其所偿。此乃后世契券文约之始，特民间私相以为符验耳，非以交易也，然用券书以通货物之有无，与后世交会、楮钞其用虽不同，而其以空文质实货，其原盖兆于是矣。
汉武帝元狩四年，有司言县官用度大空而富商大贾财或累万金，不佐国家之急，请更钱造币以赡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。乃以白鹿皮方尺缘以藻缋为皮币，直四十万，王侯宗室朝觐、聘享必以皮币荐璧然后得行。
臣按：后世楮币肇端于此。然其用皮为币用之以荐璧以朝觐聘享尔，非以此为用也，其制虽与后世楮钞不同，然不用金银铜锡为币而以他物代之则权舆于此也。
唐宪宗时，令商贾至京师委钱诸路进奏院及诸军诸使，富家以轻装趋四方，合券乃取之，号“飞钱”。
臣按：此楮法所繇起也。然委钱而合券以取而钱，与券犹是二物，非若今之钞，即以钞为钱而用之也。
宋太祖时，许商人入钱左藏库以诸州钱给之，而商旅先经三司投牒乃输于库。所繇司计，一缗私刻钱二十。寻置便钱务。
臣按：此即唐人飞钱之法。此法今世亦可行之，但恐奉行者于民之给受有停滞之币、于钱之出入有减换之弊耳。
真宗时，张咏镇蜀患蜀人铁钱重不便贸易，设质剂之法，一交一缗以三年为一界而换之，六十五年为二十二界，谓之“交子”。富民十六户主之，其后富民人赀稍衰，不能偿所负，争讼数起。
寇咸守蜀，乞禁交子。转运使薛田、张若谷议废交子则贸易不便，请官为置务，禁民私造，诏从其请，置益州交子务。
吕祖谦曰：“益州置交子，此一时举偏救弊之政，亦非钱布经久可行之制。交子行于蜀则可，于他利害大段不同，何故？蜀用铁钱，行旅赍持不便，交子之法出于民之所自为，托之于官，所以可行。今则铜钱稍轻，行旅非不可以挟持，欲行楮币，铜钱却便、楮券不便，昔者之便，今日之不便。”
臣按：自古之币皆以金若铜，未有用他物者，用楮为币始于此。且楮之造始于汉，三代以来未有也，其初用之以代木简竹册以书字，唐王玙乃用为假钱焚以事神，噫，孰知至是真以代铜钱而为行使之币哉？作俑者寇咸而成之者薛田、张若谷，以无用之物易有用之物，遂使蔡伦之智与太公之法并行于天下后世，噫，可叹也哉！
天圣中，界以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缗为额，至神宗时改交子务为钱引务。
臣按：交子每三年一换谓之界，更换之际，新旧相易，上下相关，不免劳扰，我朝钞法一定而不更，可谓便矣。
神宗朝，皮公弼言：“交子之法，以方寸之纸飞钱致远，然不积钱以为本，亦不能以空文行。”
臣按：宋朝交会皆是用官钱为本，至金、元之钞始取料于民，不复以钱为本矣。
高宗绍兴三十年，户部侍郎钱端礼被旨造会子，内外流转，其合发官钱并许兑会子，输左藏库。
臣按：宋朝交子至是更名会子，不特此也，又谓之钱引，又谓之关子，又谓之关会，其实一而已矣。考夫唐之飞钱，合券特以通商贾之厚赍贸易者，盖执券以取钱，而非以券为钱也。宋自真宗以后蜀始有交子，高宗以后东南始有会子，而始直以纸为钱矣。
高宗论交子之弊曰：“如沈该称提之说，但官中常有百万缗，遇交子减价自买之，即无弊矣。”
戴埴曰：“钱与楮犹权衡也，有轻重则有低昂，分毫之力不与焉。盖钱与楮皆本无用，可以贸有用之物则人用之，使如古所谓粟易械器、械器易粟，有无可以相易，则何资于钱？如古所谓治田百亩，岁用千五百之类，小大粗足，则何资于楮？自物货难于阜通，于是假圜法以流转，故言钱则曰平准，所以见有是钱必有是物而后可准平也，钱多易得则物价贵踊，此汉唐以后议论也。自商贾惮于般挈，于是利交子之兑换，故言楮则曰称提，所以见有是楮必有是钱以称提之也，楮多易得则金钱贵重，此宋绍兴以后议论也。平准、称提皆以权衡取义，而低昂有在于重轻明矣。陆贽谓钱多则轻，必作法以敛之；赵开谓楮多则轻，必用钱以收之。今日病在楮多不在钱少，如欲钱与楮俱多则物益重矣，且未有楮之时，诸物皆贱，楮愈多则物愈贵，计以实钱犹增一倍。盖古贸通有无止钱耳，钱难得则以物售钱而钱重，钱易得则以钱售物而钱轻，复添楮以佐钱，则为贸通之用者，愈多而物愈贵。古人惟重本政，谷粟、桑麻及诸食用物本也，钱末也，楮又末之末。柳宗元言平衡曰‘增之铢两则俯，反是则仰’，此秤提大术也。”
臣按：称提之说犹所谓平准也，平准以币权货之低昂，而称提则以钱权楮之通塞。今世钞法遇有不行，亦可准此称提之法，出内帑钱以收之则流行矣。
绍兴末年，会子行未有两淮、湖广之分，乾道初，户部侍郎林安宅乞别给会子印付淮南州军行使，不得越至他路。
马端临曰：“置会子之初意非即以会为钱，盖以茶盐钞引之属视之（今中盐犹有仓钞）而暂以权钱耳。然钞引则所直者重而会子则止于一贯，下至三百、二百钞，引只令商人凭以取茶盐，必须分路，会子则公私买卖支给无往而不用，且自一贯造至二百，则是明以代见钱矣。又况以尺楮而代数斤之铜，赍轻用重，千里之远、数万之缗，一夫之力克日可到，则何必川自川、淮自淮、湖自湖而使后来或废或用，号令反复，民听疑惑哉？”
臣按：宋朝会子始有川引，其后又有淮会、湖会。呜呼！交会之设，以虚易实、以假博真，固非圣人以至诚治天下之意，而况又拘其地以限之，惟欲足吾用，不复顾义之可否与民之有无，三代以前无此事也。
金循宋四川交子法，置交钞，自一贯至十贯五等谓之大钞，自一百至七百五等谓之小钞，以七年为限，纳旧易新。其后罢七年厘革之限，字有昏者方换之（交钞之制，外为阑，作花纹其上，衡书贯，例左书号、右书料，其外篆书曰“伪造者斩，告捕者赏”，衡阑下书中都交钞库准尚书、户部文移及纳钱换钞、纳钞换钱等官司，四围画龙鹤为饰）。
臣按：楮币在唐谓之券，在宋谓之交、会，而钞之名则始于此，今世钞式盖权舆于兹云。考宋之交、会，南渡后取纸于徽池，犹是别用纸为之，而印文书字于其上，金元之钞则是以桑皮就造为钞而印以字纹也。
元世祖始造交钞，以丝为本，每银五十两易丝钞一千两，诸物之直并从丝例。其后又造中统元宝钞，以十计者四等、以百计者三等、以贯计者二等，每一贯同交钞一两，两贯同白银一两。元宝交钞行之既久，物重钞轻。
臣按：元交钞之制，银五十两易钞千两，是银一两直钞二十两也，中统元宝钞两贯同白银一两，其所直银亦与交钞同焉。
至正十年，诏曰：“世祖颁行中统交钞，以钱为文，厥后造至元宝钞，以一当五，名曰子母相权，而钱实未用。历岁滋久，钞法偏虚，物价腾踊，民用匮乏，其以中统、交钞一贯文省权铜钱一千文，准至元宝钞一贯，仍铸至正通宝钱与历代铜钱并用，以实钞法。”十一年又铸至正通宝钱，印造交钞，令民间通用。行之未久，物价腾踊，价逾十倍，既而海内大乱，京师料钞十锭易斗粟不可得。
臣按：天生物以养人，付利权于人君，俾权其轻重以便利天下之人，非用之以为一人之私奉也。人君不能权其轻重，致物货之偏废，固已失上天付畀之意矣，况设为阴谋潜夺之术，以无用之物而致有用之财以为私利哉？甚非天意矣。自宋人为交、会而金元承之以为钞，所谓钞者，所费之直不过三五钱而以售人千钱之物。呜呼，世间之物虽生于天地，然皆必资以人力而后能成其用，其体有大小精粗，其功力有浅深，其价有多少，直而至于千钱，其体非大则精，必非一日之功所成也，乃以方尺之楮直三五钱者而售之，可不可乎？下之人有以计取人如是者，上之人不能禁之，固已失上之职矣，况上之人自为之哉？民初受其欺，继而畏其威，不得已而黾勉从之，行之既久，天定人胜，终莫之行，非徒不得千钱之息，并与其所费三五钱之本而失之，且因之以失人心、亏国用而致乱亡之祸如元人者，可鉴也已。然则钞法终不可行哉？曰何不可行，执其可行不可行之两端而用其中，斯可行矣。何者？上古之世以珠玉为上币、黄金为中币、刀布为下币，中古之世周立圜法，亦兼以黄金、布帛二者为言，虽以王莽亦作金银、龟贝、钱布之品，后世专用铜楮二者为币而不准以金银，是以用之者无权，而行之既久不能以无弊，故其立法之始未尝不善，然皆以不善终之，古今一律也。本朝制铜钱、宝钞相兼行使，百年于兹，未之改也，然行之既久，意外弊生，钱之弊在于伪、钞之弊在于多。革伪钱之策，臣既陈于前矣，所以通行钞法者，臣请稽古三币之法，以银为上币、钞为中币、钱为下币，以中下二币为公私通用之具，而一准上币以权之焉。盖自国初以来有银禁，恐其或阂钱钞也，而钱之用不出于闽、广，宣德、正统以后，钱始用于西北，自天顺、成化以来，钞之用益微矣。必欲如宝钞属镪之形，每一贯准钱一千、银一两以复初制之旧，非用严刑不可也。然严刑非世所宜有，夫以法治民之形，可行于一时，不若以理服民之心，可施于悠久也。盖本天之理，制事之义，以为民之利，因时立法，随时以处中，圣贤制事之权也。窃以为今日制用之法，莫若以银与钱钞相权而行，每银一分易钱十文，新制之钞每贯易钱十文，四角完全未中折者每贯易钱五文，中折者三文，昏烂而有一贯字者一文，通诏天下以为定制而严立擅自加减之罪，虽物生有丰歉、货直有贵贱，而银与钱钞交易之数一定而永不易，行之百世，通之万方。如此，则官籍可稽而无那移之弊，民志不惑而无欺绐之患，商出途、贾居市皆无折阅之亏矣。既定此制之后，钱多则出钞以收钱，钞多则出钱以收钞，银之用非十两以上禁不许以交易，银之成色以火试，白者为准，宝钞、铜钱通行上下而一权之以银，足国便民之法盖亦庶几焉。臣愚私见如此，盖因其可行不可行之两端，量度以取中而取裁于上，非敢自以为是而辄变成法也，可行与否，请询之众论而断以圣心。
以上铜楮之币（下）
卷二八
▲山泽之利（上）
《禹贡》：海、岱惟青州，厥贡盐絺。
臣按：盐之名著于经始此，然是时以下贡上以资食用而已，未以为利也。《洪范》：初一曰五行，一曰水，水曰润下作咸。
吕祖谦曰：“此盐之根源。五行之气无所不在，水周流于天地之间，润下之性亦无所不在，其味作咸，凝结为盐，亦无所不在。种类品目甚多，世所共知者有三，如出于海、出于井、出于池三种之外，又有出于地者、出于山者、出于木石者，大抵盐生民之日用不可一日阙者，所以天地之间无处不有也。”
臣按：盐之在天地间无处无有，故生民之食用亦无日可无也。惟其无处无有故其为利也博，惟其无日可无故其为用也广，利博而用广，故有国者于常赋之外首以此为富国之术焉。
《周礼》：盐人（主共盐者）掌盐之政令以共百事之盐，祭祀共其苦盐（谓不练治者）、散盐（煮水为之者），宾客共其形盐（形象如虎者）、散盐，王之膳羞共饴盐（盐之饴者，今戎盐），后及世子亦如之。
刘彝曰：“盐之所产不同，有刮于地而得者，有风其水而成者，有熬其波而出者，有汲于井而为者，有积于卤而结者。故刮地之盐苦而以共祭祀者，取其成于自然，与夫玄酒、明水不异也；熬波之盐散取其治洽四海，能致远物，故以奉先焉；宾客共形盐，盐为虎形以共食啖，示服猛也，又副之散盐者，致远物以怀诸侯也；饴盐风其水而成者，产于土中，其味甘焉。”
臣按：周时设官以掌盐之政令，惟以共祭祀宾客及王后世子膳羞之用而已，其土之所生产、民之所采用、商贾之所贸易，上之人固未尝立官以禁之，设法以敛之也。
齐桓公问管仲何以为国，管仲曰：“海王之国（海王者，言其负海之利而王其业），谨正（音征）盐纻（策也），十口之家十人食盐，百口之家百人食盐，计其钟釜而给之。”于是说桓公伐菹（枯草也）薪煮海水为盐，令北海之众无得聚庸（功也）而煮盐。
吕祖谦曰：“三代之时，盐虽入贡与民共之，未尝有禁法，自管仲相桓公，当时始兴盐纻以夺民利，自此后盐禁始开。”
马端临曰：“《周礼》所建山泽之官虽多，然大概不过掌其政令之厉禁，不在于征榷取财也，至管夷吾相齐，负山海之利，始有盐铁之征。观其论盐则虽少男少女所食皆欲计之，苛碎甚矣，其言曰：‘先王塞人之养（利也），隘其利途，故予之在君，夺之在君，贫之在君，富之在君。’又曰：‘夫人予则喜、夺则怒，先王见（去声）予之形而不见夺之理，故民可爱而洽于上也。’其意不过巧为之法，阴夺民利而尽取之，桑、孔之为有自来矣。”
臣按：此万世禁盐利国之始。呜呼，天生物以养人，人君为之厉禁，使彼此适均而无欺陵攘夺之患，人人皆富而不贫，不夺彼而予此也，而管夷吾之为法，乃欲塞人之利而隘其所繇之途，其实夺之，示之以予之之形而阴为夺之之计，是乃伯者功利之习，见利而不见义，知有人欲而不知有天理，乃先王之罪人也。凡其所以巧为之法皆归之先王，而曰先王知其然，岂非厚诬也哉？后世言利之徒祖其说以聚敛，遂贻千万世生灵无穷之祸。
董仲舒曰：“汉承秦法，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。”
马端临曰：“史既言高祖省赋而复言盐铁之赋仍秦者，盖当时封国至多，山泽之利在诸侯王国者，皆循秦法取之以自丰，非县官经费所榷也。”
臣按：三代之取民者贡赋而已，而山海之利方其盛时未有焉，至末世乃或有之，然亦不过一二而已，秦人乃至二十倍于古。呜呼，天生物以利民而君夺之以为己利，加一二且不可，况二十倍之乎？汉人虽不用此以为经费，然纵诸侯王国取之而不禁制，其与己之自取无以异也。
汉武帝时，孔仅、东郭咸阳言愿募民因官器作鬻盐，官子牢（廪食也）盆（煮盐之器），敢私鬻盐者釱（足钳也）左趾。
孝昭时，令郡国举贤良文学之士，问以民所疾苦，皆对曰愿罢盐铁官，无与天下争利。桑弘羊难（诘也）以为此国家大业，所以制四夷，安边足用之本，盐铁之利，佐百姓之急、奉军旅之费，不可废也。
孝元时，尝罢盐铁官，三年而复之。
吕祖谦曰：“汉兴，除山泽之禁，到武帝时，孔仅、桑弘羊祖管仲之法，盐始禁榷。至昭帝之世，召贤良文学论民疾苦，请罢盐铁，又桑弘羊反复论难，所以盐榷不能废，元帝虽暂罢之，卒以用度不足复建。自此之后，虽盐法有宽有急，然禁榷与古今相为终始，以此知天下利源不可开，一开不可复塞，其作俑于管仲，计近功浅效，夺民利以开盐禁，自此天下之盐皆入禁榷矣。”
臣按：盐？虽始于齐，然未设官也，置盐官始于此。呜呼，天地生物以养人，君为之禁，使人不得擅其私而公共之可也，乃立官以专之、严法以禁之、尽利以取之，固非天地生物之意，亦岂上天立君之意哉？彼齐之为国，壤地狭而用度广，因其地负山海而税其近利，昔人固已议其巧为之法，阴夺民利，况有四海之大者，租赋遍天下，其所以资国用者利亦多端，岂颛颛在于一盐哉？昭帝时，贤良文学之士谓文帝无盐铁之利而民富，当今有之而民困乏，可见国之富贫在乎上之奢俭，而不系于盐之有无也。
明帝时，尚书张林言：“盐，食之急，虽贵，人不得不须，官可自鬻。”诏诸尚书通议，朱晖等言：“盐利归官，则人贫怨，非明主所宜行。”
韩愈曰：“所在百姓贫多富少，除城郭之外，少有见钱籴盐，多用杂物博易，盐商利归于己，无物不取，或从赊贷约以时熟填还，用此取济，两得利便。若令吏坐铺自粜，利不关己，罪则加身，不得见钱恐失官利，必不敢粜。变法之后，百姓贫者无从得盐而食矣，求利未得，敛怨已多，自然坐失盐利常数。”
臣按：官不可与民为市，非但卖盐一事也。大抵立法以便民为本，苟民自便，何必官为？韩愈所谓求利未得，敛怨已多，主国计者宜以斯言为戒。
北魏时，于河东盐池立官司以收税利。孝明即位，罢其禁与百姓共之。
甄琛曰：“《周礼》山林川泽有虞衡之官为之厉禁，盖取之以时，不使戕贼，虽置有司，实为民守之也。夫一家之长必惠养子孙，天下之君必惠养兆民，未有为民父母而吝其酰盐，富有群生而榷其一物者也。立官鄣护盐池而取其利，是专奉口腹而不及四体也，天子富有四海，何患于贫？宜弛禁与民共之。”
元勰曰：“圣人敛山泽之货以宽田畴之赋，收关市之税以助什一之储，取此与彼，皆非为身，所谓资天地之产、惠天地之民。盐池之禁，积而散之以济国用，非专为供大官之用。”
臣按：宋儒胡寅折衷琛、勰之言而断之曰：“盐之为物，天地自然之利，所以养人也。尽捐之民则纵末作、资游惰，尽属之官则夺民日用，而公室有近宝之害，琛、勰之言皆未得中道也。官为厉禁，俾民取之而裁入其税，则政平而害息矣。繇是观之，盐之为利，禁之不可也，不禁之亦不可也，要必于可禁不可禁之间，随地立法，因时制宜，必使下不至于伤民，上不至于损官，民用足而国用不亏，斯得之矣。”
唐刘晏为盐铁使，晏以为因民所急而税之则国用足，于是上盐法轻重之宜。其始至也盐利岁才四十万缗，其后乃至六百余万缗，天下之赋，盐居其半，宫闱服御、军饷、百官禄俸皆仰给焉。
臣按：天生一世之物以供一世之用，人用一世之物必成一世之事，物各异用而用之各有所宜。汉以大司农掌天下之钱谷以给百官禄俸、军国馈饷，而山泽之利则掌之少府而以私奉养焉。唐至中叶兵起，流庸未复，税赋不足，凡天下所谓军饷、禄俸皆仰给于盐，天下之赋，盐居其半。呜呼，天地生物止于此数，人力有限而用度无穷，自非剥削灶户、折阅商贾，何以得盐利如此之多哉？当是之时，所征于民税赋不知何在，而专仰给于一盐如此，若以为兵起民贫，然农民皆贫而灶户独富乎？刘晏虽曰善于理财，然知利国之为利而不知利民之为大利，知专于取利而可以得利，而不知薄于取利而可以大得利也。
宋雍熙以后，以用兵乏馈饷，令商人输刍粟塞下，增其直，令江淮、荆湖给以颗末盐。端拱二年，置折中仓，听商人输粟京师，优其直，给江淮盐。
臣按：此后世召商中盐之始。盖以折中粮草以赡边兵，中纳金银以实官库，无起倩丁夫之扰，无冒涉水陆之虞，官得用而民不告劳，商得利而民不淡食，是诚实边足用之良法也。我朝于天下产盐之地设转运司者六、提举司者七，每岁盐课各有定额，行盐各有地方，不许越界，每引以二百斤为袋，带耗五斤，凡遇开中盐粮，量所在米价贵贱及道路远近、险易定立则例，出榜召商中纳。祖宗以来，盐司每岁收贮岁课存积在官，客商执引照支，各有次第，谓之常股盐。近因边储急用，增直召商中纳，不依资次，人到即与支给，谓之存积盐。存积既兴，常股遂鲜，支者日多而积者日少，遂使今日之存积亦无以异于前日之常股，商贾待日久而支出难，其利微矣。幸而边方无事，储峙有余，万一有警，未必全得其济。臣请于将弊之际、未事之先，因时制宜，补偏救弊，不识可乎。臣惟今日之盐最得利多，而济国用者莫如两淮，盖两淮居两京之间，行盐地方比他运司为多，而皆民物繁庶之地，刘晏掌国计，天下之赋盐居其半，盖全资此地也。书生过虑，以为盐之利固大，而盐之害亦不小，利在于承平之时，而害生于中微之后，以前日之利较之后日之害，害尤甚于利焉，何者？天子以天下为家，兼水陆以为富，陆地所生之物盖居水泽什之七八，而生民所资以生者米谷、布帛之类，不止一物而盐特其中食味之一耳，其为利盖亦无几，而历代以来咸仰之以为国计边储，不可一日阙焉。呜呼，天下之事有利必有害，吾有天下之大尚资盐以为利，则彼无寸尺之土、隔宿之储者，见利所在，岂能禁遏之使其不趣赴哉？禁遏之不止则为之严刑，刑愈严而害愈甚，唐之黄巢、王仙芝，元之张士诚辈，皆贩盐之徒也，臣有一见，可以弭异日之害、救前日之弊而足今日之用，敢具以闻。窃惟召商中盐之法，惟可行于边方无粟之地，盖其地素无储蓄而所产之谷粟不多，不能不资他方输运以给者，故须待商贾以中纳焉，若夫其地之粟自足以供其地之用，不假辇运于他方者，官府可行臣向所陈边地设立常平司市籴之策（见“市籴之令”修）。盖客商以数斗之谷而易吾一引之盐，是本一而息七八也，今吾预于未用之先，自行市籴所得之粟，比所中纳者岂不倍蓰哉？虽然，此其流耳，若推厥本源，莫若行汉人官给牢盆之法，任民自煮而不征其入，豫令灶户，将欲煎湅先于该管官司告知，官给以券，然后举火，其所煮之盆定为尺寸，每盆煮盐以一引为则（或以二引、三引），皆为一定之数，不许多寡，其盆皆官为之铸，款识以监造官吏、工作姓名，非官给者不许用也。给券之时，每引先取举火钱若干，量天时之晴潦、菹薪之贵贱、市价之多寡以定其数，听其自煮自卖，煮而不闻官者有罪，若夫商贾赴场买盐之后，令其具数以告官司，官给钞引付之执照，俾于各该行盐地方发卖，过界者没入之。给钞之际，每引取工墨钱百文（或三十、五十）以为公费，所得盐钱贮于运司，每岁具数申户部，以待分派各边转运常平司收籴米粟，以实边储。此法既行，不必追征于灶户也，不必中纳于商贾也，不必官自卖也，不必官自煮也，非惟国家得今日自然之利，亦可以销他日未然之害矣。傥以臣言为可采，乞先行于两淮，俟其果有征验，以渐推行于两浙、山东、河间焉，若夫河东之池盐、川滇之井盐、福建之晒盐，或仍其旧，或别为处置，又在随时斟酌云。或曰此法果行，则前日之中纳、听支之客商焉得盐而给之？臣请借运粮回船转般沧盐至扬州偿之，既足之后然后行臣此法，无不可者。沧淮转般通融之法，臣别具其策于后。
宋初，盐钞未行，是时于建安军置盐仓（在真州），乃令真州发运，是时李沆为发运使，运米转入其仓，空船回皆载盐散于江浙、湖广诸路，各得盐资船运而民力宽。
林干曰：“宋朝淮钞未行，置仓建安，江浙、湖广以船运米而入真州，真州因船回盐而散江浙、湖广，此之发盐得船为便，彼之回船得盐为利。”
臣按：此宋朝转般之法，似于今日亦可行者。今两京之间运道所经凡三，运司淮盐在南、沧盐在北，山东之盐居其中，往时会通之河未开，水陆分隔，各自通商给民，今则一水可通，惟今三处之盐价直各有低昂，中纳各有等则，而惟淮盐之价最高，殆居其倍，山东之盐抵河颇远，而沧盐近河而价最廉。臣请行宋人转般之法，遇有官军运粮空船南回，道经沧州，每船量给与官盐，每引量给脚价，俾其运至扬州河下，官为建仓于两岸，委官照数收贮，原数不亏，然后给与脚钱，少有亏损即与折算。如此，则官得倍称之息，军得顺回之利，积盐既多，乃令通算累年客商所中常股、存积等盐共该若干，依次给与见盐，不出一二年间支给完足，然后行臣向所陈官给牢盆民自煎煮之策。此后又乞于河间沿海一带出盐去处，不分民丁、灶户皆许其私煮，既已成盐，具数赴官告卖，量为定价，给与见钱，阴雨之时则或加或倍，有私卖及买者皆抵以私盐之罪，其钱乞于内帑豫借，待成效之后算还。年年存积，岁岁转股，积之既多，遇有急用，即出榜定直，召商于所用之地，或上粮刍，或输金帛，付以执照，定以仓分，俾其亲诣其所即给以见盐，于行盐地方发卖。如此，比之旧法当得倍利，非惟得以足今日之用，亦可以销他日之患。草茅偏见，未必可行，姑述之以俟。
陕西、河东颗盐，旧法官自般运置务拘卖，兵部员外郎范祥始为钞法，令商人就边郡入钱售钞请盐，任其私卖得钱以实塞下，省数十郡般运之费。
臣按：盐钞之名始此。大抵今日禁榷之利，其大者在于盐，盐非一种，其最资国用者惟是末盐与颗盐耳。末盐出于海，海非一处；颗盐出于池，池惟解州有之。盖海盐出于人，必煎熬烹湅而后成，解盐出于天，畦垄既成，决水以灌，必俟南风起然后结成焉。出于人者，岁额不足可以增补，出于天者，岁额或有不足，则将取之何所哉？是以开中解盐与海盐异，海盐非一所，此不足则取之彼，可以通融辏补，解盐惟一，池不幸而岁多霖雨，风不自南则岁颗不及额矣。窃闻近年以来商贾中纳解盐之数已逾十年，岁额守支待次，至十数年一遇兵荒，官府有所措置，召商中纳，患其折阅，多不肯应。为今之计，莫若行下有司，通行查算盐课，见存者若干、商贾待支者若干，计其所有之数，果不足以给其所支，即令商人据时估价，每引若干，官通计之总该若干，限以三年之内于海盐（或井盐）存积多余之处估以时价，以见盐偿之，如解盐一引三钱、海盐一引六钱，即以一引当二引，他皆仿此。如此，不出数年解盐有余积而商贾通利矣，不然，则是朝廷开官府、设官吏专为商贾聚利以偿债，旧欠多而新入少，终无已时。况且解池切近西北二边，于用为急，异时国用有阙，边储不足，当于何所取给哉？（以上言盐）
以上山泽之利（上）
卷二九
▲山泽之利（下）
唐德宗时，赵赞议税茶以为常平本钱，然军用广，所税亦随尽，亦莫能充本储。及出奉天，乃悼悔下诏亟罢之。贞元九年，从张滂请，初税茶。凡出茶州县及商人要路，每十税一，以所得税钱别贮，若诸州水旱以此钱代其赋税。然税无虚岁，遭水旱处亦未尝以税茶钱拯赡。
胡寅曰：“茶者生人之所日用也，其急甚于酒，然王钅共、刘晏之辈皆置而不征，犹为忠厚。夫天地生物凡以养人，取之不可悉也，张滂税茶则悉矣。凡言利者，未尝不假托美名以奉人主私欲，滂以税茶钱代水旱田租是也，既以立额则后莫肯蠲，非惟不蠲，从而增广其数、严峻其法者有之矣。”
臣按：茶之有税始此。昔者三代盛时，山泽之利皆以予民，秦汉以来始夺民之利而有盐铁之赋，盖其初意恐豪强之专其利，或借此以叛乱，非专以利国也，其后则以利国矣。然盐铁之为用，民食淡则不能下咽，民徒手则不能断物以成器，是不可一日阙焉者也，于是而榷之，已非王政，矧茶之为物，民之日用不可无，非可以他物代之，胡亦榷以为利焉。呜呼，民资五谷以为食，所以下食者盐而消其食者茶也，既以税其食而又税其所下食之具，及其所消食者亦税之，民亦不幸而生于唐宋之世哉。
穆宗时王播为盐铁使，增天下茶税，率百钱增五十。及播为相，置榷使自领之。
李玨曰：“榷茶起于养兵，今边境无虞而厚敛伤民，不可一也；茗饮人之所资重，赋税则价必增，贫弱益困，不可二也；山泽之饶，其出不赀，论税以售，多为利，价腾踊则市者稀，不可三也。”
臣按：茶有税始于赵赞，然寻即亟罢，张滂所得其利尚微，至王播增税而又置使以榷茶，遂为天下生民无穷之害。
宋太祖乾德二年，诏在京、建州、汉阳、蕲口各置榷货务。五年，始禁私卖。
开宝七年，有司以湖南新茶异于常岁，请高其价以鬻之，太祖曰：“茶则善矣，无乃重困吾民乎？”即诏第复旧制，勿增价直。
臣按：宋太祖此言蔼然，仁民爱物之心溢于言外，可以为万世帝王法。
陈恕为三司使，将立茶法，召茶商数十人俾条利害，第为三等，副使宋太初曰：“吾视上等之说，利取太深，此可行于商贾，不可行于朝廷，下等固灭裂无取，惟中等之说公私皆济，吾裁损之可以经久。”行之数年，公用足而民富实。
臣按：宋太初此言可以为人臣司国计者之法，所谓“可行之商贾，不可行之朝廷”，此一言非但为茶法也。繇是推之，则汉人之平准、宋人之市易，其是非不待辩而明矣。
仁宗初，建茶务岁造大小龙凤茶，始于丁谓而成于蔡襄。欧阳修曰：“君谟（蔡襄字）士人也，何至作此事。”
臣按：宋人造作有二类，曰片、曰散，片茶蒸造成片者，散茶则既蒸而研合以诸香以为饼，所谓大小龙团是也。龙团之造始于丁谓而成于蔡襄，谓小人不足道也，襄士人而亦为此，欧阳修所以为之叹邪。苏轼曰：“武夷溪边粟粒芽，今年斗品充官茶，吾君所乏岂此物，致养口体何陋邪！”读之令人深省。
神宗熙宁七年，干当公事李杞入蜀，经画买茶于秦凤、熙河博马，王韶又言“西人颇以善马至边，所嗜惟茶”。
自熙丰来，旧博马皆以粗茶，乾道末始以细茶遗之，成都利州路十一州产茶二千一百二万斤，茶马司所收大较若此。
臣按：后世以茶易马事始见于此。盖自唐世回纥入贡已以马易茶，则西北之人嗜茶有自来矣，盖西北多嗜乳酪，乳酪滞膈而茶性通利，能荡涤之故也。是则茶之为物，虽不用于三代而用于唐，然非独中国用之，而外夷亦莫不用焉。宋人始置茶马司，本朝捐茶利予民而不利其入，凡前代所谓榷务、贴射、交引、茶繇诸种名色今皆无之，惟于四川置茶马司一、陕西置茶马司四，间于关津要害置数批验茶引所而已，及每年遣行人赍榜于行茶地方张挂，俾民知禁，又于西蕃入贡为之禁限，每人许其顺带有定数。所以然者非为私奉，盖欲资外国之马以为边境之备焉耳，其视前代夺民生日用之资以为国家经费之用，岂不天渊哉？圣世仁民之泽大矣，生斯世而为斯民者，乌可不知所自。
侍御史刘挚言蜀地榷茶之害：“园户有逃以免者，有投死以免者，而其害犹及邻伍，欲伐茶则有禁，欲增植则加市，故其俗论谓地非生茶也，实生祸也。”
知彭州吕陶言：“川陕西路所出茶货北方、东南诸处十不及一，诸路既许通商，两川却为禁地，且如解州有盐池，民间煎者乃是私盐，晋州有矾山，民间炼者乃是私矾，今蜀州茶园乃百姓己物，显与解盐、晋矾事体不同。”
臣按：产茶之地江南最多，今日皆无榷法，独于川陕禁法颇严，盖为市马故也。夫以中国无用之茶而易外国有用之马，虽曰取茶于民，然因是可以得马以为民卫，其视山东、河南养马之役固已轻矣，然恩泽既厚，怨讟易生，天下皆无而己独有之，民愚不能反己，况其地素贫而易变，伏惟当世司国计者宜有以调停而优待之，俾两得其便，一方之人不胜幸甚。
元世祖至元十七年，置榷茶都转运司于江州，总江淮、荆南、福广之税，其茶有末茶、有叶茶。
臣按：茶之名始见于王褒《僮约》而盛着于陆羽《茶经》，唐宋以来遂为人家日用一日不可无之物。然唐宋用茶皆为细末制为饼片，临用而辗之，唐卢仝诗所谓“首阅月团”、宋范仲淹诗所谓“辗畔尘飞”者是也，《元志》犹有末茶之说，今世惟闽广间用末茶而叶茶之用遍于中国，而外夷亦然，世不复知有末茶矣。（已上言茶）
《周礼》：丱（故猛反）人掌金玉锡石之地而为之厉禁以守之，若以时取之则物其地，图而授之，巡其禁令。
臣按：丱之言矿也，金锡未成器曰矿。物其地，视其土色以别其所产也。图而授之，使取矿者知所得也。巡其禁令，防人之窃取也。
《管子》曰：今铁官之数，曰一女必有一针、一刀若（若犹然后）其事立，耕者必有一耒、一耜、一铫（太锄也）若其事立，行服连（连，辇也，人所挽者）轺（居玉反，大车驾马者）者必有一斤、一锯、一锥、一凿若其事立，不尔而成事者，天下无有。
臣按：自古商利者言盐必与铁俱，盖以盐者民食之不可无，铁者民用之不可阙，计口食盐则盐日以销，然生者又继取用无已，若夫铁之为用，则成一器之用，或以终身，不然亦或致岁月之久，非盐之可比也。言利之徒乃以铁并盐而言，至其设官也亦兼以盐铁为名，其轻重不伦矣。呜呼，米、盐民所食者既因以取利，刀针、耒耜之类民所用以为衣食者，又且不免焉，三代取民之法，岂有是哉？
汉武帝从盐铁丞孔仅、东郭咸阳言，置铁官凡四十郡郡，不出铁者置小铁官，使属所在县，敢有私铸铁器者，釱右趾、没入其器物。
马廷鸾曰：“孔仅、咸阳所言前之属少府者，其利微，今改属大农，则其利尽，此聚敛之臣饰说以盖其私也。管仲之盐铁其大法税之而已，盐虽官尝自煮以权取时利，亦非久行，铁则官未尝冶铸也，与桑、孔之法异矣。”
臣按：汉置铁官四十郡，不出铁处又置小铁官，则是鼓铸之官几遍天下，而民间之一刀一针、一斤一锯皆有税焉。呜呼，天子富有万方，赋税、贡献之入奚趐亿兆，而取之民也琐屑如是哉？我朝惟于出铁之处谪徒治冶，又多捐之于民不取焉，一何仁厚之至哉。（以上言铁）
汉武帝铸黄金为麟趾、蹄。
苏轼曰：“王莽败时，省中黄金六十万斤，陈平以四万斤间楚，董卓剉坞金亦多，其余三五十斤者不可胜数。近世金不以斤计，虽人主未有以百金与人者，何古多而今少也？”
叶梦得曰：“汉时赐臣下黄金每百斤二百斤，少亦三十斤，虽燕王刘泽以诸侯赐田，生金亦二百斤，梁孝王死有金四十余万斤，盖币轻故米贱金多也。”
臣按：昔人有言汉武帝置铁官遍于天下，未闻有犯金之禁，铁至贱也而榷之析秋毫，金至贵也而用之如泥沙，然则国家之征利无资于金也。《货殖传》所载蜀卓氏、山东程郑辈之富，皆言其擅铁冶之利，而未闻有藏金之事，上下之间好尚如此，盖犹有古人不贵难得之货之遗意云。呜呼，金之为物可以从革以为器用，好大喜功之君如汉武帝者犹不之好，则夫金、元以来所谓宝石者，何足尚哉？
后汉明帝永平十一年，漅湖出黄金，庐江太守取以献。元魏宣武帝延昌三年，有司奏骊山有银矿二石，得银七两。又恒州言白登山有银矿八石，得银七两，诏并置银官，常令采铸。
臣按：采银之官始置于此。
唐太宗贞观初，侍御史权万纪言：“宣、饶二州银大发，采之岁可得数百万缗。”帝曰：“朕之所乏者非财也，但恨无嘉言可以利民耳。卿未尝进一贤退一不肖，而专言税银之利，欲以桓、灵待我耶？”乃黜万纪。
臣按：太宗不纳权万纪采银之说，而黜之且曰恨无嘉言可以利民，而谓其以桓、灵相待，可以为百世帝王之师矣。后世人主以言利，赏其臣谓其能益国家，岂非太宗之罪人哉？
宋太祖开宝三年，诏曰：“古者不贵难得之货，后代赋及山泽，上加侵削，下益刓敝，每念兹事，深疚于怀。未能捐金于山，岂忍夺人之利，自今桂阳监岁输课银宜减三分。”
太宗至道二年，有司言凤州山内出铜丱，定州诸山出银矿，请置官署掌其事，上曰：“地不爱宝，当与众庶共之。”不许。
臣按：宋二帝所言皆所谓仁人之言也，太祖曰“未能捐金于山，岂忍夺人之利”，太宗曰“地不爱宝，当与众共之”，后世人主于其臣下有以兴利为言者，宜举二帝之言以拒之。
太宗问秘合校理杜镐曰：“西汉赐与悉用黄金而近代为难得之货，何也？”镐对曰：“当是时佛事未兴，故金价甚贱。”
真宗语大臣曰：“京师士庶衣服器玩多熔金为饰，乃诏申明旧制，募告者赏之，自今乘舆服御涂金、绣金之类亦不须用。”
富弼曰：“国之去奢自上者始，则天下无不从化。况法禁严明，真宗朝禁销金服甚谨，然累下制令而犯者不绝，故内诏宫中以下、外自大臣之家，悉不得以金饰衣服，复申严宪布于天下，自此更无犯者。”
臣按：金有五而黄金最为贵重之物，地之所产最少，而人之所用最多，五金之中而黄之价最贵，五色之中而金之色最炫。世之人非但用之器皿、首饰，乃至熔而销之，或以缕而为服，或以嵌而为器，上而冠帻、下而靴履，与夫食用戏具，无不用焉，其尤费之多者宫室之饰、土木之偶，甚至一佛寺之兴、一神像之设，靡费乃至千百两焉，杜镐答太宗谓汉时佛事未兴故金多，诚非虚语也。真宗禁销金，虽乘舆服御亦不须用，所谓立法自上始者欤，宜乎当时禁之更无犯者也。不然，上为之而禁下，欲其不为，岂所谓以身教哉。
宋朝金银铜铁铅锡之冶总二百七十一，皆置吏主之，大率山泽之利有限，或暴发辄竭，或采取岁久所得不偿所费，而岁课不足，有司必责主者取盈。
臣按：宋朝坑冶所在如此之多，而元朝之坑冶亦比今日加十数倍，何也？盖天地生物有生生不已者，谷粟、桑麻之类是也，有与地土俱生者，金银铜铁之类是也。昔者圣王定为取民之赋，有米粟之征、有布缕之征，而无有所谓金银铜铁之征者，岂不以山泽之利与土地俱生，取之有穷而生之者不继乎？譬之山林之上有草木焉，有土石焉，其间草木取之者既尽，而生之者随继，故虽日日取之、岁岁取之而不见其竭也，若夫山间之土石，掘而去之则深而成洼，舁而去之则空而留迹，是何也？其形一定故也。是以坑冶之利，在前代则多，在后代则少，循历至于今日尤其少焉，无足怪者。我朝坑冶之利比前代不及什之一二，间或有之，随取随竭，曩者固已于浙之温处、闽之建福开场置官，令内臣以守之，差宪臣以督之，然所得不偿所费如宋人所云者，今则多行革罢而均其课于民赋之中矣。虽然，今日不徒不得其利，而往往又罹其害，盖以山泽之利，官取之则不足，民取之则有余，今处州等山场虽闭而其间尤不能无渗漏之微利遗焉，此不逞之徒所以犹囊橐其间以竞利起乱也。为今之计，宜于坑场遗利之处严守捕法，可筑塞者筑塞之，可栅堑者栅堑之，俾其不至聚众争夺，以贻天下生灵之害可也。（以上坑冶）
唐于晋州置平阳院以收矾利，开成三年罢之，以矾山归州县。
宋太祖命晋州制置矾务，许商人输金帛、丝绵、茶及缗钱，官以矾偿。
陈傅良曰：“宋太祖矾禁为契丹、北汉设也，其后并盐酒皆榷之，非本意也。”
臣按：本朝于凡前代取民之利，如矾之类，一切革之而并其一二于岁课，仁厚之泽惠民也深矣。（以上言矾）
以上山泽之利（下）
卷三○
▲征榷之课
《周礼》：太宰九赋，其七曰关市之赋（关以征其货之出入，市以征其货之所在）。大府掌九赋之贰以受其货贿之入，关市之赋以待王之膳服。司市，国凶荒札丧则市无征。
廛人，凡珍异之有滞者，敛而入于膳府。
王安石曰：“关市，商旅所会。共王膳服者，百物珍异于此乎在故也。夫以关市待王之膳服，凶荒札丧，关市无征，而王于是时亦不举而素服也。”
陈傅良曰：“王之膳服仅取具于关市，古者关讥而不征，市廛而不征，其税入视他至薄也、不常获也。以富有四海而一人之奉特居经费之九一，又取其至薄不常获者如是足矣，而司市又严为国君、夫人、世子、命夫妇过市之法，苟有过用于上则大臣尽规，苟有过取于下则有司守法，而后人主常立于无过之地，此又先王之深意。”
臣按：成周盛时，关市之征用以供王之膳服而已，非若后世以之供凡国用也。王之膳服，关市之所有王则用焉，不出关市之外而别有所求，是以当时之君所以为衣食者皆与民同，非若后世巧为制造，一服之费至用百夫之衣，一味之费至用百人之食也。
司关（关谓境上之门）掌国货之节以联门市（自外入者通之门与市，自内出者通之门与关），司货贿之出入者掌，其治禁与其征廛（征谓税而正之，廛谓舍而禁之），凡货不出于关者举其货（设入）、罚其人，凡所达货贿者则以节傅出之，国凶（荒年）札（疾疫死亡）则无关门之征，犹几（察也）。
臣按：关市有征税始此。我朝每府立税课司，州县各立为局，设官以征商税，凡商贾欲赍货贿于四方者必先赴所司起关券，是即《周礼》节傅之遗制也。盖节以验其物，傅以书其数也。
《王制》：“市廛而不税，关讥而不征。”
朱熹曰：“廛，市宅也。市廛而不征，谓使居市之廛者各出廛赋，如今质赁铺面相似，更不征其所货之物。关谓道路之关，市谓都邑之市。讥，察也；征，税也。关市之吏，察异服异言之人而不征商贾之税也。”
孟子曰：“昔者文王之治岐也，关市讥而不征。”又曰：“市廛而不征，法而不廛，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。关讥而不征，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。”
张载曰：“或赋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货，或治以市官之法而不赋其廛，盖逐末者多则廛以抑之，少则不必廛也。”
臣按：古者于众途所会之地则立关以限其出入，于庶民所聚之地则立市以通其有无，所以兼济之而足其用度。凡若此者无非以利民而已，后世则专用之以利国，非古人意矣。
古之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，有司者治之耳。有贱丈夫焉必求龙断而登之，以左右望而罔市利，人皆以为贱，故从而征之，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。
朱熹曰：“龙断，冈垄之断而高也，孟子释龙断之说如此。治之，谓治其争讼。左右望者，欲得此而又取彼也。罔，谓罔罗取之也。从而征之，谓人恶其专利，故就征其税，后世缘此遂征商人也。”
臣按：孟子此言可见古人立为关市之本意，其意恶人逐末而专利，故立法以抑之，非有所利之也。匹夫而私登龙断以罔利，既得此而又望彼，尚为士人之所贱，彼读圣贤书、儒其衣冠如王安石之徒，乃亦为贱丈夫之所为，其贻讥于天下后世而为人之贱也宜矣。后世君子以道事君者，尚其鉴诸。
汉高祖时，凡市肆租税之入，自天子至于封君皆各自为私奉养，不领于天下经费。又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，重租税以困辱之。
叶梦得曰：“高祖禁贾人毋得衣锦绣、绮縠、绮纻、罽（毛布也）、操兵乘骑马，其后又禁毋得为吏与名田，凡民一等，商贾独倍其贱之至矣，敦本抑末，亦后世所不能行也。”
臣按：汉初去古未远，其行抑商之政犹有古意。夫市肆之所入不以为经费、商贾之服用不许其过侈可也，然捐市税以予封君、重商税以致困辱则过矣。
武帝元光六年，初算商贾。
马廷鸾曰：“武帝承文、景富庶之后，即位甫一纪耳，征利已至于此，然则府库之积其可恃哉。”臣按：后世税商贾车船令出算始此。
宋太祖诏所在不得苛留行旅，赍装非有货币当算者毋得发箧搜索。又诏榜商税则例于务门，毋得擅改更增及创收。
陈傅良曰：“太祖开基之岁，首定商税则例，自后累朝守为家法，凡州县不敢专擅创取，动辄奏禀取旨行下。”太宗诏除商旅货币外，其贩夫贩妇细碎交易并不得收其算。
哲宗元祐八年，商人载米入京粜者有力胜税，权蠲之。
苏轼曰：“谷太贱则伤农，太贵则伤末，是以法不税五谷，使丰熟之乡商贾争籴以起太贵之价，灾伤之地舟车辐辏以压太贵之直，自先王以来未之有改也。而近岁法令始有五谷力胜税钱，使商贾不行，农末皆废，窃为圣世病之。”
臣按：民种五谷已纳租税，无可再赋之理，非他竹木牲畜比也。竹木牲畜之类，原无征算，故商贾货卖于关市也，官可税之，今民既纳租于官仓矣，而关市又征其税，岂非重哉？此不独非王政，亦非天理也。我朝制税课司局，不许税五谷及书籍纸札，其事虽微，其所关系甚大，王者之政、仁人之心也。（以上征商）
《酒诰》：王若曰：“明大命于妹邦。”
蔡沈曰：“商受酗酒，天下化之。妹土，商之都邑，其染恶尤甚，武王以其地封康叔，故作书诰教之云。”
乃穆（敬也）考文王，肇国在西土。厥诰毖（戒谨）庶邦庶士越少正（官之副贰）御事朝夕曰：“祀兹酒。”惟天降命，肇我民，惟元祀。
蔡沈曰：“文王朝夕敕戒之曰：惟祭祀则用此酒。天始令民作酒者，为大祭祀而已。”
文王诰教小子（少子之称）有正（有官守者）有事（有职业者），无（毋同）彝（常也）酒；越庶国，饮惟祀，德将无醉。
蔡沈曰：“小子血气未定，尤易纵酒丧德，故文王专诰教之，毋常于酒，其饮惟于祭祀之时，然亦必以德将之，无至于醉也。”
臣按：先儒有言：“古之为酒本以供祭祀灌地、降神，取其馨香上达，求诸阴之义也。后以其能养阳也，故用之以奉亲养老，又以其能合欢也，故用之于冠昏宾客，然曰宾主百拜而酒三行，又曰终日饮酒而不得醉焉，未尝过也。自禹饮仪狄之酒而疏之，宁不谓之太甚，已而亡国之君、败家之子接踵于后世，何莫由斯，然则文王之教不惟当明于妹邦，家写一通犹恐覆车之不戒也。”噫，兹言也，凡酒之为酒，所以为用及其所以为害皆具于此矣，有国家者可不戒哉。
矧汝刚制于酒。厥或诰曰：“群饮，汝勿佚（失也）。尽执拘以归于周，予其（未定辞）杀。”
蔡沈曰：“汝之身所以为一国之视效者，可不谨于酒乎？故曰矧汝刚制于酒，刚果用力以制之也。群饮者，群聚而饮为奸恶者也。予其杀者，未必杀也，犹今法当斩者皆具狱以待命，不必死也。然必立法者，欲人畏而不敢犯也。”
臣按：苏轼有言：“自汉武帝以来至于今，皆有酒禁，严刑重赏而私酿终不能绝，周公独何以能禁之？曰周公无所利于酒也，以正民德而已。甲乙皆笞其子，甲之子服、乙之子不服，何也？甲笞其子而责之学，乙笞其子而夺之食，此周公所以能禁酒也。”噫，由苏氏此言而推之，非但禁酒一事，凡国家有所兴事造役莫不皆然。
《周礼》：酒正掌酒之政令，以式法授酒材（谓材食曲蘗之类），凡为公酒者亦如之。
臣按：周人设官以掌酒，凡以为祭祀、养老、奉宾而已，非以为日用常食之物也。
酒人掌为五齐（一曰泛、二曰醴、三曰盎、四曰缇、五曰沈）三酒（一曰事、二曰昔、三曰清）。臣按：凡祭祀天地、宗庙、社稷诸神，皆有五齐三酒。
萍氏（比其浮于水上）掌国之水禁，几酒（察非时饮者）、谨酒（使民节用酒）。
臣按：几酒则于饮酒微察其不节，即《酒诰》所谓“德将无醉”，以文王几酒而庶国之饮酒者皆有节也；谨酒则于用酒谨制其无度，即《酒诰》所谓“越庶国，饮惟祀”者，以文王谨酒而庶国之用酒者皆有度也。呜呼，天下之物最沈溺人者水也，而酒之为物，起风波于尊罍之中，其沈溺乎人殆有甚于水焉。《周礼》设官以萍人掌国之水禁，而并付之以几酒、谨酒之权，其意深矣。周之先王既设官以几谨乎酒，又作诰以示戒乎人，其后子孙乃至于沈酒淫浚而天下化之，以底于乱亡，酒之沈溺于人也如此。吁，可畏哉！
司虣（音暴）掌宪市之禁令，禁其以属游饮食于市者，若不可禁则搏而戮之。
臣按：司虣，市官之属；萍氏，刑官之属。成周既设刑官以几察其饮酒之人，然其所饮者多在市肆之中，而又立市官以禁戒之焉，其刑之严，乃至于搏而戮之。呜呼，古之圣王岂欲以是而禁绝人之饮食哉？盖民不食五谷则死，而酒之为酒，无之不至伤生，有之或至于致疾而乱性禁之诚，是也后世不徒不禁酿，而又设为楼馆于市肆中以诱致其饮以罔利，此岂圣明之世所宜有哉？
梁惠王觞诸侯于范台，酒酣请鲁君举觞，鲁君兴，避席择言曰：“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，进之禹，禹饮而甘之，遂疏仪狄，绝旨酒，曰：‘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。’”
孟子曰：“禹恶旨酒而好善言。”
臣按：大禹此言则酒乃亡国之物，而汉武帝顾用之以为兴国之利。噫，此圣狂之所以分欤。汉兴，有酒酤禁，其律三人以上无故群饮酒，罚金四两。
文帝即位，赐民愊五日。十六年九月，令天下大愊。后元年诏：“戒为酒醪，以靡谷。”
臣按：愊之为言布也，王者德布于天下而合聚饮食以为愊。自古以来皆有酒禁，而汉法无故群饮酒罚金四两，而又屡诏戒为酒醪以靡谷，民之得饮也盖鲜矣，故于时和岁丰或赐愊焉。夫禁其酿所以为义，赐之愊所以为仁，一张一弛，文武之道。汉时去古未远，犹有古意存焉。后世纵民之饮非仁也，因而取利非义也。
景帝中元三年夏，旱，禁酤酒。
臣按：酒酤之禁虽不能行于平世，若遇凶荒米谷不继而一举行酿酒造曲之禁，是亦赈荒之一策也。武帝天汉三年，初榷酒酤。
吕祖谦曰：“周公作《酒诰》以告康叔，其刑之重至于‘尽执拘以归于周，予其杀’，此是最初禁酒，恐人沈湎浸渍、伤德败性，不过导迪民彝、防闲私欲之意。至于《周官》之禁酒、禹之恶旨酒，皆是此意。及其再变如汉文为愊，景帝以岁旱禁民酤酒，与古人恐民伤德败性已自不同，恐有用为无用之物耗谷米，民食不足，此是再变，比之《酒诰》所谓非惟不敢，亦不暇，已无此意，然而犹有重本抑末之心。及至三变，自桑弘羊建榷酒之利，设心大不同，不过私家不得擅利，公家却自专其利耳。”
臣按：酒者以谷为之，县官既已取谷以为租税矣，及其造谷以为酒而又税之，则是一物而再税也，可乎？况古有酒禁，恐民沈酗以丧德、靡费以乏食耳，本无所利之也。汉武帝始为榷酤之法，谓之榷者，禁民酝酿，官自开置，独专其利如渡水之榷焉。是则古之禁酒惟恐民之饮，后世之禁酒惟恐民之不饮也。呜呼，武帝其作俑者欤。
昭帝元始六年，诏有司问郡国所举贤良文学民所疾苦，乃罢榷酤官，令民得以律自占（占谓隐度其实）租，卖酒升四钱。
刘攽曰：“罢酤、占租、卖酒钱共是一事，以律占租者谓令民卖酒以所得利占而输其租矣，占不以实则论如律也，租即卖酒之税，卖酒升四钱所以限民不得厚利耳。”
臣按：前此榷酒官自酿以卖也，至是以贤良文学言罢榷酤官，然犹听民自酿以卖，而官定其价，每升四钱，隐度其所卖之多寡以定其税，此即胡氏所谓使民自为之而量取其利也，后世税民酒始此。我朝于酒课不设务、不定额，民之开肆者即报官纳课，罢肆即已，姑为之禁而已，未尝借此以为经费如唐宋然也。
唐初无酒禁，肃宗乾元元年，以廪食方屈，乃禁京城酤酒。二年饥，复禁酤，非光禄祭祀、燕蕃客不御酒。
德宗建中元年，罢酒税。三年，禁人酤酒，官自置店酤，收利以助军费。
胡寅曰：“善政建于古圣王者，后世鲜克遵之；不善之政兴于聚敛之臣者，后世多不肯改。德宗尽罢酒税善矣，已而牟利最急，故知尽罢之未若勿榷而以予民之为善也。”
宋初，诸路未尽禁酒，吴越之禁自钱氏始，京西禁自太平兴国二年，闽广至今无禁。
真宗诏曰：“榷酤之法素有定规，宜令计司立为定式，自今中外不得复议增课以图恩奖。”
臣按：酒之为物，古人造之以祀神、养老、宴宾，亦如笾豆之实，然非民生日用不可无之物也。仪狄始造酒，大禹饮之豫知后世必有因之以亡其国者，武王作诰以戒其臣下，至欲加以杀之之刑，古之圣王必不忍以口食之微戕人性命，而犹然者，法不严则禁不绝故也。自桑弘羊为榷酒取利之法，纵民自造而自饮，呜呼，所得几何，乃使天下国家受无穷之祸，遂至蚩蚩之民嗜其味之甘、忘其身之大，性以之乱、德以之败、父子以是而不相慈孝、兄弟以是而不相友爱、夫妇以是而相反目、朋友以是而相结怨，甚至家以之破、国以之亡，国家有所兴作，率因是以偾败者不可胜数，明君贤相何苦而不为之禁绝哉？且前代赖之以济国用，不禁尚有可诿者，况祖宗以仁义立国，不忍计民口食以为国用，如存其名，实无其利。臣愚以为，今日化民厚俗之急务，莫先于复三代圣王禁酤之良法，然法太严则不可行，法太宽则不能禁，况民以饮与食并嗜习已成性，甚乃有废食而专饮者，性嗜已久，一旦革之，良为不易，乞敕有司申明古典，革去额课，今后官吏军民之家并许私酿，然所酝酿者不许过五斗、相馈送者不许过二升、宴会不许过三巡、饮嗜不许至甚醉，开店以卖者有重刑，载酒以出者有严禁，凡民家所有甄窄之类尽行送官毁坏，不送者有罚，而又禁革造窄之木工、烧甄之窑户，定为限制，违者治罪。如此，则酒非富家不能造，而贫者无从以得酒，不畏法者虽欲纵情以自肆，而知礼守法者亦有所据依以节制之矣。若此者，虽非古人立法之本意，然亦因时制宜、足民化俗之一端也。迂儒之言，知其一而不知其二，伏惟圣君贤辅相与折衷而施行之，天下臣民盖有阴受其赐者矣。
元武宗大德八年，大都酒课提举司设槽房一百所。九年，并为三十所，每所一日所酝不许过二十五石之上。
臣按：宋朝东京酒务三十五，元于大都总置提举司一，设为槽房三十所，每所一日所酝不许过二十五石，总计日费七百五十石、月费二万二千五百石、岁费二十七万石。今日京师一岁所费恐不止此，且酿酒之米皆出江南，舟载车辇历数千万乃至于此。嗟夫，民生有欲，禁之犹恐其纵，乃设楼店以召致之使纵其欲，可乎？伦理以之而斁，政事以之而废，词讼奸盗以之而兴，是乃一不仁不义之举，兴祸起乱之端。伏愿圣明天子奋发刚断，毅然禁之，以革自汉以来千载深痼之弊，使万世以下良史书之以为善政，岂不韪欤。虽然，千年之事、万人之欲，乃欲一日而顿去之，良不易然者，必不得已而思其次，请亦如元人置司开槽京师五城，每城各为五槽，每槽日酝不许过十石，官吏军民之家遇有公私祭奠、昏冠礼会，许其先期具辞告官酤买，官为之券，券用花栏，中印文移，空其月日及所行礼会，临时填注，仍批其券曰“出本日不用”，每券不过一斗以下，价直必倍其本价，贵则酤者少矣，酤酒者执券为照，无券及多买多卖者各治以罪。（以上榷酤）
唐扬州等八道州府置榷曲务。
宋承五代之后，置诸州曲务。至道三年，再下酒曲之禁，凡私造差定其罪。
宋诸郡有醋坊，元祐初，臣僚请罢榷醋。绍圣二年，翟思请诸郡醋坊日息调度之余悉归常平。元太宗立酒醋务坊场官，榷酤办课。
臣按：谷麦既已纳税，用谷以为酒又税之，造麦为曲以酝酒又税之，用米与糟以为醋又税之，是则谷麦一类，农耕以为食，官既取之，商籴于农以为酒、为曲、为醋，官又取之，此一物而三四出税也。呜呼！此皆末世之事，隆盛之时所无有也，是岂上天生物养民，人君代天子民之意哉？我朝不立酒曲务而惟摊其课于税务之中，而醋则自来无禁，凡唐宋以来苛征酷敛一切革之，其取于民也可谓宽矣。夫天生五谷以为民食，民无食则死，少食则不饱，民不可以一日而不饱，而可以终身而不醉，上之人何苦而必欲民之醉哉？乃至设务置官以司酒，至于所用为酒之曲亦司之焉，殊不思所以为醉之具即所以为饱之物也，去此以为彼，彼多则此少，必然之理也。太平无事之时，恐其败民之德，尚不可以不禁，兵荒凶札之岁，必至损民之食，乌可不严为之禁哉？禁酒之策，臣已具于前矣，若夫曲蘖之禁，民家自造不过斗者，请听民自为之，但不许其以交易货买。今天下造曲之处惟淮安一府靡麦为多，计其一年以石计者毋虑百万，且此府居两京之间、当南北之冲，纲运之上下必经于此，商贾之往来必由于此，一年之间般运于四方者不可胜计。呜呼，费民生日用之资以为醺酣荒亡之具，前代以国计故不得已而取其利，纵之可矣，而今日无所利之而亦莫之禁，臣不知其何故也。臣请敕所司严加禁约，于凡民间造曲器具悉令拆毁，与凡为之佣作者一切勒以归农，有犯以与私盐、伪钱同科。如此，则一年之间亦可存麦百余万石以资民食，民之所有即国之所有，是即古者所谓藏富于民者也。（以上曲醋）
《周礼》：委人掌敛野之赋，敛薪（以烹者）刍（草）凡疏材（菜蔬之类）木材（可为宫室者）、凡畜聚之物。
臣按：疏材，草木之可食茹者；木材，木植之可为宫室器用者；薪以供烹饪；刍以饲畜类。四者皆出于野，必畜聚之以待不时之用也，故以委人掌之，后世疏果、竹木、柴薪有税，其原盖出于此。
唐德宗时，始用户部侍郎赵赞税天下竹木，十取其一，以为常平本。
臣按：后世竹木之税始此，然唐时所税者取其利以为常平本，今世则用之以为宫宇什器耳。我朝于凡天下关津去处，设抽分竹木局，抽分客商兴贩竹木柴炭等物，在京者令军卫自设场分收贮柴薪，按月给与禁军孤老等烧用，竹木等物堆垛在场，令各局按旬奏申知数，遇有用度，以凭计料、拣定度量支拨，在外场局则用各给所在之用。近年于太平之芜湖、荆州之沙市、浙江之杭州径遣工部属官亲临其地抽分变卖，取其价直银两解京以供工部缮造之费，免以科征于民，是诚良策。然商贩无常，难为定数，后来者务逾前人之数以侥能名，岁增一岁，无有纪极，窃恐后来之难继，商贾、折阅兴贩者不至而官与民两失其利，乞量为中制，因地定额，多者不以为优、不及数者不以为劣，庶几可以久行。（此言竹木）
汉宣帝五凤中，耿寿昌白增海租，萧望之言：“县官尝自渔，海鱼不出，后复与民，鱼乃出。”
臣按：后世鱼课其原出于此。我朝凡有河泊之处皆立官以司鱼课，岁有定额，河泊之所遍天下而惟湖广最多，一藩十二所四州共百四十余处而沔阳一州乃至有三十一处，岁纳课钞有定数，使钞法果行，所得亦不赀矣。今日非但鱼课，凡征商等课皆然，苟钞法通行则诸课皆得以资国之用，不然则是虚费官吏之俸，徒为下人之扰，而所得不足以偿所费也。（此言鱼课）
《元史》：额外之课凡三十有二，其一曰历日、二曰契本、三曰河泊、四曰山场、五曰窑冶、六曰房地租、七曰门摊、八曰池塘、九曰蒲苇、十曰食羊、十一曰荻苇、十二曰煤炭、十三曰撞岸、十四曰山查、十五曰曲、十六曰鱼、十七曰漆、十八曰酵、十九曰山泽、二十曰荡、二十一曰柳、二十二曰牙例、二十三曰乳牛、二十四曰抽分、二十五曰蒲、二十六曰鱼苗、二十七曰柴、二十八曰羊皮、二十九曰磁、三十曰竹苇、三十一曰姜、三十二曰白药。
臣按：《元史食货志》有所谓岁课山林川泽之产，若金银、珠玉、铜铁、水银、朱砂、碧甸子、铅锡、矾碱、竹木之类，其利最广者盐法、茶法、商税、市舶四者，外此又有所谓额外课凡三十二，谓之额外者，岁课皆有额而此课不在其额中也。呜呼，元有天下其取之民课额之名目乃至如此之多，当时之民其苦可知也。我朝一切削去，十存其一二，亦不闻国用之不足。臣意当时亦徒有此名目以为奸人之资而已，国家未必赖其用也，史书之以垂戒后世，以见其国脉之所以促有其因耳。呜呼，其尚永鉴之哉！
以上论征榷之课
卷三一
▲傅算之籍
孟子曰：“有力役之征。”朱熹曰：“征赋之法，岁有常数，力役取之于冬。”
臣按：孟子此章举布缕、粟米与力役并言而皆谓之征，征也者上取于下之名也。布缕粟米专取其物，而力役之征盖兼乎人力也。
小司徒之职，稽国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数（冢宰职出九赋者之人数），以辨（别也）其贵贱、老幼、废疾，凡征役之施（读为弛）舍。
贾公彦曰：“司徒是主土地之官，故亦兼主采地之法。辨其贵贱、老幼、废疾者，谓别其贵贱、老幼、废疾，合科役者科役之。征谓税之，役谓繇役。施舍者，贵与老幼废疾者不科役，故言弛也。”
吴澂曰：“夫谓上地、中地、下地皆一廛，举其凡也。家谓上地七人、中地六人、下地五人，别其目也。”
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数，上地家七人，可任也者家三人；中地家六人，可任也者二家五人；下地家五人，可任也者家二人。凡起徒役，毋过家一人，以其余为羡（饶也）。
吴澂曰：“一家男女七人以上授之以上地，所养者众也；五人以下授之以下地，所养者寡也。止以七人、六人、五人为率者，有夫有妇然后为家也。可任谓丁强任力役之事者，余则为老弱也。”
乡大夫以岁时登其夫家之众寡，辨其可任者，国中自七尺以及六十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（给公上也），其舍者，国中贵者、贤者、能者、服公事者、老者、疾者皆舍，以岁时入其书（作文书入于司徒）。
吴澂曰：“国中，城郭中也。晚赋税而早免之，以其所居复多役少也；野则早赋税而晚免之，以其复少役多也。征之者，给公上之事也。舍者，谓有复除而不收役事也。”
遂大夫以岁时稽其夫家之众寡六畜田野，辨其可任者与其可施舍者。
章氏（失其名）曰：“三代役法莫详于周，《周礼》伍两、军师之法，此兵役也；师田、追胥之法，此徒役也；府、史、胥、徒之有其人，此胥役也；比闾、族、党之相保，此乡役也。有司徒焉则因地之美恶而均役，有族师焉则校民之众寡以起役，有乡大夫焉则辨民之老少以从役，有均人焉则论岁之丰凶以行复役之法。”
臣按：凡有天下国家者不能不役乎民，然役有轻重、繁简、远迩、久速之殊，民有老少、强弱、富贫、贵贱之异，不可以一概论也。是以成周之世，欲役乎民必先均其土地以别其宽狭硗腴，必稽其人民以知其多寡虚实，必量其人身以知其强弱老少，必验其畜产以知其贫富有无，必有夫有妇然后谓之一家，必年富力强然后谓之可任，彼夫贵而有爵者、贤而有德者、能而有才者、服事于公与衰耄之老、笃废之疾皆不可任以繇役之事，所以任夫繇役者皆必少壮之夫，平日习劳、丁多而家给者也。夫民食三土而赖官府之庇以有其室家田产，则服力役以为国卫，足国用、成国事，亦其职分之所当为者也。用所当用之人，为所当为之事，虽曰为国，亦所以为民，而又明以察之、公以处之、仁以悯之，是以国家有所经营则咸如子趋父事，有所征伐则莫不敌王所忾，而上无不成之事，下有卫上之忠，而天位永安、国祚延长矣。
载师，凡民无职事者出夫家之征。
张载曰：“夫家之征，疑无过家一人者谓之夫，余夫竭作，或三人、或二人、或二家五人谓之家。”
吴澂曰：“民无职事谓游惰者也，游惰则罚之使出一家力役之征。力役之征，谓出士徒车辇以给繇役者也。”闾师，凡无职者出夫布。
马端临曰：“古人于游惰不耕及商贾末作之人，皆于常法之外别立法以抑之，间民或出夫布或并出夫家之征，夫布其常也，并出夫家所以抑之也。夫家解当如横渠之说，郑注谓‘令出一夫百亩之税’，则无田而所征与受田者等，不几于太酷乎？”
臣按：民之无职者既不受田，乃使之出一家一夫之征，彼将何从而得乎？圣人为此制所以抑游惰而使之趋南亩也。当是之时，民之无田者盖鲜矣，间有无田者而亦不免供有田之赋，但比之有田者为轻尔。后世口赋之算，不问有田无田皆出赋，与古异矣。
均人掌均人民牛马车辇之力政（读为征），凡均力政以岁上下，丰年则公旬（均也）用三日焉，中年则公旬用二日焉，无年则公旬用一日焉。
郑玄曰：“人民则治城郭、涂巷、沟渠，牛马、车辇则转运委积之属。”
臣按：力征即孟子所谓力役之征也。力役之征，有专用人力为者，造作修治之属也；有兼资物力成者，辇运挽输之类也。均人掌均力征，必先审民家之丁中或寡或多，其家之牛马车辇或有或无，因其材而任以事，随所宜而加之役，用其所有而不强其所无，此民之役所以易供，而国之事所以易成也。然用民之力，丰年不过三日、歉年仅用一日而已，而不丰不歉之年则又惟用二日焉，一岁之间三百有六旬，上之人仅用其民三日之力，其三百五十有七日皆民之所自有也，民安得不安富，国安得不清泰哉。
司民掌登万民之数，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，辨其国中与其都鄙及其郊野，异其男女，岁登（上也）下（落也）其死生。及三年大比，以万民之数诏司寇，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献其数于王。
徐干曰：“民数为国之本也，先王周知其万民众寡之数，乃分九职焉，九职既分则劬劳者可见、勤惰者可闻而事役不均者未之有也。事役既均，故上尽其心而人竭其力，而庶功不兴者，未之有也。庶功既兴，故国家殷富，大小不匮，百姓休和，下无怨疾，而治不平者未之有也。《周礼》献民数于王，王拜受之，登于天府，其重之也如此，今之为政者未之知恤也，是以先王致六乡六遂之法，所以维持其民而为之纲目也，使其邻比相保爱，赏罚相延及，故出入存亡、臧否逆顺可得而知也。及乱君之为政也，户口漏于国版，夫家脱于联伍，避役逋逃者有之，于是奸心竞生，伪端并作，小则窃滥，大则攻劫，严刑峻令不能救也。民数者，庶事之所自出也，莫不取正焉，以分田里、以令贡赋、以造器用、以制禄食、以起田役、以作军旅，国以建典，家以立度，五礼用脩，五刑用措，其惟审民数乎？”
臣按：所谓版者，即前代之黄籍，今世之黄册也。周时惟书男女之姓名、年齿，后世则凡民家之所有丁口、事产皆书焉，非但民之数而已也。我朝每十年一大造其册，首著户籍（若军、民、匠、灶之属），次书其丁口（成丁不成丁），次田地（分官民等则例）、房屋、牛只。凡例有四，曰旧管、曰开除、曰新收、曰实在，今日之旧管即前造之实在也。每里一百一十户，十户一甲，十甲一里，里有长，辖民户十，轮年应役，十年而周，周则更大造民，以此定其籍贯，官按此以为科差，诚有如徐氏所谓庶事之所从出而取正焉者也。版籍既定，户口之或多或寡、物力之或有或无，披阅之顷，一目可尽，官府遇有科差，按籍而注之，无不当而均矣。然民伪日滋，吏弊多端，苟非攒造之初立法详尽、委任得人，则不能禁革其脱漏、诡寄、飞走、那移之弊，请当大造之年，户部定为则例，颁行天下，凡所造之册，必须县册详于府、府册详于布政司、司册详于进呈者，其县册当如《诸司职掌》所载，凡各州县田土必须开具各户若干及条段四至（于实在下则书曰坐落某里，于新收下则书曰某年买某里某人户下田，明开亩段价值、界至，其开除者则止书曰某年卖与某里某人），府册止书地名，司册及进呈者则否。如此，则官府科差有所稽考得以验其贫富，民间争讼有所质证得以知其虚实，遇有旱潦有所优免，不至于混而无别矣。
秦用商鞅之法，月为更卒，已复为正，一岁屯戍，一岁力役，三十倍于古。汉兴，循而未改。臣按：更卒谓给郡县一月而更者，正卒谓给中都官者也。
汉高祖四年，初为算赋（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）。
马端临曰：“古之治民者有田则税之，有身则役之，未有税其身者也。汉法民年十五而算出口赋，至五十六岁而除；二十而傅给繇役，亦五十六而除，是税之且役之也。”
臣按：后世户口之赋始此。盖古者有田则有税，有身则有役，税出财、役出力，惟游惰无职事者则抑之，俾视夫家出征税焉，非有所利之也。自汉计口出算之后，则凡为民者有身则有庸、力役之外计口出财，遂为后世定制。
景帝二年，男子年二十始傅。
臣按：傅，著也，言著名籍以给公家繇役也。汉制，民年二十二始傅，五十六乃免，至是景帝更为异制，令男二十始傅，则是民之一生供繇役出口赋凡三十有六年也。
齐高祖诏朝臣曰：“黄籍，人之大纪、国之理端。自顷民伪已久，乃至窃注爵位、盗易年月，或户存而文书已绝，或人在而反记死叛，停私而去隶役，身强而称有疾，皆政之巨蠹、教之深疵。比年虽却改籍书，终无得实，若约之以刑则人伪已远，若绥之以德又未易可惩，诸贤并深明理体，各献嘉谋，以何科算能革斯弊？”
臣按：册籍之弊古今一律，国初洪武五年，户部发下户由以定民籍，十四年始大造，自是以来每十年一攒造，民年十五为成丁，未及十五为未成丁，官府按册以定科差，脱漏户口者有禁，变乱版籍者有刑，凡有科征差役，率验其户口、田产，立为等第，敷役者不得差贫卖富，受役者不得避重就轻，其制度可谓详尽矣，然岁久弊生，非止一端，固非一二日禁革所能尽，亦非一二人智虑所能周也。请自今遇大造之年，先期敕户部移文天下司府州县，俾其详询博采，积年病弊何在，各处事宜何如，一一条上户部，户部臣僚将所条具者讲究处置以闻，定为则例，颁行天下，如齐高祖诏所谓各献嘉谋，以何算而革弊焉者。如此，则宿弊既革，版籍顿清，非独官府之科差适均，而民间之词讼亦息矣。
唐令以百户为里、五里为乡，每里设正一人掌案此户口，课植农桑，捡察非违，催驱赋役，在邑居者为坊，别置坊正，在田野居者为村，别置村正。
臣按：《周礼》六乡有比长、闾胥之属，六遂有里宰、酂长之名，唐人里正、坊正、村正之设盖本诸此。今制每一里百户，立十长，长辖十户，轮年应役，十年而周，当年者谓之见役，轮当者谓之排年，凡其一里之中、一年之内，所有追征钱粮、句摄公事与夫祭祀鬼神、接应宾旅，官府有所征求、民间有所争斗，皆在见役者所司，惟清理军匠、质证争讼、根捕逃亡、挨究事由则通用排年里长焉。此外又分为区以督赋税，谓之粮长，盖签民之丁力相应者充之，非轮年也，惟粮多之处有之，必须精择其人，不然非惟有亏于国课，而又有扰于生民也。
唐制，凡民始生为黄，四岁为小，十六为中，二十一为丁，六十为老。
凡里有手实法，岁终具民之年与地之阔为乡帐，乡成于县，县成于州，州成于户部。又有计帐，具来岁课役以报度支。
凡天下户口，其资产升降定为九等，三年一造户籍，凡三本，一留县、一留州、一送户部。
代宗广德二年，敕天下户口委刺史、县令，据见在实户量贫富等第科差，不得依旧帐。
宣宗时，诏州县每县据人贫富及役轻重作科差簿，送刺史捡署讫，锁于令厅，每有役事，委令据簿科差。
臣按：天道十年一变，十年之间人有死生、家有兴衰事、力有消长、物直有低昂，盖不能以一一齐也。唐人户籍三年一造，广德之诏且欲守令据见在实户量贫富等第，不得依旧帐籍，况今十年一造，十年之中贫者富、富者贫，地或易其主，人或更其业，岂能以一律齐哉？今宜每年九月人民收获之后，里甲入役之先，布政司委官一员督府州县官造明年当应赋役之册，先期行县，俾令各里开具本里人民军、民、匠、灶其籍各若干，仕宦、役占其户各若干，其余民户当应役者总有若干，量其人丁事产，分为九等，一以黄册为主。册中原报人丁有逃亡事故、田地有沉斥买卖（必须买者卖者两户相照，典当者不具），审实造册，州县上之府，府上之司，委官亲临其地，据其见在实有以田丁相配，参错斟酌定为九等则例，随据州县一年该应之役几何、当费之财几何，某户当某役，各填注其下，轻而易者则一力独当，重而难者则合众并力，贫者任其力，富者资其财，必尽一年之用而无欠无余。造成三册，一留司、二发府州县，俾其前期开示以晓民，使知备豫，至期据册以召集，使供繇役，有不均者许其指告，若夫非常有之事、不时需之物，则责之见役里甲云。然州县所在，或在冲要、或在迂僻，冲要之所官物之运载、使客之供应盖无虚日，而迂僻之乡固有经年累月而无一人过往者也，民之劳逸不均，莫此为甚，请立为均一之法，亦据此册，通以一布政司之民丁计算，不分有无役占，但见一丁出钱一文或二三文，多不过五文，通收在官，随其县分剧易、道路远近定为雇钱则例，冲要县分所收之钱留县应用，有所不足申文关领，其迂僻去处量留足用之外，具数报官，年终类送上司，以凭均敷，其两京之间、运河之侧州县人民尤为劳苦，若本司不足或通行他司有所余者用以补之。虽然，人烟辏集去处固易于佣雇矣，若夫偏乡下邑无人可雇，何如？曰召农而役之与之佣直可也。或曰近世均徭之法，十年而一役，民颇便之，若用此法，则均徭不可行欤？曰均徭之法，可行于江南不可行于江北，可行于大县不可行于小县，可行于大户不可行于贫民，何也？江北州县民少而役多，大县民多可待十年而一役，小县民少役之三四年已有周之者矣，大户产广丁多，产广则出财易，丁多则出力省，若夫贫下之户，以十年之役并用于一时，岂易当哉？窃尝以九等之法与均徭之法计之，譬如官有粟十石焉，九等之法官使民日负一石，十日而尽其十石也；均徭之法官使民一日而负十石之粟，日负一石者虽有往返之劳，然轻而易举也。一日而负十石，往返虽不烦，然以一人一日而为十日十人之事，虽强有力者固有所不堪矣，况单弱者哉（均徭之法十年而一役，其间有九年之歇，且足以辈里长、吏胥放富差贫之弊，固为一时良法，行之江南大县固为民便，但民多役少之处往往多有余剩户，编次者每用中下户而留上户，俾出钱以为公用，因而入已。若夫小县地阔民稀，多设驿铺去处，不待十年已有遍二三次者矣。必欲行之，惟可以七八十里以上县分及里分虽不多而差役颇少之处行之，其余三四十里者俟其行周而罢。大抵均徭之法，役民一年而罢，若皂隶、膳夫之类可也，如仓斗必须支尽所收，库子数易则有抵换官物之弊，铺兵不居铺舍则易于损坏，此类可令当役之民出钱贴雇为宜）？
唐租庸调法，丁随乡所出，岁输绢二匹、绫絁二丈，布加五之一，绵三两、麻三斤，非蚕乡则输银十四两，谓之调；用人之力，岁二十日，闰加二日，不役者日为绢三尺，谓之庸。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调，三十日者租调皆免，通正役不过五十日。
臣按：唐人租庸调法皆论丁，一年之间、纳租之外，一丁出银十四两、出力二十日。今制，赋税一出于田役，民之力一以黄册为定，分其人户为上中下三等，各具军、民、灶、匠等籍，排年里甲依次轮当之外，其大小杂泛差徭，各照所分之等，不拘拘于一定之制，遇事而用，事已即休，非若唐人民有常调、役有定日也。
宋以衙前主官物，以里正、户长、乡书、手课督赋税，以耆长、弓手、壮丁逐捕盗贼，以承符、人力、手力散从官给使，令县曹司至押录、州曹司至孔目官，下至杂职虞候、拣掐等人，各以乡户等第定差。
臣按：宋初以来差役法也。
凡当役人户以等第出钱，各免役钱。其坊郭等第户及未成丁、单丁、女户，寺观、品官之家，旧无色役而出钱者，各助役钱。凡敷钱先视州，若县应用，雇直多少随户等均取，雇直既已用足，又率其数增取二分，以备水旱欠阙，虽增毋得过二分，谓之免役宽剩钱。
臣按：此宋熙宁免役法也，其议始于韩绛，成于王安石。
元祐初元，司马光言免役之法其害有五，为今之计莫若降敕，应免役钱并罢，其诸色役人并依熙元年以前旧法。章惇驳司马光所更役法，其略曰：“役法，熙宁之初遽改免役，后遂有弊。今复为差役，当议论尽善然后行之，不宜遽改以贻后悔。”
邵伯温曰：“吴蜀之民以雇役为便，秦晋之民以差役为便。”
吕中曰：“司马光主差役，王安石主雇役，二役轻重相等、利害相半。盖尝推原二法之故，差役之法行，民虽有供役之劳，亦以为有田则有租，有租则有役，皆吾职分当为之事，无所憾也，其所可革者衙前之重役耳，官物陷失勒之出，官纲费用责之供，农民之所不堪，苟以衙前之役募而不差农民，免任则民乐于差之法矣；至雇役之法行，民虽出役之直，而阖门安坐可以为生生之计，亦无怨也，其可去者宽剩之过敷耳，实费之用固所当出，额外之需非所当诛，苟以宽剩之数散而不敛，则乐于雇之说矣。因其利而去其害，二役皆可行也。”
臣按：吕中谓二法利害相半，因其利而去其害，二役皆可行也。臣窃以谓古今役民之法必兼用是二者然后行之不偏，非特利害相半而已，盖实相资以为用也。夫自古力役之征，贫者出力、富者出财，各因其有余而用之，不足者不强也。各随其所能而任之，不能者不强也。彼有力者而无财，吾则俾之出力，财有不足者人助之；彼有财者而无力，吾则俾之出财，力有不能者人代之。若夫事巨而物重，费多而道远，则必集众力、裒众财，使之运用而不至于顿踬，资给而不至于困乏，则民无或病、事无不举矣。惟今差役之法，有所谓里长、甲首、老人者即宋里正、户长、耆长也，有所谓弓兵、民壮者即宋弓手、壮丁也，有所谓皂隶、禁子者即宋承符、人力、手力也，有所谓称子、铺户者即宋人拣掐也，有所谓库子、斗级、纳户、解户者即宋人衙前也。宋之诸役衙前最重，今之杂役亦惟纳户、解户、斗级为难，此二役者必须家道殷实、丁口众多，平日有行检者充之，然后上不亏于官、下不破其家也。若夫皂隶之设，除监狱守库外，凡直厅、守门、跟随者皆可用雇役之法，而在两京尤为切要。今后各府州县签皂隶解京者，于民间应役人户选其驯谨强健耐劳者以身供监狱守库之役，其余跟随导从者，每户俾其日出银三分以雇人代，当岁该银十两八钱，闰加其数，岁前类解兵部，分送各司，俾其自雇。凡予其雇工之直，须于按日当满之后（如当过正月则二月初一与之直）则彼不至逃负。如此，则农夫遂耕获之愿，官府得使令之给，而亦可以收市井游手之徒，一举而三得也。
以上论傅算之籍。臣按：制国用者，取民财以用之公也，而此以役民之力附于国用之后者，孟子论有布缕之征、粟米之征而即继之以力役之征者此也，然舍孟子力役之征之言而取汉人傅民丁算口赋之籍，就后世以为言，以见计口用丁而因之以取赀，是亦制国用之一法也。
卷三二
▲鬻算之失
秦始皇四年，令百姓纳粟一千石拜爵一级。
臣按：此后世纳粟拜爵之始。呜呼，爵禄者天子治天下之名器，所以驭其臣民而富贵之者也，上持富贵之柄以驭下之人，使其委身尽命以为吾用，以成天下之务、以通天下之志、以阜天下之财，上以承天意、下以莫民生、中以安君之位者也。为君者顾乃倒持其柄以授之民，而以其所以为贵之器而博其粟于民以为富，是非但失其爵以驭贵之柄，而并与其禄以驭富之柄失之矣。名器之失，自秦政始作俑之，尤万世之下咸归咎焉。
汉孝文时，晁错说上曰：“欲人务农在于贵粟，贵粟之道在于使人以粟为赏罚。今募天下入粟县官，得以拜爵，得以除罪，所补者三，一曰主用足、二曰民赋少、三曰观农功。爵者上之所擅，出于口而无穷；粟者人之所种，生于地而不乏。夫得高爵与免罪，人所之甚欲也，使天下入粟于边、以受爵免罪，不过三年，塞下之粟必多矣。”
臣按：晁错之言有所见于利而无见于义，知其为利而不知其为害，何也？盖为治必立纪纲，立纪纲在明赏罚，明赏罚在爵与刑，今爵可以粟得刑可以粟免则赏罚不明，赏罚不明则纪纲不立，纪纲不立则国非其国，虽有粟吾得而食诸？或曰错之意在贵粟以劝农夫。农人勤生而务本，无所俟于爵，自不犯于刑，其贪爵而犯罪者皆民之逐末者也，逐末者以财而易粟，输之县官以得爵免罪，恃有爵以凌暴、倚无罪以为奸，塞下之粟虽多而国中之奸愈肆。是则错之此议专于利而背义，利未必得而害已随之，富有四海者裕用足边之策，岂无它道而必用此哉？
后汉灵帝开西邸卖官，二千石二千万，四百石四百万，于西园立库以贮之。又私令左右卖公卿，公千万、卿五百万。
臣按：自晁错建议之后，若景帝、武帝、成帝、安帝虽皆卖爵，然多以岁有荒旱、边有警急，用度不足，不得已而为之，至灵帝则卖爵以为私藏，书之史册贻讥千古。
唐肃宗至德二年，御史郑叔清奏请敕纳钱百千与明经出身，不识文字者加三十千。
臣按：自秦汉以来卖官已非令典，至唐肃宗乃至卖私第焉。呜呼，王嘉有言，王者代天爵人，尤宜谨之。盖以位天位也，禄天禄也，五服之章天所以命有德，非一人所得私也，私之不可，鬻之可乎？传曰“维名与器不可以假人”，记曰“论定然后官之，任官然后爵之”，假之以名器固不可，论不定而官之爵之尤不可。夫设科取士虽非古典，而士大夫由是以进身，是即古论秀之法，必须论定而后官之者也。今不论其所业而论其所输，名曰明经而实则输钱，彼粗知文墨者犹之可也，而不识文字者亦与焉，其取用无艺一至于此哉！
宋孝宗诏曰：“鬻爵非古制也，理财有道，均节财用足矣，妄轻官爵以益货财，朕甚不取。自今除歉岁民愿入粟赈饥，有裕于众，听取旨补官，其余一切住罢，见在绫纸告身缴赴尚书省毁抹。”
臣按：孝宗此诏谓自今除歉岁民愿入粟赈饥，听取旨补官，其余一切住罢，则是非歉岁不行，非民愿不强，临时取旨不为定例。今则著为定例，不问岁之歉否、不顾民之愿否，遇有意外兴作，既知其不可取之常赋，又不敢请之内帑，首以鬻官为上策。呜呼，以古人驭世治民之器而为博易钱谷之举，识治体者不为也。我祖宗以来最重名器，内外官年未七十致仕者不与冠带，犯赃私者除名为民，当是之时，民以官爵为贵、冠带为荣，其所以荣贵之者，以有钱不能买故也。近世司国计者取具目前而建为纳粟赐冠带之令，后又加以散官，所幸者尚不至如前代卖见任官耳。且国家无甚警急，虽少有亏欠，然犹未至于甚不得已也，乃因有所营造兴举财未匮而逆计之，荒未至而豫备之，而为此一切不得已之策，然行之既非其义，而守之又不以信，方其卖之之时惟恐民之不售也而强与之，既与之后而又多方折辱之、百计科率之，遂使民之视冠带也如桎梏，然宁出粟也而不肯受官。噫，此等之事非至于甚不得已不可行也，盍反思曰今吾于可以已之时而遽行之，行之而又失信于人，一旦驯致于不得已之地，吾又将行何策而卖与何人哉？小人苟顾目前不为远虑，凡有建，请非甚不得已者宜痛裁之，万一至于甚不得已，人皆可与也，惟犯赃官吏决不可焉，何也？彼为贪财而失其冠带，上之人又贪其财而与之，是则上下交为利矣，又何责彼为哉。（以上鬻官）
唐玄宗天宝未，安禄山反，杨国忠遣御史崔众至太原纳钱度僧尼、道士，旬日得百万缗。臣按：此后世鬻僧道之始。
穆宗时，李德裕言：“初，徐德兴为坛泗洲，募人为僧以资上福，人输钱三千，淮右小民规影徭赋，失丁男六十万，不为细变。”
臣按：民之为僧何预于君，而小人乃以度僧为资上福，殊不思天以好生为德，度民为僧是阏绝天地生生之仁，岂天所好哉？致一人于死地尚足以感伤天地而有以召灾，矧绝六十万人之生意，其召灾又何如哉？以是为求福，臣不信也。
宋神宗熙宁元年，钱公辅言：“祠部遇岁饥河决，鬻度牒以佐一时之急，自今宫禁恩赐度牒裁减，稍去剃度之冗。”是年，因公辅始卖度牒。臣按：前此虽鬻僧未有牒也，卖度牒始于此。
神宗问王安石曰：“程颢言不可卖度牒为常平本，如何？”安石曰：“今度牒所得可置粟凡四十五万石，若凶年人货三石，则可全十五万人性命。”
臣按：天子以天下为家、四海为富，佛教未入中国之前，民未为僧，官未卖度牒，未尝无边事无荒年，未闻其有乏用度者，王安石自以孔盖负其学、以尧舜待其君，乃欲假度僧之法以活民之性命，臣不知其何见也。
熙宁二年，赐五百道度牒付陕西宣抚司，易见钱籴谷。七年，又给五百道付河东运司修城。
高宗绍兴七年，有言欲多卖度牒者，高宗曰：“一度牒所得不过三百千，一人为僧则一夫不耕，其所失岂止一度牒之利？若住数年，其徒当自少矣。”
臣按：佛入中国千有余年，世之英君巨儒非不欲去之，但习俗已成，深固盘结，终无可去之期。唐宋以来有度僧之令，至熙宁中始为牒以鬻之，宋高宗曰“一人为僧则一夫不耕”，臣窃以为一夫不耕则国家失一人之用，非但吾不得其人一身之用，而吾之子孙亦并不得其子若孙用焉。诚反而思之，曰此辈可终去乎？若有可去之几，禁而绝之上也；若度不能禁，与其纵之，孰若取其身庸而后度之犹为愈也。伏读律文有曰：“僧道不给度牒私自簪剃者，杖八十。若由家长，家长当罪，住持及受业师私度者与同罪，并还俗。”臣有愚见，请今后有欲为僧道者，许与所在官司具告行勘，别无违碍，量地方远近、俗尚缓急，俾出关给度牒路费钱，收贮在官，造册缴部，该部为之奏闻给牒，发下所司，遇祝圣之日行礼毕，府州正佐亲临寺观，依其教法当众簪剃毕，然后给牒。若有不待给牒擅自簪剃者，依律问罪及罪其主令之人。其给度也府不过四十人、州不过三十人、县不过二十人，非阙不补。如此，则国家虽不得其身力之用，而得其佣钱以代其役，既得其钱，岁终或解京或留州以为赈济饥荒、惠养孤老及修造桥梁之用。如此，则僧道少而人知自重，既无所损于其教，而彼之得度也免跋涉之劳、道途之费，彼亦乐为之矣。若此者虽非圣人中正之道，然势至于此，无如之何，与其任彼所为，不若有所节制，失之于彼而得之于此，犹为彼善于此也。（以上鬻僧）
汉武帝元狩四年，初算缗钱。匿不自占，占不悉，戍边一岁，没入缗钱。有能告者，以其半｛田廾｝之。
臣按：此汉以来征榷居货之始。古者关市之征盖恶其专利，就征其税，非隐度其所居积之多少而取之也。武帝于元光初既算其行者之舟车，至是又用公卿言，凡居货者各隐度其财物之多少，于商贾末作率计有缗钱二千者出一算，于手力所作者率计有缗钱四千者出一算。呜呼！出诸途者既正其赍载之具，藏诸家者又算其储积之物，取民之尽，一至此哉？
武帝元光中，始算商车，至是又算民船。
臣按：算商之车已为无名，而又算民之车与船，凡民不为吏，不为三老、骑士，苟有轻车皆出一算，商贾则倍之，船五丈以上出一算。呜呼，缗钱之法初为商贾设也，至其后乃算及民之舟车，遂使告缗者遍天下，则凡民有蓄积者皆为有司所隐度矣，不但商贾末作也。呜呼！取民之财而至于如此，民何以为生哉。（以上告缗）
唐肃宗即位时，两京陷没，民物耗弊，乃籍江淮富商右族赀蓄，十收其二，谓之率贷。
德宗时，国用不给，借富商钱，约罢兵乃偿之，搜督甚峻，民有自经死者。
臣按：唐行率货及借钱令，以万乘之君而借货于民已为可丑，况又名曰借货，其实夺之，又可丑之甚也。人君其尚制节谨度，毋使国家之贫至于如此，史册书之，贻丑万世哉。（以上借赀）
德宗时，军用不给，乃税间架，算除陌钱。
臣按：民房屋有税及官用省钱始此。所谓税间架者，每屋两架为间，计间税钱。除陌钱者，凡公私给与及买卖，每钱一缗官除五十钱。呜呼，为国而商算至此，可谓无策矣（此算间架除陌钱）。
宋太祖开宝三年，令朴买坊务者收抵当。
臣按：朴买之名始见于此。所谓朴买者，通计坊务该得税钱总数，俾商先出钱与官买之，然后听其自行取税以为偿也。元初亦有此法，有以银五十万两朴买天下差发者，有以银五万两朴买燕京酒课者，有以银一百万两朴买天下河泊、桥梁、渡口者，耶律楚材曰“此皆奸人欺上罔下，为害甚大”，咸奏罢之。（此朴买）
宋神宗元丰中，王安石行新法，既鬻坊场河渡，又并祠庙鬻之，募人承买。
哲宗元祐中，刘挚言：“坊场旧法，买户相承皆有定额，请罢实封之法，酌取其中定为永额，召人承买。”
臣按：所谓承买者，凡有坊场河渡去处，先募人入钱于官承买，然后听其自行收税以偿之也。墟市之聚集既买之，津渡之往来又买之，甚至神祠之祭赛亦买之，为国牟利之琐琐至于如此，虐民慢神不亦甚哉。（此言承买）
宋元祐五年，御史中丞傅尧俞言：“监司以今岁蚕麦并熟，催督积年逋负，百姓必不能用一熟之力了积年之欠，且令带纳一料，侯秋成更令带纳。”
臣按：民间耕蚕一年之收，仅足以供一年之赋，有所逋负积压既多，有非一熟所能偿了，尧俞所建带纳之说，是诚有司追征逋负之良法。
知杭州苏轼言：“朝廷恩贷指挥多被有司巧为艰阂，故四方皆有‘黄纸放，白纸取’之语，虽民知其实，止怨有司，然陛下未尝峻发德音，戒饬大臣，令尽理推行。”
臣按：轼他日又言令民荷宽政，无他疾苦，但为积欠所压，如负千钧，而行免于僵仆则幸矣，何暇举首奋臂以营求于一饱之外哉？自祖宗以来，每有赦令，必曰凡欠官物无侵欺盗用，及虽有侵用而本家及伍保人无家业者并与除放。祖宗非不知官物失陷、奸民幸免之弊，特以民既乏竭，无以为生，虽加鞭挞终无所得，缓之则为奸吏之所蚕食，急之则为盗贼之所凭借，故举而放之则天下悦服，虽有水旱盗贼，民不思乱，此为损虚名而收实利也。轼之此言足尽百姓逋负之利害，伏望圣明于凡德音之布，准此以施行天下，穷民不胜之幸。
孝宗时，朱熹上封事：“伏见祖宗旧法，凡州县催理官物，已及九分已上谓之破分，诸司即行住催，版曹亦置不问，由是州县得其赢余以相补助，贫民有所拖欠亦得迁延以待蠲放。恩自朝廷，惠及闾里，此诚不刊之令典也。”
臣按：宋朝催理破分之法，后世亦可遵行。（以上追理）
徽宗宣和末，陈亨伯以发运兼经制使，利用诸司财计而以经制为名。绍兴初，孟庾提领措置财用，又因经制之额增析而为经总制钱。
臣按：叶适言维扬驻跸，国用益困，吕颐浩、叶梦得实总财事，四顾无策，于是议用陈亨伯所收经制钱者。其说以为征商虽重未有能强之而使贩，卖酒虽贵未有能强之而使饮，若头子之类特取于州县之余，而可供猝迫之用。梦得士人，而其言如此，盖辨目前不暇及远，亦不足怪也。由是言之，则宋所谓经总制钱盖出于不得已而为一时权宜之计，当是时也，所谓强敌压境，岁有荐食吞噬之谋，翠华南巡，未知税驾息肩之所，兵屯日盛，将帅擅命而却敌之功无岁无之，固非计财惜费之时，何暇为宽征薄敛之事，所惜者和好之后，遂因仍用之而不能除，以为一时生民之害耳。后世人主苟未至猝迫无措之时，决不可行此等事。
光宗时，赵汝愚言：“诸县措诸月桩钱，其间名色类多违法，最为细民之害。试举其大者，则有曰曲引钱、曰纳醋钱、卖纸钱、户长甲帖钱、保正牌限钱、折纳牛皮筋角钱，两讼不胜则有罚钱，既胜则令纳欢喜钱，殊名异目，在处非一。”
臣按：自古取民之财之多无如宋朝者，天下税务、酒务无处无之，且如成都一府税务二十一处、酒务三十五处，其岁额皆四十万以上，然此大郡也，若夫中郡如凤翔者，税务亦十有五、酒务亦二十有五，当世之民何以堪哉？至于南渡之后，又有所谓经总制钱、月桩之类。所谓月桩者其取之尤为无谓，其间殊名异目皆是于常赋之外、经制之余，巧生别计，然皆当时权宜不得已而为之。事已世殊悉皆革罢，惟所谓罚讼者之钱，今世藩宪郡邑犹借此以为攫取之计，朝廷虽有明禁，视之以为虚文。夫家人之为此为公也，今世之为此假公以营私也，乞峻发德音，著为常宪，分文以上皆准以枉法之赃，庶几革官吏贪墨之风、厉士夫廉隅之节。（此经总制月桩钱）
以上论鬻算之失
卷三三
▲漕挽之宜（上）
《禹貢》：冀州，夾右碣石入於河（自北海達河，碣石在其右）；兗州，浮（舟行水曰浮）於濟、漯，達（因水入水曰達）於河；青州，浮於汶，達於濟；徐州，浮於淮、泗，達於河；揚州，沿（順流而下曰沿）於江、海，達於淮、泗；荊州，浮於江、沱、潛、漢，逾（越也）於洛，至於南河；豫州，浮於洛，達於河；梁州，浮於潛，逾於沔，入於渭，亂（絕河而渡曰亂）於河；雍州，浮於積石，至於龍門、西河，會於渭汭。
程頤曰：“冀為帝都，東西南三麵距河，他州貢賦皆以達河為至。”
朱熹曰：“冀州三麵距河，其建都實取轉漕之利、朝會之便，故九州之終皆言達河，以紀其入帝都之道。”
臣按：《禹貢》於各州之下列貢賦之後，而敘其各州之水達河之路，達於河即達京師也。然當時貢賦皆駕舟筏、浮水路以達於河，蓋亦後世漕運之法也，但未明言其為漕耳，然敘水路於貢賦之後，每州皆同，意自可見也。
百裏賦納總（禾本全曰總），二百裏納丱（刈禾曰丱），三百裏納秸（半槁去皮曰秸）服（又使服輸將之事），四百裏粟，五百裏米。
臣按：《禹貢》之時民所輸納以供京師者止於五百裏，蓋當是時風俗淳厚，用度儉樸，而卿大夫各有采地，而又寓兵賦於井田，無後世養官、養兵之費也。
《管子》曰：粟行三百裏則國無一年之積，粟行四百裏則國無二年之積，粟行五百裏則眾有饑色。
臣按：周之王畿止於千裏，遠輸不出五百裏，乘輿器服之用、宗廟百司之給自足以供。春秋戰國以來行師千裏，間行漕挽，然事已兵休，猶未至於甚困也。
《左傳》：僖公十三年，晉薦饑，乞糴於秦，秦輸粟於晉，自雍及絳相繼，命之曰“泛舟之役”。臣按：泛舟以輸粟，春秋之世已有之矣。哀公九年，吳城邗溝，通江淮。
杜預曰：“於邗江築城穿溝，東北通射陽湖，西北至宋口入淮，通糧道也，今廣陵韓江是。”臣按：開渠以通糧道，已見於春秋之世。孫武曰：“千裏饋糧，士有饑色，食敵一鍾，當吾二十鍾。”
臣按：古者出師往往因糧於敵，而兵不久暴、糧不遠饋，非若後世興久出之師、饋至遠之糧也。
秦欲攻匈奴，運糧使天下飛芻挽（引車船也）粟，起於黃、腄（黃、腄，東萊二縣）、郎邪負海之郡，轉輸北海（在朔方），率三十鍾（六斛四鬥）而致一石。
臣按：前此未有漕運之名也，而飛挽始於秦。秦以欲攻匈奴之故，致負海之粟，輸北河之倉，蓋由海道以入河也。海運在秦時已有之，然率以三十鍾而致一石，是以百九十斛乃得一石，蓋通計其飛挽道路所費，不專指海運之時也。
漢興，高祖時漕運山東之粟以給中都官，歲不過數十萬石。
張良曰：“關中阻三麵而守獨以一麵，東製諸侯。諸侯安定，河、渭漕挽天下，西給京師；諸侯有變，順流而下，足以委輸。”
臣按：秦致負海之粟，猶是資以行師而國都之漕尚未講也，至漢張良所論，始是漕挽以為國都之給。然是時也，凡事草創，所以給中都官者僅數十萬石，不啻足矣。
孝文時，賈誼上疏曰：“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道為奉地，鏹道數千，不輕致輸，郡或乃越諸侯而遠調均發征至，無狀也。古者天子地方千裏，中之而為都，輸將徭使，遠者不在五百裏而至；公侯地百裏，中之而為都，輸將徭使，遠者不在五十裏而至。輸者不苦其徭，徭者不傷其費，故遠方人安。及秦不能分人寸地，欲自有之，輸將起海上而來，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，不輕而致也。上之所得甚少，人之所苦甚多也。”
臣按：賈誼此言則漢都關中固已資淮南以為奉地，不特唐宋以來然也。所謂一錢之賦而用數十錢之費始能致，豈特秦人海運然哉？凡遠地之輸將無不然者，人君觀之其尚思物之難致如此，其祿賜於人，非真有功勞者，烏可以輕予之哉？
武帝時通西南夷，作者數萬人，負擔饋糧，率十餘鍾致一石。其後東滅朝鮮，人徒之眾擬西南夷，又擊匈奴取河南地（今朔方），複興十萬餘人築衛朔方，轉漕甚遠，自山東鹹被其勞。
臣按：武帝通西南夷、滅朝鮮、擊匈奴而勞中國人，漕中國粟以爭無用之地，是猶以璀璨之珠而彈啁啾之雀也，務虛名而受實害，捐有用之財而易無用之地，豈帝王盛德事哉？
元光中，大司農鄭當時言：“關東運粟漕水從渭中上，度六月而罷，而渭水道九百餘裏，時有難處。引渭穿渠起長安，並（傍也）南山下，至河三百餘裏，徑，易漕，度可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，此損漕省卒。”上以為然，發卒穿渠以漕運，大便利。
呂祖謙曰：“漢初高後、文景時，中都所用者省，歲計不過數十萬石而足，是時漕運之法亦未講也。到得武帝官多、徒役眾，在關中之粟四百萬猶不足以給之，所以鄭當時議開漕渠引渭入河，蓋緣是時用粟之多，漕法不得不講。”
臣按：呂祖謙言武帝時官多、徒役眾，用粟之多，漕法不得不講。所謂官多、徒役眾，此二者國粟所以費之由也。官多而不切於用者可以減其冗員，徒役眾而無益於事者可以省其冗卒，如是，則食粟者少，食粟者少則可以省歲漕之數，漕數日省則國用日舒、民力日寬矣，豐國裕民之策莫先於此。武帝作柏梁台，宮室之修由此日麗。徒奴婢眾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，及官自糴乃足。
元封元年，桑弘羊請令民入粟補吏贖罪。他郡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，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。
臣按：昔人言漢初致山東之粟，歲數十萬石耳，至孝武歲至六百萬石，則幾十倍其數矣，雖征斂苛煩，取之無藝，亦由河渠疏利，致之有道也。雖然，與其致之有道而積粟於國之多，孰若用之有節而藏粟於民之多之為愈哉？蓋粟資民力以種，種成而不得食，而輸於官以為之食，官食之而自取之可也，而又資民力以輸將之焉，造作舟車之費、疏通溝渠之勞、跋涉河流之苦、鞭撻賠償之慘百千萬狀，乃達京師，使其所養者皆有功於國、有益於民之人，不徒費也，不然何苦苦吾有用之民而養此無用之人、為此無益之事哉？嗚呼，人主授一官、興一役、費一物，必以此為念而痛為之撙節焉，非決不可不已必已也，國用其有不給、民生其有不安者哉？
昭帝元鳳二年，詔曰：“前年減漕三百萬石。”三年，又詔曰：“民被水災，頗匱於食，其止四年勿漕。”
臣按：昭帝承武帝歲漕六百萬石之後，一歲而減其半，又一歲而並免漕。矧武帝末年海內虛耗，而昭帝即位之初又從賢良文學言，罷征榷之課，是時霍光輔政，知時務之要，輕徭薄賦，與民休息，至是而又免漕，何以為國用哉？籲，國用之贏縮在用度之侈儉，而不在漕運之多少也。
宣帝五鳳中，耿壽昌奏：“故事，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，用卒六萬人。宜糴三輔、弘農、河東、上黨、太原諸郡穀足供京師，可省關東漕卒過半。”
臣按：壽昌此議，遇京輔豐穰之歲亦可行之。
趙充國條留屯十二便，其五曰：至春省甲士卒，循河湟漕穀至臨羌，以威羌虜，揚武折衝之具也。臣按：充國此議，邊方無事，遇歲豐稔亦可行之。
光武北征，命寇恂守河內，收四百萬斛以給軍，以輦車驪駕，轉輸不絕。
臣按：自古輸運皆以轉為名，是以漢、唐宋之漕挽皆是轉相遞送而未有長運者，而長運之法始見於本朝。明帝永平十三年，汴渠初成，河、汴分流，複其舊跡。
胡寅曰：“世言隋煬帝開汴渠以幸揚州，據此，則是明帝時已有汴渠矣。”
臣按：河即黃河，汴乃汴渠也。史稱明帝時河、汴決壞，久而不修，至是明帝遣王景發卒數十萬修汴渠堤，自滎陽東至千乘（今青州樂安縣也）海口千餘裏。蓋昔河、汴堤壞，則汴水東與河合，日月彌廣而為兗豫民害，今堤既成，則河東北入海而汴東南入泗，是分流複其故跡也。
諸葛亮在蜀勸農講武，作木牛流馬運米，集斜穀口，治斜穀、邸閤，息民休士，三十年而後用之。馬廷鸞曰：“邸閤者，倉廩之異名。”
臣按：牛馬之製不可考。蓋蜀地出褒斜，不通舟楫，亮不得已而為此，非通行之法也。
魏正始四年，鄧艾行陳、項以東至壽春，開廣漕渠。東南有事，興眾泛舟而下達於江、淮，資食有儲而無水害。臣按：凡漕運者皆自南而運於北，而此則自北而運於南。
後魏自徐、揚州內附之後，經略江、淮，轉運中州以實邊鎮，有司請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，乃於小平、石門、白馬津、漳涯、黑水、濟州、陳郡、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閤，每軍國有須應機漕引。
臣按：後魏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，此亦良便。
隋文帝開皇三年，以京師倉廩尚虛，議為水旱之備，詔於蒲、陝、虢、熊、伊、洛、鄭、懷、濬、衛、汴、許、汝等水次十三州置募運米丁，又於衛置黎陽倉、陝州置常平倉、華州置廣通倉，轉相灌注，漕關東及汾、晉之粟以給京師。
臣按：隋於蒲陝等十三州募運米丁，又於衛、陝等州置倉，轉相灌注，漕粟以給京師，蓋於凡經過之處以丁夫遞運，要害之處置倉場收貯，次第運之以至京師。運丁得以番休而不久勞，漕船得以回轉而不長運，而所漕之粟亦得以隨宜措注，而或發或留也。
四年，又詔宇文愷率水工鑿渠，引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裏，名曰廣通渠，轉運通利，關內便之。
煬帝大業元年，發河南諸郡開通濟渠，自西苑引穀、洛水達於河，又引河通於淮、海，自是天下利於轉輸。四年，又發河北諸郡開永濟渠，引沚水南達於北河，通涿郡。
臣按：隋雖無道，然開此三渠以通天下漕，雖一時役重民苦，然百世之後賴以通濟。煬帝又置洛口、回洛倉，穿三千三百窖，窖容八年。
胡寅曰：“隋煬積米多至二千六百餘萬石，何凶旱水溢之足虞？然極奢於內、窮武於外，耕桑失業，民不聊生，所謂江河之水不能實漏甕也。”
臣按：國家以得民心為治本，倉廩之積雖多不足恃也，其多適足以為盜賊之資耳。
唐都關中，歲漕東南之粟。高祖、太宗之時用物有節而易贍，水陸漕運不過二十萬石。
臣按：創業之君以兵戎得天下，所與共成王業者將帥、士卒耳，其賜予之駢蕃、周給之優裕，固其所也。況宮室未備、城池未固，凡百乘輿什器當用之物皆未具焉，必須一一創置而經營之，宜其用度之廣也。然漢唐之初，歲漕不過一二十萬，及夫繼世之君往往歲漕至百倍其數，何也？史所謂“用物有節而易贍”一言足以盡之矣，斯言也豈難為哉？繼世而有天下者，誠能以祖宗之心為心，一切用度俱從撙節，其複祖宗之治功不難矣。
玄宗開元十八年，裴耀卿請於河口置武牢倉、鞏縣置洛口倉，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，黃河之舟不入洛口，而河陽、柏崖、太原、永豐、渭南諸倉節級轉運。水通則舟行，水淺則寓於倉以待，不滯遠船，不憂欠耗，比於曠年長運，利便一倍有餘。
臣按：耀卿此奏玄宗不省，在當時雖未行，然其所謂沿河置倉，水通則舟行，水淺則寓於倉以待，此法亦良便。
二十一年，裴耀卿請罷陸運而置倉河口，乃於河陰置河陰倉、河西置柏崖倉、三門東置集津倉、西置鹽倉，鑿山十八裏以陸運，自江淮漕者皆輸河陰倉，自河陰西至太原倉謂之北運，自太原倉浮渭以實京師，益漕魏濮等郡租輸諸倉轉而入渭，凡三歲漕七百萬石。
臣按：自漢以來至於今日，漕運之數無有逾於此數者。
代宗廣德二載，劉晏領漕事，晏即鹽利雇傭分吏督之，隨江、汴、河、渭所宜，故時轉運船繇潤州陸運至揚子鬥米費錢十九，晏命囊米而載以舟，減錢十五，繇揚州距河陰鬥米費錢百二十。晏造歇艎支江船二千艘，每船受千斛，十船為綱，每綱三百人，篙工五十，自揚州遣將部送至河陰上三門，鬥米減錢九十。江船不入汴，汴船不入河，河船不入渭，江南之運積揚州，汴河之運積河陰，河船之運積渭口，渭船之運入太倉，歲轉粟百一十萬石，無升鬥溺者。
臣按：自古稱善理財者首劉晏，然晏歲運之數止百一十萬石爾，然當時運夫皆是官雇，而所用傭錢皆以鹽利，非若今役食糧之軍、多加兌以為費也。今米石加兌五六，是民之納租名一石者出石五六鬥，田之起科名三升者加多一升半，且軍在衛所既支月糧，及出運又有行糧之給，而一夫歲運不過三十石，通其所加兌及所支給者而計之則多於所運之數矣，蓋費一石有餘而得一石也，而舟船之費不與焉。又晏所造歇艎支江船二千艘，每船受千斛，十船為一綱，每綱三百人，篙工五十人，則是三百五十人駕十船運米一萬石，較之今日十人駕一船，一船載米三百石，通三十船運米九千石，其人少五十、其米少一千而不甚相遠也。惟所謂囊米之說今日尚有未行，綱米所以耗損、運卒所以困斃者，坐此故也。史謂晏“歲轉運粟百一十萬，無鬥升溺”，然當時未聞有加兌也，其所行漕乃大江、大河而又隨處轉運，非但若今長運於窄淺之漕渠者，何以能無溺哉？況今加兌浮於所運之半而歲歲有所損溺，官軍賠償，舉債鬻產無有巳時，所以然者，政坐剝淺之費廣、挨次之日多，不幸而沉溺，顆粒無餘也。為今之計，宜如劉晏之法，所運之米皆以囊盛，遇河淺澀暫舁岸上，過淺而複舁歸舟，或分載小舟以過淺，亦有包封不致散失，不幸而沉溺，撈而出之不致全失，縱有浥爛亦可他用也。說者若謂囊米恐舟淺不能受，夫既實滿艎中，宜加之艎板之上，護以竹簟、葦席以蔽雨水，其後船毀再造，量加大之可也。然則米皆用囊，如費將益多何？失囊以布為之，可用數年，有山處可用竹篾，近江處可用蒲葦，其所費比所散失亦為省矣。
德宗貞元初，關輔宿兵米鬥千錢，太倉供天子六宮之膳不及十日，禁中不能釀酒，以飛龍駝負永豐倉米給禁軍，江淮米不至，六軍脫巾於道，上憂之。會韓滉運米至陝，上喜謂太子曰：“米已至陝，吾父子得生矣。”置酒相慶。
臣按：人君之處國亦當如富民之處家，有富人焉而城居，負郭無半畝田，而惟遠外之是資，其無遠圖可知矣。一旦為道梗所隔，將何以度日哉？是以人君於豐足之時，恒為閼絕之慮，撙節用度，必使有餘而於畿甸之間，墾田務農，不顓顓待哺於遠漕也。唐德宗事可鑒也已，當是時也，上用且乏，六軍、百姓又何賴焉？
周世宗謂侍臣曰：“轉輸之物，向來皆給鬥耗，自漢（謂北漢）以來不與支破，倉廩所納新物尚破省耗，況路所般豈無損失？今後每石宜與耗一鬥。”
胡寅曰：“觀世宗此言，則知晉漢間取耗未嚐為耗用，直多取以實倉廩耳，世宗予之善矣。”
臣按：國家處事必須詳察事理，曲盡物情，一事之行必思其弊之所必至，一物之用必思其患之所由來。況於轉輸糧斛，載以舟車，經涉艱險，積以歲月之久，行於道路之間，霖雨風波、水火盜賊不能保其必無，立法以防奸不可不嚴，而體情以寬下亦不可不盡，是以積糧者自唐明宗始給鼠雀耗，而運糧者亦給鬥耗，用是故也。既名為耗，而官又取之，甚者計算俾其償焉，是何理也。
以上論漕挽之宜（上）
卷三四
▲漕挽之宜（下）
宋定都于汴，漕运之法分为四路，江南、淮南、浙东西、荆河南北六路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师，陕西之粟自三门、白波转黄河入汴至京师，陈、蔡之粟自闵河（即惠民河）、蔡河入汴至京师，京东之粟历曹、济及郓入五丈渠至京师，四河惟汴最重。
臣按：汉唐建都于关中，汉漕仰于山东，唐漕仰于江淮，其运道所经止于河、渭一路，宋都汴梁，四冲八达之地，故其运道所至凡四路。
宋朝岁漕东南米麦六百万斛，漕运以储积为本，故置三转般仓于真（今仪真）、楚（今淮安）、泗（今泗州）三州，以发运官董之。江南之船输米至三仓卸纳，即载官盐以归，舟还其郡、卒还其家，汴船诣转般仓漕米输京师，往来折运无复留滞，而三仓常有数年之储。
臣按：昔人谓宋人以东南六路之粟载于真、泗、楚转般之仓，江船之入至此而止，无留滞也，汴船之出至此而发，无覆溺也，江船不入汴，汴船不入江，岂非良法欤？臣窃以谓，宋人都汴，漕运比汉唐为便易，前代所运之夫皆是民丁，惟今朝则以兵运；前代所运之粟皆是转递，惟今朝则是长运；唐宋之船江不入汴、汴不入河、河不入渭，今日江河之船各远自岭北、湖南直达于京师；唐宋之漕卒犹有番休，今则岁岁不易矣。夫宋人漕法其便易也如此，而其回船也又有载盐之利，今之漕卒比之宋人其劳百倍，一岁之间大半在途，无室家之乐，有风波之险，洪闸之停留、舳舻之冲激，阴雨则虑浥漏，浅涩则费推移，沿途为将领之科率，上仓为官攒之阻滞，及其回家之日，席未及暖而文移又催以兑粮矣。运粮士卒其艰苦万状有如此者，食此粮者可不知其所自哉？臣于盐法条下既已历陈宋人转船载盐之法于前，伏乞九重注意推行其法于今日，少宽士卒之一分，宽一分则受一分赐矣，况其所赐非止一分哉？
真宗景德三年，内侍赵守伦建议自京东分广济河，由定陶至徐州，入清河以达江淮漕路。以地隆阜而水势极浅，虽置堰埭，又历吕梁滩碛之险，罢之。
臣按：汴水入河之故迹，自汉明帝时王景修汴渠而河与汴分流，至晋安时刘裕伐秦，彭城内史刘遵考将水军出石门自汴入河，隋炀帝自板渚引河历荥泽入汴，又自大梁之东引汴水入泗达于淮。盖汴河旧自荥阳县东经开封府城内，又东合蔡水，东注泗州，入于淮，今蔡河湮没不知所在，而汴河则自中牟县入于黄河，今归德、宿州、虹县、泗州一带，汴河故堤尚有存者，而河流久绝，所谓入泗达淮者今无复有矣。是则汉以来漕路所谓汴船入河者，率由蔡河经泗州入于淮，而吕梁之险未有以之为运道者，惟晋谢玄肥水之役堰吕梁水以利运漕，盖潴水以渐用耳，非通运也。宋真宗时赵守伦建此议，又以历吕梁险而竟罢，由是观之，吕梁之险用之以为漕路，始自我朝引沁水以入于泗，经二洪下会沂河，至清口以汇于淮、合于河，沁水者源出山西沁州之绵山，旧自武陟县入于河，随河达海，自河南徙之后，沁水乃别自武陟县界东流，经原武、祥符、归德等处至徐州城东北，与泗水合，以为今运道云。
雍熙中，转运使刘议开沙河以避淮水之险，乔维岳继之，开河自楚州（今淮安府）至淮阴凡六十里，舟行便之。
臣按：沙河即今淮安府板闸至新庄一带是也。本朝永乐十三年平江伯陈瑄因运舟溯淮险恶，乃寻乔维岳所开故道，开清江浦五十余里，置四闸以通漕，又于沿河一带增堰以防走泄，蓄水以资灌注，引泉以备干涸，至今以为利。
徽宗重和元年，发运副使柳庭俊言真、扬、楚及高邮运河堤岸，旧有斗门水闸七十九座限节水势，常得其平，比多损坏，诏捡讨复修。
臣按：今日运道自仪真直抵潞河，其间最险者有二所，高邮湖堤及徐、吕二洪是也。然二洪之险地也，地有定形，人可以用其力，湖堤之险则天也，天无常变，虽若非人力可为，然人力胜天亦有此理。惟今高邮之湖，南起杭家嘴、北至张家沟共三十余里，唐李吉甫为淮南节度使，始于湖之东直南北筑平津堰以防水患（即今牵路），在宋时又有斗门、水闸，我朝洪武九年知州赵原者始甃以砖，永乐十九年加以砖之大者，景泰五年又护以木桩、实以砖土以备风浪，纲运之上下、舟楫之往来，皆沿堤行人以牵百丈，方其天色晴霁、风恬浪静，如行镜中，然一遇西风骤起，波涛汹涌，顷刻之间樯楫倾沈、人物沦亡不可胜计。建计者往往欲于旧堤之外、河泊之旁别为长堤一带，约去旧堤一二十丈许，下覆铁釜以定其基，旁树木桩以固其势，就浚其中之土以实之，用砖包砌，一如旧堤，其中旧有减水闸三座，就用改作通水桥洞，引湖水于内以行舟楫，仍于外堤造减水闸以节水势。如此，则人力足以胜天，天虽有迅之变，人则有持循之方，省官物之失陷、免人命之死亡，其为利益实亦非小。
《元史食货志》：元都于燕，去江南极远，而百司庶府之繁、卫士编民之众，无不仰给于江南。自巴延献海运之言，而江南之粮分为春夏二运，盖至于京师者岁多至三百万余石，民无挽输之劳，国有储蓄之富，岂非一代良法欤？
胡长孺曰：“杭、吴、明、越、扬、楚、幽、蓟、莱、密俱岸大海，舟航可通，相传朐山海门水中流，积淮淤江沙，其长无际，浮海者以竿料浅深，此浅生角曰料角，不可度越，淮江入海之交多洲，号为沙。朱清者尝佣海滨，沙民杨氏家杀人亡命捕急，辄引舟东行三日，夜得沙门岛，又东北过高句丽水口，见文登、夷维诸山，又北见燕山与碣石，往来若风与鬼，形迹不可得，稍怠则复来，亡虑十五六往返。私念南北海道此固径且不逢浅角，识之后就招怀为防海义民，清与其徒张瑄随宰相入见，受金符千户，遂言海漕事，试之良便，遂兴海运。”
虞集曰：“至元十二年既平宋，始运江南粮，以河运弗便，至元二十九年用巴延言，初通海道，漕运抵直沽以达京城，立运粮万户府三，以南人朱清、张瑄、罗璧为之。初岁运四万余石，后累增及三百余万石，春夏分二运至，舟行风信，有时自浙西不旬日而达于京师，内外官府、大小吏士至于细民无不仰给于此。”
臣按：海运之法自秦已有之，而唐人亦转东吴粳稻以给幽燕（见唐杜甫诗），然以给边方之用而已，用之以足国则始于元焉。初，巴延平宋，命张瑄等以宋图籍自崇明由海道入京师，至至元十九年，始建海运之策，命罗璧等造平底海船运粮，从海道抵直沽，是时犹有中滦之运，不专于海道也（元初粮道自江入淮，由黄河至封丘县中滦旱站，陆运至浚县、淇门一百八十里，入御河），二十八年立都漕运万户府以督岁运，至大中以江淮、江浙财赋府每岁所办粮充运，自此以至末年专仰海运矣。海运之道，其初也自平江刘家港（今在苏州府昆山县太仓）入海，至海门县界开洋，月余始抵成山，计其水程，自上海至杨村马头凡一万三千三百五十里，最后千户殷明略者又开新道，从刘家港至崇明州三沙放洋，向东行入黑水大洋，取成山转西至刘家岛，又至登州沙门岛，于莱州大洋入界河，当舟行风信，有时自浙西至京师不过旬日而已，说者谓其虽有风涛漂溺之虞，然视河漕之费所得盖多。故终元之世海运不废。我朝洪武三十年海运粮七十万石给辽东军饷，永乐初海运七十万石至北京，至十三年会通河通利，始罢海运。臣考《元史食货志》论海运有云“民无挽输之劳，国有储蓄之富”，以为一代良法，又云海运视河漕之费所得盖多。作《元史》者皆国初史臣，其人皆生长胜国时，习见海运之利，所言非无征者。臣窃以谓，自古漕运所从之道有三，曰陆、曰河、曰海，陆运以车，水运以舟，而皆资乎人力，所运有多寡，所费有繁省，河漕视陆运之费省什三四，海运视陆运之费省什七八，盖河漕虽免陆行而人挽如故，海运虽有漂溺之患而省牵率之劳，较其利害，盖亦相当。今漕河通利，岁运充积，固无资于海运也，然善谋国者恒于未事之先而为意外之虑，宁过虑而无不临事而悔，今国朝都燕，盖极北之地，而财赋之入皆自东南而来，会通一河譬则人身之咽喉也，一日食不下咽立有死亡之祸，况自古皆是转般而以盐为佣直，今则专役军夫长运而加以兑支之费，岁岁常运，储积之粮虽多而征戍之卒日少，食固足矣，如兵之不足何？迂儒过为远虑，请于无事之秋，寻元人海运之故道，别通海运一路，与河漕并行。江西、湖广、江东之粟照旧河运，而以浙西东濒海一带（浙江布政司及常州、苏州、松江三府）由海通运，使人习知海道，一旦漕渠少有滞塞，此不来而彼来，是亦思患豫防之先计也。臣家居海隅，颇知海舟之便，舟行海洋不畏深而畏浅，不虑风而虑噍，故制海舟者必为尖底，首尾必俱置柁，卒遇暴风转帆为难，亟以尾为首，纵其所如，且暴风之作多在盛夏，今后率以正月以后开船，置长篙以料角、定盘针以取向，一如蕃舶之制。夫海运之利以其放洋，而其险也亦以其放洋，今欲免放洋之害，宜豫遣习知海道者，起自苏州刘家港，访问傍海居民、捕鱼渔户、煎盐灶丁，逐一次第踏视海涯，有无行舟潢道、泊舟港汊、沙石多寡、洲渚远近，亲行试验，委曲为之设法，可通则通，可塞则塞，可回避则回避，画图具本以为傍海通运之法，万一可行，是亦良便。若夫占视风候之说，见于沈氏《笔谈》，每日五鼓初起，视星月明洁，四际至地皆无云气，便可行舟，至于巳时即止，则不与暴风遇矣。中道忽见云起则便易柁回舟，仍泊旧处，如此可保万全，永无沉溺之患。万一臣言可采，乞先行下闽广二藩，访寻旧会通蕃航海之人（许其自首，免其本罪），及行广东盐课提举司归德等场起取贯驾海舟灶丁，令有司优给津遣。既至，访询其中知海道曲折者以海道事宜，许以事成加以官赏，俾其监工，照依海舶式样造为运舟及一应合用器物，就行委官督领其人，起自苏州，历扬、淮、青、登等府直抵直沽滨海去处，踏看可行与否，先成运舟十数艘付与驾使，给以月粮，俾其沿海按视经行停泊去处，所至以山岛、港汊为标识，询看是何州县地方，一一纪录，造成图册，纵其往来十数次，既已通习，保其决然可行无疑。然后于昆山、太仓起盖船厂，将工部原派船料差官于此收贮，照依见式造为海运尖底船只，每船量定军夫若干、装载若干，大抵海舟与河舟不同，河舟畏浅故宜轻，海舟畏飘故宜重，假如每艘载八百石则为造一千石舟，许其以二百石载私货，三年之后，军夫自载者三十税一，客商附载者照依税课常例，就于直沽立一宣课司收贮，以为岁造船料之费。其粮既从海运，脚费比漕河为省，其兑支之加耗宜量为减杀，大约海舟一载千石则可当河舟所载之三，河舟用卒十人，海舟加五或倍之，则漕卒亦比旧省矣。此非独可以足国用，自此京城百货骈集而公私俱足矣。考宋《朱子文集》，其奏札言广东海路至浙东为近，宜于福建、广东沿海去处招邀米客；《元史》载顺帝末年山东河南之路不通，国用不继，至正十九年议遣户部尚书贡师泰往福建，以闽盐易粮给京师，得数十万石，京师赖焉；其后陈友定亦自闽中海运，进奉不绝。然则此道若通，闽广之纲运亦可以来，不但两浙也，况今京师公私所用多资南方货物，而货物之来，若于运河窄浅，舳舻挤塞，脚费倍于物直，货物所以益贵而用度为艰，此策既行，则南货日集于北，空船南回者必须物实，而北货亦日流于南矣，今日富国足用之策莫大于此。说者若谓海道险远，恐其损人废财，请以《元史》质之，其海运自至元二十年始至天历二年止，备载逐年所至之数，以见其所失不无意也（岁运所至之数备具于后），窃恐今日河运之粮每年所失不止此数，况海运无剥浅之费、无挨次之守，而其支兑之加耗每石须有所减，恐亦浮于所失之数矣。此策既行，果利多而害少，又量将江、淮、荆、河之漕折半入海运，除减军卒以还队伍，则兵食两足，而国家亦有水战之备，可以制伏朝鲜、安南边海之夷，此诚万世之利也。臣章句末儒，偶有臆见，非敢以为决然可行万无弊也，念此乃国家千万年深远之虑，姑述此尝试之策，请试用之，试之而可则行，不可则止（至元二十年四万六千五十石，至者四万二千一百七十二石，所失者三千八百七十八石，细分之每石欠八升四合余。二十一年二十九万五百石，至者二十七万五千六百一十石，所失者一万四千八百九十石，细分之每石欠五升一合余。二十二年一十万石，至者九万七百七十一石，所失者九千二百二十九石，细分之每石欠九升二合余。二十三年五十七万八千五百二十石，至者四十三万三千九百五十石，所失者一十四万四千五百七十石，细分之每石欠二斗四升九合余。二十四年三十万石，至者二十九万七千五百四十六石，所失者二千四百五十四石，细分之每石欠八合余。二十五年四十万石，至者三十九万七千六百五十五石，所失者二千三百四十五石，细分之每石欠九合余。二十六年九十三万五千石，至者九十一万九千九百四十三石，所失者一万五千五十七石，细分之每石欠一升六合余。二十七年一百五十九万五千石，至者一百五十一万三千八百五十六石，所失者八万三千一百四十四石，细分之每石欠五升余。二十八年一百五十二万七千二百五十石，至者一百二十八万一千六百一十五石，所失者二十四万五千六百三十五石，细分之每石欠一斗六升余。二十九年一百四十万七千四百石，至者一百三十六万一千五百一十三石，所失者四万五千八百八石七斗，细分之每石欠三升二合余。三十年九十万八千石，至者八十八万七千五百九十一石，所失者二万四百九石，细分之每石欠二升二合余。三十一年五十一万四千五百三十三石，至者五十万三千五百三十四石，所失者一万九百九十九石，细分之每石欠二升一合余。元贞元年三十四万五百石。二年三十四万五百石，至者三十三万七千二十六石，所失者三千四百七十四石，细分之每石欠一升余。大德元年六十五万八千三百石，至者六十四万八千一百三十六石，所失者一万一百六十四石，细分之每石欠一升五合余。二年七十四万二千七百五十一石，至者七十万五千九百五十四石，所失者三万六千七百九十七石，细分之每石欠四升九合余。三年七十九万四千五百石。四年七十九万五千五百石，至者七十八万八千九百一十八石，所失者六千五百八十二石，细分之每石欠八合余。五年七十九万六千五百二十八石，至者七十六万九千六百五十石，所失者二万六千八百七十八石，细分之每石欠三升三合余。六年一百三十八万三千八百八十三石，至者一百二十二万九千一百四十八石，所失者五万四千七百三十五石，细分之每石欠三升九合余。七年一百六十五万九千四百九十一石，至者一百六十二万八千五百八石，所失者三万九百八十三石，细分之每石欠一升八合余。八年一百六十七万二千九百九石，至者一百六十六万三千三百一十三石，所失者九千五百九十六石，细分之每石欠五合余。九年一百八十四万三千三石，至者一百七十九万五千三百四十七石，所失者四万七千六百五十六石，细分之每石欠二升五合余。十年一百八十万八千一百九十九石，至者一百七十九万七千七十八石，所失者九万四百九十一石，细分之每石欠五升余。十一年一百六十六万五千四百二十二石，至者一百六十四万四千六百七十九石，所失者二万七百四十三石，细分之每石欠一升二合余。至大元年一百二十四万一百四十八石，至者一百二十万二千五百三石，所失者三万七千六百四十五石，细分之每石欠三升余。二年二百四十六万四千二百四石，至者二百三十八万六千三百石，所失者七万七千九百四石，细分之每石欠三升一合余。三年二百九十二万六千五百三十二石，至者二百七十一万六千九百十三石，所失者二十万九千六百一十九石，细分之每石欠七升一合余。四年二百八十七万三千二百一十二石，至者二百七十七万三千二百六十六石，所失者九万九千九百四十六石，细分之每石欠三升四合余。皇庆元年二百八万三千三百五石，至者二百六万七千六百七十二石，所失者一万五千八百八十三石，细分之每石欠七合余。二年二百三十一万七千二百二十八石，至者二百一十五万八千六百八十五石，所失者一十五万八百三十三石，细分之每石欠六升八合余。延祐元年二百四十万三千二百六十四石，至者二百三十五万六千六百六石，所失者四万六千六百五十八石，细分之每石欠一升九合余。二年二百四十三万五千六百八十五石，至者二百四十二万二千五百五石，所失者一万三千一百八十石，细分之每石欠五合余。三年二百四十五万八千五百一十四石，至者二百四十三万七千七百四十一石，所失者二万七百七十三石，细分之每石欠八合余。四年二百三十七万五千三百四十五石，至者二百三十六万八千一百一十九石，所失者七千二百二十六石，细分之每石欠三勺余。五年二百五十五万三千七百一十四石，至者二百五十四万三千六百一十一石，所失者一万一百三石，细分之每石欠三合余。六年三百二万一千五百八十五石，至者二百九十八万六千一十七石，所失者三万五千五百六十八石，细分之每石欠一升一合余。七年三百二十六万四千六石，至者二百二十四万七千九百二十八石，所失者一万六千七十八石，细分之每石欠四合余。至治元年三百二十六万八千七百六十五石，至者三百二十三万八千七百六十五石，所失者三万六百八十六石，细分之每石欠九合余。二年三百二十五万一千一百四十石，至者三百二十四万六千四百八十三石，所失者四千六百五十七石，细分之每石欠一合余。三年二百八十一万一千七百八十六石，至者二百七十九万八千六百一十三石，所失者一万二千一百七十三石，细分之每石欠四合余。泰定元年二百八万七千二百三十一石，至者二百七万七千二百七十八石，所失者九千九百五十三石，细分之每石欠四合余。二年二百六十七万一千一百八十四石，至者二百六十三万七千五十一石，所失者三万四千一百三十三石，细分之每石欠一升二合余。三年三百三十七万五千七百八十四石，至者三百二十五万一千三百六十二石，所失者一十二万四千四百三十二石，细分之每石欠三升六合余。四年二百一十五万二千八百二十石，至者三百一十二万七千五百三十二石，所失者一万五千二百八十八石，细分之每石欠四合余。天历元年三百二十五万五千二百二十石，至者三百二十一万五千一百二十四石，所失者三万九千七百九十六石，细分之每石欠一升二合余。二年三百五十二万二千一百六十三石，至者三百三十四万三百六石，所失者一十八万一千八百五十七石，细分之每石欠五升一合余。以上《元史》所载岁运所至及所失之数。史又云，风涛不测，粮船漂溺，无岁无之，间亦船坏而弃其米者，至元二十三年始责偿于运官，人船俱溺者乃免，然视河漕之数所得益多矣）。
顺帝至正十九年，先是汝颍盗起，方国珍、张士诚据浙东西之地，海运之舟不至。至是遣巴延特穆尔征海运于江浙，诏士诚输粟、国珍具舟，二贼互相猜疑，巴延特穆尔与行省丞相多方开谕之始从命，得粟十有一万石。二十三年遣官往征，拒命不与。
臣按：元朝承平之时岁运几至四百万石，至其末年也哀丐于叛臣，仅得十有余万石，最后升斗皆无焉。是时也，斗米至银六两，一时勋戚权贵衣锦绣、抱珠玉而枵腹忍饥以为饿殍者何限，呜呼，可叹也哉。是以为国远图者，睹未形之患为先事之谋，恒思于心，曰吾之家国今虽富盛，异日吾之子孙安知其不驯致于此乎？矧今建国于燕，而又承其后，虽天祚国家，祖宗基业隆厚，非元可比，然意外之事亦不可不深长思也，《诗》不云乎？“殷鉴不远，在夏后之世”。
元初，粮道自浙西涉江入淮，由黄河逆水至中滦旱站（在封丘县西南旧黄河北岸），陆运至淇门（在浚县西南即古枋头），一百八十余里，入御河以达于京。后又自任城（今济宁州）分汶水西北流，至须城（今东平州）之安民山入清济故渎，通江淮漕，经东阿至利津河入海，由海道至直沽，后因海口沙壅，又从东阿陆转二百里抵临清，下漳御至京。
至元二十六年，以寿张县尹韩仲晖等言，自安民山开河北至临清，凡二百五十里，引汶绝济，直属漳御，建闸三十有一，度高低、分远近以节蓄泄，赐名会通河。
臣按：会通河之名始见于此，然当时河道初开，岸狭水浅，不能负重，每岁之运不过数十万石，非若海运之多也，是故终元之世海运不罢。国初，会通河故道犹在，今济宁在城闸，洪武三年晓谕往来船只不许挤塞，碑石故在北岸可考也。二十四年，河决原武，漫过安山湖而会通河遂淤，而往来者悉由陆以至德州下河。我太宗皇帝肇造北京，永乐初粮道由江入淮，由淮入黄河运至阳武，发山西、河南二处丁夫由陆运至卫辉，下御河水运至北京。厥后济宁州同知潘叔正因州夫递运之难，请开会通旧河，朝命工部尚书宋礼发丁夫十余万疏凿以复故道，又命刑部侍郎金纯自汴城北金龙口开黄河故道分水，下达鱼台县塌场口以益漕河，十年宋尚书请从会通河通运，十三年始罢海运而专事河运矣。明年，平江伯陈瑄又请浚淮安安庄闸一带沙河，自淮以北沿河立浅铺、筑牵路、树柳木、穿井泉，自是漕法通便，将百年于兹矣。臣惟运东南粟以实京师，在汉、唐、宋皆然，然汉、唐都关中，宋都汴梁，所漕之河皆因天地自然之势，中间虽或少假人力，然多因其势而微用人为以济之，非若会通一河，前代所未有而元人始创为之，非有所因也，元人为之而未至于大成，用之而未得其大利，是故开创之功虽在胜国，而所以修理而拓大之者则有待于圣朝焉。前元所运岁仅数十万，而今日极盛之数则逾四百万焉，盖十倍之矣。宋人论汴水谓大禹疏凿、隋炀开川，终为宋人之用，以为上天之意。呜呼，夏至隋、隋至宋，中经朝代非一，而谓天意颛在于宋，臣不敢以为然，若夫元之为此河，河成而不尽以通漕，盖天假元人之力以为我朝之用，其意彰彰然明矣（近年运道秋后春初往往干涩，舟行艰阻，有妨岁计，九月以后宜于清口入淮处暂筑小坝，高二三尺许，截水以过舟，又于直沽河流转下海处横作木闸，以遏水，其有浅处，两际宜各去七八里许横立木栅以限舟，栅中开门，当中浚深，河潢可容两舟许，分道上下，行舟差官于此分筹授舟，次第放行，俟有水各罢之。如此则河流有所限制，舳舻不至挤塞，而运道四时通利矣）。
至元二十八年，都水监郭守敬言疏凿通州至大都河道，导昌平县白浮村神山泉过双塔榆河，引一亩玉泉至西门入都城，南汇为积水潭，出文明门（今崇文门）至通州高丽庄，入白河，长一百六十四里，塞清水口十二处，置坝闸二十座节水，通漕为便。明年，河成，赐名通惠。先时通州至大都五十里，陆挽官粮，民不胜其悴，至是皆罢之。
臣按：通州陆挽至都城仅五十里耳，而元人所开之河总长一百六十四里，其间置闸坝凡二十处，所费盖亦不赀，况今废坠已久，庆丰以东诸闸虽存，然河流淤浅，通运颇难，且今积水潭（即今海子）在都城中禁城之北，漕舟既集，无停泊之所，而又分流入大内，然后南出，其启闭蓄泄非外人所得专者。言者往往建请欲复元人旧规，似亦便利，然以臣愚见，陆挽与河运利害略亦相当，必欲复旧，须于城东凿为大潭如积水比以为停泊之处，引水自城西入壕，由北转东潴于此潭，又于分水入城处筑闸以司启闭，仍于御河南出城壕之道建为巨闸，蓄禁中水，非满溢不启，自庆丰闸之东，每闸之旁皆为月河以容挨闸之舟。如此庶几良便，若恐劳民动众，又不若依旧陆挽之为便。但道路之间，每遇霖雨泥淖，车轮陷没，牛骡踣毙，脚价踊贵，漕卒舟行数月始得抵陆，而久留多费，艰苦不胜，此建议者悯之，所以咸欲复旧河道。然自永乐乙未开运以来，经今六十余年，率由此路，况其脚费支兑之初已有加耗，晴干之时所费良亦不多，为今之计，请于都城之东官路之旁，择便利处再辟新路一道或二道，每道约广十丈以上，其旧道专以为官民往来之路止行小车，其新开者一道专以通行辇运大车，下而往者从左道，上而来者从右，不许互行，其道旁民居不许夹道相向，有欲居者皆许于道旁百步之外面东西以居，近道卖酒食者惟许作浮铺。如此，则民居既远，轨辙散行，水易涸而泥易干，运道自然不至深陷。又于中道设一提举司，视卫河例，置官一二员，每年委工部官一员提调，将庆丰等闸原设闸夫编为甲乙，专一修理道途，大车入门免其纳钞，就俾于提举司出修路钱若干，收贮在官，以为买砖石、佣工作之费，又俾有司拘集车户及牙行人等，从公量定脚价，分为三等，晴干每石若干、阴雨若干、泥泞若干，必使两不相亏，具数奏闻，永为定例。如此，则输挽通利所，费者不过民田数十顷，可将官地偿之，或给以价或为之开豁粮租，其视开河之费减数十倍，况河道狭而运舟多，一遇水少伺候启闭，动经旬日，有妨嗣岁之计，且又每闸设官聚夫，官俸民粮日有所费，岁岁遣官吏起民丁，开挑上源，疏涤壅塞，修筑坍塌，禁民引水灌田，妨民及时耕获，文移工作，岁无宁月。愚言万一有可采者，乞下有司计议，其于国计未必无补。
至正十六年，董抟霄建议，海宁一境不通舟楫，惟可陆运。陆运之方，每人行十步，三十六人可行一里，三千六百人可行百里，每人负米四斗以夹布袋盛之，用印封识，人不息、负米不着地，排列成行，日行五百回，计路二十八里，日可运米二百石，人米一升，可给二万人，此百里一日运粮之术也。
胡粹中曰：“此法可施之近路，而兵少、敌小而期促者耳，大敌在前，拥兵数十万，千里馈粮，旷日持久，未易行也。”
臣按：董抟霄人运之法诚有如胡粹中所评者，用兵远道决不可行，惟施于救荒，就用饥民接运，因以哺之，借其力以达粟于无食之地，盖亦两得其济，与夫漕黄河者，其于三门底柱之险其间一带，似可用此法，然亦可暂而不可常。
以上论漕挽之宜。臣按：历代建都于西北者皆仰给东南之漕，都长安者阻关陕之险，漕运极难，所资者江、淮、河、渭，都洛阳、汴梁者兼资汴、洛、汝、蔡而已，惟我朝建都幽燕，东至于海、西暨于河、南尽于江、北至大漠，水涓滴皆为我国家用，其用最大、其功最巨者其运河。由江而入邗沟，由邗沟乱淮而渡上清口，经徐、吕二洪，溯沁、泗水至济宁，济宁居运道之中，所谓天井闸者，即《元史》所谓会源闸也，泗（出泗水县）、沂（出曲阜县）、洸（出阳宁县）、汶（源有三，二出莱芜县，一出泰山南）诸水毕会于此，而分流于南北，北至安民山入于新河，地降九十尺、为闸十有七而达于漳御，南至沽头，地降百十有六尺、为闸二十有一而达于河淮。此盖居两京之间、南北分中之处，自是而南至于河、淮，顺流也，河淮东流至清口而入于海，乱流而渡，由邗沟渡江而达于南京；自是而北至于漳御，顺流也，御河北流至直沽而入于海，溯流而上，由白河抵潞而达于北京。迤南接济之水，有自武陟来之沁、有自郎邪来之沂，迤北接济之水，有自金龙口之河、有分滹沱河之水。通论诸闸，天井居其中，临清总其会，居中者如人身之有腰脊，总会者如人身之有咽喉，腰脊损则四肢莫运，咽喉闭则五脏不通。国家都北而仰给于南，恃此运河以为命脉，济宁居腹里之地，州县栉比，居民鳞次，而又多有旁出之途，惟临清乃会通河之极处，诸闸于此乎尽，众流于此乎会，且居高临下，水势泄易而涸速，是凡三千七百里之漕路，此其要害也，东控青齐、北临燕赵，且去边关不远，疾驰之骑不浃旬可到，为国家深长之思者，宁有而弃，毋无而悔。书生过虑，请跨河为城，两际各为水门以通舟楫，而包围巨闸在于其中，设官以司启闭，屯兵以为防守，是亦思患豫防之一事也。臣愚以杞人之智，过为天虑，惟圣朝矜其愚而察其心，不胜大愿。
卷三五
▲屯营之田
汉文帝从晁错（音措）言，募民徙塞下，错复言：“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实塞下，使屯戍之事益省，输将（送也）之费益寡，甚大惠也。”
臣按：此后世言屯耕边塞之始。盖中国所以不得其安者，以外有边防之扰，而边防所以无扰者，以守御得人，有其人而食不给与无人同。然边防之食未易给也，道路之远、输将之难，率数十倍而致其一，错谓守边备塞、劝农力本为当世之急务者，此也。
武帝时，自敦煌至盐泽，往往起亭，而轮台、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，置使者校尉领护，以给使外国者。昭帝始元二年，发习战射士，调故吏将屯田张掖郡。
宣帝神爵元年，后将军赵充国将兵击先零羌，充国言：“击虏以殄灭为期，愿罢骑兵屯田，计度羌虏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垦者可二千顷，以上田事出（谓春人出耕也），赋人二十亩，至四月草生，发骑就草为田者游兵，以充入金城郡，益积蓄，省大费。”且条上留田便宜十二事。
臣按：充国为屯田，内有亡费之利，外有守御之备，古今守边备塞之良法莫有过焉者也。盖地以生物为功，凡有土地斯有人民，有人之处天皆生物以食之，但地有宜不宜耳，因其地之所宜而种人之所食，随在而有，有所不足而补助之，取给于他所可也，是故善为国计者，必因天时尽地力，不以其边塞之地、冱寒之天而辍其人为之功，此晁错、赵充国辈所以有塞下屯田之议也。虽然，守边之议固当尽屯田之利，亦不可不知扰田之害，宣帝问充国曰：“将军独不计虏闻兵罢，丁壮相聚，攻扰田者及道上屯兵，复杀掠人民，将何以止之？”充国复奏：“北边自敦煌至辽东，乘塞列隧有吏卒数千人，虏数大众攻之不能害。今留步士万人屯田，地势平易，多高山远望之便，部曲相保，堑垒木樵（与谯同楼也）校联不绝（用木相联实），便兵弩，饬斗具，烽火幸通，势及并力，以逸待劳，兵之利者也。”臣愚以为必先无扰田之害，然后收耕田之利，今边塞可耕之地近城堡者固易为力，若夫远外之地，地远而势孤，必如充国所谓乘塞列隧虏，大攻不能为害，而又有山阜可以望远，有沟堑可以限隔，有营垒可以休息，架木以为谯望，联木以为沴棚，时出游兵以防寇钞，如是，则屯耕之卒身有所蔽而无外虞，心有所恃而无内怨，得以尽力于畎亩之中，而享收获之利矣。请当边境无事之时，遣官循行边境，相视土宜，一如充国所言者，处置防护，分兵屯种，且耕且守，则充国之言不徒利于当时，而且利于今日矣。充国上议时有云“惟明诏博详公卿议臣采择”，臣于是亦云。
汉末天下乱离，民弃农业，诸军并起，率乏粮谷，无终岁之计，饿则寇掠，饱则弃余，民多相食，州里萧条。曹操从枣祗请，建置屯田，以祗为屯田都尉、任峻为典农中郎将，募民屯田许下，得谷百万斛，于是州郡例置田官，所在积谷，仓廪皆满，故操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。
臣按：曹操从枣祗言，募民屯田许下，当乱离之余尚能致仓廪皆满，苟于太平无事之时，遣官遍踏州县以求闲田，添置官田，募民耕种，于各方最要害处积谷以助国计，少宽民租，是亦足国用之一端也。
诸葛亮由斜谷伐魏，以前者数出皆以运粮不继使己志不伸，乃分兵屯田为久驻之计，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，而百姓按堵，军无私焉。
臣按：兵无食则不成兵，善谋国者用兵以耕，其所食者即其所耕者也，自食其力而不仰给于人，因粮于敌，是以所至成功。赵充国、诸葛亮二人者所处之地虽异，而所见之智则同。
魏正始四年，司马懿督军伐吴，欲广田蓄谷为灭贼资，乃使邓艾行陈、项以东至寿春。艾以为：“昔破黄巾，为屯田积谷于许都以制四方，今三隅已定，事在淮南。令淮北屯二万人、淮南三万人，且佃且守，岁完五百万斛以为军资，六七年间可得十万之众五年之食，以此乘吴无往不克。”懿从艾计，遂北临淮水，自钟离西南、横石以西尽泚（音脂）水，四百余里置一营，六十人且佃且守，兼修广淮阳、百尺二渠，上引河流，下通淮、颍，大理诸陂于颍南北，穿渠三百余里，溉田二万顷，淮南、淮北皆相连接，农官兵田阡陌相属，每东南有事，大军兴众泛舟而下，资食有储而无水害。
陈尧叟曰：“陆田命悬于天，人力虽修，苟水旱不时，则一年之功弃矣。水田之制由人力，人力苟修，则地利可尽也，且虫菑之害又少于陆，水田既修，其利兼倍，与陆田不侔矣。”
臣按：今承平日久，生齿日繁，天下田价比诸国初加数十倍，水田惟扬州最贱，陆田惟颍、寿为轻，且地在两京之间，相距略等。今天下一家，虽无魏人南征之役，然用其法以行于今日，亦可赖以少宽民力，省岁漕，其于国用不为无助。臣请于淮南一带，湖荡之间、沮洳之地、芦苇之场尽数以为屯田，遣官循行其地，度地势高下，测泥涂浅深，召江南无田之民，先度地势，因宜制便，先开为大河阔二三丈者以通于海，又各开中河八九尺者以达于大河，又随处各开小河四五尺者以达于中河，使水有所泄，然后于其低洼不可耕作之处浚深以为湖荡，及于原近旧湖之处疏通其水，使有所潴，或为堤以限水，或为堰以蓄水，或为斗门以放水，俱如江南之制，民之无力者给以食，田成之后依官田以起科，民之有力者计其庸，田成之后依民田以出税，六七年间，其所得者恐不减于魏人也。夫魏人以偏安之国，有外敌之患，犹能兼淮、颍而尽田之，其后果赖其用而有以成其功，矧今尽四海以为疆，而此地介两京间，而又为运道经行之路，有鱼盐之利，有莞蒲之用，古人所谓扬一之地者也，且去大江仅百里许，大江之南民多而田少，居者佃富家之田为之奴隶，出者逐什一之利轻去田里，夫若此者，岂其所欲哉？无可以为仰事俯育之资，不得已也。然民性愚而安故常，心多而无定见，傥朝廷颁方尺之诏，遣一介之臣，鼓舞而招徕之，无不成者。既成之后，又于颍寿之间召民开垦陆田，亦随地势以分田，因民力而定税，其功又易于水田者。考之唐史，上元中于楚州（今淮安）古射阳湖置洪泽屯，于寿州置芍陂屯，厥田沃壤，大获其利，俱在此地，遗迹可考也。
晋羊祜镇襄阳，垦田八百余顷。祜之始至也，军无百日之储，及其季年，有十年之积。平吴之后，杜预修召信臣遗迹，激用滍、淯诸水以浸原田万余顷，分疆刊石，使有定分，公私同利，众庶赖之。
臣按：羊、杜二人所垦之田，其遗迹在今湖广之荆襄、河南之唐邓，古称洛阳为天下之中，臣以今日疆域观之，则此三郡实为我朝天下之中也。天下之田，南方多水，北方多陆，今此三郡盖兼水陆而有之也，南人利于水耕，北人利于陆种，而南北流民侨寓于此者比他郡为多。臣请于两藩交界之中立一官司，遴择廷臣知稼穑者循行其地，可水耕之地则引水立堰，募南人耕之，可陆种之地则分疆定界，募北人种之。成熟之后按亩分租，随地储积，遇有急用，由汉入江，由江而达于金陵，稍省岁漕之数，多留郡县之储，或遇河洛、关陕荒歉，亦可用以救济。又于暇日讲求武关入秦之路、商于陆挽之故，万一三边有缺，亦或赖以济焉。
唐开军府以扞要冲，因隙地置营田，天下屯总九百九十二，司农寺每屯三顷，州镇诸军每屯五十顷，水陆腴瘠、播植地宜与其功庸烦省、收率之多少，皆决于尚书省。
臣按：自古屯营之田或用兵或用民，皆是于军伍之外各分兵置司，惟我朝之制就于卫所所在，有闲旷之土，分军以立屯堡，俾其且耕且守，盖以十分为率，七分守城、三分屯耕，遇有儆急，朝发夕至，是于守御之中而收耕获之利，其法视古为良。近世又于各道专设风宪官一员以提督之，其牛具、农器则总于屯曹，细粮、子粒则司于户部，有卫所之处则有屯营之田，非若唐人专设农寺以领之也，每军受田二十亩、纳租六石，而余丁所受所纳比之正军则又降杀焉。臣窃以为，民田则例最轻者须收三石，其田率多膏腴，军所屯种者多其所弃不耕之田，而所收之租乃十倍焉，请如唐人，较其水陆腴瘠、播植地宜与其功庸烦省、收率多少，各因其地利土宜定为征收则例，使凡屯种之军乐于趋赴，既得以足军国之储而无欠负，又得以遂室家之乐而有盖藏，公私两便，上下俱足矣。
元和中，振武军饥，宰相李绛请开营田，可省度支漕运。乃命韩重华为营田使，起代北垦田三百顷，出赃罪吏九百余人，给以耒耜、耕牛，假种粮，使偿所负粟，一岁大熟。因募人为十五屯，每屯百三十人，人耕百亩，就高为堡，东起振武，西逾云州，极于中受降城，凡六百余里，列栅二十、垦田三千八百余里，岁收粟二十万石，省度支钱二千余万缗。
臣按：韩重华于代北开营田三千八百余里，得粟二十万石，省度支钱二千余万缗，自有屯田以来未有得利如此者也。彼时沿边之地皆为藩镇所专，而行之犹得其利若此，今国家烟火万里，卫所列峙，又值边圉安靖之时，虽时或有侵轶，未尝举大众入深地，诚于无事之时寻古人之故迹，按前人之行事，东起辽东、西尽甘凉，于凡边塞无碱卤而宜裁种之地，因其地势，相其土宜，立为营堡，开垦田畴，分军耕种。当夫耕耘收获之时，除老幼守城外，凡有丁壮尽室而行，仍于所耕百十里之外设立亭障，开凿沟堑，为烽堠以瞭望之，出游骑以巡哨之，遇有寇盗入境，未至之先豫知儆备，势可敌则拒之，不可敌则避之。如此，则处处皆有屯种之所，年年皆有收获之入，边储自然给足，可以省内挽之劳，可以严外侮之备。
宋太宗端拱中，以陈恕为河北东路招置营田使，大兴河北营田。先是，雄州东际于海，多积水，戎人患之，不敢由此路入寇，顺安军至北平二百里地平广无隔阂，每岁边骑多由此而入，议者谓宜度地形高下，因水陆之便，建阡陌、浚沟洫，益树五谷，所以实边廪而限戎马，故遣恕等经营之。恕密奏：“戍卒皆惰游仰食县官，一旦使冬被甲兵、春执耒耜，则恐变生不测。”乃止。
臣按：天下之事非兴作之难，而处置得宜之为难也。自汉赵充国于边地建屯田之议，魏晋至唐皆行之，未尝不用兵也，且其所行皆在穷边绝塞之所、冱寒硗卤之地，未闻虑其有不测之变而不为也，今宋之所谓边者，乃在中国，非边徼也，而陈恕乃恐其变生不测而密奏止之。呜呼，使为天下者凡有兴作，不顾事体之可否，一惟徇人情之从违，何以立国哉？古不云乎，“以佚道使民，虽劳不怨”，臣请于凡边塞置立屯田，分军耕种，不必征其租入，士卒能于本田之外多耕者立为赏赉则例，但使人人奋耕、家家有积，边城自然充足，于是令内地该运边粮州郡，俾其赍价来籴，家积有余，市价自平，不独边用不亏，边军皆赡，而内郡之民亦省矣。
宋淳化中，临津令黄懋上书，请于河北诸州作水利田，自言：“闽人闽地种水田，缘小导泉，倍费功力，今河北州军陂塘甚多，引水溉田，省功易就。”乃以何承矩为屯田使，懋充判官，于凡河北诸州水所积处大垦田，发诸州兵万八千人给其役，于雄、莫、霸等州兴堰六百里，置斗门，引定水灌溉，初年种稻，值霜早不成，次年方熟。初，承矩建议，沮之者众，武臣耻于营葺，群议益甚，几于罢役，至是议者乃息莞。蒲蜃蛤之饶，民赖其利。
马端临曰：“兵与农共此民也，故无事则驱之为农而力稼穑，有事则调之为兵而任征战，虽唐府兵之法犹然，至于屯田则驱游民辟旷土，且耕且戍，以省馈饷，尤为良法。自府兵之法既坏，然后兵农判而为二，不独农疲于养兵，而兵且耻于为农，观陈恕所奏及沮何承矩屯田之议者可见，然则国力如之何而不弊于饷军也哉？”
臣按：宋都汴梁，去雄、霸等州几三千里，而又与契丹为界，今此地乃在畿甸近地，当四方无事之时、人民繁庶之际，按承矩之故迹而举其废坠，诚无难者。万一此言见取于九重，是亦足国用、省漕卒之一助也。
神宗熙宁元年，诏以坊监牧马余地立田官，令专稼政，以资牧养之用。
臣按：今京畿之地，在国初设行太仆寺辖六监二十四苑以牧马，今其寺虽废而其监苑之地固在，多为亲幸陈乞以为私庄。伏乞英断，一节勒归，亦如宋人设田官专稼政，非但可以资牧马之用，亦因之补助军粮，以省馈饷。
孝宗隆兴元年，张阐言：“荆襄屯田之害，非田之不可耕也，无耕田之民也。官司虑其功之不就，不免课之游民，游民不足，不免抑勒百姓，舍己熟田，耕官生田，私田既荒，赋税犹在，占百姓之田以为官田，夺民种之谷以为官谷，老稚无养，一方骚然，有司知其不便，申言于朝罢之。臣以为，与其弃之，孰若使两淮归正之民就耕，非惟可免流离，异日垦辟既广，田畴既成，然后取其余者而输之官，实为两便。”
臣按：凡前所陈屯营之策，非田不可耕，实恐耕田无其人，专用乎军则军伍有限，专用乎民则民各有田，其弊诚有如张阐所云云者。臣窃以为，宋朝偏安一隅，以荆襄为边境，岁有军旅之兴、防御之备，戎马蹂践，地多荒田，非若我今日承平日久，生齿日繁，地力不足以给其人之食，是以南北之民随处游食，而江右尤众。国家诚择任有风力大臣，付以招徕之，任借以官帑银数万两以为籴本，俾自择其属，遍行天下，有间田处相地度势，立屯堡以聚游食，辟污莱以为畎亩，开渠堰以资灌溉，异时成效，补助非少。虽然辟土之功固为不易，而料事之智尤人所难，方其举事之初，量度或未必当，及其施为之际，弊病或不能无，自觉失宜，许其陈首，饰非要功者然后加以责罚，如是，则无宋人抑勒百姓、舍熟耕生之弊矣。然此非独屯田一事为然，凡天下事无不然者。
元泰定中，虞集为翰林直学士，进言曰：“京师之东濒海数千里，北极辽东，南滨青、齐，萑苇之场也海潮日至，淤为沃壤，用浙人之法，筑堤捍水为田，听富民欲得官者合其众，分受以地，官定其畔以为限，能以万夫耕者授以万夫之田，为万夫之长，千夫、百夫亦如之，察其惰者而易之。三年后视其成，以地之高下定额，以次渐征之，五年有积蓄，命以官就所储给以禄，十年不废，得以世袭如军官之法。”
臣按：虞集此策在当时不曾行，及其末世也，海运不至而国用不给，谋国者思集之言，于是乎有海口万户之设，大略宗之，每年亦得数十万石以助国用，吁，亦已晚矣。今国家都于燕，京师之东皆濒大海，烟火数千里而居民稠密，当此全安极盛之时，正是居安思危之日，乞将虞集此策敕下廷臣计议，特委有心计大臣循行沿海一带，专任其事，仍令先行闽、浙滨海州郡筑堤捍海去处，起取士民之知田事者前来，从行相视可否，讲求利害，处置既定，然后召募丁夫，随宜相势，分疆定畔，因其多少授以官职，一如虞集之策。虽然天下之事建议者思之非不周，而执事者行之未必力，方集议之时，说者固已谓一有此制则执事者必以贿成而不可为，其事遂寝，及至于不得已之际方用其策，然几会已失，事势巳去不可为矣。呜呼，岂非后世永鉴哉。臣尝闻闽浙人言，大凡濒海之地多咸卤，必得河水以荡涤之，然后可以成田，故为海田者必筑堤岸以阑咸水之入疏，沟渠以导淡水之来，然后田可耕也。臣于东京一带海涯虽未及行，而尝泛漳御而下由白河以至潞渚，观其入海之水，最大之处无如直沽，然其直泻入海，灌溉不多，请于将尽之地依《禹贡》逆河法，截断河流，横开长河一带，收其流而分其水，然后于沮洳尽处筑为长堤，随处各为水门以司启闭，外以截咸水俾其不得入，内以泄淡水俾其不至漫，如此，则田可成矣。于凡有淡水入海所在，皆依此法行之，则沿海数千里无非良田，非独民资其食，而官亦赖其用，如此，则国家坐享富盛，远近皆有所资。譬则富民之家，东南之运其别业所出也，滨海之收其负郭所获也，其为国家利益夫岂细哉？由是而可以宽东南之民，由是而可以壮西北之势，虞集之言不见用于当时而得行于今日，集虽死不死矣。
至正十二年，丞相托克托言：“京畿近水地召募江南人耕种，岁可收粟麦百万余石，不烦海运，京师足食。”从之，于是西自西山，南至保定、河间，北抵檀（今密云县）、顺（今顺义县），东至迁民镇，凡系官地及原管各处屯田，悉从分司农司立法，佃种合用工价、牛具、农器、谷种给钞五百万锭。命乌兰哈达、乌克逊良祯并为大司农卿，又于江南召募能种水田及修筑围堰之人各一千名，为农师，降空名添设职事，敕牒十二道，募农民一百名者授正九品、二百名正八品、三百名从七品，就令管领所募之人，所募农夫每名给钞十锭，由是岁乃大稔。
臣按：今京畿之地可为稻田者甚多，官民之家固有耕获之者矣，诚能因其所耕而推及其所未耕，使其皆尽人力、广地利，而又因而为之召募劝相，斟酌元人之制而略仿以行之，其于国计不无少助。
以上屯营之田。臣按：自三代以来未有建都于幽燕者，辽金以来始相承为都会，逮于我朝，宅中图大承上天之新命，立向明之洪基，体宸极之尊居，受四方之环拱，始于此建极图治焉。六宫百六军万姓毕聚于斯，所费有不赀焉者，岁计何啻亿万，矧又幅员之广有汉唐所无者，沿边建阃，屯兵列戍，率资远以给近，取外以足内，调乎中以实之边，聚积固难而输，将亦有不易焉者。民之租赋有限，国之用度无穷，苟非于岁计常赋之外别有所经营，而欲其优裕丰瞻，难矣。是以自古善计国者恒取足于有余之地力而不敢伤易失之民心，此屯营之田所由起也。今天下无田不税而吾求无税之地而耕之，无农不耕而吾借不耕之人而役之，无兵不战而吾乘不战之时而用之，内以实京师于常数之外，外以实边储于常用之余，臣故于“治国平天下之要制国用”之下首举“贡赋之常”，而以“屯营之田”终焉，以见国用所出虽非一途而田为之本，用人之力，尽地之利，因天之时，治国平天下之要道不出此矣。或人问于朱熹曰：“《大学》论治国平天下而言财利，何也？”熹答曰：“天下所以不平者，皆因此。”伏惟九重清燕时，留心于天下之大本，义以制天下之利，天下不足平矣。臣不胜惓惓。
卷三六
△明礼乐
▲总论礼乐之道（上）
《舜典》：同律度量，衡修五礼。
朱熹曰：“律谓十二律，黄钟、太蔟（千候反）、姑洗（苏典反）、蕤宾、夷则、无射（音亦）、大吕、夹钟、仲吕、林钟、南吕、应钟也，六为律、六为吕。以之审度而度（入声）长短，则九十分黄钟之长一为一分，十分为寸，十寸为尺，十尺为丈，十丈为引；以之审量（去声）而量多少，则黄钟之管其容子谷黍中者一千二百以为龠，而十龠为合，十合为升，十升为斗，十斗为斛；以之平衡而权轻重，则黄钟之龠所容千二百黍其重十二铢，两龠则二十四铢为两，十六两为斤，三十斤为钧，四钧为石，此黄钟所以为万事根本，诸侯之国其有不一者则审而同之也。五礼，吉、凶、军、宾、嘉也，修之所以同天下之风俗（十龠之十当作合）。”
臣按：礼乐自天子出而用之于诸侯之国，帝舜巡守至方岳之下，于律则同之，同之恐其有不一；于礼则修之，修之恐其有废坠。则是礼乐之制作自古有之，天子既用之于朝廷之上，而又颁之于诸侯之国，而又以时同之、修之，非但备其仪文、协其声音，所以一天下之制度、同天下之风俗也。后世惟于创国之初一颁其制，继世之君不闻有所谓同律、修礼之举，详于政刑而略于礼乐，此治所以不及古欤。
《周礼》：大司徒以五礼防万民之伪（诈伪）而教之中（无过不及），以六乐防万民之情（谓欲之动者）而教之和（无所乖戾）。
郑玄曰：“礼所以节止民之侈伪使其行得中，五礼谓吉、凶、军、宾、嘉也。乐所以荡止民之情思使其心应和，六乐谓《云门》《咸池》《大韶》《大夏》《大》《大武》也。”
吴澂曰：“人伪日胜则党偏反侧，流于不中；人情日滋则放僻邪侈，流于不和。惟以礼乐防之，则其教易入，礼乐也者，其教民之本也。”
大宗伯以天产作阴德以中礼防之，以地产作阳德以和乐防之，以礼乐合天地之化、百物之产以事鬼神，以谐万民，以致百物。
真德秀曰：“此义在《周礼》为最难通者也。先郑氏以阴、阳德为男女之情，既未适当，而康成则曰：‘天产者动物，谓六牲之属；地产者植物，谓九谷之属。阴德，阴气在人者，阴气虚，纯之则劣，故食动物作之使动，过则伤性，制中礼以节之；阳德阳气在人者，阳气盈，纯之则躁，故食植物作之使静，过则伤性，制和乐以节之。如此，然后阴阳平、性情和而能育其类。’郑氏之说如此，亦未见其必然（先郑氏谓兴也，以别康成）。”
臣按：天产、地产即下所谓百物之产也，阴德、阳德即下所谓天地之化也。天地各有所产，阴阳各有其德，先王作礼乐以事鬼神，阳之德为神，阴之德为鬼。用天所产者以作阴之德，礼由阴作者也，礼以防之，使其鼎俎之实必得其中而不过于奢俭焉，是以地制之礼而节天阳之所生也；用地所产者以作阳之德，乐由阳来者也，乐以防之，使其笾豆之实必得其和而不至于乖戾焉，是以天作之乐而节地阴之所成也。夫天本阳也，以天产而作阴德；地本阴也，以地产而作阳德，如此，则天地之化、百物之产合为一矣。由是而事鬼神，则阴阳之气交、动植之物备、礼乐之用节，是故郊焉而天神格，庙焉而人鬼享，万民以之而谐闺门、族党，无不和协者矣。百物以之而致，鸟兽草木无不顺成者矣。
《礼记礼器》曰：礼也者反其所自生，乐也者乐其所自成，是故先王之制礼也以节事，修乐以道志，故观其礼乐而治乱可知也。
陈澔曰：“万物本乎天，人生本乎祖，礼主于报本反始，不忘其所由生也。王者功成治定然后作乐，以文德定天下者乐文德之成，以武功定天下者乐武功之成，非泛然为之也。节事为人事之仪则也，道志宣其湮郁也，世治则礼序而乐和，世乱则礼慝而乐淫，故观礼乐而治乱可知也。”
臣按：自昔人君为治之大本惟在于礼乐，礼之大者在郊天享庙，乐之大者在章德象成，故其制为一代之礼以节天下之事，使其所行者咸有节而无大过不及之差，修为一代之乐以道万民之志，使其所存者得以通而无郁结不平之患。是以自古善观人国者惟于其礼乐观之，而于其政刑则略焉，此无他，求其本也，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。
《郊特牲》曰：乐由阳来者也，礼由阴作者也，阴阳和而万物得。
臣按：圣人本天地之阴阳以作礼乐，故乐由阳而来，礼由阴而作，及其制作成而用之也，又以之而发舒天道之阳、敛肃地道之阴。然独阳不生、独阴不成，故必礼备乐和、兼施并行，然后天之阳、地之阴气交而形和，而絪缊之气通、生成之道备，而万物无有不得其所者矣。
《乐记》曰：先王之制礼乐也，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，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。
臣按：《乐记》此章上文有曰：“乐之隆非极音也，食飨之礼非致味也。清庙之瑟，朱弦而疏越，一倡而三叹，有遗音者矣；大飨之礼，尚玄酒而俎腥鱼，大羹不和，有遗味者矣。”说者谓以玄酒、腥鱼、大羹非极口腹之欲也，以朱弦、疏越非极耳目之欲也，盖以人心莫不有欲，而所欲者莫不各有所好恶，好恶得其平，则是人道之正也。故圣人因礼乐而示之以好恶之正，使民观其礼而知上之制礼而不专事乎口腹也，如此，则莫不好质而恶奢；观其乐而知上之作乐而不专尚乎耳目也，如是，则莫不好和而恶淫。如此，则民之好恶得其平，而人道之正者于是复其初矣。后世人主一切惟口腹耳目之是恣，下民化之，此人道所以日流于邪淫而世道日沦于污下也欤？
是故先王之制礼乐，人为之节，衰麻、哭泣所以节丧纪也，钟鼓、干戚所以和安乐也，婚姻、冠笄所以别男女也，射乡、食飨所以正交接也。礼节民心，乐和民声。
臣按：礼乐之制皆是以人为之节，度于人之死而兴哀也，则为之衰麻之服、哭泣之数以节其丧纪；于人之生而好乐也，则为之钟鼓之音、干戚之舞以和其安乐；因人之生而有男女，则为之婚姻、冠笄之礼以别之，使其不混；因人之生而相交接，则为之射乡、燕食之礼以正之，使其不流。礼以节之则民之行也无不中，乐以和之则民之言也无不和，是则丧纪也、安乐也、男女也、交际也，人人所有也，任其自有而自为之，不失之太过则失之不及，是以先王为之衰麻、哭泣，为之钟鼓、干戚，为之婚姻、冠笄，为之射乡、食飨，皆是因其所当为而为之节也，岂以私意巧智为之哉？
乐者为同，礼者为异，同则相亲，异则相敬。乐胜则流，礼胜则离。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，礼义立则贵贱等矣，乐文同则上下和矣。
辅广曰：“乐者所以合人之和，礼者所以辨人之分。和合则相亲，分辨则相敬，有以合其情而无以饰其貌则乐胜而流矣，有以饰其貌而无以合其情则礼胜而离矣。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，二者阙一则不可。”
臣按：乐胜则流、礼胜则离，此二言者非但以论礼乐，凡人之行己处事，接物、交朋友，处族姻、乡党，无不皆然者。故礼以饰貌必有其义，其义既立则检于外者各得其宜，宜则人心安而不乖；乐以合情必有其文，其文既同则存于中者各有其理，理则人心定而不乱，此合情饰貌所以为礼乐之事而救其流离之失。然又必有义与文焉互相为用，然后贵贱以之而等、上下由是而和，此礼乐所以四达而为王道之备欤。
乐由中出，礼自外作。乐由中出故静，礼自外作故文。大乐必易，大礼必简。乐至则无怨，礼至则不争。揖让而治天下者，礼乐之谓也。郑玄曰：“乐由中出，和在中也；礼自外作，敬在貌也。”
臣按：礼乐之所以为大者，以其简易也。乐由天作而其大者与天地同和，如干以易知；礼以地制而其大者与天地同节，如坤以简能。故人君在上，以一心之中和而建为天下之极，若其文为度数则付之有司，亦犹乾坤之简易也。是以恭己五位之尊，揖让庙堂之上，而化行于四海、九州之大，所操者至简而不烦，所守者至易而不难也。
大乐与天地同和，大礼与天地同节。和故百物不失，节故祀天祭地。明则有礼乐，幽则有鬼神，如此，则四海之内合敬同爱矣。
郑玄曰：“言顺天地之气与其数也。不失者，不失其性也。祀天祭地者，成物有功报焉。”
朱熹曰：“礼主减，乐主盈，鬼神亦止是屈伸之义。礼乐、鬼神一理，在圣人制作处便是礼乐，在造化功用处便是鬼神。”
臣按：明则有礼乐，幽则有鬼神，礼乐形而下者也，鬼神形而上者也。上下无异形，幽明无二理，是以自古圣人之制作礼乐于昭昭之表，所以妙契鬼神于冥冥之中，无愧于此即无愧于彼也。
礼者殊事合敬者也，乐者异文合爱者也。礼乐之情同，故明王以相沿也。故事与时并，名与功偕。
朱熹曰：“礼有经礼、曲礼之事殊而敬，一乐有五声、六律之文异而爱，一所以能使四海之内合敬同爱者，皆大乐、大礼之所感化也。礼乐之制，在明王虽有损益，而情之同者则相因述也。唯其如此，是以王者作兴，事与时并，如唐虞之时则有揖让之事，夏殷之时则有放伐之事，名与功偕者功成作乐，故历代乐名皆因所立之功而名之也。”
臣按：先儒曰有是时则有是事，有是事则有是功。圣人观其会通以行典礼，固未尝执一以废百，亦未尝循末以忘本。
故知礼乐之情者能作，识礼乐之文者能述。作者之谓圣，述者之谓明，明、圣者述、作之谓也。
辅广曰：“礼乐之情存乎中，礼乐之文形乎外，即吾之心而能作者圣之事也，因外之文而能述者明之事也。圣可兼明，圣诚者也，明明者也，自明而诚则圣矣。”
臣按：理之深者谓之情，知则洞达其本原精蕴者也；理之显者谓之文，识则通晓其源委节目者也。知之悉故能创新开始，识之详故能袭旧成终。创物之始，非圣人不能成物之终，虽明哲之士亦可能也。
乐者天地之和也，礼者天地之序也。和故百物皆化，序故群物皆别。乐由天作，礼以地制，过制则乱，过作则暴。明于天地，然后能兴礼乐也。
孔颖达曰：“此一节申明礼乐从天地而来，王者必明于天地然后能兴礼乐。乐者调畅阴阳，是天地之和也。礼明贵贱，是天地之序也。乐主于阳，是法天而作；礼主于阴，是法地而制。”
朱熹曰：“乐由天作属阳，故有运动意；礼以地制，如由地出不可移易。”
臣按：圣人之礼乐与天地之阴阳相为流通，故始也法阴阳而为礼乐，终也以礼乐而赞阴阳。
王者功成作乐，治定制礼，其功大者其乐备，其治辩（与遍同）者其礼具。
臣按：乐以象功者也，礼以饰治者也。功成而作乐，功大然后所作之乐备，治定而制礼治辩，然后所制之礼具。苟功不成、治不定，或功与治未至于大与辩而强为之声容，制度无其本根而徒事其枝节，终归于废弃也已矣。
五帝殊时，不相沿乐；三王异世，不相袭礼。
臣按：三王而专言礼，五帝而专言乐，互文以见义也。夫礼乐之不可沿袭者，其声容、制度耳，若夫和敬之本原，根于人心之固有出乎天理之自然者，虽百世不易也。
天高地下，万物散殊，而礼制行矣；流而不息，合同而化而乐兴焉。
真德秀曰：“《易》曰‘上天下泽，履。君子以辨上下、定民志’，此礼之制因乎自然之序也；又曰‘雷出地奋，豫。先王以作乐，殷荐上帝以配祖考’，此乐之作因乎自然之和也。天高而居上，地卑而居下，物生万类有大有小，分散而差殊。圣人因之制为之礼，君父在上，臣子在下，即天高地下之象；昆弟、夫妇、师友、宾主下及于舆台、皂隶，等级分明，不相混乱，即万物散殊之象，此礼制之所自行也。阴阳五行之气流行于天地之间，未尝止息，相摩相荡，若雷霆之鼓动、风雨之散润，二气和合，故能化生而不穷。圣人因之作为之乐，有五声、有十二律。角、征，阳也，商、羽，阴也；六律阳也，六吕阴也。混合无间而乐成焉，故能与天地之和相应，此乐之所由兴也。知乎此，然后识礼乐之原矣。”
臣按：朱熹叹《乐记》此数句意思极好，可见圣人之制作礼乐，皆是自然合当如此。真德秀亦云：“知乎此，然后识礼乐之原。”后之有志于礼乐之制作者，请玩心于此二十有五言云。
天尊地卑，君臣定矣。卑高以陈，贵贱位矣。动静有常，小大殊矣。方以类聚，物以群分，则性命不同矣，在天成象，在地成形。如此，则礼者天地之别也。
臣按：《乐记》此章与《易系辞》大同小异，记者引之言圣人制礼其本于天地自然之理者如此，但彼以《易》象言，此以礼制言耳。
地气上齐（音跻），天气下降，阴阳相摩，天地相荡，鼓之以雷霆、奋之以风雨、动之以四时、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。如此，则乐者天地之和也。
真德秀曰：“详悉前章之旨，自‘天尊地卑’至‘贵贱位矣’是言天高地下之义也，自‘动静有常’至‘在地成形’是言万物散殊之义也，‘地气上齐’至‘百化兴焉’是言流而不息、合同而化之义也。合二章而观，其理焕然矣。”
臣按：礼乐之制作于圣人，非圣人所自为也，因天地自然之形气而为之耳。大率礼以地制而其制也本其自然之形，乐由天作而其作也因其自然之气，气得其顺则天亦应之以顺，形得其常则地亦示之以常。苟不本夫自然之和序而为非礼之礼、非乐之乐，是天之有盲风怪雨、地之有息壤洪流，其致逆气之应、异象之垂，有必然者矣。其为治道累，夫岂小哉？
乐着（直略反）大始而礼居成物，著（如字）不息者天也，著不动者地也，一动一静者天地之间也，故圣人曰礼乐云。
臣按：乾元之气运行之初而无以加，所谓大始也，而乐之为乐则根著乎是焉；坤元之形凝定之后而有所成，所谓成物也，而礼之为礼则居处乎是焉。是乐也由阳而来，昭著于声气而流行不息者，在天之气运也；是礼也由阴而作，昭著于形体而安静不动者，在地之形峙也。不息则动矣，不动则静矣，乐之动在于天，礼之静在于地，而礼与乐则动而又静、静而又动，而并在乎天地之间焉。是以圣人分而言之，在天之动者则谓之乐、在地之静者则谓之礼；圣人合而言之，在天地之间兼动与静者则通谓之礼乐云。谓之云者，言其所以为礼乐者如此也。
乐也者施（去声）也，礼也者报也。乐乐其所自生，礼反其所自始。乐章德，礼报情反始也。
臣按：《正义》谓乐无反报之意但主于恩施而已，故曰施。礼尚往来，受人礼事必当报之也，故曰报。所以施之者何？乐其所自生也，于其所自生之初而乐之，故其作乐必本其所以生者而为之恩施也。所以报之者何？反其所自始也，于其所自始之处而反之，故其制礼必本其所以始者而为之酬报也。然其所以乐其生者用以章其德而已，盖作乐以祀其先，所以章显先王之德于歌颂舞列之间也；其所以反其始者用以报其情而已，盖制礼以祀其神，所以报答其生育之情而反吾本生之初也。
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，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。乐统同，礼辨异，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。
臣按：人情多变而乐则一定而不可变，事理无常而礼则一定而不可易。何也？乐以统同，而凡人情之应感而动者或听之而和顺、或听之而和亲，莫不一统之以和也；礼以辨异，凡事理之随物赋形者亲疏各有其序、尊卑各有其等，莫不各辨之以序也。如此，则礼乐之作不徒有是言说，而凡天下之人情、事理皆管摄乎其中矣。
大人举礼乐则天地将为昭焉。
陈澔曰：“大人举礼乐，言圣人在天子之位而制礼作乐也。天地将为昭焉，言将以礼乐而昭宣天地化育之道也。”
臣按：此章下文所谓“天地合，阴阳相得”以至于“胎生者不岩而卵生者不血”，皆天地将为昭焉之事也。嗟夫，大人兴举礼乐，则效至于天地阴阳之化气、化形生之物无一而不得其所者如此，夫岂无故而然哉？盖礼得其序而乐得其和，序则物各得其理而不杂，和则物各顺其性而不乖，既序且和则建极于上者有其德，燮理于下者尽其职，山川鬼神亦莫不宁，暨鸟兽鱼鳖咸若矣。天地之间，何者而非礼乐昭宣之功哉？
故乐也者动于内者也，礼也者动于外者也。乐极和，礼极顺。内和而外顺则民瞻其颜色而弗与争也，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。故德辉动于内而民莫不承听，理发诸外而民莫不承顺，故曰致礼乐之道举而错之，天下无难矣。
臣按：圣人与斯民均备是礼乐于一性之中，圣人特先得我心之同然耳。圣人备礼乐以身，内和而外顺，故一举而措之天下，则此以心感、彼以心应，宜其易易而无难。
故礼主其减，乐主其盈。礼减而进以进为文，乐盈而反以反为文。
朱熹曰：“礼如凡事俭约、如收敛恭敬便是减，须当着力向前去做便是进，故以进为文。乐以歌咏和乐便是盈，须当有个节制，和而不流，便是反，故以反为文。礼减而却进前去，乐盈而却反归来，便是得情性之正。”
臣按：礼以谦逊、退贬为尚，故主减，然礼之体虽主于减杀而其用则在乎进前也，故必勉而作之而以进为其文；乐以发扬、蹈厉为上，故主盈，然乐之体虽主于充盈而其用则在乎抑反也，故必反而抑之而以反为其文。主减者当进，须力行将去；主盈者当反，须回顾身心。程颐所谓礼乐进反之间便得性情之正者，此也。
《仲尼燕居》：子曰：“礼也者理也，乐也者节也。君子无理不动，无节不作。”
臣按：礼得其理则有序而不乱，乐得其节则虽和而不流。无理不动，防其乱也；无节不作，防其流也。达于乐而不达于礼谓之素，达于礼而不达于乐谓之偏。
臣按：素谓无文，偏谓不全。子张问政，子曰：“君子明于礼乐，举而错之而已。”臣按：举而错之，谓举礼乐之道而施之于政事也。
子张复问，子曰：“师，尔以为必铺几筵、升降酌、献酬酢然后谓之礼乎？尔以为必行缀（舞之行位相连缀）兆（位外营兆）、兴羽龠、作钟鼓然后谓之乐乎？言而履之礼也，行而乐之乐也。君子立此二者以南面而立，夫是以天下太平也。诸侯朝、万物服体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。”
臣按：此言礼乐之道不在于仪文、度数、声容、节奏之末，而在乎吾身、言行之间。
以上总论礼乐之道（上）
卷三七
▲总论礼乐之道（下）
《孝经》：子曰：“移风易俗莫善于乐，安上治民莫善于礼。礼者敬而已矣，故敬其父则子悦，敬其兄则弟悦，敬其君则臣悦，敬一人而千万人悦，所敬者寡而悦者众，此之谓要道也。”
臣按：人君为治之道非止一端，而其最要者莫善于礼与乐。礼之安上治民，人皆知之，若夫乐之移风易俗，人多疑焉。何也？盖礼之为用，民生日用彝伦不能一日无者，无礼则乱矣。乐以声音为用，必依永以成之，假器以宣之，资礼以用之，有非田里闾巷间所得常闻也，而欲以之移风易俗不亦难哉？夫乐有本、有文，出于人心而形于人声，然后谐协于器以为乐。圣人之论，论其本耳。礼之本在敬，乐之本在和，敬立则为礼所以安上治民者在是矣，和同则为乐所以移风易俗者在是矣。故《孝经》此章首以“教民亲爱莫善于孝，教民礼顺莫善于弟”为言而继之以此，然不先礼而先乐，而于礼之下即系之曰“礼者敬而已矣”，不言乐之和而和之意自溢于言外。下文所谓敬其父、敬其兄、敬其君者礼之敬也，子之悦、弟之悦、臣之悦者乐之和也，敬一人而千万人悦，岂非安上治民而移风易俗之效哉？由是观之，礼乐二者交相为用，可相有而不可相无，是诚治天下之要道也。彼区区求其治效于声音、器数之末，岂知要者哉？
《论语》：有子曰：“礼之用，和为贵。先王之道斯为美，小大由之。有所不行，知和而和，不以礼节之，亦不可行也。”
程颐曰：“礼胜则离，故礼之用，和为贵，先王之道以斯为美而小大由之。乐胜则流，故有所不行者，知和而和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。”
范祖禹曰：“凡礼之体主于敬而其用则以和为贵，敬者礼之所以立也，和者乐之所由生也，若有子可谓达礼乐之本者矣。”
朱熹曰：“礼者天理之节文、人事之仪则也。和者从容不迫之意。盖礼之为体虽严，然皆出于自然之理，故其为用必从容而不迫乃为可贵，先王之道此其所以为美，而小事大事无不由之也。又言如此而复有所不行者，以其徒知和之为贵而一于和，不复以礼节之，则亦非复礼之本然矣，所以流荡忘反而亦不可行也。”又曰：“严而泰，和而节，此理之自然，礼之全体也。毫厘有差，则失其中正而各倚于一偏，其不可行均矣。”
臣按：有子此言专言礼之用，而程氏始用《乐记》二语以见礼之不可无和，和便是乐之意。朱子谓严而泰是礼中有乐，和而节是乐中有礼，虽不明言乐字而乐之意自见于言外。臣故列之于礼乐篇。
子曰：“人而不仁如礼何，人而不仁如乐何。”程颐曰：“仁者天下之正理，失正理则无序而不和。”
游酢曰：“人而不仁则人心亡矣，其如礼乐何哉，言虽欲用之而礼乐不为之用也。”李郁曰：“礼乐待人而后行。”
臣按：先儒谓此章重在仁字上。仁者心之全德也，人能全心德，自然敬而和，以敬行礼则礼皆得其宜，以和用乐则乐皆合其度，是礼乐皆为我用。苟心不仁，则无敬与和，无敬与和其将奈礼乐何哉？是故用礼乐者必以和敬为本，而和敬又以仁为本。
子曰：“先进于礼乐，野人也；后进于礼乐，君子也。如用之，则吾从先进。”
程颐曰：“先进于礼乐，文质得宜，今反谓之质朴而以为野人；后进之于礼乐，文过其质，今反谓之彬彬而以为君子。盖周末文胜，故时人之言如此，不自知其过于文也。”
朱熹曰：“先进、后进犹言前辈、后辈。野人谓郊外之民，君子谓贤士大夫也。用之谓用礼乐。孔子既述时人之言，又自言其如此，盖欲损过以就中也。”
或问朱熹曰：“此礼乐还说宗庙、朝廷以至州闾、乡党之礼乐？”曰：“也不止是这般礼乐，凡日用之间一礼一乐皆是礼乐，只管文胜去如何合杀？须有个变转道理。”
臣按：此章孔子因时人文质之偏而欲救其弊，盖欲损文之过于质者以就文质之中也。大抵世道有升降，而礼乐之在世者有质有文，世至叔季其文必胜，文胜而至于灭质，则必有王者兴焉，于是损文以就质，使之复得其中；驯至中叶则又渐渐日趋于文，所贵乎在位者随时消息而张弛之，使文与质恒相称而彬彬然，以复其先进之旧，则大中之世矣。
子之武城，闻弦歌之声，夫子莞尔而笑曰：“割鸡焉用牛刀。”子游对曰：“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：‘君子学道则爱人，小人学道则易使也。’”子曰：“二三子，偃之言是也，前言戏之耳。”
朱熹曰：“君子、小人以位言之，子游所称盖夫子之常言，言君子、小人皆不可以不学，故武城虽小亦必教以礼乐。盖治有大小，而其治之必用礼乐其为道一也。”又曰：“礼乐之用通乎上下，一身有一身之礼乐，一家有一家之礼乐，一邑有一邑之礼乐，以至推之天下则有天下之礼乐，亦随其大小而致其用焉，不必其功大名显而后施之也。”
臣按：此章见礼乐为为治之本，然本文只说弦歌，弦歌乐耳而未尝言礼，而注乃谓武城虽小亦必用礼乐及治有大小而治之必用礼乐之说。盖礼乐二者为治之本，相须而成，既有弦歌之声必有仪文之礼，不徒然也。吁，一邑之小尚必用夫礼乐以为治，则夫天下之大而可无礼乐哉？后世急于刑罚事功，失古人为治之意矣。
子曰：“礼云礼云，玉帛云乎哉？乐云乐云，钟鼓云乎哉？”
程颐曰：“礼只是一个序，乐只是一个和，只此两字含蓄多少义理。天下无一物无礼乐，且如置此两椅，一不正便是无序，无序便乖，乖便不和。又如盗贼至为不道，然亦有礼乐，盖必有总属、必相听顺乃能为盗，不然则叛乱无统，不能一日相聚而为盗也。礼乐无处无之，学者要须识得。”
朱熹曰：“敬而将之以玉帛则为礼，和而发之以钟鼓则为乐。遗其本而专事其末，则岂礼乐之谓哉？”
臣按：周末文灭其质、礼废乐坏之时，人但知以玉帛、钟鼓为礼乐而忘其本，故圣人以是为言。云云者，谓人所常言也。乎哉者，疑而反之之辞也。人之言礼乐者莫不云云而不知礼乐之所以云云者，不在于玉帛、钟鼓之末而在于和敬也。
《中庸》：子思曰：“虽有其位，苟无其德，不敢作礼乐焉。虽有其德，苟无其位，亦不敢作礼乐焉。”郑玄曰：“言作礼乐者，必圣人在天子之位。”
朱熹曰：“有位无德而作礼乐，所谓愚而好自用；有德无位而作礼乐，所谓贱而好自专。”
臣按：为治之道，其最大者在礼乐，故必有德、有位之圣人然后足以当制作之任。虽然，此言创始者耳，若夫承天践祚之君，膺天命之重，居五位之尊，必须因前人之故典而开一代之新规，选用贤能，发挥盛制，不可如汉文之谦让未遑而安陋就简，以贻后时之悔。
《汉书礼乐志》曰：六经之道同归，礼乐之用为急。
臣按：所谓六经者，《易》《书》《诗》《春秋》《礼》《乐》也，今世《乐经》不全，惟见于戴《记》中之《乐记》。说者因班固此言，谓《易》以道礼乐之原，《书》以道礼乐之实，《诗》以道礼乐之志，《春秋》以道礼乐之分。是则六经为治道之本原，而礼乐又为六经之要道。人君为治诚能以礼乐为本，凡夫政治之施一惟唐虞三代是法而不杂于秦、汉以来功利之私，则古治不难复矣。
欧阳修曰：“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，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。”朱熹曰：“此古今不易之至论也。”
臣按：修之言曰：“古者宫室车舆以为居，衣裳冕弁以为服，尊爵俎豆以为器，金石丝竹以为乐，以适郊庙，以临朝廷，以事神而治民，其岁时聚会以为朝觐、聘问，欢欣交接以为射乡、食飨，合众兴事以为师田、学校，下至里闾田亩、吉凶哀乐莫不一出于礼。由之以教其民为孝慈、友弟、忠信、仁义者，常不出于居处、动作、衣服、饮食之间，盖其朝夕从事者无非乎此也。”此所谓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，使天下安习而行之，不知所以迁善远罪而成俗也。及三代以亡，遭秦变古后之有天下者，自天子百官、名号位序、国家制度、宫车服器一切因秦，其间虽有欲治之主思所改作，不能超然远复三代之上，而牵其时俗稍即以损益，大抵安于苟简而已。其朝夕从事则以簿书、狱讼、兵食为急，曰此为政也，所以治民；至于三代礼乐，具其名物而藏于有司，时出而用之郊庙、朝廷，曰此为礼也，所以教民。此所谓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，故自汉以来史官所纪事物名数、降登揖让、拜俯伏兴之节皆有司之事尔，所谓礼之末节也。然用之郊庙、朝廷，自缙绅大夫从事其间者皆莫能晓习，而天下之人至于老死未尝见也，况欲识礼乐之盛，晓然谕其意而被其教化以成俗乎？修为此言可谓尽古今礼乐之事，后世君臣有志于复三代之治者，其尚视此言以为准则，痛革后世苟简之政而必以礼乐为本，凡其所以施于政治之间者或寓三代礼乐之意于中，庶几今世复见古昔之盛治，岂非万世之幸哉？
周敦颐曰：“礼，理也；乐，和也。阴阳理而后和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、兄兄、弟弟、夫夫、妇妇，万物各得其理然后和，故礼先而乐后。”
朱熹曰：“礼，阴也；乐，阳也。此《太极图》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之意。程子论敬则自然和乐，亦此理也。学者不知持敬而务为和乐，鲜不流于慢者。”
陈淳曰：“礼乐不是判然两物不相干涉，礼只是个序，乐只是个和，才有序便顺而和，失序便乖戾而不和，如父子、君臣、夫妇、兄弟所以相戕相贼、相怨相仇。如彼其不和者，都缘先无个父子、君臣、兄弟、夫妇之礼，无亲义序别便如此。”
臣按：敦颐此言推原礼乐之本，然必其本立而后备其仪文、度数、声容、节奏之制，不然其如礼乐何哉？
胡寅曰：“仁者所行皆理，故可以为礼；所安皆乐，故可以为乐。此礼乐之本也。”
臣按：寅之此言亦循本之论，后世人主心有不存而徒欲慕古人以为文饰之具，所行不必皆合理，而其所安者乃在于彼而不在于此，凡其所以纷然杂就之者皆非其中心之所乐而姑为，是使天下后世之人知吾亦有尚礼好乐之名耳，政昔人所谓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者也。吁，内多欲者固不能有仁义，既无仁义又安能兴礼乐哉？
以上总论礼乐之道。臣按：宋儒朱熹上疏于其君谓：“遭秦灭学，礼乐先坏，汉晋以来诸儒补缉竟无全书，其颇存者三礼而已。《周官》一书固为礼之纲领，至其仪法、度数则《仪礼》乃其本经，而《礼记郊特牲》《冠义》等篇乃其义疏耳。前此犹有三礼等科，礼虽不行而士犹得以诵习而知其说，自王安石弃罢《仪礼》独存《礼记》之科，弃经任传，不过习为虚文以供应举。若乃乐之为教，则又绝无师授，律尺短长、声音清浊，学士、大夫莫有知其说者而不知其为阙也。欲以《仪礼》为经，而取《礼记》及诸经史杂书所载有及于礼者皆以附其本经之下，具列注疏诸儒之说，但私家无书检阅、无人钞写，迄不能就。而钟律之制，则士友间亦有得其遗意者，窃欲更加参考别为一书，以补六艺之阙，而亦未能具也。”臣睹朱氏此疏，所谓以《仪礼》为经而以《礼记》及诸书为传者，虽不见用于时，而其徒黄干、杨复盖已私辑之以为《仪礼经传通解》；所谓士友间有得钟律遗意者，则指蔡元定《律吕新书》也。今《仪礼经传通解》南雍有刻本，已行于世，而《律吕新书》永乐中已载之《性理大全书》中，则朱氏之言虽不见行于当时，而实得表章于圣世。臣窃闻开国之初，太祖皇帝不遑他务，首以礼乐为急，开礼、乐二局，征天下耆儒宿学分局以讲究礼典、乐律，将以成一代之制。然当草创之初、废学之后，稽古礼文之事，诸儒容或有未足以当上意者，当时虽辑成《大明集礼》一书，然亦无所折衷，乐则未见有全书焉。古云礼乐百年而后兴，今承六圣太平之治百有余年于兹，所谓圣人在天子之位而制礼作乐者，兹其时欤？
卷三八
▲礼仪之节（上）
《易》象曰：上天下泽，履。君子以辨上下，定民志。
程颐曰：“履，礼也。礼，人之所履也，为卦天上泽下。天而在上，泽而处下，上下之分、尊卑之义，理之当也。礼之本也，常履之道也。”
朱熹曰：“履，礼也。上天下泽，定分不易，必谨乎此，然后其德有以为基而立也，故曰‘履德之基’。”吕祖谦曰：“《履》为《易》中之礼。”
臣按：此六经言礼之始，然经但言履而已，而说者乃以之为礼，何哉？朱熹曰：“辨上下、定民志也，是礼的意思。盖莫高于天而地最卑之处为泽，泽下而天上，上下之分如此悬绝，苟无辨焉，则泽上于天矣，泽上于天则是上下易位，上下易位则反常而僭分，而民志不知所向而无定守矣。是以君子为治莫先于定天下之志，欲定其志莫先于辨上下之分，辨上下之分而不见于践履之间，徒有其言不可也，是以定为品级、制为节文，截然有威而不可犯，秩然有仪而不可紊。”此履所以为礼欤？
雷在天上，大壮。君子以非礼弗履。
程颐曰：“雷震于天上，大而壮也。君子观《大壮》之象以行其壮，君子之大壮者莫若克己复礼，古人云自胜之谓强，《中庸》于和而不流、中立而不倚皆曰强哉。矫赴汤火、蹈白刃，武夫之勇可能也，至于克己复礼则非君子之大壮不能也，故云君子以非礼弗履。”
朱熹曰：“雷在天上，则威严果决以去其恶，而必为善须是如雷在天上，方能克去非礼。”
臣按：《易》卦言礼始于《干》，备于《履》，而所以履而为礼则在于《大壮》。盖以嘉会所合者本于乾道之亨，乾，天也，天行以健，震以动之，壮莫大焉。既壮而大，是以发强刚毅，足以有执齐庄中正，足以有立非礼弗履，而所履者动容周旋无不中礼，嘉其所会而合于乾道之亨矣。
帝曰：“咨，四岳。有能典（主也）朕三礼？”佥曰：“伯夷（臣名）。”帝曰：“俞，咨伯，汝作秩（序也）宗（祖庙也）。夙（早也）夜惟寅（敬畏也），直（心无私曲之谓）哉惟清（洁也）。”
朱熹曰：“三礼，祀天神、享人鬼、祭地祇之礼也。秩宗，主叙次百神之官，专以秩宗名之者，盖以宗庙为主也。人能敬以直内，不使少有私曲，则其心洁清而无物欲之污，可以交于神明矣。”
臣按：礼之大者莫大于祭祀，祭祀之礼凡有三焉，所谓祀天神、享人鬼、祭地祇是也。帝舜命九官，惟于百揆、秩宗咨于四岳，盖百揆后世宰相之职，而秩宗则后世礼部尚书、太常寺卿之职也。礼官所以交神明，非他官比，不可轻授，轻其官守则是轻神明矣。是以帝舜于他官皆直命之，独于秩宗之职必咨访于四岳而后任焉，其重之亚于百揆，意可见矣。后世人主往往重治人之职而轻事神之官，甚者乃以畀小人非类，失古意矣。
皋陶曰：“天叙有典，敕（正也）我五典五惇（厚也）哉。天秩有礼，自我五礼有庸（常也）哉。同寅协恭和衷哉。”
蔡沈曰：“叙者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妇、朋友之伦序也，秩者尊卑、贵贱、等级隆杀之品秩也。衷，降衷之衷，即所谓典礼也。典礼虽天所叙秩，然正之使叙伦而益厚用之，使品秩而有常，则在我而已。故君臣当同其寅畏，协其恭敬，诚一无间，融会流通，而民彝物则各得其正，所谓和衷也。”
臣按：所谓五典，即所谓“慎徽五典”之典也；所谓五礼，即“巡守修五礼”之礼也。天之伦序有不易之典而正之在我者，必使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妇、朋友五者之伦而各有义、有亲与夫有序、有别、有信，咸惇厚而不薄焉；天之品秩有自然之理而出之自我者，必使吉、凶、军、宾、嘉五者之礼而各有尊卑、贵贱等级，隆杀咸有常而不变焉。而是之典礼固自天子出，而所以辅相而推行之者，则不能无待于其臣焉，此所以必待于君臣上下同寅协恭而后民彝物则各得其正，而典礼出于上天之所降者无过不及而罔有乖戾焉，是则所谓和衷也。
《周官》：宗（尊也）伯（长也）掌邦礼，治神人，和上下。
郑玄曰：“宗伯，主礼之官。宗伯不言司者，以其祭祀鬼神，鬼神非人所主也。”
吕祖谦曰：“治，理也。坛坎、昭穆之等，聘享、射御之节，贯本末而等文质，所谓礼也，神人所以治、上下所以和者也。一失其礼，则僭乱谄妄而渎乎神陵，犯乖争而悖乎人，上下皆失其分，安得而和乎？”
蔡沈曰：“春官卿主邦礼，治天神、地祇、人鬼之事，和上下尊卑等列。”
《周礼》：大宰之职，掌建邦之六典，三曰礼典，以和邦国，以统百官，以谐万民。
吕祖谦曰：“明则有礼乐，幽则有鬼神。礼有自然条目，幽而神、明而人秩然有序，灿然有经，便是和。若无礼则乖争陵犯，上陵下替，岂能一日和？”
臣按：《周书》宗伯掌邦礼固曰和上下，而《周礼》礼典亦以和邦国为言，盖以礼之用，和为贵，成周合乐于礼官谓之和者，盖以乐言也。吁，虞廷分礼乐为二，周室合礼乐为一，时世所尚，轻重可见。若夫后世所以为治者，专意于簿书、期会之末，所谓礼乐者皆非古之所谓礼乐，间有一二仅存，亦名同而已，实则非焉，可慨也夫！
大宗伯之职，掌建邦之天神、人鬼、地示（祇）之礼以佐王建保（安也）邦国。
王昭禹曰：“谓之建邦之天神、人鬼、地示之礼，则礼当自王出也。”
以吉礼事邦国之鬼、神、示，以烝祀祀昊天上帝，以实柴祀日、月、星、辰，以禋燎祀司中、司命、风伯、雨师，以血祭祭社稷、五祀、五岳，以狸沈祭山林、川泽，以辜祭四方百物，以肆、献、祼、享先王，以馈食享先王，以祠春享先王，以槱夏享先王，以尝秋享先王，以烝冬享先王。（详见“秩祭祀”）
臣按：大宗伯所掌之礼有五，曰吉、凶、军、宾、嘉，而《周官春官》首言大宗伯之职以佐王建保邦国者，则专以建邦之天神、人鬼、地祇为言，盖礼莫重于祭也。
以凶礼哀（谓救患分灾）邦国之忧，以丧礼哀死亡，以荒礼哀凶（谓岁歉）札（谓民病），以吊礼哀祸灾，以褵礼哀围败，以恤礼哀寇乱。
吴澂曰：“哀谓救患分灾也。丧礼谓亲者为之服、疏者有含襚。荒者，人物有害也。凶以天灾言，札以民病言。吊者，慰吊之也。祸灾如水、火之类。褵者，会财货以补其亡失也。围谓国被围，败谓师败绩。恤，相为忧之也。兵于外为寇，于内为乱。”
臣按：凶礼凡六条，《曲礼》曰：“岁凶年不登，君膳不祭肺，马不食谷，驰道不除，祭祀不县，大夫不食粱，士饮酒不乐。”观古人于荒礼如此，则其他可知矣。可见成周盛时，于国有凶荒，其君臣上下相与哀恤如此，盖其与民同患，故虽遇凶而不凶也欤。
以宾礼亲邦国，春见曰朝，夏见曰宗，秋见曰觐，冬见曰遇，时见曰会，殷（众也）见曰同，时聘曰问，殷覜曰视。
吴澂曰：“亲谓使之亲附也，朝如日出于寅之朝而朝于天，宗如万物相见于南方而其类皆有所宗，觐谓物成之时各勤其实以报乎上，遇谓闭藏之时其相见若邂逅之遇，会谓非时会集以谋征伐之时，同谓王不巡狩而众见诸侯以命政，问谓诸侯遣卿非时致问于天子，视谓诸侯遣卿以大礼而众见于天子。”
臣按：宾礼凡八条，朝、觐、遇、宗之名以别一时耳，其礼一也。《书》曰“六年五服一朝”，以二者参之，诸侯六年之内惟一朝耳，来以春则曰朝、以夏则曰宗，秋、冬亦然，初无四方之别，犹汉春曰朝、秋曰请也。
以军礼同邦国，大师之礼，用众也；大均之礼，恤众也；大田之礼，简众也；大役之礼，任众也；大封之礼，合众也。
吴澂曰：“同谓威其不协及僭差者也。大师谓天子六军，用众者出师之法也。大均谓因地以令赋、因家以起役，地有肥硗而赋有轻重，家有上下而役有多少，是所以优恤其众也。大田谓四时之田而因以习兵，简阅其众之能与否也。大役谓徒役，若筑作之类，所以任用众力也。大封谓正封疆、沟涂之固，所以合聚其民也。于此见圣人公平广大之心矣。”
臣按：王安石谓用众者用其命，恤众者恤其事，简众者简其能，任众者任其力。用其命而不知恤其事，恤其事而不知简其能，简其能而不知任其力，任其力而不知合其志，非所以谓军礼。军礼以用其命为主，以合其志为终。嗟乎，古人用兵而必为之礼如此，后人惟知用法而已，驱之如牛羊，视之如艾蒿，岂复有所谓礼也哉？
以嘉礼亲万民，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，以昏冠之礼亲成男女，以宾射之礼亲故旧朋友，以飨燕之礼亲四方之宾客，以脤膰之礼亲兄弟之国，以贺庆之礼亲异姓之国。
吴澂曰：“嘉，善也。因人之心善而为之制也。饮食谓族食族宴也。昏兼姻言，冠兼笄言。宾射谓王与宾友射也。飨以训共俭，燕以示慈惠，凡朝聘之宾客皆一飨而燕则无数。脤膰谓祭祀之肉。兄弟之国，同姓诸侯也。赞其喜曰庆，加物曰贺。异姓之国，王之昏姻甥舅也。”
臣按：先儒有言，观乎《大雅》《小雅》正变之所存，则周之所以兴莫不由于五礼也，周家之所以亡亦莫不由于五礼也。邦国之根本安危之所系，其有大于此乎？臣观周人设官，大宗伯所以佐王建保邦国者，首以五礼为事，非徒有其典，凡其所以咏于《诗》与夫散见于传记者莫不备见其事。吁，此成周所以为有道之长而异于后世也欤？
小宗伯掌五礼之禁令与其用等，辨庙祧之昭穆、吉凶之五服车旗宫室之禁，掌三族之别以辨亲疏，其正室皆谓之门子，掌其政令。
吴澂曰：“五礼，吉、凶、军、宾、嘉也。大宗伯掌其本数，小宗伯又掌其末度。禁者禁其所不得用，令者令其所得用。用等者，器币尊卑之差也。庙祧之昭穆者，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之外又有二祧。祧者，远庙之主迁而藏之也。吉凶之五服，吉服五则九章也、七章也、五章也、三章也、一章也，凶服五则斩衰也、齐衰也、锡衰也、缌衰也、疑衰也。三族者父、子、孙，人属之正名也。辨亲疏者，重服则亲，轻服则疏。正室，适子将代父当门者也，疏曰：‘据九族之内，凡适子正体皆为正室，皆谓之门子。’小宗伯掌其政令者，治其昭穆、明其嫡庶，使不得以卑代尊、孽代宗。”
臣按：礼之大者有五，而五者之中其所用者各有等则焉。大宗伯既总其纲，而小宗伯又掌其禁令与其用等。所谓等者，尊卑、贵贱、亲疏三者而已。辨昭穆与其章服则尊卑之等严，禁车旗与其宫室则贵贱之等别，别三族与其衰服则亲疏之等明。然又于等则之间特申明宗子之制而总结之曰掌其政令，以见凡行礼者皆以是为重焉。由是观之，古人重宗之意可见矣。
《礼记曲礼》曰：毋不敬。范祖禹曰：“经礼三百、曲礼三千，可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。”
臣按：治国平天下之本在乎修身，而修身必以礼，礼者敬而已矣。夫礼者，所以定亲疏、决嫌疑、别同异、明是非也。
吕大临曰：“为祖父母齐衰期，为曾祖父母齐衰五月，此所以定亲疏也。嫂叔不通问，嫂叔无服，燕不以公卿为宾以大夫为宾，此所以决嫌疑也。大夫为世父母、叔父母、众子昆弟、昆弟之子降服，大功尊同则不降，所以别同异也。礼之所尊，尊其义也，其文是也其义非也，君子不行也；其义是也，其文非也，君子行也，此所以明是非也。”
臣按：天下之事各有两端，混然而不可辨别者，君子必以礼辨之，亲疏以礼而定、嫌疑以礼而决、同异以礼而别、是非以礼而明。
道德仁义非礼不成，教训正俗非礼不备，分争辨讼非礼不决，君臣、上下、父子、兄弟非礼不定，宦学事师非礼不亲，班朝、治军、莅官、行法非礼威严不行，祷祠祭祀、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，是以君子恭敬、撙节、退让以明礼。
吕大临曰：“礼者敬而已矣，君子恭敬所以明礼之实也；礼，节文乎仁义者也，君子撙节所以明礼之文也；辞逊之心，礼之端也，君子退让所以明礼之用也。”
臣按：《曲礼》此言则天下之事无一而不本于礼者，而后世为治者顾以礼为虚文，而一以法令从事，岂知本者哉？圣人作为礼以教人，使人以有礼，知自别于禽兽。
吕大临曰：“人之血气、嗜欲、视听、食息与禽兽异者几希，特禽兽之言与人异耳，然猩猩、鹦鹉亦或能之，是则所以贵于物者，盖有理义存焉。圣人因理义之同然而制为之礼，然后父子有亲、君臣有义、男女有别，人道所以立而与天地参也。纵欲怠敖，灭天理而穷人欲，将与马牛犬彘之无辨，是果于自弃而不欲齿于人类者乎？”
臣按：吕氏之言儆切，可以为世之无礼者戒。
太上贵德，其次务施报。礼尚往来，往而不来非礼也，来而不往亦非礼也。刘彝曰：“太上者至极之称，犹言全德也。”
臣按：礼者称而已矣。礼固以德为贵，而施与于人与报人之赐乃人道之不能无者，是以位虽有贵贱、尊卑之殊，而往来、来往之礼，所以相为施报者断然不可阙也。
人有礼则安，无礼则危，故曰礼者不可不学也。
吕祖谦曰：“人生天地之间，强足以陵弱，众足以暴寡，然其群而不乱或守死而不变者，畏礼而不敢犯也。人君居百姓之上，惟所令而莫之违者，恃有礼以为治也。一人有礼，众思敬之，有不安乎？一人无礼，众思伐之，有不危乎？此所以系人之安危而不可不学者。”
臣按：人道之所以立者以其有此礼也，苟无礼焉，则强将恃其力以陵弱、众将恃其势以暴寡、富将恃其财以吞贫、智将恃其能以欺愚，则是天下之人皆将惟其势力财能之是恃而不复知有尊卑、上下之分矣，人何由而安哉？圣人知其然，故制为秩然之礼以立为当然之法，颁之学宫之中，设为师儒之教，讲明其理，推行其道，使其有所畏而不敢犯，有所敬而不敢忽，此君位所以高而不危，而民用亦以之而平康也。然则天下其可以一日无礼而斯人其可以一日不学礼乎？
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，贫贱而知好礼则志不慑。
戴溪曰：“礼以卑为主，以恭为本，故礼者所以柔伏，伏其侈大之意而习为退逊谦下之道。故有礼之人，其容肃然以正，其气粹然以和，望其颜色而知其人之可亲也。其容狠，其气暴，望其颜色而生易慢之心者，必其无礼之人也。富贵之失礼以骄，贫贱之失礼以谄，骄者失于亢，谄者失于卑，其为失礼一也。”
臣按：礼之为礼，大中至正之界限也。富贵者不可过于是，贫贱者必求至于是，过于是则气盈，气盈则骄而淫，不至于是则气，歉气歉则惧而屈。是何也？不知礼之为礼也。诚以礼之为礼，是乃吾心大中至正之界限，人有礼则中有定见、外有定守而不为外物所动矣。
贫者不以货财为礼，老者不以筋力为礼。
吕大临曰：“君子之于礼，不责人之所不能备，贫不以货财为礼是也；不责人之所不能行，老者不以筋力为礼是也。”
臣按：无财不可以为礼，非强有力不可以行礼，是以操有余之势力者恒以是而恕诸不足之人，不恃吾之富与强而强人之所不能备，而求其如吾志焉。
《檀弓》：子思曰：“先王之制礼也，过之者俯而就之，不至焉者跂而及之。”臣按：子思此言虽为丧礼而言，然凡为礼者莫不皆然。
子路曰：“吾闻诸夫子，丧礼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，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；祭礼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也，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。”
吴澂曰：“哀敬言其心，礼之本也；礼言其物，礼之文也。礼有本、有文，本固为重，然谓之与其、谓之不若，此矫世救弊之辞尔，盖本与文两相称者为尽善也。”
臣按：此子路闻孔子之言亦宁俭、宁戚之意。
以上礼仪之节（上）
卷三九
▲礼仪之节（中）
《礼运》：孔子曰：“夫礼，先王以承天之道，以治人之情，故失之者死、得之者生，《诗》曰：‘相鼠有体，人而无礼。人而无礼，胡不遄死？’”
方悫曰：“礼本乎天之道，故先王制礼所以承乎天之道；礼出乎人之情，故先王制礼还以治人之情。人之所欲莫甚于生，所恶莫甚于死，礼之得失遂有死生之道，此其所以为急欤？”
臣按：《礼运》此言因言偃问“礼如此乎急”而孔子答之如此，以见礼之为礼，上以承天道、下以治人情，其得失为人生死所系，人而无礼乃不如鼠之有体，此其虽生不如死也。呜呼，人之所急孰有过于死生哉？礼之所系如此，其急可知也。
夫礼之初始诸饮食，其燔黍（以黍加诸烧石之上）捭豚（擘析豚肉烧食之），污尊（掘地为污坎以盛水）而殽饮（以手掬水而饮），蒉桴（抟土块为鼓椎）而土鼓（筑土为鼓），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。
郑玄曰：“言其物虽质，略有齐敬之心，则可以荐羞于鬼神，鬼神飨德不飨味也。”
臣按：人之生也先有饮食，饮食之初乃礼之所由起也。其初未有釜甑、刀匕以及罍爵、鼓乐之类所食用也，以是而用以致敬鬼神也，亦以是是以弥文之世恒思太古之初，凡有制作恒寓质朴之意于繁文之中，稍存古人制礼之初意。
是故礼者，君之大柄也，所以别嫌明微、傧（接宾以礼曰傧）鬼神、考制度、别仁义，所以治政安君也。故政不正则君位危，君位危则大臣倍（违上行私）、小臣窃（盗也），刑肃（峻急）而俗敝（败也）则法无常，法无常而礼无列（上下之私），礼无列则士不事（不修职也）也。刑肃而俗敝则民弗归也，是谓疵国。
吴澂曰：“别谓剖判之，嫌谓似同而不同者，明谓著察之，微谓可见而难见者。凡祀祭享，皆傧鬼神也。布帛长短以刀裁之曰制，以尺量之曰度。制度不定以礼稽考之，仁义所施轻重不一以礼辨别之。君之执礼以为柄者，决人事于显，感鬼神于幽，粗而考长短、广狭之器数，精而别亲疏、尊卑之等杀，并须用礼。礼所以治其国之政使不乱，安其君之位使不危也，以下遂言君危政乱之祸。礼可以正天下国家，政不正谓为政不以礼也，政不正之所致有二，一则君位危，二则法无常。君位危则失其尊，高下无忌惮则大臣为奸、小臣为盗，君务严刑胜之而上下睽乖，习俗敝坏矣。法无常谓渝其律令，下无遵守，而天秩之仪亦紊其次矣。士之所事者礼也，有国而无礼则士无所服习矣；民之所归者德也，有刑而无德则民无所怀向矣，此疵病之国也。
臣按：礼为人君操持之大柄，所以治天下之政，所以安一人之尊，皆由是也。后世人君皆知以政为治，而不知本之礼以为政，失其本矣。虽然，盖亦日用而不自知耳，向也不知而暗用之，今既知之，盍反其本而明明执之以持世乎？
故礼达而分定，故人皆爱其死而患其生。
臣按：昔人有言，天下之势莫患乎上下无以相别而分守无以相安也。若夫主势一定而君德既孚，天下之民方且遵名守教，相从于畏爱则象之中，甘心于服役事养之际，求其为自安自适之不暇，安有欺背替陵之事哉？故曰礼达而分定，则人皆爱其死而患其生。好生恶死，人心之所同，然圣人有礼以率天下，能使所欲有甚于生、所恶有甚于死，大哉，礼乎！其功用之大有如此者。礼教既达，非但其分之定，亦使其心之安也。
故圣人之所以治人七情，修十义。讲信修睦，尚慈让去争夺，舍礼何以治之？
臣按：《礼运》此章上文有曰”何谓七情？喜、怒、哀、惧、爱、恶、欲。何谓人义？父慈、子孝、兄良、弟弟、夫义、妇听、长惠、幼顺、君仁、臣忠。十者谓之人义，讲信修睦谓之人利，争夺相杀谓之人患“，而继之以此以见礼之为礼，乃圣人治情修义之本，兴利除患之具，人君未有舍此而能为治者也。
故礼义也者，人之大端也。所以讲信修睦而固人肌肤之会、筋骸之束也，所以养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，所以达天道、顺人情之大窦（孔穴）也，故惟圣人为知礼之不可以已也，故坏国、丧家、亡人必先去其礼。”
陈澔曰：“肌肤之总会、筋骸之联束非不固也，然无礼以维饬之则惰慢倾侧之容见矣，故必礼以固之也。窦，孔穴之可出入者，由于礼义则通达，不由礼义则窒塞，故以窦譬之。圣人之能达天道、顺人情者以其知礼之不可以已也，彼败国之君、丧家之主、亡身之夫皆先去其礼之故也。”
臣按：礼必有义，礼而不合于义则为非礼之礼，故古人言礼必兼义言之，盖以人之为人，有礼则生，无礼则死，有礼则安，无礼则危，而其所以为人者其大端在礼之义而已。有此礼义，则外焉而信实以讲、和睦以修而与人也诚，内焉而肌肤有所会、筋骸有所束而在己也固，明焉而养生送死，幽焉而郊天享庙，此其大端绪也；上焉而通达天道，下焉而和顺人情，此其大窦穴也。是礼也人人由之而不人人知之，唯圣人则知此礼为人大端、为人大窦，虽欲已之而不可以已也，于不可已而已之则国必坏、家必丧、人必亡。
故礼也者义之实也，协诸义而协，则礼虽先王未之有，可以义起也。张载曰：“人情所安即礼也，故礼所以由义起。”
臣按：礼之为礼皆义之所当为者也，义不当为则礼不可行，则是礼之用皆是义之实也。古昔圣人所制之礼皆是合为之事，苟有事焉，考之先王虽未为之礼，然以之协合于义而于义无所悖，则是当为之事也，吾则以义起之而为之节文仪则焉，是亦圣人之所许也。
先王能修礼以达义，体信以达顺，故此顺之实也。
吴澂曰：“大顺之应如此，亦无他故而使之然，盖由古先圣王能修治其礼而达之于礼之义以教天下之人，体实理于心而达之于一身之顺，充而为家国天下之顺故也。”
臣按：《礼运》于篇终论礼之义而至于体信、达顺，盖言礼之极功也。论礼之功用而至于此，盖不可复加矣，然而反推其本固在于修礼，而礼之所以修者则又在乎敬而已矣。
《礼器》曰：先王之立礼也有本、有文，忠信礼之本也，义理礼之文也。无本不立，无文不行。
臣按：发己自尽为忠，循物无违为信，以之为礼之本固矣。若夫义者合宜之谓，理者有条理之谓，苟仪文度数之间、登降上下之际不合于宜而无条理焉，则亦不文矣，此礼所以贵乎有本、有文。无忠信则礼不能立，无义理则礼不可行。
孔子曰：“礼不可不省也，礼不同、不丰、不杀，此之谓也，盖言称也。”
是故先王之制礼也，不可多也，不可寡也，唯其称也。是故君子太牢而祭谓之礼，匹士太牢而祭谓之攘；管仲镂簋（簋有雕镂之饰）朱纮（冕系）、山节藻棁，君子以为滥矣；晏平仲祀其先人，豚肩不揜豆，浣衣濯冠以朝，君子以为隘矣。
臣按：礼之等不同而各有当然之则，过于丰则逾，降而杀则不及，一惟称而已矣。是以天子太牢而祭，称也，则谓之礼；匹士太牢而祭，不称也，则谓之攘焉。攘者，非其有而取也。管仲之滥，丰而不称者也；晏平仲之隘，杀而不称者也。先王之制礼，或称其内，或称其外，寡者不可多，多者不可寡，一惟归之于称。君子之行礼者，其可不之省察而妄有所去取加损哉？
是故君子之行礼也不可不慎也，众之纪也，纪散而众乱。
臣按：礼所以防范人心，纲维世变，如纲之有纪然，纪散则纲之目无所维，礼散则人之心无所守。前篇言坏国、丧家、亡人必先去其礼者，此也。
礼也者犹体也，体不备，君子谓之不成人，设之不当犹不备也。礼有大有小、有显有微，大者不可损、小者不可益，显者不可揜、微者不可大也。
陈澔曰：“体，人身也。先王经制大备，如人身体之全具矣，若行礼者设施或有不当，亦与不备同也。大者损之、小者益之，揜其显、著其微，是不当也。”
臣按：礼之在天也有自然之节文，其在人也有当然之仪则，故先王制之以为度数亦有一定之理，如人身之有四肢、百体，在上者不可移之下，在外者不可纳之内，左不可迁之右，大不可减为小，礼之为礼亦若是而已矣。故曰礼也者犹体也，体不备谓之不成人。
故经礼三百、曲礼三千，其致一也，未有入室而不由户者。
朱熹曰：“礼仪三百，便是《仪礼》中士冠、诸侯冠、天子冠礼之类，此是大节有三百条，如始加、再加、三加，又如坐如尸、立如齐之类，皆是其中小目。”
臣按：经礼谓礼之经常者，如冠、昏、丧、祭、朝聘、会同之类；曲礼谓礼之委曲者，如进退、升降、俯仰、揖逊之类。礼虽有三千、三百之多，求其极致一而已矣。一者何？敬是也。入室必由户，行礼必由敬，未有入室而不由户者，岂有行礼而不由敬者乎？
礼也者反本、修古，不忘其初者也。
臣按：本谓人心之初，古谓礼制之初。礼之行也必反其本，求之于人心本然之初，不可任情而直行，必修其古、考夫先王制作之始，不可率意而妄为。反思其本，修举夫古，则是不忘其初矣。
君子曰：“甘受和，白受采，忠信之人可以学礼，苟无忠信之人则礼不虚道，是以得其人之为贵也。”
臣按：味有五而甘者其自然之味也，色有五而白者其自然之质也。甘则可以受五味之和，白则可以受五色之采，人之有是忠信犹味之甘、色之白也，有是忠信之质而后可以学礼。忠信者何？诚实之理也。人无诚实则虚伪矣，礼其可以虚伪为乎？是以人之欲行礼者必以诚实为主，而人君之任人以行礼亦必用诚实之人也。
《郊特牲》曰：礼之所尊，尊其义也。失其义，陈其数，祝史之事也。故其数可陈也，其义难知也。知其义而敬守之，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。
朱熹曰：“此盖秦火之前典籍备具之时之语，固为至论，然非得其数，则其义亦不可得而知矣。况今亡逸之余，数之存者不能什一，则尤不可以为祝史之事而忽之也。”
臣按：礼有数有义，数其事物之粗者，义则其精微之理也。先王盛时，仪文具备，而凡一时掌文书、司赞祝之人莫不知其登降灌奠之节、俎豆牲醴之数，特于礼之所以然与其所当然者有所不知耳。自秦废礼之后，汉兴不能复古，凡三代之仪文、器数一切扫地，所幸者经典尚存，古昔先王制作之义犹见于简册之中耳。是以秦以前数易陈而义则难知，汉以后义犹可以讨论而数则有不能以尽考者矣。虽然，后有作者之圣能本吾心之敬而酌以先王之义，凡仪文有所阙略一皆以义起之，因时制宜以为一代之礼而不徒事乎政治、刑罚之末，本乎礼以治躬，主乎敬以行礼，而又立为定制以贻子孙，使之世守而不替，其于三代之治殆庶矣乎。
《经解》曰：礼之于正国也，犹衡之于轻重也、绳墨之于曲直也、规矩之于方圜也，故衡诚县（音玄）不可欺以轻重，绳墨诚陈不可欺以曲直，规矩诚设不可欺以方圜，君子审礼不可诬以奸诈。
臣按：《经解》此言则知礼之为礼，非独以之辨上下、定民志，亦可用之以察人情、审事理。于凡天下之人情、事理，或轻或重、或曲或直，或方而常、或圜而变，一以礼而正之，莫不各因其自然而得其所以然，而格之以当然之道，虽有奸欺诈伪之术，无所施矣。
是故隆礼、由礼谓之有方之士，不隆礼、不由礼谓之无方之民，敬让之道也。故以奉宗庙则敬，以入朝廷则贵贱有位，以处室家则父子亲、兄弟和，以处乡里则长幼有序。孔子曰：“安上治民莫善于礼。”此之谓也。
吴澂曰：“隆者其崇重之心，由者其践行之迹。方犹法也。礼者，敬让之道也。人皆隆礼、由礼，则凡奉宗庙者皆敬先，入朝廷者皆敬贵，处室家者皆让父兄，处乡里者皆让长老。敬让之道达于宗庙、朝廷、室家、乡里，故上为下之所敬让而居上者不危，不危则安矣；民知君之当敬让而为民者不乱，不乱则治矣。其安其治皆由礼而然，故曰莫善于礼，记者推言礼之功用而引孔子之言以结之也。”
臣按：吴澂之言备矣。
故朝觐之礼所以明君臣之义也，聘问之礼所以使诸侯相尊敬也，丧祭之礼所以明臣子之恩也，乡饮酒之礼所以明长幼之序也，昏姻之礼所以明男女之别也。
臣按：古昔圣王之为治不必拘拘于禁令、刑罚，一惟以礼明之，上而朝廷、外而侯国、下而里闾族党，莫不制为当行之礼，以明其当行之道，使之知所以慕向而兴起也。
夫礼，禁乱之所由生，犹坊止水之所自来也，故以旧坊为无所用而坏之者必有水败，以旧礼为无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乱患。
臣按：《坊记》有曰“礼者因人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者也”，先王制为此礼，莫不各有所本，亦莫不各有所用、有以举之，莫敢废也。是何也？创业垂统之君烛理既明，涉世既深，所以制为一代之制者，灼知其源之所自来，而逆料其流之所必至，不徒然也为之。后者不推究其本末、轻重，有所更革焉不可也，况又去之乎？礼经坏坊之譬切矣。坊以障水，非一日所能成也。成之甚难而坏之甚易，幸而时之旱无水患也，率意坏之，一旦秋雨时至，坏山陵、冲城郭、荡庐舍，仓卒欲为之坊，得乎？继世之君轻去祖宗之礼法者，何以异此。
故昏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，乡饮酒之礼废则长幼之序失而争斗之狱繁矣，丧祭之礼废则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众矣，聘觐之礼废则君臣之位失、诸侯之行恶而倍畔侵陵之败起矣。故礼之教化也微，其止邪也于未形，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，是以先王隆之也。《易》曰：“君子慎始，差若毫厘，缪以千里。”此之谓也。
臣按：所引《易》文今《易》无之，盖逸文也。所谓君子慎始一言，诚万世人君为治之要焉。夫天下之事莫不有所始，其所始也皆起于细微眇末之间，故圣人制礼以为慎始之具。因人有男女之欲而易至于淫辟也，故于其匹配之始而制为昏姻之礼；因人有饮食之欲而易至于争斗也，故于其会合之始而制为乡饮之礼；以至丧祭、朝觐之初，莫不皆为之礼，使不至于恩薄而败起，则是止邪于未形而使民日迁徙于善、远离夫罪有不知其所以然者矣。苟不于其始而慎之，则其差也始于毫厘之间，而其终也得失成败之分乃有至于千里之遥焉。呜呼，君子之作事也其可不慎于始乎？欲慎其始，舍礼不可也，先王所以隆重之有由然矣。
《哀公问》：孔子曰：“民之所由生，礼为大。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，非礼无以辨君臣、上下、长幼之位也，非礼无以别男女、父子、兄弟之亲、昏姻疏数之交也，君子以此之为尊敬然。”
臣按：民之所由生者，以礼为大，则失此礼民有不得其死者矣。君子以之为尊敬如此，夫岂徒然哉？后世乃以法持世而弃礼，盖不知其民之所由生者，其大在此也。
《仲尼燕居》：子曰：“礼乎礼，夫礼所以制中也。”
吴澂曰：“中者，无过不及制者裁也。子贡见夫子言师、商之过、不及，遂问夫子何以得为过、不及之中，而夫子答以礼也。盖礼有节，以礼裁制之使中其节，则无过亦无不及矣。先云礼乎者设为问辞，后云礼者设为答辞也。”
臣按：理之出于人心，事之行于天下，莫不各有天然自有之正道、当然得宜之定则，然人禀赋各殊而其学力有至有不至，是以事之行者不能一一皆合于人心而中夫天理也。何则？人之生也，刚克者多失之太过，柔克者多失之不及，刚者则过于刚而不足于柔，柔者则过于柔而不足于刚，是以其行事也宽则失于太纵而无制，猛则失于太苛而无恩，或优容于此而操切于彼，或慢令于前而致期于后，不失之有余则失于不足。是何也？无礼以为之裁制也。用礼以裁制，天下之事如布帛之刀尺、如梓匠之斧斤，相体以为之衣，随材以制其用，不使其有余亦不使其不足，既无太过亦无不及。
子曰：“礼者何也？即事之治也。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，治国而无礼，譬犹瞽之无相与，伥伥乎其何之？譬如终夜有求于幽室之中，非烛何见？若无礼，则手足无所错，耳目无所加，进退揖让无所制。是故以之居处，长幼失其别，闺门三族失其和，朝廷官爵失其序，田猎戎事失其策，军旅武功失其制，宫室失其度量，鼎失其象，味失其时，乐失其节，车失其式，鬼神失其飨，丧纪失其哀，辨说失其党，官失其体，政事失其施，加于身而错于前，凡众之动失其宜如此，则无以祖（始也）洽（合也）于众也。”
吴澂曰：“治者使之不乱也，即事之治，即其事而治之以礼也。有其事必有其治之之礼，治国而无礼则其事必乱而不能治，如无目之人，无相者前导旁扶则不能有所往，如黑暗之时、在黑暗之地，无烛以照则不能有所见。无礼则手足皆妄动，故曰无所错耳目；皆妄听妄视，故曰无所加进退揖让，无以裁制而使之中节。别即辨也。策谓讲武教战之谋策，制谓全师克敌之法制。”
臣按：《燕居》此章之言可见礼之无乎不在，一日不可以无礼，一事不可以无礼。一言一动、一进一退，与凡天下之大、万几之众，一事之行皆必有所以治之者，所以治之者何？礼而已矣。唐虞三代之君率本此礼以为治，后世人主生死乎节文、仪则之中，而不自知其皆圣人所制之礼，一惟以事视之，殊不知事之所以中节者即礼之所以为礼也。古人创之于前，祖宗述之于后，凡吾今日之所餔啜者皆古人之糟粕，所衣被者皆祖宗之余裔，若瞽而无相助之人与冥行于昏暗之夜，然而未至于亡者，有此礼以为之治也。然则有志于三代之治者，可不以礼而为之本乎？
《坊记》：子云：“小人贫斯约，富斯骄。约斯盗，骄斯乱。礼者因人之情而为节文，以为民坊者也。”
臣按：《坊记》此章上文有曰“君子之道譬则坊（与防同）与？坊民之所不足者也。大为之坊民犹逾之，故君子礼以坊德、刑以坊淫、命以坊欲”，而继之以此。坊之义见前《经解》中，所谓君子之道即礼也，国之有礼犹水之有坊，坊以止水因水之势，礼以坊民因民之情。民之情莫不好富而恶贫、好贵而恶贱，富与贵者必骄，骄必至于为乱，贫与贱者必约，约必至于为盗，此圣人既以礼为之大坊，节其过不及之情，俾其归于中正之德。化不可入者有刑之法以坊之，使其有所忌惮而不至于淫；心无穷已者有命之理以坊之，使其知所分限而不极其欲。所以然者，无非因人之情而为节文之礼也。
《丧服四制》：凡礼大体体天地、法四时、则阴阳、顺人情，故谓之礼。
陈澔曰：“体天地以定尊卑，法四时以为往来，则阴阳以殊吉凶，顺人情以为隆杀，先王制礼皆本于此，不独丧礼为然。”
臣按：先王制礼，其大体虽曰体天地、法四时、则阴阳，而其大归则在于顺人情也。
以上论礼仪之节（中）
卷四○
▲礼仪之节（下）
《春秋传》：周内史过曰：“礼，国之干也；敬，礼之舆也。不敬则礼不行，礼不行则上下昏，何以长世？”（僖公十一年）孟献子曰：“礼，身之干也；敬，身之基也。”
孔颖达曰：“干以树本为喻，基以墙屋为喻。”
刘子曰：“君子勤礼，小人尽力。勤礼莫如致敬，尽力莫如敦笃。”（并成公十三年）
君子曰：“让，礼之主也。”又曰：“世之治也，君子尚能而让其下，小人农力（以耕农为勤力）以事其上，是以上下有礼而谗慝黜远，由不争也，谓之懿德。”（襄公十三年）
叔向曰：“会朝，礼之经也。礼，政之舆也。政，身之守也。怠礼失政，失政不立，是以乱也。”（二十一年）杜预曰：“政须礼而行，政存则身安。”
臣按：政之行以礼为舆，而礼之行又以敬为舆，不敬则怠于礼，怠礼则政不立而驯至于乱也。
子贡曰：“夫礼，死生存亡之体也。将左右周旋俯仰于是乎取之，朝、祀、丧、戎于是乎观之。”（定公十五年）
臣按：春秋之时，去先王之世不远，一时论治者率本于礼，论礼者率本于敬让。敬也者礼之本也，让也者礼之实也。存乎心者以敬，形于貌者以让，以此立义，以此为政，本乎恭敬之节，形为逊让之风，此其所以安上治民而能长世也欤？
晋叔向（晋大夫）曰：“忠信，礼之器也；卑让，礼之宗也。”（昭公二年）
臣按：鲁昭公二年，叔弓如晋，因晋侯使郊劳而善于说辞，故叔向谓其知礼，且举其所闻者如此，兹二言者盖古语而叔向称之也。
晋女叔齐（即司马侯）曰：“礼所以守其国、行其政令，无失其民者也。”（昭公五年）
臣按：鲁昭公如晋，自郊劳至于赠贿无失礼，晋侯谓女叔齐曰：“鲁侯不亦善于礼乎？”女叔齐对以“鲁侯焉知礼”，且曰：“是仪也，不可谓礼。”盖谓昭公自郊劳至于赠贿无有所失，乃揖逊进退之仪文耳，非礼也。礼之为礼，以能保守其国家为本，以能推行其政令为节，所以然者，用以固结其民心使之无失于我耳。今鲁君政在臣下，有贤人而不能用，祸难且将及于身而不知忧恤其所底止之地，顾惟屑屑于仪文之末，岂所谓礼乎？由是观之，则礼之为礼不在仪文之末可见矣。
孟僖子（鲁大夫）曰：“礼，人之干也，无礼无以立。”（昭公七年）
臣按：鲁昭公至自楚，孟僖子病不能相礼，乃讲学之，苟能礼者从之。及其将死，召其大夫曰：“孔丘，圣人之后也。我若获没，必属二子于夫子，使事之而学礼焉。”所谓无礼无以立，即孔子所以教其子伯鱼者也。古之圣贤教子必以礼也如此，盖以人之有礼如木之有干也，木而无干则不能生，人而无礼其何以立哉？
子太叔（郑大夫游吉）引子产之言以答赵简子曰：“夫礼，天之经（经者道之常）也，地之义（义者利之宜）也，民之行（行者人所利）也。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，则天之明（日、月、星、辰，天之明也，民实法之）、因地之性（高下、刚柔，地之性也，民实因之），生其六气（阴、阳、风、雨、晦、明），用其五行（水、火、木、金、土），气为五味（酸、咸、辛、苦、甘），发为五色（青、黄、赤、白、黑），章为五声（宫、商、角、征、羽），淫则昏乱（滋味、声色用之过度令人昏迷而惑乱），民失其性，是故为礼以奉之。”简子曰：“甚哉，礼之大也。”对曰：“礼，上下之纪，天地之经纬也，民之所以生也。是以先王尚之，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礼者谓之成人，大不亦宜乎？”（昭公二十五年）
朱熹曰：“夫礼，天之经、地之义、民之行也。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，则天之明、因地之性，其下陈天明、地性之目，与其所以则之、因之之实，然后简子赞之曰‘甚哉，礼之大也’，首尾通贯，节目详备。”
真德秀曰：“上天用此五行以养人，五行之气入人口为五味，发见于目为五色，章彻于耳为五声，味以养口、色以养目、声以养耳，此三者虽复用以养人，人用不得过度，过度则为昏乱使人失其常性，故须为礼以节之。”
臣按：《左传》此章子太叔引子产论礼之言也，而孔子于《孝经》亦以之言孝，盖孝者礼之本也，事亲孝然后可移于君，居家理然后可移于国，疑必古有是言，子产因其旧文而孔子又为推本之论欤？
晏子（名婴，齐大夫）曰：“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，与天地并，君令臣共、父慈子孝、兄爱弟敬、夫和妻柔、姑慈妇听，礼也。君令而不违，臣共而不贰，父慈而教，子孝而箴（谏也），兄爱而友，弟敬而顺，夫和而义，妻柔而正，姑慈而从，妇听而婉，礼之善物（犹事也）也。”（昭公二十六年）
臣按：此章晏平仲与齐景公言唯礼可以已乱之故，且言：“在礼，家施不及国，民不迁，农不移，工商不变，士不滥，官不滔（慢也），大夫不收公利。”盖以是时陈氏厚施于国，将有篡国之渐，故平仲既告景公以所以已乱之法，而又推其本如此，惜乎景公知善其言而不能行，其后齐之国祚卒移之陈氏。噫，后世人主其尚敦厚人伦以立礼之本，而严立法制以行礼之用，庶乎少祸乱矣乎。
《论语》：子张问十世可知也，子曰：“殷因于夏礼，所损益可知也；周因于殷礼，所损益可知也；其或继周者，虽百世可知也。”马融曰：“所因谓三纲五常，所损益谓文质、三统。”
朱熹曰：“王者易姓受命为一世，子张问自此以后十世之事可前知乎？三纲谓君为臣纲、父为子纲、夫为妻纲。五常谓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。文质谓夏尚忠、商尚质、周尚文。三统谓夏正建寅为人统、商正建丑为地统、周正建子为天统。三纲五常，礼之大体，三代相继皆因之而不能变，其所损益不过文章制度、小过不及之间，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见，则自今以往或有继周而王者，虽百世之远，所因所革亦不过此，岂但十世而已乎？圣人所以知来者盖如此，非若后世谶纬术数之学也。”
胡寅曰：“子张之问盖欲知来，而圣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。夫自修身以至于为天下，不可一日而无礼。天叙、天秩，人所共由，礼之本也。商不能改乎夏，周不能改乎商，所谓天地之常经也。若乃制度文为或太过则当损，或不足则当益，益之、损之与时宜之，而所因者不坏，是古今之通义也。因往推来，虽百世之远不过如此而已矣。”
臣按：子张问十世之事可前知乎，圣人举已往之礼以明之，盖以见上天下地、往古来今，人之所以为生、君之所以为治、圣人之所以持世立教事之大者，孰有大于礼哉？所谓礼者，其大者在纲常，其小者在制度，纲常本于天，亘万世而不易，制度在乎人，随时世而变易。三代之已往者如此，百世之方来者亦不过如此而已。
林放问礼之本，子曰：“大哉问。礼与其奢也宁俭，丧与其易也宁戚。”
范祖禹曰：“夫祭，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也，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。丧，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，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。礼失之奢，丧失之易，皆不能反本而随其末故也。礼奢而备，不若俭而不备之愈也；丧易而文，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。俭者物之质，戚者心之诚，故为礼之本。”
杨时曰：“礼始诸饮食，故污樽而殽饮，为之簠簋、笾豆、罍爵之饰，所以文之也，则其本俭而已。丧不可以径情而直行，为之衰麻、哭踊之数，所以节之也，则其本戚而已。周衰世方以文灭质，而林放独能问礼之本，故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。”
朱熹曰：“林放，鲁人，见世之为礼者专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也，故以为问。孔子以时方逐末而放独有志于本，故大其问，盖得其本则礼之全体无不在其中矣。”又曰：“易，治也，孟子曰：‘易其田畴。’在丧礼，则节文习熟而无哀痛惨怛之实者也。戚则一于哀而文不足耳。礼贵得中，奢易则过于文，俭戚则不及而质，二者皆未合礼，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质而后有文，则质乃礼之本也。”
臣按：林放止问礼而孔子并以丧告之者，盖以礼之大者在吉、凶二者而已，然其辞先曰“与其”而又继之曰“宁”，则非以俭戚为可尚，特以与其流于文弊则宁如此耳。先儒谓其言之抑扬得其中正如此，所以为无弊也。
子曰：“夏礼吾能言之，杞不足征也。殷礼吾能言之，宋不足征也。文献不足故也，足则吾能征之矣。”
朱熹曰：“杞，夏之后；宋，殷之后。征，证也。文，典籍也；献，贤也。言二代之礼我能言之而二国不足取以为证，以其文献不足故也。文献若足，则我能取之以证吾言矣。”
臣按：圣人之言礼亦必取证前代之典籍、当代之贤人，苟无证焉亦不敢以作也。后之欲制礼者，乌可无证而妄作哉？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，子曰：“赐也，尔爱其羊，我爱其礼。”
杨时曰：“告朔，诸侯所以禀命于君亲，礼之大者。鲁不视朔矣，然羊存则告朔之名未泯，而其实因可举，此夫子所以惜之也。”
朱熹曰：“告朔之礼，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颁来岁十二月之朔于诸侯，诸侯受而藏之祖庙，月朔则以特羊告庙请而行之。爱犹惜也，子贡盖惜其无实而妄费，然礼虽废，羊存犹得以识之而可复焉，若并去其羊则此礼遂亡矣，孔子所以惜之。”
臣按：爱礼存羊，可见圣人意思之大，而常人无远见，屑屑惟小费之惜，殊不知礼虽废而羊存，庶几后人因羊以求礼，而礼之废者犹可因是而复举也。虽然，岂特告朔一事为然哉？凡夫古人之礼，今虽不尽行者皆必微存其迹以为复兴之绪，切不可惜一时之费而灭千古之迹也。
子曰：“能以礼让为国乎？何有。不能以礼让为国，如礼何？”
朱熹曰：“让者，礼之实也。何有，言不难也。言有礼之实以为国，则何难之有。不然，则其礼文虽具，亦且无如之何矣，而况于为国乎？”
臣按：此章言为国以礼为本，而礼又贵乎有其实。让者，礼之实也。
子曰：“君子博学于文，约（要也）之以礼，亦可以弗畔（背也）矣夫。”
程颐曰：“博学于文而不约之以礼，必至于汗漫博学矣。又能守礼而由于规矩，则亦可以不畔道矣。”
朱熹曰：“君子学欲其博，故于文无不考；守欲其要，故其动必以礼。如此，则可以不背于道矣。”
臣按：博文、约礼，孔门传授之要道。孔子既以是为教，颜子受以为学，亦曰夫子博我以文、约我以礼。古之圣贤未用则以是礼而为学，既用则以是礼而为治，大哉礼乎，所以为天地立心者在是，为生民立命者在是。后世舍礼以为学，故其学流于异端；舍礼以为治，故其治杂于伯道。
子曰：“恭而无礼则劳，慎而无礼则葸（畏惧貌），勇而无礼则乱，直而无礼则绞（急切也）。”朱熹曰：“无礼则无节文，故有四者之弊。”
张栻曰：“恭、慎、勇、直皆善道也，然无礼以主之，则过其节而有弊，反害之也。盖礼者存乎人心，有节而不可过者也。夫恭而无礼则自为罢（音疲）劳，慎而无礼则徒为畏惧，勇而无礼则流于陵犯，直而无礼则伤于讦切，其弊如此，岂所贵于恭、慎、勇、直哉？盖有礼以节之则莫非天理之本然，无礼以节之则亦人为之私而已，是故君子以约诸己为贵也。”
臣按：此章之旨，张栻之言尽之矣。
子曰：“麻冕（缁布冠），礼也，今也纯（丝也），俭（谓省约），吾从众。拜下礼也，今拜乎上，泰也，虽违众，吾从下。”
朱熹曰：“缁布冠以三十升布为之，升八十缕则其经二千四百缕矣，细密难成，不如用丝之省约。臣与君行礼当拜于堂下，君辞之乃升成拜。泰，骄慢也。”
臣按：此章之旨，程氏所谓“君子处世，事之无害于义者从俗可也，害于义则不可从也”，其言可谓约而尽矣。大抵义之一言处事之权衡也，凡百天下之事，有可以增损、从违者，一皆准以此例而推其余。
《孟子》：任人（任国名）有问屋庐子（孟子弟子）曰：“礼与食孰重？”曰：“礼重。”“色与礼孰重（任人复问）？”曰：“礼重。”曰：“以礼食则饥而死，不以礼食则得食，必以礼乎？亲迎则不得妻，不亲迎则得妻，必亲迎乎？”屋庐子不能对，明日之邹以告孟子，孟子曰：“于答是也何有（不难也），不揣其本（谓下）而齐其末（谓上），方寸之木（至卑，喻食、色）可使高于岑楼（楼之高锐似山岑者，喻礼）。金重于羽者，岂谓一钩（带钩）金与一舆羽之谓哉？取食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，奚翅食重；取色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，奚翅色重。往应之曰：‘紾（戾也）兄之臂而夺之食则得食，不紾则不得食，则将紾之乎？逾东家墙而搂（牵也）其处子则得妻，不搂则不得妻，则将搂之乎？’”
朱熹曰：“方寸之木至卑，喻食、色；岑楼至高，喻礼。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于岑楼之上，则寸木反高、岑楼反卑矣。金本重而带钩小，故轻，喻礼有轻于食、色者；羽本轻而一舆多，故重，喻食色有重于礼者。礼食、亲迎，礼之轻者也；饥而死以灭其性，不得妻而废人伦，食、色之重者也。奚翅犹言何但，言其相去悬绝，不但有轻重之差而已。紾兄之臂而夺之食，搂处子而得妻，此二者礼与食、色皆其重者，而以之相较则礼为尤重也。此章言义理、事物其轻重固有大分，然于其中又各自有轻重之别，圣贤于此错综斟酌，毫发不差，固不肯枉尺而直寻，亦未尝胶柱而调瑟，所以断之一视于理之当然而已矣。”
臣按：此章先儒有言饮食、男女人之大欲存焉，礼则天理所以防闲人欲者也。礼本重，食、色本轻，固自有大分也，然亦不可拘拘于礼文之微者，又当随时随事而酌其中焉。
《荀子》曰：人生而有欲，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，求而无度量、分界则不能不争，争则乱，乱则穷，先王恶其乱也，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、给人之求，使欲必不穷于物，物必不屈于欲，两者相待而长也。
礼者，人道之极也。
凡礼，事生饰欢也，送死饰哀也，师旅饰威也，是百王之所同、古今之所一也。
真德秀曰：“《荀子》书有《礼论》，其论礼之本末甚备，至其论性则以礼为圣人之伪，岂不缪哉？”
臣按：荀况《礼论》其最纯者止此数言，其余固若亦有可取者，但其意既以礼为伪，则庄周谓所言之韪而亦不免于非荀卿之论礼是也。臣恐后世人主或有取于其言，而小人之无忌惮者或因之以进说，故于论礼之末剟其可取者以献，使知其所谓伪者乃人之伪，非礼之伪也。礼者敬而已矣，敬岂可以伪为哉？
程颐曰：“学礼者考文必求先王之意，得意乃可以沿革。礼之本出于民之情，圣人因而道之耳；礼之器出于民之俗，圣人因而节文之耳。圣人复出，必因今之衣服、器用而为之节文，其所谓贵本而亲用者亦在时王斟酌损益之耳。”又曰：“行礼不可全泥古，须当视时之风气自不同，故所处不得不与古异。”
张载曰：“礼者理也，知理则能制礼，礼文残阙，须是先求得礼之意，然后观礼合此理者即是圣人之制，不合者即是诸儒添入，可以去取。今学者所以宜先观礼者类聚一处，他日得理以意参校。”又曰：“礼但去其不可者，其他取力能为之者。大凡礼不可大段骇俗，不知者以为怪且难之，甚者至于怒之疾之，故礼亦当有渐。”
朱熹曰：“礼时为大，古礼如此零碎繁冗，今岂可行？亦且得随时裁损耳。孔子从先进，恐亦有此意。或以礼之所以亡，正以其太繁而难行尔，曰然。”
圣人有作，古礼未必尽用，须别有个措置，视许多琐细制度皆若具文，且是要理会大本、大原。
古礼繁缛，后人于礼日益疏略，然居今而欲行古礼，而恐情文不相称，不若只就今人所行礼中删修，令有节文、制数、等威足矣。
臣按：古礼之不能行于今世，亦犹今礼之不可行于古也。虽然万古此天地，万古此人心，礼出于人心，圣人缘人情而制为礼，何有古今之异哉？盖同而不异者，程氏所谓义也、张氏所谓理也、朱氏所谓大本大原也，若夫衣服、器用之类则有不能以尽同而不得以不异焉者。臣故历采自古以来凡为礼之说类聚以为一处，如张氏所云者，使后世有志于礼学者，于此推原人心固有之理、考求先王制作之意，因其风气，顺其时势，称其情文，斟酌损益以渐行之，立为一代之制云。
以上论礼仪之节。臣按：成周盛时，以礼持世，凡其所以建国而辨方正位、体国经野、设官分职以为民极者皆谓之礼焉，不徒以祭祀、燕享、冠昏、宾射以为礼也。太宰掌建邦之六典，以治典为先而礼典仅居其一，然其书不谓之治而谓之礼，其意可见矣。秦汉以来则不然，凡其所以治者皆谓之政，特以其所以施于郊庙、朝廷、学校而有节文、仪则者则谓之礼焉。盖三代以前以礼为治天下之大纲，三代以后以礼为治天下之一事，古今治效所以有隆污之异者以此。我太祖皇帝初得天下，于洪武元年即命中书省暨翰林院、太常寺定拟三礼，明年再命集议，又明年遍征草泽道德文章之士相与考订之，以为一代之制，今书之存者有《大明集礼》。洪武定制礼仪定式、稽古定制及诸司职掌所载者，乞命掌礼大臣著为一书以颁赐中外，使天下后世咸知我朝一代之制，永永遵守，亦俾后世作史者有所根据云。
卷四一
▲乐律之制（上之上）
《易》象曰：雷出地奋，豫。先王以作乐崇德，殷（盛也）荐之上帝以配祖考。
程颐曰：“雷者，阳气奋发，阴阳相薄而成声也。阳始潜闭地中，及其动则出地奋震也。始闭郁，及奋发则通畅和豫，故为豫也。坤顺震发，和顺积中而发于声乐之象也。先王观雷出地而奋和畅发于声之象，作声乐以褒崇功德，其殷盛至于荐之上帝、推配之以祖考。”
朱熹曰：“雷出地，奋和之至也。先王作乐既象其声，又取其义。殷，盛也。”吕祖谦曰：“《豫》为《易》中之乐。”
臣按：此六经论乐之始。夫乐本于人心而作于圣人，人皆知之而不知圣人所以作乐，实因天阳之雷出于地阴之中，奋发迅动以成声而有和畅豫悦之象，故既法其声，又取其义，作为一代之乐，以褒崇其功德之隆焉。然乐之用不止于一，或用于朝觐，或用于燕享，或用于群祀，而其最盛者则惟以用之荐上帝以配祖考焉。
帝曰：“夔，命汝典乐，教胄子。诗言志，歌永言，声依永，律和声。八音克谐，无相夺伦，神人以和。”
朱熹曰：“胄，长也，自天子至卿大夫之适子也。教胄子者，其所以教之之具专在于乐，如《周礼》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教国子弟，而孔子亦曰‘兴于诗成于乐’，盖所以荡涤邪秽，斟酌饱满，动荡血脉，流通精神，养其中和之德而救其气质之偏者也。心之所之谓之志，心有所之必形于言，故曰诗言志。既形于言则必有长短之节，故曰歌永言。既有长短则必有高下清浊之殊，故曰声依永。声者，宫、商、角、征（音止）、羽也。人声既和，乃以其声被之八音，而为乐则无不谐协，而不相侵乱，失其伦次，可以奏之朝廷、荐之郊庙而神人以和矣。圣人作乐以养性情、育人才、事神祇、和上下，其体用、功效广大深切乃如此，今皆不复见矣，可胜叹哉。”
臣按：乐之作必谐于金、石、丝、竹、匏、土、革、木之八音，使无相夺伦，然后幽足以感神、明足以感人而通畅协合焉，然推原其本则出于人心、发于人声者也。是则有虞盛时既以此为治本，又专官以之为教，使他日继世出治者皆习熟于乐，养之于心志之初，陶之于节奏之际，和之于声音之间。盖以乐也者出治之本，而人也者用乐之具，而胄子也者又所以世世相承用而不绝者也。
禹曰：“九功惟叙，九叙惟歌，戒之用休，董之用威，劝之以九歌，俾勿坏。”
朱熹曰：“九功者，合六府（水、火、金、木、土、谷）与三事（正德、利用、厚生）也。叙者，言九者各顺其理而不汩陈以乱其常也。歌者，以九功之叙而永之歌也。言九者既已修和，各由其理，民享其利，莫不歌咏而乐其生也。董，督也。其勤于是者则戒喻而休美之，其怠于是者则督责而惩戒之，然又以事之出于勉强者不能久，故复即其前日歌咏之言，协之律吕，播之声音，用之乡人、用之邦国以劝相之，使其欢欣鼓舞，趋事赴功不能自已，而前日之成功得以久存而不坏，此《周礼》所谓九德之歌、九韶之舞而太史公所谓佚能思初、安能惟始、沐浴膏泽而歌咏勤苦者也。”
吴澂曰：“劝以九歌者，民已乐之，又因其情被之弦歌以助其乐事赴功。《周官》有县正趋其稼事、里宰趋其耕耨，龠章吹豳雅、豳颂，与夫为春酒、杀羔羊及百日之蜡、一日之泽，古之遗制犹有存者。”
臣按：大禹此言可见乐之理无乎不在，而古人作乐之意非但以用之朝廷、郊庙、学宫，而凡闾阎之下、田野之间而乐之化无不陶焉。后世此意不存，非但用乐者忘乎民之勤苦，而作乐者亦不知乐之本原所在而失其劝相鼓舞之方，治道所以不古若者有以也夫。
予欲闻六律、五声、八音，在（察也）治忽，以出纳五言，汝听。
蔡沈曰：“六律，阳律也，不言六吕者，阳统阴也。有律而后有声，有声而后八音得以依据，故六律、五声、八音言之，叙如此也。忽，治之反也。声音之道与政通，故审音以知乐，审乐以知政，而治之得失可知也。五言者，诗歌之协于五声者也。自上达下谓之出，自下达上谓之纳。汝听者，言汝当审乐而察政治之得失者也。”
臣按：声音之道与政相通，所谓六律、五声、八音者，察政治之具也。律吕调则政之得可知，律吕不调则政之失可验，人君欲因律吕声音以察夫政治之得失也，必于诗言出纳之际求之，是故言之成诗者有五，或协于宫，或协于商，或协于角、征、羽。是言也有作于外者焉，有作于内者焉，作于外者则采而纳之于上，作于内者则飏而出之于下。在下之言或安以乐、或怨以怒，听之者因其言而观其风俗之所尚，由是而达之于上焉；在上之言或乐而淫、或哀而伤，听之者因其言而知其嗜好之所在，由是而达之于下焉。因人言之邪正知乐音之乖和，察乐音之乖和知政治之得失，得则从而维持之，失则从而改革之，可见圣世君臣切切图惟治道，君于声律则曰予闻契之以其心也，臣于诗言则曰汝听审之以其耳也。吁，君欲闻于上而俾臣听于下，臣听而有得焉又以闻于君，君以臣为耳，臣以君为心，此泰和之治，所以独在虞廷而后世不能及也欤。
夔曰：“戛击（孝击也）鸣球（玉磬也）、搏（至也）拊（循也）琴瑟以咏。”祖考来格，虞宾（丹朱也）在位，群后德让。下（堂下之乐）管鼗鼓（如鼓而小有柄），合止敔（以合乐、烝以止乐），笙镛（大钟）以间。鸟兽跄跄，《箫韶》九成，凤凰来仪。
蔡沈曰：“乐之始作，升歌于堂上，则堂上之乐惟取其声之轻清者与人声相比，故曰以咏，盖戛击鸣球、搏拊琴瑟以合咏歌之声也。丹朱在位与助祭群后以德相让，则人无不和可知矣。上言以咏，下言以间，相对而言，盖与咏歌迭奏也。箫，古文作箾，舞者所执之物。《箫韶》者，舜乐之总名也。九成者，乐之九成也。功以九叙，故乐以九成。凤凰，羽族之灵者。来仪者，来舞而有容仪也。”
又曰：“戛击鸣球、搏拊琴瑟以咏者，堂上之乐也；下管鼗鼓，合止敔，笙镛以间者，堂下之乐也。”
林之奇曰：“堂上之乐以歌为主，堂下之乐以管为主，其实相合以成，别而言之则有堂上、堂下之异，合而言之则总名为《箫韶》。”
臣按：自古帝王皆有乐，黄帝曰《咸池》、帝尧曰《大章》，然徒有其名，耳未闻其声容节奏何如也，惟帝舜之《大韶》，其详载于《虞书》。解者谓韶，绍也，绍尧之道以致治也。季札至鲁观乐，见舞象箾者曰：“德至矣，尽矣，如天之无不帱也，如地之无不载也，虽甚盛德，蔑以加矣。”孔子在齐闻之，三月不知肉味，曰：“不图为乐之至于斯。”自有虞以至季札、孔子之时几二千年矣，而其声容之盛犹足以感人如此，宜其在当时群后德让、庶尹允谐，则虽蠢如鸟兽、灵如凤凰莫不率舞而来仪，自然之应也。是其为乐尽善尽美，如天如地，后虽有作者不能加之矣。是何也？盖舜之德性之也，又以揖逊而有天下，乐以象成，而又得后夔为之掌典，故其为乐尽善而尽美，此孔子所以学之而忘肉味，而又举之教其徒以为邦，后之有天下者作为一代之乐以象其成功，尚宜仿佛其万一。立德以为乐本，择人以为乐官，求声气之元、备声容之盛，其庶矣乎。
《周礼》：大司乐（乐官之长）掌成均之法（成均，五帝学名）以治，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（公、卿、大夫之子弟），凡有道者、有德者使教焉。以乐德教国子中（不偏）、和（中节）、祗（敬也）、庸（常也）、孝（善父母）、友（善兄弟），以乐语教国子兴（托物兴词）、道（直言其事）、讽（微言以动之）、诵（以声节之）、言（发端曰言）、语（答述曰语），以乐舞教国子舞《云门》（其出如云）、《大卷》（言能聚物，二者皆黄帝乐）、《大咸》（尧乐）、《大磬》（与韶同舞乐）、《大夏》（禹乐）、《大褷》（汤乐）、《大武》（武王乐）。以六律（黄钟、大蔟、姑洗、蕤宾、夷则、无射）、六同（大吕、夹钟、中吕、林钟、南吕、应钟）、五声（宫、商、角、征、羽）、八音（金、石、丝、竹、匏、土、革、木）、六舞（六代乐舞）大合乐（律同声音，六舞所以大合乐也）以致鬼神示（奏之郊庙），以和邦国（颁之诸侯）、以谐万民（用之乡射）、以安宾客（用之燕享）、以说远人（四夷之君）、以作动物（索万物而享之）。
臣按：先王作乐以教国子，自虞廷以来已然，盖乐以象成，有国者既赖其先世以共成治功，所以用其子若弟，又将以继续前人之功，冀其异时以辅佑我后人，故于其幼稚之日、未用之先，求道德之士以为其师保，声容以养其耳目，舞蹈以养其血脉，和平其善心，荡涤其邪志。教之德则异时居位足以辅德而长人，教之语则异时莅任足以宣辞而专对，教之舞则异时出入朝着临莅大众，周旋动容足以著表仪而华国体。朝廷之事莫大于礼乐，礼主严而乐主和，和之入人也尤易而深，然其义理渊微，而声容节奏之间有非旦夕所能究竟者，故使之朝斯夕斯以讲习。其所谓律吕、声音及历代之舞节，大会合以为乐，或用之郊庙，或颁之侯国，或施之乡射，或用之燕享，远而行之于四夷之来朝者，幽而索诸农民之蜡祭者焉。国家政治之施，合内外，通幽明，和上下，皆必赖于乐。今日所以用乐者即前日所教之人也，今日又教之以为他日之用，继继承承而不绝焉，此二帝三王之世所以礼乐明备、治教休明、血脉关节常相联络而享有道之长与欤。
太师（乐工之贤者）掌六律、六同以合阴阳之声（六律，阳声；六吕，阴声），阳声（六律）黄钟、大蔟、姑洗、蕤宾、夷则、无射，阴声（六吕）大吕、应钟、南吕、函钟、小吕、夹钟，皆文之以五声宫、商、角、征、羽，皆播之以八音金（钟）、石（磬）、土（埙）、革（鼗鼓）、丝（琴瑟）、木（敔）、匏（笙）、竹（管箫），教六诗曰风（诸侯国风）、曰赋（直陈其事）、曰比（即物为比）、曰兴（托物兴辞）、曰雅（大小雅）、曰颂（祭祀歌颂），以六德为之本，以六律为之音。大祭祀，帅瞽登歌（帅瞽朦升堂而歌），令奏击拊（拊形如鼓），下管播乐器（吹管者在下），令奏鼓朄（音胤，小鼓也），大飨亦如之（飨诸侯亦如祭祀也）。大射，帅瞽而歌射节（用之大射）。大师（大起军旅），执同、律以听军声而诏吉凶。
吴澂曰：“六律、六同以合阴阳之声，天地自然之理也。盖日月所会，在天为十二舍，在地为十二辰，而律、同生焉。所以言阴阳之合，阳道常饶，故其律顺而左旋，阴道常乏，故其律逆而右转，无非应乎日月之所会而为天地自然之合，所谓合阴阳之声者，本诸此乎？六律属阳，六吕属阴，以阴之同乎阳，故谓之同，所以合阴阳之声。总而言之，则有十二律也。十二律各具五声，数多而浊者大，少而清者细，大不逾宫，细不逾羽，征之声清于角，角之声清于商，惟五声相比而成文，故曰文之以五声。然五声寓于八音，金、石、土为阴，阴逆推其所始，是以先金、石而后土；匏、竹、木为阳，阳顺序其所生，是以先匏、竹而后木；革、丝居阴阳之正，是以先革而后丝，故曰皆播之以八音。”
典同（同即六同也，言同以见律）掌六律、六同之和，以辨天地四方阴阳之声（阳声属天，阴声属地），以为乐器，以十有二律为之数度（一、二、三、四为数，分、寸、丈、尺为度），以十有二声为之齐量（大小之剂、广狭之量），凡和乐亦如之（调和乐声皆如是也）。
王安石曰：“天地四方各有阴阳之声，是为十有二声。辨十有二声，杂比而和之，取中声焉以为乐器。”
臣按：太师主于和声，所合者阴阳之声也；典同主于制器，所辨者不止于阴阳而又兼以天地四方也。太师既合其声而又付之典同，使辨其阴阳以制器焉。盖乐非声不成，而所以寓其声者器也。律属阳，吕属阴，阴必同于阳而无所乖异，则乐和矣，故其合声也必本乎阴阳，而其制器也亦必合乎阴阳。凡所以为之度数、为之齐量皆不能外乎阴阳之律与声焉，阴阳既合，文之以五声，播之以八音，歌之以诗，寓之以器，以祭、以燕、以射无不和协者矣。
《礼运》曰：五声、六律、十二管还相为宫也。
陈澔曰：“五声，宫、商、角、征、羽也。六律，阳声黄钟子、太蔟寅、姑洗辰、蕤宾午、夷则申、无射戌也；阴声谓之六吕，大吕丑、应钟亥、南吕酉、林钟未、仲吕巳、夹钟卯也，六律、六吕皆是候气管名。还相为宫者，宫为君主之义，十二管更迭为主，自黄钟始，当其为宫，五声皆备，黄钟第一宫下生林钟为征、上生大蔟为商、下生南吕为羽、上生姑洗为角，余仿此，林钟第二宫、大蔟三、南吕四、姑洗五、应钟六、蕤宾七、大吕八、夷则九、夹钟十、无射十一、仲吕十二也。”
臣按：《书》曰“声依永，律和声”，盖律以五声而辨，声以十二律而和，然五声之中又各有变焉，非变有所不能尽也。是故一律之中各具五声，五声之外又有所谓二变者焉，黄钟为宫，则林钟征、大蔟商、南吕羽、姑洗角而应钟为变宫、蕤宾为变征矣，其十一律为宫皆然，旋之为十二宫，折之为八十四声类，皆五位为五音，第之至六为变宫，又第之至七为变征，然后旋转为宫，次第无穷矣。
以上论乐律之制（上之上）
卷四二
▲乐律之制（上之下）
《乐记》曰：凡音之起，由人心生也。人生之动，物使之然也。感于物而动，故形于声，声相应故生变，变成方谓之音，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。
陈澔曰：“凡乐音之初起皆由人心之感于物而生，人心虚灵不昧，感而遂通，情动于中，故形于言而为声，声之辞意相应，自然生清浊、高下之变，变而成歌诗之方法则谓之音矣。成方犹言成曲调也。比合其音而播之乐器及舞之干戚羽旄，则谓之乐焉。干戚，武舞也；羽旄，文舞也。”
臣按：此推原作乐之本。盖以乐之为乐，人见其备金石丝竹之音、干戚羽旄之舞，以为乐在是矣，而不知其所以有清浊、高下之变而合宫、商、角、征、羽之调者，其本元之所自则由乎人心之感物而然也。
凡音者，生人心者也。情动于中，故形于声，声成文谓之音。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，其政和；乱世之音怨以怒，其政乖；亡国之音哀以思，其民困，声音之道与政通矣。
陈澔曰：“此言音生于人心之感，而人心哀乐之感由于政治之得失，此所以慎其所以感之者也。治世政事和谐，故形于声音者安以乐；乱世政事乖戾，故形于声音者怨以怒；将亡之国其民困苦，故形于声音者哀以思，此声音所以与政通也。”
宫为君，商为臣，角为民，征为事，羽为物，五者不乱则无怗珣（憋败）之音矣。
刘彝曰：“宫属土，弦用八十一丝为最多而声至浊，于五声独尊，故为君象；商属金，弦用七十二丝，声次浊，故次于君而为臣象；角属木，弦用六十四丝，声半清半浊，居五声之中，故次于臣而为民象；征属火，弦用五十六丝，其声清，有民而后有事，故为事象；羽属水，弦用四十八丝，为最少而声至清，有事而后用物，故为物象，此其大小之次也。五声固本于黄钟为宫，然还相为宫则其余十一律皆可为宫，宫必为君而不可下于臣，商必为臣而不可上于君，角民、征事、羽物皆以次降杀，其有臣过君、民过臣、事过民、物过事者，则不用正声而以半声应之，此八音所以克谐而无相夺伦也。然声音之道与政相通，必君、臣、民、事、物五者各得其理而不乱，则声音和谐而无怗珣也。”
臣按：君、臣、民、事、物五者该尽天下之理，一乐之作而万理无不该尽，先王作乐，以一声寓一理，于其声之高下而验其理之得失，觉其有失则乘除抑扬以应之，使之必得其平，协比和谐无相凌夺，然后反求于吾之政治。宫音有失则求之于君，商音有失则求之于臣，以至角、征、羽之失而求之民、事、物者皆然，如此，则乐音与政事常相流通，则凡一世之君、臣、民、事、物皆止其所而天下和平矣。前代之人如万宝常、张文收皆能以音乐而知时政之得失，非虚语也。
郑卫之音，乱世之音也，比于慢矣；桑间、濮上（皆卫地）之音，亡国之音也，其政散其民流，诬上行私而不可止也。
司马迁曰：“卫灵公适晋，舍濮上，夜闻琴声，召师涓听而写之，至晋命涓为平公奏之，师旷曰：‘此师延靡靡之声，武王伐纣，师延投濮水死，故闻此声必于濮水之上也。’”
臣按：声音之道与政相通，古之善观人国者不观其政治而观其声音，其音安以乐者其政必和，其音怨以怒者其政必乖，其音哀以思者其民必困，政之和者治国也，政之乖者乱国也，民之困者将亡之国也。国之将亡，其政必散，其民必流，政散则诬罔其上，罔上则民无诚心矣，民流则肆行其私，行私则无公心矣，如此行之不已，则靡靡之乐所由作焉。是以自古人君必致谨于礼乐刑政之施，以为感化斯人之本，恒使吾之政咸和而不乖、吾之民咸安而不困，采民之歌诗、顺民之情性，协比以成文，播奏以为乐，使天下之人闻吾之声者知吾之德、聆吾之音者感吾之治、审吾之乐者得吾之政。
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，乐者通伦理者也，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，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，唯君子为能知乐，是故审声以知音、审音以知乐、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。
方悫曰：“凡耳有所闻者皆能知声，心有所识者则能知音，道有所通者乃能知乐。若瓠巴鼓瑟游鱼出听、伯牙鼓琴六马仰秣，此禽兽之知声者也；魏文侯好郑卫之音、齐宣王好世俗之乐，此众庶之知音者也；若孔子在齐之所闻、季札聘鲁之所观，此君子之知乐者也。”
臣按：三代而上本人心以为治，其政治寓于声乐之中，故审其声乐即知其政治之所以然。三代而下一切从事于簿书、期会，刑罚、兵戎之末，所谓乐者特用以行礼耳，不本于人心、不协于律吕，人之气不复关于天，君之政不复寓于乐，故流为苟简之治而无复文明之化者，此也。
是故先王本之情性，稽之度数，制之礼义，合生气之和，道五常之行，使之阳而不散，阴而不密，刚气不怒，桑气不慑，四畅交于中而发作于外，皆安其位而不相夺也。
臣按：圣人作乐必本于人之性情，性之未发者中也，发为情而中节者和也，而又稽考于天然自有之度、物理自然之数，或长或短、曰多曰少皆必合于古昔之制焉。然乐之作也必与礼俱，而礼则各有所宜，又必裁制于礼之义焉。律阳而吕阴，必使其协比谐和，则生气之在天者，阳之气不至于散泄、阴之气不至于秘密矣；仁、礼、义、智、信在人为常行，必使其道达流通，则常德之在人者，刚之气不至于忿怒、柔之气不至于怯慑。如此，则天地之阴阳、人心之刚柔，四者各得其中而和畅焉，交畅于中而发形于外，于是宫君、商臣、角民、征事、羽物各安其位而不相夺伦矣。
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，逆气成象而淫乐兴焉；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，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。倡和有应，回邪曲直各归其分而万物之理各以类相动也。
郑玄曰：“奸声、正声感人是倡也，而逆气、顺气应之是和也。回谓乖违，邪谓邪僻，及曲之与直各归其善恶之分，善归善分，恶归恶分，而万物之情理亦各以善恶之类自相感动也。”
辅广曰：“由是观之，先王之乐固非一日之积也，而乐之和与淫亦岂一人之所能为哉？自声之感气，气之成象，然后乐兴焉。先王因其自然之象而写之于八音，固不能有所加损于其间也，至纣为靡靡之乐，亦其逆气自然之象耳。”
臣按：说者皆谓声乐之作出于人君之心，而此则谓声感人而气应，气应而成象然后乐兴焉。盖以声出人君之心而其声有正有奸，此以声感彼以气应，一倡一和，相为应验，或形于咏歌，或著于舞蹈，斐然而成章，粲然而成列，是以其为乐也有淫有和焉。自古圣君建中和之极以为乐本，声之出者必致其谨，非合于天理之正也有所不言，惟恐其或流于奸而致逆气之应也。
然后发以声音而文以琴瑟、动以干戚、饰以羽旄、从以箫管，奋至德之光，动四气之和，以著万物之理。
孔颖达曰：“动发心志以声音，文饰声音以琴瑟，振动形体以干戚，装饰乐具以羽旄，随从音乐以箫管，用以奋动天地至德之光则神明来降，感动四时气序之和则风雨顺、寒暑时，以著万物之理则万物得其所也。”
陆佃曰：“奋犹发也，若《大章》所以发尧德之光，《大韶》所以发舜德之光。”
臣按：此章上文既言奸声乱色不留聪明，淫乐慝礼不接心术，惰慢邪辟之气不设于身体，使耳目鼻口心知百体皆由顺正以行其义，必如上所言然后可以作乐，不然则无其本矣。“人而不仁如乐何”，“乐云乐云，钟鼓云乎哉”，夫既修身以为作乐之本，然后从之以声容、备之以器数，在己则奋至德之光，在天则动四气之和，在地则著万物之理矣。
是故清明象天、广大象地、终始象四时、周旋象风雨，五色成文而不乱，八风从律而不奸，百度得数而有常，小大相成，终始相生，倡和、清浊迭相为经，故乐行而伦清，耳目聪明，血气和平，移风易俗，天下皆宁。
郑玄曰：“八风，八方之风也。律，十二月之律也。距冬至四十五日条风至，四十五日明庶风至，四十五日清明风至，四十五日景风至，四十五日凉风至，四十五日阊阖风至，四十五日不周风至，四十五日广莫风至。”
张载曰：“正乐既行故人伦之道清，不视听奸乱故耳目聪明，口鼻心知百体皆由顺正，故血气和平，风移俗易。移是移徙之名，易是改易之称，易前之恶从今之善。上行谓之风，下习谓之俗。”
方悫曰：“清明者乐之声，故象天；广大者乐之体，故象地；终始者乐之序，故象四时；周旋者乐之节，故象风雨。”
应镛曰：“五声配乎五行之色，八音配乎八卦之风，自一度衍之而至于百，则百度各得其数。曰不乱、不奸以至有常，言其常而不紊也。曰相成、相生以至迭相为经，言其变而不穷也。”
臣按：自古圣人以乐为内外交修之要，始也由修身而后作乐，以致夫交感天人之效；终也因乐行而养德，以致夫风俗移易之美，乐之功效大矣哉。
故曰乐者乐也，君子乐得其道，小人乐得其欲，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，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，广乐以成其教，乐行而民乡方，可以观德矣。
程颐曰：“人虽不能无欲，然当有以制之，无以制之而惟欲之从，则人道废而入于禽兽矣。”
臣按：乐之所以为乐，因乎人情之所乐而已矣。然人情之所乐者则各有不同焉，中人以上所乐者在乎道理，中人以下所乐者在乎情欲，是以君子之人必反其情以和其志，以道义之正而制情欲之私。所以然者，广乐以成其教耳。广吾所乐之道以寓之声容之间，以成天下之教，使凡天下之有耳目口鼻心知之欲者皆知反其情，不以其私而忘乎道义之正，莫不各有所以趣向之方焉，如此，则君子之德从可知矣。
诗，言其志也；歌，咏其声也；舞，动其容也。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，是故情深而文明，气盛而化神，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，惟乐不可以为伪。
臣按：乐之为乐，曰声、曰容、曰器三者而已，声寓于歌，容著于舞，歌之所协者金、石、丝、竹，舞之所执者干戚、羽旄。然推原其本则出于心，具于性而为德，发于志而为诗，由是而协于声则为歌诗之章，见于形则为文、武之舞，情之感于中者深则文之著于外者明，如天地之气盛于内则化之及于物者神妙不测也。此无他，有和顺积于中，斯有英华发于外，有诸中必形于外，夫岂可以声音像貌而伪为之乎？由是观之，则可见为乐之本在于心，而心之所以大和极顺者又在乎诚也。
是故情见而义立，乐终而德尊，君子以好善，小人以听过，故曰生民之道乐为大焉。
陈澔曰：“情见于乐之初而见其义之立，化成于乐之终而知其德之尊。君子听之而好善，感发其良心也；小人听之而知过，荡涤其邪秽也。故曰以下引古语结之。”
臣按：此章诸家皆以为论《大武》之乐，陈氏特以为通论乐与舞之理，如此末引古语所谓生民之道乐为大焉。盖动之以形者不若动之以声，喻之以事者不若喻之以理，不假之教条，无待于约束，潜销默化，自然相忘于不知不识之天，大哉乐乎，斯其至矣。
魏文侯问于子夏曰：“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，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，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，新乐之如此何也？”子夏对曰：“今夫古乐，进旅（众也）退旅（进退齐一），和正以广，弦匏笙簧会守拊鼓（众乐待鼓而作），始奏以文（谓鼓），复乱（卒章）以武（铙也），治乱以相（拊也），讯（治也）疾（急也）以雅（乐器）。君子于是语、于是道古，修身及家，平均天下，此古乐之发也。今夫新乐，进俯退俯（行列杂乱），奸声以滥（不正），溺而不止，及优（俳优）侏儒（短小之人），釭（狝猴）杂子女，不知父子，乐终不可以语、不可以道古，此新乐之发也。”
臣按：子夏既别古乐、新乐之异以告文侯，而下又告之，以其所问者乃乐而所好者则音，而音有德音、溺音之不同，而总结之曰：“为人君者谨其所好恶而已矣，君好之则臣为之，上行之则民从之。”所谓好恶者，谓好古乐、恶新乐也。文侯不能谨其所好恶，好其所当恶，恶其所当好，听古乐则思睡，听新声则不知倦，好恶之不谨故也。谨之一言，其人君为治之本，岂但乐之一事乎？
夫乐者，象成者也。总干而山立，武王之事也；发扬蹈厉，太公之志也；武乱皆坐，周召之治也。
陈澔曰：“言作乐者仿象其成功，故将舞之时，舞人总持干盾如山之立嶷然不动，此象武王持盾以待诸侯之至，故曰武王之事也；所以发扬蹈地而猛厉，象太公威武鹰扬之至也。乱，乐之卒章也。上章言复乱以武，言武舞将终而坐，象周公、召公文德之治，盖以文而止武也。”
臣按：此孔子因宾牟贾问武乐而答之也，先儒辅氏谓此三言说尽武乐之事。
且夫《武》，始而北出，再成而灭商，三成而南，四成而南国是疆，五成而分陕，周公左、召公右，六成复缀，以崇天子。
陈澔曰：“成者，曲之一终。初自南第一位而北至第二位，故云始而北出也。此是一成，再成则舞者从第二位至第三位，象灭商也。三成则舞者从第三位至第四位，极于此而反乎南，象克殷而南还也。四成则舞者从北头第一位却至第二位，象伐纣之后疆理南方之国也。五成则舞者从第二位至第三位，乃分为左右，象周公居左、召公居右也。缀谓南头之初位也，六成则舞者从第三位而复于南之初位，乐至六成而复初位，象武功成而归镐京，四海皆尊崇为天子矣。”
臣按：帝王之乐莫盛于《韶》《武》，孔子以之而并论而皆有尽美之称。《韶》以九成，《武》以六成，后世言文乐者宗《韶》、言武乐者宗《武》，皆所谓至矣尽矣，不可复加者也。《韶》乐之制备于《虞书》，《武》舞之义详于《乐记》，后世有志于帝王之乐者，尚有考于斯二者以为万世作乐之准。
《春秋传》：隐公五年，公问羽数于众仲，对曰：“天子用八（八八六十四人），诸侯用六（六六三十六人），大夫四（四四十六人），士二（士有功赐乐，二二四人）。夫舞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（八方之风），故自八以下。”
臣按：舞佾之数惟天子得以尽物数，故以八为列。范祖禹所谓自上而下，降杀以两两之间，不可以毫发僭差也。
昭公二十年，晏子曰：“先王之济五味、和五声也，以平其心、成其政也。声亦如味（济和五声亦如五味），一气（乐以气动，故居第一）、二体（舞有文武）、三类（风、雅、颂）、四物（四方之物以成器）、五声（宫、商、角、征、羽）、六律（黄钟、大蔟、姑洗、蕤宾、夷则、无射）、七音（宫、商、角、征、羽、变宫、变征）、八风（八方之风，条风、明庶风、清明风、景风、凉风、阊阖风、不周风、广冀风）、九歌（九功之事皆可歌也）以相成也（合此九者然后为乐），清浊、小大、短长、疾徐、哀乐、刚柔、迟速、高下、出入、周（密）疏（稀）以相济也（合此十者相济后和），君子听之以平其心，心平德和。”
臣按：晏子此言非专为乐也，借乐以喻人之和耳。然前九者尽乐之大纲，后十者备乐之要用，作乐者必本诸此然后无所遗，听乐者必达诸此然后无不通。
《国语》：周景王将铸无射，问律于伶（司乐官）州鸠（人名），对曰：“律所以立均出度也。古之神瞽考中声而量之以制，度律（度其长短）均（平也）钟，百官轨（道也）仪（法也），纪之以三（天、地、人），平之以六（律也），成于十二（十二律吕），天之道也。夫六，中之色也，故名之曰黄（中色）钟（聚也，阳气聚于此），所以宣养六气（阴、阳、风、雨、晦、明）、九德（即六府三事）也。由是第之，二曰大蔟（阳气太蔟达子上），所以金奏（太蔟正声为商，故为金奏）赞阳（赞佐阳气）出滞（发出滞伏）也；三曰姑洗（姑洁洗濯），所以修洁百物考神纳宾（合致神人，享宴纳宾）也；四曰蕤宾（阴气委蕤于上，阳气盛长于下，有似宾主），所以安靖神人，献酬交酢也；五曰夷则（夷，平；则，法），所以咏歌九则（九功之法则）平民无贰（疑贰）也；六曰无射（阳气收藏，万物无射），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，示民轨仪也。为之六间（六间即六吕，在阳律之间）以扬沉伏（发扬滞伏之气）而黜（去也）散越（扬也）也，元间（阴系于阳以黄钟为主，故曰元间）大吕（天气成于黄钟，受之于大吕），助宣物也；二间夹钟（助阳钟聚），出四隙之细（四时间隙之气细微者）也；三间中吕，宣中气也；四间林（气盛也）钟，和展（审也）百事，俾（使也）莫不任（任职）肃（速也）纯（大也）恪（敬也）也；五间南（任也）吕，赞阳秀也；六间应（台也）钟，均利器用，俾应复也。律吕不易，无奸物也。细（细声谓角、征、羽）钧（调也）有钟（大为钟）无镈（小为镈），昭（明也）其大也；大（大声谓宫、商）钧有镈无钟，甚大无镈，鸣其细也（细则用大，以大平细；大则用小，以小平大。至则甚，大则独。鸣其细，细谓丝、竹、革、木）。大昭小鸣，和之道也。和平则久，久固则纯，纯明则终，终复则乐，所以成政也，故先王贵之。”
朱熹曰：“均只是七钧，如以黄钟为宫，便以林钟为征、太蔟为商、南吕为羽、姑洗为角、应钟为变宫、蕤宾为变征，这七律自为一钧，其声自相谐应。古人要合声先须吹律，众声皆合律方可用，后来人想不解，去逐律吹得。京房始有律准，乃是先做下一个，子母调得正了，后来只依此为准。《国语》谓之均，梁武帝谓之通，其制十三弦，一弦是全律。”
臣按：《国语》载伶州鸠对周景王之言，所以发明十二律之名义，居然可见考之。是时单穆公又告王钧音之说，有曰“先王之制钟也，大不出钧，重不过石，律度量衡于是乎生，小大器用于是乎出”，即此章立均出度之说也。均者钧钟也，以木长七尺，有弦系之以为钧，法用以度钟之大小、清浊也，汉大予乐有之。
《家语》：孔子曰：“夫先王之制音也，奏中声以为节，流入于南不归于北。夫南者生育之乡，北者杀伐之域，故君子之音温柔居中以养生育之气，忧愁之感不加于心也，暴厉之动不在于体也，夫然者乃所谓治安之风也。小人之音则不然，亢丽微末以象杀伐之气，中和之感不载于心，温和之动不存于体，夫然者乃所以为乱之风也。昔者舜弹五弦之琴，造《南风》之诗，其诗曰：‘南风之薰兮，可以解吾民之愠兮；南风之时兮，可以阜吾民之财兮。’唯修此化，故其兴也勃然，德如泉流，至于今王公大人述而弗忘；殷纣好为北鄙之声，其废也忽然，至于今王公大人举以为诫。夫舜起布衣，积德含和而终以帝；纣为天子，荒淫暴乱而终以亡。”
臣按：《家语》此章，孔子闻仲由鼓琴而发也，盖人心善恶皆于乐声见之，故孔子闻其琴声而为此言。既言乐必以中声为节，而又推其声有南北之异。南者生育之乡，舜歌《南风》之诗，其兴也勃然，含和而终以帝；北者杀伐之域，纣好北鄙之声，其废也忽然，暴乱而终以亡。人君之于音乐乌可以不谨其所好乐者乎？然舜非独帝也，当世化之皆有谐让之美；纣非独亡也，当世化之皆变靡靡之风。由是观之，声之有南北其来也远矣。今世乐部亦分为南北，北音自金、元始有之，世因谓宋世以来所遗之音，南音流于哀怨，北音极其暴厉。我国家复二帝三王之正统，而世俗所尚之音犹有未尽去者，所以奏中声之节，歌解愠、阜财之诗，一洗亢丽微末之习，不能无望于当代之英君谊辟云。
以上论乐律之制（上之下）
卷四三
▲乐律之制（中）
《论语》：子语鲁太师乐曰：“乐其可知也，始作翕如也，从之纯如也、如也，绎如也以成。”
朱熹曰：“语，告也。太师，乐官名。时音乐废阙，故孔子教之。翕，合也。从，放也。纯，和也。愊，明也。绎，相续不绝也。成，乐之一终也。”
谢良佐曰：“五音、六律不具，不足以为乐。翕如，言其合也。五音合矣，清浊、高下如五味之相济而后和，故曰纯如。合而和矣，欲其无相夺伦，故曰愊如。然岂宫自宫而商自商乎，不相反而相联如贯珠可也，故曰绎如也以成。”
臣按：此孔子自卫反鲁正乐之时，所以告太师之言也。元许谦谓：“大要乐声翕合须要纯和，不可背戾。八音之中，金声最高，竹、革之声次之，匏音次之，丝音又次之，石音最低。作乐八音皆和，声声俱见，不可使声高掩声下者，故曰愊如。既各自要分晓，又恐声音不相合，意思不相联属，故又曰绎如。玩其本文，始、从、成是作乐始、中、终三节，翕及纯、愊及绎乃三节中之节奏，后世有作者当以圣人之言为法。”
子谓《韶》尽美矣又尽善也，谓《武》尽美矣未尽善也。
朱熹曰：“《韶》，舜乐；《武》，武王乐。美者声容之盛，善者美之实也。舜绍尧致治，武王伐纣救民，其功一也，故其乐皆尽美。然舜之德，性之也，又以揖逊而有天下；武王之德，反之也，又以征诛而得天下，故其实有不同者。”
臣按：朱熹谓：“《韶》《武》皆不可考，但《书》称德惟善政，至劝之以九歌，此便是作《韶》乐之本，所谓九德之歌、九韶之舞是也。武王之《武》，看《乐记》便见，盖是象伐纣之事。所谓南者，自南而北伐纣也，气象便不甚和，《韶》乐只是和而已。”
子在齐闻《韶》，三月不知肉味，曰：“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。”
朱熹曰：“不知肉味，盖心一于是而不及乎他也。曰不意舜之作乐至于如此之美，则有以极其情文之备，而不觉其叹息之深也。盖非圣人不足以及此。”
范祖禹曰：“《韶》尽美又尽善，乐之无以加此也，故学之三月不知肉味，而叹美之如此，诚之至、感之深也。”
臣按：大舜《韶》乐之作前无伦而后无继也，孔子生于舜千七百年之后，一旦闻而学之乃至于忘味，则在当时可知也。子曰：“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，雅、颂各得其所。”
朱熹曰：“鲁哀公十一年冬，孔子自卫反鲁。是时周礼在鲁，然《诗》学亦颇残阙失次，孔子周流四方，参互考订以知其说，晚知道终不行，故归而正之。”又曰：“前汉《礼乐志》云：‘王官失业，雅颂相错，孔子论而正之。’故其言如此。”
臣按：乐居六经中之一，其为用最为急者。孔子删述六经，其五者皆有成书，而乐独阙焉。其所以为乐者，其书不复可见，幸有此数言载于鲁《论》之中。然不徒曰乐而且谓乐正者，正之一言，盖有以见乐之在当时其错杂无伦、淫邪不正，实有赖于圣人之正定也。
颜渊问为邦，子曰：“乐则《韶》舞，放郑声。”
张载曰：“礼乐治之法也，放郑声、远佞人，法外意也。一日不谨则法坏矣，虞夏君臣更相饬戒，意盖如此。”朱熹曰：“取其尽善尽美。放谓禁绝之。郑声，郑国之音。”
臣按：先儒有曰治道成于乐，郑声，乐之淫者，能摇荡人之性情以坏其成，故放绝之。大抵乐之为乐，虽备于声容，而其本原之所始则起于《诗》之言志。故圣人正乐以为常经，必使雅、颂之得所；取《韶》以立治法，必戒郑声之淫荡。后世有作，本九德之歌为九成之乐，用夫雅、颂之正而戒夫郑、卫之淫，则古乐不难复矣。
庄暴见孟子，曰：“暴见于王，王语暴以好乐，暴未有以对也，曰好乐何如？”孟子曰：“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。”他日，见于王曰：“王尝语庄子以好乐，有诸？”王变乎色曰：“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，直好世俗之乐耳。”曰：“王之好乐甚则齐其庶几乎，今之乐由古之乐也。”曰：“可得闻与？”曰：“独乐乐与人乐乐，孰乐？”曰：“不若与人。”曰：“与少乐乐与众乐乐，孰乐？”曰：“不若与众。”“臣请为王言乐。今王鼓乐于此，百姓闻王钟鼓之声、管龠之音，举疾首蹙頞而相告曰：‘吾王之好鼓乐，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，父子不相见，兄弟、妻子离散。’今王田猎于此，百姓闻王车马之音、见羽旄之美，举疾首蹙頞而相告曰：‘吾王之好田猎，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，父子不相见，兄弟、妻子离散。’此无他，不与民同乐也。今王鼓乐于此，百姓闻王钟鼓之声、管龠之音，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：‘吾王庶几无疾病与，何以能鼓乐也。’今王田猎于此，百姓闻王车马之音、见羽旄之美，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：‘吾王庶几无疾病与，何以能田猎也。’此无他，与民同乐也。今王与百姓同乐，则王矣。”
朱熹曰：“不与民同乐者，谓独乐其身而不恤其民，使之穷困也；与民同乐者，推好乐之心以行仁政，使民各得其所也。好乐而能与百姓同之，则天下之民归之矣。”
范祖禹曰：“战国之时民穷财尽，人君独以南面之乐自奉其身，孟子切于救民，故因齐王之好乐开导其善心，深劝其与民同乐，而谓今乐犹古乐。其实今乐古乐何可同也？但与民同乐之意则无古今之异耳。”
杨时曰：“乐以和为主，使人闻钟鼓、管弦之音而疾首蹙頞，则虽奏以《咸》《英》《韶》《》无补于治也，故孟子告齐王以此，姑正其本而已。”
臣按：昔人有言，春秋时虽伶官犹知奸声、淫乐为可耻，而战国之时则时君直以世俗之乐为可好，盖世变于是愈下矣。然去之百世之后，先王之古乐绝响而圣贤之格言犹存，深思而熟玩之，犹可以得其流风遗韵之仿佛也。后世人主诚因孔孟之言求作乐之本，乐之作也，必使其民欣欣然而有喜色然后为之，苟徒肆一已之乐而忘万民之忧，又不若不作之为愈也。当夫制作之后、播奏之时，慨然反思于心，曰吾之享此其与民同乐否乎？民得无闻之而有举疾首蹙沄相告者乎？必也好乐而与民同之，使其欣欣然有喜色。如此，则所作之乐虽不能备《韶》《》之音，而实得《韶》《》之意于千古之上矣。
《汉书志》曰：黄帝使伶伦自大夏（西戎之国）之西、昆仑之阴，取竹之解谷（一作嶰溪之谷）生（治也）其窍（孔也）厚（一有“薄”字）均（孔与肉等也）者，断两节间而吹之，以为黄钟之宫，制十二筒以听凤之鸣。其雄鸣为六、雌鸣亦六，比（合也）黄钟之宫而皆可以生之，是为律本。至治之世，天地之气合以生风，天地之风气正，十二律定。
颜师古曰：“比，合也。可以比之，谓上下相生也。十二管皆生于黄钟之宫，故曰黄钟律吕之本。”
臣按：乐之作，始于黄帝命伶伦取嶰谷之竹生而空窍厚薄均者，断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，制十二筒以听凤凰之鸣。其雄鸣为六律曰黄钟、太蔟、姑洗、蕤宾、夷则、无射，雌鸣为六吕曰大吕、夹钟、中吕、林钟、南吕、应钟，此十二者皆以铜为管，转而相生。黄钟为首，其长九寸，各因而三分之上生者盆一分、下生者损一分，于是文之以五声曰宫、商、角、征、羽，播之以八音曰金、石、土、革、丝、木、匏、竹，而大乐和矣。以之候气则埋之密室，上与地平，实以葭灰，覆以缇素，以候十有二月之中气，冬至气至则黄钟之管飞灰冲素，大寒以下各以其月随而应焉，而时序正矣。以之审度则以子谷黍中者九十，度黄钟之长而以一黍之广为一分，十分为寸，十寸为尺，十尺为丈，十丈为引，而五度审矣。以之嘉量则以子谷黍中者千有二百，实其龠以井水准其概，合龠为合，十合为升，十升为斗，十斗为斛，而五量嘉矣。以之谨权衡则以黄钟一龠千二百黍之重为十二铢，两之得二十四铢而为两，十六两为斤，三十斤为钧，四钧为石，而五权谨矣。此黄钟所以为律吕之本，而天下万事万物皆由是而出焉。
《后汉书志》曰：宓羲作《易》，纪阳气之初，以为律法。建日冬至之声，以黄钟为宫、大蔟为商、姑洗为角、林钟为征、南吕为羽、应钟为变宫、蕤宾为变征，此声气之元、五音之正也。又曰：截管为律，吹以考声，列以候气，道之本也。
臣按：声气之元一语，万世作乐者之大根大本也。作乐者不求之气与声而能有所成者，无此理也。
朱熹曰：“律历家最重元声，元声一定向下都定、元声一差向下都差者以此。”蔡邕《铜龠铭》曰：龠黄钟之宫，长九寸，空围九分。
汉斛铭文曰：律嘉量，方尺，圜其外（循四角规而圜之，其径当四寸有奇），庣（不满之处）旁九厘五毫（径尺四寸有奇之数犹未足也），幂百六十二寸（方尺幂百寸，圜其外每旁方水五寸，庣其旁约五寸），深尺，积一千六百二十寸，容十斗（一寸幂百六十二寸，为容一斗；积十寸容一千六百二十寸，为容十斗）。
蔡元定曰：“嘉量方尺，所以起数也。汉斛容十斗，实二千龠，计一百六十二万分，为一千六百二十寸。”又曰：“嘉量之法，合龠为合，十合为升，十升为斗，十斗为石。一石积一千六百二十寸，为分者一百六十二万；一斗积一百六十二寸，为分者十六万二千；一升积十六寸二分，为分者一万六千二百；一合积一寸六分二厘，为分者一千六百二十，则黄钟之龠为八百一十分明矣。空围八百一十分，则长累九十黍，广容一千二百黍矣。盖十其广之分以为长，十一其长之分以为广，自然之数也。”
臣按：朱熹《律吕新书》序所谓“黄钟围径之数，则汉斛积分可考”者此也。《新书》之首章“律吕本原”论黄钟曰：“长九寸，空围九分，积八百一十分。盖天地之数始于一、终于十，其一、三、五、七、九为阳，九者阳之成也；其二、四、六、八、十为阴，十者阴之成也。黄钟者阳声之始，阳气之动也，故其数九。分寸之数具于声气之元，不可得而见，及断竹为管，吹之而声和，候之而气应，而后数始形焉。均其长得九寸，审其围得九分，积其实得八百一十分，长九寸、围九分，积八百一十分，是为德本度量权衡，于是而受法，十一律由是而损益焉。”吁，自汉以来钟律之议纷纷靡定，蔡氏兹书一出而千古之论灼然不疑，所谓“断竹为管，吹之而声和，候之而气应，而后数始形焉”，此数言者真诚作乐定律之本也。
《淮南子》曰：规始于一，一不生，故分而为阴阳，阴阳合和而万物生，故曰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三参物，三三如九，故黄钟之九寸而宫音调，因而九之，九九八十一，故黄钟之数立。律之数六，分为雌雄，故曰十二钟，以副十二月，十二各以三成，故置一而十一三之，为积分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，黄钟大数立焉。
太史公曰：置一而九，三之以为法，实如法得长一寸，凡得九寸，命曰黄钟之律。
《前汉志》曰：太极元气，函三为一。极，中也。元，始也。行于十二辰，始动于子，参之于丑得三，又参之于寅得九，又参之于卯得二十七，又参之于辰得八十一，又参之于巳得二百四十三，又参之于午得七百二十九，又参之于未得二千一百八十七，又参之于申得六千五百六十一，又参之于酉得万九千六百八十三，又参之于戌得五万九千四百四十九，又参之于亥得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，此阴阳合德，气钟于子，化生万物者也。
蔡元定曰：“《淮南子》谓‘置一而十一三之，以为黄钟之大数’，即《律书》‘置一而九，三之以为寸法’者，其术一也。夫置一而九，三之既为寸法，则七三之为分法，五三之为厘法，三三之为毫法，一三之为丝法，从可知矣。《律书》独举寸法者，盖已于生钟，分内默具律，寸、分、厘、毫、丝之法而又于此律数之下，指其大者以明凡例也。一三之而得三，三三之而得二十七，五三之而得二百四十三，七三之而得二千一百八十七，九三之而得一万九千六百八十三。故一万九千六百八十三以九分之则为二千一百八十七，二千一百八十七以九分之则为二百四十三，二百四十三以九分之则为二十七，二十七以九分之则为三。三者丝法也；九其三得二十七，则毫法也；九其二十七得二百四十三，则厘法也；九其二百四十三得二千一百八十七，则分法也；九其二千一百八十七得一万九千六百八十三，则寸法也。一寸九分，一分九厘，一厘九毫，一毫九丝，以之生十二律，以之生五声二变，上下乘除，参同契合，无所不通，盖数之自然也。”
司马贞《史记索隐》注：黄钟八寸十分一，云律九九八十一，故云八寸十分一。
臣按：此即朱熹所谓“寸以九分为法，淮南、太史、小司马之法可推”者此也。元定之言曰：“黄钟九寸，以三分为损益，故以三历十二辰得一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，为黄钟之实。其十二辰所得之数，在子、寅、辰、午、申、戍六阳辰为黄钟寸、分、厘、毫、丝之数，在亥酉未巳卯丑六阴辰为黄钟寸、分、厘、毫、丝之法，其寸、分、厘、毫、丝之法皆用九数，故九丝为毫，九毫为厘，九厘为分，九分为寸，为黄钟。盖黄钟之实一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数，以三约之，为丝者五万九千四十九；以二十七约之，为毫者六千五百六十一；以二百四十三约之，为厘者七百二十九；以二千一百八十七约之，为分者八十一；以一万九千六百八十三约之，为寸者九，由是三分损益以生十一律焉。”蔡氏所谓黄钟之实者如此，或者以谓算到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数何所用之？朱熹曰：“以定管之长短而出是声，考究其法当如是也。”
杜佑《通典》曰：十二律相生之法自黄钟始，三分损益下生林钟，林钟上生太蔟，太蔟下生南吕，南吕上生姑洗，姑洗下生应钟，应钟上生蕤宾，蕤宾上生大吕，大吕下生夷则，夷则上生夹钟，夹钟下生无射，无射上生中吕，此谓十二律长短相生，一终于仲吕之法。又制十二钟以准十二律之正声，又凫氏为钟以律计，自倍半，以子声比正声则正声为倍，以正声比子声则子声为半。但先儒释用倍声有二义，一义云半十二律正律为十二子声之钟，二义云从于仲吕之管寸数，以三分益一上生黄钟，以所得管之寸数然后半之以为子声之钟。其为变正声之法者，以黄钟之管正声九寸，子声则四寸半。又上下相生之法者，以仲吕之管长六寸一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万二千九百七十四，上生黄钟，三分益一，得八寸五万九千零四十九分寸之五万一千八百九十六，半之得四寸五万九千零四十九分寸之二万五千九百四十八，以为黄钟，又上下相生以至仲吕，皆以相生所得之律寸数之半以为子声之律。
蔡元定曰：“此说黄钟九寸生十一律有十二子声，所谓正律，正半律也。又自仲吕上生黄钟，黄钟八寸五万九千□□四十九分寸之五万一千八百九十六，又生十一律，亦有十二子声，即所谓变律、变半律也。正、变及半凡四十八声，上下相生，最得《汉志》所谓黄钟不复为他律役之意，与《律书》五声大小次第之法。但变律止于应钟，虽设而无所用，则其实三十六声而已，其间阳律不用变声而黄钟又不用正半声，阴吕不用正半声而应钟又不用变半声，其实又二十八声而已。”
臣按：朱熹所谓“变律半声之例，杜氏《通典》具焉”者，此也。元定之言曰：“律吕之数，往而不返，故黄钟不复为他律役，所用七声皆正律，无空积忽微。自林钟而下则有半声，自蕤宾而下则有变律，皆有空积忽微，不得其正。故黄钟独为声气之元，虽十二律八十四声皆黄钟所生。然黄钟一均，所谓纯粹中之纯粹者也。”八十四声，正律六十三、变律二十一，六十三者九七之数也，二十一者三七之数也，所引“黄钟不复与他律为役”者，盖以黄钟至尊无与为并，惟于本宫用正律，若他律为宫，则黄钟之为商、角、征、羽、二变者皆但用其变律，而正律不复与之为役也。
《通典》注曰：按应钟为变宫，蕤宾为变征，自殷以前但有五音，自周以来加文、武二声谓之七声，五声为正，二声为变，变者和也。
蔡元定曰：“宫与商、商与角、征与羽相去皆一律，角与征、羽与宫相去独二律，一律则近而和，二律则远而不相及，故宫、羽之间有变宫，角、征之间有变征，此亦出于自然，《左氏》所谓七音、《前志》所谓七始是也。然五声者正声，故以起调毕曲，为诸声之纲，至二变声则宫不成宫、征不成征，不比于正音，但可以济五声之所不及而已，然有五声而无二变亦不可以成乐也。”
臣按：此亦朱熹所谓“五声二变之数，杜氏《通典》具焉”者也。元定之言曰：“五声宫与商、商与角、征与羽相去各一律，至角与征、羽与宫相去乃二律，相去一律则音节和，相去二律则音节远。故角、征之间近征，收一声比征少下，故谓之变征；羽、宫之间近宫，收一声少高于宫，故谓之变宫也。角声之实六十有四，以三分之不尽一算，既不可行，当有以通之，声之变者二，故置一而两，三之得九，以九因角声之实六十有四，得五百七十六，三分损益再生变征、变宫二声，以九归之以从五声之数，存其余数以为强弱。至变征之数五百一十二，以三分之又不尽二算，其数又不行，此变声所以止于二也。变宫、变征，宫不成宫，征不成征，古人谓之和缪，又曰所以济五声之不及也，变声非正，故不为调也。其所谓和缪者，《淮南子》曰姑洗生应钟，比于正音，故谓和；应仲生蕤宾，不比于正音，故为缪。”
孔颖达《礼疏》曰：黄钟为第一宫，下生林钟为征，上生太簇为商，下生南吕为羽，上生姑洗为角；林钟为第二宫，上生太簇为征，下生南吕为商，上生姑洗为羽，下生应钟为角；太簇为第三宫，下生南吕为征，上生姑洗为商，下生应钟为羽，上生蕤宾为角；南吕为第四宫，上生姑洗为征，下生应钟为商，上生蕤宾为羽，上生大吕为角；姑洗为第五宫，下生应钟为征，上生蕤宾为商，上生大吕为羽，下生夷则为角；应钟为第六宫，上生蕤宾为征，上生大吕为商，下生夷则为羽，上生夹钟为角；蕤宾为第七宫，上生大吕为征，下生夷则为商，上生夹钟为羽，下生无射为角；大吕为第八宫，下生夷则为征，上生夹钟为商，下生无射为羽，上生仲吕为角；夷则为第九宫，上生夹钟为征，下生无射为商，上生仲吕为羽，上生黄钟为角；夹钟为第十宫，下生无射为征，上生仲吕为商，上生黄钟为羽，下生林钟为角；无射为第十一宫，上生仲吕为征，上生黄钟为商，下生林钟为羽，上生太簇为角；仲吕为第十二宫，上生黄钟为征，下生林钟为商，上生太簇为羽，下生南吕为角。是十二宫各有五声，凡六十声。
蔡元定曰：“声者所以起调毕曲，为诸声之纲领，《礼运》所谓还相为宫，所以始于黄钟，终于南吕也。后世以变宫、变征参而八十四调，其亦不考矣。”
臣按：朱熹所谓“变宫、变征之不得为调，则孔氏之《礼疏》因亦可见”者，此也。盖五声十二律旋相为宫止于六十，而后世乃参之以变宫、变征为八十四调，非古矣。
以上论乐律之制（中）
卷四四
▲乐律之制（下）
周敦颐曰：“古者圣王制礼法、修教化，三纲正、九畴叙，百姓太和，万物咸若，乃作乐以宣八风之气，以平天下之情，故乐声淡而不伤，和而不淫，入其耳、感其声莫不淡且和焉。淡则欲心平，和则躁心释，德盛治至，道配天地，古之极也。后世礼法不修，政刑苛紊，纵欲败度，下民困苦，谓古乐不足听也，代变新声，妖淫愁怨，导欲增悲，不能自止，故有贼君弃父、轻生败伦不可禁者矣。呜呼，乐者古以平心，今以助欲；古以宣化，今以长怨。不复古礼不变今乐而欲至治者，远矣。”
朱熹曰：“古圣贤之论乐曰和而已，此所谓淡。盖以今乐形之，而见其本于庄正斋肃之意，故希简而寂寥耳。废礼败度，故其声不淡而妖淫；政苛民困，故其声不和而愁怨，妖淫故导欲而至于轻生败伦，愁怨故增悲而至于贼君弃父。古今之异，淡与不淡、和与不和而已。”
臣按：周子此言，盖谓复古礼然后可以变今乐。
程颐曰：“律者自然之数，先王之乐必须律以考其声。尺度权衡之正皆起于律，以律管定尺，以天地之气为准，非黍之比也。律取黄钟，黄钟之声亦不难定。世自有知音者，参上下声考之，自得其正，既得其正，将黍以实其管，看管实得几粒，然后推而定法可也。古法律管当实千二百粒黍，今羊头黍不相应，则将数等验之，看如何大小者方应其数，然后为正。胡先生定乐取羊头山黍，用三等筛子筛之，取中等者，特未定也。”
臣按：程氏此言，欲知音者考声上下以定黍。
张载曰：“声音之道与天地通，蚕吐丝而商弦绝，木气成则金气衰，乃此理自相应。今人求古乐太深，始以古乐为不可知。律吕有可求之理，惟德性淳厚者能知之。”
臣按：宋三儒之说，周氏以复古礼为先，程氏以考声音为正，张氏则以人之德性为本，三人者可谓穷本知变达乐之要者矣。且生当有宋全盛之时，天子锐意古乐而胡瑗、范镇、司马光辈方讲求钟律，遍访四方草泽以应诏，而三大儒者乃见遗焉。使当时若在讲求之列，其所次叙必有可观，古乐或有可复之理，惜哉！
朱熹曰：“五声之序，宫最大而沈浊，羽最细而轻清，商之大次宫，征之细次羽，而角居四者之中焉。然世之论中声者不以角而以宫，何也？曰凡声，阳也，自下而上，未及其半，则属于阴而未畅，故不可用；上而及半，然后属于阳而始和。故即其始而用之以为宫，因其每变而益上则为商、为角、为变征、为征、为羽、为变宫，而皆以为宫之用焉。是以宫之一声，在五行为土，在五常为信，在五事为思，盖以其正，当众声和与未和、用与未用、阴阳际会之中，所以为盛。若角则虽当五声之中而非众声之会，且以七均论之，又有变征以君焉，亦非五声之所取正也。然自其声之始和者推而上之，亦至于变宫而止耳，自是而上则又过乎轻清而不可以为宫，于是就其两间而细分之，则其别又十有二，以其最大而沈浊者为黄钟，以其极细而轻清者为应钟，及其旋相为宫，而上下相生以尽五声、二变之用，则宫声常不越乎十二之中，而四声者或时出于其外，以取诸律半声之管，然后七均备而一调成也。黄钟之与余律，其所以为贵贱者亦然，若诸半声以上，则又过乎轻清之甚而不可以为乐矣。盖黄钟之宫始之始、中之中也，十律之宫始之次而中少过也，应钟之宫始之终而中已尽也。诸律半声过乎轻清，始之外而中之上也，半声之外，过乎轻清之甚，则又外之外、上之上而不可为乐者也。正如子时初四刻属前日、正四刻属后日，其两日之间即所谓始之始、中之中也。然则声自属阴以下，亦当默有十二正变半律之地以为中声之前段，如子初四刻之为者，但无声气之可纪耳。由是论之，则审音之难不在于声而在于律，不在于宫而在于黄钟，盖不以十二律节之，则无以著夫五声之实，不得黄钟之正，则十一律者又无所受以为本律之宫也。今有极论宫声之妙而无曰黄钟云者，则恐其于声音法制之间犹有所未尽也。夫以声音法制之粗而犹有未尽，则虽有黄帝、大舜之君，伶伦、后夔之佐，亦如之何徒手而可以议大乐之和哉？又有宫当配仁之说者，则以仁当四德之元而有包四德之义耳。夫仁，木行而角声者也，以之配宫则仁既不安而信亦失据矣。五行之序木为之始、水为之终而土为之中，土则水、火之所寄，金、木之所资，居中而应四方，一体而载万类者也，是则宫之统五声、仁之包五常，盖有并行而不悖者矣，何夺彼与此哉（以宫配仁，五峰胡氏说）。”
熹又曰：“古乐之亡久矣，然秦汉之间去周未远，其器与声犹有存者，故其道虽不行于当时，而其为法犹未有异论也。逮于东汉之末以接西晋之初，则已浸多说矣，历魏、周、齐、隋、唐、五季，论者愈多而法愈不定。爰及宋朝，功成治定，理宜有作，建隆、皇祐、元丰之间盖亦三致意焉，而和岘、胡瑗、阮逸、李照、范镇、马光、刘几、杨时诸贤之议终不能以相一也，而况于崇宣之季、奸谀之会（指蔡京辈）、黥涅之余（魏汉津）而能有以语夫天地之和哉？建阳蔡元定旁搜远取，巨细不捐，积之累年，乃若冥契，著为《律吕新书》，明白而渊深，缜密而通畅，不为牵合附会之谈，其言虽多出于近世之所未讲，而实无一字而不本于古人已试之成法。”
蔡元定曰：“律吕散亡，其器不可复见，然古人所以制作之意则犹可考也。太史公曰‘细若气，微若声，圣人因神而存之，虽妙必效’，言黄钟始于声气之元也；班固所谓‘黄帝使伶伦取竹，断两节间吹之以为黄钟之宫’，又曰‘天地之风气正而十二律定’，刘昭所谓‘伏羲统阳气之初以为律法’，又曰‘吹以考声，列以候气，皆以声之清浊气之先后求黄钟者也’，是古圣人制作之意也。夫律长则声浊而气先至，极长则不成声而气不应，律短则声清而气后至，极短则不成声而气不应，此其大凡也。今欲求声气之中而莫适为准则，莫若多截竹以拟黄钟之管，或极其短、或极其长，长短之内，每差一分以为一管，皆即以其长权为九寸而度其围径，如黄钟之法焉，如是而更迭以吹，则中声可得；浅深以列，则中气可验。苟声和气应，则黄钟之为黄钟者信矣，黄钟者信，则十一律与度量衡权者得矣。后世不知出此而惟尺之求，晋氏而下则多求之金石，梁隋以来又参之黍，下至王朴，刚果自用，遂专恃参黍而金石亦不复考矣。夫金石真伪固难尽信，若黍则岁有凶丰、地有肥瘠、种有长短小大圆妥不同，尤不可恃，况古人谓子谷黍中者实其龠，则是先得黄钟而后度之以黍，不足则易之以大，有余则易之以小，约九十黍之长、中容千二百黍之实以见周径之广，以生度量权衡之数而已，非律生于黍也。百世之下欲求百世之前之律者，其亦求之声气之元而毋必之于黍则得之矣。”
又曰：“律者致中和之用，止于至善者也，以声言之，大而至于雷霆、细而至于蠛蠓无非声也；律则写其黄钟一声而已矣，虽有十二律、六十调，然实一黄钟也。是理也，在声为中声，在气为中气，在人则喜怒哀乐未发与发而中节也，此圣人所以一天人赞化育之道也。”
臣按：蔡元定作《律吕新书》，朱熹为之序曰：“其中所谓黄钟围径之法，则汉斛之积分可考；寸以九分为法，则淮南、太史、小司马之说可推；五声二变之数、变律半声之例，则杜氏之《通典》具焉；变宫、变征之不得为调，则孔氏之《礼疏》因亦可见。”臣既本朱氏此序，而引诸说，而附以元定之所参定者，既具于各条之下，至是剟取序文，而继以元定截竹为管以求中声之说，是则朱氏所谓“先求声气之元而因律以生尺”，尤所谓卓然者也。然此求其声气耳，而所谓均调节奏、被之管弦，蔡氏又欲别为乐书以究其业，今世无之，岂其后竟不克就耶？尚幸此《新书》之存以俟后世之圣君、贤相功成作乐者焉。虽然，此书之作虽由蔡氏，而皆本其师之意也，观朱氏与元定书曰：“但用古书、古语或注疏而以已意附其下方，甚简约而极周尽，学者一览可得梗概，其他推说之泛滥、旁证之异同不尽载也。”今即其书以观，无一不如其师所教者，所谓“甚简约而极周尽”者，一言以蔽之矣。其后朱氏又与其门人考订礼书，又定“钟律”、“诗乐”、“乐制”、“乐舞”等篇，皆聚古乐之根源，简约可观，而“钟律”分前后篇。其前篇凡七条，一曰十二律阴阳辰位相生次第之图，二曰十二律寸分厘毫丝数，三曰五声五行之象、清浊高下之次，四曰五声相生、损益先后之次，五曰变宫变征二变相生之法，六曰十二律正变倍半之法，七曰旋宫八十四声、六十调之图；其后篇凡六条，一曰明五声之义，二曰明十二律之义，三曰律寸旧法，四曰律寸新法，五曰黄钟寸分数法，六曰黄钟生十一律数法，大概率采元定所著更互演绎，尤为明邃。其“乐制”汇于王朝礼，其“乐舞”汇于祭礼。上下数千载，旁搜远绍，昭示前圣礼乐之非迂，以为后世作乐者之法则，后世有作者合二书而求之，思过半矣。
以上论乐律之制。臣按：礼乐之制作，其微也久矣，而乐为甚，非其情义之难明也，而其所谓制度者失其传焉耳。在汉之世，乐家有制氏，世在乐官，但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，论者惜之。然唐宋以来，其精义之存于古典者，通经学古之士尚能因文以求义，或得其情于编简之中，若夫所谓铿锵鼓舞者则知之者盖已鲜矣。论礼者谓其数可知其义难知，盖是时度数详明，人所共习，所难知者其义理玄微者耳，故为是言。若就后世言之，则可学而知者义理耳，若夫名物度数非上智之资，岂能奋乎千载之下而逆探其遗文坠绪于千载之上也哉？且礼之行也文与器而已，然乐不徒文而又有其容，不徒器而又有其声，习学者既失其传、造作者又失其制盖非一日矣，一旦求之简牍之中，以不试之学而欲合古人之制，自非知礼乐之情之圣、有开物成务之才而妙达天人之理者，孰能与于斯哉？三代之制不可考已，孔子自卫反鲁之所正，仅云雅、颂而不及于制度，在圣人时，鲁之乐工击磬鼓鼗者逾河蹈海，孔门弟子皆详记于所录师说之中，非无意也。其意以为自是之后乐工散亡，非独无明乐义之圣贤，而并与其习乐器之贱工亦无之矣，后有作者其何所持循而复古制也哉？汉初古乐犹有存者，文帝资虽近道，而谦让未遑，武帝慨然有志于乐，然所好者世俗之所乐，非先王之所制也。魏用杜夔，隋用郑绎、何妥，宋用和岘、胡瑗、阮逸、范镇辈，非不留心于钟律也，然卒无所得焉，盖用其心于渺茫而无所从入之端故耳。孟子曰“圣人既竭耳力焉，然后继之以五声六律”，程子亦曰“有知音者参上下声考之，自得其正”，盖必求之吾之心思、竭乎吾之耳力，因其所易而后及其所难，因其所习而后及其所未达，为之以其渐，循之以其方，深造之以其道。《记》曰：“作者之谓圣，述者之谓明。”今世古制无复存者，虽是述之其与作者之功何异，吾无圣人之天资而欲任圣人之创作，可乎？既不敢作而欲述之，又无可因而以为述之之地，不得已而就其所近而易者以求之，求之之道先从吾身始。晋人有言“丝不如竹，竹不如肉”，言渐近自然耳，黄帝取嶰谷之竹吹之以为黄钟之宫者，有由然也。六经之中，论乐之最先者莫先于《虞书》“诗言志，歌永言，声依永，律和声”之四言，此万世论声乐之祖也。史亦称大禹声为律、身为度，孔子正乐亦以雅、颂得所为先，古之乐器无存，而存者亦多非古制，惟孔子所删三百篇之诗乃商周祭祀、燕享及房中所歌者，其篇章宛然三代之旧也，无所欠阙。《大戴礼》云：“凡雅二十六篇，其八篇可歌。”《晋志》亦云：“汉末杜夔传旧雅乐四曲，一曰《鹿鸣》，二曰《驺虞》，三曰《伐檀》，四曰《文王》，皆古声辞。”戴《记》颇有阙误，篇数不可考，汉末止存三篇而加以《文王》，不知其何自来也。其后改作新辞，旧曲遂废。至唐开元，乡饮酒礼其所奏乐乃有《鹿鸣》《四牡》《皇皇者华》《鱼丽》《南有嘉鱼》《南山有台》《关雎》《葛覃》《卷耳》《鹊巢》《采蘩》《采袴》十二篇之目，而其声亦不得闻矣。宋时有赵彦肃者，传此十二诗之谱，每句之中字皆叶以律吕，即开元遗声也。朱子既以载之《仪礼经传》中以为诗乐，且谓古声亡灭已久，不知当时工师何所考而为此，疑古乐有唱有叹，唱者发歌句也，和者继其声也，诗词之外应更有叠字、散声以叹发其趣。故汉晋之间旧曲既失其传，则其辞虽存而世莫能补，为此故也。若但如此谱直以一声叶一字，则古诗篇篇可歌，无复乐崩之叹矣。夫岂然哉？又其以清声为调似非古法，然古声既不可考，姑存之以见声歌之仿佛，以俟后之知乐者。噫，朱子非知乐者哉，而姑为是谦退之辞耳。大贤若朱子而不任其责，后世之人又孰有过于朱子者哉？人人皆为是言，则此乐直至天地之戍会，永无可复之期矣。虽然，与其不能尽复天地之纯全，而略得以见古人之仿佛，犹贤乎已。夫有之而不全，犹胜于全无而不有也。汉、唐以来，郊庙、燕享未尝不用乐，而乐之用或至于用郑卫之音，今吾稍存古人之意以仿古人之乐，虽不全于古而犹仿佛于古，岂不愈于郑卫之音也哉？程子曰：古人之诗如今之歌曲，古人之诗其音调不复可知已，而今之歌曲虽出时人之口，而亦有所沿袭，如向所谓十二诗，于《鹿鸣》等六诗云“黄钟清宫”，注云“俗呼正宫”；《关雎》等六诗云“无射清商”，注云“俗呼越调”。所谓黄钟清宫、无射清商，世俗固不知所以为声，而正宫越调之类，宋世所谓诗余、金元以来所传南北曲者，虽非古之遗音，而犹有此名目也。夫人能为之而闻之者亦能辨别其是否，诚因今而求之古，循俗而入于雅，以求古人之所仿佛者万，一天生妙解音乐之人如师旷、州鸠、信都芳、万宝常、王令言、张文收之辈，必能因其仿佛而得其纯全者焉。因声以考律，正律以定器，三代之乐亦可复矣，然如此之人岂易得哉？吁！必待后夔而后作乐，必待师旷而后听音，斯人不世出而乐之在天下不可一日无也，而音岂可不听哉？世无后夔、师旷，而后夔之心、师旷之耳则人人有也，万古如一日也。昔宋李照、胡瑗、阮逸改铸钟磬，徐复笑之曰：“圣人寓器以声，不先求其声而更其器，其可用乎？”其后卒无所成如复言，房庶亦言古乐与今乐本末不远，其大略以谓上古世质，器与声朴，后世稍变焉，金石钟磬也后世易之以方响，丝竹琴箫也后世易之以筝笛，笙匏也攒之以斗，埙土也变而为瓯。敔木也贯之以板，凡若此者八音之变也，亦犹大辂起于推轮、龙艘生于落叶，其变则然尔。古者食以俎豆，后世易以杯盘，簟席以为安，后世更以榻案，使圣人复生，不能舍杯盘、榻案而复俎豆、簟席也，八音之器岂异此哉？孔子曰“郑声淫”，岂其器不古若哉？亦疾其声之变耳。试使知乐者由今之器寄古之声，去惉懘靡曼而归之中和雅正，则感人心、导和气，不曰治世之音乎？然则世所谓雅者未必如古，而教坊所奏岂尽淫声哉？庶之此言虽非穷本之论，而不谓之知变不可也。《乐记》曰“穷本知变，乐之情也”，乐之本同而其变则异，同者其精者也，异者其粗者也，推其异而合之同，举其粗而归之精，则其体凝一矣。臣请明诏天下求知音律者，内而朝着、外而州郡，隐而草泽之士、贱而技艺之流，许其自陈及臣僚荐举，聚于一处，俾其各就所能，因其明处而各罄其所知，用今世所奏之乐、今日所歌之辞，度其腔调，按其节拍，先求世之所谓正宫、越调之类，以究古人清宫、清商之调，依俗法之所移换，寻古调之所抑扬，然后被之于丝、吹之以竹、宣之以金、收之以石，必俗器之调而后古器之即合，作于一堂之间而有和应之美，不徒协夫奏者之心而且谐之听者之耳，无间贤愚、贵贱一是同和，然后按古人钟律之法，即蔡元定之《律吕新书》、朱文公之《通解》“钟律”，依其说、按其法而讲究其所当然之则，与其所以然之故，筑室布灰如其候气之法，截竹为管以求黄钟之声，如所谓“或极其短或极其长，长短之内每差一分以为一管，皆即以其长权为九寸而度其围径如黄钟之法焉”，此则蔡氏截管候气之法也，若夫所谓度其围径者则未有定准焉。夫所列之管既已应气，可豫寻黍中者分为三等，先以一等实于是管之中，必须千二百粒适满其中无欠无余然后用之，有余欠者则用次等，次等不合又别用之，必同而后已，所实既同，然后因之以定尺、审度量、谨权衡焉。由是以制律吕、均声音、制乐器，先试以歌声齐箫声，以箫声定十六声，又以十六声而齐八器，声高者则抑而下之，声下者则引而上之，过于厉者平之，过于醲者淡之，逐器而调之，使其一器之中声律自然均调而无有参错，合器而协之，使其众器之间自然翕合而无相夺伦，无一器之不谐，无一音之不应。如此虽不能尽善尽美如古人之纯全，然通其变以穷其本，亦可以得古人之仿佛者矣，方之《章》《韶》《》《武》虽不可企及，然视后世之因循苟且者则有间矣。臣于钟律非所通晓，姑述所闻以俟当代之圣明任作述之大柄者焉。
卷四五
▲王朝之礼（上）
《通典》：周制，天子有四朝，一曰外朝，秋官朝士掌之；二曰中门，夏官司士正其位，朝夕视政；三曰内朝，亦谓路寝之朝，正朝视事毕，退适路寝听政；四曰询事之朝，小司寇掌其政以致万人而询焉。
臣按：天子路寝，门有五焉，其最外曰皋门，二曰库门（一作雉门），三曰雉门（一作库门），四曰应门，五曰路门（一作毕门）。皋门之内（或作外）曰外朝，朝有三槐、九棘，近库门有三府、九寺，库门内有宗庙、社稷，雉门外有两观连门，观外有询事之朝，在宗庙、社稷间，雉门内有百官宿卫之廨。应门内曰中朝，中朝东有九卿室为理事之处，所谓中朝即中门也，然不谓之朝而谓之门，意者堂宇深邃难于听对，每日常朝则御其门欤。今制，天子大朝贺、朔望行礼御正殿，常朝御门，与此合。
《周礼天官》：宰夫之职，掌治朝之法（治朝在路门外）以正王及三公、六卿、大夫、群吏之位，掌其禁令（禁谓止其非法，令谓使之有为）叙群吏之治（次序所治之事），以待宾客之令（令谓宾客未至而先为之具）、诸侯之复（报也，谓奏事者）、万民之逆（自下而上曰逆，谓上言者）。
郑玄曰：“治朝在路门之外，其位司士掌焉，宰夫察其不如仪。叙群吏之治者，常次叙群吏之职事，三者之来则应使辨理之。”
臣按：天官卿冢宰，其贰则少宰，少宰之次又有宰夫，王灊朝则冢宰赞听治而宰夫掌其治之法。所谓叙群吏之治，即今百司各奏所治之事也；待宾客之令，即今鸿胪引见藩府所遣使及外夷也；诸侯之复、万民之逆，即今通政司所奏事也。正公、卿、大夫、群吏之位，正之为言，疏谓察其不如仪者，即前代殿中御史之职，今轮御史纠仪也。古今委任之职不同，而朝廷之间所当为之令、所当禁之法则一而已。
《夏官》：司士正朝仪之位，辨其贵贱之等，王南乡（向明），三公北面东上（对上以东为尊），孤东面北上（位于右），卿大夫西面北上（位于左），王族故士（王之同族故为士而留宿卫者）、虎士（虎贲之士）在路门之右，南面东上（分立于右，面向外），大仆（侍御之长）、大右（即司右，勇士为军右者）、大仆从者（小臣祭仆之类）在路门之左，南面西上（分立于左，面向外）。司士摈（掌摈相之礼），孤卿特揖（逐人而揖），大夫以其等旅（免也）揖（卿大夫有上、中、下等，各随其等合众而揖），士旁三揖（士立于孤、卿、大夫之两旁，待其特揖、旅揖已讫，后即其处而揖之），王还（视朝毕将还也）揖门左，揖门右（王将还，用手揖退立路门左、右者）。大仆前（大仆向王前立而奏，复逆），王入，内朝皆退（王入路门，内朝者皆退）。
王安石曰：“此所谓治朝也。乡明以听天下者王，故王南乡；乡王而答之者三公，故三公北面；孤，佑王者也，故东面；卿大夫，佐王者也，故西面；王族故士、虎士、大仆、大右、大仆从者则从王者也，顺王所乡，故南面。”
臣按：此即《通典》所谓周制四朝之一，二曰中门者也。盖在路门之外，人君与群臣常朝之所，若今奉天门日朝是也。其司士略似今鸿胪寺卿，然公、孤、卿、大夫，每日朝参之臣也，王族故士、虎士、大仆、大右、大仆从者，侍卫执役之臣也。王族故士，宗室之有职任者也。虎士，虎贲氏掌先后王而趋以卒伍者也。大仆，掌王之服位、出入王之大命及掌诸侯复逆者也。大右即司右，掌群后之政令，凡勇力之士能用五兵属焉。大仆从者，有小臣掌公、孤、卿之复逆，有御仆掌群吏、庶民之复逆。当人君视朝之时，司士正其位以正朝仪，辨其等以定班次，王族故士以肺腑之亲而错居侍卫之间，虎贲士以武勇之选而趋走前后之列，掌服位者大仆也而兼司出入之大命，掌卒伍者司右也而实统勇力之士。朝廷之间，明明在朝，穆穆在位，所以乡明而听天下者，肃肃乎其严也，而左右前后之人所以环列而侍卫者，又皆亲信武勇之臣，所以防微威众者，又无所不备焉。当是时也，视是朝也，论道经邦，二公弘化者，固各尽其道，分职率属，敬官乱政者亦各理其事，凡天下诸侯与在朝卿士及内外之群吏、庶民，事之已行者有以复乎上，事之未行者有以逆乎上，则有大仆与其属之小臣、御仆以为之通达焉，若此者，乃成周盛时常朝之仪位也。然当天子视朝之际，臣下入朝之初，大臣则逐位而拜，群臣则逐列而拜，小臣则即其位而旁拜，左右侍从之臣则方有事而未暇也，故王于大臣则答以特揖之礼，于群臣则答以旅揖之礼，于小臣则于再揖之后向其旁而答之焉。听政既毕，王将还内而侍卫于门之左右者始行拜礼，王于是随其所在而左右揖之，可见隆古盛时以礼为治，位有尊卑而礼无不答也。秦不师古，始尊君卑臣而此礼废矣。
太仆（侍御之官，太仆其长也）掌正王之服位（王之吉服有六，所立有位，太仆正之使当其理），出入王之大命（出大命则宣之于外，入大命则纳之于内），掌诸侯之复逆（复有报乎上也，逆有言乎上也）。王朝则前正位而退，入亦如之。建路鼓于大寝之门外而掌其政，以待达穷者与遽，令闻鼓声则速逆御仆与御庶子。王燕朝则正位（王与族人燕处则正其位）掌摈相（摈以助宾，相以助主），王不朝则辞于三公及孤、卿（王有故不朝则以告于大臣）。
臣按：太仆之官在周为侍御之长，所掌者灊朝之事也，后世则专以典牧马之政，失古意矣。周穆王命伯冏为太仆正，特作命书，所谓“侍御仆从罔匪正人，以旦夕承弼厥辟”者也。正王之服犹后世行某礼当具冕服、某礼当具皮弁服是也，正王之位如后世行某礼当御正衙、某礼当御便殿是也，出之命王之诏敕也、入之命臣之奏报也，复者何事之已行者报之于上也、逆者何事之未行者言之于上也，凡此皆太仆之所掌。当王灊朝之初出，则出次而奏于王之前，以正其位次，有不当其位者正之，既正而退于侍卫之列，及王灊朝之将毕，又出次而奏于王之前，以见朝事之毕。凡夫灊朝之时有出入之大命、有复逆之奏报，在其位者则自掌之，在公、孤、卿及群吏、庶民者则其属分掌之而总之于己，使有所稽考而不至于遗忘，时以达之于上而分付于所司而施行焉，如正典则付之夏官、宪典则付之秋官之类也，然犹恐困穷者不能以自达而急遽之事不容以暂缓，而又设四面之鼓于寝门之外，俾大仆掌其政焉。由是观之，则人君之灊朝非但以严上下之分，而惟以通上下之情可知矣。然灊朝之政若后世付之鸿胪而属之礼部可也，今乃以属之司马，何耶？昔秦章邯使长史欣请事咸阳，留司马门三日不得见，邯遂降楚；赵充国戊申上奏，甲寅玺书报下，往还才七日，果以成功。兵事贵速而忌壅蔽，盖司马掌兵政而以其属司传奏则无壅遏故也，周人之意或出此欤？
小司寇之职，掌外朝之政以致（聚也）万民而询焉（谋也），一曰询国危（有兵寇之难，谋所以安也），二曰询国迁（徙郡改邑），三曰询立君（君无适子，谋所以嗣）。其位（君臣与民所立之位），王南乡（天子南面），三公及州长、百姓北面（三公，乡老也），群臣西面（卿、大夫、士也），群吏东面（府史之类）。小司寇摈（揖之使前）以叙进而问焉（以次序而进之），以众辅志而弊谋（弊，断也。以众之谋辅王之志，又断之于王也）。
臣按：王朝有三，有内朝、有治朝、有外朝，治朝其常治事之位，内朝则退居之处也，外朝不常御，惟国家有非常之事然后御于此，致万民而询谋之焉，若夫常行之事则在治朝与群臣按古典而施行之也。《洪范》曰：“汝则有大疑，谋及乃心，谋及卿士，谋及庶人”，《诗》曰“询于刍荛”，此所谓“致万民而询焉”询及万民则卿大夫士皆在其中矣。国危则询之而求其所以安国之策，国迁则询之而求其所以徙国之方，立君则询之而求其所以嗣国之人，三者皆国之大政，必民心之所安、众论以为可然后行之。苟非遍访于人，人其不至于逆天理而拂人心也者几希。然其询之不于治朝而必于外朝者，以民之众且微，治朝之严与狭，非独不可使之亵入，亦恐不足以容之也。
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（外朝在库门之外），左九棘（朝之下其左树以棘，棘取其赤心而外刺也），孤、卿、大夫位焉，群士（上士、中士、下士）在其后；右九棘，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位焉，群吏（府吏也）在其后；面三槐（朝之前有三槐，木槐取其黄中也），三公位焉，州长、众庶在其后；左嘉石，平罢（疲急）民焉；右肺石，达穷民焉。帅其属而以鞭呼趋且辟（用鞭呼朝者使趋焉，又为之辟也），禁慢朝（怠慢不敬）、错立（参错不齐）族谈（相聚而语）者。
臣按：外朝在库门之外，最居外者也，人君不常御，国家有大礼典则于此朝会而朝士掌其法，有大疑难则于此询问而小司寇掌其政。法者经常之制，政者权宜之事也。朝着之间有上下之位、有前后之次，入者必循序渐进而不可参差，立者必肃容守次而不可错乱，非奏对不言无，故不可聚而喧哗。故当人臣朝见之时，小司寇则摈而相之使之次第而进，朝士则帅其属而用鞭号呼以肃之，使之各趋其位而知所避焉，后世人君出警入跸而鸣鞭以肃众，其原盖出于此。
《礼记玉藻》曰：朝，辨色始入，君日出而视之，退适路寝听政，使人视大夫退，然后适小寝、释服。
陈祥道曰：“朝，辨色始入，所以防微；日出而视之，所以优尊。《诗》曰”夜乡晨言，观其旗臣“，辨色始入之时也；又曰”东方明矣，朝既盈矣“，君日出而视之之时也。盖尊者体盘，卑者体蹙，体蹙者常先，体盘者常后，朝以先为勤、以后为逸，朝而臣先于君所以明分守，退而君后于臣所以防怠荒，此所以使人视大夫，大夫退而后适小寝、释服也。”
臣按：周有三朝，一曰外朝、二曰治朝、三曰内朝，亦谓之燕朝即路寝也。外朝不常御，人君每日出视治朝，见群臣以通上下之情，退适路寝，听政治以决可否之计。盖视朝之时，百官班次以列、趋跄以进，漏下无几刻尔，奏对之际，机务杂遝未易一一以详悉也，故于退朝之后再御燕寝，取其事务之急且切者重听之，与夫左右臣工所谓股肱心膂者委曲讲究，必罄竭其本末终始，如此行之则便，不如此则弊，俾上心晓然于中而奉行之臣亦灼然知其必如此而不可如彼，然后行下。如此，则朝廷所行之事皆所当行、所禁之事皆所不当行，行之万世而无弊，太平之根本在此矣。汉唐以来或五日一视朝，或三日或旬日始朝，我祖宗以勤为治无日不朝，而每日之间有早、午、晚三朝或再朝。方是之时国家多事，几务丛委，事事取自上裁，今则治定功成，百事具有成宪，每日早朝百司奏对只是按行故事，于午、晚二朝似若可省，然自古祸乱之端皆起自蒙蔽，蒙蔽之由起自上下之情不通，上下之情不通起自君臣不相接见，然徒接见而不相亲款，见犹不见也。我太祖高皇帝立法创制，于君臣之分最严，然犹恐其严而或过于亢，故御制《大诰》首篇以“君臣同游”为开卷第一义，所以示万世圣子神孙者至矣尽矣。臣愿参酌祖宗之制，每日早朝之后，遇有急切重务，成宪所不载或行之久而弊者，许承行之臣先期入奏，请御便殿具其本末源委，会集大臣面究利害，然后施行，事毕之后或从容顾问以泛及天下之事，灾异水旱之由、田里休戚之故皆许以闻，如此，则上下之情通而为泰矣。此最今日求治之要务，惟圣明注意则天下不胜幸甚。
汉有天子大会殿为周之外朝，萧何造未央宫，言前殿宜有后殿，大会殿为外朝，宫中有后殿为治朝。臣按：七年，诸侯群臣朝长乐宫，盖大朝会之所。
唐以宣政殿为前殿，谓之正衙，即古之治朝也；以紫宸殿为便殿，谓之入合，即古之燕朝也。而外别有含元殿，含元非正至大朝会不御，正衙则日见，群臣百官皆在，谓之常参。
叶梦得曰：“古者天子三朝，外朝、内朝、燕朝。外朝在王宫库门外，有非常之事则于此询万民；治朝在路门外，燕朝在路门内。盖内朝以见群臣，或谓之路朝；燕朝以听政，或谓之燕寝。汉去周未远，犹仿佛其意。唐含元殿宜如汉之大会殿，宣政、紫宸乃前、后殿，其沿习有自来矣。”
唐制，在京文武官职事九品以上朔望日朝，其文官五品以上及监察御史、员外郎、大常博士每日常参，武官五品以上仍每月五日、十一日、二十一日、二十五日参，三品以上直诸司及长上者各准职事参。若雨沾失容及泥潦并停，周丧未练、大功未葬、非供奉及宿卫官皆听不趋。
臣按：此唐朝朝参之仪制令也。汉朝参仪史不载，所载朝会之仪耳，惟《宣帝纪》中兴始五日二视事。观此，则唐之朝比汉为勤，然勤之中又有节焉，若雨沾失容、泥潦停朝，常参官周丧未练、大功未葬皆听不趋是也。臣乞于今日亦准此制，雨潦之免临时取旨，若常朝之臣有期功以下丧许其告假，下礼官定为限期，若事未讫亦许展限。如此，庶使群臣注门籍者不致虚饰，本遭丧者不托以疾。一事之举，上足以见人君体臣之仁、下足以表臣下事君之诚。
唐室升平日，常参官每日朝退赐食，谓之“廊餐”。自乾符乱离之后，祗遇月旦入合日赐食。
臣按：唐人于每日常参皆有廊餐，及朔望皆赐食，其为国费亦伙，我朝废之良是。其三大朝贺礼宴祖宗所以礼答臣下者，必须举行。
唐故事，天子日御殿见群臣曰“常参”，朔望荐食诸陵寝，有思慕之心，不能临前殿则御便殿见群臣，曰“入合”。宣政，前殿也，谓之衙，衙有仗。紫宸，便殿也，谓之合。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，乃自正衙唤仗，由合门而入，故谓之“入合”。
李琪曰：“衙，朝也，其礼尊；合，燕见也，其事杀。”琪又言：“入合有待制，次对官论事，而内殿起居一见而退，欲有言者无由自陈，非所以数见群臣之意也。”
叶梦得曰：“唐正衙日见群臣，百官皆在，谓之‘常参’，唤仗入合，百官亦随以入，则唐制天子未尝不日见百官也。其后不御正衙，紫宸所见惟大臣及内诸司，百官俟朝于正衙者传问不坐即退，则百官无复见天子矣。其后惟存朔望两朝，至五代又废，唐明宗始诏群臣每五日一随宰相入见，谓之‘起居’。”
臣按：孔子吉月必朝服而朝，盖以一月之间朔望为重，而见君必备服以尽礼。唐人制礼，于常日则隆而于朔望反杀，失所轻重矣。虽曰是日荐食陵寝，有思慕之心，盍于鸡初鸣时先行荐食之礼，昧爽乃御殿受朝乎？我祖宗以来每日先于奉先殿行礼，东朝问安然后御朝，其于父子之亲、君臣之义两尽，可以为万世帝王之法。
宋朝因唐与五代之制，文武官每日赴文明殿正衙常参，宰相一人押班；五日起居即崇德、长春二殿，中书门下为班首，其长春殿常朝则内侍省都知押班。至神宗元丰中，官制始行，诏侍从官而上日朝垂拱谓之“常参官”，百司朝官以上每五日一朝紫宸为“六参官”，在京朝官以上朔望一朝紫宸为“朔望参官”，遂为定制。
臣按：前代朝仪无一定之制，时有更改，惟我朝自祖宗以来至于今日率循旧章，一日三朝，自古帝王所无也。每日晨兴，上便服御奉天门，文东武西，侍鸣鞭毕，鸿胪卿唱入班，百官行叩头礼，分班侍立，翰林学士侍御座左，锦衣卫官侠陛西，立六科给事中分侍左右，御史分班面北立，鸿胪官属立其后，先日谢恩见辞者于鸿胪寺报名，至日先赴午门外，俟百官叩头毕，鸿胪卿对御宣奏姓名员数，于午门外行五拜三叩头礼毕，五府六部以次奏所司合行事，次通政司引入于御前面奏请旨，该司官出班承旨，大理寺以下有事出奏无则已，次礼科引差使考满官员，次六科各奏旨意题本，守卫揭贴，赏赐钞锭，次鸿胪宣奏藩府边镇所遣使臣，上命以酒饭赏赐，既而两京堂上官新升者及在外三司来朝赴任者面见，叩头毕，鸿胪卿唱奏事毕，群臣俱侧身向上立，鸣鞭毕，上乘辇，往御武英殿或文华阅章疏，日率如此，至午复出朝，晚亦如之，此每日常朝之制也。每月朔望，上具皮弁服御正殿，百官公服，叩头毕分班侍，鸿胪卿宣奏谢恩见辞员数毕，上出奉天门视朝如常仪。臣窃考前代之制，有所谓卷班、放仗、入合等名目，或失于粗略或失于烦琐，惟今日朝仪酌古准今，实为得中。洪武二十年冬十月，太祖皇帝谕大臣曰：“近者臣僚尊卑体统多未得宜，尔等宜著礼仪以为定式。”礼部尚书李原名等会官著为《礼仪定式》一书，凡三十七条，所谓朝参之礼有八焉，颁行既久而奉行者偶因一时之便遂袭以为故事，旁观者虽知其非而不敢以为言，后来者因以为当然者亦或有之。窃观前代朝会，班次、仪注皆著成图式，载在《文献通考》诸书者可考也，乞敕大臣及翰林院、鸿胪寺官将累朝实录及《礼仪定式》等书并稽洪武、永乐年间以来事例，详加讲究，隐括节润，画为图式，悬于两长安门，用以表正百官，观示列辟，俾人人知所趋避，世世得以遵守，永为定制云。（以上朝仪）
以上论王朝之礼（上）
卷四六
▲王朝之礼（中）
《汉书》：高祖七年，长乐宫成，诸侯、群臣朝十月（汉初以十月为正）。仪（叙下仪注）：先平明，谒者治礼，引以次入殿门，廷中陈车骑、戍卒、卫官，设兵，张旗帜。传曰“趋”（传声教入者急走也），殿下郎中侠陛，陛数百人。功臣、列侯、诸将军、军吏以次陈西方东乡，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乡，大行设九宾（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、孤、卿、大夫、士），胪（上传告下）句（下告上）传。于是皇帝辇出房，百官执戟传警（传声而唱警），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。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，至礼毕，尽伏。
臣按：此后世岁首行朝贺礼之始。汉承秦制，以十月为岁首故也，武帝始行夏正而以正月为岁首，然朝贺之礼则仍其旧用十月焉，至后汉始命行朝会礼于正月。此礼三代以前虽未有其制，然岁序更端之始，万物维新，而凡为臣子者毕来朝会以致其履端之庆，亦义之当然也。
《晋书礼志》云：魏晋冬至日受方国及百僚称贺，因令会其仪亚于献岁之旦。
臣按：此后世冬至行朝贺礼之始。蔡邕《独断》曰：“冬至阳气起、君道长，故贺；夏至阴气起、君道衰，故不贺。”宋人于五月朔亦贺，非是。《唐书》：玄宗以帝生日为千秋节。
臣按：此后世人君以始生日为节而表贺之始。此前代每一君为一节，如宋太祖为长春节、太宗为乾明节之类，在我朝列圣一以万寿圣节为名，未有易也。窃惟今日承前代故事为三大节，元旦、冬至、圣诞是也。前代惟至日行礼，未有先期习仪者，有之始自我朝。盖以此礼虽非唐虞三代之制，然臣子所以致敬君上而敦其水木本源之心，以致其祝颂补报之愿者于是乎在，苟群聚于一时而不豫习于先日，则不免临期参差失误。故凡遇三大朝，若内若外先期二日于寺观演习者，谨之至也，谨之至以其礼之大。（以上朝贺礼）
《虞书》：群后四朝，敷奏以言，明试以功，车服以庸（民功曰庸）。
朱熹曰：“五载之内，天子巡狩者一、诸侯来朝者四，盖巡狩之明年则东方诸侯来朝于天子之国，又明年则南方之诸侯来朝，又明年则西方之诸侯来朝，又明年则北方之诸侯来朝，又明年则天子复巡狩。”
程颐曰：“敷奏以言者，使各陈其为治之说。言之善者则从而明考其功，有功则赐车服以旌异之，其言不善则亦有以告饬之也。”
臣按：有虞之世，巡守之年四方诸侯随地各朝于方岳，巡守之后四方诸侯分年各朝于京师，盖是时封建之制行，诸侯世守其国，恐其岁月易流、人心易懈、上下易隔，故其为制如此。若夫罢侯置守之后，任用不久，迁补无常，因时制宜，惟可行三年朝觐之典、三考黜陟之法焉。本朝虽无虞朝群后四朝之制，然三年朝觐、三考黜陟盖得有虞之意于千载之下也。
《周礼》：大行人（主宾客之官）掌大宾之礼及大客之仪以亲诸侯，春朝诸侯而图天下之事（图其可否），秋觐以比邦国之功（比其高下），夏宗以陈天下之谟（谋有是非），冬遇以协诸侯之虑（虑有异同），时会以发四方之禁（无常时相见也），殷同以施天下之政（众见曰同），时聘以结诸侯之好（时聘曰问，结其恩好），殷覜以除邦国之慝（殷覜曰视，除其恶慝），间问以谕诸侯之志（问岁一问），归脉以交诸侯之福（分祭祀之胙，同其福嘏），贺庆以赞诸侯之喜（有喜庆事则庆贺之），致禬以补诸侯之灾（禬，祈禳也。有灾则补助之）。
臣按：先儒有言，君臣之礼不可以不接，不接则上恩不下流，下情不上达，嫌疑易以生，毁誉易以入。《易》天地不交则否，柔进而上行则锡马蕃庶，昼日三接也。先王知其如此，故制诸侯之朝，以之图事比功、陈谟协虑、发禁施政，则言何以不见纳，行何以不见知，奸邪何以介其间，左右何以塞其路，汉刺史奏事京师，其亦知此意欤？粤自秦罢侯置守，此礼不复讲，然后世所谓部使者、监司、守令即古者诸侯也，其制虽不可卒复，其意则不可以不存。盖天子奉天命以治天之民，所以致天子之命而施之民者，监司、守令也。分虽悬绝而心则不可以不亲，亲之为言亲昵恩爱之谓也。古者天子制为是礼以亲当世之诸侯，世异势殊，其礼虽不能一一行之于今，然能即前日所以亲诸侯之心以为今日所以亲监司、守令之礼，千古犹一日也。大行人所掌者，朝、觐、宗、遇、会、同六者，诸侯致觐于王者也；间问、归赈、贺庆、致禬四者，天子致爱于诸侯者也。诸侯以礼致其敬，天子以仁致其爱，尊卑之意通，上下之诚达，尚何猜疑间二之为患哉？先王所以亲诸侯也如此，后世人主其尚体古人亲诸侯之心以亲今日监司、守令乎？
《礼记》：天子当依（上声）而立，诸侯北面而见天子，曰觐。天子当宁而立，诸公东面、诸侯西面，曰朝。
郑玄曰：“依状如屏风，以绛为质，高八尺，东西当户牖之间，绣为斧文，亦曰‘斧’。天子见诸侯则依而立，负之而南面以对诸侯也。宁者，门屏之间谓之宁，人君视朝所宁立处，盖伫立以待诸侯之至。”
游桂曰：“礼不可一端尽也，不有君臣相临之礼则无以见大君之尊，不有宾主相与之礼则无以见同姓异姓亲亲之恩。夫诸侯之中有伯父焉、有叔父焉、有伯舅焉、有叔舅焉、有兄弟焉、有昏姻焉，三王家天下，所恃以为天下者不独恃其形势也，天子以亲亲之恩而临诸侯，诸侯亦以亲亲之恩而报天子，上下相睦，同奖一姓，所以数百年长久安宁而无患，由此之故。且尊卑之分不统于一，圣人固以为不可，天子之尊、诸侯之卑，其自然之分固也，然诸父、兄弟、舅甥、昏姻相去之远而久不相见，于其来朝忘亲亲之恩，专以分临之，圣人之心无乃有所不安于此，此亲亲之恩、宾主之礼所以行于春朝而异于觐礼之受于庙，而臣皆北面也。此三代之至文，圣人待诸侯之礼备矣。”
臣按：三代之时，封建诸侯以分治其民，其所以分土而为诸侯者，非王室懿亲则有功之臣及前代之后也。自秦罢侯置守，列为郡县之制，历代分封宗室及有勋庸之臣多无分地，其间亲王固有之国者，然亦有不出国门者焉。我太祖分封亲藩以大国，虽有分地而无分民，其制虽不尽合于周，然斟酌汉唐之制最得其中。制为礼仪，凡亲王来朝，在外廷则行君臣礼，于便殿则行家人礼，既有以尚亲亲之恩，又有以存君臣之义，盖得三代所以待诸侯之礼。若前代专用君臣礼则过于无恩，专用亲亲礼则过于无义，皆非中道也。（以上诸侯来朝礼）
《周礼》：大宗伯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，以飨燕之礼亲四方之宾客。
郑玄曰：“亲者使之相亲，人君有食宗族饮食之礼，所以亲之也。《文王世子》曰‘族食世降一等’，大传曰：‘系之以姓而分别，缀之以食而弗殊，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。’”
王安石曰：“宗族兄弟饮食之而已，致其爱故也；四方宾客则有飨燕之礼，致其敬故也。”
臣按：燕飨之礼不同，飨以训恭俭，燕以示慈惠，然皆所以饮食之也。
大行人以九仪辨诸侯之命、等诸侯之爵，以同邦国之礼而待其宾客。上公之礼，飨礼九献、食礼九举；诸侯之礼，飨礼七献、食礼七举，诸伯如诸侯之礼；子、男，飨礼五献、食礼五举。
郑玄曰：“九仪，谓命者五，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、也；爵者四，孤、卿、大夫、士也。”
吴澂曰：“飨礼者设盛礼以饮宾也，公九献、侯伯七献、子男五献。食礼者以饮为主也，举者一曰举牲体也、一曰举乐也，公九举、侯伯七举、子男五举。”
掌客掌四方宾客之牢礼、饩献、饮食之等数，与其政治。王合诸侯而飨礼则具十有二牢，庶具百物备，诸侯长（谓上公九命作伯者）十有再献。
贾公彦曰：“鲁哀公七年，吴来征百牢，子服景伯对曰：‘周之王也，制礼上物不过十二，以为天之大数也。’上公以九为节，则十二者是王礼之数。”
臣按：古者天子之于宾客有飨、有燕，飨在朝、燕在寝，飨重而燕轻，飨则君亲献、燕则不亲献。
《诗序》曰：《鹿鸣》，燕群臣嘉宾也。既饮食之，又实币帛筐篚以将其厚意，然后忠臣、嘉宾得尽其心矣。
朱熹曰：“雅者，正也。正小雅，燕享之乐也，欢忻和悦以尽群下之情。《鹿鸣》，燕飨宾客之诗也。盖君臣之分以严为主，朝廷之礼以敬为主，然一于严敬则情或不通，而无以尽其忠告之益，故先王因其饮食聚会而制为燕飨之礼以通上下之情，而其乐歌又以鹿鸣起兴，而言其礼意之厚如此，庶乎人之好我而示我以大道也。记曰‘私惠不归德，君子不自留焉’，盖其所望于群臣嘉宾者，唯在于示我以大道，则必不以私惠为德而自留矣。呜呼，此其所以和乐而不淫也与。”
范祖禹曰：“食之以礼，乐之以乐，将之以实，求之以诚，此所以得其心也。贤者岂以饮食、币帛为悦哉？夫昏姻不备则贞女不行也，礼乐不备则贤者不处也，贤者不处则岂得乐而尽其心乎？”
真德秀曰：“鹿食苹则相呼呦呦焉而乐，君臣宾主之相乐亦犹是也。”
臣按：《易》言天地交而为泰，观《鹿鸣》诸诗，天子所以燕飨其臣者如此，此泰和之治，所以后世不能及欤。《四牡》，劳使臣之来也。
朱熹曰：“此劳使臣之诗也。夫君之使臣、臣之事君，礼也。故为臣者奔走于王事，特以尽其职分之所当为而已，何敢自以为劳哉？然君之心则不敢以是而自安也，故燕飨之际叙其情而闵其劳，言驾此四牡而出使于外，其道路之回远如此，当是时岂不思归乎？特以王事不可以不坚固，不敢徇私以废公，是以内顾而伤悲也。臣劳于事而不自言，君探其情而代之言，上下之间可谓各尽其道矣。”
范祖禹曰：“臣之事上也，必先公而后私；君之劳臣也，必先恩而后义。”《皇皇者华》，君遣使臣也。
朱熹曰：“此遣使臣之诗也。君之使臣，固欲其宣上德而达下情，而臣之受命，亦唯恐其无以副君之意也。”《常棣》，燕兄弟也。毛苌曰：“常棣之木，众华俱发，实靴靴而光明，故兴兄弟。”
朱熹曰：“此燕兄弟之乐歌。故言常棣之华则其鄂然而外见者，岂不靴靴华乎？凡今之人，则岂有如兄弟者乎？”
吕祖谦曰：“疏其所亲而亲其所疏，此失其本心者也。故此诗反复言朋友之不如兄弟，盖示之以亲疏之分，使之反循其本也。”
《伐木》，燕朋友故旧也。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须友以成者，亲亲以睦，友贤不弃，不遗故旧，则民德归厚矣。其末章曰：伐木于阪，酾酒（以茅愊去其糟）有衍（多也）。笾豆有践（陈列貌），兄弟无远（言皆在也）。民之失德，干糇（食之薄者）以愆（过也）。有酒湑（亦酾也）我，无酒酤（买也）我。坎坎鼓我，蹲蹲舞我。迨我暇矣，饮此湑矣。
朱熹曰：“此燕朋友故旧之乐歌。末章言人之所以至于失朋友之义者，非必有大故，或但以干糇之薄不以分人而至于有愆耳。故我于朋友不计有无，但及闲暇则饮酒以相乐也。”
臣按：此诗可见人君之于其臣下，非但有大燕享，若夫闲暇之时，其于诸侯诸舅、朋友故旧亦必有燕饮以笃其恩义云。《天保》，下报上也。
古注曰：“《鹿鸣》至《伐木》皆君所以下其臣，臣亦归美于上，崇君之尊而福禄之以答其歌。”
朱熹曰：“人君以《鹿鸣》以下五诗燕其臣，臣受赐者歌此诗以答其君，言天之安定我君，使之获福也。”
王安石曰：“君恩至重，臣虽有犬马之劳不足以上答，故惟称其福禄以报之，此出于欢心而不强以为者也。”
朱熹曰：“当是时，君以《鹿鸣》《四牡》《皇华》燕群臣，以《常棣》燕兄弟，以《伐木》燕朋友，而臣之所以答其君者如此。君燕其臣，臣媚其君，此所以上下交、德业成而均享盛大悠久之福也与。”
臣按：古者人君以嘉礼宾之者有四焉，宗族兄弟也、朋友故旧也、孤卿大夫士也、公侯伯子男也；其礼之行也有飨焉、有食焉、有燕焉。然其燕也，有因祭而馂、有因劳而劳、有因闲暇而会。所谓飨者，烹太牢以饮宾，几设而不倚，爵盈而不饮，以训恭俭也。食者，是于飨礼之中举乐以荐牲体焉。燕则异于飨食之礼，示以慈惠，其乐无算也取其而已，其爵无算也取其醉而已。至若《中庸》曰“燕毛所以序齿”、《坊记》曰“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”则是祭毕而燕，《四牡》《皇皇者华》所歌则是因劳而劳，《伐木》之乱所谓“迨我暇矣，饮此湑矣”则是因闲暇而时会也。噫，三代盛时上下之情相亲相爱有如此者，后世人主之于臣下以势临之而已，以利啖之而已，以法驱之而已，无复三代和合亲比气象，凡其所以岁时燕飨之者，一惟按故事而姑为之礼焉耳，若夫朝夕所以相与燕好而饮食者，不出乎宫闱永巷之中、左右便辟使令之人，治欲复古，得乎？
《蓼萧》诗之首章曰：蓼（长大貌）彼萧（艾也）斯，零露湑（湑湑然萧上露貌）兮。既见君子（指诸侯言），我心写（输写）兮。燕（谓燕饮）笑语兮，是以有誉（善誉也）处（安乐也）兮。
朱熹曰：“诸侯朝于天子，天子与之燕以示慈惠，故歌此诗。言蓼彼萧斯则零露湑然矣，既见君子，则我心输写而无留恨矣，是以燕笑语而有誉处也。其曰既见，盖于其初燕而歌之也。”
臣按：先儒谓诸侯来朝天子，天子见之而得以输写其心而无所留隐，相与燕饮，笑语和悦，则上下可以保有声誉与和乐也。苟上之于下也有所疑而不敢尽其情，下之于上也有所畏而不敢申其意，则是上下不交，否之时也。祸端乱萌皆由于此，尚何保有其安乐于长久乎？
《湛露》，天子燕诸侯也。其诗曰：湛湛（露盛貌）露斯，匪阳不晞（干也）。厌厌（安久足也）夜饮（和燕），不醉无归。湛湛露斯，在彼丰（茂也）草。厌厌夜饮，在宗（宗室路寝之属）载考（成也，在宗室而成燕礼）。湛湛露斯，在彼杞棘。显（明）允（信）君子（指诸侯为宾者），莫不令（善也）德。其桐其椅，其实离离（垂也）。岂弟君子，莫不令仪。
朱熹曰：“此亦天子燕诸侯之诗。言湛湛露斯非日则不晞，以兴厌厌夜饮不醉则不归，盖于其夜饮之终而歌之也。令德，谓其饮多而不乱，德足以将之也。令仪，言醉而不丧其威仪也。”
臣按：先儒谓此诗前两章厌厌夜饮所以道其情之相亲也，后两章言令德令仪又美其德将而无醉也，是诗盖于褒美之中而寓规戒之意。
《左传》：昭公五年，楚■启强曰：“圣王务行礼，朝聘有圭，享（飨也）覜（见也）有璋，小有述职（诸侯适天子），大有巡功（天子巡守），设几而不倚，爵盈而不饮（言务行礼），宴有好货，飧有陪（加也）鼎，入有郊劳，出有赠贿，礼之至也。”
臣按：设几而不倚、爵盈而不饮，即《聘仪》所谓酒清人渴而不敢饮、肉干人饥而不敢食也。宴有好货，即《诗序》所谓《鹿鸣》燕群臣嘉宾，既饮食之又实币帛筐篚以将其厚意也。古者人君之于臣下有享礼以严其分，有燕礼以通其情，此上下所以交而为泰也欤。
汉高祖长乐宫成，诸侯群臣皆朝贺，礼毕置法酒（犹言礼酌不饮至醉），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（抑，屈也），以尊卑次起上寿。觞九行，谒者言罢酒。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。
臣按：此后世大朝贺宴会之礼所由起。自汉行岁首庆贺礼，魏晋以后又有贺冬至礼，唐中叶又有所谓贺生日礼，皆于是日行礼毕设大宴以享百官。我朝礼仪视前代为备，文臣四品以上及诸学士、武臣都督以上皆宴殿上，经筵官及翰林讲读官、尚宝卿、六科都给事中暨文臣五品堂上官、武臣都指挥以上官宴中左、中右门，翰林院、中书舍人、左右春坊、御史、钦天监、太医院、鸿胪寺官及五品以上陪祀官宴于丹墀。是日行礼毕，该宴官更衣立殿外，俟上至升座乐作，入拜进花进酒，跪俟上饮讫乃起，即席簪花啐酒，酒凡九进，汤五进，群臣则杀其二。每岁三大朝贺及郊祀礼成，行庆成礼凡四举焉，遇有故则赐钞以代宴，惟庆成则否。臣窃以谓正旦、长至遇故免宴可也，惟万寿圣节天下藩服重臣亲赍表贺有自万里而来者，无不望一沾醉酒饱德之恩，请命礼官举行之。
《宋志》：宴飨之设，所以训恭俭、示惠慈也。宋制，常以春秋之季仲月及诞圣节、郊祀、藉田礼毕，巡幸还京，凡国有大庆，皆大宴群臣于集英殿，次宴紫宸殿，小宴垂拱殿。有司预于殿庭设山楼排场，为群仙队仗、六番进贡、九龙五凤之状。宰相率百官入，宣徽、合门通唱，致辞谢，宰相升殿进酒，各就坐，酒九行（曲宴七行或五行）。每上举酒，群臣立侍，次宰相、次百官举酒，或传旨命釂，即皆搢笏起饮，再拜（曲宴多不拜）。或上寿、更衣，赐花有差。其郊祀、藉田礼毕皆设大宴。上元观灯及苑囿、池籞、观稼、较猎，游幸所至，亦常以暮春召近臣赏花、钓鱼于苑中，其或两府使相赴镇还朝，咸赐宴。
臣按：此宋朝赐宴之仪。臣闻国朝洪武、永乐、宣德中时有赐宴，近年以来，虽三大朝贺盖久不举，而所谓曲宴者益稀阔矣。窃惟一张一弛，文武之道，人臣终岁勤劬职业，幸而得一日醉饱之欢，是乃君上莫大之恩泽。古之人君所以致其臣庶竭忠尽力，以至于殉国以身，此亦其一机也，但不可施诸非其人而流于亵耳。
宋太宗时，直史馆陈靖言：“古之宴飨者所以省祸福而观威仪也，故宴以礼成，宾以贤序，《风》《雅》之作，兹为盛焉。伏见内殿赐宴，群臣拜舞方毕，趋驰就席，品列之序纠纷无别，及至尊举爵，群臣起立先后不整，俯仰失节。欲望令有司预依品位告谕，其有逾越班次、拜起失节、喧哗者并令纠举。”
至道中，御史中丞李昌龄言：“广宴之设以均饫赐，供事禁庭，当定员数，籍姓名以谨其出入。酒殽之司或亏精洁，望分命中使巡察。”从之。
真宗咸平三年，学士梁颢请以春秋大宴、小宴、赏花、行幸为四图，颁下合门遵守。从之。
臣按：人君赐宴于臣，人臣受宴于君，非徒饮之食之而已也，内则以广恩惠，外则以观威仪，施恩者固当以礼，受赐者尤当以敬，苟进退拜起之无节，固臣之罪矣。若夫酒瑽之或亏精洁，礼度之或至简略，亦岂人君礼待其下之道哉？李昌龄请命中使巡察，梁颢请以所宴为图，在今日亦所宜行焉。（以上燕飨）
《虞书》：岁二月（当巡守之年二月）东巡守，至于岱宗（泰山），柴（燔柴祀天），望（望祭山川）秩（牲币祝号次第）于山川，肆觐东后（东方诸侯），协时（四时）月（月之大小）正日（日之甲乙），同律（十二律）度（分、寸、尺、丈）量（龠、合、升、斗、斛）衡（铢、两、斤、钧、石），修五礼（吉、凶、军、宾、嘉）、五玉（三圭二璧）、三帛（纁、玄、黄）、二生（羔、雁）、一死（雉）贽（贽所执以相见者），如（同也）五器（五礼之器），卒（毕也）乃复。五月南巡守，至于南岳（衡山），如岱礼。八月西巡守，至于西岳（华山），如初。十月一月朔巡守，至于北岳（恒山），如西礼。归，格（至于）于艺祖（即文祖），用特（一牛）。五载一巡守。
朱熹曰：“卒乃复者，举祀礼、觐诸侯、一正朔、同制度、修五礼、如五器数事皆毕，则不从东行而遂南向且转而南行，故曰卒乃复。二月东、五月南、八月西、十一月北，各以其时也。古者君将出必告于祖祢，归又至其庙而告之，孝子不忍死其亲，出告反面之义也。”
吕祖谦曰：“巡守而归，苟民物有一不得其所，其见祖庙有愧必矣。想舜归格之时，此心无愧对越，在庙慰惬可知也。”
臣按：先儒有言，巡守所以维持封建。后世罢封建以为郡县之制，万方一国，四海一家，如肢体之分布，如心手之相应，万里如在殿廷，州县如在辇毂，挈其领而裘随，举其纲而纲顺，政不必屈九重之尊、千乘万骑禁卫、百司庶府之扈从以劳民而伤财也。苟虑事久而弊生，而欲有以考察而振作之，遣一介之臣、付方尺之诏，玺书所至，如帝亲行，天威不违，天颜咫尺，孰敢懈怠哉？然则帝舜巡守非欤？臣故曰巡守所以维持封建也。
大行人，十有二岁，王巡守殷国。
王安石曰：“王巡守则诸侯各朝于方岳，王不巡守则会诸侯而殷见，或巡守或殷国，其出而省焉一也。”
吕祖谦曰：“巡守之礼，此乃维持治具，提摄人心，圣人运天下妙处。大抵人心久必易散，政事久必有阙，一次巡守又提摄整顿一次，此所以新新不已之意。然唐虞五载一巡守，周却十二年，何故？盖周时文治渐成，礼文渐备，所以十二年方举巡守之事，此是成王知时变、识会通处。”
臣按：吕氏谓舜五载巡守，周十二年巡守，为成王知时变、识会通，臣窃以谓在虞时则可五载，在周时则可十二年，在后世罢封建立州郡之时，守令不世官，政令守成宪，虽屡世可也。在今日时变会通之要，所以提摄整顿之者，诚能择任大臣，每五年一次分遣巡行天下，如汉、唐故事，虽非古典，亦古意也。
《孟子》：天子适诸侯曰巡守，巡守者巡所守也；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，述职者述所职也，无非事者。春省耕而补不足，秋省敛而助不给，夏谚曰：“吾王不游，吾何以休。吾王不豫，吾何以助。一游一豫，为诸侯度。”今也不然，师行而粮食，饥者弗食，劳者弗息，肙肙胥谗，民乃作慝，方命虐民，饮食若流，流连荒亡，为诸侯忧。从流下而忘反谓之流，从流上而忘反谓之连，从兽无厌谓之荒，乐酒无厌谓之亡。
朱熹曰：“巡所守，巡行诸侯所守之土也。述所职，陈其所受之职也，皆无有无事而空行者。而又春秋循行郊野，察民之所不足而补助之，故夏谚以为王者一游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，而诸侯皆取法焉，不敢无事慢游以病其民也。”
臣按：天理人欲同行异情，游豫为诸侯度天理也，流连为诸侯忧人欲也。孟子言古之帝王与今之诸侯，其游豫虽同而其所以游豫者，一则为诸侯之法，一则为诸侯之忧，天理、人欲之异也。
秦始皇二十七年，巡陇西、北地，出鸡头山，过回中。
臣按：有虞之时五年一巡守，周十有二年王乃时巡，所以省方观民，非为游乐也，然又必以四岳为底止之地，出必有期，行必有方。未有频年出行游荡如始皇者也，今年巡陇西、北地至回中，明年上邹峄，继是渡淮浮江至南郡，登之罘刻碣石门，至云梦，上会稽，直至沙丘崩而后已。其后汉武、隋炀亦效尤焉，汉武幸而不败，然海内虚耗，所损亦多矣，炀帝南游竟死于江都。说者谓二君者假望秩省方之说以济其流连荒亡之举，千乘万骑无岁不出，遐方下国无地不到，至于民怨盗起，覆祚殒身曾不旋踵。虽秦、隋所以召亡者固非一端，然傥非游荡无度，则河决鱼烂之势亦未应如是其促也。
《文中子》：叔恬曰：“舜一岁而巡五岳，国不废而民不劳，何也？”曰：“无他，道也。兵卫少而征求寡也。”
臣按：时异世殊，上古之时风气淳朴，人用未滋，故人君所以奉身用度者未至于华靡，故其巡行兵卫可以不备，而征求不至于过多。后则不然，虽时君有仁爱之心、恭俭之德，然兵卫少则不足以防奸，征求寡则不足以备用，不若深居九重，求贤审官，内委任大臣以帅其属，外分命大臣以治其方，则垂拱仰成，不出国门而天下治矣。（以上巡守）
以上论王朝之礼（中）
卷四七
▲王朝之禮（下）
《儀禮》：大射之儀，君有命戒射，宰戒百官有事於射者，射人戒諸公、卿、大夫射，司士戒士射與讚者（讚，佐也，謂士佐執事不射者）。前射三日，宰夫戒宰及司馬、射人，宿視滌。
臣按：宰，塚宰，天官治卿也。將有祭祀之事當射，宰告於君，君乃命之，射人則戒公、卿、大夫之與射者，司士則戒士之為讚佐者。前射之三日，宰夫則戒塚宰與司馬。凡大射則合其六耦，而司馬又俾其屬。所謂射人者，溉滌其禮器及掃除其射宮焉。
《射義》曰：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、卿、大夫、士，射者男子之事也，因而飾之以禮樂也。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為以立德行者，莫若射，故聖王務焉。
鄭玄曰：“射者男子之事，謂生有懸弧之義也。”
方愨曰：“天子大射則共虎侯、熊侯、豹侯，虎侯則天子所自射也，熊侯則助祭諸侯所射也，豹侯則卿、大夫、士所射也。射之中否足以觀人之賢不肖，故天子以之選人焉。以之選人而天子亦自射者，以身率之也。或先行燕禮，或先行鄉飲酒之禮，所謂飭之以禮也。或以《騶虞》為節，或以《狸首》為節，所謂飭之以樂也。”
古者天子之製，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，天子試之於射宮，其容體比於禮、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，其容體不比於禮、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。
葉夢得曰：“貢士而擇之助祭者，所以示敬而不敢專爵祿也。”
《周禮》：射人掌國之三公、孤、卿、大夫之位，三公北麵，孤東麵，卿、大夫西麵，諸侯在朝則皆北麵，詔相其法。若有國事則掌其戒令，詔相其事，掌其治達。
鄭玄曰：“位，將射始入見君之位。諸侯來朝，王與之射於朝者皆北麵，從三公位，法其禮儀也。國事謂若王有祭祀之事，諸侯當助其薦獻者也。戒令，告以齊與期。掌其治達，謂諸侯因與王射及助祭而有所治，受而達之於王，王有命又受而下之。”
臣按：先王於祭祀賓燕之事則必有射，方其與諸侯行賓射之禮，則國之三公、孤、卿、大夫預焉，故射人掌其位也。三公北麵，答君也；孤東麵，佑王也；卿、大夫西麵，佐王也。大射有士而此士不預者，射人所掌乃賓射，而大射則選賢與祭也，故亦及士焉。
以射法治射儀，王以六耦（兩人為耦）射三侯（熊、虎、豹），三獲（執旌而告獲者）、三容（三人容設之以蔽待獲者），樂以《騶虞》（以歌為節），九節（以九為數）五正（以五采為正鵠）；諸侯以四耦，射二侯，二獲、二容，樂以《狸首》（今詩亡），七節三正（朱、白、蒼三色）；孤、卿、大夫以三耦，射一射（麋侯也），一獲、一容，樂以《采袴》，五節二正（朱、綠）；士以三耦，射（胡犬）侯，一獲、一容，樂以《采繁》，五節二正（與孤、卿同）。
陳澔曰：“節者，歌詩以為發矢之節度也。一終為一節，尊卑之節雖多少不同，而四節以盡乘矢則同，如《騶虞》九節則先歌五節以聽，餘四節則發四矢也，七節者三節先以聽，五節者一節先以聽也。四詩唯《狸首》亡。”
臣按：先儒有言，射者男子之所有事者也。天子無事則用之於禮義，故有大射、賓射之禮，所以習容習藝，觀德而選士；天子有事則用之於戰勝，故主皮、主力，所以禦侮克敵也。大射之禮詳見《儀禮》本文。（以上大射）
《周禮》：甸祝掌四時之田（春郤、夏苗、秋獮、冬狩）表（立表以祭）貉（師祭也，與祃同）之祝號，舍奠於祖廟（告祖廟而後田也），禰（父廟）亦如之。師甸（用師以田），致禽於虞中（所表之處），乃屬禽（別其種類）。及郊，饁（饋也）獸，舍奠於祖禰，乃斂（頒也）禽。絺（禱也）牲、絺馬（禱牲與馬之祭），皆掌其祝號。
臣按：四時之田，春郤、夏苗、秋獮、冬狩也。田者，習兵之禮，故人君將田，立表以祭謂之表貉，祭於立表之處，無壇壝，置甲胄弓矢於神座之側，建槊於神座之後，告將師田也。既田，虞人植旗所祃之地，以所得之禽各以其類聚之，用以饁饋於郊，薦於四方群兆，入以釋奠於祖禰，告至也。斂禽者，擇其三十入於臘人以為幹豆，備祀享祭焉，既而又以所斂之禽祭禱於牲牢之神以求其肥腯，祭禱於馬祖之神以求其孔阜。由是以觀，先王之田其有禮也如此，非專為遊畋也。
跡人（主跡知鳥獸之處）掌邦田之地政，為之厲禁而守之。凡田獵者受令焉，禁麛（鹿子）卵者與其毒矢射者。鄭玄曰：“禁麛卵與其毒矢射者，為其夭物且害心多也。”
田仆掌馭田路（即巾車之木路）以田（田獵也）、以鄙（巡行郡縣），掌佐車（田車副貳）之政，設驅（謂驅禽使前）逆之車，令獲者植旌，及獻比禽（比次其大小之類）。凡田，王提馬而走（使人扣而舉其馬），諸侯晉（使人扣而仰其馬），大夫馳（放而不扣）。
王安石曰：“提，節之；晉，進之；馳則亟進之。尊者安舒，卑者速戚。”
臣按：古者田獵之禮，蓋因之以修武事、備牲豆，非以恣其殺戮之心，以為馳騁之娛也。是以三代盛王因之以行禮，不得已而為之，故必擇仆禦之人以掌佐車之政，故於王之馬則提之，提之者扣舉之使不至於奔逸而傾跌也。昔漢武帝好田獵，嚐自擊熊豕、馳逐野獸，司馬相如借楚為諭，作賦諷之曰：“終日馳騁，勞神苦形，罷車馬之用，抗士卒之情，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，務在獨樂不顧眾庶，忘國家之政，貪雉兔之獲，仁者不為也。”其後又上疏諫，有曰：“卒然遇逸材之獸，犯屬車之塵，輿不及還，轅人不暇施巧，雖有烏獲、逄蒙之技不得用，枯木朽株盡為難矣。”言尤切直。（詳見前《衍義》）
《詩序》：《車攻》，宣王複古也。宣王能內修政事，外攘夷狄，複文、武之竟土，修車馬，備器械，複會諸侯於東都，因田獵而選車徒焉。其第七章詩曰：蕭蕭馬鳴，悠悠旆旌。徒禦不驚，大庖不盈。
朱熹曰：“古者田獵獲禽，麵傷（謂當麵射之）不獻，踐（音剪）毛（謂在傍逆射）不獻，不成禽不獻（惡其害細小）。擇取三等，自左膘（脅後髀前肉也）而射之達於右腢（肩前）為上殺，以為幹豆奉宗廟；達右耳本者次之，以為賓客；射右髀（股外）達於右祇（音，遝脅也）為下殺，以充君庖。每禽取三十焉，每等得十，其餘以與士大夫習射為澤宮，中者取之。是以獲雖多而君庖不盈也。張子曰：‘饌雖多而無餘者，均及於眾而有法耳。凡事有法，則何患乎不均也’。”
臣按：宣王中興，因田獵以選車徒，蓋非為流連荒亡之舉也，然又循理守法而不從欲以多取，取之而不盡以用焉，此所以為王者之事也。《春秋》：魯桓公四年，春正月，公狩於郎。
胡安國曰：“戎祀國之大事，狩所以講大事也，用民以訓軍旅所以示之武而威天下，取物以祭宗廟所以示之孝而順天下。故中春教振旅遂以綍，中夏教茇舍遂以苗，中秋教治兵遂以獮，中冬教大閱遂以狩，然不時則傷農，不地則害物，如鄭有原圃、秦有具囿，皆常所也。違其常所，犯害民物而百姓苦之，則將聞車馬之音、見羽旄之美，舉疾首蹙額而相告，可不謹乎？以非其地而必書，是《春秋》謹於微之意也，每謹於微然後主德全矣。”
臣按：古者田獵之禮所以訓軍旅之事，為宗廟之祭，非以從禽而為樂也，然必度閑曠之地以為囿，而於農隙之時行之，蓋恐妨農事、傷民業也。
《春秋左傳》：隱公元年，魯臧僖伯曰：“春綍（郤索禽獸之不孕者）、夏苗（為苗除害）、秋獮（順秋氣殺也）、冬狩（圍也），皆於農隙以講事也。鳥獸之肉不登於俎，皮、革、齒、牙、骨、角、毛、羽不登於器，則公不射，古之製也。若夫山林川澤之實（山林，材木、樵薪之類；川澤，菱芡、魚鱉之類）、器用之資（所資取以為器用者），皂隸之事（微賤小臣所掌之事）、官司之守（百官有司之守），非君所及也。”
臣按：僖伯此言，蓋謂人君田獵行禮而已，而實無所利之。
《王製》：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，一為幹豆，二為賓客，三為充君之庖。
孔穎達曰：“無事，謂無征伐出行、喪凶之事。歲三田，謂幹豆以下三事也。一為幹豆，上殺者也；二為賓客，中殺者也；三充君庖，下殺者也。”
臣按：幹豆所以奉神，賓客所以奉人，充庖所以奉己。先神而後人，先人而後己，蓋厚所養而薄所以自養也。三田與《易》言“獲三品”同義，公羊氏以為夏不田，非是。
無事不田曰不敬，田不以禮曰暴天物。天子不合圍（四麵圍之也），諸侯不掩群（掩襲而舉之也）。天子殺則下大綏（旌旗之屬），諸侯殺則下小綏，大夫殺則止佐車，佐車止則百姓田獵。
鄭玄曰：“合圍、掩群為盡物。”
馬耇孟曰：“自天子不合圍至百姓田獵，此田以禮之事也。蓋田所以供祖廟，可田而不田則是謂祭無益，故曰不敬。田雖以殺為尚，而殺之中又有禮焉，故曰不以禮，雖為之詭遇，一朝而獲十，君子不取也。天子勢足以合圍而不合圍，諸侯勢足以掩群而不掩群，此非特田之以禮，又示其有愛物之仁也。”
臣按：成湯見祝綱者四麵皆離其綱，乃解其三麵祝曰：“欲左者左，欲右者右，欲高者高，欲下者下，吾取其犯命者。”其憚害物也如是。漢南之國聞之，曰：“湯之德及禽獸矣。”四十國歸之。是時湯猶為諸侯，其解三麵之綱，非但不掩群也，愛物之心如此，其仁民又何如哉？
獺祭魚（孟春之月）然後虞人入澤梁（絕水取魚者），豺祭獸（季秋之月）然後田獵，鳩化為鷹（仲秋之月）然後設罻羅（捕鳥之網），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，昆蟲未蟄不以火田，不麛（獸子之通稱），不卵，不殺胎，不夭（斷殺之也）夭（禽獸之稚者），不覆巢。
臣按：說者謂此十者皆田之禮，順時序廣仁義也。臣竊以為此十者非但行禮之時然也，古者聖王凡其心之所存、耳目之所見聞、日用之所飲食用度，莫不恒存仁民愛物之心。故其於禽獸也，見其生不忍見其死，聞其聲不忍食其肉，魚肉不入廟門，鳥獸不成毫毛不登庖廚。所以然者，蓋以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，其所以貪生而畏死者亦初與人不異也，故聖王之取之也必以其時，而用之也必有其節，其不忍之心恒因其所及而推至於其所不及。此無他，體天地好生之心以廣為仁之術也。
漢賈誼《新書》曰：傳曰春曰綍、夏曰苗、秋曰獮、冬曰狩，苗者謂何？曰苗，毛也，取之不圍澤、不掩群，取大禽不麛、不卵、不殺孕重者。春綍者不殺小麛及孕重者，冬狩皆取之，百姓皆出不失其時，不抵禽、不詭遇，逐不出防，此苗、獮、綍、狩之義也。故苗、獮、綍、狩之禮，簡其戎事也，故苗者毛取之，綍者搜索之，狩者守留之。夏不田何也？天地陰陽盛長之時，猛獸不攫、鷙鳥不摶、蝮蠆不螫，鳥獸蟲蛇且知應天，而況人乎哉？是以古者必有豢牢，其謂之畋何？聖人舉事必反本，五穀者以奉宗廟、養萬民也，去禽獸害稼穡者，故以田言之，聖人作名號而事義可知也。
臣按：古者人君一歲凡四田，而於夏則謂之苗，說者謂去禽獸之害苗者也，蓋禽獸多則傷五穀，因習兵事以捕禽獸，所以共奉宗廟，示不忘武備，又因以為除田害，取鮮禽以備秋嚐焉。後世人主乃有因田獵而踐民之稼穡者，豈知古人所以作名號事義哉？
孟子曰：“文王之囿方七十裏，芻蕘者往焉，雉兔者往焉，與民同之，民以為小不亦宜乎？”
朱熹曰：“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，然不欲馳騖於稼穡、場圃之中，故度閑曠之地以為囿。”
臣按：古之人君設苑囿育鳥獸以為蒐田之所，蓋因之以講武事、備祀牲也。有之固不為過，但不可多奪民田、嚴為厲禁耳。（以上田獵）
《周禮》：太史正歲年以序事，頒之於官府及都鄙，頒告朔於邦國。閏月，詔王居門終月。
鄭玄曰：“中數曰歲，朔數曰年。中朔不齊，正之以閏，若今時作曆日矣，定四時以次序授民時之事。”
臣按：先王欽若昊天以作曆，上以因天之時，下以成人之事，或頒於官府，或頒於都鄙，王國之事時定矣。然後頒告朔於邦國，朔者以十二月曆及政令若《月令》之書，諸侯受之縣之於中門，匝日斂之藏於祖廟，月朔用羊告而受行之。
《春秋》：文公六年，閏月不告月，猶朝於廟。
胡安國曰：“不告月，不告朔也。不告朔則曷為不言朔也？因月之虧盈而置閏，是主乎月而有閏也，故不言朔而言月。占天時則以星，授民事則以節，候寒暑之至則以氣，百官修其政於朝，庶民服其事於野，則主乎是焉耳矣。”
《左傳》桓公十七年曰：天子有日官，諸侯有日禦。日官居卿以底（平也）日，禮也。日禦不失日，以授百官於朝。
杜預曰：“日官、日禦，典曆數者。天子掌曆者不在六卿之數而位從卿，故言居卿也。日官平曆以頒諸侯，諸侯奉之不失天時，以授百官。”
文公六年：閏月不告朔，非禮也。閏以正時，時以作事，事以厚生，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。不告閏朔，棄時政也，何以為民？
鄭玄曰：“天子頒朔於諸侯，諸侯藏之祖廟，至朔朝於廟，告而奉行之，謂之告朔。”杜預曰：“經稱告月，傳稱告朔，明告月必以朔。”
臣按：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，以閏月定四時成歲，其餘則歸之閏。閏非四時之正也，而四時不得則不正，然歲時月日蓋有常矣，而置閏則無常。蓋以一年之內有二十四氣，一月二氣，皆朔氣在前、中氣在後，若朔氣在晦則後月當置閏，中氣在朔則前月當置閏，節氣則有入前月法，中氣則無入前月法。朔氣匝則為年，《周禮》注所謂“朔數曰年”是也；中氣匝則為歲，《周禮》注所謂“中數曰歲”是也。蓋四時漸差則置閏以正之，作曆頒布天下，使其順時以作事，事不失時則歲獲豐穰，家有蓋藏，而民生厚矣。先王知其然，設官以司其事，按月以定其朔，先期而班其令，視朔而行其政。所以然者，以生民之道於是乎在也，不然則是棄時失政矣，何以為民哉？民者國之所恃以為國者也，無以為民則無以為國矣。
《玉藻》：天子玄端聽朔於南門之外，諸侯皮弁聽朔於太廟。
鄭玄曰：“南門，謂國門也。天子明堂在國之陽，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。”
臣按：古者天子每歲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，每月天子則服玄冕以聽是月之朔於南門之外，示受之於天；諸侯則服皮弁以聽是月之朔於太廟之中，示受之於祖，皆原其所自也。
《春秋傳》疏曰：天子頒朔於諸侯，諸侯受之藏於祖廟，每月之朔以特牲告廟，受而施行之，遂聽治此月之政。
朱熹曰：“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於諸侯，諸侯受而藏之祖廟，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。”
許謙曰：“古者以竹簡為書，蓋十二月作十二簡，故每月至朔日告廟，請本月之簡而行之朝廷及國中，簡上書朔之日辰及節氣。”
臣按：曆象日月星辰以授人時，自堯以來未之有改也，《虞書》齊七政，《洪範》陳五紀，周以馮相氏會天位、保章氏辨地域，又以太史正歲年而頒官府、都鄙以序事，頒邦國以告朔。每歲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於諸侯，蓋每月各自為一書，先期而頒之於邦國，使其至期按月而聽治也。春秋之時告朔之禮蓋已不行，自罷侯置守之後無複此禮，然先期頒曆之令則未嚐廢也。我朝每年春二月欽天監官先進來歲曆樣，預頒天下藩服，俾其依式印造。至十一月朔，欽天監官行進曆禮，是日天子具皮弁服升奉天殿，文武百官朝服侍班，監正以下暨天文生四拜訖，鴻臚寺官引監正升殿，於禦前呈進，退行四拜禮畢，文武百官行四拜禮，跪受曆，複行四拜禮，然後下諸司，以所印曆頒布民間。（以上進曆）
《夏書》：惟仲康肇位四海，羲和廢厥職，胤後承王命徂征，告於眾曰：“惟時羲和顛覆厥德，沈亂於酒，畔官（亂其所治之職）離次，（舍其所居之位）（始也）擾（亂也）天紀（日月星辰曆數），遐棄厥司，乃季秋月朔，辰（日月會次之名）弗集於房（所次之宿），瞽奏鼓，嗇夫馳，庶人走，羲和屍厥官罔聞知，昏迷於天象，以幹先王之誅，政典曰：‘先時者殺無赦，不及時者殺無赦。’”
孔穎達曰：“先時，謂曆象之法四時節氣、弦望、晦朔先天時，則罪死不赦。不及，謂曆象後天時。雖治其官，苟有先後之差則無赦，況廢官乎？”
臣按：救日之禮，夏以前無明文，然觀《胤征》之所以責羲和者，則其禮之行其來遠矣。且日月之盈虧有常度，精曆算者皆能前知也，何關於人事而先王必為之恐懼、修省，而至日又為之救護乎？謹天戒而已。誠以日者眾陽之宗、人君之象，於其常也則必寅餞出納，敬致其至，所以奉若天道也。及其有變之時，則預行天下百司候其至期行禮，由朝廷以至州郡莫不皆然，其謹之也至矣。雖然，謹在天之天而不謹在己之天，此孔子所謂“人而不仁如禮何”也，明王克謹天戒者，尚自省哉。
《周禮》：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。
鄭玄曰：“日月食王必親擊鼓者，聲大異，《春秋傳》曰：‘非日月之眚不鼓。’”太仆所掌，凡軍旅、田役讚王鼓，救日月亦如之。
臣按：軍旅、田役王皆親鼓，太仆讚之，而日月薄蝕則亦然也。鼓有聲，舉陽事以厭陽氣，王親擊其一而太仆擊其餘以讚佐之。
《春秋》：莊公二十五年六月，辛未朔，日有食之。鼓用牲於社。
胡安國曰：“按禮，諸侯旅見天子，入門不得終禮者四，而日食與焉。古者固以是為大變，人君所當恐懼、修省以答天意而不敢忽也。諸侯用幣於社、伐鼓於朝，退而自責，皆恐懼修省以答天意而不敢忽也。然則鼓用牲於社何以書？譏不鼓於朝而鼓於社，又用牲則非禮矣。”
《左傳》：莊公二十五年，惟正月之朔慝未作，日有食之，於是乎用幣於社、伐鼓於朝。
杜預曰：“正月，夏之四月，正陽之月也。食於正陽之月，於是乎用幣於社、伐鼓於朝，退而自責，以明陰不宜侵陽、臣不宜掩君，以示大義。”
臣按：日有薄蝕則伐鼓、用幣以救之，而此謂正陽之月則然，餘則否，而《胤征》日食乃在季秋之月，說者謂夏禮與周異，臣竊以謂日者正陽之精、人君之象，日而有薄蝕亦猶君父之有急難也，臣子急切之至情夫豈有異時哉？
《穀梁》：日有食之，鼓用牲於社。曰鼓，禮也；用牲，非禮也。天子救日，置五麾（旌幡也）、陳五兵（矛、戟、鉞、楯、弓矢）五鼓。
臣按：日食之禮其來尚矣，我朝凡遇日月有食之先期，欽天監官推算其時刻秒忽奏聞，行下禮部，通行天下。至期日食，文武百官具朝服於禮部行禮，月食則行於中軍都督府，在外日食行於有司、月食行於軍衛，遇有陰雲則免。（以上救護）
《禮記月令》：孟春之月，是月也以立春。先立春三日，太史謁之天子曰：“某日立春，盛德在木。”天子乃齊。立春之日，天子親帥三公、九卿、諸侯、大夫以迎春於東郊，還反賞公、卿、大夫於朝。命相布德和令，行慶施惠，下及兆民。慶賜遂行，毋有不當。
孔穎達曰：“立春為正月節，有在十二月之時。雲是月者，謂十二月之氣，不謂是月之日也。”季冬之月，命有司出土牛以送寒氣。
孔穎達曰：“其時月建醜，又土能克水，持水之陰氣，故特作土牛以畢送寒氣也。”
方愨曰：“牛，土畜，又以土為之。水用事之極，欲勝水者必以土，故出是以送寒氣。”
《東漢誌》：是月也，立土牛六頭於國都、郡縣城外醜域，以送大寒。
劉昭曰：“是月之會建醜，醜為牛，寒將極，故出其物類形象以示送達之，且以升陽。”
臣按：後世有進春之禮，考於經無所見，惟《月令》有迎氣之說，然夏、秋、冬三孟之月皆有之，不止春也。後世又有土牛之說，而以年月支幹為之色，複以草為句芒神。國朝禮製，每遇立春節，京尹帥其屬行進春禮，是日早朝，天子皮弁服升正殿，文武百官朝服侍班，京尹行四拜禮，禮官引京尹升殿，跪玉陛前，進所塑土牛訖，複行四拜禮畢，文武百官行慶賀禮，是日賜百官春宴。（以上進春）
以上論王朝之禮。臣按：王朝之禮非止於此，著其切要者耳。其郊廟、群祀則具於祭祀，藉田則具於農事，養老、視學則具於學校，鄉飲酒禮則具於“郡國之禮”，大閱之禮則具於“嚴武備”。
卷四八
▲郡国之礼
《周礼》：州长（二十五百家为一州）各掌其州之教，治政令之法（则也）。正月（建子之月）之吉，各属（合也）其州之民而读法，以考其德行道艺而劝之，以纠其过恶而戒之。若以岁时祭祀州社，则属其民而读法，亦如之。岁终则会其州之政令，正岁（建寅之月）则读教法如初。
党正（五百家为一党）各掌其党之政令、教治，及四时之孟月吉日，则属民而读邦法以纠戒之。春秋祭絪（谓祭水旱之类），亦如之。
族师（百家为族）各掌其族之戒令、政事，月吉则属民而读邦法。闾胥（二十五家为闾）各掌其闾之征令，聚众庶既比则读法。
朱熹曰：“《周礼》属民读法，今有司能一岁三四举行之，其于风化不为无助。”
臣按：成周盛时制为教治、政令之法，既已行之于朝廷、国都，而又推之于州、党、族、闾焉。二千五百家为州，州有长；五百家为党，党有正；百家为族，族有师；二十五家为闾，闾有胥，皆以岁时属其民而读邦法。每岁之常，州长则以正月及正岁，是一岁而再读也；党正则以四时之孟月，是一岁而四读也；族师则每月而一举行焉，是一岁而十二读也。他如州长之祭祀州社，党正之春秋祭騑，族师之春秋祭酺，其非时而读法者又不止一也。是以当时之民耳目之所闻见者，莫非先王之教典、朝廷之政治、官府之禁令，是其出作入息皆在乎礼法之中，出口入耳无非劝戒之语，欲为善而知所劝，欲为恶而有所惩，此所以比屋可封而乡无不善之俗，而世多良材也欤。我圣祖作为教民榜文颁布天下闾里，御制《大诰》三编颁布天下学校，盖即《周官》所谓教治、政令之法也。
乡师之职，正岁稽其乡器（考其良窳），比（五家为比）共（平声，下同）吉凶二服，闾（二十五家）共祭器，族（百家）共丧器，党（五百家）共射器，州（二千五百家）共宾器，乡（万二千五百家）共吉凶礼乐之器。
郑玄曰：“吉服者祭服也，凶服者吊服也，比长主集为之；祭器者簠、簋、鼎、俎之属，闾胥主集为之；丧器者素俎、揭豆之属，族师主集为之：此三者民所以相共也。射器者弓矢、福中之属，党正主集为之；宾器者尊俎、笙瑟之属，州长主集为之；吉器若闾之祭器也、凶器若族之丧器也、礼乐之器若州长宾射之器。乡大夫集此四者，为州、党、族、闾有故而不共也。此乡器者旁使相共，则民无废事，上下相补，则礼行而教成矣。”
臣按：成周盛时以礼乐为治，而行礼乐者必有器具，非特朝廷之上为然，而凡比、闾、族、党之间皆有其器以为行礼之具。当世之民，耳闻而目见无非礼乐之事，此所以比屋可封而成粹美之俗也。后世非独民不识礼乐，而名为士大夫者亦惟口诵其言而不知其所以为礼乐之器具何如也，风俗之不如古，又何怪哉？（以上读法供器）
《礼记》曰：乡饮酒之义，主人拜迎宾于庠门之外，入三揖而后至阶，三让而后升，所以致尊让也。盥洗扬觯，所以致洁也。拜至、拜洗、拜受、拜送、拜既，所以致敬也。尊让洁敬也者，君子之所以相接也。君子尊让则不争，洁敬则不慢，不慢不争则远于斗辨矣，不斗辨则无暴乱之祸矣。
吕大临曰：“乡饮酒者，乡人以时会聚饮酒之礼也。因饮酒而射，则谓之乡射。郑氏谓三年大比，兴贤者、能者，乡老及乡大夫率其吏与其众以礼宾之，则是礼也三年乃一行，诸侯之卿大夫贡士于其君盖亦如此。党正每岁国索鬼神而祭祀，则以礼属民而饮酒于序，则党正因蜡饮酒亦此礼。”
臣按：先儒谓乡饮有四，一则三年宾兴贤能，二则乡大夫饮国中贤者，三则州长习射，四则党正蜡祭，今世所行者惟存一乡大夫饮国中贤者尔，他如所谓州长习射、党正蜡祭世不复讲，而三年宾兴贤能，其宴会虽谓为鹿鸣，而亦不以乡饮为名焉。夫乡饮之名始于成周，汉、唐以来亦间行之，然无定制。我太祖皇帝得国之初，即诏天下府、州、县每岁再行，永为定制。伏读御制《大诰》有云：“乡饮酒礼不过申明古先哲王教令而已，所以乡饮酒礼，叙长幼、论贤良、别奸顽、异罪人。其坐席间，年高有德者居于上，高年淳笃者并之，以次序齿而列。其有曾违条犯法之人列于外坐，同类者成席，不许干于良善之席。主者若不分别，致使贵贱混淆，察知或坐中人发觉，主者坐以违制。奸顽不由其主，紊乱正席，全家移出化外。呜呼！斯礼古先哲王之制，妥良民于宇内，亘古至今。兴者，乡里安、邻里和、长幼序，无穷之乐。”大哉，王言所谓“从者昌，否者亡”，其垂世警俗之意深矣。传曰“礼之教化也微，其止邪于未形，使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也”，其此意欤。
故圣人制之以道，乡人、士君子尊于房户之间，宾主共之也；尊有玄酒（以水为之），贵其质也；羞出自东房，主人共之也；洗当东荣，主人之所以自洁而以事宾也。
郑玄曰：“乡人谓乡大夫也，士谓州长、党正也，君子谓乡大夫也。尊于房户之间宾主共之者，设酒尊于东房之西、室户之东，在宾主之间。酒虽主人之设而宾亦以之酢主人，故云共之也。地道尊右，设玄酒在西者，贵其质素故也。”
臣按：此古人行乡饮酒礼之一，贾公彦所谓又有乡大夫士饮国中贤者用乡饮酒者，此也。由是观之，则是礼非独尚齿，又所以尚贤也。而我圣祖之诰所谓“序长幼”，尚齿也；“论贤良”，尚贤也。然非特如此而已，又因之以“别奸顽，异罪人”，一礼之举众义备焉，呜呼盛哉！
《周礼》：乡大夫之职，三年则大比，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，乡老及乡大夫帅其吏与其众寡，以礼礼宾之（以乡饮之礼礼而宾之）。
吴澂曰：“古者乡大夫行乡饮酒于乡学，以宾礼兴贤者能者，而升其书于天府，择其最贤者为宾，其次为介，此以德选不以齿论。”
臣按：此古人行乡饮酒礼之二也。本朝三年大比，一开科两京十三藩皆有乡试，撤棘之日，有司设席以待考试官及中式举子，谓之鹿鸣宴。今宜斟酌古制，以解首为宾，以次为介、为三宾、为众宾，而以考试官为，提调官为主，监试官为司正，执事官及藩臬官僚皆以陪位，其中执事人员有营私作弊者列于外坐，一如朝廷颁降礼制而行，以复古人宾兴贤能之礼（或别设席以劳试官亦可）。
党正，国索鬼神而祭祀则以礼属民，而饮酒于序以正齿位。
郑玄曰：“国索鬼神而祭祀，谓岁十二月大蜡之时也。正齿位者，《乡饮酒义》所谓六十者坐、五十者立侍，六十者三豆、七十者四豆、八十者五豆、九十者六豆是也。必正之者，为民三时务农，至此农隙而教之尊长养老，见孝弟之道也。”
臣按：此古人行乡饮酒礼之三也。窃惟今制一岁凡再行乡饮酒礼，既行之于正月望日，又以十月朔旦行焉。岁首之礼宜如常制，合养在官在民之老以正齿位，若夫孟冬之月，百谷告成，农夫终岁勤苦始得少息，请略仿周人蜡祭之礼，备牲醴以索祭鬼神，聚民之老者饮以劳之，遂礼其年高有德者以为大宾，而以其能帅子弟耕稼者为众宾，庶合古礼意。
《射义》曰：卿、大夫、士之射也，必先行乡饮酒之礼。
贾公彦曰：“州长因春秋二时以礼会聚其民，而行礼于州之序学中，先行乡饮酒为礼而射。”
臣按：此古人行乡饮酒礼之四，是即州长春秋以礼会民而射于州序也。臣请于正月望日、十月朔日行礼之后，即率宾以下依朝廷原降射礼仪注，行射礼于学中，庶古礼复行于今日。
孔子曰：“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。”
吕大临曰：“礼之所尊，尊其义也，其文则摈相习之，其义则君子知之，修其文达其义，然后可以化民成俗也。贵贱明、隆杀辨、和乐而不流、弟长而无遗、安燕而不乱，此五者皆见于饮酒之礼而可以化民成俗，故曰‘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’。易谓易行，易易者甚言其易也。”
黄干曰：“请宾介、陈器馔、献宾介、献、旅酬、燕，此六者礼之大节也。登降、辞受，礼之文也；鼎俎、笾豆，礼之器也；脯醢、脊胁，礼之用也，此观礼者所共知也。其数易知，其义难知也。乡饮，教亲睦也，乡闾亲睦，陵犯争讼之风息矣。一饮一食、一拜一坐、一揖一降，无非教也，通于义者，又非但可以亲睦乡闾而已也。天理得，人心正，无所施而不可也。圣人著为礼以教人，凡为乡人者皆知此义焉，，此成周之世所以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也。礼废乐坠，乡人之群饮者未尝废，丰饮食、侈供张，悦声妓、恣欢嗷，教侈也，诲淫也，恣欲也，无非所以败人心者也，后世之士夫曾古之服勤于畎亩者之不若也。然则是礼也，今世学士大夫有志于古者其可不思所以讲明而肄习之欤？”
臣按：孔子此言与所谓圣人制之以道，及我圣诰之文，是知是礼之在天下，诚行王道之要，万世帝王所当举行，而凡有民社之寄者不可徒应故事而不知所以敬慎之也。（以上乡饮酒礼）
《周礼》：乡大夫退而以乡射之礼五物（犹事也）询众庶，一曰和（发而中节），二曰容（动皆合礼），三曰主皮（不失正鹄），四曰和容（容比于和），五曰兴舞（节比于乐）。
吴澂曰：“询众庶者问于众庶而求其人也。”
臣按：此乡大夫宾兴贤能既退而行乡射之礼以询众庶也。我圣祖于洪武三年初，诏天下开科第三场，面试四事，其一曰射，以观其中数多寡，即此制也。
州长，春秋以礼会民而射于州序。
丘葵曰：“序者，州之学。孟子曰‘序者射也’，盖射以序进且以别其贤否也。”
臣按：三代之后射礼不行也久矣，惟晋庾亮曾依周制以行。我圣祖初得天下，即令天下府、州、县学训诲生员，每日讲读经书罢，于学后设一射圃教学生习射，朔望要试过，其有司官闲暇时与学官一体习射。命礼部定图式仪注凡八则，一射式、二树射鹄、三置射位、四主射、五赏酒、六司射、七射器、八射职、九射位、十仪注，所谓射器者凡九，射职者凡七，至今天下皆立射圃，朔望有司躬谒先师及听诸生讲读后诣圃行射礼，是即州长会民射于州序之遗意也。
《射义》曰：故射者进退周还必中礼，内志正、外体直然后持弓矢审固，持弓矢审固然后可以言中，此可以观德行矣。
吕大临曰：“礼，射者必先比耦，故一耦皆有上耦、下耦，皆执弓而挟矢；其进也，当阶及阶、当物及物皆揖，其退也亦如之；其行有左右，其升降有先后，其射皆拾发；其取矢于楅也，始进揖，当楅揖，取矢揖，既搢挟揖，退与将进者揖；其取矢也，有横弓、却手、兼付、顺羽，拾取之节焉；卒射而饮，胜者袒、决、遂，执张弓，不胜者袭，脱决拾，加弛弓，升，饮，相揖如初，则进退周旋必中礼可见矣。夫先王制礼，岂苟为繁文末节使人难行哉？亦曰以善养人而已。盖君子之于天下，必无所不中节然后成德，必力行而后有功，其四肢欲安佚也，苟恭敬之心不胜则怠惰傲慢之气生，动容周旋不能中乎节，体虽佚而心亦为之不安，安其所不安则手足不知其所措，故放辟邪侈、逾分犯上将无所不至，天下之乱自此始矣。圣人忧之，故常谨于繁文末节以养人于无所事之时，使其习之而不惮烦，则不逊之行亦无自而作，至于久而安之，则非礼不行，无所往而非义矣。君子敬以直内，义以方外，所存乎内者敬，则所以形乎外者庄矣。内外交修，则发乎事者中矣。射一艺也，容比于礼，节比于乐，发而不失正鹄，是必有乐于义理、久于敬恭、用志不分之心，然后可以得之，则其所以得之者，其为德可知矣。”
子曰：“君子无所争，必也射乎？揖让而升，下而饮，其争也君子。”
朱熹曰：“揖让而升者，大射之礼耦进三揖而后升堂也。下而饮，谓射毕揖降以俟众耦皆降，胜者乃揖不胜者，升取觯立饮也。言君子恭逊不与人争，惟于射而后有争，然其争也雍容揖逊乃如此，则其争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争矣。”
子曰：“射不主皮。为力不同科，古之道也。”
朱熹曰：“射不主皮，《乡射礼》文。为力不同科，孔子解礼之意如此也。皮，革也，布侯而栖革于其中以为的，所谓鹄也。科，等也。古者射以观德，但主于中而不主于贯革，盖以人之力有强弱不同等也。”
杨时曰：“中可以学而能，力不可以强而至。”
臣按：《仪礼》射有三，大射、宾射、燕射，天子、诸侯、卿、大夫皆有之，士无大射而有宾射、燕射。后世礼废之后，而所谓射者惟用之战陈，而用之以为礼节者盖微矣。我圣祖欲以之取士，以复古人择士泽宫之制而不果，既而颁其图式仪注于天下，非但以是而教士子，而必俾学官与有司习射焉。噫，方其无事而教之于学校，以习其礼逊之容，一旦有事也则以用之于战陈，而无敌于天下矣。（以上乡射礼）
《周礼大行人》：王之所以抚邦国诸侯者，岁遍存（问其安否），三岁遍覜（视其治效），五岁遍省（察其风俗）。
《国语》曰：周之《秩官》（秩官，周常官，篇名）有之曰：“敌国宾至，关尹（官名）以告行理（吏也）以节（以节为信）逆（迎也）之，候人为导（导引），卿出郊劳，门尹除（扫除）门，宗祝执祀，司里授馆，司徒具徒（执役者），司空视涂（道路），司寇诘奸（禁诘奸盗），虞人入材（材木），甸人积薪（用以爨爇），火师监燎（火燎），水师监濯（涤濯），膳宰致餐（熟食），廪人献饩（生食），司马陈刍（养马），工人展车（补伤败），百官各以物至，宾入如归。是故小大莫不怀爱。其贵国之宾至则以班加一等，益虔。至于王使则皆官正（长也）莅（临也）事，上卿监（视也）之。”
臣按：《周礼》一书，其于诸侯聘问之礼详备，而于王朝遣使之礼略焉。大行人，王之所以抚邦国诸侯无岁无之，而不闻其有节送供奉之礼，独于《国语》定王使单襄公聘宋、楚而道陈，道茀而不可行，归告于王而引周之《秩官》之语，所言皆侯国之礼，其末一语云“至于王使皆官正莅事，上卿监之”，则在当时必有其礼。《周礼》立制以训诸侯，惟载其所以相待之礼而其所以奉上者不载焉，非不载也，敌国之礼尚如此，而贵国宾至且以班加一等益虔，则天子之使至所加不止于一等，而其所以虔敬者益之又益可知也。自罢侯置守之后，无复邦交之礼，所以奉承者惟天子之使尔，考历代之礼制，惟有王朝之礼，所谓郡邑之礼泯如也。本朝开国之初，定为《洪武礼制》，出使礼仪凡六条；二十年又命礼部官著为《礼仪定式》，出使礼仪凡三条；二十七年又命礼官参用二书为《出使礼仪》，总二十条，开读遣使一、奉使王国二、奉使诸司十四、蕃国三，颁降行人司永为定制，又诏颁迎诏仪注于天下。凡朝遣使各处开读，将至所在，官僚朝服具龙亭、彩舆、仪仗、鼓乐郊迎，使者下马以诏置于龙亭，使者立亭东，官吏人等北向行五拜三叩头礼，众官及鼓乐前导，使者随行至所司，众官先入东西序立，龙亭至，使者立其东西向（如有出使，廷臣先赞日出，使官行礼引赞，引出，使官于露台行五拜三叩头礼），赞唱排班，班齐之后四拜，使者捧诏授展读官，跪受之开读，众官跪听（出使官于露台东跪听），宣读讫，展读官捧诏授使者，复置亭中，众官俯伏，兴，四拜，山呼舞蹈，又四拜。礼毕，众官诣龙亭前跪，长官致辞曰：“圣躬万福。”使者鞠躬，答曰：“圣躬万福。”众官乃退，易服见使者，行再拜礼。臣窃以谓自古礼文之详莫备于《周礼》一书，而其间所载朝觐、聘问之礼虽详，而于出使一节独阙，而我圣祖创为之制其详有如此者，盖王朝之于郡国，以地言之则疆域阻远，以分言之则名分悬绝，所以达上下之情、一远近之势，以其有使臣之往来、诏令之颁布耳。其所以迎接而授受者苟简而粗率，非独无以严九重之威命、重皇华之使节，而下之人亦轻忽而不知所重，而播告之修、申谕之意或不足以耸动乎奉承之人，而事体或至于隳，机会或至于失，亦或有之矣。（以上出使及迎诏礼）
《月令》：季冬之月，命有司大难（与亻那同）。旁磔（披磔牲体，攘除阴气），出土牛以送寒气。
陈澔曰：“月建丑，丑为牛，土能生水，故特作土牛以毕送寒气也。”
陈祥道曰：“土胜水、牛善耕，胜水故可以胜寒气，善耕故可以示农耕之早晚，《月令》季冬之月大难、旁磔，然后出土牛，则出土牛驱除之终事也，既乃告民出五种，命农计耦耕事，则出土牛又农耕之始事也。”
《后汉祭祀志》：立春之日，迎春于东郊，车旗、服饰皆青，歌《青阳》，舞《云翘》之舞。
《宋志》：立春前五日，并造土牛、耕夫、犁具于大门之外。是日黎明，有司为坛以祭先农，官吏各具彩杖，环击牛者三，所以示劝耕之意。
臣按：宋景祐所颁《土牛经》，其作土牛以岁之干色为首、支色为身、纳音色为腹，以立春日干色为角耳尾、支色为胫、纳音色为蹄。元至元所颁经式，牛色则以立春日为法，日干为头、角、耳色，支为身色，纳音为蹄、尾、肚色。国初袭用元制，正统中始用言者制土牛色复用岁之支干、纳音，如宋法。今制，每岁立春日，内而京兆、外而藩府州县，先期造土牛芒人，前一日出东郊，具鼓乐迎入所司，至日行鞭春礼，众官各执彩鞭环牛者三，众共击碎之。（以上迎春礼）
马端临曰：“秦汉之后，礼之因革不同，有古有而今无者，如大射、聘礼、士相见之类是也；有古无而今有者，如圣节、上寿、上尊号、拜表之类是也。”
臣按：古今异宜，礼经有可以义起之文，天下之事揆之于义而与义无悖，则是礼虽自古先王未之有制，而后世之人以义起之而创为一代之礼不为过也。马氏著《文献通考》，独为王朝之礼，所谓郡国之礼无有焉，其言曰：“今礼则虽不能无失，然而议礼制度非书生可得与闻也，是以亦不复措辞焉。”夫书生而与闻议礼制度而为之措辞固不可，若夫述前人之旧、详一代之制，亦何不可之有。夫所谓圣节上寿及汉以来贺岁首、魏晋以来贺冬至，此虽三代以前所未有，然古者列国之于王朝，朝觐、会同、殷覜之类岁无虚月，而今世所行者此三礼而已。三礼也在朝，文武百官至日具表拜贺，而天下亲藩、边将、藩宪、府州、卫所五品以上官司先期遣官奉表称贺，至期前一日习仪于寺观，至日于所在官厅行庆贺礼，其仪注大略如朝仪，但祝赞之辞不同，及正至不用传制耳。兹三礼者今日朝仪以为大礼，是非独以寓臣子忠爱之诚，亦以昭示华夷，使人心之趋向者益以恭，万方之尊戴者益以固，是虽古无而今有，礼所谓义起者政此类也，圣人复起，臣知其决不易之矣。今其礼仪具见《洪武礼制》，但今天下进表衙门先期进表已行十二拜、山呼舞蹈礼，至日惟行五拜三叩头礼，而五品以下衙门则行全礼，臣窃以臣子奉上之礼宜隆而不宜杀，当三大朝贺之日，阖郡官吏、儒生、军民人等毕至，必先演习其仪而后行礼，至日其礼乃简略如此，似乎不称，请一体俱行全礼为宜。（以上遥贺之礼）
朱熹曰：“礼之施于朝廷者，州县士民无以与知为也，而尽颁之，则传者苦其多、习者患其博而莫能穷也，故莫若取自州县官民所应用者，参以近制，别加纂次，号曰‘臣民礼略’，锓板模印而颁行之，州县各为三通，一通于守令厅事，一通于学，一通于名山寺观，皆椟藏之，守视司察，体如诏书，而民庶所用则又使州县自锓之板，正岁则模而揭之市井、村落，使通知之，则可以永久矣。”又曰：“礼书既颁，则又当使州县择士人之笃厚好礼者讲诵其说、习其颁礼，州县各为若干人廪之于学，名曰治礼，每将举事则使教焉，又诏监司如提学司者察其奉行不如法者，举惩治之。”
臣按：朱氏此言可以施行于今，请令礼官将洪武年间颁降《孝慈录》《诸司职掌》《洪武礼制》《礼仪定式》及永乐中颁降《文公家礼》等书逐一参考，凡系天下郡县家乡臣民所当行之礼，敕翰林儒臣简节删润，著为一书，印行天下，使之遵守如朱熹所议者。又于学校村社选人习学演行，而命州县正官、学校教职专一管领，而提督学校宪臣敕书中以此加载，俾其按部提督，察其勤惰以为劝惩，是诚化民成俗之要务，为治之道莫先于此。伏惟圣明留意，则朱熹之议不行于昔而行于今矣，天下臣民不胜幸幸。
《周礼小行人》：若国札（病疾为札）丧（札而死曰丧）则令赙（以礼傅之谓之赙）补（助其不足）之，若国凶（谷不熟）荒（凶甚为荒）则令赒（以利周之）委（以聚与之）之，若国师（军旅）役（工役）则令槁（犒也）褵（会众财与之）之，若国有福事则令庆贺之，若国有祸灾则令哀吊之，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。
臣按：天子之于侯国，有札丧则令赙补，有凶荒则令赒委，是即大宗伯以丧礼哀死亡、以荒礼哀凶札也；有师役则令犒禬，是即大宗伯以禬礼哀围败、以恤礼哀寇乱也；福事则令庆贺，祸灾则令哀吊，岂非大宗伯以贺庆之礼亲异姓之国、以吊礼哀祸灾者乎？臣于“明礼乐”下著“郡国之礼”，前此皆郡国奉行于上之礼，此则朝廷所以施行于下之礼也。成周盛王所以周恤保爱其臣民者，不以势而以理，不以分而以礼，如此视后世以牛羊草芥待其民者有间矣，呜呼，仁矣哉！
及其万民之利害为一书，其礼俗、政事、教治、刑禁之逆顺为一书，其悖逆、暴乱、作慝犹、犯令者为一书，其札丧、凶荒、厄贫为一书，其康乐、安亲、和平为一书，凡此物者每国辨异之，以反命于王，以周知天下之故。
吴澂曰：“万民之利害，谓若禁革则某事为民便、某事为民害也。逆顺者，遵王法为顺，背王法为逆也。悖逆至犯令，谓人之为恶者也。札丧、凶荒、厄贫，谓人之不幸而遇灾者也。康乐、和亲、安平，谓人之为善而又有福庆者也。以此五者询问诸国，别而书之，使王得以周知若民利兴政俗美恶、人少灾祸弭福庆集则治可知也，反是则不治矣。”
郑鄂曰：“职方掌天下之图以周知其利害，其知也以图此则载之以书，按书所以知其事也。礼俗也、政事也、教治也、刑禁也，诸侯之所行者或有逆顺从违，不为一书无以知其叛服之事；悖逆也、暴乱也、作慝也、犯令也，过恶之已著也，不为一书无以知其罪恶之轻重，犹是曾犯令矣犹不改而犹犯令焉；札丧也、凶荒也、厄贫也，诸侯所遭之故，不为一书无以知远民之忧；康乐谓民之安乐、和亲谓僚蛙之交欢、安平谓其国之宁静，不为一书无以知侯国之治。”
臣按：三代封建之制行而天子所以相与为治者侯国也，罢侯置守之后，则藩服州郡实视古诸侯焉。然古之侯国不过数十，今之郡县多至千百，其土宇之分割、疆域之辽隔、官吏之繁多，其势未易以合，其情未易以通，视古为尤难也。在成周之时，设为小行人之职巡行而辨异之，有不能遍究而悉举，故为之书以述其事，凡有五焉。盖先王以天下为一家、中国为一人，则小行人以此五物者巡行天下，每国而辨异之各为一书，以反命于王，以周知天下之故，则人君居九重之上，不下几席而一闇阅之顷，天下之大、四海之广，万民之礼俗皆在乎心目之间矣。臣愿乞敕两畿十三藩巡抚大臣及方面府州各为一书，备载郡邑礼俗、政事、教治、刑禁当行切要之务，以备乙夜之览，遇有急切之事，按书以求其故，其于国政未必无补。
以上郡国之礼。臣按：郡国之礼不止于此而所载止此者，祀典则具“秩祭祀”下、学校则具“崇教化”下。
卷四九
▲家乡之礼（上之上）
《礼记王制》：六礼，冠、昏、丧、祭、乡、相见。
吴澂曰：“冠、昏、丧、祭四者家之礼也，乡、相见二者乡之礼也。《仪礼》有《士冠礼》《士昏礼》《士丧礼》，士之祭有《特牲馈食礼》，乡有《乡饮酒礼》，相见有《士相见礼》。”
《论语》：子曰：“慎终追远，民德归厚矣。”
朱熹曰：“慎终者丧尽其礼，追远者、祭尽其诚。民德归厚，谓下民化之，其德亦归于厚。盖终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谨之，远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，厚之道也，故以此自为则已之德厚，下民化之则其德亦归于厚也。”
苏说曰：“忽略于丧、祭则背死忘生者众而俗薄矣。”子曰：“生事之以礼，死葬之以礼、祭之以礼。”
朱熹曰：“生事、葬祭事，亲之始终具矣。礼即理之节文也。人之事亲自始至终一于礼而不苟，其尊亲也至矣。”
胡寅曰：“人之欲孝其亲，心虽无穷而分则有限，得为而不为与不得为而为之，均于不孝。所谓以礼者，为其所得为者而已矣。”
《文中子》曰：冠礼废，天下无成人矣；昏礼废，天下无家道矣；丧礼废，天下遗其亲矣；祭礼废，天下忘其祖矣。
朱熹曰：“礼有本有文，自其施于家者言之，则名分之守、爱敬之实其本也，冠、昏、丧、祭仪章度数者其文也。其本者有家日用之常体，固不可以一日而不修，其文又皆所以纪纲人道之始终，虽其行之有时、施之有所然，非讲之素明、习之素熟，则其临事之际亦无以合宜而应节，是亦不可一日而不讲且习焉者也。”
臣按：《礼》曰“人有礼则安，无礼则危”，是则礼之在天下，非徒有是仪章度数以为观美而已也，风俗之隆污、世道之理乱、人家之成败皆系于是礼焉。礼无乎而不在，要必人人行是礼，家家行是礼，积家以为郡国，积郡国以为天下，无一处而无是礼，无一事而不由是礼，是则所谓三代比屋可封之俗矣。
又曰：“三代之际，礼经备矣，然其存于今者，宫庐器服之制、出入起居之节皆已不宜于世，世之君子虽或酌以古今之变，更为一时之法，然亦或详或略，无所折衷，至或遗其本而务其末、缓于实而急于用，自有志好礼之士犹或不能举其要，而困于贫窭者尤患其终不能有以及于礼也。是以尝独究观古今之籍，因其大体之不可变者而少加损益于其间，以为一家之书，大抵谨名分、崇爱敬以为之本，至其施行之际则又略浮文、趋本实，以窃自附于孔子从先进之遗意，庶几古人所以修身齐家之道、慎终追远之心犹可以复见，而于国家所以崇化道民之意亦或有小补云。”
臣按：宋儒朱熹本《仪礼》及程、张、司马氏诸家礼书，作为《家礼》一书，酌古准今，实为简易可行。太宗皇帝命儒臣修《性理大全书》，已备载其书，今士大夫家亦往往有举行者，乞敕礼部详定颁行天下，俾诸道督学宪臣兼提其要行下府州县，教官每旬一次帅师生演习其仪，并令乡村社学教读者专习其事，遇民间有吉凶等事按仪而行，如此，则天下之人家有其书、人习其礼。朱熹谓修身齐家之道、慎终追远之心可以复见，然不见于熹之时而见于今世；又谓国家崇化道民之意亦有所补然，不补于宋朝而补于今朝矣。臣尝将《家礼》隐括以为仪节，颇简易可行，今士夫亦有依而行者，傥有可采，乞发下天下郡县，不为无补。以上总论人家当行之礼。
《内则》曰：后、王命冢宰降德于众兆民。
吕祖谦曰：“《内则》一篇，首言后王命冢宰降德于众兆民，盖三代所以教天下者皆以是，自秦汉以来外风俗而论政事，不复以人家事为问矣。”
吴澂曰：“天子为天下之君师治而教之，而冢宰，六卿之长佐天子者也。降，下也。德，得也。谓以人所同得于天之理立为教法，命冢宰降下其德教于众兆民，俾效而法之也。所谓德教，如下文所载是也。”
臣按：三代帝王本乎德以为教，非但行之于宫闱、朝廷、官府，而又制为礼法，命大臣以降下于天下，使凡亿兆之众莫不知所以法则而遵行焉。盖天下者家之积也，积亿万人家以成天下，必家家齐然后天下之治成。盖人君之奔驰天下譬如构万间之广厦焉，苟其间阙其一榱一桷，则其规制亦非全者矣。
子事父母，鸡初鸣，咸盥（洗颒）、漱（漱口）、栉（梳也）、縰（结发）、笄（簪也）、总（裂缯以束发）。妇事舅姑如事父母，以适父母舅姑之所，及所，下气怡声问衣燠寒、疾痛苛（疥也）痒而敬抑（按也）搔（摩也）之，出入则或先或后而敬扶持之。进盥，少者奉盘、长者奉水请沃盥，盥卒授巾。问所欲而敬进之，柔色以温之，饘（厚粥）、（薄粥）、酒、醴、芼、羹（以米杂肉）、菽、麦、蕡（大麻）、稻、黍、粱、秫唯所欲，枣栗饴蜜以甘之，堇、荁、、榆、免（音问，新鲜者）薧、滫（久泔）、氵随（滑也）以滑之，脂、膏以膏之，父母舅姑必尝之而后退。
司马光曰：“父母舅姑起，子供药物、具晨羞，尊长举箸，子妇乃各退就食。”
臣按：人子事亲固当尽其孝，尤当致其敬，不徒以下气怡色、柔声为孝也，而凡其抑搔也、扶持也、问所欲也皆必以敬焉。孝而不敬，非孝矣。
在父母舅姑之所，有命之，应唯敬对，进退周旋慎齐，升降出入揖游不敢哕（呕逆出声）噫（气塞出声）、嚏咳（嗽声）、欠（气乏则欠）伸（体疲则伸）、跛（偏任为跛）倚（依物为倚）、睇视（顺视也），不敢唾（口津也）纁（鼻液也），寒不敢袭（重衣），痒不敢搔，不有敬事不敢袒裼，不涉（谓涉水）不撅（揭裳），亵衣衾不见里。
方悫曰：“哕噫、嚏咳则声为不恭，欠伸、跛倚则形为不恭，寒不敢袭、痒不敢搔，不敢适己之便也。”子妇孝者敬者，父母舅姑之命勿逆、勿怠。
陈澔曰：“子而孝，父母必爱之；妇而敬，舅姑必爱之。然犹恐其恃爱而于命或有所违也，故以勿逆、勿怠为戒。”
子（谓为人子者）妇（子之妻）无私货、无私畜、无私器，不敢私假、不敢私与。郑玄曰：“家事统于尊也。”
吴澂曰：“货谓所储资财之物，畜谓所养畜牲之物，器谓饮食等所用之物，假谓以物借人，与谓以物遗人也。”（以上兼言子妇事父母舅姑之礼）《曲礼》曰：凡为人子之礼，冬温而夏烝、昏定而晨省。
司马光曰：“父母舅姑将寝则安置而退。”
吕祖谦曰：“一岁冬夏有寒暑之变，一日晨昏有晦明之变，冬温如古人置密室之类，夏凊如古人扇枕之类。”
夫为人子者，出必告，反必面，所游必有常，所习必有业，恒言不称老。
陈澔曰：“出则告违，反则告归。游有常，身不他往也；习有业，心不他用也。平常言语之间自以老称，则尊同于父母，而父母为过于老矣。”食飨不为概。
陈澔曰：“食飨，如奉亲、延客及祭祀之类皆是。不为概量，顺亲之心而不敢自为限节也。”听于无声，视于无形。
郑玄曰：“虽听不闻父母之声，虽视不见父母之形，然心常想像似见形、闻声，谓将有教使已然。”父母存，不有私财。戴溪曰：“粒粟缕丝以上皆亲之物，岂敢私有？”
为人子者，父母存，冠衣不纯素。郑玄曰：“纯缘素为有丧象也。”父子不同席。
吴澂曰：“古者一席坐四人，言父子偶共一处而坐，虽止一人必各坐一席，盖以父昭子穆、父穆子昭，尊卑不同故也。”
父母有疾，冠者不栉，行不翔，言不惰，琴瑟不御，食肉不至变味，饮酒不至变貌，笑不至矧（齿本也），怒不至詈，疾止复故。
司马光曰：“凡父母舅姑有疾，子妇无故不离侧，亲调尝药饵以供之。父母有疾，子色不满容、不戏笑、不宴游，舍置余事专以迎医检方，以求药为务。”
子于父母则自名也。吕大临曰：“子之名，父母所命，敬亲之命不敢有他称也。”亲有疾饮药，子先尝之。
颜之推曰：“父母有疾，子拜医以求药，盖以医者亲之存亡所系，岂可傲忽哉？”子之事亲也，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。
孔颖达曰：“父子天性，理不可逃，虽不从当号泣而随之，冀有悟而改。”
《内则》曰：父母有过，下气怡色、柔声以谏，谏若不入，起敬起孝，说则复谏，不说与其得罪于乡党州闾，宁熟谏。父母怒不说而挞之流血，不敢疾怨，起敬起孝。
孔颖达曰：“谏而使父母不悦，其罪轻；畏惧不谏，使父母得罪于乡党、州闾，其罪重。二者之间宁用熟谏，谓纯熟殷勤，若物之成熟然。”
吴澂曰：“复谏，再谏也。熟谏者，至三至四而犹未已，如火之熟物，必期变化生物之坚硬者至于软熟也。”
臣按：《内则》此章之旨，朱子引之以解《论语》事父母几谏章，谓二章之言相表里。解几为微，微谏谓下气怡色、柔声以谏，渐渐细密，不须峻暴强加阑截也。臣窃以谓朱子之意固是，但于几字之训似不甚亲切，若以为几微之几，则孝子之于亲视于无形、听于无声，方其几微萌露之初即探其情志、意向之所在，随事而致其察，先事而为之防，消之于未然，遏之于将然，则用力比于熟谏为省矣。噫，孝子之于亲，过未形则几谏，过已形则熟谏，致其亲于无过之地，则非徒养其志而又有以成其德矣。由是言之，二章之意非但相表里，盖相始终焉。
凡父母在，子虽老不坐。
吴澂曰：“家人有严君焉，父母之谓也。有尊者在上，故子之年虽老亦不敢坐。”《玉藻》曰：亲在，行礼于人称父，人或赐之则称父拜之。方悫曰：“不敢私交、不敢私受故也。”
父命呼，唯而不诺，手执业则投之，食在口则吐之，走而不趋。
方悫曰：“既曰命又曰呼者，命之以事，呼之以来也。唯、诺皆应也，而唯之应速于诺；走、趋皆步也，而走之步速于趋。”
亲老，出不易方，复不过时。亲瘠（病也）色容不盛，此孝子之疏节（谓常行疏略之礼非大节也）也。
方悫曰：“孝子之事亲，岂必老而后如是耶？盖以亲老者尤不可不知此故也。”
陈澔曰：“易方恐召已而莫知所在，过时则恐失期而贻亲之忧。”
臣按：为人子者当父母生存之日，兢兢爱日而尽其当然之理，是则所谓孝也。《易》曰“有父子而后有君臣”，传曰“事亲孝，故忠可移于君”，人人尽为子之道，则治平之基在此矣。
《论语》曰：父母在，不远游，游必有方。
朱熹曰：“远游则去亲远而为日久，定省旷而音问疏，不惟己之思亲不置，亦恐亲之念我不忘也。游必有方，如已告云之东即不敢更适西，欲亲必知己之所在而无忧，召己则必至而无失也。”
范祖禹曰：“子能以父母之心为心，则孝矣。”
臣按：先儒谓朱子十四岁丧父，事母尽孝，所以发明此章曲尽孝子之心，盖非身历心验之不能精微曲折如此，人子之事亲者宜身体之。（以上人子生事父母之礼）
《内则》曰：凡妇，不命适私室不敢退。郑玄曰：“妇，侍舅姑者也。”方悫曰：“私室，妇室也，其视舅姑之室若公所。”妇将有事，大小必请于舅姑。
郑玄曰：“家事统于尊也。”
妇或赐之饮食、衣服、布帛，则受而献诸舅姑，舅姑受之则喜，若反赐之则辞，不得命藏以待之。
吴澂曰：“为人妇者或有私亲兄弟赐之饮食、衣服、布帛等物，既受之后持以献之舅姑，舅姑肯受所献则喜，若舅姑不受而以所献还赐其妇，则必辞而不敢受，若不许辞，亦不敢用，藏之以待舅姑乏用之时与之用也。”
舅姑使冢妇，毋怠，不友（当作敢）无礼于介妇。
刘彝曰：“舅姑以事命冢妇，则冢妇当自任其劳，不可惮其劳而怨介妇不助己，遂不爱敬之也。”
舅姑若使介妇，毋敢敌耦于冢妇，不敢并行，不敢并命，不敢并坐。
方悫曰：“两相抗为敌，两相合为耦。言使之劳逸不敢与冢妇均也，不敢并行、并坐亦毋敢敌耦之事。”冢妇所祭祀宾客，每事必请于姑，介妇请于冢妇。
辅广曰：“妇傅家事矣，礼之大者亦必请于姑。”
臣按：子于父母天性也，而妇于舅姑虽非天性之亲，然缘夫而以父母之道事之，所以助成其孝，亦天性之自然也。故《内则》后王降教于民，往往以子妇并言，子于父母、妇于舅姑其称谓虽有异名，而其所以事之之道则一而已。故臣于“家乡之礼”既兼载子妇事父母舅姑之礼，又分载子事父母、妇事舅姑，而于妇礼牵连及其所以处娣姒者。（以上言妇事舅姑及处姒娣之礼）
《曲礼》曰：见父之执（父之友也），不谓之进不敢进，不谓之退不敢退，不问不敢对，此孝子之行也。
方悫曰：“爱亲者不敢恶于人，敬亲者不敢慢于人，见父之执，于进退之节有所不敢则一举足不敢忘亲可知，于对问之际有所不敢则一出言不敢忘亲可知。”
年长以倍则父事之，十年以长则兄事之，五年以长则肩随（并行而差退）之，群居五人则长者必异席。陈澔曰：“此泛言长幼之序，非谓亲者。”
邵渊曰：“年倍于我事以父礼，长我十年事以兄礼，长我五年差肩随之，至于群居五人则又异长者之席，其于人也庸敢慢乎以此，事亲爱敬之道尽矣。”
长者赐，少者、贱者不敢辞。陈澔曰：“辞而后受，宾主平交之礼，非少贱事尊贵之道。”
《少仪》曰：尊长于己逾等，不敢问其年。燕见不将命。遇于道，见则面，不请所之。不画地，手无容，不翣（扇也）也。寝，则坐（跪也）而将命。
陈澔曰：“逾等，祖与父之行也。不敢问年，嫌若序齿也。燕见不将命，谓燕私来见不使摈者传命，非宾主之礼也。遇尊长于道，见己则面见之，不见则隐避不欲烦动之也。不请所之，不问其所往也。无故而画地，亦为不敬。手容恭，若举手以为容亦为不恭。时虽暑热，不得挥扇。当尊者寝卧之时而传命，必跪而言之，不可直立以临之也。”
《王制》曰：父之齿（年与父等）随行（从其后），兄之齿（年与兄等）雁行（并行差退），朋友不相逾（并行而齐）。轻任并（己独任之），重任分（析而二之），班白者不提挈。君子耆老不徒行（无乘而行），庶人耆老不徒食（无羞而食）。
刘彝曰：“帝王之为治也不出人伦，天下之人入于五品尔，故其天下外薄四海行路之人皆服教化。父之齿随行，父子之教著于道路矣；兄之齿雁行，兄弟之教著于道路矣；朋友不相逾，礼义之教著于道路矣；轻任并、重任分，任恤之行着于道路矣；班白不提挈，孝友之行着于道路矣。故君子耆老不徒行，庶人耆老不徒食，君子、小人之为子弟者莫不知尊德而养老。”
孟子曰：“徐行后长者谓之弟，疾行先长者谓之不弟。”
臣按：此古者少事长之礼。所谓长者，非但吾之同气，凡年齿加于己者皆长也。孟子有言：“人人亲其亲、长其长而天下平。”为治者诚能立为教条，布之民间，使其必遵之而行，否则治其罪，积之以岁月，而治平之绪可成矣。（以上少事长之礼）
《易家人》初九：闲有家，悔亡。象曰：闲有家，志未变也。
程颐曰：“初，家道之始也。闲，谓防闲法度也。治其有家之始，能以法度为之防闲，则不至于悔矣。苟不闲之以法度，则人情流放必至于有悔，失长幼之序、乱男女之别，伤恩义、害伦理，无所不至，能以法度闲之于始则无是矣。”
臣按：程氏所谓闲之之法度，是即礼也。先儒谓礼始于谨夫妇，为宫室辨内外，男位乎外、女位乎内，男不入、女不出，所以闲有家也，所以谨始也。吁，谨其始于男女心志未变动之初，则岂复有伤恩败伦之事哉。
《曲礼》曰：男女不杂坐，不同椸（音移）枷（置衣服之具），不同巾涚洁者）栉（理发者），不亲受。郑玄曰：“皆为重别防淫。”陈澔曰：“此四者所以远私亵之嫌。”
外言不入于梱（门限也），内言不出于梱。
孔颖达曰：“男职在官政，女职在织纴，各有限域，不得滥预。”
女子许嫁缨，非有大故不入其门。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，兄弟弗与同席而坐，弗与同器而食。
陈澔曰：“许嫁则系以缨，示有所系属也，此与幼所佩香缨不同。”
刘彝曰：“家人内政不严以防之于细微之初、不刚以正之于未然之始，则其悔咎不可逭矣。《易》曰：‘闲有家，志未变也。’男女之志既为情邪之所变，闲禁虽严，求其无咎而咎可无哉？故夫妇未七十，虽同藏未有可嫌也。圣人制礼必尔者，以无嫌正有嫌也，用有情之难正无情之易也，而况于男女未有室家哉？女子许嫁缨，所以系属其心，以著诚于夫氏，起其孝义也，既许嫁则有姆教之，处于梱门之别室，男子非有疾忧之故不入其门也。”
男女异长。郑玄曰：“男女各自为伯季也。”
《内则》曰：男不言内，女不言外，非祭非丧不相授器，其相授则女受以篚，其无篚则皆坐（跪也）奠之而后取之。
陈澔曰：“男正位乎外，不当于外而言内庭之事；女正位乎内，不当于内而言梱外之事。惟丧、祭二事乃得以器相授受者，以祭为严肃之地，丧当急遽之时，乃无他嫌也。非此二者则女必执篚使授者置之篚中也，授者跪而置诸地，则受者亦就地而跪以取之也。”
外内不共井，不共湢（浴室）浴，不通寝席，不通乞假，男女不通衣裳，内言不出，外言不入。男子入内不啸不指，夜行以烛，无烛则止。女子出门必拥（犹障也）蔽其面，夜行以烛，无烛则止。道路，男子由右、女子由左。
刘彝曰：“外内不共井，嫌同汲也。不共湢浴，嫌相亵也。不通寝席，嫌相亲也。不通乞假，嫌往来也。不通衣裳，嫌淆杂也。内言不出，恶交于外也。外言不入，恶交于内也。礼当入内，啸则涉乎异也，指则涉乎觇也。有烛则行夜，有不可得而已也；无烛则止行，则涉于不明也。道路之法，其右以行男子，其左以行女子，古之道也。”
礼始于谨夫妇，为宫室辨外内，男子居外，女子居内，深宫固门，男不入、女不出。陈澔曰：“夫妇为人伦之始，不谨则乱其伦类。”
方悫曰：“天下之本在国，国之本在家，故礼始于谨夫妇。谨夫妇故为宫室以居之，辨外内以防之，男子居外、女子居内，阴阳之分也。深宫则外人不得而入，固门则强者不得而启。”
《春秋左传》：君子曰：“妇人送迎不出门，见兄弟不逾阈。”
臣按：《易》曰：“有天地然后有万物，有万物然后有男女，有男女然后有夫妇。”盖太极动而生阳、静而生阴，阴阳之气凝而成人，乾道成男，坤道成女，男阳而女阴，男阳而配合女之阴则为夫妇，由是而生父子，由是而成君臣，由是而叙为尊卑、上下、亲疏之分，此礼义所由以错也。是以人君为治，必以正家为本，而家之所以正者统系明、内外辨，秩然有其礼也。礼始于谨夫妇，夫妇之谨在于正男女之位而分别之，人君既正身修德以闲其有家，又必命官惇典庸礼以敷德教于天下，使天下之人晓然知大防之所在，男尽男之礼，女尽女之礼，各夫其夫，各妇其妇，以是成孝敬、厚人伦、美教化、移风俗，则治平之基于是乎立矣。三代之盛率循是道，汉、唐以来治杂于霸，陋习相承而不知其非，宋世虽称尚文，然藩服、郡邑皆置营妓，而名为士大夫者亦蓄歌姬，时或出以娱宾，而人家所谓养娘者又皆立契典雇。逮于我朝，痛革前弊，立为官吏宿娼之律，士夫一有犯焉终身不齿，宋朝视我有愧多矣。昔汉承秦人苛刻之后，一切反其所为，然路温舒犹谓秦有十失其一尚存，今元之弊政污习固已泛扫无余矣，然犹不免有一之尚存者，男女之无别也。今燕、赵、齐、晋之域，古所谓中州也，自古圣帝明王、大贤君子过化存神之地，礼义廉耻所自出也，而今闾阎之下、贫下之家，内外尚无限隔，乃至男女同炕而寝，夫妇以名相呼，翁妇嫂叔之不相回避，继父继母之子女相为昏配，诸如此类者尚或有之，乞敕令有司痛加禁约，一洗前朝之陋习，以昭盛代之文明，毋使片翳寸絺以为大朝之玷。（以上人家男女有别之礼）
《斯干》之诗曰：乃生男子，载寝之床，载衣之裳，载弄之璋（半圭也），其泣喤喤（大声也）。
朱熹曰：“寝之于床，尊之也。衣之以裳，服之盛也。弄之以璋，尚其德也。”
又曰：乃生女子，载寝之地，载衣之裼（褓也），载弄之瓦（纺砖），无非无仪（善也），唯酒食是议，无父母诒罹（忧也）。
朱熹曰：“寝之于地，卑之也。衣之以褓，即其用而无加也。弄之以瓦，习其所有事也。有非，非妇人也；有善，非妇人也。盖女子以顺为正，无非足矣，有善则亦非其吉祥可愿之事也。唯酒食是议而无遗父母之忧，则可矣。”
《内则》曰：子生男子，设弧（弓也）于门左；女子，设帨（佩巾也）于门右。三日始负（抱也）子，男射，女否。
方悫曰：“设弧于门左，左者天道所尊；设帨于门右，右者地道所尊。必曰设者，方男女之生，其于弧、帨有可用之道而未能有用之实也，古之人重男女之生，又重男女之别，非特见于弧、帨而已，男则寝于床之尊、女则寝于地之卑，其衣之也男以昼服之裳、女以夜服之裼，其弄之也男以所有事之璋、女以所有事之瓦。”
凡接子择日，庶人特豚、士特豕、大夫少牢，其非冢子则皆降一等。郑玄曰：“凡接子，虽三日之内，尊卑必皆选其吉焉。”
卷五○
▲家乡之礼（上之中）
《内则》曰：子能食食（饭也）“，教以右手，能言，男唯、女俞（然也）。六年（六岁也），教之数（一、十、百、千、万之数）与方名（东、西、南、北四方）。七年（七岁），男女不同席、不共食。八年（八岁），出入门户及即席饮食必后长者（行坐皆居长者之后），始教之让（后长者便是让）。九年（九岁），教之数日（朔望与十干、十二支也）。十年（十岁），出就外傅，居（谓昼所处）宿（谓夜所息）于外，学书（谓六书）”计（谓九数），礼帅初（凡礼皆循其初，不许更变），朝夕学幼仪（学为人少者之仪），请肄简（谓书篇数）谅（谓言语信实，请肄者请于长者而习学之）。
颜之推曰：“教子婴孩在谨其始，子之初生也不可不使之知尊卑、长幼之礼。若侮詈父母、驱击兄姊，父母不加诃禁，反笑而奖之，彼既不辨好恶，遂谓当然，及其既长习已成性，乃怒而禁之不可复制，残忍悖逆，无所不至，此盖父母无深识远虑，不能防微杜渐，溺于小慈养成其恶故也。”
方悫曰：“出入门户欲其行之让，即席欲其坐之让，饮食则欲其食之让也。”
臣按：《内则》所言教子之法，自能食、能言始，其叙年自六年以至于七十而后止，而此所采止于十岁者，陆氏曰“十年以后有学无教”，盖就外傅以后则其所学者属于师友而不系于父兄之家教矣。
女子十年（十岁也），不出（不出外门）。姆（女师也）教，婉（谓言语柔顺）娩（谓容貌柔顺）听从（以顺为正）。执麻枲（谓绩纺），治丝茧（谓蚕事），织（纺织）纴（缯帛）组芃（皆是绦，薄阔者为组、似绳者为紃），学女事以共衣服，观于祭祀，纳酒浆、笾（竹器）豆（木器）、菹（菜茹）醢（肉酱），礼相助奠（以礼相长者而助其馈奠）。
辅广曰：“婉有委曲之意，娩有迟缓之意，听从所谓以顺为正也。妇人之德莫此为盛，始于容德，中于女工之事，终于祭祀之礼，妇人之事尽是矣。”
方悫曰：“不出谓常居闺闾之内也。听则有所受，从则无所违，皆女德也。执麻枲则绩事也，治丝茧则蚕事也，观于祭祀则欲其习熟是事，故也非特观之而已，又且纳酒浆、笾豆、菹醢等物以致其礼，相助长者奠之于神焉。”
吴澂曰：“笾豆、菹醢者，笾豆其菹醢，谓以菹醢实于笾豆也。纳其酒浆于尊罍，实其菹醢于笾豆，各有司之者，使女子观之，至行礼之时则相长者而助其奠于神位之前也。”
臣按：此《内则》言教女之法。
《曲礼》曰：幼子常视无诳（欺诳），童子不衣裘裳，立必正方（不可斜向），不倾听（不得倾头侧听）。长者与之提携则两手奉长者之手，负剑（童子在长者旁若负剑然）、辟（偏也）旗（口旁）诏之（谓倾头与语），则掩口而对。
刘彝曰：“幼子之性纯明自天，未有外物生其好恶者，无所学而不可成也，如金之在镕惟人所范，如泥之在钧惟人所模，故视之以诚信则诚信笃于其心矣，视之以诈伪则诈伪笃于其心矣。模范之初贵得其正，则五事之用无不出于诚而适于道也，故曰幼子常视毋诳。”
戴溪曰：“常视毋诳所以养其心也，不衣裘裳所以养其体也，盖不开其情伪之端以育其正性，不伤其阴阳之和以长其寿命，此古之成人所以多有德也。夫内外交相养也，防其外所以养其中，立必正方、不倾听则敬以直内而无倾邪之态矣。”
马希孟曰：“就而携之则捧其手、近而诏之则掩其口而对者，皆事长之礼也。古之成人有德、小子有造者，岂一朝一夕之习哉？自幼稚而已知夫礼让矣，少而习之，壮而行之，老而安之，古人年弥高而德弥邵者，盖出于此也。”
《玉藻》曰：童子不裘、不帛、不屦絇。郑玄曰：“裘、帛温，伤壮气也。絇，屦头饰也。”
臣按：此古人人家教童子之礼。夫古人有胎教，方其妊子之时，必谨所感，心感于物则其子形、音肖之，故有胎教之礼，传所谓胎教者，寝不侧、坐不边、立不跸（即跛也）、不食邪味、割不正不食、席不正不坐、目不视邪色、耳不听淫声、夜则令瞽诵诗道正事，如此则生子形容端正，才过人矣。古人为教，方其子在胞胎之中已谨其所感，及其子在孩提之日尤谨其所示，禀之于初者纯全而无伪，养之于幼者端正而无邪，所见必正事，所闻必正声，所视必正色，所言必正理，非但男有教而女亦有教，非但养其心而又养其身。古之人家其豫于教者如此，是以他日出而就教于学校、服役于官府、执事于朝廷，无所往而不可，古之时人无不成之才、官无或废之职事、无不就之功者，由此道也。非独男子为然，而凡人家之女子在家者无不孝，持己者无不贞，为人妻则顺，为人母则慈，上至宫闱、下至闾巷，若贵若贱，曰男曰女，人人皆有教，家家皆有法，而天下之平由此其基也。
《春秋穀梁传》曰：子既生不免乎水火，母之罪也；羁贯成童，不就师傅，父之罪也。范宁曰：“羁贯，谓交午剪发为饰。成童，谓八岁以上。”
张载曰：“教小儿先要安详、恭敬，今世学不讲男女，从幼便骄惰坏了，到长益凶狠，只为未尝为子弟之事，则于其亲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，又随所居而长，至死只依旧。为人子则不能安洒扫、应对，接朋友则不能下朋友，有官长则不能下官长，为宰相则不能下天下之贤，甚则至于徇私意，义理都丧也，只为病根不除，随所居所接而长。”
臣按：《书》曰“若生子，罔不在厥初生”，礼曰“禁于未发之谓豫”，朱熹亦谓子之初生不可不慎其初所教，所谓慎初所教即是豫教于未发之初也。盖以人之初生童孺之时，元气未漓，天真未散，善性未斫，情窦未开，当此时而开导之则顺而易，过此时而防闲之则逆而难。张载所谓“今世学不讲男女，从幼便骄惰坏了”，骄惰二字其病根也。臣故辑古人教童子之言以示天下后世，使有家者知至要莫如教子，必豫教于童稚之初；有国者知大本在于齐家，必致谨于家乡之礼。如此，非独可以除去士庶之病根，而人君治平之善根亦于是乎萌蘖矣。（以上人家教童子之礼）
《曲礼》曰：男子二十冠而字。《内则》曰：男子二十冠，始学礼。
《士冠礼》曰：筮于庙门（祢庙也），主人戒宾，乃宿宾（宿以进之）。厥明（谓宿宾之明日）夕，为期（为加冠之期）于庙门之外。夙兴（早起），设洗（承弃水之器），直于东荣（屋翼也），陈服于房中西墉（墙也）下，东领北上。主人玄端（士入庙之服）爵韠（蔽膝也）立于阼阶（东阶）下，摈者玄端负（负之北面）东塾，将冠者采衣（童子之服）紒（结发），在房中南面，宾如主人服，赞者玄端从之，立于外门之外。主人迎，出门左，西面，再拜，宾答拜。主人揖赞者，与宾揖，先入，每曲揖，至于庙门，揖入，三揖至于阶，三让。主人升，立于序端，西面，宾西序，东面。赞者盥于洗西，升立于房中，西面南上。将冠者出房，南面，宾揖将冠者，将冠者即筵坐，赞者坐（跪也），栉（梳也），设纚（韬发之具）。宾降，盥，卒，升。宾筵前坐（跪也），正纚，兴，降阶一等，执冠者（缁布冠）升一等，东面授宾。宾右手执项（冠之后）、左手执前（冠之前），进容（行而为容仪），乃祝（祝始加之辞），坐（跪），如初，乃冠（乃加冠于首），兴，复位。冠者兴，宾揖之适房。
始加，祝曰：“令月吉日，始加元服，弃尔幼志，顺尔成德，寿考维祺，介尔景福。”
冠者服玄端爵，出房，南面。宾揖之，即筵坐（跪）。宾盥、正纚如初，降二等，受皮弁，右执项、左执前，进祝加之如初。兴，宾揖之适房。
再加，祝曰：“吉日令辰，乃申尔服，敬尔威仪，淑慎尔德，眉寿万年，永受胡（遐也）福。”
冠者服素积素，容（仪也），出房，南面。宾降三等，受爵弁，加之，服裳芃壒，其他如皮弁之仪。
三加，祝曰：“以岁之正，以月之令，咸加尔服，兄弟具在，以成厥德，黄耇无疆，受天之庆。”
筵于户西，南面。宾揖冠者就筵，宾受醴于户东，加柶（匕之属）面枋（柄），筵前北面。冠者筵西拜，受觯。宾东面答拜，荐脯醢。冠者即筵坐（跪），左执觯、右祭脯醢，以柶祭醢三，兴，筵末坐，啐醴，兴，降筵，坐奠觯，拜，执觯兴，宾答拜。
醴辞曰：“甘醴惟厚，嘉荐令芳，拜受祭之，以定尔祥，承天之休，寿考不忘。”
宾降，直西序，东面。主人降，复初位。冠者立于西阶东，南面。宾字之，冠者对（应也）。
字辞曰：“礼仪既备，令月吉日，昭告尔字，爰字孔嘉，髦士攸宜，宜之于假（嘏也），永受保之，曰伯某甫（伯、叔、季惟其所当）。”
臣按：此古《仪礼士冠礼》也，宋儒朱熹尝即此仪以为《家礼》，臣已隐括以为仪节，具见本书，兹不详载。
《郊特牲》曰：适子冠于阼，以著代也。醮于客位，加有成也。三加弥尊，喻其志也。冠而字之，敬其名也（《冠义》曰：已冠而字之，成人之道也）。
陈澔曰：“著代，显其为主人之次也。酌而无酬酢曰醮，客位在户牖之间，加礼于有成之人也。三加，始加缁布冠，次加皮弁，又次加爵弁也。喻其志者，使其知广充志意以称尊服也。此适子之礼，若庶子则冠于房户外南面，醮亦户外也。”
臣按：古礼三加，始加缁布，缁布之粗不若皮弁之精；再加皮弁，皮弁之质不若爵弁之文，愈加而愈尊。后世拘于时服，非若古人可以上下通用，行礼者因时制宜，不必尽拘可也。
《冠义》曰：古者冠礼筮日、筮宾，所以敬冠事。敬冠事所以重礼，重礼所以为国本也。
叶梦得曰：“所以为国本者，何也？盖冠而成之则责其为子将至于为父，子则有臣道也，父则有君道也，为国之本莫大于是。”臣按：后世筮法不全，而为宾之人难得，惟择而用之可也。
见于母，母拜之；见于兄弟，兄弟拜之，成人而与为礼也。臣按：司马氏谓此礼今难行，但于拜时母起立可也。
成人之者将责成人礼焉也，责成人礼焉者将责为人子、为人弟、为人臣、为人少者之礼行焉。将责四者之行于人，其礼可不重与？
吕大临曰：“所谓成人者，非谓四体肤革异于童稚也，必知人伦之备焉，亲亲、贵贵、长长不失其序之谓备，此所以为人子、为人弟、为人臣、为人少之礼行，孝弟忠顺之行立也。”
冠者礼之始也，嘉事之重者也，是故古者重冠，重冠故行之于庙。臣按：司马氏谓今人少家庙，但冠于外厅、笄于中堂可也。
《家语》：孟懿子曰：“始冠必加缁布之冠，何也？”孔子曰：“示不忘古也。”
臣按：程氏言，今行冠礼若制古服而冠，冠了又不常服，却是伪也，必须用今时之服。夫古礼始加缁布冠，冠毕而敝之，亦是常时不用之服，岂是伪哉？今家礼始加深衣、幅巾，亦是不忘古之意。
司马光曰：“古者二十而冠，所以责成人之礼，盖将责为人子、为人弟、为人臣、为人少者之行于其人，故其礼不可以不重也。近世以来人情轻薄，过十岁而总角者少矣，彼责以四者之行，岂知之哉？往往自幼至长愚騃若一，由不知成人之道故也。今自十五以上，俟其能通《孝经》《论语》，粗知礼义，然后冠之其亦可也。”
臣按：此人家男子加冠之礼。《曲礼》曰：女子许嫁，笄而字。《内则》曰：十有五年而笄。
《杂记》曰：女虽未许嫁，年二十而笄，礼也。妇人执其礼，燕则鬈首。
孔颖达曰：“燕则鬈首者，谓既笄之后，寻常在家燕居则复去笄而分发为浚紒也。此为未许嫁，故虽已笄犹为少者处之。”
贺玚曰：“十五许嫁而笄，则主妇及女宾为笄礼，主妇为之著笄而女宾以醴礼之也。未许而笄，则妇人礼之，无女宾，不备礼也。”
臣按：此人家女子加笄之礼，详见朱氏《家礼》，有女笄者按而行之。（以上人家冠笄之礼）
《诗序》曰：《摽有梅》，男女及时也。召南之国，被文王之化，男女得以及时也。
陈傅良曰：“男女及时之说，圣人之虑天下也。血气既壮难尽自检，情窦既开奚顾礼义？故昏欲及时者所以全节行于未破之日，学欲及时者所以全智虑于未分之时。”
《曲礼》曰：男女非有行媒（谓媒氏往来）不相知名（谓男女之名），非受币不交（交接）不亲（亲近），故日月以告君，齐戒以告鬼神，为酒食以召乡党僚友，以厚其别也。取妻不取同姓，故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。
郑玄曰：“见媒往来，传昏姻之言乃相知姓名，重别有礼乃相缠固。”
戴溪曰：“上以告之人君，幽以告诸鬼神，明以质诸乡党亲戚，上下幽明咸与闻之，礼莫重于有别，知之者众则其别厚矣。”
《内则》曰：男子三十而有室，女子二十而嫁，有故二十三年而嫁。聘则为妻，奔则为妾。
方悫曰：“嫁止于二十、娶必止于三十者，阴以少为美，阳以壮为强故也。聘言由此而问彼，奔言自此而趋彼。”
《昏义》曰：昏礼者，将合二姓之好，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，是以昏礼纳采（纳雁以为采择之礼）、问名（问女之生母名氏）、纳吉（得吉卜而纳之）、纳征（又谓之纳币者纳币以为昏姻之证也）、请期（昏姻日期）皆主人筵几于庙而拜迎于门外，入揖让而升，听命于庙，所以敬慎重正昏礼也。
吴澂曰：“昏礼先有行言之媒，女家许乃纳采，谓男家纳礼听女家采择，择而可乃问女名，将以女之名归而卜其吉与否，卜而吉乃报女家曰纳吉，纳吉后纳币而女家受之，自此乃请期亲迎而成昏也。”
臣按：古语云“六礼不备，贞女不行”，古人所以敬慎重正于昏礼如此，敬则不敢，慎则不忽，重则必致其隆，正则不流于僻。所以然者，盖欲以之上奉宗庙、下继后世，然亦使其知夫妇之伦乃纲常之大道，男不敢忽其妇，女不敢狎其夫，必相与偕老而不轻相背弃也。
《周礼》：大司徒以十有二荒政聚万民，十曰多昏。
刘彝曰：“夫妇之礼虽不可不谨于始，然民有细微贫弱者，或困于凶荒，必待礼而后昏则男女之失时者多，无室家之养，圣人伤之，宁邦典之或违而不忍失其昏嫁之时也，故有荒政多昏之礼，所以使之相依以为生，而又有以育人民也。《诗》不云乎，‘岂弟君子，民之父母’，苟无子育兆庶之心，其能若此哉？此则《周礼》之意也。”
媒氏掌万民之判（因其别而合之），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焉。令男三十而娶，女二十而嫁。凡嫁子聚妻，入币纯帛无过五两。
丘葵曰：“昏姻欲致一，故用纯色之帛。五两，十端也。富者无过，贫者亦可以及，礼之中制也。”
臣按：成周之世，嫁子娶妻，纯帛无过五两。谓之无过者，禁止之辞也，盖虑世之人有以奢侈而逾度者，故为之中制如此。近世民情浮薄，昏娶之际往往论财，羔酒之外索取银钱，谓之财礼，乃至民间聘定，动逾数年而不能备数，以至昏姻失时者往往有之。朝廷明有定制，有司不能举行，宜时申明之，使男女之昏嫁各得其时，是亦蕃民生、厚风俗之一端也。
《穀梁传》曰：礼，送女父不下堂、母不出祭门（庙门）、兄弟不出阙门（两观），父戒之曰：“谨慎从尔舅之言。”母戒之曰：“谨慎从尔姑之言。”诸母般（囊也，盛物以备舅姑之用）申之曰：“谨慎从尔父母之言。”
臣按：女妇以顺从为德，故女子之嫁人，父母醮之，必欲其从舅姑之言，至其诸母不复有戒言，惟丁宁致祝，欲其从父母之言而已。夫古昔盛时，女子在家，父母既随时因事而教戒之矣，及其适人也则又申戒之焉，是以闺门雍穆而家道以成，教之有素然也。
汉王吉上疏曰：“夫妇，人伦大纲，夭寿之萌也。世俗昏娶太蚤，未知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，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。”
司马光曰：“世俗好于襁褓童幼之时轻许为昏，亦有指腹为昏者，及其既长，或不肖无赖、或身有恶疾、或家贫冻馁、或丧服相仍、或从宦远方，遂至弃信负约、速狱致讼者多矣。”
臣按：司马光此言非但昏娶不可太蚤，而聘定亦不可太蚤，朝廷宜定为中制以为禁令，是亦可以厚风俗、息争讼。
匡衡曰：“妃匹之际，生民之始、万福之原，昏姻之礼正，然后品物遂而天命全。”
司马光曰：“古者男子三十而娶、女子二十而嫁，今令文（谓宋朝禁令）男子年十三以上并听昏嫁，今为此说所以参古今之道、酌礼令之中、顺天地之理、合人情之宜。”
臣按：医经女子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、男子二八而天癸至精气溢，宋朝令文男子十三以上并听昏嫁，臣窃以为十三亦为太早，宜定制男女十岁以上方许聘定，男必十六、女必十四方许嫁娶，而男女之年齿亦必略相当，男可长于女，女不可过长于男。自昔浙东有溺女之风，男子往往三四十岁而无妻，甚有终身不识女色者，遇有嫠居，聚徒争夺、告讦成风，多致破家。川蜀民风，男仅数龄即娶倍长之女。此皆风俗之不雅者，诸如此类皆宜行禁革，非独可止争讼，是乃厚人伦、美风化而亦可以蕃生育之性、绝淫泆之端。（以上人家昏娶之礼）
《左传》：桓公十八年，公与姜氏如齐，申曰：“女有家，男有室，无相渎也，谓之有礼，易此必败。”
吕大圭曰：“古人制礼，尺寸不敢逾、毫厘不敢越者，夫岂强拂人之性情而以繁文末节为尚哉？经国家定祸乱而杜未然也，《泉水》载卫女思归而不可得，《载驰》许穆夫人欲归唁其兄而义不可，夫人之适其国，父母在则有归宁，既终则大夫行聘问而已，古人制礼也严矣，违此未有不败。”
庄公二十七年冬，杞伯姬来归宁也。凡诸侯之女归宁曰来，出（为夫所出）曰来归。
孔颖达曰：“归宁者，女子既嫁，有时来归问父母之宁否，父母没则使卿归问兄弟也。嫁谓之归而宁谓之来，见绝而出则以来归为辞，来而不反也。”
《穀梁》：礼，妇人谓嫁曰归，反曰来归（明从外至，反谓夫家所遣）。
臣按：女子于父母家乃其生身之地，根本所自出，固不可不归宁，但父母已没则不可尔，然于其兄弟嫂侄之间乌可恝然无情哉？室迩则朝去夕归，道远则遣人问遗，是亦礼之近人情者也。
《诗序》：《泉水》，卫女思归也。嫁于诸侯，父母终，思归宁而不得，故作是诗以自见也。曰：毖彼泉水，亦流于淇。有怀于卫，靡日不思。娈彼诸姬，聊与之谋。
朱熹曰：“卫女嫁于诸侯，父母终，思归宁而不得，故作此诗。言毖然之泉，水亦流于淇矣，我之有怀于卫，则亦无日而不思矣，是以即诸姬而谋为归卫之计也。”
朱善曰：“礼缘人情而为之也，夫既曰缘人情而为之，则父母其本根也，兄弟其同气也，皆人情之不可忘者，而何为不可以宁兄弟也？曰人情有出于天理之公者，有出于人欲之私者，圣人制礼将以全夫天理之正而节其人欲之流也。据礼，女子已嫁而反，兄弟不与同席而坐、不与同器而食，所以厚别也，则闺门之内所可与同坐而共食者惟母、姑、姊妹耳。使父母没而归宁，则谁与同坐，谁与共食而孰为之主乎？圣人于此宁以义断恩，不以恩揜义，故制为父母终不得归宁之礼，所以存天理而遏人欲也，以此为防犹有禽兽其行如齐襄、鲁桓夫人之所为者，然后知圣人制礼真可谓万世无弊者矣。”
臣按：女子嫁而归宁，古有是礼，然父母终而无姑、姊妹在室者不可也，若有寡嫂及其人之年五十以上者，揆之于人情似亦无害。（以上女子归宁之礼）
以上家乡之礼（上之中）
卷五一
▲家乡之礼（上之下）
《丧大记》曰：疾病，外内皆埽。废床，彻亵衣，加新衣。男女改服，属纩（新绵）以俟绝气。男子不死于妇人之手，妇人不死于男子之手。
马希孟曰：“君子于其生也欲内外之有别，于其死也欲始终之不亵，则男女之分明、夫妇之化兴。”
小敛于户内，大敛于阼。小敛，布绞，缩（直也）者一，横者三，一衾。大敛，布绞，缩者三，横者五，布衿，二衾。
陈澔曰：“此明小敛文。衣、衾、绞既敛所用以束尸，使坚实者。从者在横者之上，从者一幅，横者三幅，每幅之末析为三片以便结束。大敛缩者三，谓一幅直用裂其两头为三方也；横者五，谓以布二幅分裂作六片而用五片（去一不用），横于直者之下也。”
臣按：古人之死必为之大、小敛，所以束其尸而使之坚实。后世不知此礼，往往有谓不忍将死者束缚而不肯敛者，此愚下之见也。
上大夫大棺八寸、属（在大棺之内）六寸，下大夫棺六寸、属四寸，士棺四寸。
臣按：死者人所不免，故《王制》“六十岁制”谓制棺也，人至六十死期将近，故必豫为制棺，恐一旦不测，仓卒之际急难措置也。古之孝子慎于送终之礼，三日而殡，凡附于身者必诚必信，勿之有悔焉耳矣；三月而葬，凡附于棺者必诚必信，勿之有悔焉耳矣。必诚则于死者无所欺，必信则于生者无所疑，勿之有悔，则于生者、死者皆无憾矣。必如是，庶几孟子所谓“尽于人心”者乎。
《檀弓》曰：子游问丧具，夫子曰：“称家之有亡。”子游曰：“有无恶乎齐？”夫子曰：“有毋过礼，苟亡矣，敛首足形，还（与旋同）葬，县（平声）棺而封，人岂有非之者哉（”封“当作”窆“）？”
朱熹曰：“丧具称家之有无，贫而厚葬不循礼也。”
臣按：丧葬之具固有礼亦有分，分虽得为而礼不可为固不可为，礼虽可为而分不得为亦不可为。反而求之，吾家礼可以为而分又得为，而吾财力足以称之而不为，是俭其亲也；礼可以为而分亦得为，而吾之财力不足以为之而必假借于人勉强以徇俗好，甚至有所待而久不举，以暴露其亲，则是徇外以忘亲也，亦岂得为孝哉？
《丧大记》曰：丧有无后，无无主。
臣按：《家礼》“立丧主”注：“凡主人谓长子无则长孙承重主馈奠，其与宾客为礼则同居之亲且尊者主之。”盖亲者主馈奠、尊者主宾客，凡礼皆然。
《周礼肆师》：凡卿、大夫之丧相其礼。
臣按：成周之世，卿、大夫家有丧事，尚设官以相其礼，后世徒有其文而无其人，此家所以自为俗而礼教不能达于天下也。《檀弓》曰：杜桥之母之丧，宫中无相，以为沽（粗略也）也。
郑玄曰：“孝子丧亲，悲迷不复自知，礼节、事仪皆须人相导，而桥母死，宫中不立相侍，故时人谓其于礼为粗略也。”
《家语》：孔子在卫，司徒敬子之卒，蘧伯玉曰：“卫鄙俗不习丧礼，烦吾子相焉。”孔子许之。
臣按：礼废之后，人家一切用佛、道二教，乡里中求其知礼者盖鲜。必欲古礼之行，必须朝廷为之主，行下有司，令每乡选子弟之谨敏者一人，遣赴学校，依礼演习，散归乡社，俾其自择社学子弟以为礼生，凡遇人家有丧祭事使掌其礼。如此，则圣朝礼教行于天下，而异端自息矣。
《王制》曰：大夫、士、庶人三日而殡，三月而葬。《春秋传》曰：大夫三月，同位至。士逾月，外姻至。
陈澔曰：“天子七月而葬，诸侯五月而葬，大夫降于诸侯而三月，士、庶人又降于大夫，故逾月也。今总云大夫、士、庶人三日而殡，此固所同，然皆三月而葬则非也，当从左氏说为正。”
臣按：古者置棺于坎而涂之谓之殡，后世无所谓涂之者，三日大敛之后入棺即以为殡也。《王制》通谓大夫、士、庶人三月而葬，而《左传》则又分大夫三月、士逾月而不言庶人，盖先王制礼不下庶人，人家贫富不同，事辨即葬，不拘日也。《王制》通以三月言而《左传》谓士逾月，盖士逾月即可葬，不得已而至于三月亦不为过，庶人事具即葬，然有故焉亦许至三月，然逾三月则不可也。所谓不得已或有故者，盖以其间有贫窘或远行未回，及适有疾病者，皆许延至三月，但不可出三月之外。近世江浙、闽广民间多有溺于风水之说，及欲备礼以徇俗尚者，亲丧多有留至三、五、七年，甚至累数丧而不举者，前丧未已，后丧又继，终无已时，使死者不得归土，生者不得乐生，积阴气于城郭之中，留伏尸于室家之内，十年之中其家岂无昏姻吉庆之事，亲死未葬，恬然忘哀作乐，流俗之弊莫此为甚。乞明为禁限，留丧过三月不葬者责以暴露之罪，若有远行商宦及期不至者，明白告官方许逾限。仍行礼官申明旧制，凡民间殡葬之具皆为品节，礼不可为（如散帛、设席之类）、分不得为（如幢幡、彩亭之类）者一切禁绝之，违者问以违制之罪。
司马光曰：“世俗信浮屠诳诱，于始死及七七、百日、期年、再期、除丧饭僧设道场，或作水陆大会，写经造像，修建塔庙，云为死者灭弥天罪恶，必生天堂，受种种快乐，不为者必入地狱剉烧、舂磨，受无边波咤之苦。殊不知人生含血气，知痛痒，或剪爪剃发，从而烧斫之已不知苦，况于死者形神相离，形则入于黄壤，朽腐消灭，与木石等，神则飘若风火，不知何之，借使剉烧、舂磨，岂复知之？且浮屠所谓天堂、地狱者，亦以劝善而惩恶也，苟不以至公行之，虽鬼可得而治乎？”
臣按：追荐之说，惟浮屠氏有之，而近世黄冠师亦有所谓炼度者，彼见浮屠得财亦效而尤之也。在宋时犹未盛，故温公《书仪》止言浮屠而《家礼》亦止云不作佛事，非谓道教可用也。虽然，世俗之所以为此者，盖以礼教不明于天下，士庶之家一有丧事，无所根据，因袭而为之，以为当然之礼耳。其间固有为因果而作者，然亦其徒云耳，若夫市井小人，其亲之存，饥寒患难尚有所不恤，况其既死，又肯捐其财，超其出地狱而升天堂哉？无亦畏世俗之讥笑而为之耳。若夫所谓士大夫及仕宦之家，其心亦有知其非而不欲为者，然念其祖父以来世袭为此，而凡其亲族、姻戚、乡邻之家无不如此者，而我何人，一旦乃敢不为，既恐他人议己之不孝其亲，又恐其讥己之吝财费也。中有特见之士毅然欲为，然当亲死之时五内分裂，其礼散见于经传之中，无有定说，平时失于讲究，一旦临事欲行从何措手，欲资之人，一时无有所谓稽古知礼者，苟直情而径行则又反不如二教之有据依，是以不得已而用之也。彼佛之言止说天堂、地狱归向之者可以免苦而即乐，未有所谓科仪也，而科仪之作，盖我中国之人窃我儒之土苴，乘其隙而用之以攫民财，吾儒不之觉也。方且作为言语文字以攻击其非，而不知吾礼之柄为彼窃弄，是以攻之非不力而卒莫如之何也已。昔宋儒朱熹所著《家礼》会粹诸家礼以为一书，而于丧礼尤备，我太宗皇帝命儒臣加载《性理大全书》颁行天下，臣尝以浅近之言节出其要以为仪注，刻板已行，在臣家乡多有用而行者，遂以成俗。盖行古礼比用浮屠省费数倍，伏望圣明为礼教主，复行古礼，非独可以正民俗、辟异端，而亦可以省民财、厚民生也。
又曰：“世俗信葬师之说，既择年月日时，又择山水形势，以为子孙贫富、贵贱、贤愚、寿夭尽系于此，而其为术又多不同，争论纷纭，无时可决，至有终身不葬、累世不葬，或子孙衰替，忘失处所弃捐不葬者，正使殡葬实能致祸福为子孙者，亦岂忍使其亲臭腐暴露而自求其利耶？悖礼伤义莫甚于此。然孝子之心虑患深远，恐浅则为人所掘，深则湿润速朽，故必求土厚水深之地而葬之，所以不可不择也。”
臣按：古者举事必决之卜筮，虽以周公定洛亦必假之于龟。夫建都邑天下之大事也，以周公元圣，据其形势以定其规制无不可者，尚必决以卜焉。后世卜筮之法无传，俗所用者非古法，不足为据，其于时月、茔兆幸世有选择之法存焉，不能不用之以代卜筮也，但其所谓希福禄富贵者不足信尔，其趣吉避凶之说亦不可无，宜行有司明为之禁，非有故不许其逾三月之限，及为各房利病之说以诱惑愚俗，犯者禁断，不许行术。（以上死葬父母之礼）
《檀弓》曰：衰与其不当物也，宁无衰。郑玄曰：“不当物，谓精粗广狭不应法制也。”
吴澂曰：“丧礼制为斩、齐、功、缌之服者，其文也；不饮酒食肉、处内者，其实也。中有其实而外饰之以文，是为情文之称，徒服其服而无其实则与不服等尔，虽不服其服而有其实者谓之心丧。心丧之实有隆而无杀，服制之文有杀而无隆，古之道也。”
臣按：《周礼》肆师禁外内命男女之衰不中法者，盖以五服之冠绖、衰裳皆有所取义，非徒异其制而已也。我太祖皇帝以《服制图》载于《大明律》之首，盖以违于礼则入于律，既以法戒天下，又制为《孝慈录》一书，援乎古以证乎今，复以礼谕臣民，礼法兼行，万世之下所当遵守者也。然而官府虽守其法，而街市之间、闾阎之下，乡俗相传多失其制度，乞敕有司画为图式，降下有司，凡五服之制务必依式制造，不如式者罪之。
《丧服小记》曰：亲亲、尊尊、长长、男女之有别，人道之大者也。
郑玄曰：“此论服之降杀。亲亲谓父母也，尊尊谓祖及曾祖、高祖也，长长谓兄及旁亲也，不言卑幼，举尊长则卑幼可知也。男女之有别者，若为父斩、为母齐衰，姑姊妹在室期、出嫁大功，为夫斩、为妻期之属是也。此四者于人之道为最大。”
臣按：人道之大者在彝伦，彝伦之大者在于亲亲、尊尊、长长、男女之别焉。是以方其生也，亲者亲之，尊者尊之，长者长之，当别者别之，一皆出于天性，本于人心，凡其所以恭敬爱慕而严惮之者，是乃人道之当然，自然而然者也。及其不幸死亡而至于终天永诀，虽欲亲之、尊之、长之、别之不可得已，是以圣人制为服制，以寓其亲亲、尊尊、长长、别别之义于冠绖、衰裳之间，服制精粗必合法制，岁月久近必遵圣经，非但以寄其悲哀之情、痛疾之意而已也。其亲疏之杀、尊卑之等、长幼之序、内外之辨，一毫不敢有所违悖僭差于其间，是岂无故而然哉？盖人道当如此也。彼昧于礼者或加隆于私亲，或借吉于凶丧，知有母而不知有父，知有欲而不知有理，盖不知人道者也。人而不知人道，尚可谓之人哉？
《檀弓》曰：事师无犯、无隐，左右就养无方，服勤至死，心丧三年。
孔子之丧，门人疑所服，子贡曰：“昔者夫子之丧颜渊若丧子而无服，丧子路亦然，请丧夫子若丧父而无服。”
程颐曰：“师不立服，不可立也，当以情之厚薄、事之大小处之，如颜、闵之于孔子，其成己之功与君父并，虽衰三年可也，其次各有浅深，称其情而已。”
张载曰：“古不制师服，师无定体也，见彼之善而己效之亦师也，故有得其一言一义而如朋友者，有亲炙如兄弟者，有成就己身而恩如天地、父母者，此岂可以一概服之？故圣人不制其服，心丧之可也。”
臣按：五者之伦有天合者、有人合者，皆有天然之分、本然之则，其理一定，故圣人立为服制，各称情以立文，以为不易之道，独于师不为定制焉。孔门诸子朝夕从游，凡天地间义理、古今制度、事为变故无不讲明辨问，而于丧祭、吉凶之礼尤加详焉，独于丧师之服略无一言及之，意者恐有豫凶事之嫌欤？逮孔子既没之后，始疑所服，子贡乃举夫子所以丧渊、路者以起其义，曰夫子生时以子之丧处吾徒，既视吾徒以子矣，今夫子没，吾徒乌可不以父视夫子乎？乃处之曰请丧夫子若丧父而无服。若丧父无服，所谓心丧者也。心丧者，身无衰麻之服而心有哀戚之情，三年之间不饮酒、不食肉、不御内，时至而哀，哀至而哭，充充瞿瞿，慨然廓然，无以异于倚庐之间、几筵之下、兆域之侧也，夫是之谓心丧。古人谓弟子于师有君臣、父子、朋友之道，生则尊敬之，死则哀痛之，恩深义重，故为之隆服焉。夫恩深义重者固当为之隆其服矣，然恩有浅深、义有轻重，又当因其浅深、轻重而处之，是亦所以称情立文也。孔门之徒三千，速肖七十，当乎梦奠之初，固必人人奔赴也，三年之后，入别子贡，相向而哭者，盖必有数焉，而子贡一人筑室于场，又居三年，受恩尤深故也。噫，世衰道微，礼教不明于世，执亲之丧者尚或不能以如礼，况师乎？甚至师存而关弓反射，更名他师，师没而不肯一吊临者，亦或有也，况望其服心丧以报之乎？虽然，秉彝之心人皆有之，不可尽诬天下以无人也，然则弟子于师之丧固服心丧矣，若夫吊奠之时、从葬之际服何服欤？《仪礼》曰“朋友麻”，注云：“吊服。”加麻其师与朋友同，既葬除之。《礼记》曰：“孔子之丧，二三子皆绖而出。群居则绖，出则否。”张载解云：“群居则绖，出则否，丧常师之礼也绖而出特厚于孔子也。”宋儒黄干丧其师，朱熹服加麻，制如深衣，用冠绖。王柏丧其师，何基服深衣加带，绖冠加丝武。柏卒，其弟子金履祥丧之则加绖于白巾，绖如缌服，而小带用细苎。黄、王、金三子者皆朱门之嫡传，其所制之师服非无稽也，后世欲报其师之恩义者宜准之以为法云。五服之制载于礼、图于律，世所通知者，兹不载而特举师友之服者，补所略也。（以上服制之义）
《诗谷风》曰：凡民有丧，匍匐救之。
《曲礼》曰：知生者吊，知死者伤。又曰：助葬必执绋（引棺之索）。
《檀弓》曰：吊于人是日不乐，行吊之日不饮酒、食肉焉。吊于葬者必执引（引柩之索），若从柩及圹皆执绋。《公羊传》曰：车马曰赗，货财曰赙，衣被曰襚。
《穀梁传》曰：乘马曰赗，衣衾曰襚，贝玉曰含，钱财曰赙。
吕大临曰：“《诗》曰‘凡民有丧，匍匐救之’，不谓死者可救而复生，谓生者或不救而死也。夫孝子之丧亲，不能食者三日，其哭不绝声，既病矣，杖而后起，问而后言，其恻怛之心、痛疾之意不欲生，则思虑所及，虽其大事有不能周之者，而况于他哉？故亲戚、僚友、乡党闻之而往者不徒吊哭而已，莫不为之致力焉。始则致含襚以周其急，三日则共糜粥以扶其羸，每奠则执其礼，将葬则助其事，其从柩也，少者执绋、长者专进，止其掩圹也，壮者盈坎、老者从反，哭祖而赗焉，不足则赠焉，不足则赙焉，凡有事则相焉，斯可谓能救之矣。故适有丧者之辞不曰愿见而曰比，虽国君之临亦曰寡君承事，他国之使者曰寡君使某，毋敢视宾客。主人见宾不以尊卑、贵贱，莫不拜之，明所以谢之且自别于常主也；宾见主人无有答其拜者，明所以助之且自别于常宾也。自先王之礼坏，后世虽传其名数，而行之者多失其义，丧主之待宾也如常主，丧宾之见主人也如常宾。如常宾，故主于吊哭而莫敢与其事；如常主，故舍其哀而为衣服、饮食以奉之。其甚者，至于损奉终之礼以谢宾客之勤、废吊哀之仪以宽主之费用，则是先王之礼意其可以下而已乎？今欲行之者，虽未能尽得如礼，至于始丧则哭之，有事则奠之，又能以力之所及为营丧具之未具者以应其求，辍子弟、仆隶之能干者以助其役，易纸币、壶酒之奠以为襚除、供帐、馈食之具以为赗与赙，凡丧家之待己者悉以他辞受焉，庶几其可也。”
臣按：今世俗于亲宾来吊奠往往设席以待之，裂帛以散之，是故吕氏所谓待以常宾、舍其哀而为衣服饮食以奉之者也。又世俗之人送往之日，亲友醵钱为主人设宴于墓所，醉饱歌唱，甚者孝子亦预饮耇，此何礼也？今此俗京师尤甚。夫京邑首善之地，其所为如此，何以示天下四方乎？乞敕有司痛加禁革，自京邑始然后推行于天下。
《曲礼》曰：邻有丧，舂不相；里有殡，不巷歌。
陈澔曰：“五家为邻。相者以音声相劝，相盖舂人歌以助舂也。二十五家为里。巷歌，歌于巷也。”
臣按：古者邻里有丧，而居民相与同其戚也如此，后世无此风矣，臣故录之以为世训。（以上吊慰之礼）
以上家乡之礼（上之下）
卷五二
▲家乡之礼（中）
《曲礼》曰：君子将营宫室，宗庙为先。
臣按：古者宗庙，大夫三、士二、庶人祭于寝，然今世大夫、士无世官不得立庙，宜如《家礼》立为祠堂。凡家造，祭器为先。郑玄曰：“家造，谓大夫始造家事也。”
无田禄者不设祭器，有田禄者先为祭服。君子虽贫不粥祭器，虽寒不衣祭服，为宫室不斩于丘木。
孔颖达曰：“有田禄得造祭器，必先为祭服后为祭器。缘人形参差，衣服有大小，不可假借，故宜先造，而祭器之品量其制同，故可暂假，故营之在后。”
吕大临曰：“孟子云‘惟士无田则亦不祭’，牲杀、器皿、衣服皆不备故也。不祭则荐而已，与庶人同，故不设祭器也。有田禄则牲杀、器皿、衣服皆不可不备，祭器所以事其先，粥之则无以祭，无以祭则不孝也；祭服所以接鬼神，衣之则亵，亵则不敬也；丘木所以庇其宅兆，为宫室而斩之，是慢其先而济吾私，亦不敬也。”
支子不祭，祭必告于宗子。
郑玄曰：“支子，庶子也。祖祢庙在嫡子之家，庶子不敢辄祭，若宗子有疾不堪当祭，则庶子代摄可也，犹必告于宗子然后敢祭。”
程颐曰：“古所谓支子不祭者，惟使宗子立庙主之而已。支子虽不祭，至于斋戒致其诚意则与祭者不异，可与则以身执事，不可与则以物助，但不别立庙为位行事而已。后世如欲立宗子，当从此义，虽不祭情亦可安。若不立宗子，徒欲废祭，适足以长惰慢之志，不若使之祭犹愈于己也。”
朱熹曰：“兄弟异居，庙初不异，只合兄祭而弟与执事或以物助之为宜，而相去远者则兄家立主、弟不立主，只于祭时旋设位，以纸榜标记逐位，祭毕焚之，似亦得礼之变。”
臣按：古者宗法行，故支子无自祭之礼，今世人家兄弟多有析居及出远宦者，不能皆合祭于宗子也。乞敕礼官定制，凡人家庶子只许祭其所曾经事者，如逮事曾祖或祖则许祀之，不逮事者惟得祭祢，其宗子之家父祖分产之时，必须以一分为祭需，原不曾有者众共补之，兄弟析居者不许自祀其父，遇有告祀荐新之类皆就长兄家行礼，如此，是亦敦本厚俗之一端。
《王制》曰：庶人祭于寝。大夫、士宗庙之祭有田则祭，无田则荐。郑玄曰：“有田者既祭又荐新。”何休曰：“有牲曰祭，无牲曰荐。”
陈祥道曰：“祭以致礼而有常月，荐以致孝而无常时，祭必卜日而荐新不择日。”周讠胥曰：“无田则荐，言牲器、衣服不备不敢以祭也。”
臣按：古之仕者有祭田，今世非世家贵而好礼者无祭田，苟有禄食及有财产者皆当随时致祭，不可拘田之有无。盖祭荐之礼子孙所以报本而反始，后世礼教不行，人家往往厚于奉养而薄于荐祭。乞敕礼官申明礼制，凡有禄食及财产充足之家，力足以备礼者有废祖宗岁时荐祭者，许族长责问其故，有不服者俾以闻官，贫而不能具者不在此限，庶几薄俗知所以追远之礼，亦有以使民俗之归厚也。
庶人春荐韭、夏荐麦、秋荐黍、冬荐稻，韭以卵、麦以鱼、黍以豚、稻以雁。
陈澔曰：“注云祭以首时，荐以仲月。首时者，四时之孟月也。”《少仪》曰：未尝不食新。《祭义》曰：忌日必哀，称讳如见亲。
方悫曰：“忌日哀，有终身之丧也。称讳如见亲，闻名心瞿也。”
程颐曰：“家必有庙，庙必有主。月朔必荐新，时祭用仲月，冬至祭始祖，立春祭先祖，季秋祭祢。忌日迁主，祭于正寝，凡事死之礼当厚于奉生者。”
臣按：程子谓“冬至祭始祖，立春祭先祖”，朱子既立为二祭载于《家礼》时祭之后，其门人杨复乃谓朱子初年亦尝行之，后觉其似僭不敢祭，然冬至之祭不祭可也，而立春之祭似亦可行。今拟人家同居止四代者不行亦可，其有合族以居、累世共爨者，生者同居而食，死者异处而祭，恐乖易萃合人心于孝享之义，惟宜行立春一祭。
或问俗节之祭如何，朱熹曰：“韩魏公处得好，谓之节祠，杀于正祭。”
臣按：《家礼》“俗节则献以时食”，注云：“如清明、寒食、端午、中元、重阳之类。”
朱熹曰：“祭仪以墓祭、节祠为不可，然先正皆言墓祭不害义理，又节物所尚古人未有，故止于时祭。今人将节随俗燕饮，各以其物，祖考生存之日盖尝用之，今子孙不废此而能恝然于祖宗乎？”
刘璋曰：“人死之后葬形于原野之中，与世隔绝，孝子追慕之心何有限极，当寒暑变移之际益用增感，是宜省谒坟墓以寓时思之敬。凡祭祀品味亦称人家贫富，不贵丰腆，贵在修洁，罄极诚悫而已。”
臣按：礼经无墓祭之文，然自汉明帝时有上陵礼，自时厥后遂以成俗，柳宗元谓近世礼重拜扫，每遇寒食，田野道路士女遍满，皂隶、庸丐皆得上父母丘墓，马｛巫｝、夏畦之鬼无不受子孙追养者，唐人亦有诗“坟上无新土，此中白骨应无主”之句。是寒食墓祭，吾祖宗父母其生时固已行之于其祖宗父母，而为祖宗之后、父母之嗣者，乃舍其丘陇而岁不一展省，弃其留骨而时不一奠荐，乃诿之曰“墓祭非古也”可乎？文公《家礼》附墓祭于时祭忌日之后，可谓顺人之情、得礼之意矣。
朱熹曰：“笾豆、簠簋之器乃古人所用，故当时祭享皆用之，今以燕器代祭器、常馔代俎肉、楮钱代币帛，是亦以平生所用，是谓从宜也。”
臣按：人子之事亲当事死如事生、事亡如事存，吾之祖考平日所用之器皿如此、所被之衣服如此，及其死亡也而又别为器与服以事之，岂不骇其见闻哉？古人生用几筵、俎豆则死亦用几筵、俎豆以事之，今人之生所用者卓椅杯盘，死所用者亦当以卓椅杯盘，是即朱子所谓从宜者也。正不必泥于古，一惟称家之有无、随俗之所尚，惟诚惟孝，起敬起慕，虽不能一一如古人行礼之度数，而古人行礼之心则固常存也。
《仪礼》曰：士病祷五祀。《王制》曰：大夫祭五祀。
《月令》：春月其祀户，夏月其祀灶，秋月其祀门，冬月其祀行（行谓道路往来之处），季夏之月其祀中溜（室中土神也）。
臣按：古者大夫祀五祀、士立二祀、庶人立一祀，或立溜、灶，或立户。夫灶者人家饮食所需，而中溜之祭即土神也。本朝禁淫祀，惟许祭灶，然土地之神朱子文集中有祭土地文，则人家亦可通祀，若夫士庶征行远方，出入之际，亦可准古人祖祭以祀门或户。（以上人家祭祀之礼）
《丧服小记》曰：别子为祖（别子者谓诸侯适子之弟，别于正适也。为祖者别与后世为始祖也），继别为宗（谓别子之适长子，继别子与族人，为百世不迁之宗也），继祢者为小宗（谓别子之次子，以其长子继己为小宗而其同父兄弟宗之也）。有百世不迁之宗，有五世则迁之宗。
程颐曰：“宗子继别为宗，言别则非一人也，如别子五人，五人各为大宗。所谓兄弟宗之者，谓别子之子继祢之兄弟宗，其小宗子也。”
臣按：大宗则一，大宗，宗其继别子者是也，是为大宗。小宗则四，有继祢之小宗则同父兄弟宗之，有继祖之小宗则同堂兄弟宗之，有继曾祖之小宗则再从兄弟宗之，有继高祖之小宗则三从兄弟宗之，至于四从则亲属尽绝，所谓五世则迁者也，是谓小宗。礼经别子法，是乃三代封建诸侯之制，而为诸侯庶子设也，与今人家不相合。今以人家始迁及初有封爵仕宦起家者为始祖，以准古之别子，又以其继世之长子准古之继别者，世世相继以为大宗，统族人、主始祖，立春之祭及墓祭，其余以次递分为继高祖、继曾祖、继祖、继祢小宗。
程颐曰：“宗子无法则，朝廷无世臣。”又曰：“立宗非朝廷之所禁，但患人自不能行之。”
张载曰：“宗子无法则，朝廷无世臣，且如公卿一日崛起于贫贱之中以至公相，宗法不立，既死遂族散，其家不传。宗法若立，人人各知来处，朝廷大有所益，盖公卿各保其家，忠义岂有不立？忠义既立，朝廷之本岂有不固？今骤得富贵者，止能为三四十年之计，造宅一区及其所有，既死则众子分裂，未几荡尽则家不存，如此，则家且不能保，安能保国家？”
陈埴曰：“宗法为诸侯之庶子设，恐其后流派浸多，姓氏纷错，易至淆乱，故于源头有大宗以统之则人同知尊祖，分派处有小宗以统之则人各知敬祢。”
臣按：欲行宗子之法，必自世胄始，今世文臣无世袭法，惟勋戚及武臣世世相承以有爵禄，此法断然可行。若夫见任文臣及仕宦人家子孙，与夫乡里称为大族钜姓自谓为士大夫者，朝廷宜立定制，俾其家各为谱系，孰为始迁于此者，孰为始有封爵者，推其正嫡一人以为大宗，又就其中分别某与某同高祖推其一人最长者为继高祖小宗，某与某同曾祖推其一人为继曾祖小宗，某与某同祖、某与某同祢各推最长者一人以为小宗，其分析疏远者虽不能合于一处，然其所以聚会于一处、缀列于谱牒者则粲然而明白也。若夫军官袭替，故事明具，宗支图亦俾其明白开具如五宗之法，若其正支绝嗣而以旁支入继者，既袭之后即将其名系于所后正支之下以承大宗，而以其次弟承所生父母以为小宗。如此，虽不能尽如三代之制，亦礼废羊存之意。
陈淳曰：“神不歆非类，民不祀非族。古人继嗣大宗无子则以族人之子续之，取其一气脉相为感通，可以嗣续无间，此亦至正大公之举而圣人所不讳也。后世理义不明，人家以无嗣为讳，不肯显立同宗之子，多是潜养异姓之儿，阳若有继，阴已绝矣。盖自《春秋》殽子取莒公子为后，故圣人书曰‘莒人灭殽’，非莒人灭之也，以异姓主祭祀，灭亡之道也。”
黄润玉（鄞人）曰：“古者诸侯之别子之子孙，嫡派为大宗，庶子为小宗，小宗绝不为立后，惟大宗绝则以支子立后，盖大宗是尊者之统，不可绝也。今制，大宗绝立后，小宗绝不立后，庶民不知朝廷之制，凡庶子绝皆令过继，只是争取财产耳。”
臣按：黄润玉谓“大宗绝立后，小宗绝不立后”为今制，然观宋儒陈淳谓古人继嗣，大宗无子则以族人之子续之而不及小宗，则是我朝亲藩初封未有继别之子而国绝则不为立继，盖古礼也，亲藩且然，况庶民乎？然则今庶民无子者往往援律令以争承继，非欤？谨按圣祖得国之初，著《大明令》与天下约法，有云：“凡无子许令同宗昭穆相当之侄承继，先尽同父周亲，次及大功、小功、缌麻，如无方许择立远房及同姓为嗣，若立嗣之后却生亲子，其家产并许与元立均分，并不许乞养异姓为嗣，以乱宗族，立同姓者亦不得尊卑失序以乱宗族。”其后天下既定，又命官定律，有立嫡子违法条云：“若养同宗之人为子，所养父母无子而舍去者杖一百，发付所养父母收管。若有亲生子及本生父母无子欲还者，听若立嗣，虽系同宗而尊卑失序者，其子归宗，改立应继之人，其遗弃小儿年三岁以下，虽异姓仍听收养，即从其姓。”切详律令之文所谓立嗣之后却生亲子，并所养父母无子而舍去及若有亲生子等辞，皆谓其人生前立嗣也，无有死后追立之文。圣祖之意盖以兴灭继绝，必前代帝王、功臣、贤人之后，不可绝其嗣使其不血食也。先王制礼不下庶人，庶人之家若其生前自立继嗣，及将昭穆相应之人自幼鞠养，从其自便。然又恐其前既立继而后又有子，或所养之人而中道背弃，及有尊卑失序者，故立为律令以禁戒之也。令如汉高祖入关之约法，律乃令萧何所次者也。断此狱者当以律文为正，若夫其人既死之后有来告争承继者，其意非是欲承其宗，无非利其财产而已。若其人系军匠籍，官府虽胁之使继，彼肯从哉？《春秋》推见至隐而诛人之意，请自今以后，其人若系前代名人之后，或在今朝曾有大名显宦者，以宗法为主，先求继祢小宗，次继祖之宗，次继曾祖之宗，又次继高祖之宗，此四宗者俱无人，然后及疏房远族及同姓之人，若其人生前或养同宗之子，虽其世系比诸近派稍远，然昭穆若不失序，亦不必更求之他。所以然者，以其于所养之人有鞠育之恩，气虽不纯而心已相孚故也。凡有为人后者，除大宗外其余必有父在，承父之命方许出继，已孤之子不许，所以不许者，为人后者为之子，为人之子则视其人行第，称其所生，或为伯或为叔，不承父命而辄称己父母为伯叔可乎？是贪利而忘亲也。如此，则传序既明而争讼亦息矣。（以上宗法及无子立后）
以上家乡之礼（中）
卷五三
▲家乡之礼（下）
《周礼》：小史掌邦国之志（记也），奠系世，辨昭穆。
臣按：父谓之昭，子谓之穆，父子相代谓之世，世之所出谓之系。奠系世以知其所出，辨昭穆以知其世序。
程颐曰：“管摄天下人心，收宗族，厚风俗，使人不忘本，须是明谱系，妆世俗，立宗子法。宗子法坏则人不知来处，以至流转四方，往往亲未绝不相识。”又曰：“人无宗子，故朝廷无世臣，若立宗子法，则人知尊祖重本，人既重本则朝廷之世自尊。”
臣按：古者设官以奠系世，唐以前皆属于官，宋以后则人家自为之，当时有庐陵欧阳氏、眉山苏氏二家谱，今世士夫家亦往往仿而为之。然朝廷无一定之制，人家兴废不常、合散不一，或有作者于前而无继者于后。请为之制，除贫下之家外，凡有仕宦及世称为士大夫者，不分同居异籍，但系原是同宗，皆俾其推族属最尊者一人为宗子，明立谱谍，付之掌管，不许攀援名宗、遗落贫贱，违者俱治以罪。（以上宗谱）
《尔雅》曰：父为考，母为妣（生曰父母，死曰考妣）。父之考为王父，父之妣为王母（今称祖父、祖母）。王父之考为曾祖王父，王父之妣为曾祖王母（曾犹重也，今称曾祖父、曾祖母）。曾祖王父之考为高祖王父，曾祖王父之妣为高祖王母（高者言最在上，今称高祖父、高祖母）。父之世父、叔父为从祖祖父，父之世母、叔母为从祖祖母（与祖同行辈者，今称祖伯父、祖伯母）。父之晜（与昆同）弟，先生为世父，后生为叔父（与父同辈行者）。
黄干曰：“叔伯云者，犹今人谓三月为孟、仲、季也，呼春者必须曰孟春、仲春、季春，未有舍春字而但言孟、仲、季也。古人以为父之兄弟皆吾父也而有少长之分，故呼父之兄则曰伯父，呼父之弟则曰叔父，犹曰大父、小父也，今人呼叔伯而去父字，则全无义理矣。”
臣按：世俗称伯父与叔父为伯叔，非是。盖伯叔同辈行之称也，今如《尔雅》加以父称，然《尔雅》谓伯父为世父，盖以为嫡者嗣世统也，宗子居长者称世，若非嫡通以伯称。
男子先生为兄，后生为弟。男子谓女子，先生为姊，后生为姊（四者皆与己同一父生也），父之姊姊为姑（女子与父同辈行者称姑，与祖同辈行者称祖姑，与曾祖同辈行者称曾祖姑）。兄之子、弟之子相谓为从父昆弟（今称从兄、从弟，俗云堂兄、堂弟，盖从父而别也），从祖父（父之从昆弟为从祖父）之子相谓为从祖昆弟（今称再从兄、再从弟，盖从祖而别也），族父（父之从祖昆弟为族父）之子相谓为族昆弟（今称为三从兄弟，从曾祖而别者），族昆弟之子相谓为亲同姓（谓从高祖而别者，五世之外虽无服，比诸同姓犹亲）。子之子为孙，孙之子为曾孙（今称重孙）“，曾孙之子为玄孙（亲属微昧也），玄孙之子为来孙（有往来之亲），来孙之子为昆孙（昆后也），昆孙之子为仍孙（仍亦重也），仍孙之子为云孙（言轻远如云）。
臣按：以上人家宗族之亲属相称呼者。
母之考为外王父（今称外祖父），母之妣为外王母（今称外祖母），母之昆弟为舅（其妻为舅母，俗称妗妗，其伯叔兄弟为从舅），母之姊姊为从母（今称为姨母），从母之男子、女子为从母昆弟、姊姊。
臣按：以上母党之相称呼者，然止有从母之子之称呼而无舅子之称呼，何也？又世俗谓母之姊妹为姨，殊不知姨者妻之姊妹同出也，降尊以就卑，非礼也。
妻之父为外舅，妻之母为外姑（令称外父、外母），妻之姊姊同出为姨（今称同）。女子谓姊姊之夫为私（今称姨夫），男子谓姊姊之子为出（俗谓之甥）”。女子谓昆弟之子为侄，女子子之子为外孙（今人通谓外甥，非是）。女子谓兄之妻为嫂，弟之妻为妇。长妇谓稚妇为娣妇，娣妇谓长妇为姒妇（世谓之妯娌）。
臣按：以上妻党之相称呼者，又有所谓姑之子、舅之子、妻之昆弟姊妹之夫皆谓之甥者，注谓四人皆敌体，故更相为甥。在当时习俗已成则可，后世所谓甥者止以称姊妹之子，而临文者或以呼人之婿而谓姑舅之子为中表兄弟。《朱子语类》云：“舅子谓之内兄弟，姑子谓之外兄弟。《尔雅》虽古书，然且当从俗，不然骇人之见闻也。”
妇称夫之父曰舅，称夫之母曰姑，谓夫之庶母为少姑，夫之兄为兄公（俗谓之大伯），夫之弟为叔（俗加以小），夫之姊为女公（俗谓之大姑），夫之女弟为女姊（自唐以来称为小姑，故诗有“先遣小姑尝”之句），子之妻为妇，女子子之夫为婿，婿之父为姻，妇之父为婚。父之党为宗族，母与妻之党为兄弟。妇之父母、婿之父母相谓为婚姻（俗谓之亲家，唐以来则然。又以婚姻之婚姻为四门亲家，宋人戏作《宾于四门赋》亦有此语），两婿相谓为亚（前代谓之僚婿，俗谓之连襟）。
臣按：以上婚姻之相称呼者。子夏传曰：谓吾姑者，吾谓之侄。
黄干曰：“按此，则侄者姑呼其兄弟之女子子名也，古人谓兄弟之子犹子也，故以子呼之，今乃谓之侄则失之矣。自兄弟之子不呼叔伯为父则不知敬其叔伯矣，自叔伯父不呼兄弟之子为子则不知爱兄弟之子矣。”
臣按：古人姊妹于兄弟之子且有称呼，顾兄弟于兄弟之子独无称焉而一概以侄称，则是男女无别矣，然则曷以为称？曰古谓同祖兄弟为从兄弟，谓母之姊妹为从母，则当称从子为是。盖尝因是而通论之，考《尔雅》有《释亲》一篇，专叙亲族称呼之别，然古之称呼与后世亦有不同者，故录于此以为人家相称呼之则。臣于是窃有疑焉，夫自黄帝正名百物以来，有一物必有一名，凡物皆然，而况人为万物之灵者乎？窃怪古之人造字立名之始，何独详于物而略于人哉？如舅之一名或以呼夫之父、或以呼妻之父，甥之一名或以呼姑舅之子，妻之昆弟姊妹之夫、女子之婿乃至昆弟之子惟女子称侄而无男子之称，其中类多假借混同者。顾乃于草木虫鱼之品条分而类别之，释名者于一马之贱因其毛色而有数十种之称，造字者于一玉之微随其形色而有数百品之别，人家亲属称呼乃人伦之大纲，名正然后言顺，言顺然后上下相安，而可以致肃雍之化，非细故也。臣谨因时俗之称而质以古人之制，略为之分别，庶几通古今之宜，合礼俗之变，其于风化亦或有补。（以上亲属称呼之礼）
《仪礼士相见礼》曰：贽，冬用雉，夏用腒（干雉也），左头奉之，曰：“某也愿见无由达，某子以命命某见。”主人对曰：“某子命某见，吾子有辱，请吾子之就家也，某将走见。”宾对曰：“某不足以辱命，请终赐见。”主人对曰：“某不敢为仪，固请吾子之就家也，某将走见。”宾对曰：“某不敢为仪，固以请。”主人对曰：“某也固辞，不得命，将走见，闻吾子称贽，敢辞贽。”宾对曰：“某不以贽不敢见。”主人对曰：“某不足以习礼，敢固辞。”宾对曰：“某也不依于贽不敢见，固以请。”主人对曰：“某也固辞，不得命，敢不敬从。”出迎于门外，再拜，宾答再拜。主人揖，入门右，宾奉贽，入门左。主人再拜受，宾再拜送贽，出。主人请见，宾反见，退。主人送于门外，再拜。
刘敞曰：“士相见之礼必依于介绍，以言其不苟合者也；必依于贽，以言其道可亲也。苟而合，唯小人无耻者能之，君子可见也不可屈也，可亲也不可狎也，可远也不可疏也。宾至门，主人三辞见宾，称贽，主人三辞贽，所以致尊严也。大夫以礼相接，士以礼相谕，庶人以礼相同，然而争夺兴于末者，未之有也。人苟为悦而相亲若者末必争，苟为简而相亲若者末必怨。是故士相见礼者，人道之大也，所以使人重其身而毋迩于辱也，所以使人慎其交而毋迩于祸也。”
臣按：古者相见必有礼，方其未相见也则以介绍通之，通之而主人辞以当就宾家往见之不敢屈尊也，辞之至三而后容其见，闻其有贽也又辞之至三而后敢受。古之人不轻相接，一见之顷而且委曲详悉如此，一贽之微而且力辞固拒如此，当世之士夫相与者，岂复有狎昵放荡之失、交通贿赂之私哉？
《曲礼》曰：凡与客入者每门让于客，客至于寝门则主人请入为席然后出迎客，客固辞，主人肃客（俯手以揖之）而入，主人入门而右，客入门而左，主人就东阶，客就西阶，客若降等则就主人之阶，主人固辞（不敢当客礼），然后客复就西阶。主人与客让登（欲客先升），主人先登，客从之拾（音涉）级（阶之等级）聚足（后足与前足相合）连步（步相继进）以上，上于东阶则先右足，上于西阶则先左足。
戴溪曰：“盛哉，先王之礼，其端则起于辞逊之心而已。送迎之际，登降之节，一先一后、一左一右，为主人者极其恭敬不敢慢之心，为客者不胜其愧缩不敢当之意，交相辞逊，退避不遑，于此乎可以观礼矣。”
《玉藻》曰：士于大夫不敢拜迎（恐大夫答拜）而拜送，士于尊者先拜进面，答之拜则走。
陈澔曰：“士于大夫尊卑有间，若大夫诣士，士不敢拜而迎之，恐其答拜也；去则拜送者，礼，宾出则主人再拜送之，宾不答拜，礼有终止故也。士若见于大夫，则先拜于门外然后进而见面，若大夫出迎而答其拜则走避之。”（以上接见送迎之礼）
《曲礼》曰：凡进食之礼，客若降等执食兴辞，主人兴辞于客，然后客坐。
侍食于长者，主人亲馈（进馔也）则拜而食，主人不亲馈则不拜而食。共食不饱，共饭不泽手（不摩手而出汗）。
陈澔曰：“降等谓爵齿卑于主人也，不敢当主宾之礼，故食至则执之以起而致辞于主人。主人见客起辞，故亦起而致辞于客，客乃复就其坐也。”
侍饮于长者，酒进则起拜，受于尊所（置尊之所）。长者辞，少者反席而饮。长者举未釂（饮尽釂也），少者不敢饮。
王子墨曰：“礼莫严于少长之分，至于饮食之际，尤人情之所易纵，故记礼者必致其委曲焉。一饮之顷，少之所以事长者如此其至，凡所以习人敬顺之心于平居无事之时，彼其渎尊犯分之心何自而有哉？”
子曰：“乡人饮酒，杖者出斯出矣。”
朱熹曰：“杖者，老人也。六十杖于乡，未出不敢先，既出不敢后。”
《祭义》曰：壹命齿于乡里，再命齿于族，三命不齿，族有七十者弗敢先。
李觏曰：“一命者，天子之下士、公侯伯之上士、子男之上大夫也，而与乡里齿焉。再命者，天子之中士、公侯伯之大夫、子男之卿也，而与父族齿焉。三命者，天子之上士、公侯伯之卿也，虽云不齿，亦异席而已，非敢居其上也。”
方悫曰：“一命齿于乡里，非其乡里则以爵而不以齿可知。再命齿于族，非其族则以爵而不以齿亦可知。三命不齿，虽于其族亦不得齿之矣，然此特贵贵之义耳，至若老老之仁人不可得而废焉，故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也。”
臣按：一命若今八九品官，再命若今六七品官，三命若今京官五品以上者。乡礼之会，有官秩者一命犹与乡里论齿，再命惟与宗族论齿，三命虽宗族亦不论齿。所谓不齿者，李氏所谓异席是已，盖有官者与乡里宗族序会之时，亦随其齿以序列，但别设席以异之，非谓越席而居于其上也。（以上乡人饮酒会列之礼）
《吕氏乡约》曰：凡同约者德业相劝，过失相规，礼俗相交，患难相恤，有善则书于籍，有过若违约者亦书之，三犯而行罚，不悛者绝之。
臣按：《吕氏乡约》四条，其三条必须立约置籍然后可行，惟礼俗相交一节，乡里间常行之礼也，今详具于下：一曰尊幼辈，行凡五等，曰尊者谓长于己三十岁以上及凡在父行者，曰长者谓长于己十岁以上凡在兄行者，曰敌者谓年相上下不满十岁者，长者谓稍长，少者谓稍少，曰少者谓少于己十岁以下者，曰幼者谓少于己二十岁以下者。二曰造请拜揖，凡三条，曰凡少者、幼者于尊者、长者，岁首、冬至、四孟月朔、辞见、贺谢皆为礼见，此外候问起居、质疑白事及赴请召皆为燕见，尊者受谒不报，长者岁首、冬至具榜子报之，余令子弟以己名榜子代行，凡敌者岁首、冬至辞见、贺谢相往还。曰凡见尊者、长者，门外下马，俟于外次，必问主人食否、有他客否、有他干否，俱无妨乃通名，主人使将命者先出迎客，客趋入至庑间，主人出降阶，客趋进，主人揖（以手作揖逊状）之升堂礼见，行四拜礼，众人旅见则同拜，少者拜则答其半，幼者拜则受之，主人命之坐则揖谢而坐，如主人语终不更端则告退，主人送不出门，出大门乃上马，若时常燕见则不拜，凡敌者门外下马，使人通名以俟，礼见则再拜，退则主人送出门请上马，俟行乃退，凡尊长往少者、幼者家则先遣人通名，主人具衣冠以俟，客入门下马则趋出，迎揖升堂，若是来报礼则再拜致谢，退则就阶上马，主人目送而退。曰凡遇尊长于道，皆徒行则趋进揖尊长，与之言则对，否则立于道侧以俟尊长，已过乃揖而行；或皆乘马于尊长则回避之，避不及则下马，于长者则立马道侧拱揖，俟过乃行。若己徒行而尊者乘马，则立俟其过，长者则回避之；若己乘马而尊长徒行，望见则下马前揖，己避亦然，过己远乃上马。遇敌者皆乘马则分道相拱揖而过，彼徒行而不及避则下马揖之；遇少者徒行不及避则下之，幼者不必下，举鞭谢之。三曰请召迎送，凡四条，曰凡请尊长饮食，亲往授书，礼薄则不用书，既来赴，明日亲往谢之，召敌者以书简，明日各遣人互相谢，召少者用客目，明日客亲往谢；曰凡聚会，皆乡人则坐以齿，非士类则否，若有亲则别叙，若有他客有爵者则坐以爵，不相妨者犹以齿，若有异爵者，虽乡人亦不以齿（注异爵如今升朝官），若特请召或迎劳出饯，皆以专召者为上客，如婚礼则姻家为上客，皆不以齿爵为序；曰凡燕集，初坐别设桌子于两楹间，置大杯于其上，主人降集，立于桌东西向，上客亦降席立于卓西东向（今世俗以东为上，宜随俗，主人立西、客立东），主人取杯亲洗，置杯桌子上，亲执酒斟之，以器授，执事者遂执杯以献上客，上客受之复置桌子上，向主人对拜，兴，客取酒面外跪祭少许于地，兴，饮之，以杯授赞者，又与主人对拜（若非大礼以揖代拜），客亦置杯桌子上，亲执酒斟之，以器授，执事者遂执，杯以酢主人，主人受之亦置桌子上，向宾对拜，兴，主人取酒面外跪祭少许于地，兴，饮之，又与宾对拜，主人乃献众宾如前仪，但揖，不拜不祭，若昏会姻家为上客，虽少亦拜；曰凡有远出远归者，期迎送之少者、幼者不过五里，敌者不过三里，各期会于一处，拜揖如礼，有饮食则就饮食之，少者以下俟其既归，至其家省之。四曰庆吊赠遗，凡四条，曰凡同约有吉事如冠子、生子、领荐、昏姻之类则贺之，有凶事如丧葬、水火、盗贼之类则吊之；曰凡庆礼如常仪，有赠物用币帛、酒食、果实之属，或其家力有不足则为之借助器用及为营干，凡吊礼，闻其初丧未易服则便服往哭吊之，且助其凡百经营之事，主人既成服则相率素服，具酒果、食物往奠之，及葬则相率致赙，俟发引则素服而送之；曰凡丧家不可具酒食衣服以待吊客，吊客亦不可受；曰凡闻所知之丧或远不能往，则遣人致奠。（以上乡里相交之礼）
《周礼》：大司徒以本俗六安万民，一曰蒐宫室，二曰族坟墓，三曰联兄弟，四曰联师儒，五曰联朋友，六曰同衣服。
吴澂曰：“本俗犹言旧俗也。蒐宫室者，野庐邑室各得其所，使之安居而不忍弃。族坟墓者，祖先考妣相聚以葬，使之依慕而不忍舍此民德之本也。由是而联兄弟，则受田同井，手足相助，其情意有所不能忘。由是而联师儒，则党庠遂序同其模范，其道艺有所不可间。由是而联朋友，则同门合志，交相琢磨，其信义有所不可去。又同其衣服，以一其习而使其德之归一焉。”
张紞曰：“《周礼》本俗之道，族坟墓、联兄弟无所不用其极，然经言‘百世而没其共爨’之文，圣人非不欲之，盖亦难为之制尔。假令以一生二为法，自二而下倍而斁之，究于十世为子孙者千二十有四人，继祢之宗将居其半，唯大宗当祭于庙，余皆室祭，室祭无所，君子之所隐也。且子事父母问安视膳，各欲尽其私情，若千人聚居，一有不惬，势必有向隅而泣者，于斯二者处之特难，盖无私恩则不足以亲亲，无公义则不足以尊祖，私胜则义为恩揜，公胜则恩为义屈，节其亲疏、量其恩义，执两端而用其中，上不忘一本之泽，下不失群从之懿，自非权度精切，何以与此？窃尝因父子异宫之说而思之，大略仿古者诸侯庙制，五世一宅，宅各有祠而总为墙宇以郭其外，庶几事亲奉祭各得其所。”
臣按：《周礼》以本俗六安万民，注谓本俗为旧俗。窃以谓本者人生本然之道也，本然之道淳，古所行者今则变而浇漓矣，于是申而明之，复而还之，使万民各循其本，仍其旧以遂其安焉。虽然，万民之积起于一民，万家之所以同者由乎一家之积也，是以古昔先王经理天下以安万民必自本俗始，正本俗必自民家始，是故因民之族。一民之俗，居必同室也而规制不得以自异，葬必同壤也而兆域不得以自别，联兄弟使之叙辈行以相称谓，联师儒使之合席砚以相肄习，所交游者必同一其道而不得以友非类，所衣被者必同一其制而不得以为异服，如此，则家不殊俗矣。由一家而合之一方，由一方而合之四方，莫不皆然则天下之平其基在此矣，淳古之本俗岂不于是而复哉？夫以先王之世，于凡民之宫室、坟墓、兄弟、师儒、朋友、衣服皆为之处置，乃独于其日用之饮食略焉，张紞谓圣人非不欲之，难为之制尔。呜呼，信乎其难也。何则？古者一夫受田百亩，一夫上父母、下妻子以五口、八口为率，孟子告齐梁之君所谓八口、数口之家是也，民年六十以所受田传其长子，其次子是为余夫，年十六别受田二十五亩，俟其壮有室然后更受百亩之田，百亩之外又受田庐之地五亩，二亩半在田、二亩半在邑。由是观之，三代以前盖无累世同居共爨之制可知已，然则汉、唐以来往往于累世同居者旌其门复其役，夫岂无其故而然欤？盖以世道日降，民俗日偷，乃有一家焉独于道隐民散之余而为合宗立族之举，则夫操长民之柄者将以致其潜销密移之化，安得不为之率德励行，使民知所劝而强于为善哉？然此特人君之微权耳，非生民久处之常道也。盖天下之土地有限，人民之生息无穷，考史自唐以来民之同居者久不过十世，逾十世而不散者盖无几焉，是虽势之不得不然，而亦理之穷而变也。张紞论欲仿古诸侯庙制，五世一宅各有祠而总为墙宇以郭其外，庶几事亲、奉祭各得其所，臣窃以为一姓之家、一族之产，十世之后非并诸其邻，安得地以容之哉，然则为之计也奈何？曰其已然者朝廷当为之维持，辅其所不及，助其所不足，蠲其所不能，子孙之茂异者擢用之，其不率教者惩治之，如此，则其家范久行而族居不散矣。若夫人家之所以自为计者，盍思曰合族以居、共爨而食，岂非美事哉？然吾之恒产有数而子姓之生息无已，一日不再食则饥，一岁不制衣则寒，一人不得所则戚，创立之初三四世间固若易为矣，至于六七世之后，食指日多，费用日广，何所居以安其身，何所出以给其用，可不豫为之虑、详为之计哉？且三代圣王经世之典所以诒厥孙谋者，数世之后尚不能无变更，况人家乎？盖人人须有所居止，日日须有所食用，势至不能容，力至不能给，必思所以变通之道。宜一准《周官》本俗而不失其意，是故居固欲蒐宫室，若地不能容，不得已而别迁，必合众力为之营构而不失旧蒐之规；葬固欲族坟墓，若地有所碍，不得已而别厝，必随支派为之布列而不失族葬之旧；兄弟之联，称呼必合其辈行，命名则同其偏旁；师友之联，肄业则一其道德，交游必同其臭味，以至衣服必为宽博之制，不尚诡异之饰，使人望而知其为一家之群从子姓也。家必同一俗，人各习一业，少者为之生计，壮者为之身计，衰者为之老计，老者为之死计，无子者为之后计，而又时修谱牒，详明世系，祭有祭田，墓有墓田，供力役有田，延师教有田，不惟有合族之公田而又有各室之私田，而私田之中又各有公田焉，大宗则行时祭，小宗则行节祠，使之既共协力以事其大宗而奉其祖庙，又各竭力以事其私亲而祭其祖祢，亲未尽不得别居异财，服虽尽不许析户别籍，私家既为之则范而率族属以必遵其祖训，官府又为之禁令而限民人以各守其家法。如此，虽不必同居共爨而本然之道常存，淳古之俗可复矣。臣辑为“家乡之礼”，凡人家所当行者既已类叙如前，而又引《周官》本俗安民之法以总结之者，期天下之人家行古礼、乡复本俗，必如《周礼》大司徒以致万民之安者，以立治平之基。（以上累世同居之礼）
以上家乡之礼。臣按：孟子曰：“人人亲其亲、长其长而天下平。”夫天下之所以平者，虽由人君修身以齐其家，举而措之于国、天下，然天子有天子之家，诸侯有诸侯之家，卿大夫有卿大夫之家，士、庶人有士、庶人之家，家必齐而后国可治，国必治而后天下可平。天子亲其亲、长其长固足以示则于人人而致天下之平矣，然天子一家耳，诸侯之家以百计，卿大夫之家以千计，士之家以万计，庶人之家以亿兆计，人人皆有亲、皆有长而必欲一一亲之、长之无一家之不然，方是天下之平，苟亿兆之中而有一人之或悖焉则亦非所以为平矣。呜呼，自非居人上者化之有道、处之有方，又曷以致其然哉？《大学》释治国平天下曰：“一家仁一国兴仁，一家让一国兴让。”又曰：“上老老而民兴孝，上长长而民兴弟。”此化之之道尔，苟有化之之道而无有所以处之之方，天下之大教之容有所不及，万民之众化之容有所不周，此为治者所以不可无处之之方也。化之之道，孔子所谓“道之以德”也；处之之方，孔子所谓“齐之以礼”也。人君为治既正身修德以示其化之之则，又必本其彝伦之理、因其性情之宜，制为节文，立为仪则，必使无一人无一家不率吾之教、不遵吾之礼，而又有政以辅其所不及、有刑以限其所必从，是则孔子所谓“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”也。夫然则天下之大、万里之远、亿兆之众，无一人而不亲其亲、长其长，合亿兆之家皆如一家人父子兄弟，然伦理以明，风俗以美，乖争陵犯之不作而均齐方正如一矣。噫，天下之平至于如此，岂非比屋可封之俗、雍熙太和之世也哉？
卷五四
△秩祭祀
▲总论祭祀之礼（上）
《易萃》：王假有庙。
程颐曰：“王者萃聚天下之道至于有庙，极也。群生至众也而可一其归仰，人心莫知其乡也而能致其诚敬，鬼神之不可度也而能致其来格，天下萃合人心、总摄众志之道非一，其至大莫过于宗庙，故王者萃天下之道至于有庙，则萃道之至也。祭祀之报本于人心，圣人制礼以成其德耳，故豺獭能祭，其性然也。”
《涣》之象曰：风行水上，涣。先王以享于帝，立庙。
程颐曰：“‘风行水上，涣’，有涣散之象，先王观是象，救下之涣散，至于享帝立庙也。收合人心无如宗庙，祭祀之报出于其心，故享帝立庙人心之所归也，系人心、合离散之道莫大于此。”
胡炳文曰：“享帝而与夭神接，立庙而与祖祢交，皆聚己之精神以合其涣者也。”
臣按：万物本乎天，人本乎祖，天之生物散其气于万类，祖之生孙散其气于众支，人乃物之一而人君于众人之中而为天之宗子，萃上天生物之全气者也，吾所以得天之全者，承吾祖、吾考之所得于天者而有之以为吾家之宗子，人、物莫不得天之气而吾独受其全，子孙莫不受祖之气而吾独受其正。必欲合万类之散而咸归于天，是以享帝于郊；合众支之散而咸依乎祖，是以享祖于庙。是则郊天享帝非独以之报本而反始，盖郊祀以奉上帝，所以收天下涣散之心而萃于一，使其知万物之生一天也；庙享以祀祖宗，所以收一家涣散之心而萃于一，使其知百世之传一祖也。内而一家之心不散，则彝伦攸叙，九族既睦，伦理以明，恩义以笃，联络而亲比，确为磬石之宗，天下之人孰敢侮予哉？由中而达外，地非一方，人非一姓，莫不兴其水木本源之念、江汉朝宗之心，势虽分散而心则同归，地虽隔越而心则向往，不出坛翙之间、堂陛之近而天下之大、亿兆之众，其心毕萃于此矣。先儒谓系人心、合离散之道莫大于此，岂不信哉？
《虞书》：肆（遂也）类于上帝，禋（精意以享之）于六宗，望（望而祭之）于山川（名山大川），遍（周也）于群神（丘陵、坟衍，古昔圣贤之类）。
孔颖达曰：“此经惟有祭天，不言祭地及社稷，必皆祭之，史略文耳。”
苏轼曰：“古者郊天必及天地间尊神，此之禋六宗、望山川、遍群神，盖与类上帝为一体尔。”
朱熹曰：“类、禋、望皆祭名，类谓非常祀而祭告于天，其礼依郊祀为之。上帝，天也；宗，尊也；所尊祭者其祀有六，时也、寒暑也、日也、月也、星也、水旱也。”
胡宏曰：“国有大事告于天地以及群神，礼之常也。祀上帝谓之类者，本乎天者咸在其中也。”
臣按：帝舜摄位之初，既已受终于文祖，而又类于上帝以及于上下神祗，独于后土之祭阙焉，何也？意者类之为言方以类聚之类也，所谓依郊祀而为之祭乃易，汉儒以解《周礼》者，未必虞时以类名祭之意也。窃恐天地常祀或分祭，而于非常之礼则类合天地而祭之，所祭者以上帝为主而类聚群祀以为一礼，如苏、胡二氏所云者。夫论礼者当原其本初，而汉儒议礼率多以成周为主而强牵在前者以合于后，《虞书》此数言者万世经典，言祭祀之始先于成周千余年，要当以之为正。其礼虽为摄位而祭告，实则当时常行之礼，亦万世当行之礼也。
益曰：“至諴感神。”
朱熹曰：“諴感物曰诚，益推极至诚之道以为，神明亦且感格。”《商书》：伊尹申诰于王曰：“鬼神无常享，享于克诚。”蔡沈曰：“谓之诚者，不诚无物，诚立于此而后神格于彼。”
臣按：诚之一言感神之本，自古帝王传授心法之要不过此诚而已，是诚也首见于《虞书》，然言其义而已，未始指言也，指言以示万世实始于伊尹之此言。夫帝王之道无一而不本乎诚，而于感格神天之际尤其精禋者焉，承天命以居帝位而主百神之祀者，要当以是诚为本。
傅说进于王曰：“黩于祭祀，时谓弗钦，礼烦则乱，祀神则难。”
蔡沈曰：“祭不欲黩，黩则不敬；礼不欲烦，烦则扰乱，皆非所以交鬼神之道也。”
祖己曰：“呜呼，王司（主也）敬民，罔非天胤（嗣也），典祀无丰于昵（近也）。”
蔡沈曰：“王之职主于敬民而已，侥福于神非王之事也，况祖宗莫非天之嗣主，祀其可独丰于昵庙乎？”
吕祖谦曰：“高宗恭默梦帝，精神素与天通，又聪明宪天，修德又与天合，故于祀事略过丰，飞雉随即应之，此虽过于厚亦过也。精诚积久，天既赉之，过失微形，天遽儆之，固见天之儆君无私，亦见天之爱君甚速也。黩于祭祀，礼烦则乱，说已知高宗之偏，在此旨哉，惟艰领略，警省深矣，而此心终难除，气质偏厚者尚难变，乃知行之果为艰也。”
臣按：蔡氏谓商俗尚鬼，高宗或未能脱于流俗，事神之礼必有过焉。祖己戒其祀无丰昵而黩于祭祀，傅说亦尝以进戒，盖因其失而正之也。有商盛时，大臣事君以道，其君于祀神之道少有过丰即相与谏言，不肯放过，过于厚者犹如此，况其过于刻薄放肆者哉？后世人君往往昵嬖幸、奉邪术，备所不当备之物，祭所不当祭之鬼，亵天而渎神，费财而害民，遂因而致灾异之变、起祸乱之端者亦有之矣。非独为君者之失，而一时所谓大臣谏辅者默默而罔闻知，不敢一言以形于奏牍，甚者又从而开导从臾之而为之营规制作赞颂。噫，斯人也其傅说、祖己之罪人欤？
《周书》：周公曰：“王肇称殷（盛也）礼，祀于新邑，咸秩（序也）无文（祀典不载）。”
蔡沈曰：“言王始举盛礼祀于洛邑，皆序其所当祭者，虽祀典不载而义当祀者亦序而祭之也。”
臣按：祀典固有常礼，然于祀典之外而义所当祀者亦先王之所不废也。然谓之义者必合于人心之宜、当于天理之正者也，否则非义而不可祭矣，非惟吾不可祭而神亦不吾享矣。
《多士》：王若曰：“自成汤至于帝乙，罔不明德恤祀。”蔡沈曰：“明德者所以修其身，恤祀者所以敬乎神。”
臣按：此言乃周公托为成王之言以告多士也。所谓自成汤至于帝乙莫不恤祀，则是自古帝王为治莫不以祀事为先可知矣。然祀而谓之恤者，盖祀所以交神明，非独以致人之敬，亦所以妥神之灵，而废祀则神无所向矣。殷之民士不明厥德，多废其岁祀，盖于神有所不暇恤者矣。此成王所以举其先世明德、恤祀之故以为之告欤？
《吕刑》：王曰：“乃命重（即羲也）、黎（即和也），绝地天通，罔有降格。群后之逮在下，明明（显明之理）棐常（彝常之性），鳏寡无盖（无有蔽盖）。”
吕祖谦曰：“治世公道昭明，为善得福，为恶得祸，民晓然知其所由则不求之渺茫冥昧之间。当三苗昏虐，民之得罪者莫知其端，无所控诉，相与听于神，祭非其鬼，天地、人神之典杂揉渎乱，此妖诞之所以兴、人心之所以不正也。在舜，当务之急莫先于正人心，首命重、黎修明祀典，天子然后祭天地，诸侯然后祭山川，高卑、上下各有分限，绝地天之通，严幽明之分，爇蒿妖诞之说举皆屏息，群后及在下之群臣皆精白一心，辅助常道，民卒善而得福，恶而得祸，虽鳏寡之微亦无有盖蔽而不得自伸者也。”
蔡沈曰：“按《国语》，少氏之衰，九黎乱德，民神杂揉，家有史巫，民渎齐盟，祸灾荐臻。颛顼受之，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，北正黎司地以属民，使无相侵渎，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，尧复育重、黎之后，不忘旧者，使复典之。”
臣按：国将兴听于民，国将亡听于神，是以神怪之兴皆于衰乱之世。然必在上之人有以惑乱其心而兴非鬼之祭，以求无望之福，然后下之人从而应之，谓福可以祷而得，祸可以祈而免，不信人道而信鬼道，不行正术而行邪术，弃经典之所载而徇异端之所为。由是天地之气乱，幽明之理微，蚩蚩蠢蠢之民心无所主，而邪伪之徒乘其所蔽而惑乱之，胁之以祸害，诱之以福利，如汉末之五斗米贼、宋之吃菜事魔、元之弥勒佛出世，皆是假神以作乱也。明主知其然，制为祭祀之礼，秩乎其有序，非此族也不在祀典，绝在地之民使人不得以妖术以格夫在天之神，绝在天之神使人不得假其名字以降于在地之民，是则所谓“绝地天通，罔有降格”者也。臣请于凡天下神祀，非夫经典所载及祖宗以来着在祀典者，一切革除，凡夫世之所谓扶鸾、降圣、追魂、摄魄等术，不许士民习学崇奉，违者治以重罪，是亦正人心、息邪术、弭祸乱之一端也。
《周礼》：太宰以八则治都鄙，一曰祭祀，以驭其神。
叶时曰：“官吏民士可驭也，神者幽而无迹，又安得而驭之？盖古者虽敬于神而未尝听于神，三时不害则奉乐以告之，牲牷肥腯则奉牲以告之，有功者无不报也，牺牲既成，粢盛既备，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，无功者无不夺也。是以都宗人、家宗人掌祭祀之礼，凡祭祀必致福于国，国有大故令祷祠必反命于国，盖其神归王所驭也。先王设废置、刑赏之法，虽至幽而鬼神亦在吾操纵阖辟之内，是其为则未尝略也，又况祭祀不离于九式，初非有所轻重于其间也。”
臣按：人君为神人之主，有民人、社稷之寄，凡其所以为法则以治都鄙者，不惟驭乎民而必先有以驭乎神焉。夫谓之则者，一定之制，可以为人之法者也。凡夫天下大邦小国、一都一鄙，其所当祀之神、当秩之典，其法则皆统驭之于上焉，不可得而僭也，不可得而废也，未有者不敢创其始，已有者不敢废其成，必承命而后敢行，既毕事而必反命先王，所以驭世立法，其严如此。此法诚行，安得有陪臣而旅泰山、诸侯而行郊祀者哉？
大宗伯之职，掌建邦之天神、人鬼、地壒之礼以佐王建保邦国，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（涘与祇同）。
郑玄曰：“建，立也。立天神、人鬼、地壒之礼者，谓祀之、祭之、享之。”
臣按：礼有五，吉礼为之首，礼而谓之吉者，以祭祀有受福之理也。吉礼之别十有二，大宗伯掌之，大宗伯之职掌邦礼而礼之大者在祀，故首以为言。上言建邦，据王言也；下言佐王建保邦国，则统侯国言之矣。谓之建者谓封国则颁祀也，谓之保者谓祭祀则受福也。所谓祀之、享之、祭之，凡十有二，分见各条。
小宗伯之职，掌建国之神位，右社稷、左宗庙，兆五帝于四郊，四望、四类亦如之，兆山川、丘陵、坟衍各因其方。
王安石曰：“右，阴也，地道之所尊，故右社稷；左，阳也，人道之所乡，故左宗庙。位宗庙于人道之所乡，则不死其亲之意。”
吴澂曰：“右社稷，右阴也，地道尊右；左宗庙，左阳也，人道尚左。此云左右在库门之内、雉门之外，兆为坛之营域也。五帝，五方之帝也。五帝而兆止于四者，土与火相生以相继，盖同兆于南郊也。四望谓五岳、四镇、四渎，盖望山川而祭也。四类者，兆日于东郊，兆月与风师于西郊，兆司中司命于南郊，兆雨师于北郊，盖以气类为之位也。山川、丘陵、坟衍于四望名山大川之外又有当祭者，各因其方而祭之。”
臣按：宗庙、社稷，内祭也，故其神位在庙内；五帝、四望以下，外祭也，故其神位在郊外，若夫山川、丘陵、坟衍则又各顺其所在而为之位焉。国之大事在礼，礼官之大者大小宗伯，大宗伯掌祀神之礼，小宗伯掌礼神之位，位者栖神之所，礼者事神之仪也。神必有所栖然后礼可行，礼必有其仪然后神可接，此成周设官之大意也。
肆师（陈列祭祀之官）之职，掌立国祀之礼以佐大宗伯，立大祀用玉帛、牲牷，立次祀用牲、币，立小祀用牲，以岁时序其祭祀。
郑玄曰：“大祀，天地、宗庙；次祀，日月、星辰、社稷、五祀、五岳；小祀，司中、司命、风伯、雨师、山川百物也。”
臣按：天神、地涘、人鬼皆国祀也，即其祀中皆有三等之差，而以玉帛、牲牷明其大小焉。然是三祀也各当其时以祭之，以时序为先后之序，不必先大后小也。
大祝掌六祝之辞以事鬼神壒，祈福祥求永（长也）贞（正也），一曰顺祝、二曰年祝、三曰吉祝、四曰化祝、五曰瑞祝、六曰策祝。
贾公彦曰：“此六辞皆是祈祷之事，皆有辞说以告神，故曰六祝之辞。”
吴澂曰：“顺祝者，谓天人和同，纳于大顺也。年祝者，谓五气时若，常大有年也。吉祝者，谓敛时五福，吉无不利也。化祝者，谓化被六极以为和气也。瑞祝者，谓天不爱宝，形为上瑞也。策祝者，谓龟策不违于人，是谓大同也。”
臣按：大祝者，祈祝大事也。郊天地、祀社稷、享宗庙，先王既尽内心之诚于备物之祭，然无辞说以通达焉，则无以致吾感格之诚，故设大祝之官掌六祝之辞，所以荐吾之诚而祈神之嘏也。
掌六祈以同鬼、神、壒，一曰类，二曰造，三曰褵，四曰絪，五曰攻，六曰说。
王昭禹曰：“夫鬼、神、壒（与祇同）之于人，幽明异势，疑若不可同也，然鬼神依人而行，先王与鬼神合其吉凶则同，鬼、神、壒固有其道矣，所祈如此，亦以与民同吉凶而已。”
臣按：大祝所掌之祝辞六，皆所以祈福祥也。又所祈之事又有六焉，类则聚于一若类于上帝也，造则诣其所若造于祖也，禬若禬国之凶荒、民之札丧之属，騑若春秋祭騑之属，攻若翦氏以攻騑攻之之属，说谓辞以责之若庶氏以攻说禬之之属，凡此皆所以祈福祥也。夫福祥之所以为福祥，无灾祸之谓也，去其灾祸则福祥在是矣。祝者其辞，祈者其事，大祝以祝辞事鬼神，而祝之中又各因其事而祈之，以同乎鬼神，《易》所谓“与鬼神同其吉凶”，其斯之谓欤？
辨六号，一曰神号，二曰鬼号，三曰壒号，四曰牲号，五曰齍号，六曰币号。
吴澂曰：“号者谓尊其名更为美称。神号者尊天曰皇天上帝，鬼号者尊祖曰皇祖伯某，壒号者尊地曰后土地祗，牲号者牛曰一元大武之类，齍号者黍曰芗合之类，币号者币曰量币之类，致美于牲币所以致敬于鬼神也。”
臣按：所谓号者易其常名以为美称，用申其所以尊而敬之之心焉。
《礼记曲礼》曰：践（履也）阼（主阶也）临祭祀，内事曰孝王某，外事曰嗣王某。
陈澔曰：“祝辞称孝王某者，事亲之辞；嗣王某者，事神之辞也。”
吴澂曰：“宗庙所祭者一家之亲，内神也，故曰内事；郊社及山川之属所祭者天下一国之神，皆外神也，故曰外事。”臣按：某者天子之名也，孝王某、嗣王某皆祝辞也。
天子祭天地、祭四方、祭山川、祭五祀，岁遍。诸侯方祀，祭山川、祭五祀，岁遍。大夫祭五祀，岁遍。士祭其先。
吕大临曰：“此章泛论祭祀之法。天子继天而王，君天下而有之，冬日至祀天，夏日至祭地，四时各祭其方以迎气，又各望祭其方之山川，五祀则春祭户、夏祭灶、季夏祭中溜、秋祭门、冬祭行，此所谓岁遍。诸侯有国，国必有方，祭其所居之方而已，非所居之方及山川不在境内者皆不得祭，故曰方祀。大夫有家，不与山川之祀，所得祭者五祀而已。天子至大夫，言祭百神而不及其先，惟于士言者，举轻以明重，且言士有不得祭者也。”
臣按：先儒言天子祭天地则天下之事，诸侯方祀则一国之事，大夫祭五祀则一家之事，士祭先则一身之事。盖德有隆杀，故所祭之神有大小；业有广狭，故所祭之神有远近。
凡祭，有其废之莫敢举也，有其举之莫敢废也。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，淫祀无福。
吕大临曰：“废之莫敢举，如已毁之宗庙、变置之社稷不可复祀也；举之莫敢废，如已修之坛而辄毁、已正之昭穆而辄变也。非所祭而祭之，如法不得祭与不当祭而祭之者也。淫，过也。以过事神弗享也，故无福。”
陈淳曰：“天子祭天地、诸侯祭山川、大夫祭五祀、士祭其先，古人祀典品节一定，不容紊乱，在诸侯不敢僭天子而祭天地，在大夫不敢僭诸侯而祭山川，如季氏旅泰山便不是礼，故曰非所当祭而祭之名曰淫祀，淫祀无福。淫祀皆是不正之鬼，假如正当正神，自家不应祀而祀，便是淫祀。”
臣按：鲁立武宫、立炀宫，举其废也；跻僖公，废其举也；鲁之郊禘与祀文王、祀爰居，祭所不当祭也。若楚昭王之不祀河、宁武子之不祀相，皆变易旧俗而趋之正，则于礼为得矣。
《王制》：天子祭天地，诸侯祭社稷，大夫祭五祀。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，五岳视三公、四渎视诸侯，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，天子、诸侯祭因国之在其地而无主后者。
陈澔曰：“视三公、视诸侯，诸视其饔饩牢礼之多寡以为牲器之数也。因国，谓所建国之地因先代所都之故墟也。今无主祭之子孙，则在王畿者天子祭之，在侯邦者诸侯祭之，以其昔尝有功德于民，不宜绝其祀也。”
朱熹曰：“一家之主则一家鬼神属焉，诸侯守一国则一国鬼神属焉，天子有天下则天下鬼神属焉。看来为天下者这一个神明是什么大，如何有些子差忒，得若纵欲无度，天上许多星辰、地下许多山川如何不变怪？”
臣按：祭祀之礼，在上者可以兼下，在下者不可以僭上，荀卿曰“郊止乎天子，社止乎诸侯，道及乎大夫”是也。盖天子继天以出治，凡其治之所及，其人民土地皆为所有，是凡在天成象若日月星辰之类，在地成形若山川丘陵之类，人生其间若先代圣君贤相、名臣烈士之类，其精神气魄皆与之相为流通贯彻。虽其物之殊形、其人之已往，然吾一念之诚既立于此，则彼虽高高于九霄之上、累累于万里之远、寥寥于千百世之久，莫不翕聚于勚之间、感孚之际，洋洋乎如在其上、如在其左右也。苟纵欲败度，弗事上帝神祗，遗厥先宗庙弗祀，攘窃神祗之牲牺牷，则吾之精神既不孚于冥冥之间，而神之气类亦不形于昭昭之际，朱子所谓天上许多星辰、地下许多山川如何不变怪，有必然者矣。噫，彼昏狂之君至谓祀无益、谓神无能为，而荒诞者又驰心冥漠之域而蠹财劳民以从事乎鬼教，二者之失均焉，惟礼所得为者为之，斯为中道矣。
丧，三年不祭，唯祭天地社稷，为越（犹躐也）绋（酺车索也）而行事。郑玄曰：“不敢以卑废尊也。”
孔颖达曰：“私丧卑，天地、社稷尊。虽遭私丧，既殡已后若有天地、社稷之祭即行之，未葬之前属绋于，祭天地、社稷须越躐此绋而往祭所，故云越绋，六宗、山川之神则否。”
陆佃曰：“不祭谓宗庙尔，即天地、社稷，虽未葬犹祭之，是之谓越绋。”
臣按：宋英宗初即位，有人以此问程颐，颐谓：“古人居丧百事皆如礼，虽废祭祀可也。今人百事皆如常，特于祭祀废之则不若无废为愈也。”张载正之曰：“父在，子为母丧则不敢见其父，不敢以非礼见也。今天子为父之丧以此见上帝，是以非礼见也，故不如无祭。”臣窃以为后世人君往往于柩前即位，而丧服用以月易日之制，事事皆从古矣，而独于祭祀之礼必拘古制，可乎？设遭大丧，果终三年之制，则郊社、宗庙之礼特遣礼官摄行，如《周礼》大宗伯所谓有故则摄行祭事之文，不然则用程颐之说可也。
以上总论祭祀之礼（上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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