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儒學

大学衍义补-明-邱濬 3

卷一○八

　　▲谨详谳之议

　　《舜典》：眚灾肆赦，怙终贼刑。

　　孔颖达曰：“此二句承上文典刑之言，总言用刑之罪过而有害，虽据状合罪而原心非故，如此者当缓赦之，小则恕之、大则宥之；怙恃奸诈，欺罔时人，以此自终无心改悔，如此者当刑杀之，小者刑之、大者杀之。”

　　臣按：《舜典》此二言，万世谳刑之权度也。盖无心失理为过，眚灾是也，人之有过误或不幸而入于罪者，谳之知其非故也，当五刑者则减而流，当鞭朴者则减而赎，知其无心而误犯也，非故也；有心失理为恶，怙终是也，人之有所恃而又再犯者，谳之知其非过也，当典刑者则坐以典刑，当鞭扑者则坐以鞭扑，知其有心而故犯也，非过也。世之谳刑者以圣经二言为权度，则谳狱道尽而所处无不当之罪，而人自以为不冤矣。

　　《大禹谟》：宥过无大，刑故无小。罪疑惟轻，功疑惟重。与其杀不辜，宁失不经。

　　孔安国曰：“过误所犯虽大必宥，不忌故犯虽小必刑。刑疑从轻，赏轻从重，忠厚之至。宁失不常之罪，不枉不辜之善，仁爱之道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“宥过无大，刑故无小”，此二言即《舜典》“眚灾肆赦，怙终贼刑”也，后世谳疑狱者以《舜典》二言及《大禹谟》此六言为主以权度天下之疑狱，而又以“与其杀不辜，宁失不经”一言恒存诸心焉，则天下无冤狱矣。夫所谓不可杀者不辜者尔，而其有辜者亦自不苟免也，盖以人有罪犯在乎可杀不可杀之间，杀之则若无罪，不杀则失常刑，皋陶立为此言，盖探大舜之心而代为之辞也。夫子删《书》，存之以示万世，使断疑狱者以此为予夺轻重之权度，虽曰一时之言，然万世之下人赖之以全其生者多矣，所谓仁人之言其利溥者也，谁谓皋陶无后哉？

　　《君陈》：王曰：“辟以止辟，乃辟。狃（习也）于奸宄，败常（典常）乱俗（风俗），三细不宥。”

　　蔡沈曰：“刑期无刑，刑而可以止刑者乃刑之。狃于奸宄与夫毁败典常、坏乱风俗，人犯此三者，虽小罪亦不可宥，以其所关者大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圣人之制为刑辟，非故用此以张其威、罔其民也，盖立为刑辟使人知所避而不犯，则无犯刑辟者矣，此所谓“辟以止辟”也。详谳之际，人之真有所犯者则必决然而不宥焉，其罪虽小不可不为之惩，不为之惩则必有仿而为者于其后矣。吁，惩之于细则大者不作，戒之于先则后者不继，惩一人以惧千万人，戒一事以遏千万事，圣人之虑远矣，圣人之心仁矣，彼以姑息为仁者，真不仁者也。

　　《吕刑》：上刑适轻下服，下刑适重上服。

　　蔡沈曰：“事在上刑而情适轻则服下刑，舜之宥过无大，《康诰》所谓‘大罪非终’者是也；事在下刑而情适重则服上刑，舜之刑故无小，《康诰》所谓‘小罪非眚’者是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穆王训刑，此二句远宗乎虞廷之典，近法乎武王之诰，非无征之言也。先儒以为罪莫大乎杀人，然所杀奴婢也，非适轻乎？罪莫轻于骂詈，然所詈父祖也，非适重乎？是故原情以定罪而不拘于一定之法。

　　其刑上备，有并两刑。

　　蔡沈曰：“‘其刑上备，有并两刑’者，言及其断狱之书当备情节，一人而犯两事，罪虽从重亦并两刑而上之，言谳狱者当备其辞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两刑，谓一人有两罪、一罪有二法，并具上之以听命于上，不敢专也。

　　《周礼》：司刺掌三刺、三宥、三赦之法以赞司寇听狱讼，一刺曰讯（问也）群臣、再刺曰讯群吏、三刺曰讯万民，一宥曰不识、再宥曰过失、三宥曰遗忘，一赦曰幼弱、再赦曰老旄（耄同）、三赦曰蠢愚，以此三法者求民情、断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，然后刑杀。

　　郑玄曰：“不识谓不审也，若今报仇，当报甲见乙误以为甲而杀之之类。过失谓举刃欲斫伐而误轶人之类。遗忘谓若间帷幕而忘有人在焉，以兵矢误投射之之类。幼弱、老耄，今律年未满八岁及八十以上非手杀人者，他皆不坐。蠢愚谓生而痴呆童昏者。”

　　吴澂曰：“上服，情重者，墨劓及死刑是也；下服，情轻者，宫刑是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三刺之讯群臣、群吏、万民，即孟子所谓“左右、诸大夫、国人皆曰可杀然后杀之”之意也，讯于群臣、群吏、万民皆曰可杀，则罪有可杀之辟矣，而犹原之以三宥，恐其所以犯此者其不识乎，或过失、遗忘乎，三者皆无之，然犹审之以三赦，若其人果幼弱、老耄、蠢愚也，则又在所释焉。以此三法参酌民情而求其实，断制罪狱而折其中，情之重者服以上刑，轻者服以下刑，然后刑之杀之，则所刑者乃求其所以免不可得而后刑之，所杀者乃求其所以生不可得而后杀之，则刑与不刑、杀与不杀皆合乎中道矣。谳狱恒以是存心，则死者与我俱无憾，而朝廷无冤狱、天下无冤民矣。

　　《王制》：附从轻，赦从重。

　　孔颖达曰：“附从轻者，施刑之时，此人所犯之罪在轻重之间，可轻可重，则当求可轻之刑而附之罪，疑惟轻是也。赦从重者，所犯之罪本非意故为而入重罪，放赦之时从重罪之，上而赦之，《书》‘眚灾肆赦’是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犯罪者有重有轻，定罪者或附或赦，附入者当从其轻，赦出者当从其重。疑狱泛与众共之，众疑赦之，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。

　　方悫曰：“泛与泛爱之泛同。可信则断之以己，可疑则资之于众也。众疑赦之者，又不以偏爱而有所释，必察其罪之在大辟则比于大辟以成其狱，察其罪之在小辟则比于小辟以成其狱。”

　　臣按：疑狱与众共之，《吕刑》所谓“胥占”是也；众疑赦之，《吕刑》所谓“刑罚之疑有赦”是也。

　　梁人有取后妻，后妻杀夫，其子又杀之。孔季彦过梁，梁相曰：“此子当以大逆论，礼继母如母，是杀母也。”季彦曰：“昔文姜杀鲁桓，《春秋》去其姜氏，传曰：‘绝不为亲，礼也。’绝不为亲，即凡人尔，且夫手杀重于知情，知情犹不得为亲，则此下手之时母名绝矣。方之古义，是子宜以非司寇而擅杀当之，不得以杀母而论为逆也。”梁相从其言。

　　臣按：此事与汉武帝为太子时所论访年杀继母之狱同，武帝谓：“继母无状，手杀其父，下手之日，母恩绝矣。”其言与季彦同，季彦又谓“方之古义，宜以非司寇而擅杀当之”，后世遇有狱如此比者，宜以为准。

　　汉高帝制诏御史：“狱之疑者，吏或不敢决，有罪者久而不论，无罪者久系不决。自今以来，县道官狱疑者，各谳所属二千石官，二千石官以其罪名当报（谓处断也），所不能决者皆移廷尉，亦当报之，廷尉所不能决，谨具为奏，傅所当比律令以闻。”

　　臣按：此汉人谳狱之制。

　　景帝中五年，诏：“诸狱疑，若虽文致于法而于人心不厌（服也）者，辄谳之。”

　　臣按：文致于法，谓原情定罪，本不至于死，而以律文傅致之也。傅致于法而于人心有不服者，则必谳之，使必服于人心而后加之以刑，否则从轻典焉。

　　后元年，诏曰：“狱，重事也。人有智愚，官有上下，疑狱者谳有司，有司所不能决移廷尉，有令谳而后不当，谳者不为失。”欲令治狱者务先宽。

　　臣按：治狱者必先宽，此一语古帝王之存心也。

　　武帝时，儿宽为廷尉史，以古法义决疑狱，张汤甚重之。时上方向文学，汤决大狱，欲傅古义，乃请博士弟子治《尚书》《春秋》补廷尉史。汤虽文深意忌不专平，然得此声誉而深刻吏为爪牙用者，依于文学之士。

　　臣按：汉人去古未远，其断大狱犹必傅古义，不颛颛于律也。后世但知有律令尔，不复有言及古义者矣。宣帝置廷平，季秋后请谳，常幸宣室斋居而决事。

　　臣按：宣帝于季秋后幸宣室斋居而决事，盖知狱事乃死生之所系，不敢轻也。斋居则心清而虑专，烛理明而情伪易见。

　　成帝时，淳于长坐大逆诛，小妻乃始等六人皆以事未发觉时弃去或更嫁，及长事发，丞相翟方进等议欲坐之，廷尉孔光驳议，以为大逆无道，父母、妻子、同产无少长皆弃市，欲惩后犯法者也。夫妇之道，有义则合，无义则离，长自未知当罪大逆而乃始等弃去或更嫁，义已绝而欲以为长妻论杀之，名不正，不当坐。有诏，光议是。

　　臣按：妇人，从夫者也。在室之女当从父母，已醮之妇则当从夫家，况夫婢妾之属，事未发前已离主家，岂有从坐之理哉？孔光之议诚是也。

　　哀帝时，丞相薛宣不持后母服，给事中申咸毁之，不得封侯，宣子况令杨明斫伤咸，事下有司议，御史中丞众等议奏曰：“况首为恶，明手伤，功意俱恶，皆当弃市。”廷尉直驳议曰：“杀人者死，伤人者刑，古今之通道，三代所不易也。《春秋》之义，原心定罪，原况以父见谤发忿怒，无他大恶，加诋欺，辑小过，成大辟，陷死刑，违明诏，非法意，不可施行。明当以贼伤人不直，况与谋者皆爵减（以其官爵减罪），完为城旦。”帝以问公卿，丞相孔光、大司空师丹以中丞议是。

　　臣按：汉人有疑狱既下法官议，议上又以问公卿大臣，此疑狱所以卒无疑也，狱不疑则人不冤矣。

　　章帝时，有兄弟共杀人者，帝以兄不训弟，故报（论也）兄重而减弟死，中常侍孙章宣诏，言两报重。尚书奏章矫制，罪当腰斩。帝问郭躬，躬对曰：“法令有故误，章传令之谬，于是为误，误者于文则轻，当罚金。”帝曰：“章与囚同县，疑其故也。”躬曰：“‘周道如砥，其直如矢’，君子不逆诈，且王法天刑，不可以委曲生意。”帝善之。

　　臣按：郭躬谓“王法天刑，不可以委曲生意”，斯言也可以为谳狱者之格式。

　　魏夷母丘俭族俭孙女适刘氏，当死，以孕系廷尉，司隶主簿程咸议曰：“女适人者，若已产育则成他家之母，于防不足以惩奸乱之原，于情则伤孝子之思，男不遇罪于他族，而女独婴戮于二门，非所以哀矜女弱，均法制之大分也。臣以为在室之女可从父母之刑，既醮之妇则从夫家之戮。”朝廷从之，著于律令。

　　臣按：有虞之世，罪人不孥，矧女之适异姓者乎？程咸之议，魏人著于律令，后世宜准以为法。

　　晋元帝为左丞相时，熊远上书，以为：“军兴以来，处事不用律令，竞作新意，临事立制，朝作夕改，至于主者不敢任法，每辄关咨，非为政之体也。愚谓凡为驳议者皆当引律令经传，不得直以情言，无所依准，以亏旧典。若开塞随宜，权道制物，此是人君之所得行，非臣子所宜专用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熊远谓“凡为驳议者皆当引律令经传，不得直以情言”，此可以为后世法官驳正谳疑者之法。又谓“开塞随宜，权道制物，是人君之所得行，非臣子所宜专”，此言深明于君臣之义。盖人臣当官处事，凡有所见，自当敷陈上闻以须进止，不可任意直行，非但驳疑狱一事然也。

　　唐制，天下疑狱谳大理寺，不能决，尚书省众议之，录可为法者送秘书奏报。

　　臣按：唐制，凡大理寺所不能决之疑狱，尚书省会众议定，录可为法者送秘书省，秘书省者文学侍从之臣所聚之处，欲其引古义质经史以证之，因一时之疑立百世之法，本一人之事为众人之则。臣请自今遇三法司有疑狱，会众详谳，有可为法者亦乞送翰林院纂集为帙，以示天下。

　　贞观中，大理卿胡演进月囚帐，太宗曰：“其间有可矜者，岂宜以一律断？”因诏，凡大辟罪，令尚书、九卿谳之。

　　臣按：罪至大辟，罪之大者也，人命至重，死者不可复生，今凭一吏之见，据一简之书，致一人于不可复生之地，安能保其皆当罪而无冤哉？太宗诏凡大辟罪不以一律断，而必令尚书、九卿同谳之，重人命也。

　　太宗尝因录囚，见同州人房强以弟谋反当从坐，谓侍臣曰：“反逆有二，兴师动众一也，恶言犯法二也。轻重固异，而钧谓之反，连坐皆死，岂定法耶？”

　　臣按：此言后世断反逆狱者宜以为准。

　　太宗欲止奸，遣人以财物试赂之有司，门令史受馈绢一匹，上怒，将杀之，裴矩谏曰：“此人受赂诚合重诛，但陛下以物试之，即行极法，所谓陷人于死，恐非道德齐礼之义。”上纳其言。

　　臣按：太宗饵人以物而坐以赃罪，非人君以诚待人之道，然裴矩谏之而即纳其言，其亦异诸偏执不回者欤。

　　太宗以为，古者断狱必讯于三槐九棘之下，今三公九卿即其职也，乃诏死罪中书门下五品以上及尚书平议之。

　　臣按：今制令文武大臣议死囚与此同，然当秋后会议之时，大臣一时会集，法司承行官吏虽即其犯由，当众先读然成案，或有文致具成文理，一时猝急，未易详究。乞为明制，每岁会议重囚，先期法司备将会议罪囚所犯事由及其招拟通行知会，中间若有可疑可矜者，详具明白，当众辨诘，联名以闻，如此，则会议不为虚应故事，而民之犯罪死者无冤矣。

　　玄宗时，武强令裴景仙犯乞取赃积五十匹，上怒，令集众杀之，大理卿李朝隐奏曰：“景仙犯乞赃罪不至死，其曾祖寂缔构元勋，其家曾陷非辜诛夷，惟景仙独存，宜入议条，且一门绝祀，情或可矜，愿宽暴市之刑，俾就投荒之役。”诏不许。朝隐又奏曰：“生杀之柄，人主合专，轻重有条，臣下当守，据法枉理而取十五匹便抵死刑，因乞为赃数千匹止当流坐，若令乞取得罪便处斩刑，后有枉法当科欲加何辟？”

　　臣按：今律有枉法赃求，索赃受财虽同，其所以得财者则异，此罪所以有轻重也。

　　柳宗元为柳州刺史，州民莫诚救兄以竹刺其人右臂，经十二日身死，准律以他物殴伤在辜内死者依杀人论，宗元上状桂管观察府，谓：“莫诚赴急而动，事出一时，解难为心，岂思他物，救兄有急难之戚，中臂非必死之疮，不幸致殂，揣非本意，按文固当恭守，抚事似可哀怜，律宜无赦，使司明至当之心，情或未安，守吏切惟轻之愿。”

　　臣按：部民犯法，情有可矜，为守令者不为之伸理则非所以为父母矣。宗元上状帅府，请轻莫诚之罪，亦刺史职分之所当为也。

　　穆宗长庆中，羽林官骑康宪男买得年十四，以其父被力（能角抵有力之人）人张莅所拉气将绝，持木锸击其首，见血死，有司当以死刑，刑部员外郎孙革奏：“买得救父难，非暴击，《王制》称五刑之理必原父子之亲，《春秋》之义原心定罪，今买得幼孝，宜在哀矜，伏冀下中书门下商量。”敕旨：“买得尚在童年，能知子道、虽杀人当死，而为父可哀，若从沈命之科，恐失原情之义，宜付法司减死罪一等处分。”

　　臣按：论罪者必原情，原情二字实古今谳狱之要道也。

　　敬宗宝历三年，京兆府有姑鞭妇至死者，奏请断以偿死，刑部尚书柳公绰议：“尊殴卑，非斗也。且其子在，以妻而戮其母，非教也。”遂减死论。

　　臣按：刑以弼教论罪者，必当以教为主。

　　五代晋天福中，刑部员外郎李象奏：“据刑法，盗贼未见本赃，推勘因而致死者，故者以故杀论，无故者减一等，又据断狱律云，若依法使杖依数拷决而邂逅致死者勿论，邂逅谓不期致死而死，且彼言拷决尚许勿论，此云无故却令坐罪，事理相背，请今后推勘之时致死者，若实无故，请依邂逅勿论之义。”

　　马端临曰：“有罪者拘滞囹圄，官不时科决而令其瘐死，此诚有国者之所宜矜闵。然既曰盗贼，则大者可杀，小者可刑，其推勘淹时而不即引伏者，皆大猾巨蠹也，邂逅致死而以故杀论，过矣。”

　　臣按：人之至恶者盗贼也，大则害人之命，小则攫人之财，诚无足矜闵者，而古之制法律者推勘盗贼不见本赃而死者尚为故与无故之刑，非邂逅身死者必论焉。此无他，盗贼之名天下之至恶者也，一旦用以加诸其人，非真有实情显迹者不可也，欲知其实情显迹，必须穷其党与、索其赃仗焉。盖为劫盗必有党与，必持器仗、必得货财，货财物同也，器仗家家有也，党与人人可指也，今获盗焉并与其党与器械、货财而得之，其真耶伪耶，吾不得而知也，欲加人以恶名而致之于死地，乌可以轻易乎哉？是故不可以盛怒临之，俾之得以输其情也，不可以严刑加之，俾之得以久其生也，输其情则真伪可得而见，久其生则是非可因而知，是以验其党与必历审其家世、居止、性习之异，离合、聚散、图谋之由，验其赃仗，必详究其制造、物色、形状之殊，小大、新陈、利钝之实，某物因某而得，某人因某而来，某执某器械，某得某货财，所经由也何处，所证见也何人，既访诸其邻保，又质诸其亲属，及其追赃也必俾失主先具其所失之物，其形状如何、其色样如何，或大或小、或长或短、或新或陈，某物乃某工所制，某物从某人而得，所失之物与所得之赃较勘皆同，必须无一之参错互异，然后坐以罪焉，则我心尽而彼心服矣。仰惟我祖宗朝仪最为严肃，虽犯反逆大罪亦不当朝引见，惟于所获强盗则连赃仗引赴御前，非无意也，盖恐不逞之徒诬执平人以希升赏，使有冤者得以对天吁告，不至为人所隔绝也。呜呼，圣祖之心，天地之心也，为臣子者所当深体。

　　宋太宗端拱中，广安军民安崇绪告其继母冯为父知逸所离，今冯夺父资产，欲与己子，大理定崇绪讼母罪死，太宗疑之，判大理寺张泚固执前断，遂下台省议，徐铉议谓崇绪词理虽繁，但当定其母冯曾离与不曾离。右仆射李昉等议曰：“崇绪为冯强占田业，亲母阿蒲衣食不充，所以论诉，若从法寺断死，则知逸何辜而绝嗣，阿蒲无地而托身。臣等参详田业并合归崇绪，冯亦合与蒲同居，终身供侍，不得有阙，冯不得擅自货易庄田，并本家亲族亦不得来主崇绪家务。如是，则男虽庶子有父业可安，女虽出嫁有本家可归，阿冯终身亦不乏养。”诏从昉等议，泚等各罚一月俸。

　　臣按：徐铉谓但当定其母冯曾离与不曾离，断此狱者当以此言为主，若是冯氏已离异则与安氏义绝，不当得其田业，况其所生之子乎？崇绪讼之宜也。若本不曾离异，则是崇绪以庶子而讼嫡母，当以死罪又何可疑？观崇绪讼冯占父资产，欲与己子，而李昉等亦谓女虽出嫁有本家可归，阿冯终身不乏养，不知所谓己子者果知逸所生乎，或前夫之子乎，抑知逸死后而阿冯再嫁所生乎？审是前子则固不当得安氏田业，若是再嫁有所生则冯于安氏决无可复归之理，允若兹则泚与昉所议皆未必为得，然则断是狱也奈何？曰若安知逸本不曾离阿冯而崇绪妄以为离，非但得罪于母，且得罪于父，以子告母，伦理何在？坐以死宜也。官司原情定罪，闵知逸之绝祀而崇绪为亲母乏养而诉嫡母，情非为己，亦有可矜，闻之于上，姑从轻减可也。

　　仁宗天圣四年，诏曰：“朕念生齿之蕃，抵冒者众，法有高下，情有轻重，而有司巧避微文，一切致之重辟，岂称朕好生之志哉？其令天下死罪情理可矜及刑名疑虑者，具案以闻，有司勿得举驳。”其后虽法不应奏，吏当坐罪者，审刑院贴奏，率以恩释为例，名曰贴放。吏始无所牵制，谳者多得减死。

　　臣按：罪而至于死，死则不可复生矣。法官明知其人之不应死而其所犯者罹于死之刑，遂加以死刑焉，是何也？拘于文而恐为有司举驳故也。仁宗此诏可为后世法。

　　神宗熙宁初，登州有妇阿云，母服中嫁韦氏（一作“聘”），恶其夫陋，谋杀不死，按问欲举，自首。审刑院、大理寺论死，用违律为婚奏裁，敕贷其死。知登州许遵奏引律因犯杀伤而自首得免，所因之罪仍从故杀伤法，以谋为所因，当用按问欲举条减二等，刑部定如审刑、大理，遵不服，请下两制详，诏翰林学士司马光、王安石同议。二人议不同，遂各为奏，光议是刑部，安石议是遵，诏从安石所议，而御史中丞滕甫请再议，诏送翰林学士吕公著、知制诰钱公辅重定。公著等议如安石，诏曰“可”。法官齐恢等皆以公著所议为不当，又诏安石与法官集议，恢等益坚其说。明年二月，诏：“今后谋杀人自首，并奏听敕裁判。”刑部刘述奏诏书未尽，封还中书，王安石时为参知政事，又奏与唐介等数争议帝前，卒从安石议。刘述等又请中书、枢密院合议，中丞吕诲、御史刘琦皆请如述奏，下之二府，文彦博以为杀伤者欲杀而伤也，即已杀者不可首。吕公弼以为杀伤于律不可首，请自今已杀伤依律，其从而加功自首即奏裁。陈升之、韩绛议与安石略同。

　　司马光曰：“执条据例者有司之职也，原情制狱者君相之事也。分争辨讼，非礼不决，礼之所去，刑之所取也。阿云之事，以礼观之，岂难决之狱哉？彼谋杀为一事为二事，谋为所因不为所因，此苛察缴绕之论，乃文法俗吏之争，岂明君贤相所当留意耶？今议论岁余而后成法，终为弃百代之常典，悖三纲之大义，使良善无告，奸凶得志，岂徇其枝叶而忘其本根之致耶？”

　　臣按：宋朝制刑有律有敕，阿云之狱既经大理审刑刑部，又经翰林、中书、枢密名臣如司马光、王安石、吕公著、公弼、文彦博、唐介，法官如刘述、吕诲、刘琦、钱鋋、齐恢、王师元、蔡冠卿议论纷纭，迄无定说，推原所自，皆是争律敕之文，谋与杀为一事为二事，有所因无所因而已。由是以观，国家制为刑书当有一定之制，其立文之初当须斟酌稳当，必不可以移易，然后著于简牍，使执其文而施之用者如持衡量然，轻重多寡不可因人而上下，斯为得矣。然则阿云之狱何以处之？曰司马氏固云分争辨讼，非礼不决，臣请决之以礼。夫夫妇三纲之一，天伦之大者，阿云既嫁与韦，则韦乃阿云之天也，天可背乎？使韦有恶逆之罪尚在所容隐，今徒以其貌之丑陋之故而欲谋杀之，其得罪于天而悖于礼也甚矣，且妻之于夫存其将之之心固不可，况又有伤之之迹乎？诸人之论未有及此者，司马氏始是刑部，其后有弃常典、悖三纲之说，然隐而未彰也，臣故推衍其义以断斯狱。

　　元丰中，宣州民叶元以同居兄乱其妻而杀之，又杀兄子而强其父与嫂约契，不讼于官，邻里发其事，州以情理可悯为上请，审刑院奏欲贷其死，上曰：“罪人已前死，奸乱之事特出叶元之口，不足以定罪，且下民虽为无知抵法冒禁，固宜哀矜，然以妻子之爱，既杀其兄，仍戕其侄，又罔其父，背逆天理，伤害人伦，宜以殴兄至死律论。”

　　臣按：刑者弼教之具，教以天理人伦为本，苟背逆天理、伤害人伦，则得罪于名教大矣，置之于死夫复何疑？神宗而为此言可谓至明也已矣。

　　寿州民有杀妻之父母兄弟数口者，州司以不道缘坐其妻子，刑部驳之曰：“殴妻之父母即是义绝，况是谋杀，不当坐其妻。”

　　又，莆田民杨讼其子妇不孝，官为逮问，则妇之父为人殴死，杨亦与焉，坐狱未竟遇赦免，妇仍在其家，判官姚瑶以为，妇虽有父仇，然既仍为妇，则当尽妇礼，欲并科罪。摄守陈振孙谓：“父子天合，夫妇人合，人合者恩义有亏则已在法，诸离异皆许还合，独于义绝不许者，谓此类也。况两下相杀，尤义绝之大者乎？初问杨罪时合勒其妇休离，当离不离则是违法，且律文违律为婚，既不成婚，即有相犯并同凡人。今此妇合比附此条，不合收坐。”

　　臣按：刑以弼教，刑言其法，教言其理，一惟制之以义而已。义所不当然则入于法，义所当然则原于理，故法虽有明禁，然原其情而于理不悖，则当制之以义而不可泥于法焉。夫父子、夫妇皆人伦之大纲，然原其初，终是生身之恩重于伉俪之义。盖女子受命于父母后有夫，因夫而有舅姑，异姓所以相合者义也，义既绝矣，恩从而亡，无恩无义，人理安在哉？此法所以必原于理，而所以为理法之权者，义而已矣。

　　哲宗元符中，刑部言：“祖宗以来，重失入之罪，所以恤刑。绍圣之法，以失出三人比失入一人，则是一岁之中偶失出罪死三人即抵重谴。夫失出，臣子之小过，好生，圣人之大德，请罢理官失出之责，使有司谳议之间，务令忠恕从之。”

　　臣按：宋朝重深入之罪而失出者不罪焉，此《书》“与其杀不辜，宁失不经”之意也。后世失入者坐以公罪，而失出者往往问以为赃，是以为刑官者宁失入而不敢失出，盖一犯赃罪则终身除名，犯公罪者可以湔除而无后患故也。

　　高宗绍兴二十六年，诏申严州郡妄奏出入人死罪之禁，右正言凌哲上疏言：“汉高祖入关约法三章，杀人者实居首焉。司马光有言，杀人者不死，虽尧、舜不能致治。窃见诸路州军勘到大辟，虽刑法相当者，类以为可悯奏裁，无他，居官者无失入坐累之虞，为吏者有放意鬻狱之事，贷死愈众，杀人愈多，非辟以止辟之道也。欲望特降睿旨，应今后州军大辟，若情犯委实疑虑，方得具奏，若将别无疑虑情非可悯奏案，辄引例减贷以破正条，并许台官弹劾，严置宪典。”上览奏曰：“但恐诸路灭裂，实有疑虑情理可悯之人一例不奏，有失钦恤之意。”

　　臣按：洪迈有言，州郡疑狱许奏谳，盖朝廷之仁恩，然不问所犯重轻及情理蠹害，一切纵之，则为坏法。虽然人心所见不同，而其所议拟之狱未必皆当，或似是而非，或似非而是，苟非取裁于上焉能决断，必欲立为一定之法，不许轻易奏谳，则所失入者多矣。高宗曰“但恐诸路实有疑虑情理可悯之人一例不奏，有失钦恤之意”，仁者之言哉。

　　孝宗乾道四年，臣僚言：“民命莫重于大辟，方锻炼时，何可尽察，独在聚录之际，官吏聚于一堂，引囚而读，示之死生之分，决于顷刻，而狱吏惮于平反，摘纸疾读，离绝其文，嘈其语，故为不可晓之音，造次而毕，呼囚书字，茫然引去，指日听刑，人命所干轻忽若此。臣请于聚录时，委长吏点无干碍吏人，先附囚口占，责状一通，覆视狱案，果无差殊，然后亦点无干碍吏人，依句宣读，务要详明，令囚通晓，庶几无辜者无憾，冤枉者获伸。”

　　臣按：民之有罪固有明知而故犯者，然而愚呆不审而冒抵刑禁者亦往往有之，鞫问之际，彼既不能自直，聚录之顷而官司又不与之辨明，则含冤于地下矣。

　　以上谨详谳之议
　

卷一○九

　　▲伸冤抑之情

　　《周礼》：大司寇以肺石（赤石）达穷民，凡远近騑（无兄弟）独（无子孙）、老幼之欲有复（犹报也）于上而其长弗达者立于肺石，三日士听其辞，以告于上而罪其长。

　　郑玄曰：“穷民，天民之穷而无告者。”

　　王安石曰：“立三日然后听之，则又恶民之渎其上，则上瞆毛而不渫，虽诚无告，反不暇治矣。”

　　臣按：先儒谓肺者气之府而外达乎皮毛，惸独、老幼，天民之穷无告者其微弱也犹国之皮毛焉，心之气靡不通之也，不通则疾病生焉，故用之达穷民，其有取于是乎？立于肺石三日者，审究考核得其情实，然后以其辞告于上，罪其长焉。先王之时，民之穷困无告者皆得达于上，牧长不敢遏，左右不能蔽，尽天下之独、老幼，无一人不得自言其情，又岂有无罪而罹于深文密网者哉？

　　朝士掌外朝之法，左嘉石（文石）平罢民焉，右肺石（赤石）达穷民焉。

　　朱申曰：“嘉石设于左，平罢急之民，使之自强于善；肺石设于右，达穷困之民，使之申其情。”

　　大仆建路鼓于大寝之门外而掌其政，以待达穷者与遽，令，闻鼓声则速逆御仆与御庶子。

　　郑玄曰：“大寝，路寝也，其门外则内朝之中。穷，谓穷冤失职，以达于王。遽，传也。”

　　王安石曰：“路鼓四面，示欲四方无所不达。大寝之门外，自外至者莫近焉，则欲其闻之速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吏治不能以皆善，民情未易以上达，是以成周盛时，思所以通幽隐之情、防壅隔之患，于是有肺石、路鼓之设焉。民之穷困者则俾之立肺石之上，使人人得而见焉，见之斯知其为穷矣；民之冤抑者则俾之击路门之鼓，使人人得而闻焉，闻之斯知其为冤矣。肺石设于外朝，大司寇掌之，而听之者朝士也，朝士见有立肺石者则以达司寇，司寇以复诸王；路鼓在寝门之外，大仆主之，而守之者御仆也，御仆闻有击鼓声者则以达大仆，大仆以闻诸王。瑀然其人立于朝着之间无不见者，朝士虽欲不达司寇、司寇虽欲不达诸王，不可也；填然其声鸣诸路寝之中无不闻者，仆御虽欲不闻大仆、大仆虽欲不闻天子，不能也。是以闾阎之幽悉达于殿陛之上，庶之贱咸通乎冕旒之前，民无穷而不达，士无冤而不伸，此和气所以畅达而天地以之而交，治道以之而泰也欤。

　　汉明帝时，穷治楚王英谋逆狱者累年，系狱者数千人，其人多引列侯皆所未尝相见者，侍御史寒朗上书言其诬，帝曰：“即如是，何故引之？”对曰：“其人自知所犯不道，故多有虚引，冀以自明。”帝曰：“即如是，何不早奏？”怒捶之，左右方引去，朗曰：“愿一言而死。”曰：“臣考囚在事者，咸共言妖恶大故，臣子所同疾，今出之不如入之，可无后责。是以考一连十，考十连百。及公卿相会陛下问以得失，皆长跪言旧制大罪祸及九族，陛下大恩，裁止于身，天下幸甚。及其归舍，口虽不言，而仰屋窃叹，莫不知其冤，无敢为陛下言者。臣今所言，诚死无悔。”帝意解，后二日，车驾自幸洛阳狱录囚徒，理出千余人。

　　臣按：寒朗所言囚人多引贵显者冀以自明，及出之不如入，可无后责，与夫公卿相会口不言而归仰屋窃叹，非但汉时为然，而后世典狱之吏、执事之臣往往皆然，明主所宜深鉴也。

　　唐高宗时，唐临为大理卿，帝常录系囚，前卿所处者多号呼称冤，临所处者独无言，高宗怪问其故，囚曰：“唐卿所处本自无冤。”高宗叹息良久，曰：“治狱者不当如是耶？”

　　臣按：前代帝王皆躬自录囚，盖以人命至重故也，虽以高宗之昏制于悍后，犹不废此制。后世一惟法司是信，而有冤者无由得见上而诉之，此狱所以不清，冤气郁而和气为之感伤，有由然也。

　　武后时，告密者诱人奴告主以求功赏，窦德妃父孝谌妻庞有奴妄为妖异，恐之，请夜祠祷解，奴因发其事，监察御史薛季昶诬奏以为德妃同祝诅庞氏，当斩其子。希瑊诣侍御史徐有功讼冤，有功上奏论之以为无罪，季昶奏有功阿党恶逆，付法司，法司处有功罪当绞，有功叹曰：“岂我独死，诸人皆不死邪？”既食熟寝，太后召有功，迎谓曰：“卿比按狱，失出何多？”对曰：“失出，人臣之小过；好生，圣人之大德。”由是庞氏得减死。

　　臣按：武后虽称好杀，然独容徐有功，后世人主，其臣一拂其意即不知其善矣。有功谓“失出，人臣之小过；好生，圣人之大德”，可为人主断刑之鉴。又曰“岂我独死，诸人皆不死”，可为人臣陷人之戒。

　　以上伸冤抑之情

　　▲慎眚灾之赦

　　《易解》大象曰：“雷雨作，解。君子以赦过宥罪。”

　　程颐曰：“天地解散而成雷雨，故雷雨作而为解也。赦释之，宥宽之。过失则赦之可也，罪恶而赦之则非义也，故宽之而已。君子观雷雨作解之象，体其发育则施恩仁，体其解散则行宽释也。”

　　张子清曰：“雷雨交作则为解，雷者天之威，雨者天之泽，威中有泽，刑狱之有赦宥也。有过者赦而不问，有罪者宥而从轻，此君子所以推广天地之仁心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“雷雨作，解。君子以赦过宥罪”，盖言《易》卦之象如此尔，人君于人之有过者而赦之，有罪者而宥之，亦犹《易》之有是象也。然过有小大，过失之小者固不必问，若事虽过失而事体所关则大，如失火延烧陵庙、射箭误中亲长之类，其罪有不可释者，原其情则非故也，故因时赦其罪以宥之。宥如“流宥五刑”之宥也，所谓罪者过失而入于罪者耳。若夫大憝极恶之罪，杀人不死则死者何辜？攫财不罪则失者何苦？雷雨作解，岂为如是之人哉？

　　《舜典》曰：眚灾肆赦。

　　朱熹曰：“眚灾肆赦，言不幸而触罪者则肆而赦之，此法外意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此万世言赦罪者之始。夫帝舜之世，所谓赦者，盖因其所犯之罪或出于过误、或出于不幸，非其本心固欲为是事也，而适有如是之罪焉，非特不可以入常刑，则虽流宥金赎亦不可也，故直赦之。盖就一人一事而言耳，非若后世概为一札，并凡天下之罪人不问其过误、故犯一切除之也。

　　《吕刑》：五刑之疑有赦，五罚之疑有赦，其审克之。

　　孔颖达曰：“五刑之疑有赦，赦从罚也；五罚之疑有赦，赦从过也，过则赦之矣。”蔡沈曰：“疑于刑则质于罚也，疑于罚则质于过而宥免之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此所谓有赦者，赦其有疑者耳，非若后世不问有疑无疑一概蠲除之也。

　　《周礼》：司刺，一宥曰不识，再宥曰过失，三宥曰遗忘；一赦曰幼弱，再赦曰老旄，三赦曰蠢愚。

　　臣按：赦有二者之义，程子谓赦释之宥，惟宽之而已，盖就其所犯之人品，原其所犯之情实而赦之宥之也，其与后世所颁之赦异矣。《春秋》：庄公二十二年春，王正月，肆大眚。

　　啖助曰：“肆者放也，眚者过也。”

　　胡安国曰：“肆眚者，荡涤瑕垢之称也。《舜典》曰‘眚灾肆赦’，《易》于《解》卦曰‘君子以赦过宥罪’，《吕刑》曰‘五刑之疑有赦，五罚之疑有赦’，《周官》司刺掌赦宥之法，未闻肆大眚也，大眚皆肆则废天讨、亏国典、纵有罪、虐无辜，恶人幸以免矣。后世有姑息为政，数行恩宥，惠奸轨、贼良民，而其弊益滋，盖流于此故。诸葛孔明曰‘治世以大德，不以小惠’，其为政于蜀，军旅数兴而赦不妄下，斯得《春秋》之旨矣。肆眚而曰大眚，讥失刑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后世大赦天下，其原盖出于此。夫鲁所肆者一国之中，而谓之眚则其所赦者过失焉耳，眚而谓之大，意者鲁国向有所肆，皆小眚也，今则并其大者而肆之，然于罪恶犹未赦也，圣人书之以垂戒万世，以此为防。后世赦文乃至遍赦天下，已发觉未发觉、已结正未结正，罪无大小咸赦除之，甚至十恶之罪、常赦所不原者亦或赦焉，惠奸宄、贼良民，怙终得志，善良喑哑，失天讨之公，纵人欲之私，皆《春秋》之罪人也。

　　管仲曰：“文有三情，武无一赦。赦者先易而后难，久而不胜其祸；法者先难而后易，久而不胜其福。故惠者人之仇仇也，法者人之父母也，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，无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。夫盗贼不胜则良人危，法禁不立则奸邪烦，故赦者奔马之委辔也。”

　　马端临曰：“唐虞三代之所谓赦者，或以其情可矜，或以其事可疑，以其在三赦、三宥、八议之列，然后赦之，盖临时随事而为之斟酌，所谓议事以制者也。至后世乃有大赦之法，不问情之浅深、罪之轻重，凡所犯在赦前，则杀人者不死、伤人者不刑、盗贼及作奸犯科者不诘，于是遂为偏枯之物、长奸之门。今观管仲所言，及《史记》所载陶朱公救子之事，则知春秋战国之时已有大赦之法矣。”

　　秦二世初即位，大赦天下。

　　臣按：赦之为言，始见于《虞书》，然所肆赦者眚灾而已，未尝泛及于有罪者焉。《管子》之书虽云赦者小利而大害，然仅行于其国中，未遍及于天下。赦而加之以大，始见于史，后世遂以为故事，一遇国家有变革喜庆之事，则形于王言，颁之天下，不问情之故误、罪之当否，一切施以旷荡之恩。呜呼，是何三代之后，君子常不幸而小人常多幸哉？

　　汉元帝在位十五年凡十赦，匡胤上疏曰：“陛下躬圣德，开太平之路，闵愚民触法抵禁，比年大赦，使百姓得改行自新，天下幸甚。臣窃见大赦之后，奸邪不为衰止，今日大赦，明日犯法，相随入狱，此殆导之未得其务也。盖保民者陈之以德义、示之以好恶，观其失而制其宜，故动之而和，绥之而安。今天下俗贪财贱义，好声色，上侈靡，廉耻之节薄，淫僻之意纵，纲纪失序，疏者逾内，亲戚之恩薄，昏姻之党隆，苟合侥幸，以身设利。不改其原，虽岁赦之，刑犹难使错而不用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西汉之世赦令最频数，高帝在位十九年凡九赦，盖汉初得天下，人之染秦俗者深，事之袭秦弊者久，不可不赦，赦之所以与民更始也。文帝在位者二十三年凡四赦，文帝承吕后之后，盖亦有不得已焉者。若夫景帝之十六年而五赦，武帝五十五年而十八赦，昭帝十三年而七赦，宣帝二十五年而十赦，成帝二十六年而九赦，哀帝六年而四赦，大约计之未有过三年而不赦者，数赦如此，何其为良民计也，恒不足而为奸民地也，恒有余哉？

　　光武建武二十年，吴汉病笃，车驾亲临问所欲言，对曰：“臣愚无所知识，惟愿陛下慎无赦而已。”

　　臣按：吴汉，武将也，犹欲其君以慎无赦，赦不可以轻而数也明矣。

　　章帝元和二年，以祀明堂大赦天下，系囚在赦前减罪一等，勿笞，诣金城，而文不及亡命未发觉者。郭躬奏曰：“圣恩所以减死使戍边者，重人命也。今死罪亡命毋虑万人，又自赦以来捕得甚众，而诏令不及，皆当重论。伏惟恩宥，死罪以下并蒙更生，而亡命捕得独不沾泽。臣以为赦前犯罪死而系在赦后者，可皆勿笞，诣金城以全人命，有益于边。”帝善之，即下诏赦焉。

　　臣按：赦固非国家之美事，然死罪既赦而独不及亡命，不可也。盖自古所以起祸乱者多犯罪亡命之徒也，朝廷一持以法而无所贷，彼固无辞而甘心焉，苟施旷荡之恩而彼独不与焉，能无觖望乎？郭躬之虑可谓远矣。

　　王符曰：“贼良民之甚者，莫大于数赦赎。赦赎数则恶人昌而善人伤矣，何以明之？谨饬之人身不蹈非，又有为吏正直不避疆御，而奸猾之党横加诬言者，皆知赦之不久故也。善人君子被侵陷而能至阙庭自明，万无数人，数人之中得省问者百不过一，既对尚书而空遣去者复十六七矣，其轻薄奸轨，既犯罪法，怨毒之家冀其辜戮以解蓄愤，而反一概悉蒙赦释，令恶人高会而夸咤，老盗服赃而过门，孝子见仇而不得讨，遭盗者睹物而不可取，痛莫甚焉。夫养稂莠者伤禾稼，惠奸轨者贼良民，先王之制刑法也，非好伤人肌肤、断人寿命也，贵威奸惩恶，除人害也。古者惟始受命之君，承大乱之极，寇贼奸轨，难为法禁，故不得不有一赦，与之更新，颐育万物，以成大化。非以养奸活罪，放纵大贼也。夫性恶之民，民之豺狼，虽得放宥之泽，终无改悔之心，旦脱重梏，夕还囹圄。论者多曰‘久不赦则奸轨炽而吏不制，宜数赦以解散之’，此不昭政乱之本源，不察祸福之所生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此王符《述赦论》也，观此则赦之无益于治可见矣。

　　荀悦曰：“夫赦者权时之宜，非常典也。汉兴，承秦兵革之后，比屋可刑，故设三章之法、大赦之令，荡涤秽流，与民更始，时势然也。后世承业袭而不革，失时宜矣。惠文之世无所赦之，若孝景之时，七国皆乱，异心并起，奸诈非一；及武帝末年，赋役繁兴，群盗并起，加以巫蛊之祸，天下纷然，百姓无聊；及光武之际，拨乱之后，如此之比，宜为赦矣。”

　　臣按：当承平之世赦不可有，有则奸宄得志而良民不安，当危疑之时，赦不可无，无则反侧不安而祸乱不解，荀氏谓赦为权时之宜，而后世乃以之为常典，何哉？

　　汉帝禅延熙六年立后，大赦，孟光责费諲曰：“夫赦者偏枯之物，非明世所宜有也，衰敝穷极，必不得已，然后乃可权而行之耳。今主上仁贤，百僚称职，何有旦夕之急而数施非常之恩，以惠奸轨之恶。”諲谢之。初，丞相亮为相十四年才两赦，时有言公大惜赦者，亮答曰：“治世以大德，不以小惠，故匡衡、吴汉不愿为赦。先帝亦言：‘周旋陈元方、郑康成间，每见启告治乱之道悉矣，曾不语赦也。若刘景升父子岁岁赦宥，何益于治？’”

　　陈寿曰：“诸葛亮军旅数兴而赦不妄下，不亦卓乎。”

　　胡寅曰：“赦之无益于治道也，前贤言之多矣，而终不能革，至按以常典而行之，于其间有吉庆、克捷、祥瑞、祈祷之事则又颁焉，不信二帝三王之法而循后世之制，是何也？始受命则赦，改年号则赦，获珍禽奇兽则赦，河水清则赦，刻章玺则赦，立皇后则赦，建太子则赦，生皇孙则赦，平叛乱则赦，开境土则赦，遇灾异则赦，有疾病则赦，郊祀天地则赦，行大典礼则赦，或三年一赦，或比岁一赦，或一岁再赦三赦。赦令之下也，有罪者除之，有负者蠲之，有滞者通之，或得以荫补子孙，或得以封爵祖考，如是而已耳。明哲之君则赦希而实，昏乱之世则赦数而文，希者尚按故事而不尽去也，数者则意在邀福而归诸己也，实者有罪必除、有负必蠲也，文者虽有是言而人不被其泽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赦之为言释其罪之谓也，后世之赦乃以蠲逋负、举隐逸、荫子孙、封祖考，甚至立法制、行禁令皆于赦令行焉，失古人眚灾肆赦、赦过宥罪之意矣。臣愚以为，赦令之颁，宥罪之外，蠲逋减税、省刑已责、弛工罢役、宽征招亡，凡宽民惠下之道因赦而行可也，非此属也一切付之有司行焉。凡夫赦文之初作，条件之初拟也，必须会集执政大臣各拟所司合行条贯，从公计议，必于律例无碍，必于事体无违，必于人情不拂，断然必可行，的然必无弊，如蠲逋也，其物必可除后决不至于复追，如宽征也，其事必可已后决不至于再作，其文意必不至解而两通，其前后必不至言而相戾，既处置其事宜，复讲解其文理，明白切当，然后著于赦文，行于天下，则上之所颁者无虚文，下之所沾者皆实惠矣。

　　南宋武帝永初二年，祀南郊，大赦。裴子野曰：“郊祀天地，修岁事也，赦彼有罪，夫何为哉？”

　　唐太宗尝谓侍臣曰：“古言赦者小人之幸，君子之不幸，一岁再赦，善人喑哑。昔文王作罚，刑兹无赦，小仁者大仁之贼，故我有天下以来不甚放赦。今四海安静，礼义兴行，数赦即愚人常冀侥幸，惟欲犯法不能改过，当须慎赦。”

　　臣按：三代以下称贤君者必曰唐太宗，太宗之于赦也，其慎也如此，则赦无益于治道也明矣。

　　宣宗大中元年，以旱故，命同平章事卢商与御史中丞封敖疏理京城系囚，大理卿马植奏称：“卢商等务行宽宥，凡抵极法者一切免死，彼官典犯赃及故杀，平日大赦所不免，今因疏理而原之，使贪吏无所惩畏，死者含冤无告，恐非所以消旱灾致和气也。昔周饥，克殷而年丰，卫旱，讨邢而雨降，是则诛罪录奸或合天意，雪冤决滞乃副圣心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五代晋天福中，张允进《驳赦论》曰：“以水旱降德音，宥过放囚，冀感天心以救灾，非也。假有二人讼，遇赦则有罪者幸免，无罪者衔冤，冤气升闻，乃所以致灾，非弭灾也。天道福善祸淫，若以赦为恶之人而变灾为福，是则天助恶人也。”观于此言，则赦无益于救灾明矣。

　　五代时，温韬发唐诸陵，唐庄宗时入朝，赐姓名曰李绍冲，韬多赍金帛赂刘夫人及权贵，旬日遣还，郭宗韬曰：“温韬发唐山陵殆遍，其罪与朱温相埒耳，何得复居方镇，天下义士谓我何？”庄宗曰：“入汴之初已赦其罪。”竟遣之。

　　胡寅曰：“罪人不可不诛，赦令不可不守，二者将何处？必于未赦之前，揆情法、审轻重而区别之，使预赦者无可诛之罪，被刑者无可恕之人，则一举而两得矣。”

　　臣按：事几多端，变故不一，人之所为所犯，赦文所条具者，岂能一一该尽之哉？然闾阎之幽、郡邑之远，事出于一时，或有反常殊异者，上之人固无由周知而豫料之，若夫干纪乱常之事，关于人伦，入于大恶，昭昭于天下耳目者，岂应用事秉笔之人无一人知哉？如温韬发诸帝陵以窃取宝玉，虽妇人走卒亦或知之，若是者宜于群臣计议诏条之前，明举某人某事决不可赦，豫有以处之，使吾诏条颁布天下，有司奉行之无有妨碍，不至犯万世之义、失一时之信，则得之矣。

　　宋自祖宗以来，三岁遇郊则赦，此常制也。世谓三岁一赦，于古无有，景祐中言者以为：“三王岁祀圜丘，未尝辄赦，自唐兵兴以后，事天之礼不常行，因有大赦以荡乱狱，且有罪者宥之未必自新，被害者抑之未必无怨，不能自新将复为恶，不能无怨将悔为善，一赦而使民悔善长恶，政教之大患也。愿罢三岁一赦，使良民怀惠，凶人知禁。或谓未可尽废，即请命有司前郊三日理罪人，有过误者引而赦之，州县须诏到仿此。”

　　臣按：人君为天之子，奉天之祀则当体天之心，以惠天之民，天之民不得已而误入于罪，赦之可也，不幸而为人所害焉，为天子者不能恭行天讨，使天之民冤苦莫伸，岂天意所欲哉？盖赦之初设为眚灾也，后世相承既久，不能复古，然旷荡之恩如雷雨之施，不时而作，使人莫可测知可也。宋人为之常制而有定时，则人可揣摩，以需其期，非独刑法不足以致人惧，而赦令亦不足以致人感也。

　　仁宗嘉祐中，学士张方平言：“中外官多发人积年罪状，数按人赦前事及奏劾事，辄请不以赦原减，快一时之小忿，失天下之大信，自今有类此者以故违制书坐之。”御史吕诲亦以为言，乃下诏曰：“比者中外多上章言人过失，外视公言，内缘私忿，诋欺暧昧，苟陷善良，又赦令者所以与天下更始，而有司多按赦前事，殆非慎命令、重刑罚，使人洒然自新之意也。自今有上章告人罪及言赦前事者，讯之。”

　　臣按：无事而赦，固非国家美事，有事而赦而又不能守，使失信于人，尤非国家善治也。盖国宝于民，民宝于信，上之出令一有不信于民，异时再有所言则民不信之矣，是以善为治者必不轻于出令，命既出矣而必守之以信，非但欲其令之必行，盖欲其事之可继也。

　　元西僧岁作佛事，或恣意纵囚以售其奸宄，俾善良者喑哑而饮恨。

　　臣按：赦宥出于上，识治体者犹以为非，元人信胡僧之言，每作佛事辄纵罪囚，以希福报，恩不出于上而出于下，人不感帝之恩而感乎僧，是以每遇将作佛事之先有罪在系者辄赂僧以求免，遂使凶顽席僧势以稔恶，善良抱冤屈而莫诉。异端所为无足责也，中国之治乌可尤而效之哉？

　　以上慎眚灾之赦
　
卷一一○

　　▲明复仇之义

　　《周礼》：调人掌司万民之难（谓相与为仇仇）而谐（谐犹调也）和之，凡过（谓无本意也）而杀伤人者，以民成（平也）之，鸟兽亦如之。凡和难，父之仇辟诸海外，兄弟之仇辟诸千里之外，从父兄弟之仇不同国，君之仇视父，师长之仇视兄弟，主友之仇视从父兄弟，弗辟则与之瑞节而以执之。凡杀人有反杀者，使邦国交仇之。凡杀人而义者，不同国，令勿仇，仇之则死。凡有斗怒者，成之，不可成者则书之，先动者诛之。

　　郑玄曰：“一说，以乡里之民共和解之。”

　　吴澂曰：“为亲复仇者人之私情，蔽囚致刑者君之公法，使天下无公法则已，如有公法则私情不可得而行矣。夫司徒掌教，教民以六德之和，又教之以六行之睦，唯欲斯民之和协也，如其不从教，则不睦之刑从而加焉，在所不赦也，而其官属乃掌万民之难使之相避，是使天下之人得以肆其私情而人君之公法不复可行于世，与大司徒之教相反，如必曰从人之私情，则父之仇不与共戴天，辟诸海外亦未为得，盍亦使之弗共戴天而后可也。”又曰：“凡杀人有反杀者，使邦国交仇之，凡杀人而义者，不同国勿令仇，仇之则死。果如是，殆将使天下以力相陵，交相屠戮，往来报复，无有已时，圣王令典决不若此之缪。”

　　臣按：调人之和难，盖谓过而杀伤人者也，如律文所谓误杀、戏杀、过失杀之类，以其本无意而杀人而或致其人于死事，虽可恶而情则可矜。然死者不可复生，孝子、弟弟、忠臣、义士其于父兄、师主之死不以其天年，彼虽无故杀之心，而其父兄、师主实因之而死，其心有不能忘者，然其人或在十议之辟及有益于斯世，原其所犯罪不至死，是以先王立调人之官以和其难，凡过而杀伤人者以民成之，郑氏谓“过，无本意也。成，平也。以乡里之民共和之”，盖以谓报仇天下之公义，宥过圣人之微权，若施之以法则伤孝子之心，姑避之于他，少舒报者之愤。先王治世不专以法，法之中有情，不专以仁，仁之中有义如此。夫我圣祖作为教民榜文，颁示闾里，有曰：“民间除犯十恶及强盗杀人外，其有犯奸盗诈伪人命，本乡本里内自能含忍省事，不愿告官系累受苦，被告伏罪，亦免致身遭刑祸，止于老人处决断者听。”呜呼，圣祖之意，其与《周礼》调人“凡过而杀伤人者以民成之”者不约而同也。

　　朝士，凡报仇仇者书于士，杀之无罪。

　　郑玄曰：“凡报仇仇者书于士，杀之无罪，谓同国之相辟者将报之，必先言之于士。”

　　臣按：所谓士者非谓朝士也，凡书于乡士、县士、方士皆是也，既书于士而上于朝士而掌之。

　　典礼曰：父之仇弗与共戴天，兄弟之仇不反兵，交游之仇不同国。

　　吕大钧曰：“杀人者死，古今之达刑也。杀之而义则无罪，故令勿仇，调人之职是也；杀而不义则杀者当死，宜告于有司杀之，士师之职是也。二者皆无事乎复仇也，然复仇之文杂见于经传，考其所以，必其人势盛，缓则不能执，故遇则杀之，不暇告有司也。父者子之天，不能复父仇，仰无以视乎皇天矣，报之之意誓不与仇俱生，此所以弗共戴天也。”

　　马希孟曰：“先王以恩论情，以情合义，其恩大者其情厚，其情厚者其义隆，是故父也、兄弟也、交游也，其为仇则一，而所以报之者不同。或弗共戴天，将死之而耻与之俱生也；或不反兵，将执杀之而为之备也；或不同国，将远之而恶其比也。呜呼，圣人不能使世之无仇，亦不能使之释仇而不报，惟称其情义而已矣。若夫《公羊》论九世之仇则失于太过，而所报非所敌矣。汉之时孝子见仇而不敢复，则失于太严，而孝弟之情无所伸矣。”

　　游桂曰：“圣人之治天下，于暴乱之人以公法治之，苟制之于公法而不足，则由于私义而制之，是以暴乱者无所逃罪，而人安其生。夫所谓仇皆王诛所不及，公法有时而失之者，圣人因礼而为之法，曰某仇也是其子与弗共戴天者也，某仇也是其兄弟所必报而不反兵者也，某仇也是其交游之所不同国者也。三仇皆以杀人而言，人之子弟、交游皆得报而杀之，弗共戴天则世之暴者不敢害人之父母矣，不反兵则世之暴者不敢害人之兄弟矣，不同国则世之暴者不敢害人之交游矣。自秦以来私仇皆不许报复，下之私相残死而无告者不知其几何，子报仇而以其狱上者，有司常不知所以处之，至唐而陈子昂、韩愈、柳宗元之议起，陈之议报父仇者诛之而旌其闾，柳固已辟之，虽辟之而初无一定之论，韩之言曰：‘子报父母仇，以其狱上尚书省，使百官集议闻奏。’此说粗为得之，然亦不能明先王之，故复仇之事苟欲从古，则其所以为天下之道举必如三代而后可，三代之时皇极立而公法行，治不一出于法而私义得以参乎其间，今欲依古许人复仇，则为有司者道法交有所不备，不许复仇则伤孝子顺弟、贤人义士之心。”

　　顾元常曰：“治平盛世，井井有纲纪，安有私相报仇之事？然事变万端，岂可以一律论，如父母出于道忽被强寇劫盗杀害，其子岂容，但已在旁必力斗与之俱死，不在旁必寻探杀之而后已，此乃人子之至痛追思，殆不欲生，纵彼在穷荒绝域，亦必欲寻杀之以雪父母之冤，故不与共戴天也。然仇亦非一端，又看轻重如何，如父母因事被人挤陷，为人子者亦当平心自反，不可专以报复为心；或被人挟王命以矫杀，虽人子之至恨，然城狐社鼠不可动摇，又当为之饮恨而不容以必报为心也。凡此之类皆宜随事斟酌，傥不顾事之曲直、势之可否，各挟复仇之义以相构害，则是刑戮之民大乱之道也。”

　　《春秋公羊传》曰：父不受诛，子复仇可也。父受诛，子复仇，推刃之道也，复仇不除害。（定公四年）

　　何休曰：“不受诛，罪不当诛也。若父受诛，子复仇，则复讨其子，一往一来曰推刃，取仇身而已，不得兼仇其子，复将恐害已而杀之。”韩愈曰：“诛者，上施于下之辞。”

　　臣按：《公羊》因论伍子胥报仇而言此，盖谓列国争杀报复之事非王法也。人君诛其臣民无报复之理，若有司假法以致人于死，则当赴诉于君以正其罪，亦不当私自报之。

　　唐武后时，下邽人徐元庆父爽为县尉赵师韫所杀，元庆手杀之，自囚诣官，武后欲赦死，右拾遗陈子昂上疏曰：“先王立礼以进人，明罚以齐政。枕戈仇敌，人子义也；诛罪禁乱，王政纲也。然无义不可训人，乱纲不可明法，元庆报父仇，束身归罪，虽古烈士何以加。然杀人者死，画一之制也，法不可贰，元庆宜伏辜；传曰父仇不同天，劝人之教也，教之不苟，元庆宜赦。臣闻刑所以止遏乱也，仁所以利崇德也，今报父之仇非乱也，行子之道仁也，仁而无利，与同乱诛，是曰能刑，未可以训，然则邪由正生，治必乱作，故礼防不胜，先王以制刑也。今义元庆之节则废刑也，迹元庆所以能义动天下，以其忘生而及于德也，若释罪以利其生，是夺其德亏其义，非所谓杀身成仁、全死忘生之节也。臣谓宜正国之典，置之以刑，然后旌闾墓可也。请编之令，永为国典。”

　　柳宗元曰：“礼之大本以防乱也，刑之大本亦以防乱也，旌与诛莫得而并焉，诛其可旌兹谓滥，旌其可诛兹谓僭，果以是示于天下，传于后世，趋义者不知所向，违害者不知所立，不可为典。盖圣人之制，穷理以定赏罚，本情以正褒贬，统于一而已矣。若元庆之父不陷于公罪，而师韫之诛独以其私怨，奋其吏气，虐于无辜，州牧不知罪，刑官不知问，上下蒙冒，吁号不闻，而元庆能以戴天为大耻，以枕戈为得礼，处心积虑以冲囚人之胸，即死无憾，是守礼而行义也，执事者宜有惭色，将谢之不暇，又何诛焉？其或元庆之父不免于罪，师韫之诛不愆于法，是非死于吏也，死于法也，法其可仇乎？仇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，是悖骜而凌上也，执而诛之，所以正邦典，而又何旌焉？”

　　宪宗时，富平人梁悦父为秦果所杀，悦杀仇诣县请罪，诏曰：“在礼父仇不同天，而法杀人必死，礼法王教大端也，二说异焉，下尚书省议。”

　　韩愈曰：“子复父仇，见于《春秋》《礼记》，又见《周官》及诸子史，不可胜数，未有非而罪之者也。最宜详于律，而律无其条，非阙文也。盖以为不许复仇则伤孝子之心，而乖先王之训；许复仇，人将倚法专杀，无以禁止其端。夫律虽本于圣人，然执而行之者有司也，经之所明者，制有司者也。丁宁其义于经而深没其文于律者，其意将使法吏一断于法，而经术之士得引经而议也。《周官》曰：‘凡杀人而义者令勿仇，仇之则死。’义，宜也，明杀人而不得其宜者，子得复仇也，此百姓之相仇者也。《公羊传》曰：‘父不受诛，子复仇可也。’不受诛者，罪不当诛也。诛者上施于下之辞，非百姓之相杀者也。又《周官》曰：‘凡报仇仇者书于士，杀之无罪。’言将复仇，必先言于官则无罪也。今陛下垂意典章，思立定制，惜有司之守，怜孝子之心，示不自专，访议群下。臣愚以为，复仇之名虽同而其事各异，或百姓相仇如《周官》所称，可行于今者；或为官所诛，如《公羊》所称，不可行于今者。又《周官》所称将复仇先告于士则无罪者，若孤稚羸弱，抱微志而伺敌人之便，恐不能自言于官，未可以为断于今也。然则杀之与赦不可一例，宜定其制曰‘凡有复父仇者，事发具其事申尚书省，尚书省集议奏闻，酌其宜而处之’，则经律无失其指也。”

　　玄宗开元二十九年，巂州都督张审素人有告其罪者，诏监察御史杨汪按之，告者复告审素与总管董元礼谋反，元礼以兵围汪胁使雪审素罪，既而吏共斩元礼，汪得出，遂当审素实反，斩之，没其家。时审素子蛙、琇俱幼，坐流岭表，寻逃归，手杀汪于都城，系表于斧，言父冤状，为有司所得。中书令张九龄等皆称其孝烈，宜贷死，裴耀卿、李林甫等陈不可，帝亦谓然，谓九龄曰：“孝子之情，义不顾死，然杀人而赦之，此涂不可启也。”乃下敕曰：“国家设法期于止杀，各伸为子之志，谁非徇孝之人，展转相仇，何有限极。咎繇作士，法在必行，曾参杀人，亦不可恕。宜付河南府杖杀。”士民皆怜之。

　　胡寅曰：“复仇因人之至情，以立臣子之大义也。仇而不复则人道灭绝，天理沦亡，故曰父之仇不与共戴天，君之仇视父。张审素未尝反为人妄告，杨汪受命往按，遂以反闻，审素坐斩，此汪之罪也。蛙与琇忿其父死之冤，亡命报之，其失在不讼于司寇，其志亦可矜矣。张九龄欲宥之，岂非为此乎，而裴、李降敕之言，何其戾哉！设法之意固欲止杀，然子志不伸，岂所以为教？且曰曾参杀人亦不可恕，是有见于杀人者死而无见于复仇之义也。杨汪非理杀张审素，而蛙琇杀汪，事适均等，但以非司冠而擅杀当之，仍矜其志，则免死而流放之可耳。若直杀之，是杨氏以一人而当张氏三人之命，不亦颇乎？”

　　臣按：复仇之义乃生民秉彝之道，天地自然之理。事虽若变，然变而不失正，斯为常矣。以五行之理论之，如金生水，金为火所克，水必报之，水生木，水为土所克，木必报之，木、火、土三行皆然。人禀五行以有生，有以生之必有以报之，人之所生者必报其所由生，是以相保爱、相护卫，不敢相戕杀，非但畏公法亦畏私义，非但念天理亦念人情，此人所以与人相安相忘而得以遂其有生之乐也。然人世有无穷之变，王法有不到之处，天理有未定之时，或相杀焉杀之不以其罪，泯之不存其迹，急之不容其缓。是故所杀之人其父也，其子曰父生我者也，而人杀之，是无我也，我何以生为？必杀之以报我所生；所杀之人其兄若弟也，其兄若弟曰兄若弟我同生者也，而人杀之，是蔑我也，必杀之以报我同生，我不报之，人设杀我而我兄若弟不为报，吾谓之何；所杀之人其交好游从也，其交好游从者曰若与我交好游从，彼非不知也，而杀之，是藐我也，必杀之以报我所知，我不报之，人设杀我而我交好游从不为报，吾谓之何。天下之人凡有生者皆相为死，则彼不逞之徒、不仁之辈不敢起杀人之念，盖虑其人之有子若孙、有兄若弟、若交好、若游从，将必上告天子，下告方伯，赴诉于有司，声冤于鼓石也。然而王法虽公，刑官虽明，然无诉告者则其冤又不能以上达，此圣人制其法于礼，使凡为人子、为人兄若弟，有父母兄弟之仇则必赴诉于官，不幸而无子孙兄弟，则其所交游者虽非血属，亦得以为之伸理焉，苟诉于公而公不为之报，或其势远而力弱，事急而情切，一时不能达诸公，奋其义而报之，则亦公义之所许也。礼所谓不共戴天、不反兵、不同国，盖谓为人子、为人兄若弟、为人交游恒各以是存诸心，必报吾父、必报吾兄若弟、必报吾交游，不然，吾不与杀吾父者同戴此天，杀吾兄弟者吾遇之必不反兵，杀吾交游者吾与之必不同居此国，甚言必杀之以报所仇，不但已也。解礼者乃专以为私报所仇，狭矣，礼盖兼公私言也，不能报以公必报以私，断断乎其必然，此先王以立礼之意也。三代之时，皇极建而公道明，非士师无擅杀之吏，非天命无枉死之人，非独无不报之仇，而亦无仇可报也。然先王以好生为德，恒恐一人之不得其生，而或有以戕其生者，故既本天地相生之理，制刑罚之常以弼教，又因五行相克之理，明报复之义以垂训，使人人知杀人之亲交者必死，杀己之亲交者必报，而皆不敢相戕害以丧其生，相容忍以忘其死，此古昔盛时所以人无冤声、天无盭气而世无祸乱之作也。自秦汉以来，此义不明，一切以法律持世，惟知上之有法而不知下之有义，所谓复仇之义世不复讲，至于有唐陈子昂、韩愈、柳宗元始因适有报复父仇者而各言所见，要之皆是也，而未尽焉。谨按《周官》朝士“凡报仇仇者书于士，杀之无罪”，所谓报仇仇者非谓为人子若弟者亲手剚刃于所仇之人，凡具其不当死之故与所杀之由达于官者，皆是欲报其仇仇也。既书其情犯而告于官，而其所仇者或隐蔽、或逋逃、或负固，而报仇之人能肆杀之以报其所亲之仇，则无罪焉。盖人君立法将以生人，无罪者固不许人之枉杀，有罪者亦不容人之擅杀，所以明天讨而安人生也。苟杀人者人亦杀以报之，曰吾报吾所亲交之仇也，不分其理之可否、事之故误，互相报复，无有已时，又乌用国法为哉？孟子曰“为士师则可以杀人”，明不为士师则不可以杀人也。朝廷当明为之法，曰：“凡有父兄亲属为人所杀者，除误杀、戏杀、过失杀外，若以故及非理致死者，亲属邻保即为之护持其子若孙及凡应报复之人，赴官告诉，如无亲属，其邻里交游皆许之，府县有碍赴藩臬，藩臬有碍赴阙庭，径赴者不在越诉之限。若官司徇私畏势，迁延岁月，不拘系其人而为之伸理，其报复之人奋气报杀所仇者，所在即以上闻，特敕理官鞫审。若其被杀者委有冤状而所司不拘其人、不具其狱，即根究经由官司，坐以赃罪除名，而报仇者不与焉；若所司方行拘逮而或有他故以致迁延，即坐杀者以擅杀有罪者之罪而不致死焉。若不告官，不出是日而报杀者，官司鞫审，杀当其罪者不坐；若出是日之外，不告官而擅杀者，即坐其亲属、邻保以知情故纵之罪，而其报复之人所杀之仇果系可杀，则谳以情有可矜，坐其罪而免其死。若官吏假王法以制人于死，律有常条，不许私自报复，必须明白赴诉，若屡诉不伸而杀之者，则以上闻，委任大臣鞫审。如果被杀者有冤而所司不为伸理，则免报仇者死而流放之，如胡氏之所以处张蛙者，而重坐经由官司之罪；若被杀之人不能无罪，但不至于死，则又在随事情而权其轻重焉。”如此，则于经于律两无违悖，人知仇之必报而不敢相杀害以全其生，知法之有禁而不敢辄专杀以犯于法，则天下无难处之事，国家无难断之狱，人世无不报之仇，地下无枉死之鬼矣。

　　宋高宗绍兴末，盗发王公哀母冢，有司释之，公哀手杀盗，事闻，兄佐为吏部员外郎，乞纳官以赎公哀之罪，诏令给、舍议，杨椿等谓：“发冢开棺者，事当绞，公哀始获盗不敢杀而归之官，狱成而吏出之，使扬扬出入闾巷与齐民齿，则地下之辱沉痛郁结，终莫之伸，为人子者尚当自比于人。公哀杀掘冢，法应死之，人为无罪；纳官赎罪之请，当不许；故纵失刑，有司之罪，宜如律。”上是之，诏公哀降一官，依旧供职，绍兴府当职官皆抵罪。

　　臣按：戕人之尸与其身，虽有死生之异，孝子爱亲之心则不以死生而异也。王公哀诉发冢之盗于官，官不为之理而杀之，盖所杀者发冢应死之盗，所报者不共戴天之仇，朝廷坐有司之罪，是也，而降公哀一官，岂所以为训乎？夫公哀不闻之官而擅杀之，罪之可也，今既闻之官，而官出之，则故纵失刑，罪有所归矣。

　　以上明复仇之义
　

卷一一一

　　▲简典狱之官

　　《舜典》：帝曰：“皋陶，蛮夷猾夏，寇贼奸宄，汝作士。”

　　郑玄曰：“猾，乱也。群行攻劫曰寇，杀人曰贼，在外曰奸，在内曰宄。士，理官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此万世命官掌刑之始。盖帝世兵刑合而为一，所谓“蛮夷猾夏”，三代以后则属之兵官而刑官所掌者寇贼奸宄而已，而后世群行攻劫之寇则亦以属兵焉。

　　《周官》：司寇掌邦禁，诘奸慝，刑暴乱。

　　吕祖谦曰：“奸慝隐而难知，故谓之诘。推鞫穷诘而求其情也；暴乱显而易见，直刑之而已。”

　　蔡沈曰：“秋官卿主寇贼法禁，诘奸慝，刑强暴作乱者。掌刑不曰刑而曰禁者，禁于未然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司寇，六卿之一，在虞廷谓之士师，在周谓之司寇，在汉谓之廷尉，唐宋以来刑部尚书侍郎是也。

　　《立政》：周公若曰：“太史，司寇苏（国名）公式敬尔由狱，以长我王国。兹式有慎，以列用中罚。”

　　蔡沈曰：“此周公因言慎罚而以苏公敬狱之事告之太史，使其并书以为后世司狱之式也。《左传》苏忿生以温为司寇，周公告太史，以苏忿生为司寇用能敬其所由之狱，培植基本以长我王国，令于此取法而有谨焉，则能以轻重条列用其中罚而无过差之患矣。”

　　陈栎曰：“苏公所以为司寇在乎敬，后人之法苏公在乎慎，能慎则能敬矣，固为后之司狱者虑，尤为后之君用人以司狱者虑，能如苏公者则用，否则斥。”

　　臣按：苏公一狱官也，敬其所由之狱，谓其能使天下无冤狱可矣，而周公乃谓之能长我王国，且使太史书之以为后世司狱之法，然则治天下岂无他道而必以刑狱培植国家之基本乎？孟子曰：“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，其失天下也以不仁。”仁之效及于天下非百年而不洽，不仁之效一日行之则有一日之害、一年行之则有一年之害，盖不终朝而已遍于寰区矣。所以为此者，固出于其君之心，而所以广君之虐于天下者则其臣为之也，观诸秦隋以来可见已。人君不仁之政固非一事，然皆假刑以行之，假刑以立威尤不仁之政之大者也。周公告成王以立政用人之事，而末举苏公敬狱为言，且欲以为式于天下后世，然不谓之治狱而谓之敬狱，而又欲后人取法而有慎焉。所谓敬、所谓慎，敬则存于心者不敢忽，慎则见于事者不敢肆，虽则以告太史而实以之而告于王也，使为狱官者能用敬慎以治狱，而用狱官者又能择敬慎之人而用之，则凡所以治狱者无非仁而不仁之事则有所不行矣，所行无非仁是能重民命矣，能重民命则足以延国命矣，民命之有永乃天命之所由永也。

　　《君陈》：王曰：“殷民在辟，予曰辟，尔惟勿辟；予曰宥，尔惟勿宥，惟厥中。”

　　蔡沈曰：“言殷民之在刑辟者，不可徇君以为生杀，惟当审其轻重之中也。”

　　陈经曰：“君之喜怒无常情，法之轻重有常理，不徇君而徇理之中可也。君言苟是，从君可也，非从君，乃从理也；君言苟未是，则从理可也，从理乃所以从君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成王以是告君陈，即周公告成王以文王罔兼庶狱及不误于庶狱之意也。后世人主惟恐其臣之不徇己，有不徇己者或怒或斥，其视成王之告君陈惟恐其臣之或徇乎己，其人之贤不肖何如也？是固其得于家庭之传、辅弼之训，然其天质之美亦于是乎见之，后世人主所当取法者也。

　　《吕刑》：王曰：“典狱非讫（尽也）于威（权势也），惟讫于富（贿赂也）。敬忌，罔有择言在身。惟克天德，自作元命，配享在下。”

　　蔡沈曰：“当时典狱之官非惟得尽法于权势之家，亦惟得尽法于贿赂之人，言不为威屈、不为利诱也。敬忌之至，无有择言在身，大公至正，纯乎天德，无毫发不可举以示人者。天德在我，则大命自我作而配享在下矣。在下者对天之辞，盖推典狱用刑之极功而至于与天为一者如此。”

　　吕祖谦曰：“典狱不得行其公者，非为威胁则为利诱，欲威不能屈、富不得淫，惟在敬忌，无择言在身而已。”又曰：“典狱之官，民之死生系焉，须是无一毫私意，所言无非公理，方可分付以民之死生。天德所谓至公无私之德，到自作元命地位，命是命令，所制刑之命皆是元善不可复加之命方可。后世多以典狱为法家，贱士民之死生寄于不学无知之人，和气不召，乖气常有，所以不能措天下之治。盖掌刑之官代天行罚，天讨有罪，天所以整齐天下之民，元不是自家事，惟敬五刑以成三德，敬五刑是专敬天理，三德是或当用正直、或当用刚克、或当用柔克各得其当。若不敬天命，为害所逼、为利所诱，用刑必差，须是置祸福于度外，专敬天命，刑无不得其当，则民有所措手足，此所以培养根本，故三代得天下以仁。”

　　臣按：刑狱之事实关于天，典刑者惟一循天理之公而不徇乎人欲之私，权势不能移，财利不能动，如此，用刑者无愧于心，受刑者允当其罪，吾之心合天之心矣。然非在我者一于敬而不敢忽、一于忌而不敢肆，行之于身皆可言之于口、无一事而不可对人言者不能也，允若兹，则吾之所存者合乎天心，而吾之所得者纯乎天德矣。彼其生死寿夭之命乃天所以制斯人者，今我德与天一，则制生人之命在我矣。夫天高高而在上，所以制人之命者也，典狱者虽在于下而其所典之职亦以制人之命焉，岂非配享在下乎？典狱之职所系之重如此，膺天命而制生灵之命者可不择其人以用之乎？要之，狱所以不公者，外为权势之嘱托、内为财利之贿赂故也。然典狱之官所以不讫于威富者，其根本则又在于上之人焉。上之人诚严申明祖宗之法，使有罪者不以贿免戒，饬左右之人使掌法者得以执奏，而所用以居是官者，又必得夫存心敬畏秉性刚直之人用之，则法不至于私滥、人不死于非命，人心允合于天心，逆气不伤于和气乎。吁，臣之所为乃承君之所命，臣之所以作民之命由君作臣之命也，臣德克享于天则君德可知也。或曰典狱用刑，人臣事也，蔡氏谓推其极至于与天为一，何哉？天者公而已矣，天以至公之道付之君，君以天讨之公付之臣，臣能奉公与天无间，是即君之所以无间于天也。

　　王曰：“嗟，四方司政典狱，非尔唯作天牧？今尔何监？非时伯夷播刑之迪？其今尔何惩？惟时苗民匪察于狱之丽（附也），罔择吉人，观于五刑之中，惟时庶威夺货。”

　　蔡沈曰：“司政、典狱，诸侯也，为诸侯主刑狱，而言非尔诸侯为天牧养斯民乎？为天牧民则今尔何所监惩？所当监者非伯夷乎？所当惩者非有苗乎？伯夷布刑以启迪斯民，舍皋陶而言伯夷者，探本之论也。苗民不察于狱辞之所丽，又不择吉人，俾观于五刑之中，惟是贵者以威乱政、富者以货夺法。”

　　臣按：刑者天所以讨有罪，讨有罪所以安无罪之民也。司政、典狱并言者，以诸侯受天子之命以为一方之主，既司夫民政复典夫刑狱也。政所以安民生，狱所以治民罪，皆奉天子之命以牧养其民，然天子之命即天命也，天子之民即天民也，安民生固所以全其天命，治民罪亦所以全其天命也。有罪者治之则不敢复为恶，而无罪之民皆得遂其生而全其天矣。

　　王曰：“呜呼，念之哉。伯父、伯兄、仲叔、季弟、幼子、童孙皆听朕言，庶有格（至也）命。今尔罔不由慰日勤，尔罔或戒不勤。”

　　蔡沈曰：“此告同姓诸侯也。参错讯鞫，极天下之劳者，莫若狱，苟有毫发怠心则民有不得其死者矣。罔不由慰日勤者，尔所用以自慰者无不以日勤，故职举而刑当也。尔罔或戒不勤者，刑罚之用，一成而不可变者也，苟顷刻之不勤则刑罚失中，虽深戒之而已施者亦无及矣。戒固善心也，而用刑岂可以或戒也哉？”

　　臣按：三代之世，封建之法行，故穆王所戒者伯父、伯兄、仲叔、季弟、幼子、童孙，皆其同姓诸侯也。盖天下有天下之刑，一国有一国之刑，天下之刑则天下之有罪者系累于其狱，一国之刑则一国之有罪者禁锢于其狱，人非一人也，五木具其身，百忧婴其心，度一日有如三秋者矣，而为邦国之君典刑狱之政，置其身于安逸之地，忘其人在困厄之中，则有不得其死者矣，吾何惜夫顷刻之劳而不尽吾心焉，而使斯人无罪而就死地哉？一息或怠而致数人之死命，后虽悔之亦无及矣，吾心何由而安哉？此所以用之慰者必以日勤，然后职举而刑当也。

　　非佞折狱，惟良折狱。

　　蔡沈曰：“佞，口才也。非口才辩给之人可以折狱，惟温良长者、视民如伤者能折狱，而无不在中也。”

　　林之奇曰：“佞人御人以口给，如周亚夫诣廷尉责问曰：‘君侯欲反，何也？’答曰：‘臣所买器乃葬器也，何谓反乎？’吏曰：‘君纵不反地上，即反地下矣。’所谓佞折狱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折狱之官，人命所系，是以自古典狱之官必用易直仁厚之长者以任之，盖以棰楚之下何求不得，和颜悦色以询之犹恐畏威惧刑而不敢尽其情，况御之以口给乎？

　　王曰：“呜呼，敬之哉。官（典狱之官）伯（诸侯）族（同族）姓（异姓），朕言多惧。朕敬于刑，有德惟刑。今天相民，作配在下。”

　　蔡沈曰：“此总告之也。朕之于刑言且多惧，况用之乎？朕敬于刑者，畏之至也。有德惟刑，厚之至也。今天以刑相治斯民，汝实任责，作配在下可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先儒谓官伯，官之长。前曰“自作元命，配享在下”，今曰“今天相民，作配在下”，则狱官乃配天者也。人君知狱官可以配天则于命是官也必不敢轻，人臣知狱官可以配天则于居是官也必能自重。穆王于前既曰“念之哉”，念之云者即帝舜恤之之意也；又曰“敬之哉”，敬之云者即帝舜钦之之意也。穆王之作此书虽曰耄荒，然帝王心法之传千载犹可想见，此《吕刑》之书所以见取于孔子也欤。

　　《周礼》：刑官之属，大司寇卿一人，小司寇中大夫二人，士师下大夫四人，乡士上士八人、中士十有六人，旅下士三十有二人，府六人、史十有二人、胥十有二人、徒百有二十人。

　　郑玄曰：“乡士主六乡之狱。”贾公彦曰：“刑官，有虞氏曰士，夏曰大理，周曰大司寇。”

　　臣按：大司寇一人，即今刑部尚书；小司寇二人，即今左右侍郎。乡士以下，郑注谓主六乡之狱，即今十三司分掌各道刑狱是也，自唐以来分为六部而刑部分四属，曰宪部、曰比部、曰司门部、曰都官部。国初因之，至洪武二十三年始改为十三部，后又加以贵州、交焄为十四，其后弃交焄惟存十三部焉，盖有合于《周官》刑官之属乡士掌六乡之狱之制，可见前圣、后圣之心，其揆一也。

　　小司寇之职，岁终则令群士计狱弊讼，登中于天府。郑玄曰：“登中，上其所断狱讼之数。”贾公彦曰：“群士谓乡士、遂士以下。”

　　臣按：登中于天府，说者谓狱讼之中言事实之书也，必登于天府者，以刑所以致天讨，故登于天府而藏之，且示重其书而有谨于用之意。臣窃以为，所谓中者，意者取其所计弊狱讼之得其中者上于天府，使藏之以为法比，后有罪犯有合于是者则援引以为质也，如此，庶于文法为顺。

　　乡士掌国中（遂士掌四郊，县士掌野），各掌其乡之民数（遂士掌其遂之民数，县士掌其县之民数）而纠戒之（遂士、县士亦各纠其戒令），听其狱讼，察其辞，辩其狱讼，异其死刑之罪而要之，旬而职听于朝（遂士、县士皆同，惟旬，遂士二旬、县士三旬）。司寇听之，断其狱、弊其讼于朝，群士、司刑皆在，各丽（附也）其法以议狱讼。狱讼成，士师受中，协日刑杀，肆（陈尸）之三日（遂士则协日就郊而刑杀，县士则协刑杀，各就其县，余并同）。若欲免之，则王会其期（遂士则王命三公会其期，县士则王命六卿会其期）。

　　吴澂曰：“掌国中谓国中至百里郊也，凡六乡之狱皆在国中。要之者，谓为其罪法之要辞。受中，谓受狱讼之成也。协日刑杀，谓可刑杀之日也。肆之，谓陈尸。期，谓王欲赦之人则乡士职听于朝，司寇听之之日则王以时亲往议之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刑官而以士名，则自虞廷已然，其在朝者谓之士师，布列于外者，在六乡谓之乡士、在六遂谓之遂士、在各县谓之县士，各掌其民之数，其所以纠戒令、听狱讼、察虚实、辩曲直、异死刑而为其要辞以职事而听于朝，而司寇听之，三士皆同也，而其日数则不同焉，乡士则旬日也、遂士则二旬也、县士则三旬也。及夫断其狱、弊其讼于朝，群士与司刑之官皆在焉，各以其所犯罪附之于法，合众所丽之法而参议之，士师乃受其成狱，协之于可杀之日，始加以刑杀，而陈其尸者三日，三士皆同也，惟所肆之处则不同焉，乡则市朝也、遂则于其遂也、县则于其县也。若其人之罪有可矜而可疑，王欲免之，六乡则王自会于司寇而自为之期，六遂则王命三公会其期，各县则王命六乡会其期。三士之地不同而皆掌民数，其纠戒令、听狱讼则同也，而皆谓之士焉。夫谓之士者理官也，士居四民之先而列五爵之一，列官分职不皆谓之士而理官独谓之士者，盖以此官民命所系、天讨所寓，国家所以得失民心皆在于此，故非明义理、备道德、通经学者不可以居之，自虞廷以皋陶为士，而周人自秋官卿以下内外掌刑之官皆以士名，盖以示后世，使知刑官之重而不可杂以他流也。本朝定制，风宪官不以吏员为之，深得虞、周之意。

　　汉文帝时，张释之为廷尉，上行出中渭桥，有一人从桥下走，乘舆马惊，捕属廷尉。释之奏犯跸当罚金，上怒，释之曰：“法者，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之也。今法如是重之，是不信于民也。且方其时上使使诛之则已，今已下廷尉，廷尉天下之平也，一倾，天下用法皆为之轻重，民安所错其手足，惟陛下察之。”上良久曰：“廷尉当是也。”其后人有盗高庙坐前玉环，得下廷尉治，释之奏当弃市，上大怒曰：“人无道乃盗先帝器，吾属廷尉者欲致之族，而君以法奏之（谓依律而断也），非吾所以共承宗庙意也。”释之免冠顿首谢曰：“法如是足也，且罪等然以逆顺为差，今盗宗庙器而族之有如万分一，假令愚民取长陵一殽土，陛下且何以加其罪乎？”帝乃白太后，许之。

　　杨氏曰：“释之论犯跸，其意善矣。然曰方其时上使人诛之则已，是则开人主妄杀人之端也。既曰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，则犯法者天子必付之有司以法论之，安得越法而擅诛乎？”

　　臣按：张释之为廷尉，文帝欲当犯跸者以罪而释之罚金，文帝欲当盗高庙玉环者以族，释之当以弃市，可谓能守职执法而以道事君者矣，其视张汤视上意所欲罪释而为之出入者，不啻鸾凤之与鹰鹯矣。虽然，释之敢言固难，而文帝之能从尤难，后世为法官者固当以释之为法，而文帝之从谏如流，而不饰非拒谏，以私怒刑人，尤人主之盛德也，万世人主所当师焉。

　　宣帝本始四年，诏曰：“间者吏用法巧文浸深，是朕之不德也。夫决狱不当，使有罪兴（起也）邪（当重而轻，使有罪者起邪心），不辜蒙戮，父子悲恨，朕甚伤之。今遣廷史与郡鞫狱，任轻禄薄，其为置廷平，秩六百石，员四人。其务平之，以称朕意。”于是选于定国为廷尉，求明察宽恕黄霸等以为廷平，季秋后请谳。时上常幸宣室，斋居而决事，狱刑号为平矣。

　　臣按：汉既有廷尉而又立廷平，后世以大理寺平允法司刑狱，其原盖出于此。本朝设大理寺卿一人、少卿寺丞各二人，又分其属为左右二寺，设正副评事，凡刑部、都察院所问罪狱必俟平允然后法司定罪，若罪名不当，驳回再问。

　　魏明帝时，卫觊奏曰：“刑法者国家之所贵重而私议之所轻贱，狱吏者百姓之所悬命而选用者所卑下，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，请置博士转相教授。”事遂施行。

　　胡寅曰：“怀天下者当以仁，理天下者当以义，律令者聊以记刑名之数耳，岂所恃以为治也？惟明于经训者乃能用法，徒贵习法之熟而无保国化民之本，是李斯所以亡秦者也。夫业儒之侮经者尚多有之，况习法而不知仁义之道，其侮法将十人而二五，苟如是，曷若付百官有司于胥吏哉？自后世观魏之所以存，岂系于有律博士，而其所以亡者，岂系于律令之烦省乎？卫觊之言，非经邦之令猷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卫觊欲立律博士，是欲以国家弼教辅治之大典付之不通经之吏胥也，胡氏非之诚是矣。夫吏胥之不通经，固不可以掌律令，然于律之名例条贯犹其所习也，而后世乃至以狱事付之武夫嬖幸，则并法比之不知焉，则是设为刑狱以立威制人，非以弼教辅治也，固非圣人制刑之意，亦岂天讨有罪之公哉？

　　唐太宗初即位，盛开选举，或有诈为资荫者，上令自首，不首者死，俄有诈伪事泄，大理少卿戴胄断流，上曰：“朕下敕不首者死，今断流，是示天下以不信，卿欲卖狱乎？”胄曰：“陛下当即杀之，非臣所及，既付所司，臣不敢亏法。”上曰：“卿自守法而令我失信邪？”胄曰：“法者国之所以布大信于天下，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，陛下发一朝之忿而欲杀之，既而不可而置之于流，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。若顺忿违信，臣窃为陛下惜之。”上曰：“法有所失，公能正之，朕何忧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胄谓陛下当即杀之非臣所及，其失正与张释之同，其所谓“法者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而言者一时喜怒之所发，陛下发一朝之忿而欲杀之，既而不可而置之于流，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”则名言也。太宗不徒不怒之，而且奖之，真好治纳谏之主也，后主宜法焉。臣尝因是而论之，国家之法固不可以不守，而人君之言亦不可以失信，言一失信后虽有言人莫之信矣，然而欲存人君之信而于祖宗之法则有妨焉，如之何则可？曰为人上者当熟思审处而后发于言，前有所违，后难于继，断然不出诸口也，为人臣者则当遏绝之于发言之初，不待其形见于事为之著，如此，则是能致其君于无过之地矣。

　　贞观初，诏殿中侍御史崔仁师覆按青州谋反狱，仁师止坐其魁首十余人，余皆释之。大理少卿孙伏伽谓仁师曰：“足下平反者众，人情谁不贪生，恐见徒侣得免，未肯甘心。”仁师曰：“凡治狱当以仁恕为本，岂可自规免罪而不为伸邪？万一暗短误有所中，以一身易十囚之死亦所愿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崔仁师谓“治狱以仁恕为本，岂可自规免罪而不为伸”，后世治狱者往往自规免己之罪，不复顾人之死生，皆仁师之罪人也。

　　太宗时，大理少卿胡演进每月囚帐，上览焉，问曰：“其间罪亦有情可矜容者，皆以律断？”对曰：“原情定罪，非臣下所敢。”上谓侍臣曰：“古人云鬻棺者欲岁之疫，匪欲害人，利欲售棺故尔。今法司覆理一狱，必求深劾，欲成其考，今作何法得使平允？”王圭奏曰：“但选良善平恕、断狱允当者赏之，即奸伪自息。”上善之。

　　臣按：欲得狱平允，王圭欲选良善平恕、断狱允当者赏之，臣窃以为断狱之吏固欲选良善平恕者，然其本则在人君焉。人君苟存好生之心，钦哉钦哉，惟刑之恤，虽不赏之，彼亦不敢深刻矣。

　　太宗尝与侍臣论狱，魏徵曰：“炀帝时尝有盗发，稍涉疑似悉令斩之，凡二十余人，大理丞张元济怪其多，试寻其状，内五人尝为盗，余皆平民，竟不敢执奏，尽杀之。”太宗曰：“此岂惟炀帝无道，其臣亦不尽忠，君臣如此，何得不亡？公等戒之。”

　　臣按：太宗无事时与群臣论狱，魏徵论及隋炀之无道杀人，而太宗责臣之不忠，且曰：“君臣如此，何得不亡。”噫，隋之君臣如此所以亡，唐之君臣如此所以兴，后世人主不可不知也。

　　武后时，万年主簿徐坚上疏以为：“《书》有五听之道，令著三覆之奏，比有敕，推按反者得实即行斩决，人命至重，死不再生，万一怀枉，吞声赤族，岂不痛哉？此不足肃奸逆而明典刑，适所以长威福而生疑惧，臣望绝此处分，依法覆奏。又法官之任，宜加简择，有用法宽平为百姓所称者愿亲而任之，有处事深酷不允人望者愿疏而退之。”

　　臣按：徐坚谓推按反者即行斩决，不足肃奸逆而明典刑，而适所以长威福而生疑惧，非独于反狱一事为然，凡人君用人纠察人过咎，委任之专而信任之不疑，皆有此弊。

　　武后时，刺史李行裒为酷吏所陷，秋官郎中徐有功固争不能得，侍郎周兴奏有功故出反囚，当斩。太后虽不许，亦免其官。然太后雅重有功，久之复起为侍御史，有功伏地流涕，固辞曰：“臣闻鹿走山林而命县庖厨，势使之然也。陛下以臣为法官，臣不敢枉陛下法，必死是官矣。”太后固授之，远近闻者相贺。

　　臣按：有功当酷吏告密罗织之秋，独能以平恕为心，，可谓特立不倚者矣。武后虽女主，然亦知雅重其人，当死而生之，既废而起之，固辞而受之，可见天理之在人心者未尝泯，特人臣立志不坚，见理不明，过于徇人而切于为己耳。后世人主一废其人即不复用、不复问往事之如何，顾反出一女主下哉。

　　武后时，法官竞为深酷，惟司刑丞徐有功、杜景俭独存平恕，被告者皆曰：“遇来、侯必死，遇徐、杜必生。”

　　臣按：当武后酷吏淫虐之时，而徐有功、杜景俭独存仁恕，是知人心之天理，虽以暴虐之君，无不有之，但掌刑之臣不能执正守法耳。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，始用儒士为司理判官。

　　臣按：州郡设官理刑亦犹周官乡士、县士之比，然谓之士者，以刑狱人命所系，不可专委之吏胥。士读书知义理，不徒能守法，而又能于法外推情察理，而不忍致人无罪而就死地，名重于利，吏胥虽曰深于法比，然后能知法也，而不知有法外意，苟狱文具而罪责不及已足矣，而人之冤否不恤也。宋太宗始用士人为司理判官，其有合成周之制欤。

　　淳化元年，令刑部定置详覆官六员，专阅天下所上案牍，勿复公遣鞫狱吏。置御史台推勘官二十人，并以京朝官充，若诸州有大狱则乘传就鞫狱，辞日上必临遣谕旨曰“无滋蔓，无留滞”，或赐以装钱，还必召见，问以所推事状，著为定令。

　　臣按：宋于法司常员之外，专置官以阅天下所上案牍，及推勘大狱，临遣必谕旨优赐，竣事又召见请问，人君留心狱事如此，奉命以推治者其有不尽心者乎？

　　二年，置诸路提点刑狱司，命常参官主之，凡官内州府十日一具囚帐供报，有疑狱未决者即驰传往视之，州郡敢积稽留大狱久而不解及以偏辞按谳情不得实并官吏用情者，悉以闻。

　　臣按：后世于藩方设官司刑本此。在宋为提点刑狱司，在元为肃政廉访司，本朝于藩方各置提刑按察司，凡十有三处。

　　是年始制审刑院于禁中，兼置详议官六员，凡狱具上奏先由审刑院印讫以付大理寺、刑部断覆以闻，乃下审刑详议，申覆裁决讫以付中书省，当即下之。其未允者，宰相覆以闻，如命论决。

　　臣按：宋制即有刑部、大理寺，而又立审刑院于禁中，事虽详审，然不无重复。本朝有狱事先由刑部、都察院鞫问，然后送大理寺，有不允者驳回再问，既允然后问，闻奏取旨，事体归一，可为万世彝典。

　　真宗景德四年，复置诸路提点刑狱官。先是，帝出笔记六事，其一曰勤恤民隐，所虑四方刑狱官吏未尽得人，一夫受冤即召灾沴。先帝尝选朝臣为诸路提点刑狱，今可复置，仍以使臣副之，引对于长春殿遣之。

　　臣按：宋太宗始置诸路提点刑狱，既而罢之，至是复置。本朝置提刑按察司，其职虽纠察一道官吏，不专于刑，然以提刑入衔则固重在此也。

　　神宗熙宁七年，置律学设，教授公试习律令生员义三道，先是置刑法科其考试，关防如诸科法。

　　司马光曰：“律令格式皆当官者所须，何必置明法一科使为士者豫习之？夫礼之所去，刑之所取，为士者果能知道，又自与法律冥合，若其不知，但日诵徒流绞斩之书、习锻炼文致之事，为士已成刻薄，从政岂有循良？非所以长育人才、厚风俗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自隋人作律以八字为义例，遂致文深而义晦，甚失古人使人易晓难犯之意。今后律文宜详备其事、浅易其文，凡其罪名轻重、决杖多寡，皆须明白详载，不厌简帙之繁，不惜文辞之复，使检阅之间粲然于目、灼然在心，不必深于文墨者然后晓之，凡有目者粗知文义无不晓然也。如此，何用说官教训立法，考试设科取用为哉？惟用士人之通经术、知道谊者为之，遇有刑狱按律处罪，律所不载及有可疑者引经断狱，取裁于上可也。

　　以上简典狱之官
卷一一二

　　▲存钦恤之心

　　《舜典》：钦哉钦哉，惟刑之恤哉。

　　孔颖达曰：“此经二句，舜之言也。舜既制此典刑，又陈典刑之义以敕天下百官，使敬之哉敬之哉，惟此刑罚之事最须忧念之哉。忧念此刑恐有滥失，欲使得中也。”

　　朱熹曰：“多有人解恤字作宽恤之义，某之意不然，若作宽恤，如被杀者不令偿命，死者何辜？大率是说，刑者民之司命，不可不谨，如断者不可续，乃矜恤之恤耳。”

　　又曰：“今之法家多惑于报应祸福之说，故多出人罪以求福报，夫使无罪者不得直而有罪者反得释，是乃所以为恶耳，何福报之有？《书》所谓钦恤云者，正以详审曲直，令有罪者不得幸免而无罪者不得滥刑也。今之法官惑于钦恤之说，以为当出人之罪而出其法，故凡罪之当杀者莫不多为可出之涂以俟奏裁，既云奏裁则大率减等，当斩者配、当配者徒、当徒者杖、当杖者笞，是乃卖弄条贯侮法而受赇者耳，何钦恤之有？”

　　臣按：帝舜之心无所不用其敬，而于刑尤加敬焉，故不徒曰钦而又曰哉者，赞叹之不已也，不止一言而再言之，所以明敬之不可不敬，以致其丁宁反复之意也。是敬也，盖自帝尧钦明中来，帝舜居尧之位、体尧之心，于凡天下之事、天下之民，无有不敬谨者矣。若夫刑者，帝尧所付之，民不幸而入其中，肢体将于是乎残、性命将于是乎殒，于此尤在所当敬谨者焉。是以敬而又敬，惓惓不已，惟刑之忧念耳。谓之惟者，颛颛乎此而不及乎他，切切乎此而无或间也。恤字蔡传无解，朱子谓恤不是宽恤，然朱子之前孔氏《正义》已解为忧念，可谓得帝舜之心于千载之下也夫。

　　汉孝文帝禁网疏阔，选释之为廷尉，罪疑者予民，是以刑罚太省，至于断狱四百，有刑错（措同）之风焉。

　　臣按：文帝用张释之为廷尉，罪疑者予民，是以刑罚太省，几至刑措。噫，文帝用一张释之而几致于刑措，三代以下称仁厚之君必归焉，《中庸》曰“为政在人”，取人以身盖必有禁网疏阔之君，然后其臣敢以其罪之疑者而予民，故曰有是君则有是臣。

　　宣帝地节四年，诏曰：“令甲，死者不可生，刑者不可息，此先帝之所重而吏未称。今系者或以掠辜，若饥寒瘐死狱中，何用心逆人道也？朕甚痛之。其令郡国岁上系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名、县、爵里，丞相、御史课殿最以闻。”

　　臣按：汉世人君，宣帝最为苛急，然犹下此诏，且谓系者或以掠辜，若饥寒瘐死狱中，令郡国岁上系囚以掠笞者瘐死者所坐名、县、爵里以为殿最。噫，居宫殿之中而思囹圄之苦，处清闲之地而念困厄之人，人君宅心如是，上天岂不祐之哉？汉去古不远，所行多仁政，然当是时赵、盖、韩、杨之不得其死，人皆归咎于帝之苛急，及观是年及元康四年念耆老之诏，则帝之心可知矣。有君如此，而于定国不能扩充其善心而引之当道，岂不可惜哉。

　　明帝时，楚王英以谋逆死，穷治楚狱累年，坐徙者甚众。寒朗言其冤，帝自幸洛阳狱录囚徒，理出千余人。时天旱即大雨，马后亦以为言，帝恻然感悟，夜起彷徨，由是多降宥。

　　臣按：史言明帝善刑理，法令分明，日晏坐朝，幽枉必达，断狱得情，号居前代十二。夫人君为治贵于用得其人，臣之能即君之能也，政不必自己出也。明帝善刑理不足贵也，然能幽枉必达，及闻楚狱之冤夜起彷徨，则先王不忍人之仁也，是则可贵耳。人君苟存明帝夜起彷徨之心以恤刑狱，虽不必自善刑理，而能委任得人而不为左右之所蒙蔽，则幽枉无不达矣。

　　章帝元和三年，诏曰：“‘父不慈，子不孝，兄不友，弟不恭，不相及也’，往者妖言大狱，所及广远，一人犯罪，禁至三属，莫得垂缨仕宦王朝，如有贤才而没齿无用，朕甚怜之，非所谓与之更始也。请以前妖恶禁锢者一皆蠲除之，以明弃咎之路，但不得在宿卫而已。”

　　臣按：一人犯罪禁至三属不得仕宦王朝，固非圣世罪人不孥之意，宋徽宗时有党人子孙不许内仕之禁，其视章帝此诏有愧矣。

　　唐制，凡囚已刑，无亲属者将作给棺瘗于京城七里外，圹有砖铭，上揭以榜，家人得取以葬。臣按：此亦唐人仁恕之政。

　　太宗亲录囚徒，纵死罪三百九十人归家，期以明年秋即刑，如期皆来，乃赦之。

　　欧阳修曰：“信义加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，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，此又小人之尤者也，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，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。太宗录大辟囚三百余人，纵使还家，约其自归以就死，是以君子之难能责其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，其囚及期而自归者，是君子之所难而小人之所易也，此岂近于人情哉，然则何为而可？曰纵而来归，杀之无赦，而又纵之而又来，则可以知为恩德之致尔，此必无之事也。若夫纵其来归而赦之事偶一为之耳，若屡为之则杀人皆不死，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？不可为常者，其圣人之法乎？是以尧、舜、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，不立异以为高，不逆情以干誉。”

　　胡寅曰：“罪既至死无可赦者，此三百九十人者其间宁无杀人偿死者乎，而赦之何？被杀者之不幸而蒙赦者之幸也，况既得一年之期，必尝相约以如期而集则可免死，太宗悦其信服而忘其刑赦之颇也，然不敢违逸而皆至，情则可矜矣，要之，始者纵之过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刑者天讨有罪之具，人君承天以行刑，无罪者固不可刑，有罪者亦不敢纵也。人君不循天理而以己意操纵乎人，亦犹人臣不奉国法而以己意操纵乎囚也，可乎哉？人臣如此，君必诛之无赦，臣畏国法必不敢如此，人君以己意纵罪人，而又以己意舍之，独不畏天乎？

　　太宗尝览《明堂针灸图》，见人之五脏皆近背，失所则其害致死，叹曰：“夫棰者五刑之轻，死者人之所重，安得犯至轻之刑而或至死？”乃诏罪人毋得鞭背。

　　臣按：太宗诏罪人毋鞭背，其心仁矣，非独见其有宽刑之仁，而实可验其有爱民之心，随所触而即感，然不徒感之而又能推广之以致之民也，其致刑措而庶几于三代也宜哉。后世称宋人以仁厚立国，然唐既去鞭背刑矣，而宋人犹有杖脊之法何也，岂太祖、太宗不闻唐太宗此言，而当时辅弼谏诤之臣亦无以此言进者欤？我朝定令，凡笞杖人于臀腿受刑之处，非此则为酷刑，仁恩之及于人人也博矣。

　　太宗以大理丞张蕴古奏罪不以实斩之，既而大悔，诏死罪虽令即决，皆三覆奏。久之，谓群臣曰：“死者不可复生，近有府史取赇不多，朕杀之，是思之不审也。决囚虽三覆奏，而顷刻之间何暇思虑，自今宜二日五覆奏，决日尚食勿进酒肉，诸州死罪三覆奏，其日亦蔬食，务合礼撤乐减膳之意。”

　　臣按：张蕴古奏请不以实，其情有故误，设使其故犹当权其轻重而加以刑，况蕴古曾上《大宝箴》，其言切至有益于君身治道，斯人而能为斯言，犹将十世宥之，乃以轻罪而坐重刑，太宗虽悔之无益也。虽然，人君不贵无过而贵能改过，太宗能因此以生悔心，不徒悔之于已往而又戒之于将来，充而广之以遍于天下后世，孟子曰“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，善推其所为而已矣”，太宗有焉。

　　太宗时，有失入者不加罪，太宗问大理卿刘德威曰：“近日刑网稍密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此在主上，不在群臣。人主好宽则宽，好急则急，律文失入减三等，失出减五等，今失入无辜，失出更获大罪，是以吏各自免，竞就深文，非有教使之，然畏罪故耳。傥一断以律，则此风立止矣。”太宗悦从之，自是断狱平允。

　　臣按：人主好宽则宽，好急则急，此就人君言之耳，为刑官者执一定之成法，因所犯而定其罪，岂容视上人宽急而为之轻重哉？然中人之性畏罪而求全，不能人人执德不回、守法不挠，是以为人上者常存宽恤之仁而守祖宗之法，毋露其好恶之几，以示人而使之得以观望也。

　　玄宗开元十八年，刑部奏天下死罪止二十四人。

　　胡寅曰：“以文观之，四海九州之大，一岁死罪止二十有四人，几于刑措矣，以实论之，玄宗以奢汰逸乐教有邦，则狱讼安得一一伸理、曲直安得一一辨白，无乃慕刑措之名，饰太平之盛，有当死而蒙宥者乎？官吏之惨舒，一视上之好恶，君好之则臣为之，上行之则下从之，故《诗》云‘牖民孔易’。苟欲刑措不用，虽囹圄常空可也，然讼狱曲直不得其分，奸猾逋诛、蠹害脱死而平人冤抑者众矣。故善为治者必去华而务实，则不为人所罔也。”

　　开元二十五年，大理少卿奏今岁天下断死刑五十八人，大理狱院由来相传杀气太盛，鸟雀不栖，今有雀巢其树，百官以为几致刑措，上表称贺。

　　马端临曰：“是时李林甫方用事，崇奖奸邪，屏斥忠直，御史周子谅以弹牛西客杖死殿庐，太子瑛、鄂王瑶、光王琚以失宠被谗，无罪同日赐死，皆是年事也。其为滥刑也大矣，而方以理院鹊巢为刑措之祥，何耶？”

　　臣按：人君之为治贵乎有其实耳，名不患其无也，名实如形与影，有形则影随之，无形而强欲为之影，万无此理也。玄宗之世，刑部为此奏，承玄宗好名之意，欲以欺天下后世耳。然而数百年之后，马氏尚为此论，则当世之臣民目睹其实者其能欺之乎？是盖慕刑措不用之名而为此举，其后李林甫为相又奏野无遗贤，皆无其实而欲强为之名者也，卒之名不可得而贻讥于天下后世，胡氏华实之论，万世人主所当服膺者也。

　　宪宗时，李吉甫、李绛为相，吉甫言：“治天下必任赏罚，陛下频降赦令，蠲逋赈饥，恩德至矣，然典刑未举，中外有懈怠心。”绛曰：“今天下虽未大治，亦不甚乱，乃古平国用中典之时。自古欲治之君必先德化，至暴乱中国乃专任刑法，吉甫之言过矣。”帝以为然，司空于頔亦讽帝用刑，尝谓宰相曰：“頔怀奸谋，欲朕失人心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刑者所以辅政弼教，圣人不得已而用之，用以辅政之所不行、弼教之所不及耳，非专恃此以为治也。宪宗然李绛之言，非于頔之请，其知帝王治道之要者欤。

　　宋太祖开宝六年，有司言自三年至今，所贷死罪凡四千一百八人。上注意刑辟，哀矜无辜，尝读《虞书》，叹曰：“尧舜之时，四凶之罪止从投窜，何近代宪网之密耶？”盖有意于刑措也。故自开宝以来，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贷其死云。

　　臣按：宋太祖读《虞书》而知近世宪网之密，亦犹唐太宗读《明堂图》而除杖背之刑也，人主读书每每得之于心而见于施行，如此，则帝王之盛德可以企及，唐虞之德化亦可以卒复矣。此二君者皆可以为万世帝王读书之法。

　　太宗在御，尝躬听断在京狱，有疑者多临决之，每能烛隐微，尝亲录系囚至日旰，近臣或谏劳苦过甚，帝曰：“傥惠及无告，使狱讼平允，不致枉挠，朕意深以为适，何劳之有？”因谓宰相曰：“中外臣僚若皆留心政务，天下安有不治者？古人宰一邑守一郡，使飞蝗避境，猛虎渡河，况能惠养黎庶，申理冤滞，岂不感召和气乎？朕每自勤不怠，此志必无改易。或云有司细故帝王不当亲决，朕意则异乎是，若以尊极自居则下情不能自达矣。”自是祁寒盛暑，或雨雪稍愆，辄亲录系囚，多所原减，诸道则遣官按决，率以为常，后世遵行不废。

　　臣按：太宗谓若以尊极自居，下情不能自达，非但刑狱一事为然也。高宗绍兴四年，诏特旨处死情法不当者，许大理寺奏审。

　　臣按：人君立法司以断庶狱人之有罪，一断以祖宗成法，无自处死之理，王言一出，臣下奉承之不暇，明知其非而不敢言者多矣，高宗此诏可为世法。

　　以上存钦恤之心
　
卷一一三

　　▲戒滥纵之失

　　《周书吕刑》曰：惟时苗民匪察于狱之丽（附也），罔择吉人观于五刑之中，惟时庶威夺货，断制五刑以乱无辜，上帝不蠲，降咎于苗，苗民无辞于罚，乃绝厥世。

　　蔡沈曰：“苗民不察于狱辞之所丽，又不择吉人俾观于五刑之中，惟是贵者以威乱政、富者以货夺法，断制五刑，乱虐无罪，上帝不蠲贷而降罚于苗，苗民无所辞其罚而遂殄灭之也。”

　　陈大猷曰：“自古酷吏如郅都、宁成、严延年、王温舒、周兴、来俊臣之流，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孙者，上帝不蠲而绝厥世，古今一律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刑罚之所以不中者非讫于威则讫于富，讫于威所以徇人之势，讫于富所以阜己之财，用是以断制刑狱，虐乱无辜之人，民怨于下，天怒于上，卒之所依之势不可怙，所得之财不能保，而并与己之所有者而丧之，遂使自受姓以来之宗祀亦殄灭而无遗类焉。呜呼，《吕刑》此言岂非万世典狱者之永鉴哉。

　　狱货非宝，惟府（聚也）辜功，报以庶尤。永畏惟罚，非天不中，惟人在命。天罚不极，庶民罔有令（善也）政在于天下。

　　蔡沈曰：“狱货，鬻狱而得货也。府，聚也。辜功，犹云罪状也。报以庶尤者，降之百殃也。非天不中，惟人在命者，非天不以中道待人，惟人自取其殃祸之命尔。”

　　吴澂曰：“非天不中而偏罚之，盖以人之为人，在于有生之命，陷人命以至于死，天岂容之哉？若天之罚不如此其极，则犹吏将无所畏，恣于深刻而施之庶民者皆酷虐之政，无复有令善之政在于天下矣。”

　　臣按：狱之于人乃性命之所关系，顾不以公而以私，不以理而以欲，以人之性命而成吾之私家，其与杀越人于货其心一也。盍思曰人之生也乃天之所命，吾以货而杀人，是逆天命也，天岂容我哉？以货杀人且不可，况又假天之讨有罪者以杀无罪？是重得罪于天矣。

　　《左传》：僖公二十三年，晋怀公执狐突曰：“子来则免（突之子毛及偃从公子重耳在秦）。”对曰：“父教子贰，何以事君？刑之不滥，君之明也，臣之愿也。淫刑以逞，谁则无罪？”

　　臣按：刑以弼教，必原父子之亲、君臣之义，以权其轻重以为取舍焉。苟在上者理有不明，而惟欲之徇，至用刑诛以快其志，则凡所恶者大者可诛、小者可论而人无容足措手之地矣。下拂乎人心，上逆于天道，人虽无如我，何其如天何？

　　秦文公二十年，初有三族罪。孝公用卫鞅变法令，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，不告奸者腰斩。始皇并吞六国，毁先王之法，减礼谊之官，专任刑罚，躬摽文墨，昼断狱，夜理书，目程决事，日悬石之一，而奸邪并生，赭衣塞路，囹圄成市，天下愁怨，溃而叛之。

　　臣按：秦不师古，专用刑法，以致民不聊生而天下溃叛，后世所当以为鉴戒者也。

　　汉高祖除秦苛法。孝惠欲除三族罪、妖言令，议未决而崩，高后除之。孝文元年，尽除收帑相坐律令。

　　臣按：古者五刑极于大辟，死一身之外无余刑也，至秦人始有三族之法，罪及于妻子同产，夫以一人之有罪而其妻子固无罪也，况一族乎？父之族同一气脉之相传且犹不可，又况于母族、妻族乎？是人家以一女子适人之故，而累及其一家一族无辜而至于绝宗殒祀，若推其类而至于义之尽，则生女可以不举矣。使家家皆惩之而不举，则人类不几于绝乎？所谓妖言之令，尤为无可凭据，言出于人之口而入于人之耳，甚无形迹也，徒以一人之言而坐其一人之罪且不可，况其家族乎？有国者恐其摇民惑众，或至奸宄之生、祸乱之作，必明立禁条，须必见于手书著于简牍，成夫文理，质证对验，明白无疑，然后坐之，不然且将有如贾生之论秦者矣。生之言曰：“忠谏者谓之诽谤，深计者谓之妖言，非徒不能禁乱，且因以生乱而至于亡矣。”汉承秦后而一切禁之，其享国至四百余年，宜哉。

　　武帝即位之后，自公孙弘以《春秋》之义绳下，张汤以峻文决理，于是见知之法生而废格沮诽穷治之狱用。汤奏颜异九卿见令不便，不入言而腹诽，论死。是后有腹诽之法比，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。

　　胡寅曰：“昏主奸臣未有不恶嫉言者，武帝非昏主也，而信张汤立此令，何哉？古者立诽谤之木以求谤言，故士传言、庶人谤，既许之谤则有口者皆得尽其情矣。周厉王虽监谤，亦见其时言路之不隘也，监之而后隘矣。秦禁偶语则两人不得相与言矣，其后又有妖言令，则一人而为国家深计者亦不得独献言矣。虽然，是犹或发之于口、或笔之于书，得一据证，反是为非，加之罪辟也，若夫腹诽之法不亦异哉？自尧舜大圣犹以知人为难，知人之道必自听言始，是故敷奏以言，既观其言，明试以功，又考其事，庶乎尽之而大奸似忠、大佞似信者尚不得而知也，乃探心腹不用形显而罪之。呜呼，异哉！人心难测甚于知天，腹之所藏何从而验，今指孝子曰尔欲弑父，指忠臣曰尔欲弑君，指廉人曰尔欲为穿窬，指义士曰尔欲为盗贼，尔虽不言不为吾知，尔之心也。然则凡所嫉恶者孰不可杀矣，立法如此，与商纣剖比干观七窍也几希，使贤人君子精忠不得以上白，志义不得以自伸，反贻暗昧之诛，喑呜而死，皆汤启之也。汤祸贼不足道，其报亦不旋踵，独孝武信而用焉，惜哉。史云公卿大夫自是谄谀取容，夫求合者不待是而谄谀也，况立法以诏之乎。”

　　臣按：腹诽之法胡氏论之可谓切至矣，张汤今年杀颜异，明年即自杀，天道好还，彰彰如此，为人臣以事君，何用杀人以求自安其位耶？

　　武帝以法制御下，好尊用酷吏，民益轻犯法，盗贼滋起，道路不通，乃使樊昆等衣绣衣持节发兵以兴击，所至得擅斩二千石以下，诛杀甚众，一郡多至万余人，散卒失亡复聚党阻山川者，往往而群居无可奈何，于是作沈命法曰：“盗起不发觉，发觉而捕不满品者，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。”其后小吏畏诛，虽有盗不敢发，府亦使其不言，故盗贼浸多，上下相为匿，以文辞避法焉。

　　胡寅曰：“所为立君者为人群而争也，不务德化而以力从事，是与之争也。夫民服之则驯，治之则骇，与之争则奋然竞起矣。虽大无道之君恶民叛己，临以严刑如草者，钱枿耰锄相寻于地上，亦未有能尽杀四海之人者，何则？寡不胜众也。汉监不远，在嬴政之世矣。是故以法制民不若以善养民，以政御众不若以德抚众，抚以德、养以善，居上而宽，如天覆然，何至于为盗哉？”

　　臣按：圣人制刑以求无刑，立辟以求止辟，武帝时以盗贼滋起，作为沈命法，非独不能止盗，反由是而盗贼滋多，且又因之而致官吏之相为掩蔽而盗贼益甚，是一举而二失焉，由是而驯致大乱不难也。《吕刑》云“民之乱罔不中”，是则治民之道无有过于中者也，是故先王立法制刑莫不用中，中则无过无不及，可以常用而无弊，不过而严亦不及而宽，过而严则民有不堪而相率为伪以避罪，不及而宽则民无所畏而群聚竞起以犯罪。

　　初，孝武之世征发烦数，百姓贫耗，穷民犯法，奸轨不胜。于是使张汤、赵禹之属条定法令，作见知故纵、监临部主之法，缓深故之罪，急纵出之诛。其后奸猾巧法，转相比况，禁网浸密，律令烦苛，文书盈于几合，典者不能遍睹。是以郡国承用者驳（不晓其用意也），或罪同而论异，奸吏因缘为市（弄法而受财若市买之交易），所欲活则傅生议，所欲陷则予死比（例也），议者咸冤伤之。

　　臣按：武帝以百姓贫耗，穷民犯法，乃使酷吏条定法令，推求其罪以网罗之。呜呼，盍亦反求民之所以犯法之由乎？史固曰“征发烦数，百姓贫耗”，民之所以穷而至于犯法者有由也，始也既用桑羊、孔仅以征发烦数而致民于法狱，终也又用张汤、赵禹以律令烦苛而陷民于死地，武帝何不仁之甚哉？然则欲民之不犯法，其道何繇？曰《管子》有言“仓禀实，知礼节”，必也制节谨度，薄税敛，宽力役，使其家给人足，则民不穷而人不犯于有司矣。

　　宣帝时，廷尉史路温舒上言秦人用刑之失，其终有曰：“乌鸢之卵不毁而后凤凰集，诽谤之罪不诛而后良言进。故古人有言，山薮藏疾，川泽纳污，瑾瑜匿恶，国君含诟。虽陛下除诽谤以招切言，开天下之口，广箴谏之路，扫亡秦之失，尊文武之德，省法制、宽刑罚以废治狱，则太平之风可兴于世，永履和乐与天亡极，天下幸甚。”

　　臣按：温舒之疏真氏已载于前书，且谓：“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，故囚不胜痛则饰辞以视之，吏治者利其然则指道以明之，上奏畏却则煆炼而周纳之。盖奏当之成，虽咎繇听之犹以为死有余辜，何则？成炼者众文致之罪明也，故俗语云‘画地为狱议不入，刻木为吏期不对’。”此十余言其于胥吏惨刻之情、狱犴冤枉之状可谓尽矣，然观其疏，始言秦之时正言者谓之诽谤、遏过者谓之妖言，盛服先王不用于世，忠良切言皆郁于胸，虚美薰心，实祸蔽塞，乃秦之所以亡；继言胥吏惨刻，狱犴冤枉；及其终也，又以除诽谤以招切言，开天下之口，广箴谏之路，省法制、宽刑罚以废治狱结之。大意谓秦之所以亡由刑狱惨刻，刑狱惨刻由言路不开，言路所以不开者由以正言遏过者为诽谤妖言也。宣帝善其言，故下诏立廷平，然当时杨恽之死，正坐南山芜秽，县官不足为尽力之言，于定国为廷尉，乃奏以为妖恶言，大逆无道，则是温舒之言切中宣帝之失而借秦为言耳。胡氏谓人君行事不当于人心，天下得而议之，岂有戮一夫、钳一喙而能沮弭之哉？宣帝于是乎失君道矣。噫，人君之酷刑皆足以失人心而亡国，一旦苟有革心犹足以善其后，惟杀谏者则无不亡之理，观诸汉、唐末世之君可见矣，有国家者尚鉴之哉。

　　章帝时，陈宠上疏曰：“陛下即位，数诏群僚宏崇晏晏，而有司执事未悉奉承典刑，用法犹尚深刻，断狱者急于篣格酷烈之痛，执宪者烦于诋欺放滥之文，或因公行私，逞纵威福。今宜荡涤烦苛之法，轻薄棰楚以济群生。”帝纳宠言，诏有司绝钻钻诸惨酷之科，解妖恶之禁，除文致之请谳五十余事，定着于令。

　　臣按：文致，谓其人无罪，文饰致其法中也。

　　桓帝延熹元年，中常侍侯览等令牢修上书，告李膺等养太学游士，交结诸部生徒，更相驱驰，共为部党，诽讪朝廷，疑乱风俗。帝怒，下郡国捕党人，布告天下，使同忿疾，案经三府，太尉陈蕃却之曰：“今所按者皆海内人誉、忧国忠公之臣，此等犹将十世宥之，岂有罪不彰而致收掠乎？”不肯平署。上愈怒，遂下膺等于黄门北寺狱，其辞所连及杜密、陈翔、范滂之徒二百余人，或逃遁不获，皆悬金购募，使者四出相望。陈蕃上书极谏，帝怒，策免之，自后无敢复言者。窦武、霍谞复以为言，帝意稍解，乃诏党人二百余人皆归田里，书名三府，禁锢终身。及灵帝即位，陈、窦用事，复举拔膺等。陈、窦诛，膺等复废，侯览怨张俭尤甚，乃命朱并上书，告俭等共为部党，图危社稷。时上年十四，问曰：“党人何用为恶而欲诛之耶？”对曰：“欲为不轨。”上曰：“不轨者何？”对曰：“欲危社稷。”上乃可其奏。凡党人死者百余人，妻子皆徙边，连引收考布遍天下，宗戚并皆残灭，郡县为之残破。

　　马端临曰：“党锢之狱，出于宦官之恶直丑正，然欲加之罪则必从而为之辞，帝之问曹节曰‘党人何用为恶而欲诛之耶’，善哉问也。帝时方童幼未知，奸佞容悦之可亲，忠贤鲠直之可恶，故发此问，至对以‘谋不轨，危社稷’，则不复能穷诘其所以谋之说、所以危之状而遽可其奏矣。自昔昏暴之君诛诤臣、戮直士，若龙逄、比干之俦，皆以谏诤于朝而婴祸，而窃议于野者则未尝罪之也。至李斯始有偶语之禁，张汤始有腹诽之律，皆处以死罪。今观党锢诸贤所坐，即偶语腹诽之罪，而曹节、王甫所为，盖袭斯、汤之故智也，至于根连株逮，坐死者不可胜计，虽曰主昏政乱，凶珰得以肆其威虐，然亦有由来矣。盖汉家之法以殊死为轻典，而治狱之吏则以深竟党与为能事，夫子曰‘始作俑者其无后乎’，传曰‘作法于贪弊，将若之何’，信哉。”

　　臣按：路温舒言秦有十失，其一尚存，治狱之吏是也。臣以为治狱之吏其小者耳，其所失之存最大者则诽谤妖言之禁焉。吕后时虽除去其禁，然温舒上疏于宣帝，始终以诽谤为言，则是虽除之实则暗用之而不自知也，其子孙习见以为当然，左右凶邪遂袭用之以除异己之人，其祸乃至更代累世而犹炽，卒之善良受祸，国祚随之。后之有天下者，其他刑狱虽若惨刻，然失人心、促国脉趣于亟亡者皆莫甚于诽谤妖言之令也。古语云杀谏臣者其国必亡，然杀谏臣犹有定名，不谏者未必杀也，惟用诽谤妖言坐人之罪，则不分在朝在野、有官无官，一切诛之以钳天下之口，其国之亡也，又何疑哉？

　　魏孝文以有罪徙边者多逋亡，乃制一人逋亡阖门充役，光州刺史博陵崔挺谏曰：“天下善人少，恶人多，若一人有罪延及阖门，则司马牛受桓魋之罚，柳下惠婴盗蹠之诛，不亦哀哉？”孝文善之，遂除其制。

　　臣按：秦始有夷族之刑，一人犯罪延及一家，而且及其母族妻族焉，崔挺兹言其仁人之言哉。秦仅再世，而博陵之崔世为北朝大族，至于唐犹盛，不可谓天无意也。

　　初，魏元丕与陆睿、李冲、于烈俱受不死之诏，睿既诛，赐冲、烈诏曰：“睿反逆，违誓在彼，不关朕也，然犹不忘前言，听其自死，免其孥戮，朕本期始终而彼自弃绝。”

　　司马光曰：“杀生予夺，人君驭臣之大柄，是故先王之制虽有八议，苟有其罪不直赦也，必议于槐棘之下，可宥则宥，可刑则刑，故君得以施恩而不失其威，臣得以免罪而不敢自恃。魏于勋贵之臣往往豫许之以不死，彼骄而触罪，又从而杀之，是以不信之令使陷于死地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人君为治大要在仁义，所以持仁义者信也。不当死而死之非仁，当死而不死之非义，既许以不死而又死之非信，失此三者，何以为国？

　　梁武帝疏简刑法，自公卿大臣咸不以鞫狱为意，又专精佛戒，每断重罪则终日不怿，或谋反逆事觉亦泣而宥之。由是王侯益横，或白昼杀人于都街，或暮夜公行剽掠，有罪亡命者匿于主家，有司不敢搜捕，帝深知其弊而溺于慈爱，不能禁也。

　　臣按：大禹泣囚，怜民之愚也；梁武泣囚，侥己之福也。洒泪虽同而处心则异，怜愚而泣，终置之于法，所以戒其后，使之化愚为智、变恶为良；侥福而泣，虽若免之于死，然而法度日弛，奸恶日起，卒致白昼杀人、公行摽掠，本欲侥福于己，而反有以致祸于人，所谓求福不得而祸已随之者也。佛教之不足凭信如此，后世人主其鉴之哉。

　　隋文帝素不悦学，既任智而获大位，因以文法自矜，明察临下，恒令左右觇内外，小有过失则加以重罪，又患令史赃污，使人以钱帛遗之，得犯立斩。每于殿廷捶人，一日之中或至数四，尝怒问事，挥楚不甚，即令斩之。高等谏，以为朝堂非杀人之处，殿廷非决罚之地，帝不纳，又为殿廷杀人，兵部侍郎冯基固谏不从，竟于殿廷行决。帝亦寻悔，宣慰冯基而怒群臣之不谏者。

　　臣按：智者行其所无事，所恶于智者，为其凿也。文帝既以任智而获大位，故凡事皆以所谓智者处之，欲人莫测吾之所为而知所畏惧，将以得其情而摄其心也。呜呼，圣人所谓智者岂若是耶？彼盖自智其智，非吾圣人之智也。智与仁勇为天下之三达德，缺一不可也，而其所以然者则本于诚焉，诚以用智则所谓行其所无事也。噫，隋文用其奸谋诡诈以为智，天之未定则因之以奸天位，天之既定则因之以灭宗祀，后世人君有任私智者，尚文帝之鉴哉。

　　文帝尚惨急而奸回不止，定盗一钱弃市法，闻见不告者坐至死，自此四人共盗一榱桷、三人共窃一瓜，即时行决。有数人劫执事而谓之曰：“吾岂求财者耶，但为枉人米耳。而为我奏至尊，自古以来体国立法未有盗一钱而死也，而不为我以闻，吾更来而属无类矣。”帝闻之，为停盗取一钱弃市之法。

　　臣按：先王因情以立法，如衡之于轻重，少者不可多，大者不可小，物有多少、大小而衡一以无心待之，随其多少、大小而权之也。盗一钱者则坐以死，盗万钱者又何以加之哉？以是立法，是教天下之为盗者不为盗则已，如必为盗则为其大而毋为其小，宁取其多而不取其少，岂所谓辟以止辟者耶？

　　唐武后自以久专国事，且内行不谨，欲大诛杀以威之，乃盛开告密之门，擢胡人索元礼为游击将军，令按制狱，元礼推一人必令引数十百人。周兴、来俊臣之徒效之，纷纷继起，私蓄无赖数百人，专以告密为事，欲陷一人辄令数处俱告，事状如一。俊臣与万国俊共撰《罗织经》数千言，教其徒网罗无辜，织成反状，构造布置皆有支节。太后得告密者辄令索元礼等推之，竞为讯囚酷法，作大枷有定百脉、突地吼、死猪愁、求破家、反是实，及凤凰晒开、驴驹拔橛、仙人献果等名，或倒悬石缒其首，或以醋灌鼻。每得囚辄先陈其械具以示之，皆战栗流汗，望风自诬。

　　胡寅曰：“自古酷刑未有甚于武后之时，其技与其具皆非人理，盖出于佛氏所说地狱之事也。佛之意本以怖愚人使之信也，然其说自南北朝澜漫至唐，未有用以治狱者，佛之言在册，知之者少，至阎立本图《地狱变相》形于绘画则人之得见，而惨刻之吏智巧由是滋矣。是故惟仁人之言其利溥，佛本以善言之谓治鬼罪于幽阴间耳，不虞其弊使人真受此若也。吁，亦不仁之甚矣。”

　　臣按：先王制刑本以制民使之不敢为恶，后世为恶者乃以刑为行恶之具，其惨酷有如武后时酷吏之所为者，盍思曰吾人也，彼亦人也，人以是加我，我能堪之乎？天道好还，吾害人以保己之富贵，人虽不奈我何，其如天道何？吾虽尊贵，彼虽卑贱，同一知识蠢动也，我与彼均禀性赋形于天地间，天生我亦犹生彼也，不畏于人，独不畏于天乎？

　　武后长寿元年，来俊臣罗告同平章事狄仁杰等谋反。先是，俊臣奏请降敕，一问即承反者得减死，及仁杰下狱，俊臣以此诱之，仁杰即承反是实，俊臣乃少宽之。仁杰令其子上冤状，武后览之以问俊臣，对曰：“仁杰等下狱，未尝褫其巾带，寝处安甚。苟无事实，安肯承反？”太后使通事舍人周綝往视之，俊臣暂假仁杰等巾带，罗立于西，使綝视之，俊臣诈为仁杰等谢死表，使綝奏之。乐思晦男数岁，没入司农，上变，得召见，武后问状，对曰：“臣父已死，臣家已破，但惜陛下法为俊臣等所弄，陛下不信臣言，可择朝臣之忠清、陛下素所信任者，为反状以付俊臣，无不承反矣。”武后意稍悟，召见仁杰曰：“卿承反何也？”对曰：“不承则已死于拷掠矣。”武后曰：“何为作谢死表？”对曰：“无之。”出表示之，乃知其诈。

　　臣按：路温舒言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，棰楚刑具之轻者也，人之肌肤尚有所不堪者，况用非法之重刑乎？后世人主观武后时来俊臣治狄仁杰谋反之狱，及详乐思晦幼男之言，与仁杰召见之对，则酷吏害人之情状、罪人承罪之因由，灼然见矣。

　　武后谓侍臣曰：“顷者周兴、来俊臣按狱多连引朝臣，云其谋反，中间疑有不实，使近臣就狱引问、得其手状皆自承服，朕不以为疑。自兴、俊臣死，不复闻有反者，然则前死者不有冤耶？”姚元崇对曰：“自垂拱以来，坐谋反死者率皆兴等罗织自以为功，陛下使近臣问之，近臣亦不自保，何敢动摇？所问者若有翻覆，惧遭惨毒，不若速死。赖天启圣心，兴等伏诛，臣以百口为陛下保，自今内外之臣无复反者，若微有实状，臣请受知而不告之罪。”武后悦，曰：“烝时宰相皆顺成其事，陷朕为淫刑之主，闻卿所言，深合朕心。”赐元崇钱千缗。

　　臣按：武后虽女主，然其本心之天理亦未尝无也，虽以一时酷吏逢其恶用淫刑以逞，彼虽昧于其初，然事久而天理定，事过而善心生，卒亦未尝不知其非也，是以酷吏无不坐诛，而当时宰臣顺成之者亦咎其陷己于淫刑焉。后世人主观仁杰之对及元崇此言，凡有大狱必须自引所犯者于前，躬自诘问而毋为所蔽，为刑官者毋逢君之恶，为大臣者必匡君之失，毋使他日其君之悔悟而诛戮之及、咎怨之归也。

　　武后时，侍御史周矩上疏曰：“推刻之吏以深刻为功，凿空争能，相矜以虐，泥耳笼头，折胁签爪，悬发熏耳，刻害支体，糜烂狱中，号曰‘狱持’；或累日节食，连宵缓问，昼夜摇撼，使不得眠，号曰‘宿囚’。此等即非木石，且救目前，苟求赊死。臣窃听舆议，皆称天下太平，何苦须反，岂被告者尽是英雄，欲求帝王邪？但不胜楚毒自诬耳。愿陛下察之，周用仁而昌，秦用刑而亡，愿陛下缓刑用仁，天下幸甚。”

　　臣按：人主所深恶者反叛也，而小人之欲求富贵者往往假是诬人以求爵赏，人主不之察而听之，其致人于死地辄至十百，寡人之妻、孤人之子、绝人之宗祀，其为仁政之累、和气之盭也大矣。遇有斯狱必须隔别而问，证佐既明，必须得其反具，引赴御前，躬为诘问，许其面辩，不付其狱于所执之人，必察其详于外廷之讯。如此，则奸状无不明，刑狱无不当矣。

　　玄宗天宝初，李林甫为相，起大狱以诬陷异己者，宠任吉温、罗希奭为御史，二人皆随林甫所欲，深浅煆炼成狱，无能自脱者，时人谓之“罗钳吉网”。

　　臣按：国家置为刑狱，有一定之名，有一定之所，祖宗成法，子孙当遵守之不敢有加焉可也。汉唐以来，乃有诏狱之名，及有起大狱者，是于常宪之外而更为之异名，以罗人于死地，所以张奸臣之威，失天下之心，皆由乎此。后世人臣有请于祖宗常狱之外别起狱者，必奸邪也，人主宜痛斥之。

　　肃宗时，将军王去荣以私怨杀本县令，当死，上以其善用炮，免死，以白衣于陕郡效力。贾至上疏曰：“《易》曰：‘臣弑其君，子弑其父，非一朝一夕之故，其所由来渐矣。’若纵去荣，可谓生渐矣。议者谓陕郡初复，非其人不可守，然则他无去荣者，何以能亦坚守乎？陛下若以炮石一能即免诛死，今诸军技艺绝伦者其徒实繁，必恃其能所在犯，上复何以止之？若止舍去荣而诛其余者，则是法令不一而诱人触罪也。今惜一去荣之材而不杀，必杀十如去荣之材者，不亦其伤益多乎？夫去荣逆乱之人也，焉有逆于此而顺于彼，乱于富平而治于陕郡，悖于县君而不悖于大君欤？”下其事令百官议，韦见素等议以为：“法者天地大典，帝王犹不敢擅杀，而小人得擅杀，是臣下之权过于人主也。去荣既杀人不死，则军中凡有技能者亦自谓无忧，所在暴横，为郡县者不亦难乎？陛下为天下主，爱无亲疏，得一去荣而失万姓，何利之有？于律，杀本县令列于十恶，而陛下宽之，王法不行，人伦道屈，臣等奉诏不知所从。夫国以法理，军以法胜，有恩无威，慈母不能使其子，陛下厚养战士而每战少利，岂非无法乎？今陕郡虽要，不急于法也，有法则海内无忧不克，况陕郡乎？无法则陕郡亦不可治，得之何益，而去荣末技，陕郡不以之存亡，王法有无，家国乃为之轻重。此臣等所以区区，愿陛下守贞观之法。”上竟舍之。

　　臣按：肃宗之于一王去荣杀县令而不正其罪，贾至既言之，韦见素等又言之，谆复明切如此，而肃宗竟不悟焉，其后卒至法令废弛，士卒桀骜，终唐室而不振，其原未必不出诸此也。

　　懿宗同昌公主薨，悼痛不已，杀医官韩宗卲等二十余人，收捕亲族三百余人系京兆狱，平章事刘瞻言以为：“修短之期，人之定分。昨公主有疾，深轸圣慈，宗卲等诊疗之时，惟求疾愈，备施方术，非不尽心，而祸福难移，竟成蹉跌。原其情状，亦可哀矜，而械系老幼三百余人，道路嗟叹，奈何以达理知命之君，涉肆暴不明之谤。愿少回圣虑，宽释系者。”上览疏不悦。

　　臣按：古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，善推其所为而已矣。懿宗以一女之故而杀医者二十余人，而收捕亲族至三百余人，知痛吾女之死而人之死独不可痛哉？彼二十人者皆有父母子女，吾爱吾女而彼之父母子女亦爱其父与子，人有贵贱而痛戚之情则一也，吾女之死非其故，若出于误亦在所宥，况医所能生者不死者尔，数之尽者，医岂能延哉？刘瞻之言痛切而懿宗不悟，非独不仁，盖不智也。

　　宋至和中，太常博士吴及言：“古人除肉刑，重绝人之世也。今则宦官之家竞求他子，剿绝人理，希求爵命，童幼何罪，陷于刀锯因而夭死者多矣。夫有疾而夭，治世所羞，有罪而宫，前王不忍，况无疾与罪乎？臣闻汉永平之际，中常侍四员、小黄门十人，唐太宗定制无得逾百员，且以祖宗近事较之，祖宗时宦官凡几何人，今凡几何人？臣愚以谓胎卵伤而凤凰不至，宦官多而继嗣未育，伏望浚发德音，详为条，禁进献宦官一切权罢，擅宫童幼置以重法。若然，则天心必应，圣嗣必广，召福祥安宗庙之策，莫先于此。”

　　臣按：五刑之中宫刑最重，四刑惟残人之肌体，宫刑则绝人之种类，故虽死辟之大不若宫刑之惨，大辟虽曰身首异处，然止于一身一时，而宫刑则上阏先传、下绝后继，非止一人一世焉。今世无古宫刑，亦无宋人宦官之家取他人子宫以为嗣之例，祖宗以来，凡人侍掖庭者多取军旅中不得已所系累之幼稚，免其死而生之，至仁之
　

卷一一四

　　△严武备

　　▲总论威武之道（上）

　　《易师》之象曰：地中有水，师。君子以容民畜众。

　　程颐曰：“《师》为卦，坤上坎下。以二体言之，地中有水为众聚之象；以二卦之义言之，内险外顺，险道而以顺，行师之义也；以爻言之，一阳而为众阴之主，统众之象也，《比》以一阳为众阴之主而在上，君之象也，《师》以一阳为众阴之主而在下，将帅之象也。地中有水，水聚于地中为众聚之象，故为师也。君子观地中有水之象，以容保其民、畜聚其众也。”

　　朱熹曰：“师，兵众也。下坎上坤，坎险坤顺，坎水坤地。古者寓兵于农，伏至险于大顺，藏不测于至静之中，水不外于地，兵不外于民，故能养民则可以得众矣。”

　　臣按：先儒谓古者兵农合一，居则为比闾族党之民，役则为卒伍军旅之众，容之畜之于无事之时而用之于有事之日，此众即此民也，容之则保爱而不伤，畜之则聚处而不散，有以容之故无事之时得以生养而自遂，有以畜之则有事之时易于召集以相卫。国家之有众亦犹土地之有险也，地有险则人莫敢逾，国有兵则人不敢犯，然兵虽险而用之又必以顺焉，不顺不动也。

　　《序卦》曰：师者众也，众必有所比，故受之以《比》。

　　程颐曰：“人之类必相亲辅然后能安，故既有众则必有所比，《比》所以次《师》也。”

　　吕祖谦曰：“《师》以二为主，二将帅也，以一阳而为众阴之所听命者；《比》以五为主，以一阳而为众阴之所亲辅者也。《比》所以次《师》者，言众虽听命于将帅，而心当亲辅于君也。”

　　《杂卦》曰：《比》乐《师》忧。苏轼曰：“有亲则乐，动众则忧。”

　　余芑舒曰：“在上而得众故乐，居下而任众故忧。中天下而立，定四海之民，比之乐也；鞠躬尽力，死而后已，成败利钝非所逆睹，师之忧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《师》之为卦，万世论行师之道皆不出乎此。六爻之间，凡军旅之用，所谓出师、驻师、将兵、将将，与夫奉辞伐罪、旋师班赏，无所不有。先儒谓虽后世兵书之繁，不如《师》卦六爻之略，且所论者王者之师，比后世权谋之书奇正甚远。为天下者制师以立武，立武以卫国，卫国以安民，乌可舍此而他求哉？

　　《谦》：六五，不富，以其邻利用侵伐，无不利。象曰：利用侵伐，征不服也。

　　程颐曰：“富者众之所归，惟财为能聚人，五以君位之尊而执谦顺以接于下，众所归也，故不富而能有其邻也。邻，近也。不富而得人之亲也，为人君而持谦顺，天下所归心也。然君道不可专尚谦柔，必须威武相济，然后能怀服天下，故利行侵伐也。威德并著，然后尽君道之宜而无所不利也。征不服者征其文德，谦逊所不能服者也，文德所不能服而不用威武，何以奔驰天下？非人君之中道，谦之过也。”

　　朱熹曰：“以柔居尊，在上而能谦者也，故为不富而能以其邻之象，盖从之者众矣。犹有未服者，则利以征之，而于它事亦无不利。”

　　杨万里曰：“征不服者，不服而征，不得已尔。舜征苗，不得已也。汉武征匈奴，岂不得已乎？”

　　臣按：征者正也，下有不正，上则正之，下之人非有不正之事，而上之人辄兴师以侵伐之，则上已不正矣，如正人何？在上之人且谦柔和顺，而下之人乃负固不服，桀骜不驯，其不正甚矣，上之人专尚文德而不奋威武以正之，则流于姑息，失之宽纵，乃谦之过，非谦之益也，又岂所谓称物平施者哉？

　　《豫》：利建侯行师。

　　程颐曰：“豫顺而动也，豫之义所利在于建侯行师。夫建侯树屏所以共安天下，诸侯和顺则万民悦服，兵师之兴，众心和悦则顺从而有功，故豫悦之道利于建侯行师也。又上动而下顺，诸侯从王师，众顺令之象，君万邦聚大众，非和悦不能使之服从也。”

　　朱熹曰：“豫，和乐也。人心和乐以应其上也。”又曰：“建侯行师，顺动之大者。”

　　臣按：兵师之兴所以为民也，兴师而民心不悦，则其所行必非王者之师、仁义之举也。是以人君举事既揆之己，复询之众，众心和悦然后从而顺之，苟有不悦必中止焉，宁失势于他人，不失心于己众。

　　《酺》之彖曰：酺，扬于王庭，孚（言信之在中诚已也）号（命众之辞）有厉（危也）；告自邑（私邑也），不利即（从也）戎（尚武也）；利有攸往。

　　程颐曰：“小人方盛之时，君子之道未胜，安能显然以正道决去之，故含晦俟时渐、图消之之道。今既小人衰微，君子道盛，当显行之于公朝，使人明知善恶，故云‘扬于王庭’也。君子之道虽长盛，而不敢忘戒备，故至诚以命众，使知尚有危理焉。以此之甚盛决彼之甚衰若易，而无备则有不虞之悔，是尚有危理，必有戒惧之心则无患也。圣人设戒之意深矣，然君子之治小人以其不善也，必以己之善道胜之，故圣人诛乱必先修己，舜之敷文德是也。告自邑，先自治也。戎兵者，强武之事，不利即戎，谓不宜尚壮武也。”

　　朱熹曰：“酺，决也。阳决阴也，其决之也，必正名其罪而尽诚以呼号其众相与合力，然亦尚有危厉，不可安肆，又当先治其私而不可专尚威武，则利有所往也，皆戒之之辞。”

　　九二，惕号，莫夜有戎，勿恤。

　　程颐曰：“内怀兢惕而外严诫号，虽莫夜有兵戎，亦可勿恤矣。”

　　臣按：先儒谓“不利即戎”与“莫夜有戎”相应，莫夜有戎言小人常伺隙兴兵以寇君子，不利即戎言君子不当专尚威力以胜小人，盖君子之感小人固自有道，若徒以力角，力则君子未必有加于小人而适以败天下之事尔，此圣人之所以深戒也。然则所谓君子胜小人之道奈何？曰君子之治小人以其不善也，必以己之善道胜之，养之以善而横逆自若也，则含晦俟时，以冀其机之可乘，仗义执言以明其罪之所在，布诚信以孚众心，申号令以竦众听，相与同心以除害，协力以敌忾，兢兢焉常存危厉之心，不欺彼衰而遂安肆也，业业焉益尽自治之道，不恃己强而事威武也，内怀乎兢惕，外严乎备戒，虽有仓卒莫夜之戎，亦无所忧矣。夫然后以堂堂之陈、正正之旗，举无敌之师而加诸有罪之人，夫何往而不成功哉？苟或恣其一决之勇而求大快于吾心，则非徒不能除其害，而反有以致其大害矣。圣人于《》之卦而丁宁深切如此，其为君子谋至矣，有天下者可不戒哉。

　　《萃》之象曰：泽上于地，萃。君子以除戎器，戒不虞。

　　程颐曰：“泽上于地为萃聚之象，君子观萃聚以除治戎器，用戒备于不虞。凡物之萃则有不虞度之事，故众聚则有争，物聚则有夺，大率既聚则多故矣，故观萃象而戒也。除，谓简治也，去弊恶也。除而聚之，所以戒不虞也。”

　　朱熹曰：“除者，修而聚之之谓。”又曰：“大凡物聚众盛处必有争，故当预为之备，如人少处必无争，才人多少间便自有争，所以当预为之防也。”

　　丘富国曰：“天生五材，谁能去兵？用兵乱也，去兵亦乱也。君子当萃聚之世而除戎器，非右武也，特戒不虞而已，如秦人之销锋镝、唐末之议销兵则非谓之除戎器。汉武席文景富庶之极，至穷兵黩武以事四夷，又岂戒不虞之义乎？”

　　臣按：民生于世犹泽在地中，泽润乎地而不燥，地容乎泽而不溢，相与含容而不觉其为多也。泽一出乎地上则日积月累，其出也无穷尽，其流也无归宿，则必有奔放溃决之虞矣。譬之民焉，当夫国初民少之际，有地足以容其居，有田足以供其食，以故彼此相安，上下皆足，安土而重迁，惜身而保类，驯致承平之后，生齿日繁，种类日多，地狭而田不足以耕，衣食不给，于是起而相争相夺而有不虞度之事矣。是以圣王随其时而为之制，既为之足食以顺其生，又为之足兵以防其变。所谓足兵者不止戎器也，而独以戎器言，盖兵与农皆出于民，农所以别于兵者，以所执之器异也，执耒耜痔钱镈者则谓之农，手戈矛擐甲胄者则谓之兵，其实皆民也，言器则人在其中矣。大抵兵威之所以不振者，由上之人狃于治安而不知戒也。盖事久则必弊，除其旧而新之则宿弊为之一新，人聚则必散，收其散而聚之则泮涣有所拘束，夫然则事之可虞者皆不足虞矣。窃惟我圣祖承元政废弛之后，民俗凋弊之余，大振威武以立国，内而畿甸、外而边方，设立卫所，每卫五所，每所千军，错峙郡邑之中以为民生之卫，盖不待民生之萃聚而后戒其不虞也，圣祖思患豫防之心远矣。今承平百余年，生齿之繁比国初几千倍蓰，而兵戎之众反不及什二三焉，岂《大易》因《萃》象以除戎器、戒不虞之义哉？伏惟圣明留心武事，明敕所司，通将洪武年间原设卫所军士队伍并见在数目以闻，下执政大臣，俾其详究军伍前后所以多寡之数，必欲复祖宗之旧，其道何繇，或别有它策，具疏备陈，然后集议，除其旧而新之，收其散而聚之，断断乎必有益于国、必无损于民然后行之，庶几合乎《大易》《萃》卦之象以为国家制治保邦千万年长久之计，宗社生灵不胜大幸。

　　圣人以此洗心，退藏于密，吉凶与民同患，神以知来，知以藏往，其孰能与于此哉？古之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夫。

　　朱熹曰：“圣人之德，无一尘之累，无事则其心寂然，人莫能窥，有事则神知之用，随感而应。神武不杀，得其理而不假其物之谓。”又曰：“武虽是杀人的事，圣人却存此神武而不杀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神武不杀四字虽圣人以赞《易》卦之用，然武而谓之神，神武而谓之不杀，神武而不杀之一言，是诚圣人文化之妙、用武德之至。仁函阴阳生杀之机妙，仁义生成之化，方其事之未来也，运其神妙之机而测度之于几微、朕兆之先，及其事之既往也，敛其明照之用而包函之于幽微阴密之地，用是以立武则变化而莫测，运用而无方，仁厚而不伤，广大而无间，是即帝尧广运之武、成汤天锡之勇也。伏惟圣人在上，体《大易》神智之德，存神武不杀之心，民之有患，不得已而用武，本仁心而运神智，仗道义以施德威，以不杀而为杀也，则圣武布昭于天下，则其所谓乃武者不独并称于乃文，而且与乃圣乃神之妙用，巍巍乎、荡荡乎，与帝尧之德同一广运矣。

　　《虞书》：益曰：“帝德广运，乃圣乃神，乃武乃文。”

　　朱熹曰：“广者大而无外，运者行之不息。大而能运则变化不测，故自其威之可畏而言则谓之武，自其英华发外而言则谓之文。”

　　臣按：益赞尧之德不徒曰德而且曰帝德，广运不徒曰广运而继曰乃圣乃神、乃武乃文。谓之乃者，以见帝德之所以广运有此四者，而其所以知其为圣神文武者乃以时而出之也。本神圣以为文武，此圣人之文所以为文思而光于四表，而其武所以为神武而不杀也欤。

　　《商书伊尹》曰：惟我商王布昭敷著圣武，代虐以宽，兆民允怀。

　　蔡沈曰：“圣武犹《易》所谓神武而不杀者，汤之德威敷著于天下，代桀之虐以吾之宽，故天下之民信而怀之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先儒谓不徒武而谓之圣武，以见其出于德义之勇，故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，此圣武之实也。至于天下之民莫不信而怀之，此圣武之效也。

　　《诗商颂长发》之七章曰：武王载旆，有虔秉钺。如火烈烈，则莫我敢曷（遏同）。苞有三蘖（旁生萌蘖，谓韦顾、昆吾也），莫遂莫达，九有有截。韦顾既伐，昆吾夏桀（韦顾、昆吾皆桀之党）。

　　朱嘉曰：“武王，汤也。虔，敬也。言恭行天讨也。言汤既受命，载旆秉钺以征不义，桀与三蘖皆不能遂其恶，而天下截然归商矣。初伐韦，次伐顾，次伐昆吾，乃伐桀，当时用师之序如此。”

　　臣按：先儒谓载旆秉钺，不敢不虔，所谓临事而惧也。夫成汤以天锡勇智之资，以至仁伐至不仁，而犹虔敬如此，况无成汤之德之才而所遇者又非韦、顾、昆吾之敌，而可以恣肆而不知所惧哉？

　　《殷武》之首章曰：挞（疾貌）彼殷武，奋伐荆楚。鹔（冒也）入其阻，裒（聚也）荆之旅。有截其所，汤孙之绪。

　　朱熹曰：“《殷武》，殷王之武也。汤孙，谓高宗。旧说以此为祀高宗之乐，盖自盘庚没而殷道衰，楚人叛之，高宗挞然用武以伐其国，入其险阻以致其众，尽平其地使截然齐一，皆高宗之功也。《易》曰‘高宗伐鬼方，三年克之’，盖谓此欤。”

　　李雩曰：“楚为夷狄之国，世乱则先叛，世治则后服，商室中微，往往为患，高宗所以伐之。”

　　朱善曰：“自古中兴之君未有不以武德胜者，盖继衰乱之后，内之则法度之既弛、纪纲之既坏，外之则诸侯之既叛、四夷之既起，自非以武德胜之，则安能举王纲于已坠、合人心于已离、拨乱而复反于正哉？若殷之高宗是已，信乎其无愧于为汤之孙矣。”

　　臣按：高宗伐鬼方，三年克之，事之至难者也，然诗人颂高宗不徒曰武而曰殷武，而又以为汤之绪，以见高宗所以用武远伐暴乱者，不过承其先世余烈，以孙而成祖之功绪而已，然则后人所成之功，何者而非前人之绪哉？

　　《皇矣》，美周也。其五章曰：帝谓文王（设为天命文王之辞），无然（不可如此）畔（离也）援（攀援），无然歆（欲之动也）羡（爱慕），诞先登于岸（道之极至处）。密人（密须氏，吉姓之国）不恭，敢距大邦，侵阮（国名）徂（往也）共（阮国之地名）。王赫斯怒，爰整其旅（周师），以按（遏也）徂旅（密师之往共者），以笃于周祜（福也），以对（答也）于天下。

　　孟子曰：“此文王之勇也，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。”

　　朱熹曰：“人心有所畔援，有所歆羡，则溺于人欲之流而不能以自济。文王无是二者，故独能先知先觉以造道之极至，盖天实命之而非人力之所及也，是以密人不恭，敢违其命，而擅兴师旅以侵阮而往至于共，则赫怒整兵而往，遏其众以厚周家之福，而答天下之心。盖亦因其可怒而怒之，初未尝有所畔援歆羡也，此文王征伐之始。”

　　王安石曰：“有所畔援歆羡，不得其欲而怒，则其怒也私而已，文王之怒是乃与民同怒而异乎人之私怒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怒者七情之一，怒而无所畔援歆羡，是怒而得其中，中而中其节，是之谓和。圣人一心中和之极，是惟不怒，而其所怒者必其所当怒而不可不怒者焉，无所偏倚无所乖戾，乃合天理人情于一心，故一怒而可以安天下之民。彼秦皇汉武之穷兵黩武，是怒所不当怒者也，所怒者一己之私，一怒而害天下之民，乃至毒流于四海，祸延于子孙。呜呼，可不戒哉。

　　其七章曰：帝谓文王，予（设为上帝之自称）怀（眷念也）明德（文王之德），不大声以（犹与也）色，不长夏以革（未详）。不识不知，顺帝之则（法也）。帝谓文王，询尔仇方（仇国），同尔兄弟（与国也），以尔钩援（钩梯也），与尔临（临车也）冲，以伐崇（国名）墉（城也）。

　　司马迁曰：“崇侯虎谮西伯于纣，纣囚西伯于泚里，其后赦西伯，赐之弓矢鈇钺，得专征伐。曰谮西伯者崇侯虎也，西伯归三年，伐崇侯虎而作丰邑。”

　　朱熹曰：“言上帝眷念文王而言其德之深微，不暴著其形迹，又能不作聪明以循天理，故又命之以伐崇也。吕氏谓此言文王德不形而功无迹，与天同体而已，虽兴兵以伐崇，莫非顺帝之则而非我也。”

　　严粲曰：“崇侯谮文王而文王伐之，疑于报私怨者，然虎倡纣为不道，乃天人之所共怒，文王奉天讨罪，何容心哉？盖由其心纯乎天理，故喜怒皆与天合，所仇者非私怒，所同者非苟合也。”

　　八章曰：临冲闲闲（徐缓也），崇墉言言（高大也）。执讯连连（属续状），攸馘（割耳也）安安（不轻暴也）。是类（祭上帝）是祃（祭始造军法者），是致（致其至）是附（使之来附）。四方以无侮。临冲茀茀（强盛貌），崇墉仡仡（强壮貌）。是伐是肆（纵兵也）是绝是忽（灭也）。四方以无拂（戾也）。

　　左氏曰：“文王伐崇，三旬不降，退修教而复伐之，因垒而降。”

　　朱熹曰：“言文王伐崇之初，缓攻徐战，告祀群神，以致附来者而四方无不畏服。及终不服则纵兵以灭之，而四方无不顺从也。夫始攻之缓、战之徐也，非力不足也，非示之弱也，将以致附而全之也。及其终不下而肆之也，则天诛不可以留而罪人不可以不得故也。此所谓文王之师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先儒谓文王之伐始于密，王功之始也；终于崇，天下遂无不服，王功之成也。文王伐崇之师，诗人于其卒章形容文王所以缓攻、徐战之方，致至待附之故，及其终不服从而后纵兵诛灭之意。朱子所以解释之者明白详悉，后世帝王伐叛讨罪所当取法焉者也。

　　《文王有声》之一章曰：文王有声，魌（发语辞）骏（大也）有声。魌求厥宁，魌观厥成。文王烝哉。其二章曰：文王受命，有此武功。既伐于崇，作邑于丰（即崇国之地）。文王烝哉。

　　孔颖达曰：“武功非独伐崇而已，所伐邗、耆、密须、昆夷之属皆是也，别言伐崇者，以其功最大、其伐最后，故特言之，为作邑张本，言功成乃作邑也。”

　　朱熹曰：“此诗言文王迁丰、武王迁镐之事，而首章推本之曰文王之有声也，甚大乎其有声也。盖以求天下之安宁而观其成功耳，文王之德如是，信乎其克君也哉。”

　　臣按：先儒谓文王之所以大有声者，本由于征伐，而其所以征伐者不过求天下安宁而观其功底于成耳。盖以既为人君则当奉天道以安民，民有不安必有逆天命以致之者，于是乎奉天命以讨其罪，使之不敢厉吾民焉。罪人既得而其所以为安集生聚之者不可无所居，故又为之邑以居之焉。凡若是者，非贪功以立威也，非广地以附众也，尽吾为君之道以无负上天付托之意焉耳。

　　《大明》之七章曰：殷商之旅，其会如林（言众也）。矢（陈也）于牧野，惟予侯（维也）兴。上帝临女，无贰（疑也）尔（指武王）心。

　　朱熹曰：“此章言武王伐纣之时，纣众会集如林以拒武王，而皆陈于牧野，则维我之师为有兴起之势耳。然众心犹恐武王以众寡之不敌而有所疑也，故勉之曰：上帝临女，无贰尔心。盖知天命之必然而赞其决也。然武王非必有所疑也，设言以见众心之同非武王之得已耳。”

　　臣按：此诗可见武王之伐纣，盖承上帝之命，有如上帝赫赫然在上而临督之者矣，此众所以劝之无二其心也。盖人之心即天之心，人心之所欲即帝命之所临，苟拂人心而肆行己志，则是人心不归，人心不归则是上帝不临矣，上帝不临则其心不能无疑，其心既疑则虽有师徒之众、将帅之贤，亦岂能有成功哉？是故明主之兴师动众，恒反求诸心曰上帝临我乎？揆之天理而合则帝命在是矣，夫然后决然为之而不疑，不然则然而不敢少安也。

　　《诗序》：《酌》，告成大武也。曰：于（叹辞）铄（盛也）王师，遵（循也）养时晦。时纯熙（光矣）矣，是用大介（甲也，所谓一戎衣也）。我龙（宠也）受之，闇闇（武貌）王之造（为也）。载（则也）用有嗣，实维尔公（事也）允（信也）师。

　　朱熹曰：“此颂武王之诗。言其初有于铄之师而不用，退自循养，与时皆晦，既纯光矣，然后一戎衣而天下大定。后人于是宠而受此闇闇然王者之功，其所以嗣之者，亦惟武王之事是师尔。”

　　臣按：先儒谓此诗颂武王之武功，言其初虽有甚盛之师，而退自循养，与时皆晦，不见其有迹，直至其时之至既纯光矣，然后一著戎衣而天下翕然大定，此其所以为武王之武也。后王于是宠而受此闇闇然之武功，其所以嗣之者亦惟武王之事是师可也。不先时而动，不后时而靡，君之用武能如是，是亦武王也已。

　　《鲁颂泮水》其五章曰：明明鲁侯，克明其德。既作泮宫，淮夷攸服。矫矫（武貌）虎臣，在泮献馘（所格者之左耳）。淑（善也）问（讯囚也）如皋陶，在泮献囚（所虏获者）。

　　朱熹曰：“古者出兵受成于学，及其反也释奠于学，而以讯馘告，故诗人因鲁侯之在泮而愿其有是功也。”

　　其六章曰：济济多士，克广德心（善意也）。桓桓于征，狄（遏也）彼东南（谓淮夷）。烝烝皇皇（盛也），不吴（音话）不扬（肃也）。不告于讠凶（讼也），在泮献功。

　　其七章曰：角弓其觩（健貌），束矢（五十为束）其搜（矢疾声）。戎车孔博（广大），徒御无斁（竞劝也）。既克淮夷，孔淑不逆（违令也）。式固尔犹（谋也），淮夷卒获。

　　司马光曰：“受成献馘，莫不在学，所以然者，欲其先礼义而后勇力也。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，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，若专训之以勇力而不使之知礼义，奚所不为矣。”

　　臣按：朱熹谓作泮宫克淮夷之事，他无所考，故不质其为僖公之诗，而且以克淮夷为颂祷之辞，则是诗所谓献馘、献囚、献功者，则未必有是事也。然其事虽未必有，但味其辞，克而谓之既，既者已然之辞也。考之《春秋》，僖公十三年鲁尝从齐桓会于咸，为淮夷之病杞；十六年尝从齐桓会于淮，为淮夷之病殽。当是时，主会在齐而僖公从焉，作颂者以公亦尝与齐之会，故掠齐之美者以颂鲁欤？其事之有无固不可必，臣载之于此，以见受成献馘之礼皆在于学，非但礼有是言，而古之人实尝行之，非虚语也。

　　以上总论威武之道（上）
　

卷一一五

　　▲總論威武之道（中）

　　《曲禮》曰：班朝治軍，蒞官行法，非禮威嚴不行。

　　吳澂曰：“班次朝儀各有位次，整治軍伍各有部分，臨蒞官府各有職掌，三者皆有法，惟其有禮，是以有威嚴而其法行。”

　　臣按：先儒謂威則人不敢犯，嚴則人不敢違，所以致其威嚴者禮而已矣。是以朝廷之儀、官府之治，雖皆不可以無禮，而於軍伍之法尤當以威嚴為尚，然徒尚威嚴而不本於禮，則所謂威者矯亢之容、嚴者暴戾之氣也。

　　《春秋》：隱公二年十有二月，鄭人伐衛。

　　胡安國曰：“鄭人伐衛，討滑之亂也。凡兵聲罪致討曰伐，潛師掠境曰侵，兩兵相接曰戰，繯其城邑曰圍，造其國都曰入，徙其朝市曰遷，毀其宗廟社稷曰滅，詭道而勝之曰敗，悉虜而俘之曰取，輕行而掩之曰襲，已去而躡之曰追，聚兵而守之曰戍，以弱假強而能左右之曰以，皆誌其事實以明輕重。征伐，天子之大權，令鄭無王命，雖有言可執，亦王法所禁，況於修怨乎？”

　　臣按：征伐，天子之大權，非王命而自行是亂也。《春秋》書“鄭人伐衛”，入春秋以來列國興兵，此其始也。胡氏因其書伐推而詳之，其用兵之名凡十有三，曰伐、曰侵、曰戰、曰圍、曰入、曰遷、曰滅、曰敗、曰取、曰襲、曰追、曰戍、曰以，以見用兵之事，其事類名稱有不一如此者。興師以討人之罪者，必先審其大小遠近、強弱虛實以定其名，然後隨其勢、因其機而決其謀，則收其萬全之效矣。

　　襄公十有一年春，王正月，作三軍。

　　胡安國曰：“三軍，魯之舊也。古者大國三軍、次國二軍、小國一軍，魯侯封於曲阜，地方數百裏，天下莫強焉，及僖公時能複周公之宇，而史克作頌其詩曰‘公車千乘’，又曰‘公徒三萬’，故知三軍魯國之舊爾。然車而謂之公車，則臣下無私乘也；徒而謂之公徒，則臣下無私民也。若有侵伐，諸卿更帥以出，事畢則將歸於朝、車複於甸、甲散於丘、卒還於邑，將皆公家之臣，兵皆公家之眾，不相係也。文、宣以來政在私門，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，季氏盡征焉而舊法亡矣，是以謂之作。《春秋》書之，以見昭公失國、定公無正而兵權不可去公室，有天下國家者之所宜鑒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胡氏謂兵權不可去公室，有天下國家宜以魯為鑒。魯一國也，尚不可失兵權，而況天下之大者乎？

　　昭公十有一年夏四月，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於申，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。

　　胡安國曰：“楚子在申，召蔡侯伏甲執而殺之，楚子貶而稱名，何也？世子般殺其君，諸侯與通會盟十有三年矣，是中國變為夷狄而莫之覺也。楚子若以大義倡天下，奉詞致討，執般幹蔡，討其弑父與君之罪而在宮在官者鹹無赦焉，殘其身、瀦其宮室，謀於蔡眾，置君而去，雖古之征暴亂者不越此矣，又何惡乎？今虔本心欲圖其國，不為討賊舉也，而又挾欺毀信，重幣甘言詐誘其君，執而殺之，肆行無道，貪得一時，流毒於後，棄疾以是殺戎蠻、商鞅以是紿魏將、秦人以是劫懷王，傾危成俗，天下大亂，劉項之際死者十九，聖人深惡楚虔而名之也，其慮遠矣。後世誅討亂臣者，或畏其強或幸其弱，不以大義興師，至用詭謀詐力僥幸勝之，若事之捷反側皆懼，苟其不捷，適足長亂，如代宗之圖思明、憲宗之紿王弁，昧於《春秋》垂戒之旨矣。”

　　臣按：《春秋》書此以見人君欲興師以除奸亂，必審機宜時勢以伺間待時，仗大義，正言以聲罪致討而不用詭謀詐力，以僥幸取勝。胡氏所謂後世誅討亂臣者不以大義興師，至用詭謀詐力僥幸勝之，若事之捷，反側皆懼，苟其不捷，適足長亂，此數語者可以為世之人君誅亂臣、安反側者之鑒戒。

　　《穀梁傳》曰：善為國者不師，善師者不陳（與陣同），善陳者不戰，善戰者不死，善死者不亡。

　　範寧曰：“導之以德，齊之以禮，鄰國望我歡若親戚，何師之為？師眾素嚴，不須耀軍列陳，上兵伐謀，何乃至陳？軍陳嚴整，敵望而畏之莫敢戰，投兵勝地，避實攻虛，故無死者。民盡其命，無奔背散亡，見危授命，義存君親，雖沒猶存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古之聖王製治於未亂，保邦於未危，為國一以德禮而不專恃於兵，未嚐無兵也而不用之於師旅，雖用師旅之眾而不布於行陳，雖有行陳之法而不施於戰鬥，戰鬥有其備，遇敵可以不死，然卒不戰也，死亡以其道，雖死可以不亡，然卒不死也。說者以一言為事而各援古人之事以實之，臣不取焉。

　　《左氏傳》：隱公十一年，公會齊侯、鄭伯伐許。君子謂：“鄭莊公於是乎有禮。禮，經國家、定社稷、序人民、利後嗣者，許無刑（法也）而伐之，服而舍之，度德而處之，量力而行之，相時而動，無累後人，可謂知禮矣。”

　　臣按：鄭莊公會齊、魯伐許，既入許，莊公命許大夫奉許叔，君子謂其得伐叛討二、存亡繼絕之禮。所謂無刑而伐之、服而舍之、度德而處之、量力而行之之三數言者，誠得聖人製事待人之要，而所謂相時而動，無累後人者，其為慮周而謀遠，尤可為世法者也。

　　息侯伐鄭，鄭伯與戰於竟，息師大敗而還。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。不度德、不量力、不親親（鄭、息同姓之國）不征辭、不察有罪，犯五不韙（是也）而以伐人，其喪師也不亦宜乎（隱公十一年）。

　　杜預曰：“不征辭，謂言語相恨，當明征其辭以審曲直，不宜輕鬥。”

　　臣按：韙之為言是也。人之興師以伐人者，皆見他人有不是之處耳，反求諸己，吾所行者亦有不是否乎？苟有犯於不是者，則亟止焉，所謂是者理而已矣。順理為是，逆理為非，如此，是惟不動眾，動則合天道，是惟不伐人，伐乃奉天討。

　　桓公十一年，鬥廉曰：“師克在和，不在眾。”臣按：所謂和者，即《孟子》“地利不如人和”之和。

　　莊公十年，齊師伐我。公將戰，曹劌請見，其鄉人曰：“肉食者（謂在位者）謀之，又何間（猶與也）焉？”劌曰：“肉食者鄙，未能遠謀。”乃入見，問何以戰，公曰：“衣食所安，弗敢專也，必以分人。”對曰：“小惠未遍，民弗從也。”公曰：“犧牲玉帛，弗敢加也，必以信。”對曰：“小信未孚，神弗福也。”公曰：“小大之獄，雖不能察，必以情。”對曰：“忠之屬也，可以一戰。戰則請從。”公與之乘，戰於長勺。公將鼓之，劌曰：“未可。”齊人三鼓，劌曰：“可矣。”齊師敗績，公將馳之，劌曰：“未可。”下視其轍，登軾而望之，曰：“可矣。”遂逐齊師。既克，公問其故，對曰：“夫戰，勇氣也。一鼓作氣，再而衰，三而竭。彼竭我盈，故克之。夫大國難測也，懼有伏焉，吾視其轍亂，望其旗靡，故逐之。”

　　臣按：曹劌對魯莊公之言，既得用兵之本，複得用兵之法，所謂小惠之未偏、小信之未孚皆不可以戰，惟察獄以其情是為盡心之忠，如是而後可戰，可謂得戰之本矣。若夫三鼓則氣竭，懼其有伏必其轍亂旗靡然後逐之，可謂得戰之法矣。其答鄉人之問而謂肉食者鄙不能遠謀，是誠天下後世之通患也。噫，食人之祿而不能謀人之事，其人固可鄙矣，所以用其人而不知其人之可鄙者，不亦可鄙之甚哉。

　　二十七年，晉侯將伐虢，士曈曰：“不可。虢公驕，若驟得勝於我，必棄其民，無眾而後伐之，欲禦我誰與？夫禮樂慈愛，戰所畜也，夫民讓事樂和、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，虢弗畜也，亟戰將饑。”

　　孔穎達曰：“禮樂慈愛，謂國君教民，民間有此四者畜聚此事，然後可與人戰，故雲戰所畜也。士曈既言其目，更以其義覆之，禮尚謙讓，讓事謂禮也；樂以和親，樂和謂樂也；慈謂愛之深也，愛親謂慈也；愛極然後哀喪，謂愛也。民間有此四事，然後可用以戰。”

　　臣按：春秋去古未遠，故其論戰恒以民心為本，後世則論敵情而已矣。

　　僖公十有九年，宋人圍曹，子魚言於宋公曰：“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，軍三旬而不降，退修教而複伐之，因壘而降。《詩》曰：‘刑於寡妻，至於兄弟，以禦於家邦。’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，若之何？盍姑內省德乎，無闕而後動。”

　　林堯叟曰：“因壘而降，壘，石壘也。言不增兵但因舊壘而崇自服。”

　　臣按：必德無闕而後可以伐人，世主有欲興師以伐人者，盍姑內自省曰吾之德有闕否乎？若猶有闕，方當修省之不暇，幸人之不我伐也，何可以伐人乎哉？

　　二十有二年，宋公及楚人戰於泓。宋人既成列，楚人未既濟，司馬請擊之，公曰：“不可。”既濟而未成列，又以告，公曰：“未可。”既陳而後擊之，宋師敗績。公傷股，門官殲焉。國人皆咎公，公曰：“君子不重傷、不禽二毛，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。寡人雖亡國之餘，不鼓不成列。”

　　蘇軾曰：“古人有言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，襄公行王者之師，猶足以當桓文之師，一戰之餘，救死扶傷不暇，此獨妄庸耳。齊桓、晉文得管仲、子犯以興，襄公有一子魚不能用，豈可同日而語哉？自古失道之君如是者多矣，死而論定，未有如襄公之欺於後世者也。”

　　呂祖謙曰：“說者以宋襄之敗為古道之累，是猶瞆者之誤評宮角，遂欲並廢大樂，豈不過甚矣哉？或者又謂宋襄無帝王之德，而欲效帝王之兵，所以致敗，亦非也。使帝王之世人皆服其德，則固不待於用兵矣，德不能服是以有兵，則兵者生於人之所不服也。彼既不服矣，豨縱豕突亦何所不至，我乃欲從容揖遜以待之，適遺之禽耳，吾恐帝王之師不如是之拙也。古之誓師曰殄殲乃讎、曰取彼凶殘，凜然未嚐有毫發貸其所寬者，惟弗迓克奔而已，奔而歸我，是以弗擊，苟推鋒而與之爭一旦之命，胡為而縱之哉？是縱降者帝王之兵，縱敵者宋襄之兵也，烏可置之一域耶？”

　　臣按：宋襄公之敗，《公羊》謂：“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，臨大事而不忘大禮，有君而無臣，以為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。”其言雖過，然襄公之戰未必全非也，但泥古而不通變，是以取敗耳。是故善學聖人者當師其心，其心謂何？仁義而已矣。若其已然之跡，不必拘拘然以步驟之也。

　　宣公四年，公及齊侯平莒及郯，莒人不肯，公伐莒取向。非禮也，平國以禮不以亂，伐而不治，亂也，以亂平亂，何治之有？無治，何以行禮？杜預曰：“責公不以禮治之而用伐。”

　　臣按：左氏論征伐率以禮為言，可見惟禮可以已亂，苟伐人之國而不以禮，則是以亂平亂也。

　　十有二年，晉師救鄭，荀林父將中軍。聞鄭既及楚平，桓子（即荀林父）欲還，曰：“無及於鄭而剿（勞也）民，焉用之。楚歸而動（謂動兵伐鄭），不後（未為後時）。”隨武子曰：“善。會聞用師觀釁（罪也）而動，德刑政事典禮不易，不可敵也，不為是征。楚軍討鄭，怒其貳而哀其卑，叛而伐之，服而舍之，德刑成矣。伐叛，刑也；柔服，德也，二者立矣。”又曰：“德立刑行，政成事時，典從禮順，若之何敵之？見可而進，知難而退，軍之善政也；兼弱攻昧，武之善經也。”

　　孔穎達曰：“既言觀釁而動，更說無釁之事。德、刑、政、事、典、禮，此六事行之不變易者，不可與之敵也。聖王製征伐者為有罪者耳，不為是六事不易行征伐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此舉六事之目，下文曆說楚不易六事以充之。然是六者，德刑其大者也，德立刑行、政成事時、典從禮順，六者為治之要也。為國而有六者不可變易，則在我者有不可敵之具，而在人者無以敵我矣。

　　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於邲，晉師敗績。潘黨曰：“君（指楚莊王）盍築武軍（築軍營以章武功）而收晉屍以為京觀（積屍封土其上）。臣聞克敵必示子孫，以無忘武功。”楚子曰：“非爾所知也。夫文，止戈為武。夫武，禁暴（武之一德）戢兵（二）、保大（三）、定功（四）、安民（五）、和眾（六）、豐財（七）者也，故使子孫無忘其章（著之篇章使子孫不忘）。今我使二國暴骨，暴矣。觀兵以威諸侯，兵不戢矣，暴而不戢，安能保大？猶有晉在，焉得定功？所違民欲猶多，民何安焉？無德而強爭諸侯，何以和眾？利人之幾（危也）而安人之亂以為己榮，何以豐財？武有七德，我無一焉，何以示子孫？”（十二年）

　　臣按：武有七德，楚子之言必有所本，蓋古語也。使凡天下之興兵動眾者皆必本於禁暴、戢兵、保大、定功、安民、和眾、豐財焉，非此七者不舉，則天下之人惟恐上之不用武，師旅所至，民望之真如大旱之得雲霓矣。

　　成公十三年，劉子曰：“國之大事在祀與戎，祀有執膰，戎有受脤。”臣按：祀所以交神明，戎所以衛國家，此二者國之大事也。

　　十有六年，楚子救鄭，子反入見申叔時曰：“師其何如？”對曰：“德、刑、詳（與祥同）、義、禮、信，戰之器也。德以施惠，刑以正邪，詳以事神，義以建利，禮以順時，信以守物。民生厚而德正，用利而事節，時順而物成，上下和睦，周旋不逆，求無不具，各知其極，故《詩》曰：‘立我烝民，莫匪爾極。’是以神降之福，時無災害，民生敦（厚也）龐（大也），和同以聽，莫不盡力以從上命，致死以補其闕，此戰之所由克也。今楚內棄其民（謂不施惠）而外絕其好（謂不建利），瀆齊盟（謂不祀神）而食話言（謂不守物），奸時以動（謂不順時）而疲民以逞，民不知信，進退罪也，人恤所底（至也），其誰致死？”

　　孔穎達曰：“叔時此對首尾相成，先舉六名雲戰之器也，言有此六事乃可戰，若器用然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春秋之時，先王禮義之澤猶存，故論兵者猶知以德義為言，後世則舍德義而惟論兵甲士馬之多寡強弱，其戰則同而所以為戰則不同也。此無他，其器異也，其器既異，故其用亦各不同。

　　範文子曰：“唯聖人能外內無患，自非聖人，外寧必有內憂，盍釋楚以為外懼乎？”（十六年）

　　臣按：範文子此言即《孟子》“出則無敵國外患者，國恒亡”之意也。蓋中人之性，有所警斯有所懼，有所懼斯能自省，知所以省則不敢縱肆，而國可保矣。

　　襄公二十七年，宋左師請賞，公與之邑，子罕曰：“凡諸侯小國，晉楚所以兵威之，畏而後上下慈和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，所以存也；無威則驕，驕則亂生，亂生則滅，所以亡也。天生五材（謂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），民並用之，廢一不可，誰能去兵？兵之設久矣，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，聖人以興，亂人以廢，廢興、存亡、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，而子求去之，不亦誣乎？”

　　林堯叟曰：“宋向戍以弭兵之功欲宋君加以厚賞，宋君欲賞之邑，以示子罕。子罕謂凡諸侯之與小國，晉楚所以用兵而威服之，有所畏懼而後大小上下慈愛而和順，慈愛和順而後國家賴以安靖，以聽大國之政令，此其所以常安存也；無威則驕縱易生，驕縱則禍亂必至，禍亂則滅亡隨之，此小大所以至滅亡也。天生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之五材，天下之民並舉而用之，五者不可闕一，兵是五材之金，豈可去哉？古人設兵其來已久，所以威服不遵軌法之徒而昭明國家文德之盛，湯武吊民伐罪以兵威而興，桀紂身弑國亡以兵威而廢，蓋明君善於用兵則以之而興、以之而存，術之善也，昏主不善用兵則以之而廢、以之而亡，術之不善也，所以然者，皆由用兵而致，而向戍求去兵以安諸侯，不亦誣罔之甚乎？”

　　臣按：國有六典而不可無兵，猶天有五材而不可以無金也。蓋立國有文必有武，施治有賞必有罰，徒有文而無武則威不立而國勢弱，有賞而無罰則法不行而人心縱。

　　昭公十一年，楚子城陳、蔡、不羹（地名），使棄疾為蔡公，王問於申無宇，對曰：“擇子莫如父，擇臣莫如君。鄭莊公城櫟而置子元焉，使昭公不立；齊桓公城穀而置管仲焉，至於今賴之。臣聞五大不在邊，五細不在庭，親不在外、羈不在內，今棄疾在外，鄭丹在內，君其少戒。”王曰：“國有大臣，何如？”對曰：“鄭京、櫟實殺曼伯，宋蕭、亳實殺子遊（在莊十二年），齊渠丘實殺無知（在莊九年），衛蒲戚實出獻公（在襄四年），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。末大必折，尾大不掉，君所知也。”

　　杜預曰：“五大言五官之長，專盛過節則不可居邊，細弱不勝任亦不可居朝廷。”

　　孔穎達曰：“宋殺子遊、齊殺無知，乃是賴大邑以討篡賊，而謂之害於國者，以其能專廢置則是國害。天子之建諸侯，欲令蕃屏王室，諸侯之有城邑，欲令指揮從己，不得使下邑製國都，故大城為國害也。末大必折，以樹木喻也；尾大不掉，以畜獸喻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末大必折、尾大不掉，此二喻實為切要，人君之治國必居重馭輕，必以大製小，由上下之勢順、小大之分定，如心之使臂、臂之使指，非獨上安其位而下之人亦不敢萌非望、拒成命矣。考之《楚語》有曰：“公製城邑若體牲焉，有首領股肱，以至於拇指毛脈，大能掉小，故變而不勤。夫邊境者，國之尾也，譬之於牛馬，處暑之既至，虻雍之既多，而不掉其尾，臣懼之。”此譬尤為詳盡，謀人國而慮及遠者，尚其圖之。

　　哀公元年，吳師在陳，楚大夫皆懼曰：“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，今聞其嗣又甚焉，將若之何？”子西曰：“二三子恤不相睦，無患吳矣。昔闔廬食不二味，居不重席，室不崇壇，器不彤鏤，宮室不觀（台榭也），舟車不飾，衣服財用擇不取費（不尚細靡）。在國，天有菑厲，親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；在軍，熟食者分而後敢食，其所嚐者卒乘與焉。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，是以民不罷勞，死知不曠（棄也），吾先大夫子常易之，所以敗我也。今聞夫差，次有台榭陂池焉，宿有妃嬙嬪禦焉，一日之行，所欲必成，玩好必從，珍異是聚，觀樂是務，視民如仇而用之日新，夫先自敗也已，安能敗我？”

　　臣按：楚子西之料吳也，不料其地土之廣狹、車徒之多寡、士卒之強弱、甲兵之利鈍，惟以君之所修所為者以占其勝負焉。然則有國家者，所以強兵之要，孰有先於修為者哉？治兵者次之。

　　七年，季康子欲伐邾，乃饗大夫以謀之，子服景伯曰：“小所以事大，信也；大所以保小，仁也。背大國不信，伐小國不仁，民保於城，城保於德，失二德者危，將焉保？”

　　臣按：景伯言民保於城，城保於德，所謂德者信與仁而已。國有大小，皆能絜矩而以忠恕為心，所惡於下毋以事上，所惡於上毋以使下，又安有爭鬥侵奪之患哉？

　　《國語》：穆王將征犬戎，祭公謀父諫曰：“不可。先王耀（明也）德不觀（示也）兵。夫兵，戢（聚也）而時動，動則威，觀則玩（黷也），玩則無震（懼也）。先王之於民也，茂（勉也）正其德而厚其性，阜（大也）其財求（不障壅也）而利其器（兵甲也）用（耒耜之屬），明利害之鄉（方也），以文修之，使務利而避害，懷德而畏威，故能保世以滋大。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，事神保民，莫不欣喜。商王帝辛大惡於民，庶民弗忍，欣戴武王，以致戎（兵也）於商牧（牧野）。是先王非務武也，勤恤民隱（痛也）而除其害也。先王之訓也，有不祭則修意（修誌意以自責），有不祀則修言（號令），有不享則修文（典法），有不貢則修名（尊卑職貢之名號），有不王則修德（文德）序成（謂上五者次序也）而有不至則修刑。於是乎有刑罰之辟，有攻伐之兵，有征討之備，有威讓之令，有文告之辭。布令陳辭而又不至，則又增修於德，無勤民於遠，是以近無不聽，遠無不服。犬戎氏以其職來王，天子曰‘予必以不享征之’，且觀之兵，其乃無廢先王之訓乎。”

　　王（襄王）至自鄭，以陽樊賜晉文公，陽人不服，晉侯圍之。倉葛曰：“武不可覿（見也），文不可匿（隱也），覿武無烈，匿文不昭。”

　　胡安國曰：“古者覿文匿武，修其訓典，序成而不至，於是乎有攻伐之兵。”

　　臣按：此先王惟耀德而不觀兵，有不服者必先布威讓之令，陳文告之辭，而又不至焉，亦惟增修其德而已，不勤兵於遠也。所以然者，豈非文不可覿、武不可匿，不當尚武隱文乎？

　　衛靈公問陳（軍師行伍之列）於孔子，孔子對曰：“俎豆（禮器）之事則嚐聞之矣，軍旅之事未之學也。”

　　尹焞曰：“衛靈公，無道之君也，複有誌於戰伐之事，故答以未學而去之。”

　　張栻曰：“春秋之時，諸國以強弱為勝負，軍旅之事宜在所先，而俎豆之事宜若不急者矣。曾不知國之所以為國者，以夫天敘、天秩者實維持之也，為國者誌存乎典禮，則孝順和睦之風興，葉力一心，尊君親上，其強孰禦焉？不然，三綱淪廢，人有離心，國誰與立，軍旅雖精，果何所用哉？俎豆之於禮教，猶陳之於軍旅，實理之所寓而教之所由興也，使靈公而有誌乎俎豆之間，則推而達之，必有不可已也。”

　　黃幹曰：“夫子對靈公以軍旅之事未之學，答孔文子以甲兵之事未之聞，及觀夾穀之會則以兵加萊人而齊侯懼，費人之亂則命將士以伐之而費人北，又嚐曰‘我戰則克’。夫子豈有未學未聞者哉？特以軍旅之事非所以為訓耳。”

　　臣按：文武非二道，益之讚堯曰“乃武乃文”，孔子道全德備，固無所不能，亦豈有不知也哉？而曰“未學”，蓋以戰國之世相尚以武而不尚文，列國君臣知有軍旅而不知有俎豆，況其所謂武者以權謀譎詐相尚，窮兵耗財而毒及於生民，輕敵寡謀而禍延其宗社，故因衛君之問陳而答之以未學，蓋不待學，亦不屑學也。

　　孔子曰：“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，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。”朱熹曰：“先王之製，諸侯不得變禮樂、專征伐。”

　　張栻曰：“禮樂征伐，天子之事也。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矣，蓋天子得其道則權綱在己，而在下莫敢幹之也，所謂自天子出者，天子亦豈敢以己意可專而以私意加於其間哉？亦曰奉天理而已矣。此之謂得其道，若上失其道則綱維解紐，而諸侯得以竊乘之，禮樂征伐將專行而莫顧矣。”

　　臣按：先儒謂先王之時，五禮六樂掌之宗伯，九伐之法掌之司馬，禮樂征伐之權在上而下莫敢幹也。周室之衰，夷王下堂而見諸侯，而魯之三家以雍徹而八佾舞於季氏之庭，其禮樂之權已失，是以列國紛爭，幹戈日以相尋，訖無寧歲，天下無道至是極矣。聖人言此以示訓於萬世，使居人上者恒以道自居，謹身正法，必使權綱在己而威福不至於下移，則禮樂征伐鹹自己出而為有道之世矣。

　　以上總論威武之道（中）
　
卷一一六

　　▲总论威武之道（下）

　　梁惠王曰：“晋国，天下莫强焉，叟之所知也。及寡人之身，东败于齐，长子死焉，西丧地于秦七百里，南辱于楚，寡人耻之。愿比死者一洒之，如之何则可？”孟子对曰：“地方百里而可以王，王如施仁政于民，省刑罚，薄税敛，深耕易（治也）耨（耘也），壮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，入以事其父兄，出以事其长上，可使制梃（杖也）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。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，父母冻饿，兄弟妻子离散，彼陷溺其民，王往而征之，夫谁与王敌？故曰仁者无敌，王请勿疑。”

　　朱熹曰：“百里，小国也，然能行仁政则天下之民归之矣。省刑罚、薄税敛，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。君行仁政则民得尽力于农亩，而又有暇日以修礼义，是以尊君亲上而乐于效死也，以彼暴虐其民而率吾尊君亲上之民往正其罪，彼民方怨其上而乐归于我，则谁与我为敌哉？仁者无敌，盖古语也。百里可王，以此而已，恐王疑其迂阔，故勉使勿疑也。”

　　孔文子曰：“惠王之志在于报怨，孟子之论在于救民，所谓惟天吏则可以伐之，盖孟子之本意。”

　　臣按：惠王之问孟子，意欲强兵以报怨，孟子乃教之以施仁政于民，以为天下莫敌之策。徐观其策，不过使民深耕易耨、孝弟忠信则可以制梃而挞秦楚之兵，夫车徒之众、兵刃之利不足以当秦楚之强，乃欲制梃以挞之，岂不大迂阔而不切于事情哉？然观战国之时其国有六，其后皆亡于秦，固以秦之强而有坚甲利兵也，及秦之亡乃不过起于折竿斩木之匹夫，当是时也，天下一家、万国一君，岂无坚甲利兵哉？然而无救于秦之亡，由是观之，坚甲利兵虽可以张国威于一时，而孝弟忠信终可以结民心于悠久也，孰谓孟子之言迂阔哉？

　　齐宣王曰：“寡人有疾，寡人好勇。”对曰：“王请无好小勇，夫抚剑疾视（怒目而视）曰彼恶敢当我哉？此匹夫之勇，敌一人者也，王请大之。《诗》云：‘王赫（怒貌）斯怒，爰（于也）整其旅（众也），以遏（止也）徂（往也）莒（密人侵阮，徂共之众），以笃（厚也）周祜（福也），以对（答也）于天下。’此文王之勇也，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。《书》曰：‘天降下民，作之君，作之师，惟曰其助上帝，宠之四方。有罪无罪，惟我在天下遏敢有越厥志？’一人衡行（谓作乱也）于天下，武王耻之，此武王之勇也，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。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，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。”

　　朱熹曰：“小勇血气所为，大勇义理所发。《诗》，《大雅皇矣》篇，此文王之大勇也；《书》，《周书泰誓》之篇也，言武王亦大勇也。王若能如文、武之为，则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乱而拯己于水火之中，惟恐王之不好勇耳。”

　　又曰：“此章言人君能惩小忿则能恤小事，大以交邻国能养大勇，则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。”

　　张栻曰：“小勇者血气之怒也，大勇者礼义之怒也。血气之怒不可有，礼义之怒不可无，知此则可以见性情之正而识天理、人欲之分矣。”

　　臣按：怒者七情之一也，怒与喜对，圣人之情发皆中节，其喜也则为庆赏，天下莫不仰其泽，其怒也则为刑戮，天下莫不畏其威。密人侵阮徂共，二国之人涂炭极矣，文王一怒而二国之人得其安；商辛横行于天下，天下之人荼毒甚矣，武王一怒而天下之人除其害，是则当世之民惟恐吾君之不怒也。若夫汉武帝之出师塞北，隋炀帝之渡海征辽，元世祖之兴师日本，斯民生于元狩、太初之间，大业至元之世者，何不幸而遭其君之怒哉。吁，文武之怒，上怒而下喜；三君之怒，上怒而下怨，后世人君尚知所鉴戒哉！

　　齐人伐燕胜之，宣王问曰：“或谓寡人勿取，或谓寡人取之，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，五旬而举之，人力不至于此，不取必有天殃，取之何如？”孟子对曰：“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，古之人有行之者，武王是也；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，古之人有行之者，文王是也。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，箪食壶浆以迎王师，岂有他哉？避水火也。如水益深，如火益热，亦运而已矣。”

　　朱熹曰：“按《史记》，燕王哙让国于其相子之而国大乱，齐因伐之，燕士卒不战、城门不闭，遂大胜燕。运，转也。言齐若更为暴虐，则民将转而望救于他人矣。”

　　赵岐曰：“征伐之道当顺民心，民心悦则天意得矣。”

　　齐人伐燕取之，诸侯将救燕，宣王曰：“诸侯多谋伐寡人者，何以待之？”孟子对曰：“臣闻七十里为政于天下者，汤是也，未闻以千里畏人者也。《书》（《商书仲虺之诰》，下同）曰‘汤一征，自葛始’，天下信之，东面而征西夷怨，南面而征北狄怨，曰：‘奚为后（言何为不先来伐我）我。’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（虹也）也，归市者不止，耕者不变（动也），诛其君而吊其民，若时雨降，民大悦，《书》曰：‘徯（待也）我后（君也），后来其苏（复生也）。’今燕虐其民，王往而征之，民以为将拯（救也）己于水火之中也，箪食壶浆以迎王师，若杀其父兄、系累（絷缚也）其子弟、毁其宗庙、迁其重器（宝玉之器），如之何其可也？天下固畏齐之强也，今又倍地（并燕而增一倍之地）而不行仁政，是动天下之兵也。王速出令，反其旄（老人）倪（小儿），止其重器，谋于燕众，置君而后去之，则犹（尚也）可及止（及其未发而止之也）也。”

　　朱熹曰：“千里畏人，指齐王也。一征，初征也。天下信之，信其志在救民不为暴也。此言汤之所以七十里而为政于天下也，齐之取燕，若能如汤之征葛则燕人悦之，而齐可为政于天下矣。今乃不行仁政而肆为残虐，则无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诸侯之心，是以不免乎以千里而畏人也。”

　　齐人伐燕，或问曰：“劝齐伐燕，有诸？”曰：“未也。沈同问燕可伐与，吾应之曰‘可’，彼然而伐之也。彼如曰‘孰可以伐之’，则将应之曰‘为天吏则可以伐之’。”

　　吕大临曰：“奉行天命谓之天吏。废兴存亡惟天所命，不敢不从，若汤武是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燕、齐皆列国也，燕虽不道，齐非天子而擅兴师以伐之，律之以春秋之法固有不当然者，此孟子所以有天吏之说也。况燕之与齐，地丑德齐，无甚相远，然燕之君不当以先君之位而予诸人，而其臣亦不当受其君之位而不辞，是时周室微弱，不能执九伐之权，燕齐接壤而邻国有变乱为之救正，亦不为过。然是时燕民无罪而为乱者在子哙、子之，齐人既胜燕之后，即当如孟子所言，速出令而返其民之老小，置其国之宝器，诛其君臣之作乱者，然后谋于燕之世臣耆旧，别立君而去，其于燕之土地、人民无所利之，如此，则是为邻国定乱非取而有之也。齐王虽非天吏，然存兴灭继绝之心、诛乱安人之意，亦庶几乎汤武之师矣。先儒谓汤十一征不是全灭其国取之，则是蹊田而夺之牛，齐王杀其父兄、系累其子弟、毁其宗庙、迁其重器，则是灭绝其国矣，安能逆止诸侯之兵哉？此孟子为齐人画为区处取燕之策，可以为后世用兵定乱之法。

　　孟子曰：“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。三里之城、七里之郭（外城），环而攻之而不胜，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，然而不胜者，是天时不如地利也；城非不高也，池非不深也，兵革（甲也）非不坚利也，米粟（谷也）非不多也，委而去之，是地利不如人和也。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，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。得道者多助，失道者寡助，寡助之至亲戚畔之，多助之至天下顺之。以天下之所顺，攻亲戚之所畔，故君子有不战，战必胜矣。”

　　朱熹曰：“天时，谓时日支干、孤虚旺相之属也。地利，险阻城池之固也。人和，得民心之和也。三里、七里，城郭之小者。郭，外城；环，围也。言四面攻围，旷日持久，必有值天时之善者。委，弃也。言不得民心，民不为守也。域，界限也。言不战则已，战则必胜。”

　　张栻曰：“得道者顺乎理而已，举措顺理则人心悦服矣，先王之所以致人和者在此而极。夫多助之效至于天下顺之，其王也孰能御之？失道则违拂人心，心之所暌，虽亲亦疏也，不亦孤且殆哉？虽有高城深池，谁与为守？”

　　臣按：孟子言天时、地利、人和三言者，万世用兵之要也，然就其中权其轻重而言，则天不如地、地不如人，用兵以争天下而不得人心之和，虽得天时、地利，犹无得也。先儒谓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，得人心在得道，本乎道以得人心，则地利之险有人以为之守，天时之善有人以为之乘，先王之守国家用天下，本末具举，如此，则固以得道得人心为本，而亦不废天时、地利之末也。夫用兵者固欲夫三者之兼举，然所以收人心而使之和者，又非临时可致者也，则又在乎平日省刑罚、薄税敛，教之以孝弟忠信，行先王之政以恤其民，如此，则无敌于天下而为天吏矣，则虽地利不固而天时未顺，亦足以自守矣，况兼得天时、地利也哉？

　　孟子曰：“《春秋》无义战，彼善于此则有之矣。征者上伐下也，敌国不相征也。”

　　朱熹曰：“《春秋》每书诸侯战伐之事必加讥贬，以著其擅兴之罪，无有以为合于义而许之者，但就中彼善于此者则有之，如召陵之师之类是也。征所以正人也，诸侯有罪则天子讨而正之，此《春秋》所以无义战也。”

　　孟子曰：“仁人无敌于天下，以至仁伐至不仁，而何其血之流杵（舂杵）也。”

　　朱熹曰：“《武成》言武王伐纣，纣之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，血流漂杵。孟子言此则其不可信者，然《书》本意乃谓商人自相杀，非谓武王杀之也。孟子之设是言惧后世之惑，且长不仁之心耳。”

　　孟子曰：“有人曰我善为陈、我善为战，大罪也。国君好仁，天下无敌焉，南面而征北狄怨，东面而征西夷怨，曰‘奚为后我’。武王之伐殷也，革车三百两、虎贲三千人，王曰‘无畏，宁尔也’，非敌百姓也，若崩厥角稽首。征之为言正也，各欲正己也，焉用战？”

　　朱熹曰：“制行伍曰陈，交兵曰战。民为暴君所虐皆欲仁者来正己之国也。”

　　张栻曰：“不志于仁而徒欲以功力取胜，则天下孰非吾敌？胜与负均为残民而逆行耳。”

　　许谦曰：“孟子之时，皆尚攻战，能者为贤臣，而孟子乃以为大罪。盖国君苟能行仁政以爱其民，使之饱暖安佚，则下民亲戴其上矣，其他国之民受虐于君者心必归于此，人既乐归于我，我以亲上之民而征虐民之君，则其民岂肯与我为敌哉？”

　　臣按：孟子此三章皆明征伐之事，一章言春秋之时无义战之兵，二章言武王仁义之师无血流漂杵之事，三章言汤武仁义之师必不用我善为战之人。

　　《老子》曰：以道佐人主者，不以兵强天下。其事好还，师之所处荆棘生焉，大军之后必有凶年，故善者果而已矣，不敢以取强焉。果而勿矜，果而勿伐，果而勿骄，果而不得已，果而勿强。物壮则老，是谓非道，非道早已。

　　林希逸曰：“兵，凶器也。我以害人，人亦将以害我，故曰其事好还。用师之地，农不得耕，则荆棘生焉；用兵之后，伤天地之和气，则必有凶年之灾。”

　　臣按：人臣之佐君，当以道胜天下，使天下之臣庶皆出于吾道化之下，若不能以道胜而惟以兵强焉，则所以佐其君者非其道矣。所以然者，好胜者必遇其敌，吾以兵加人，而人亦以兵加我，一往一返，必然之理也。矧兵戈一兴，农业必废，杀戮既盛，天和必伤，在地则生荆棘，在天则召水旱，在人则致疾疫，兵虽不可用，亦不能不用，是以善于用兵者必果焉。果者何？果决其所行也。所以除残暴、戡祸乱，不果则民害不除而无有已时，如是用兵，斯之谓善，非用以之取强于天下也，用之取强则非善矣。然所谓果者，若矜伐自骄，得已而不已，恃强以陵人，则不可也。必勿矜、勿伐、勿骄、勿强，不得已焉，恒于果敢之中而存抑谨之意，如是，则吾之兵不至于过壮而老矣。盖兵直为壮，曲为老，凡物皆然，故曰物壮则老。苟用兵而矜伐骄强，可以已而不已，则必过壮而老矣，如此，则是不能以道佐主，不能以道佐主则有速死之理，故曰非道早已。

　　又曰：夫佳兵者不祥之器。物或恶之，故有道者不处。是以君子居则贵左，用兵则贵右。兵者不祥之器，非君子之器，不得已而用之，恬淡为上，故不美也。若美必乐之，乐之者是乐杀人也。夫乐杀人者，不可得志于天下矣。

　　臣按：佳之为言美也，兵者凶事而以之为佳美，是乃世间一种不吉利不祥善之器具也，惟其为不祥之器，是以其用也，在物无不恶之，乃人亦或有以为佳美不恶之者，无乃反以兵为佳乎哉？有道之士心恬淡而志无为，惟以道德为乐，不以兵戎为佳，岂肯处其身于不祥之地而杀人以为乐哉？后世人主如以用兵为佳、杀人为乐，本欲求以得志于天下，卒之殒身覆宗者多矣，老氏之言所宜深戒。

　　又曰：以正治国，以奇用兵，以无事取天下。

　　臣按：老氏此三言所谓以正治国、以无事取天下，与圣人之道无以异也。以奇用兵，说者谓奇为诈术，臣窃以为不然，盖所谓奇者，若所谓攻其无备、出其不意、避实击虚、乘机设覆，非所谓偏邪不正也。

　　又曰：善为士者不武，善战者不怒，善胜敌者不与，善用人者为之下，是谓不争之德，是谓用人之力。

　　臣按：为士者必以文事，而武自名非以善士矣。战所以行天讨，非以泄己怒也，以怒为战，非善战矣。与人战而胜焉非善胜也，不与敌战而敌服，斯乃为善胜矣。用人而为之下，不以己长胜物，不以己有陵物，则于用人之道善矣。若是者，皆是不争之德而能用人之力者也。

　　又曰：用兵有言，吾不敢为主而为客，不敢进寸而退尺，是谓行无行、攘无臂、仍无敌、执无兵。祸莫大于轻敌，轻敌几丧吾宝，故抗兵相加，哀者胜矣。

　　臣按：老氏所谓用兵有言，谓世人之用兵者有如此言也。我不敢先动而惟应人，是为不敢为主而为客；我之进也固寸步不敢先，若其退也虽至于尺亦不计焉。行然后能行，吾之用兵行而若不行；攘者必以臂，吾之行兵如人之攘而不用臂；遇敌必因仍之，吾所因者敌而若无敌；执持必以兵，吾所执者兵而若无兵，若是者盖以不争为德也。然争固不可，而轻敌亦不可，是故行兵之祸，轻敌为最大，轻敌而忽之，不以为哀而反以为喜，则吾所以为国之宝，几何而不为所丧乎？故两敌之国，抗兵以相加，其一自哀者常胜，哀者不以用兵为喜，恒戚戚然悲念也。惟其不喜于用兵，其志恒有哀矜之意，惟恐或至失误以丧吾所恃之宝也，则宝常为我所有矣。宝者何？国宝于民也，用兵而能哀，其亦异乎以兵为佳者矣。不以兵为佳而以为哀，非不得已不用焉，则必不至于败衄而丧吾之所宝者矣。

　　《荀子》曰：观国之强弱，贫富有征验，上不隆礼则兵弱，下不爱民则兵弱，己诺不信则兵弱，庆赏不渐则兵弱，将率（与帅同）不能则兵弱。

　　臣按：国之强弱在乎兵，就《荀子》之言而反观之，是故上隆礼则兵强矣，下爱民则兵强矣，己诺而能信则兵强矣，庆赏以其渐则兵强矣，将率能其任则兵强矣。观人之国者不必观乎其卒伍，观是五者有能有不能者，则其强弱可知也已。

　　临武君（盖楚将，不知其姓名）与孙卿议兵于赵成王前，王曰：“请问兵要。”对曰：“上得天时，下得地利，观敌之变动，后之发，先之至，此用兵之要术也。”孙卿曰：“不然。臣所闻古之道，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一民，弓矢不调则羿不能以中六微，马不和则造父不能以致远，士民不亲附则汤、武不能以必胜也。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也，故兵要在乎附民而已。”临武君曰：“不然。兵之所贵者势力也，所行者变诈也，善用兵者感忽（恍忽也）悠闇（远视）莫之所从出，孙、吴用之无敌于天下，岂必待附民哉？”孙卿曰：“不然。臣之所道，仁人之兵，王者之志也。君之所贵，权谋势力也；所行，攻夺变诈者，诸侯之事也。仁人之兵不可诈也，彼可诈者，怠慢者也、路（暴露）亶（读为袒，露袒谓上下不相覆）者也、君臣之间滑（乱也）然有离德也，故以桀诈桀犹巧拙有幸焉，以桀诈尧，譬之以卵投石、以指挠（搅也）沸（汤也），若赴水火，入焉焦没耳。故仁人上下百将一心，三军同力，臣之于君也、下之于上也，若子之事父、弟之事兄，若手臂之捍头目而覆胸腹也，诈而袭之于先惊而后击之一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荀卿此言反本之论也。所谓兵要在附民，民不亲附则汤武不能以必胜，若权谋势力以行诈，施之于其敌犹有工拙，若遇仁义之主，民亲附而将用命，何所用哉？

　　陈嚣问孙卿子曰：“先王议兵，常以仁义为本，仁者爱人，义者循理，然则又何以兵为？凡所为有兵者，为争夺也。”孙卿曰：“仁者爱人，爱人故恶人之害之也；义者循理，循理故恶人之乱之也。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，非争夺也，故仁人之兵，所存者神，所过者化，若时雨之降，莫不说喜。”

　　臣按：荀卿此言可见帝王之兵非禁暴除害不敢轻举，所以为仁义之师，故其所存者神妙而不测，所过者化融而无迹，此其所以为王道而上下与天地同流，固非伯功小小补塞间隙之可比，又岂非因小忿、争小利者所可同年语哉？

　　《三略》曰：务广地者荒，务广德者强；能有其有者安，贪人之有者残。残灭之政，累世受患。造作过制，虽成必败。舍己而教人者逆，正己而化人者顺。逆者乱之招，顺者治之要。又曰：圣王之用兵，非乐之也，将以诛暴讨乱也。夫以义诛不义，若决江河而溉爝火，临不测而挤欲坠，其克必矣。所以优游恬淡而不进者，重伤人物也。夫兵者不祥之器，天道恶之，不得已而用之，是天道也。夫人之在道，若鱼之在水，得水而生，失水而死，故君子者常惧而不敢失道。

　　臣按：《三略》之书，或谓为太公之书，然其中所引《军谶》及所谓英雄侵盗县官等语，皆非三代以前之言，然汉光武尝引其言以为诏，则此书之传亦已远矣。其中可取者鲜，然此数言者庶几不悖于圣贤之旨，故录之，不以人而废言也。

　　《司马法》曰：杀人安人，杀之可也；攻其国爱其民，攻之可也；以战止战，虽战可也。故仁见亲，义见说，智见恃，勇见方，信见信。内得爱焉，所以守也；外得威焉，所以战也。战道，不违时、不历民病，所以爱吾民也；不加丧、不因凶，所以爱夫其民也；冬夏不兴师，所以兼爱民也。故国虽大，好战必忘；天下虽安，忘战必危。

　　先王之治，正名治物，立国辨职，以爵分禄，诸侯说怀，海外来服，狱弭而兵寝，圣德之治也。其次，贤王制礼乐法度，乃作五刑，兴甲兵以讨不义。礼与法，表里也；文与武，左右也。

　　陈师道曰：“齐威王使其大夫追论古者《司马兵法》，附以先齐大司马田穰苴之说，号曰《司马穰苴兵法》。夫所谓古者《司马兵法》，国之政典也；所谓《穰苴兵法》，太史迁之所论，今博士弟子之所诵说者也。昔周公作政典，司马守之以佐天子平邦国、正百官、均万民，故征伐出于天子，及上废其典、下失其职而周衰矣，故征伐出于诸侯，典之用舍兴坏系焉。迁徒见七国楚汉之战以诈胜而身固未尝行道也，遂以仁义为虚名而疑三代以文具，可谓不学矣。谨按传记所载《司马法》之文今书皆无之，则亦非齐之全书也，然其书曰‘礼与法表里，文与武左右’，又曰‘杀人以安人，杀之可也；攻其国爱其民，攻之可也；以战去战，虽战可也’，又曰‘冬夏不兴师，所以兼爱民’，此先王之政何所难哉？”

　　臣按：宋人辑兵法择其切要者为七书，而《司马法》比诸家为优，其言多可取者，而此数言其尤也。

　　《尉缭子》曰：凡兵不攻无过之城，不杀无罪之人。夫杀人之父兄，利人之货财，臣妾人之子女，此皆盗也。故兵者所以诛暴乱、禁不义也。兵之所加者，农不离其田业，贾不离其肆宅，士夫不离其官府，由其武议，在于一人，故兵不血刃而天下亲焉。又曰：欲生于无度，邪生于无禁。太上神化，其次因物，其下在于无夺民时、无损民财。夫禁必以武而成，赏以文而成。又曰：兵者凶器也，争者逆德也。事必有本，故王者伐暴乱本仁义焉。战国以立威、抗敌、相图而不能废兵也。兵者以武为植，以文为种，武为表，文为里。能审此二者，知胜败矣。文所以视利害、辨安危，武所以犯强弱、力攻守也。

　　臣按：先儒谓《尉缭子》虽未能纯王政，亦可谓窥本统矣，而此数言庶几古人仁义之师可取也，至其他篇以杀垂教，弃而不用可也。

　　《史记》：兵者，圣人所以讨强暴、平乱世、夷险阻、救危殆，自含血戴角之兽见犯则校，而况于人怀好恶喜怒之气，喜则爱心生，怒则毒螫加，情性之理也。昔黄帝有涿鹿之战以定火灾，颛顼有共工之陈以平水害，成汤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乱，递兴递废，胜者用事，所受于天也。自是之后，名士迭兴，晋用舅犯而齐用王子（子成父），吴用孙武，申明军约，赏罚必信，卒伯诸侯，兼列邦土，虽不及三代之诰誓，然身宠君尊，当世显扬，可不谓荣焉？岂与世儒闇于大较（法也），不权轻重，猥云德化，不当用兵，大至窘辱失守，小乃侵犯削弱，遂执不移等哉！故教笞不可废于家，刑罚不可捐于国，诛伐不可偃于天下，用之有巧拙、行之有逆顺耳。夏桀、殷纣手搏豺狼、足追驷马，勇非微也；百战克胜，诸侯摄伏，权非轻也；秦二世宿军无用之地，连兵于边陲，力非弱也；结怨匈奴，絓祸于越，势非寡也。及其威尽势极，闾巷之人为敌国，咎生穷武之不知足，甘得之心不息也。

　　臣按：司马迁载此于《律书》，言律而先言兵，不言兵之用而言兵之偃，首推原兵戎之始而及春秋、战国善战之士，次及桀、纣二世之失，而以孝文拒陈武之言终焉。盖欲世主偃兵息民、绥和通使，使民气欢洽，阴阳协和，以为造律之本，其意善矣。但其谓孙武辈申明军约，身宠君尊以为荣，则犹战国之气习也。夫帝王用兵，出于不得已以除民害耳，岂所以为身荣哉？若夫所谓世儒闇于大较，不权轻重，权之一字，诚用兵可否之决也。臣以为权于轻重以事言之，不若权于是非则以理决之之为得也。

　　汉高祖时，陆贾时时前说《诗》《书》，帝骂之曰：“乃公居马上而得之，安事《诗》《书》？”贾曰：“居马上得之，宁可以马上治之乎？文武并用，长久之道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文武并用，长久之道也，必古有是言而贾称之，其言仅八字，古今为治，所以立国本、成国治、延国祚诚莫外焉。承天命以安民生者，其可用一而遗一乎？

　　陆贾曰：“天下安，注意相；天下危，注意将。将相和调则士豫附，天下虽有变，权不分。”

　　臣按：陆贾此言虽一时为陈平画计以谋诸吕，然而国家有变，未有将相乖异而能安定者，此则百世之所同也。

　　汉宣帝时，魏相上书曰：“臣闻之，救乱诛暴谓之义兵，兵义者王；敌加于己不得已而起者谓之应兵，兵应者胜；争恨小故、不忍愤怒者谓之忿兵，兵忿者败；利人土地货宝者谓之贪兵，兵贪者破；恃国家之大、矜民人之众欲见威于敌者谓之骄兵，兵骄者灭。此五者非但人事，乃天道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魏相论用兵之名有五，首以臣闻之为言，盖自古有此言而相引之以为宣帝告也。后世人主有欲用兵者，恒必以其所遇之敌、所行之事揆之以五者之名，于兹五者果何当欤？必合于义而王、应而胜，然后不得已而兴师动众，苟或有类于所谓忿、贪、骄者则亟止之，而不使其沦于败破灭之地，则所行者下顺人心、上合天道而无敌于天下矣。

　　宋欧阳修言于仁宗曰：“自古王者之治天下，虽有忧勤之心而不知致理之要则心愈劳而事愈乖，虽有纳谏之明而无力行之果断则言愈多而听愈惑。伏思圣心所甚忧而当今所最阙者，不过曰无兵也、无将也、无财用也、无御戎之策也、无可任之臣也。此五者陛下忧其末，而臣谓今皆有之，然陛下未得而用之者，何哉？曰朝廷有三大弊故也，何谓三大弊？一曰不谨号令，二曰不明赏罚，三曰不责功实，三弊因循于上，则万事废坏于下。”

　　臣按：欧阳修当仁宗时上此疏，其言虽为宋而发，然而天下后世威武所以不振、治道所以不立者，政坐此三者而已。诚能谨号令之颁、明赏罚之施、责功实之效，则兵将财用不患其无，任用有其臣、御戎有其策矣，内修外攘，百事具举，威武岂有不振也哉？

　　韩琦言于仁宗曰：“今献策陈边事者，不过欲朝廷选择将帅、训习士卒、修利戈甲、营葺城隍、广畜资粮，以待黠羌之可胜，此为安边捍寇之切务，然而凡人之虑皆能及之。臣窃以谓此特外忧而已，虽汉唐全盛之时，岂能使四夷常自窜伏而保不为盗哉？若乃纲纪不立、忠佞不分、赏罚不明、号令不信、浮费靡节、横赐无常、务宴安之逸游、纵宫庭之奢靡、受女谒之干请，容近昵之侥幸，此臣所谓内患也。且四夷内窥中国，必观衅而后动，故外忧之起必始内患。臣今为陛下计，莫若先治内患以去外忧，内患既平外忧自息，譬若木之有本末，未有本固而枝叶不盛者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为治之大纲曰文与武，文事修而武事不备，犹天之有阳而无阴、地之有柔而无刚、人之有仁而无义也。是以自古帝王虽以文德为治，而所以济其文而使之久安长治者，未尝不资于武事焉。然武之为用，不以用之为功而以不用为大故，武之为文以止戈为义也，是以国家常以武备与文教并行，先事而为之备，无事而为之防，所以遏祸乱于将萌、卫治安于长久，不待乎临事而始为之、有事而后备之也，不然，则无及矣。臣故历考经史所载威武之事备载之，而举韩琦先治内患之说终焉。昔所谓上策莫如自治者也，琦谓自治之策，立纪纲、分忠佞、明赏罚、慎号令、节浮费、罢横赐、省逸游、禁奢靡、绝干请、抑侥幸，能行此数者则内无患矣，内既无患则威武之本立矣，虽有外患，庸何忧哉？

　　已上总论威武之道（下）
　

卷一一七

　　▲军伍之制

　　《周礼小司徒》：乃会万民之卒伍而用之，五人为伍，五伍为两，四两为卒，五卒为旅，五旅为师，五师为军。以起军旅，以作田役（功力之事），以比追（逐寇）胥（伺盗捕贼），以令贡赋（施政令以贡赋之事）。

　　郑玄曰：“用，谓使民事之也。伍、两、卒、旅、师、军皆众之名，两二十五人，卒百人，旅五百人，师二千五百人，军万二千五百人，此皆先王因农事而定军令者也。欲其恩足相恤，义足相救，服容相别，音声相识。”

　　臣按：此即五家为比，五比为闾，四闾为旅，五旅为党，五党为州，五州为乡之制。

　　乃均土地，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数。上地家（有夫有妇为家）七人，可任也者家三人；中地家六人，可任也者二家五人；下地家五人，可任也者家二人。凡起徒役，毋过家一人，以其余为羡（饶也），唯田与追胥竭（尽也）作（行也）。

　　贾公彦曰：“凡起徒役，毋过家一人，以其余为羡者，一家兄弟虽多，除一人为正卒，正卒之外其余皆为羡卒。唯田与追胥竭作，非直正卒一人，其羡卒尽行也。”

　　吴澂曰：“以田赋出军，古法也，今则难行，何也？古者田役追胥在一乡之中，近止数十里，远则数百里，其行速而期近，故丁夫无畏惮，室家无怨恩。秦汉以来，万里长戍，民之惮行如往弃市，于斯之时，乃假《周官》之说以抽民丁，甚可悲也。今兵农既分，制虽非古，然兵受廪给，不耕而食，虽劳而不怨；民出赋税，免于征行，虽贫而不劳。若夫募兵之法，悬以重赏，使自应募而又使之二十备戎行、五十免军役，斯尽善矣，此斟酌之得宜。”

　　臣按：成周因田赋而出军，必先均平其土地之高下，遍知其人丁之多寡，又于人口之中考其身力之强弱能任其事与否，若其家七人之中有任事者三人，惟用其一人为正卒，其余为羡卒也。用其正卒一人，合四家编次为一伍，积累而上，阶级相承以为伍、两、卒、旅、军、师之制，因地剂而起则人无贫窘，非任事不用则士无疲懦。此制一定，遇有征伐则起之以为军旅，当教阅则作之使趋田役，遇有盗贼则比之使与追捕，遇夫闲暇则令之使出贡赋，盖有事则随时起调，无事则依旧输纳，每正卒之外皆有余丁以为之副贰，随阙而随补。军伍无有空也，多用则多起，分数无不足也。先儒谓先王足兵而未尝有兵，非无兵也，用之则布满于行陈，不用则收敛而归之田里，此万世无弊之军政也。后世舍无弊之法而用有弊之法，古制一失，永不可复，可慨也夫。

　　大司马，凡制军，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，王六军、大国三军、次国二军、小国一军，军将皆命卿；二千有五百人为师，师帅皆中大夫；五百人为旅，旅帅皆下大夫；百人为卒，卒长皆上士；二十五人为两，两司马皆中士；五人为伍，伍皆有长，一军则二府、六史、胥十人、徒百人。

　　吕祖谦曰：“一军之制，为人万二千五百，损一人则不足，增一人则有余。大国之三军也，地方百里而其人仅足以具三军也；次国之二军也，地方七十里而其人仅足以具二军也；小国一军也，地方五十里而其人仅足以具一军也。地有限则人有限，人有限则军有限，虽欲僭侈其人，亦窘于无人而不得骋矣。王纲上举，侯度下修，大不侵小，强不犯弱，地有常地，人有常人，军有常军，虽欲如晋之僭，岂可得哉？”

　　吴澂曰：“伍一比也，两一闾也，卒一旅也，旅一党也，师一州也，军一乡也，家所出一人，将、帅、长、司马其师史者也。成周寓兵于农，方其无事为农，则万二千五百家而为一乡，乡大夫卿一人，及其有事以为兵，则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，军将皆命卿，即乡大夫之卿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成周之制，兵籍于大司徒，征行则属之大司马，凡其有事以起徒役，则皆前日之农也，士不待迁皆吾民，将不改置即吾吏，居则联其家而为比、闾、旅、党，出则联其人以为伍、两、卒、旅，六乡之官皆折冲御侮之人，六乡之人皆敌忾伏节之士，有事则驱之于行陈，事已则归之于田里，父死而子继，无招收之繁而数不阙，自耕而自食，无廪给之费而食自饱，兵无屯戍之劳，将无握兵之患。先王之时，所以守则固、战则克，内足卫中国、外足威四夷，岂非制军之得其道欤？

　　《春秋》：成公元年，作丘甲。

　　胡安国曰：“作丘甲，益兵也。为齐难作丘甲，益兵备敌重困农民，非为国之道，其曰作者，不宜作也。”

　　刘敞曰：“鲁不务德而务广，力不务益义而务益，兵以王者之制论之，则作丘甲之罪大矣。王者之制，诸侯不得擅赋税其民，今不循先王之制而以意为准，必乱之道也，是以圣人禁之。”

　　臣按：先儒谓兵制之变始坏于齐之内政而家一人焉，继坏于晋之州兵而家五人焉。长勺之战，桓公自谓带甲十万、车五千乘，叔向亦谓寡君有甲车四千乘，则兵制之增益于古可知矣。循袭效尤，鲁遂作丘甲，厥后楚为乘广、魏为武士、秦为戎卒，古制亡矣，兵农遂分，更历千载，永不可复。《春秋》作丘甲之书，其垂戒后世，意深切矣。

　　班固《汉志》曰：殷周以兵定天下，天下既定，戢藏干戈，教以文德，犹立司马之官、设六军之众，因井田而制军赋。地方一里为井，井十为通，通十为成，成方十里，成十为终，终十为同，同方百里，同十为封，封十为畿，畿方千里，有税（税为田租）有赋（赋谓发赋敛之财），税以足食，赋以足兵。故四井为邑，四邑为丘，丘十六井也，有戎马一匹、牛三头；四丘为甸，甸六十四井也，有戎马四匹、兵车一乘、牛十二头、甲士三人、卒七十二人，干戈备具，是谓乘马之法。天子畿方千里，提封百万井，定出赋六十四万井，戎马四万、匹兵车万乘，故称万乘之主。戎马、车徒、干戈素具，五国为属，属有长，十国为连，连有帅，三十国为卒，卒有正，二百一十国为州，州有牧，此先王为国立武足兵之大略也。

　　薛氏（失其名）曰：“周制万二千五百人为军，六军七万五千人，千里之畿，提封百万井，定出赋六十四万井，一井之田八家耕之，总计六十四万井之田为五百一十二万家，家之一夫为五百一十二万夫，以此夫众而供万乘之赋，是为七家而赋一兵，自夫率之，七家相更以给军，则王畿之内凡七征而役方一遍焉。”

　　臣按：三代因井田而制兵赋，故有乘马之法，后世骑战不复用车，姑备其制于此。说者谓王畿之兵凡七次征行而役一遍，方成周盛时，百年之中兵不三四举，是以其兵虽设而其人老死而不试者多矣。然先王立法周而虑患远，固未尝好战，亦未尝忘战，制为立武足兵之法，凡七家而给一兵，七征而役一次，先儒谓先王忠厚之至，更劳均逸，不欲穷兵之力也有如此夫。

　　《国语》：齐桓公任管仲作内政以寓军令，制国：“五家为轨，轨为之长；十轨为里，里有司；四里为连，连为之长；十连为乡，乡有良人焉。以为军令，五家为轨，故五人为伍，轨长帅之；十轨为里，故五十人为小戎，里有司帅之；四里为连，故二百人为卒，连长帅之；十连为乡，故二千人为旅，乡良人帅之；五乡一帅，故万人为一军，五乡之帅帅之。三军，故有中军之鼓，有国子之鼓，有高子之鼓。春以（蒐同）振旅，秋以狝治兵，是故卒伍整于里，军旅整于郊。内教既成，令勿使迁徙，伍之人祭祀同福，死丧同恤，福灾共之，人与人相畴（匹也），家与家相畴，世同居，少同游。故夜战声相闻，足以不乖；昼战目相视，足以相识，其欢欣足以相死。居同乐，行同和，死同哀，是故守则同固，战则同强。君有此士也三万人，以方（犹横也）行于天下，以诛无道，以屏周室，天下大国之君莫之能御也。”

　　苏轼曰：“王者之兵出于不得已而非以求胜敌也，故其为法要以不可败而已。管仲欲以岁月服天下，故变古司马法而为是简略速胜之兵。”

　　李觏曰：“管仲相桓公，作内政而寓军令焉，故卒伍定乎里而军政成乎郊，连其什伍，居处同乐，死生同忧，福祸共之，故夜战则其声相闻，昼战则其目相见，缓急足以相死。其教已成，外攘夷狄，内尊天子，以安诸夏，然则军之法固尝试之矣。”

　　臣按：管仲内政谓得此士三万人以方行于天下，天下大国莫能敌。后世之兵动以十百万计，而往往不能成功而反以取败，此无他，所以什伍之者无定制，所以教养之者无成法，所以通融而使之相保卫者无常心，此其所以虽多而不得其用也。内政之作，犹有三代乡兵之遗意，后有作者于兵农既分之后，略放其意而制其兵，是亦可以足兵矣。

　　《汉志》：天下既定，踵秦而制材官于郡国，京师有南北军之屯。至武帝平百粤，内增七校，外有楼船，皆岁时讲肄，修武备云。至元帝时，以贡禹议始罢角抵，而未正治兵振旅之事也。

　　易祓曰：“汉之兵制莫详于京师南北军之屯，虽东西两京沿革不常，然皆居重驭轻而内外自足以相制，兵制之善者也。是时兵农未分，南北两军官调诸民，犹古者井田之遗意，北军番上，与南军等，南军卫士调之郡国，而北军兵卒调之左右京辅。”

　　林駉曰：“汉制，南军卫宫，卫尉主之；北军护京，中尉主之。南军则有郎卫、兵卫之别，如三署诸郎、羽林、期门则皆郎卫也；如卫士令丞、诸屯卫侯则皆兵卫也。是卫也，非南军守宫之卫乎？北军则有调兵、募兵之分，如三辅兵卒，则是调兵而卫，如八校、胡骑则是募兵而卫，是卫也非北军护京之卫乎？此汉人南北军之制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三代兵有定制，见于《周官》者可考也。自迁、固史皆不志兵，而此数言者附见班史《刑法志》中，固之意谓兵乃刑之大者，如《虞书》“蛮夷猾夏，寇贼奸宄”而掌于皋陶之刑之意。虽然帝世纯用德化而汉以战争得天下，岂其伦哉？遂使一代兵戎之制无所于考，可慨也。抑考古制，王前朝后市而王宫在南，故汉卫宫之兵在城内者为南，宫城之军既谓之南则京城之军谓之北，所以别也。本朝设锦衣旗手等十二卫亲军指挥使司，即汉南军卫宫之意；立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，即汉北军卫京之意。

　　汉调兵之制，民年二十三为正，一岁为卫士，二岁为材官骑士，习射御驰战陈；年六十五衰老乃得免为庶民，就田里。

　　更有三品，有卒更、有践更、有过更。古者正卒无常，人皆迭为之，一月一更，为更卒也。

　　如淳曰：“卒更者正身供正役也，践更者以钱雇直代行者也，过更者亦以钱雇直，不行者输之县官以给代者也。”臣按：以上汉一代军制大略具焉。

　　《唐志》云：唐有天下二百余年，而兵之大势三变。其始盛时有府兵，府兵后废而为广骑，广骑又废为方镇之兵，及其末也，强臣悍将兵布天下，而天子亦自置兵于京师，曰禁军。

　　臣按：唐一代军制大略具于此。

　　府兵之制，起自西魏、后周而备于隋，唐兴因之。武德初，始置军府，以骠骑、车骑两将军领之，析关中为十二道，道皆置府，三年更以道为军，军置将、副各一人，以车骑府统之，六年废十二军，既而复之，军置将军一人，军有坊置主一人。太宗贞观十年，总置折冲府，凡天下十道，置府六百三十四，皆有名号，而关内二百六十有一，皆以隶诸卫。

　　杜牧曰：“为国者不能无兵也，居外则叛，韩、黥、七国、禄山、仆固是也；居内则篡，卓、莽、曹、马以下是也。使外不叛、内不篡，兵不离伍，无自焚之患，将保颈领，无烹狗之谕。古今已还，法术最长，其置府立卫乎？”

　　欧阳修曰：“古之有天下国家者，其兴亡治乱未始不以德，而自战国、秦汉以来，鲜不以兵，夫兵岂非重事哉？然其因时制变，以苟趋利便，至于无所不为，而考其法制虽可用于一时，而不足施于后世者多矣，惟唐立府兵之制颇有足称焉。盖古者兵法起于井田，自周衰王制坏而不复，至于府兵始一寓之于农，其居处教养、蓄财待事、动作休息皆有节目，虽不能尽合古法，盖得其大意焉，此高祖、太宗之所以盛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史谓府兵之置，居无事时耕于野，其番上者宿卫京师而已，若四方有事，则命将以出，事解辄罢兵散于府、将归于朝，故士不失业而将帅无握兵之重，所以防微杜渐、绝祸乱之源也。呜呼，太宗远矣，而子孙不能守，唐遂因以衰而至于亡，后之世主其于祖宗之法固不可轻改，而于兵尤当加慎重焉。

　　凡民年二十为兵，六十而免，其能骑而射者为越骑，其余为步兵、武骑、排手、步射。

　　自高宗、武后时天下久不用兵，府兵之法浸坏，番役更代多不以时，卫士稍稍亡匿，至是益耗散，宿卫不能给，宰相张说乃请一切募士宿卫。十一年，取京兆、蒲、同、岐、华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长从兵共二十万，号“长从宿卫”，明年更号曰“广骑”。

　　臣按：欧阳修谓夫置兵所以止乱，及其弊也适足为乱，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养乱而遂至于亡焉。盖以唐之子孙骄弱，不能谨守高祖、太宗之法，屡变其制，驯致于天子弱而方镇强，而唐遂以亡灭，以为措置之势使然。呜呼，兹岂独势之使哉，盖亦人谋之不臧也。

　　德宗与李泌议复府兵，泌因为上历叙府兵兴废之由，且言：“府兵平日皆安田亩，每府有折冲领之，折冲以农隙教习战陈，国家有事征发则以符契下其州及府参验，发之至所期处将帅按阅，有教习不精者罪其折冲，甚者罪及刺史。军还赐勋加赏，便道罢之，行者近不逾时、远不经岁。高宗以刘仁轨为洮河镇守使以图吐蕃，于是始有久戍之役。武后以来承平日久，府兵渐堕，为人所贱，百姓耻为之。又牛仙客以积财得宰相，边将效之，诱戍卒以缯帛寄府库，昼则苦役，夜絷地牢，利其死而没入其财，戍卒还者十无一二，其残虐如此，然未尝有外叛内侮、杀帅自擅者，诚以顾恋田园，恐累宗族故也。自张说募长征兵谓之广骑，李林甫为相，又奏募人为兵，兵不土著，又无宗族，不自重惜，忘身徇利，祸乱自生，至今为梗。向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废，安有如此上陵下替之患哉？陛下思复府兵，乃社稷之福，太平有日矣。”上曰：“俟平河中当与卿议之。”

　　臣按：李泌此言可见府兵之善，三代以后所仅见者也。盖有恒产者有恒心，有所顾惜者，然后不敢恣肆，有所系累者然后不肯弃舍，凡民皆然而兵尤甚。自井田之法废而兵农遂分而不可复合，惟唐府兵之制稍近于古，然行之未久而遂废，李泌当上陵下替之时，思欲复之，然终不能复，可慨也夫。

　　穆宗之初立也，两河略定，萧俯、段文昌以为天下已太平，渐宜销兵，请密诏天下兵镇，有兵处每岁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。穆宗方荒宴，不以国事为意，遂可其奏。军士落籍者众，皆聚山泽为盗，及朱克融、王庭凑作乱，一呼而亡卒皆集，诏诸道兵讨之，诸道兵既少，皆临时召募乌合之众。

　　臣按：安不忘危，天下不可一日无兵备，宁备而无用，不可欲用而无人，此国家之大戒也。

　　宋之兵制大概有三，天子之卫兵以守京师、备征戍，曰禁军；诸州之镇兵以分给役使，曰厢军；选于户籍或应募，使之团结训炼，以为在所防守，则曰乡兵。又有蕃兵，其法始于国初，且籍塞下，团结以为藩篱之兵，其后分队伍，给旗帜，缮营堡，备器械，一律以乡兵之制。

　　太祖起戎行，有天下，收四方劲兵列营京畿，以备宿卫，分班屯戍，以捍边圉。于时将帅之臣入奉朝请，犷暴之民收隶尺籍，虽有桀骜而无所施于其间。咸平以后，承平既久，武备渐宽，仁宗之世，西兵招剌太多，将骄士惰，徒耗国用。神宗更制，联比其民以为保甲，崇宁、大观间增额日广而乏精锐。建炎南渡，收兵卒、招群盗，其初兵不满万，光、宁以后募兵虽众而土宇日蹙。

　　臣按：宋一代军制具于此。臣尝因汉、唐、宋之军制而论之，汉之材官踵秦而置，唐之府兵沿隋而立，宋人鉴五代之失而萃兵京师，然亦多因其旧，本朝虽接元之后，而未尝因元之旧，是何也？元起朔漠，兵制简略，不可为法故也。我祖宗得国之初，在内设锦衣等上十二卫以卫宫禁，设留守等四十八卫以卫京城。上十二卫为亲军指挥使司，番上宿卫，无所隶属，而京城之卫分属五军都督府，遇有征行则调发之。今天下都指挥使司凡十六处而为行都司者四，近又于湖广添一行司为五焉，内外卫凡若干处，其所设军士俱有定数，大率以五千六百名为一卫，一千一百十二名为一千户所，一百一十二名为一百户所，卫分军数或有多寡，而千百户所统则一，每一百户内总旗二名、小旗十名，管领钤束以成队伍，此则本朝军伍之制也。窃考历代兵制，前后多有变更加减，惟今日立制一定，百世不易，盖前代之制多因胜国之旧，或临时制宜，或因时救弊，往往皆出有司之处置、臣子之建请，惟我圣祖久历戎行，洞烛古今之利病，断自宸衷，制为画一之法，可以经久，遵行万世无弊。故自开国至今百有余年矣，圣子神孙恪守成规，以为宗社不拔之基，其间固有军伍悬空之处、将领积多之患，惟在设法填补调停之则尽善矣。

　　苏轼应诏作策，别其一曰定军制：“昔汉之制有践更之卒而无营田之兵，虽皆出于农夫，而方其为兵也不知农夫之事，是故郡县无常屯之兵，而京师亦不过有南北军、期门、羽林而已。边境有事，诸侯有变，皆以虎符调发郡国之兵，至于事已而兵休则涣然各复其故，是以其兵虽不知农，而天下不至于弊者，未尝聚也。唐有天下，置十六卫府兵，天下之府八百余所，而屯于关中者至有五百，然皆无事则力耕而积谷，不惟以自赡养而又足以广县官之储，是以兵虽聚于京师而天下亦不至于弊者，未尝无事而食也。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于畿辅者以数十万计，皆仰给于县官，有汉唐之患而无汉唐之利，择其偏而兼用之，是以兼受其弊而莫之分也。天下之财，近自淮甸而远至于吴楚，凡舟车所至、人力所及，莫不尽取以归于京师，晏然无事而赋敛之厚至于不可复加，而三司之用犹恐其不给，其弊皆起于不耕之兵聚于内而食四方之贡赋。非特如此而已，又有循环往来屯戍于郡县者，皆出自禁兵，大自藩府小至于县镇，往往皆有京师之兵，由是观之，则是天下之地一尺一寸皆天子自为守也。且费莫大于养兵，养兵之费莫大于征行，今出禁兵而戍郡县，远者或数千里，其月廪岁给之外又日供其刍粮，三岁而一迁，往者纷纷，来者累累，虽不过数百为辈，而要其归无以异于数十万之兵三岁而一出征也，农夫之力安得而不竭，馈运之卒安得而不疲。且今天下未尝有战斗之事，武夫悍卒非有劳伐可以邀其上之人，然皆不得为休息闲居无用之兵者，其意以为为天子出戍也，是故美衣丰食，开府库，辇金帛，若有所负，一逆其意则欲群起而噪呼，此何为者也？”

　　臣按：苏轼此策于汉、唐、宋军制之得失了然明白，就其三者而论之，宋之禁军不如汉之践更，汉之践更不如唐之府兵，三代之制不可遽复，必欲复古之渐以壮国势、以省国费，皆莫若唐府兵之尽善焉。然唐行之未百年而中变者，何也？盖府兵之制，无事则番上宿卫京师，有事则调发出征四远，虽曰寓兵于农，暇则耕稼，然军府杂郡县之中，士卒混编民之内，其他徭役科征未能尽蠲，况又承平日久，兵政废弛，番易更代多不以时，非法征求分外驱役，此其立制非不善而其行之既久终不能以无弊也。设使当时知其弊之所在，补其罅、举其偏而振其所废坠，虽至今存可也。惟今圣朝建国幽燕直隶八府之地，盖古幽冀之域也，杜牧所谓山东、河北“王不得不王、霸不得不霸之所，其人沈鸷，多材力、重许可、耐辛苦、敦五种、本兵矢，他不能荡者，复产健马，下者日驰二百里，所以兵常当天下。唐自天宝末失此地，其后罄天下之力以经营之不能得其尺寸，人望之若回鹘、吐蕃，无有敢窥者。必欲使生人无事，其要先去兵，不得山东兵不可去，是兵杀人无有已也。”由牧此言观之，则今日京畿之形胜、物力，天下莫敌焉可知已。彼区区叛将以逆犯顺，苟得地之形便尚敢以拒王师，况居万乘之尊、有万方之众而又据形势之便者哉？文皇建都于此余六十年矣，承平日久，民不知兵，武备不无少弛，往时一卫以五千六百名为率，今一卫有仅及其半者，甚则什无二三焉，朝廷非不时加整饬，岁遣御史分部清句，而法司亦往往谪有罪者戍边，然终不能复国初之旧。臣愚过为远虑，窃恐自兹以后日甚一日，失今不图，恐后愈难于今矣。请于国家常制之外，于京畿之中别为寓兵之法，用唐人之意而不泥其故迹，因今日之便而不变其常制，不识可乎，请试言之。今京畿八府，其顺天、保定、真定、河间、永平五府实居辇毂之下，所辖十七州八十九县，若见丁尽以为兵，可得四五十万，使今日京辅之间有此劲兵，则国势自尊、国威自壮，视彼列屯坐食之众、游手豢养之徒盖有间矣，万一臣言有可采者，请敕大臣集议，若于旧制无碍、治体有益、民情不拂，即委有心计知治体之臣专主其事，讲求利害，的然有利而无害，然后见之施行。每县因其原设里社制为队伍，一以所居就产为定，里社丁户有不足者，移其少而就多，使之整然有定数，每一里百户分为二队，队五十名，立二总甲（视军卫总旗），每队分为五小甲，甲十名（视军卫小旗），又合十队为一都甲（视军卫千百户）而属之州县，州县属之府，其十年轮当之，里甲咸仍旧焉。凡民差役如皂隶、柴夫等类，科派如岁办、和买等类，一切蠲除之，岁惟养焉、纳粮二事，他赋役皆无焉。其民籍十年一造如旧例，其兵籍每岁季秋一造籍，不以户而以丁，丁以二为一，单丁则合诸他，每丁自备军装器械如军伍制，有司岁时阅视，有不如度及顿坏者易之，民年二十二附籍，五十八免役，尪羸笃废者除其名，秋粮量减其额，或三而去其一或五而取其三，兵不番戍，粮不调运，岁十月上其籍于兵部。五郡（谓顺天等五府）之兵分属五军，州县各为教场，月一点操之，每府又辟平衍地为一大教场，孟冬农隙，兵部奏遣该府都督一员带领将率于此召集民兵，依京场操练，分命御史监督之而纠其不如法者，兵部遣官校马政，工部遣官阅兵器，事竣各具实开奏。遇有征行，按籍起调（又见“京辅之屯”条）。所谓养马之政，计村庄有民居五十家以上者立一马厩，不及数者合诸其邻，每三丁备一种马（俗所谓骡马），并力养之，昼则分牧，夜则合饲，择其中有物力材干之人立为群长，每春种时督其民计丁种粟取秆、种豆取料，至秋成时按亩以收，预为仓场，积草料于近厩之地，以为牧养之费，民无地者官给之，凡境中原额草场为势家奏取为庄田者一切查理还官，分给于民，非但养马兼蓄驴骡以为驾车运递之用，孳生之马有壮健者，印烙毕即俵散壮丁，俾其骑操，官时点视，有疲损者罪其人。如此，则国家不徒得兵，而且有马矣（详见“牧马之政”条）。或曰五郡切近京师，应内外百需所出、百役所萃，今一切罢免，从何措注？请下各部查勘，顺天等五府每岁夫役若干、物料若干，通计该费若干，然后行下户部，计算天下秋粮、夏税、盐钞、坑冶、课程等项名色之数，岁入凡几何，旧积凡几何，经费之外、预备之余，酌量多寡足以备用无阙，其有羡余者别为收贮，以为此五郡雇役之直、买物之费。凡此五郡常年合用夫役，官为计工定直，出此钱雇闲民以代之当（此即宋人雇役法，但宋人取钱于民，今取于官，凡雇民役必先使之当过，然后逐月予直，如当过正月于二月朔日予之）；凡此五郡每岁各办物料，官为先事计算，出此钱随时估以代之售。如此，不徒宽民力以足兵备，亦可以收市井游惰之民，而官府所需之物皆得实用，官吏不多科扰民矣。然则国计仅足不能有余，则如之何？曰设法措置，随时通融，损有余以补之，捐不急以足之，大约计顺天一府一岁所费不过用二十万，其余每府不过十万或五七万耳，土宇之广、民物之众，国家岁入夏秋税粮见今二千六百二十三万余，其他盐粮、课钞亦不下千万之数，捐此五六十万之赀以宽今日畿甸之民，以复古人府兵之制，以壮国势，以张国威，内以固京师、外以慑夷狄，其于国计亦无大损。或曰昔宋韩琦剌民兵于陕西，亦谓得唐府兵法，而司马光六上章以为不便，其后不十年果以之运粮戍边大为民害，皆如光所言，窃恐既籍民为兵之后，而州县科差如故，既受有司之役，又有征戍之苦，民愈不堪也。臣为此议，惟仍州县之旧，而不属之军卫，所谓点操者月惟一行，非若宋人保甲之频数也，农隙教战，朝委将帅，惟于冬月一行，必与御史俱焉，兵不番上，粮不调运，惟于三时农事之隙开通沟洫、筑堤引水以备旱涝，或修筑京城以为急切之备，或干运京储以实近边之阙，除此之外不许他役，有他役者必坐以罪。况此五郡之民差役繁重，不聊生也甚矣，一旦得此优闲，如出汤火以就清爽之地，上感国恩沦肌彻髓，其欢欣鼓舞、铭刻思报为何如哉？此法傥行，非但可以足兵，亦可以省费，内可以壮中国之势、外可以慑外夷之心，立法既定，行之久而成俗，随时制宜、补偏起废，又有待于他日之良臣贤辅焉。

　　以上军伍之制

卷一一八

　　▲宫禁之卫

　　《周书立政》：周公戒于王曰：“王左右常伯（牧民之长）、常任（任事公卿）、准人（守法有司）、缀衣、虎贲。”周公曰：“呜呼，休兹知恤，鲜哉。”

　　蔡沈曰：“掌服器者曰缀衣，执射御者曰虎贲，皆任用之所当谨者。周公于是叹息，言曰美矣此官，然知忧恤者鲜矣。言五等官职之美，而知忧其得人者少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蔡氏谓掌服器者曰缀衣、执射御者曰虎贲，盖侍御仆从中近臣之长也。周公戒成王，乃以之与王左右常伯、常任、准人并称为官职之美，而叹夫知忧其得人为鲜，何也？先儒谓职重者有安危之寄，职亲者有习染之移，其系天下之本一也。由是观之，人君之左右，非但辅弼、侍从之臣不可不得其人，则虽扈从、侍卫之人亦皆不可不得其人也，一不得人则知治体、赞王化者必深以为忧焉。

　　《周礼天官》宫正：掌王宫之戒令纠禁，以时（四时也）比（校也）宫中之官府（谓官府之在宫者）次（次所以待直宿）舍（舍所以待休沐）之众寡，为之版以待，夕击柝（以两木为机以警夜）而比之。国有故，则令宿，其比亦如之。辨外内而时禁，稽其功绪，纠其德行，几（察也）其出入，均其稍食，去其淫怠与其奇邪之民，会其什伍而教之道艺。春秋以木铎修火禁，凡邦之事（祭祀之事）跸宫中庙中则执烛。

　　吴澂曰：“宫正，宫中长也。戒令纠禁者，戒其怠忽，纠其缓散，令之使有为，禁之使勿为也。宫正时比之法者，为之版以待，则籍其名之多少，夕击柝而比则计其人之在否，国有祭祀、兵戎、丧纪之故则其比亦然。王宫有内外，内外严密不可不辨，启闭之际以时而禁，然后为之稽其功之见于绪者，纠其德之见于行者，几其人之出入，均其人之稍食，或有奇邪淫怠之人则斥而去之，然后会其人使之什伍相联，则勉于道艺而教成矣。”又曰：“季春、季秋，火星出入之时，以木铎警众，使修夫火政。跸，止人清道之具。出称警，入言跸，跸止行者，宫正则执烛以为明。”

　　又曰：“宫庭内事固非执政大臣所当与，而属之天官何耶？自古国家危亡之患，多生于房闼，否则生于阉寺，夏商之亡、汉唐之衰，其祸以此。夫妇人女子与夫刑余之人，敢肆其奸以败人之国者，以其无所制而得以逞其不轨之心，一旦祸变，孰得而剪除之哉？如汉之窦武、何进，唐之李训、郑注、元载之徒是也。果丽于冢宰，则小大受制于执政大臣，常有所忌惮而不敢肆其恶，诚可以销患于未萌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澂又言：“周自文王以来，王政先内治，当时侍卫、仆从罔匪正人，虽缀衣虎贲趣马之微，亦惟吉士之求，惟大宰以大臣临之，宫壸朝廷均为一体，非若后世之疏外廷而亲内竖也。夫宫正则属于冢宰，所以兼制内廷之私人而又以小宰、宰夫之戒令纠禁行乎其间，养成君德。”如此，王业岂有不盛也哉？

　　宫伯（亦长也）掌王宫之士（卫士也）庶子（国子之倅）凡在版（名籍）者，掌其政令，行其秩（廪禄）叙（才等），作其徒役之事，授八次、八舍之职事，若邦有大事作宫众则令之。

　　郑玄曰：“王宫之士，卿大夫之适子，庶子其支庶也。八次、八舍，卫王宫者，必居四角四中，于徼候便也。”

　　王安石曰：“士庶子非王族则功臣之世，则贤者之类，王以自近而卫焉。故君臣国家安危一体，休戚一心，上下亲而内外察也。”

　　吕祖谦曰：“古者执戈戟以宿卫王宫皆士大夫之职，无事而奉燕私，则从容养德有膏泽之润；有事而司御侮，则坚明守义无腹心之虞。下至秦汉，陛楯执戟尚余一二，此制既废，人主接士大夫者仅有视朝数刻，而周庐陛枑或环以椎埋嚚悍之徒，有志于复古者当深绎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周制，宫伯掌王宫之士庶子凡在版者，则是王朝宿卫之人皆公、卿、大夫、士之子弟也。祖宗以来，用功臣子弟以为勋卫，盖亦此意。臣窃以为，今日宜广此意，凡公、侯、驸马、伯及凡有功德于国家者之子若孙，皆授此职，使之番上宿卫，如此，则不徒宿直宫禁得肺腑之臣，而勋戚子孙亦得俸禄之养，盖一举而两得焉。

　　阍人（主晨昏之启闭者）掌守王宫之中门（雉门）之禁，丧服凶器不入宫，潜服贼器不入宫，奇服怪民不入宫。凡内人（王内之臣）、公器（公家之器）、宾客（诸侯之臣为宾客者）、无帅（导其出入者）则几（察也）其出入，以时启闭，凡外内命夫命妇出入则为之辟（辟开左右行者）。掌埽门庭，大祭祀丧纪之事，设门燎，跸宫门庙门，凡宾客亦如之。

　　贾公彦曰：“内命夫，卿、大夫、士之在宫中者；外命夫，卿、士、大夫在朝者；外命妇，总卿大夫之妻也；内命妇，三夫人以下也。”

　　王安石曰：“潜服，则衷甲之类。贼器，器之可以贼人者。奇服，非法服也。怪民，怪行者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成周以宦者掌门禁，其严也如此。我朝禁僧道非朝见由前门，不许入皇城门，及无牌面并凶服异服、有持寸铁者皆不许入禁门，亦周人意也。

　　《夏官》：虎贲氏下大夫二人、中士十有二人、府二人、史八人、胥八十人、虎士八百人。掌先后王而趋，以卒伍，军旅会同亦如之，舍（王出所止宿处）则守王闲（陛楯也），王在国则守王宫（为周卫也），国有大故则守王门，大丧亦如之。及葬，从遣车（丧车）而哭。适四方使，则从士大夫，若道路不通有征事（征役之事），则奉书以使于四方。

　　郑玄曰：“不言徒而曰虎士者，徒之选勇力者，王出将虎贲士居前后。”

　　臣按：此虎贲之名见于《周书立政》，盖天子之亲兵也。今制，锦衣以下十二卫亲军指挥使司不属五军都督府，所隶专以扈从、宿卫为职，即此也。

　　旅贲氏掌执戈盾夹王车而趋，左八人、右八人，车止则持轮。凡祭祀、会同、宾客则服而趋，丧纪则衰葛执戈盾，军旅则介（甲胄之属）而趋。

　　王安石曰：“王吉服则亦吉服，王凶服则亦凶服，王戎服则亦戎服。”

　　吴澂曰：“旅者，主膂力而卫王者。夹王车者，下士十六人分居左右，而中士为之帅。服而趋，亦谓夹王车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勇而疾走曰虎贲，又愤怒也。《周官》既有虎贲，又有旅贲，旅贲者主膂力而言，亦犹今制，锦衣之卒既有校尉又有将军、力士也。《春秋左传》：僖公二十八年，襄王赐晋文公虎贲三百人。

　　臣按：先儒谓虎贲八百人乃天子亲兵也，六军之外，禁卫惟此而已。王不出则虎贲不出，及其弊也以之从军旅、赐诸侯，非旧法也。由是观之，则虎贲士非天子不得用，受者固非，赐之者尤非也。

　　汉京师有南北军，南军卫尉主之。

　　易祓曰：“郎卫、兵卫均为宿卫之职，而郎中令、卫尉所掌皆宫门内外之事。武帝更秦郎中令为光禄勋，《前表》光禄勋掌宫门户，卫尉掌宫殿门，又殿外门舍属卫尉，殿内门舍属光禄勋，其职实有相关者，特有内外之别耳。此正《周官》所谓宫正、宫伯之职，当时以二千石以上子弟及明经、孝廉、射策甲科、博士弟子、高第及尚书奏赋军功良家子充之，其后又以期门、羽林皆属焉，是皆亲近天子之宫。”

　　臣按：古者环卫有二等，汉有卫郎、卫兵，是郎《周官》宫正、宫伯之职，宫伯则领贵游子弟，而宫正则领宫徒役事者也。武帝时置期门、羽林。

　　臣按：史言武帝微行，与侍中等期诸殿门，故有期门之号。先儒谓汉期门千人，秩比郎，亦周人虎贲之遗意，盖王出与王出也。

　　后汉，光禄勋掌宿卫宫殿门户，典谒署郎更直执戟，宿卫门户。五官中郎将、五官中郎、五官侍郎、五官郎中，凡郎官皆主更直执戟，宿卫诸殿门户，出充车骑。左右仆谢主虎贲郎习射，左右陛长主直虎贲朝会在殿中，虎贲中郎、侍郎、郎中、节从皆。羽林中郎将、羽林郎皆掌宿卫侍从，常选汉阳、陇西、安定、北地、上郡、西河凡六郡良家子弟补。

　　林駉曰：“东汉以来，举五官郎将、羽林、虎贲以职属，大夫、议郎、谒者、仆射以文属，分属之后，政令不行于其间，而又光禄大夫不在宿直，议郎不与执戟，惟不在宿直、执戟之列，则凡为禁卫者皆非士人之流，而郎官三省尽为诸黄门之庐耳。故宦官内典门户，外与政事，及何进诛宦者，太后不听，曰：‘中官统领禁省，自古及今，汉家故事，我奈何禁之与士人共对事乎？’则知士人不为郎中久矣。后尽除宦者，选三署郎入守宦官之庐，即此可见。推原其故，皆光武不任三公，多置黄门，其祸流至是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汉初宿直皆以士人为之，其后不用士人而所用皆宦官，遂至内外大权悉归之，以为一代之祸。说者归咎于光武之不任三公，诚是也。夫自古国家危亡之祸，皆出于房闼宦寺之中，何也？妇人女子与夫刑余之人所以敢肆其奸者，以其处夫人君肘腋之间，幽隐深邃而人不得以制之也。诚能如周人以内宰、小臣、阍人、寺人、女御、女史之职皆属之大宰，以受其节制焉，则彼虽欲逞其不轨之心，亦且有所忌惮而不敢为矣。矧夫后世，宿直执戟之臣实有兵权以寓其间，苟无有以制之者而使之得以自肆，岂不贻国家之祸哉？

　　唐有南北衙兵，南衙诸卫兵是也，北衙禁军是也。高祖初起兵有元从禁军，太宗时置百骑，武后时改为千骑，睿宗时增至万骑，肃宗时有供奉射生官，代宗以后有左右神策军。

　　十六卫曰左右卫、曰左右骁卫、曰左右武卫、曰左右威卫、曰左右金吾、曰左右领军、曰左右监门、曰左右千牛，每卫有上将军、有大将军、有将军，自左右至领军并掌宫禁宿卫，金吾掌宫中、京城巡警，监门掌诸门禁卫，千牛掌侍卫。

　　林駉曰：“唐之十六卫已备汉人南北军之制，汉以卫尉护南军、以金吾巡北军，今十六卫已有金吾将军掌京城巡警，是北军已寓其间，观白乐天羽林将军之制，所谓国家设十六卫犹汉之有南北军，其知之矣。”又曰：“自六军禁卫皆用市人，其选始轻，禄山、吐蕃之变，神策禁军外入赴难，国家遂以倚重，悉命中人主之，其势益横，北衙既横之后，外庭诸臣莫之谁何，萧复言之而不见听，高元裕谏之而不及用，推原其故，皆外臣不预禁军，专归宦者，为患至是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本朝十二卫即唐人十六卫之遗制，凡诸卫之亲军皆以番直宿卫，执戈戟严巡儆监门禁，而锦衣所掌者乃卤簿、仪仗之事，旗手所司者乃旗纛、金鼓之物，诸卫皆统军卒，而锦衣独领校尉、力士，即周之虎贲、旅贲也，诸军皆世卒而府军独签幼军，即汉之六郡良家子也。始之设亲军也仅十有二，后又稍有加焉，诸卫正倅一惟其世，独锦衣之任则不以世而以能，盖天子御座则夹陛而立，天子御辇则扶辕以行，出警而入跸，承旨而传宣，皆在所司也，矧又诏狱，所寄人之死生系焉，是尤不可不慎择其人也。

　　太宗时，诏右卫大将军李大亮兼右卫率，又兼工部尚书，身两职，宿卫两宫，每番直常假寐，帝劳曰：“公直宿，我得酣卧。”

　　臣按：本朝宿卫虽有武臣，然皆爪牙之任耳，而无有所谓腹心股肱之臣，请如唐人以大臣番直，如太宗之用李大亮者，如此，则既有虎贲锐士宿卫王宫，又有勋德世臣总司禁旅，九重之上、六宫之中得以安寝无虞矣。

　　肃宗乾元元年，李辅国用事，请选羽林骑士五百人徼巡，李揆曰：“汉以南北军相制，故周勃以北军安刘氏。朝廷置南北衙，文武区别以相察伺，今用羽林代金吾，警忽有非常，何以制之？”

　　臣按：设护卫之兵本以制外兵也，非但不用其他将帅以巡徼，凡其人之子弟亦不可用也。

　　德宗时，段秀实见禁兵寡弱，不足备非常，上疏曰：“天子万乘，诸侯千、大夫百，盖以大制小，古制也。尊君卑臣，强干弱枝之道，今外有不庭之虏，内有梗命之臣，而禁兵不精，其数削少，后有猝故，何以待之？猛虎所以百兽畏之者，以其有爪牙也，爪牙废则孤豚、特犬悉能为敌，愿少留意。”

　　臣按：秀实此疏百兽畏虎之譬最切，人主所当玩绎焉。

　　《宋志》：禁兵者天子之卫兵也，殿前、侍卫二司总之，其最亲近扈从者号诸班直，其次总于御前忠佐军头司、皇城司、骐骥院，余皆以守京师、备征伐，其在外者非屯驻、屯泊则就粮也。太祖鉴前代之失，萃精锐于京师，虽曰增损旧制，其规模宏远矣。

　　太祖乾德三年，令天下长吏择本道骁勇者，籍其名送都下，以补禁旅之阙。

　　林駉曰：“宋朝有皇城司、殿前司，皇城始于梁之乾化，宋因其名，置亲从官数千人，入内内侍省都知与副同主判之；殿前始于周之显德，宋循其旧，有马军、步军，独殿前得统之。是故皇城一司，于内庭宿卫无不预者，而独宿直诸班禁卫无所统摄，至亲从之官复命武臣同主其事，又非专出于宦者之手；殿前一司虽统摄诸班禁卫，而皇城一司亦判然不相关，亦汉南北军相统之意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宋人禁军不独内卫京师，而往往使之屯泊于外，失其所以命名之义矣。盖太祖惩唐末以来援镇兵强之患，故聚精锐于京师，时出之以守国，盖欲以内而制外也。其谋虽深而其势则不顺，史臣谓其规模宏远，臣不敢以为然也。夫立国规模在笃近而举远，居重以驭轻，使天下之大，四面环绕以为吾屏蔽也，既为禁兵，岂可远出而卫郡县，使之就粮于外，禁士独往乎，抑亦挈家以行也？呜呼，宋人制军如此，宜其武事之不振也，说者谓其声容盛而武备弱也，观于此尤信。

　　仁宗嘉祐五年，公主以夜入宫，左正言王陶言：“《周礼》阍人掌宫门之禁，时其启闭，寺人掌女宫之令，纠其出入，以谨严周卫，杜绝非常。故汉光武出猎，夜还，上东门候郅恽拒关不纳，光武从中东门入，明日赏郅恽而贬中东门候。魏武之子临淄侯植开司马门昼出，魏武怒，公共汽车令坐死。然则公主夜归，未辨真伪，辄便通奏开门纳之直彻禁中，略无讥防，其所历皇城、宫殿内外监门使，臣请并送勘劾，诏公主宅都监、入内供奉官等九人并远小处监当。”

　　六年，同知谏院司马光言：“式律，夜开宫殿门及城门者皆须有墨敕、鱼符，其受敕人具录所开门并出入人帐于中书门下，自监门卫大将军以下俱诣合覆奏，御注听郎请合符门钥，监门官司先严门仗，所开之门内外并立队燃炬火，对勘符合，然后开之，符虽合不勘而开，若勘符不合而为开及不承敕而擅开闭出入者，其刑名轻者徒流、重者处绞。伏望陛下深虑安危，防微杜渐，自今宫殿门城门并须依时开闭，非急切大事勿复夜开，必不得已须至夜开者，即必亲降手敕加以御宝，受敕之人仍写出入人帐，委宿卫当上之官众共验敕文真的，然后覆奏，候再见御批，方请门钥，与监门官亲自监开，依帐点阅人数，放令出入，即时下锁，进纳门钥。”

　　臣按：宋王陶、司马光所言二事，可见古人严谨宫门之禁。我圣祖于此一事尤加严切，所以防微杜渐之意无所不至，每夜将军上宿，遇有一瓦石之队、一虫鸟之落，诘旦早朝即令给事中引赴御前奏知，矧可夜开城门以出入哉？伏望申明祖宗之法，严谨门禁，一切外人不许阑入，以敦圣朝之家教，以立礼义之大防，非但以备奸宄杜祸乱而已也。

　　至和元年，有幞被入直内藏剑者，御史马遵言：“律于御用舟船饮食之类，有不如法皆不称误，所以许世子止躬不尝药，《春秋》加以大恶之名，唐长孙无忌入朝不解刀，校尉被诛死之议，所责者重、所虑者深。法令于皇城门禁尤为谨严，今麦昭吉幞被入直，中有剑器，历诸门抵便殿曾无捡察，略不觉悟，若奸盗包藏而为之，何由而露哉？今昭吉虽已具狱，而诸门监官、守卒乞于常法之外重行用谨大防，庶弭来患。”

　　徽宗时左正言任伯雨言：“风闻内苑作工匠盗所结真珠事败，有旨更不得治监官，医官院人力怀刃为盗捕获，有旨不复推经由门户，中外闻之莫不抚髀而叹、顿足寒心，皆谓陛下误以此为小事。窃以监官之设，本为监临主守，司门之设本为讥察出入，今珠玑至贵之物失之数万，匹夫挟刃入数重门如涉无人之境，皆非小事，乃一切赦之，后来更有犯者，不赦之则罪同罚异，人人皆怨，又赦之则事事废法，纪纲遂坏，虽有监官、司阍，将何用也？且宫禁之门法最严密，盖圣人防虑几微，谨备不测，以严卫一人，若左右恃恩废弛，积日累月，事体陵迟，忽有不测之虞，谁复知所职守，陛下岂不为宗庙社稷自重乎？”

　　臣按：祖宗于门禁出入其法最严，每四孟享太庙，夜间出钥于门隙，早朝亦于御前奏知，各门监守门官及各卫官军遇有出入者，必须有牌面方许其入，迨其出也必搜检之，其入也不许携寸铁，其出也不许带一物也，况敢有幞被藏剑、盗出真珠之事哉？祖宗所以防微杜渐，为圣子神孙计者，其严其密如此，继体守成者勿徇一时之欲，勿听小人之言，奖将卒之守法，受台谏之进言，如此，则永无意外之变，而宗社奠安矣，臣不胜惓惓。

　　胡安国言于高宗曰：“自古盛王虽用文德，必有亲兵专掌宿卫。成王即政，周公指虎贲与常伯同戒于王，欲知其恤，虎贲者犹今侍卫诸军也；康王新立，太保俾齐侯吕酺以虎贲百人逆于南门，吕酺者太公望之子，自诸侯入典亲兵，犹今殿前马步军都帅也。勋德世臣总司禁旅，虎贲锐士宿卫王宫，其为国家虑深远矣，今谋国者不思复古，亲兵寡弱，宿卫卑少，岂尊君强本、消患豫防之计也？”

　　臣按：禁旅之帅必用勋旧之胄，三代之制也。

　　以上宫禁之卫
　

卷一一九

　　▲京辅之屯

　　《禹贡》：五百里甸服。

　　蔡沈曰：“甸服，畿内之地也。五百里者，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也。”臣按：传谓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，则是方千里矣。

　　《汉志》：周因井田而制军赋，地方一里为井，井十为通，通十为成，成十为终，终十为同，同十为封，封十为畿。天子之畿方千里，提封百万井，定出赋六十四万井，戎马四万匹、兵车万乘。

　　章氏（失其名）曰：“王畿千里，近郊五十里、远郊百里，郊为乡，六乡百里，通十为同，同为百里者十，提封九万井、九十万夫之地，除山川城邑之属三万六千井地，除公田九分之一为五十万二千夫，又以一易、再易、三易通之三分去一，为三十五万四百夫，率三百五十家赋一乘，积六乡为千乘，而余率七家赋一兵，积六乡为七万五千人，此六军之制也。六遂及三等侯国皆如乡之法，畿方千里，为千里者十，如乡之除为三百五十万四千夫，赋车千乘、卒七十五万人。为六军者十此通畿之师也，大司徒递而征之，十年而役一遍，凡三家可任者率十有一人，则终身无过一再给公上事，盖先王忠厚之志，更劳均逸，不欲穷民之力也。古者畿内之兵不出，所以重内也，卒有四方之役，即用诸侯入耳，或遣上公帅王赋，亦不过元戎十乘以先启行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古者兵出于农，天子之兵出于六军，六军之兵出于六乡，其出而为士、卒、旅、军、师者即其居而为比、闾、党、旅、州、乡者也。甸服千里之间，其所赋之兵而所出之税自足以给之，无劳远餫，内足以卫王室，而外足以镇压天下之大、四夷之远，非若后世签军于远方则人不土著而易于消耗，列军以长屯则人无别业而难于供亿。后世有志于三代之盛者，壮根本、安国家以为千万世不拔之基者，尚有考于斯。

　　汉《百官表》：中尉，秦官，掌徼巡京师，武帝更名执金吾。

　　易祓曰：“南军以卫宫城而乃调之于郡国，北军以护京城而乃调之三辅，抑何轻重远近之不伦欤？盖郡国去京师为甚远，民情无所适莫而缓急为可恃，故以之卫宫城；三辅距京师为甚迩，民情有闾里坟墓族属之爱而利害必不相弃，故以之护京城，其防微杜渐之意深矣。”

　　臣按：史谓北军中尉主之，掌京城门内之兵，军而谓之北，对南言也。南军卫宫取之郡国，北军卫京取之三辅，说者有防微杜渐之意，臣窃以为卫京之兵取之近辅极是，臣于“军旅之制”条已节约汉唐遗意，妄为朝廷处置矣。若夫卫宫而取郡国之兵，恐未为得策，夫以疏外之兵、无乡土亲属之顾恋，而使之番上执戟以卫王宫，无事则已，一有事焉安能保其无外顾之心乎？我朝宿卫之兵用世将以统士卒，其虑深而远矣。

　　汉《百官表》：左右京辅都尉、尉丞兵卒皆属中尉。

　　易祓曰：“北军番上与南军等，南军卫士调之郡国而北军兵卒调之左右京辅，夫中尉乃天子北军之统帅，而其属乃左右京辅都尉等，其所调亦左右京辅之兵卒，何也？左即扶风，右即冯翊，京即京兆，谓之三辅，三辅之委寄固重于郡国矣，而所领兵事则非郡国之比。盖汉太守谓之郡将，兼领武事，都尉掌佐守典武职，在王国则相比郡守、中尉比都尉，皆掌兵之任，若三辅则异是矣，夹辅京国，错列畿甸，其势为甚逼则兵权为甚重，故都尉、尉丞兵卒不属郡卒而特属中尉之北军，其番上亦然，何以明之？黄霸尹京兆，发骑士诣北军，以马不适士劾乏军兴连贬秩，则知左右京辅兵卒皆番上北军而属中尉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此所谓都尉乃京辅之都尉也，与主南军都尉者不同。

　　唐初，始置军府，以骠骑、车骑两将军府领之，析关中为十二道，皆置府。三年，更以道为军，置将、副各一人，以督耕战，以车骑府统之。六年，废十二军，改骠骑曰统军、车骑曰别将。居岁余，十二军复而军置将军一人，军有坊置主一人，以检察户口，劝课农桑。太宗更号统军为折冲都尉、别将为果毅都尉，总曰折冲府。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，皆有名号，而关内二百六十有一，皆以隶诸卫，凡府三等，兵千二百人为上、千人为中、八百人为下。府置折冲都尉一人，左、右果毅都尉各一人，长史、兵曹、别将各一人，校尉六人。士以三百人为团，团有校尉，五十人为队，队有正，十人为火，火有长。火备六驮马，凡火具、乌布幕、铁马盂、布槽、锸、、凿、碓、筐、斧、钳、锯皆一，甲床二、镰二；队具火钻一、胸马绳一、首羁足绊皆三；人具弓一、矢三十，胡禄、横刀、砺石、大、毡帽、毡装、行縢皆一，麦饭九斗、米二斗，皆自备，并其介胄、戎具藏于库。有所征行，则视其入而出给之，其番上宿卫者惟给弓矢、横刀而已。凡民年二十为兵，六十而免，其能骑而射者为越骑，其余为步兵。其隶于卫也，左右卫皆领六十府，诸卫领五十至四十，其余以隶东宫六率。凡发府兵，皆下符契，州刺史与折冲勘契乃发，若全府发则折冲都尉以下皆行，不尽则果毅行，少则别将行，当给马者官予其直市之。

　　林駉曰：“汉之畿兵始为番上，至其后也番上变为长屯，长屯变而远征，而畿兵之制坏矣。唐之畿兵始为府卫，至其后也府卫变为长从，长从变为禁军，而畿兵之制坏矣。此汉、唐内兵三变之由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三代以下之兵制，惟唐府兵最为近古，臣既略仿其制一、制二具于“军伍之制”条下，而此复详其制如此，以见京畿之屯莫良于府兵也。然一代有一代之制，祖宗所行者子孙不可轻改，要必不违时王之制，不拂斯民之情，而又不失古人之意，然后议之者无罪，而行之者可久而无弊也。仰惟国家建国于燕兵强马健之地，诚不以臣卑而愚而弃其言，则杜牧所谓天下之大命者端在于此矣，况唐人行之至百年而中变，而吾之为此乃于百年之后始创行之，而凡其平日军卫之屯守、有司之管领一切如旧，而于其间减去徭役、征科，乃民心之所愿欲者也。伏惟圣明留神审察，所以为圣子神孙立万年不拔之基者，未必不在兹焉。

　　宋徽宗熙宁四年，于京畿四面置辅郡，以颖昌为南辅，以襄邑县建名辅州为东辅，郑州为西辅，澶州为北辅。诏四辅屏翰京师，兵力不可偏重，可各以二万人为额。

　　臣按：自古建都者皆于四近之地立为辅郡，所以为京师屏翰也。汉以京兆、左冯翊、右扶风为三辅，唐亦以华州、同州、凤翔为辅，而宋初未遑建立，至于徽宗时亦于畿郡立为四辅焉，每辅则屯兵二万人为额。我朝建国江南，于凤阳屯重兵，凡京师军皆散于江北、滁和等处为屯田，虽不名辅而俨然有蕃屏之意。太宗皇帝自北平入正大统，遂建都于此，其初犹以行在为名而立一行部以总之，其后遍立五府六部、大小衙门如旧制，凡京卫之兵皆分其半以来，并起江南富民以实之而去其行在之名，则是万万年不拔之基永定于此矣，然而畿甸之间犹未有辅郡，盖有待也。臣按，汉、唐、宋之辅郡皆因郡治而立，今日之建置则以形胜要害为固，盖汉、唐都长安，宋都汴梁，皆去边地辽远，非若我朝都燕，则自以都城为北边捍蔽，北最近而东次之、西又次之而南为最远焉。请如汉、唐、宋故事立为辅郡，以宣府为北辅因其旧而加以蕃守之军，俾守国之北门；其东也以永平为辅，以守松亭一带关隘及扼辽在要害；其西也以易州为辅，或真定，以守紫荆一带关隘；其南则以临清为辅，坐镇闸河而总扼河南、山东之冲；又自此而南，屯兵于徐州，以通两京之咽喉。每处屯重兵一二万，量其轻重缓急以多寡其数，罢两直隶、河南、山东上京操备班军，因近屯守以为京师之屏蔽，遇京师有事则调发焉。夫自古为国者必固外以蔽内，居重以驭轻，譬则人之家居必有藩篱、墙壁，然后堂室坚固，内呼而外应，若设关捩然，有所动于中而四面之机毕应之，然后盗之利吾财者不敢轻侵犯焉。近年以来，起调两直隶、河南、山东军赴京上班操备，半年一替，方其新班既起而旧班未回，城池虽设而队伍空缺者有之，幸而无事则已，万一有不逞之徒乘虚为乱，将何以支持之？倘立为辅郡，因近屯守，则军士遂室家之愿而生息日蕃，国家省转输之劳而调发易集，边方足备御之具而关隘有守，如此，则都城巩固、宗社尊安矣。万一臣言可采，见之施行，其于国计不为无补。

　　以上京辅之屯

　　▲郡国之守

　　周制，大国三军、次国二军、小国一军。臣按：封建以前之国，即秦汉以来之郡，名制虽异而其实则同。

　　一同百里，提封万井，除山川沈斥（水田湿卤也）、城池邑居、园囿街路三千六百井，定出赋六千四百井，戎马四百匹、兵车百乘，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，是谓百乘之家；一封三百一十六里，提封十万井，定出赋六万四千井，戎马四千匹、兵车千乘，此诸侯之大者也，是谓千乘之国。

　　臣按：周制，百乘之家即秦汉以来之一县，千乘之国即秦汉以来之一郡。

　　五国为属，属有长；十国为连，连有帅；三十国为卒，卒有正；二百一十国为州，州有牧。

　　臣按：此周人连帅州牧之设，盖以小大相维，阶级相承，所以合其散而统其异也。汉、唐、宋郡国虽皆有兵，然散而无统，惟本朝制兵府州，若县要害之处皆立卫所，而又于总会之处立为都指挥使司以统之焉，盖有得于周人连帅、州牧之遗意。

　　秦始皇既并天下为三十六郡，郡置材官。汉兴踵秦，置材官于郡国。

　　易祓曰：“汉不特置材官而已，《汉官仪》曰：‘高祖命天下选能引关蹶张、材力武猛者以为轻车骑士、材官、楼船，常以秋后讲肄课试，各有员数，平地用车骑，山阻用材官，水泉用楼船。’盖三者之兵各随其地之所宜也。”

　　列郡、王国、侯国三等其兵不殊，郡有都尉，佐本守典武职甲兵，其在王国者则内史比郡守中尉、北都尉，侯国亦有相秩氏，天子令长其郡国之兵，必有虎符而后可发。

　　臣按：昔人谓侯国之兵既属之郡，而王国之兵亦天子所有，不可擅用，皆所以防微杜渐以尊京师也。我朝于亲藩皆设护卫，然惟给其使令而不许其调遣，遇国家有事亦起焉，其防微杜渐以尊京师之意同符汉世。

　　唐制，高祖武德初始置军府，析关中为十二道，以骠骑、车骑两将军领之。太宗贞观十年，更号统军为折冲都尉、别将为果毅校尉，诸府总曰折冲府。凡天下十道，关中道置府一百七十三，河南道置府六十二，河东道置府百三十九，河北道置府十四，山东道置府十，陇右道置府二十九，淮南道置府六，江南道置府二，剑南道置府十，岭南道置府三十，凡置府五百六十四，皆有名号。

　　臣按：此唐朝府兵之制，非但京畿有之，而天下十道凡州郡莫不皆有也。

　　高宗永徽以后，都督带使持节者始谓之节度使，而谓其兵为方镇。

　　臣按：节度使之兵原其始起于边将之屯防者，唐天宝以后王室日卑，武夫战卒以功起行陈皆除节度使，由是方镇相望于内地，大者连十余州，小者兼三四州，方镇起而唐之威令不复行矣，假使唐之君臣恒存高祖、太宗府兵之制而不变，岂有是哉？史臣谓方镇之兵始重于外也，土地、民赋非天子有，既其盛也，号令、征伐非其有，又其甚也，至无尺地而不能庇其妻子、宗族，以至亡灭。噫，后之有天下国家者，其毋轻变祖宗之法制而外授人以兵柄，以成尾大不掉之患哉。

　　宋制，军有禁军、有厢军、有乡军。国初尽选骁勇部送阙下以补禁卫，余留本城厢军者，诸州之镇兵也，各隶其州之本城，专以给役，内总于侍卫司；乡军者选自户籍，或土民应募，在所团结训练，以为防守之兵。

　　臣按：宋朝州郡之兵，自元丰以后皆升同禁军，兵虽以禁名，其实皆非禁旅也。

　　凡诸州置马步军都指挥使、副都指挥使、都虞侯，马军、步军亦如之。马步军诸指挥各有使、副，每都有军使、副兵马使、都头、副都头、厢军头、十将、将、虞侯、承局、押官，置都监监押以领之，岁时简练焉。下州及军监但有牢城兵，则军校之职随宜裁制。

　　陈傅良曰：“自建隆三年以诸郡本城兵供百役，或更戍他郡，不但以逸民户也，所以劳苦其身、违离其妻子，使习于南北风土之异，而不得坐食于本营，盖劳之则易使、散之则易养，此艺祖神谋也。三司禁旅就粮州郡，亦不得常坐食于京师。自列郡各置禁军，于是严差出占破之令而壮城（元丰于厢军内差壮城兵）作院，各置指挥，于是在军禁旅无就粮者，禁军在城防托而厢军亦升为禁军，不复戍役矣。养兵之费偏天下，虏人犯阙无能发一矢者，以不守祖宗旧章也。”

　　开宝八年，发渭州平原、藩源二县民治城壕，因立为保毅军弓箭手分镇戍寨，能自置马者免役，逃死以亲属代。

　　陈傅良曰：“此所谓义兵也。艺祖有志于民兵矣，咸平五年始置营升为禁军，其后浸有点差之令，韩琦为相，刺陕西义勇，司马光六上疏争之不听，已而新法行，遂罢强壮弓箭手而行保甲，海内骚然，要之皆以刺配为军，失祖宗本意而非民兵不可复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前代州兵皆无定制，或以土民自守，或以禁兵出屯，或选自户籍，或出自召募，或因有警而民团结，皆是因其土地之宜、随其民俗之便，或多或少，或废或置，不惟无常制，亦无常数。惟我国家自平定之初则立为卫所，以护卫州县，卫必五所，所必千军，而又分藩列阃以总制之而有都卫之设，其后也改都卫为都指挥使司，文武并用，军民相安百有余年，其视汉、唐、宋之制可谓大备矣。然承平日久，兵备不能无弛，军伍不能无缺，旧例遇有缺伍，卫所差旗军于其原籍径行句补，其流之弊乃至所句至者反少于所遗之人，得不偿失，于是用言者计每岁分遣御史清句，然亦徒有其名，无益于事，近有建言欲稽御史所句之数以为黜陟，然亦徒害平民，无益军政。臣尝考历代之制，皆是草创之初，军伍数少而其末世乃有冗滥之失，惟我朝则是先多而后少，何也？前代之制率因一时而随事制置，惟我圣祖则斟酌古今，立为一代之制，使子孙百世遵守焉。方其初制为军伍也，内地多是抽丁垛集，边方多是有罪谪戍，岁月既久，奸弊日滋，或改换姓名，或变乱版籍，或潜行析户，或自私分居，彼此相隐，上下相蒙，遂至簿卷难清，挨究无迹，其间丁尽户绝者固亦有之，而正户固在而旁累他人者亦不能无也。为今之计，乞敕兵部通行清理，凡天下都司卫所俱要造册，开具本卫若所原设额数若干、见今实在若干、缺伍若干，不问存亡，备细开造，具其籍贯及充军缘由，仍行户部行下天下布政司，若府州县亦要造册，开具各州县军户若干、见在充当者若干、挨无名籍者若干，彼此照对以见其实在之数，其卫所见在食粮者若干、缺伍不补者若干，兵部类以奏闻，会文武大臣集议，所缺必设何法然后得军伍足数以复国初之旧，必须不怫民情而致其生怨，不为民害而激其生变，讲明根究，至再至三，然后见之施行。如此，则佥论之中必有良法善计，不徒然也，夫天下之事譬如器用然，有新必有旧，而坏者又为之新制，则其用不穷矣，今日之军伍可谓旧而坏矣，失今而不为之制，吾恐日甚一日，积而至于无余，一旦有事而必欲用之，仓卒之际，其将噬脐无及矣。国家大事莫大于戎，国步之安危所系，运祚之修短所关，诚不可不加之意也。彼为具臣者不为远虑，其意只欲苟具目前，以贻其责于后人，盖以官非世有故也，若夫圣明之主承列圣之鸿业以传之万万世之圣子神孙，乌可不为之远虑哉？唐人有言，凡此蔡功惟断，乃成彼淮蔡之土宇一州耳，固不可无断，矧此丕丕之基、万方之广、亿万年之久，其所以轸当宁之深念，法乾造之雄断者，又当何如哉？臣不胜惓惓。

　　仁宗庆历元年，张方平言：“民之所以惧籍为兵者，不唯锋刃矢石之难，且重去其乡土，终身于亲爱宗族永相隔绝也。今若番休递戍，终是不离本乡，冀望边事渐宁，即息肩安业。昔太宗籍两河之人以为乡兵，子孙识者亦悼其失业，盖不若因两河强壮使之捍边，壮者入籍，衰者出役，不衣库帛、不食廪粟，边不缺戍，民不去农，何在乎蓄之营堡而后为官军也？”又曰：“强壮弓手各在郡县，未去农业，若朝廷用汉代更之术，因唐防秋之法，入耕出战，递为防戍，则是农不去业、兵不乏备，不因帑廪之积，常得丁壮之人，今既籍为正兵，处之连营，则其衣食财用终身仰给县官矣。”

　　臣按：民之不愿为兵，诚有如方平所言者，而今世北方之人犹有乐为之者，而南方之人解以补伍有如弃市，然今天下卫所兵伍已失大半，必欲如立国之初签民为军，必致生变，苟因循不已则日甚一日，则恐所失者不止大半而已也。比年以来，遇有儆急，签点民丁贴助官军，守备其乡邑，已有成规，民之耳目既已惯熟，是亦备御一良法也。今后无事之时不须点集，倘遇荒歉灾变，必不得已然后起集，必须依旧以民壮为名，名之以民则民心不疑，不许巧立名称，另外差役远方调发，稍觉无事即便休息，决不可失信于民，敢有因而科敛差占事已不休者，坐以风宪犯赃之罪，合于上司及分巡官不为觉察者，罪亦如之。

　　真宗景德三年，镇戎军曹璋言：“有边民应募为弓弩手者，请给以闲田，蠲其徭役，有儆参以为正兵而官无资粮戎械之费。”诏人给田一顷，出甲士一人，及三顷者出战马一匹。

　　臣按：今州县军户多有丁尽户绝者，其人居宅田产必有承而受之者，除生前立契明卖者外，行清军御史会同布政司及府州县官挨究归官，有愿代其役者即给以本军绝户之田，若是边军就令以近就近，又行户部通行天下，凡没官田土在二十年以后者，不分有无承佃，尽数刷出，照宋朝之例给民为军，是亦足兵之一策也。

　　仁宗庆历二年，籍河北强壮拣为义勇，尽钞民丁增广其数，河东亦拣刺如河北法。其后议者论义勇为河北伏兵，以时讲习，无待储廪，得古者寓兵于农之意，惜其束于列郡，遗其大用，止以为城守之备，诚令守臣分领，以时阅习，寇至则翔集赴援。朝下其议，河北帅臣李昭亮等议曰：“昔唐泽潞留后李抱真籍户丁男三选其一，农隙则分曹角射，岁终都试以示赏罚，三年皆善射，举部下得劲卒二万，既无廪食府库益实，乃缮甲兵为战具，遂雄视山东，是时称昭义步兵冠于诸军。此则近代之显效，而或者为民兵秪可城守，难备战陈，诚非通论，姑令在所点集训练，三二年间武艺稍精渐习行陈，遇有警得将如抱真者统驭，制其陈队，示以赏罚，何战敌不可哉？”

　　臣按：此前代点集民兵之明效。

　　皇祐中，京东安抚使富弼言：“臣顷因河北水灾，农民流入京东者至十余万，臣既悯其滨死，又防其为盗，遂募其伉健者以为厢兵，既而选尤壮者得九指挥，教以武技，已类禁军，今止用厢军俸廪而得禁军之用，可使效死战斗而无骄横难制之患，此当世大利也。”诏分置青、莱、菑、徐、沂、密、淮阳七州。

　　臣按：此前代因饥荒募民为兵之明效，臣谨载其事宜于“固邦本恤民之患”条下。

　　哲宗元祐八年，知定州苏轼言：“河朔无事，军政少弛，将骄卒隋，缓急恐不可用，即目边防事势，三五年间必无警急，然居安虑危，有国之常备，事不素讲，难以应变。臣已戒饬本路将吏，申严赏罚，加意拊循，辄复用庞籍旧奏团结弓箭社法约束，稍加增损，别立条目，欲乞朝廷立法，少赐优异，明设赏罚，以示劝惩。”

　　陈傅良曰：“条约弓箭社如庞籍、苏轼，则人情不扰而边备修矣，此今日所当讲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庞籍所奏条约之法无可考，前此知定州滕甫言“河北州县近山谷处，民间各有弓箭社及射猎人，习惯便利，与夷人无异”，盖因其俗而加以束约而为之法也。窃惟司马光于英宗时言太宗之时兵数不及当今十分之一，则是国初兵一而今十也，今日去太祖时不啻如治平之去建隆、开宝也，而我之内外兵数不及国初之什三四。在宋之人惟恐其多之至于冗，而储蓄不足以供，而我今日则惟恐其少而至于弱，警急无以为用；在宋之所以多者以其兵无定制，可以日增而召募刺配之纷，如我之所以少者，以其兵有定数不可以加，而逃亡死绝之无已。况今承平日久，百事废弛，譬则人之身，中年以后血气渐衰，肢体困惫，病虽未至于革而其势则骎骎将至矣，此正居安思危之日，思患豫防之时也，因事之势、察民之情、随时之宜以绵我国家灵长之祚，端有待于今日也。先儒有言，水未至也而虚为之防，水虽不至亦无所害，谓水不足忧，而不为之防，一旦水至则防无所及矣。今日天下之事最难处者莫此为难，臣日夜思之未得其要，故于“郡国之守”之下，既略序汉、唐、宋之事而备载曹玮以下数事，以为明时告，其中或有宜于今者，斟酌而用之，庶几有所补云。

　　胡安国言于钦宗曰：“自古及今，内外之势适平则安、偏重则危。昔东汉季年，王室多故，刘焉建议以为四方兵寇由刺史威轻，宜改置州牧，及焉求益郡、刘表出襄阳、袁绍得冀、曹操取兖，争相割据，自此不复有王室矣。夫五大在边，古人所戒，以身使臂于理乃宜，欲乞于所置帅司，选择重臣，付以都总管之权，专治军旅之事，每岁终按察其部内，或有警急，京城戒严，即各帅所属守将逐急应援，如此，则既有拥卫王室之势，又无尾大不掉之虞。”

　　臣按：安国乞选择重臣付以在外兵权，以统属郡，以辅王室，其策良是。

　　宋孝宗时，陈俊卿为相，奏请：“应民家三丁者取其一以为义民，授之弓弩，教以战陈，农隙之日聚而教之，沿江诸郡亦用其法，要使大兵屯要害必争之地，待敌至而决战，所有民兵各守其城，相为掎角，以壮声势。”又言曰：“国家养兵甚费，募兵甚难，惟有此策可守边面、可壮军势，而乐因循惮改作之人皆以扰民为辞，天下之事欲成其大，安能无小扰？但守臣得人公心体国者，自不至大扰矣。”

　　臣按：既有列屯坐食之兵，而又起民丁，则是民既出赋税以养兵矣，而又不免其身，谓之不扰不可也。此等之议，非甚不得已切不可用。

　　以上论郡国之守
　

卷一二○

　　▲本兵之柄

　　《舜典》曰：皋陶，蛮夷猾夏，寇贼奸宄，汝作士。

　　董琮曰：“或言帝者之世详于化而略于政，王者之世详于政而略于化，虞时兵刑之官合为一而礼乐分为二，成周礼乐之官合为一而兵刑分为二，故此蛮夷猾夏亦以命皋陶。”

　　臣按：帝舜命皋陶作士，刑官也，而以蛮夷猾夏为言，是则后世兵官所掌之事也，岂不以兵乃刑罚之大者乎？班固作《汉书》，志刑罚而不志兵，乃杂兵于刑罚之中言之，所谓圣人因天秩而制五礼，因天讨而作五刑，大刑用甲兵、中刑用刀锯、其次用钻凿、薄刑用鞭扑，大者陈诸原野，小者致之市朝，其所由来者尚矣。自黄帝有涿鹿之战，颛顼有共工工之陈，唐虞之际至治之极，犹流共工、放兜、窜三苗、殛鲧然后天下服，夏有甘扈之誓，殷周以兵定天下矣。天下既定，戢藏干戈，教以文德，而犹立司马之官、设六军之众，因井田而制军赋，固有以见于此也。由是观之，有虞九官之命，惟言刑而不言兵，而兵在其中矣。

　　《胤征》曰：惟仲康（太康之弟）肇位四海，胤侯（胤国之侯）命掌六师。

　　蔡沈曰：“命掌六师，命为大司马也。仲康始即位，即命胤侯以掌六师，次年始有征羲和之命。必本始而言者，盖史臣善仲康肇位之时已能收其兵权，故羲和之征犹能自天子出也。”

　　林之奇曰：“仲康即位之始，即能命胤侯掌六师以收其兵权，如汉文帝入自代邸即皇帝位，夜拜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军之类。”

　　臣按：唐虞之世，兵政兼于刑官，未有专司兵政者，至是仲康始命胤侯掌六师，然则兵司之设其在有夏之世欤。前代掌兵之官无定制，五代以来虽设枢密院，然皆以文臣充，惟我圣祖开国之初首建大都督府与中书省并，其后废中书省分六部，亦分大都督府为五军，设左右都督、都督、同知、佥事各二员，其有以公、侯、伯任府事者，官与爵并入衔，其后止书其衔曰掌某府事某侯若伯，非旧制也。

　　《周官》曰：司马掌邦政，统六师，平邦国。

　　吕祖谦曰：“自夏命胤侯掌六师，举政典以誓，则邦政掌于司马旧矣。国之大事何莫非政，独戎政谓之政，何也？天下无事寓兵于农，然后赋役百为始有所施，是固政之所从出也，天下有事，举兵讨乱，邦之存亡安危系焉，其为政之大固不待论矣，此戎政所以独谓之政也。统六师而谓之平邦国，则王者用师之本旨，特欲平邦国之不平者耳。”

　　臣按：此条已载“正百官”下，然此复载之者，威武之道必本于兵，兵政之大者实掌于此官。窃惟唐虞之世设为九官，而独无所谓兵官者，盖是时风气初开，人心纯朴，虽有蛮夷猾夏、盗贼奸宄，特小小为害而已，然犹未至如后世之昌炽毒害，故止命刑官掌之，遇有征讨随时命官，故三苗逆命则以命掌邦土之司空，未尝特设官以掌兵政专征伐也。及得三苗，不过分比之，而其首恶亦止于窜逐之而已，非若后世犁庭扫穴而诛绝之也。夏之时始有掌六师、举政典之官，周分六典而司马居其一，为治之事无非政者，而独以统六师、平邦国为政典，则时之所尚者在兵，而政之为政莫急于兵可见矣。噫，于此可以观世变矣，然在周之世，兵犹出于农，秦汉以来兵农遂分，不可复合，世变愈趋而愈下，为治者当随时以制宜，则今日本兵柄之大臣，尤不可不得其人，自非兼资文武、通达古今，有思患豫防之心，有随机应变之智，不足以当司马之任，毋徒循资取以充位，以贻误国之祸也。

　　《周礼》：惟王建国，乃立夏官司马，使帅其属而掌邦政，以佐王平邦国。

　　郑玄曰：“象夏所立之官。马者武也，言为武者也。夏整齐万物，天子立司马共掌邦政，政可以平诸侯、正天下。”

　　吕祖谦曰：“统六师而谓之平邦国，则王者用师之本旨，特欲平邦国之不平者耳，非有他求也，非济贪忿而夸武功也，所谓天讨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《周礼》六官之设，皆所以佐王以治邦国也，于天官曰均、地官曰扰、春官曰和、秋官曰刑而于夏官则曰平焉。《大学》之道，其大用归于平天下，谓之平者，上下四旁均齐方正也。夫平天下固欲其均齐方正，使无一人之不得其所，然有不皆然者，必有以参错乖戾侵犯之者也，有以参错乖戾侵犯之则不平矣，故凡设官分职所以均之、扰之、和之、刑之者，皆所以平之也，其间有均之、扰之、和之、刑之而犹有不平焉者，然后属之于司马焉。先儒谓马者武也，五官所掌者皆文事，文事有所不及，于是乎治之以武焉。司马所掌者邦政，政之为言正也，所以正人之不正也，外服之诸侯、边方之夷狄，有所不正而有以悖吾之治教、干吾之刑宪，则声其罪以正之，正其不正，所以平其不平也。

　　大司马卿一人，小司马中大夫二人，军司马下大夫四人，舆司马上士八人，行司马中士十有六人，旅下士三十有二人、府六人、史十有六人、胥三十有二人、徒三百有二十人。

　　郑玄曰：“舆，众也。行，谓军行列也。晋作六军而有三行，取名于此。”

　　贾公彦曰：“此夏官史十六人、胥三十二人、徒三百二十人，与诸官异者，以大司马总六军，故独多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《周礼》五官之卿，所谓大司徒、小司徒、大司寇、小司寇之外，而其官联未有以徒、寇为名者，而夏官大司马、小司马外，又有军司马、舆司马、行司马，与夫都司马、家司马焉，意者大司马与其贰掌邦政以平邦国，在天子之左右，总其大纲以佐天子，所谓国司马、公司马者也，若其用以主军赋者则谓之军，主车马者则谓之舆，主征行者则谓之行，曰两、曰都、曰家则各司其两及都、家者，其职任有大小，而其所掌之军赋皆同，非若他官所掌者各异其事，此其所以不嫌于同名也欤。

　　大司马以九伐之法正邦国，冯（乘陵也）弱犯寡则眚（削其四旁）之，贼贤害民则伐（声其罪以讨之）之，暴内（内暴其国）陵外（外陵诸侯）则坛（置之空地）之，野荒民散则削（削其地）之，负固（恃其险阻）不服则侵（兵加其地）之，贼杀其亲则正之，放（逐也）弑其君则残之，犯令（违弃上命）陵政（陵蔑王政）则杜之，外内乱、鸟兽行则灭之。

　　臣按：先儒谓先王之时，其所封建以为诸侯者莫非贤也，邦国之君又安有罪恶如九伐之法所正者乎？盖先王制治于未乱，保邦于未危，思患而豫防之，故制为九伐之法，其法虽具，岂尝试之哉？设之使知惧而已。是以当时之列爵分土者，咸知九伐之法其严如此，世禄承袭者保其富厚而无苟且之意，修职述守者务善其礼不为进取之计，故信义著而道化成，名器固而风俗淳，推之百世可久之道也。

　　大司马，及师，大合军以行禁令，以救无辜、伐有罪。若大师（谓王自出征伐）则掌其戒令，莅（临也）大卜（卜出军吉凶），帅执事莅衅（杀牲以血涂之）主（谓迁庙之主）及军器。及致，建太常（太常之旗），比（校也）军众，诛后至者。及战，巡陈视事而赏罚。若师有功则左执律（听军声者）、右秉钺（致杀伐者）以先恺（兵乐曰恺）乐献于社，若师不功（无功）则厌（厌，冠丧服也）而奉主车。

　　郑玄曰：“师，所谓王巡守若会同，司马起师合军以从，所以威天下行其政也。”

　　贾公彦曰：“大师，王亲御六军，故司马用王之太常致众，若王不亲，则司马自用大旗致之。司马当战对陈之时巡军陈，视其战功之事，知其有功无功而行赏罚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王者之师非救无辜、伐有罪不轻出，盖仁者爱人，故恶人之害人，义者循理，故恶人之悖理。天下之大、兆民之众，奉一人以为君，所以安我也，必欲人人止其所、事事合乎理，然后君人之道尽，是以人之无罪而为人所害、人之有罪而逆理以行，为人上者必命将以救之伐之，若或人之众、势之大而臣下力有不及，然后亲出师以救之伐之焉。

　　小司马之职，掌凡小祭祀、会同、飨射、师田、丧纪，掌其事如大司马之法。郑玄曰：“此下脱灭，汉兴求之不得。”军司马舆司马行司马

　　王次点曰：“三代国容不入军、军容不入国，《仪礼》吉、凶、军、宾、嘉达于天下，而军礼独藏于司马，号司马法。若国有师田之事，县师始受法于司马以作其众庶，小司马之职掌不悉书，而军司马、舆司马、行司马皆不备官，有事斯置，其不欲观兵盖如此。”

　　臣按：先儒谓《周礼》六官之中惟小司马一官职掌不悉备，而军、舆、行三司马又徒有其官名而阙其职掌，其令贡赋则为之丘、甸、县、鄙之名而以四起其数，其会卒伍则为之伍、两、军、师之名而以五起其数，其调车徒则立通、成、终、同之名而以十起其数，同此民而易其名、异其数，何其不惮烦也？夫军旅一事也，习战谓之田，军政谓之礼，大阅谓之教，设其财于九式，离其书于《仪礼》，特阙其兵马之职，屡易其军伍之名，变化出入，使民不知，盖先王以为明民以凶器危事适以成其乖争之习，所以为是藏吾用而不示民者，为虑微也。我祖宗不使天下知兵马之数亦此意也，近世乃有团营之设，何居？

　　《诗六月》之三章曰：有严（威也）有翼（敬也），共（与供同）武之服（事也）。共武之服，以定王国。朱熹曰：“言将帅皆严敬以共武事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先儒谓兵事莫尚于严，莫先于敬，为将必严，不严则军心不齐，为帅必敬，不敬则军事不整。严敬二字乃用师之要，夫惟将帅皆严皆敬，以共武事，此王国之所以定也。

　　其五章曰：文武吉甫，万邦为宪（法也）。

　　朱熹曰：“吉甫，尹吉甫，此时大将也。非文无以附众，非武无以威敌，能文能武，则万邦以之为法矣。”

　　谢枋得曰：“汉唐而下，缙绅介胄分为两途，愚儒武夫各持一说，不知三代将帅必文武全才，可以为万邦之法则者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所谓文者附众安民之谓，非辞章藻绘也；武者戡定祸乱之谓，非膂力技能也。有抚御之才足以附众，有制胜之术足以威敌，国家得如是之人以为将帅，尚何国威之不振而外侮之敢肆哉？夫然非但可以为一时之用，凡其所以建立设施，端可以示法于四方而贻范于来世矣。

　　昭公五年春，王正月，舍中军。

　　胡安国曰：“按左氏舍中军，卑公室也。初作三军，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，及其舍之也，四分公室，季氏择二、二子各一，皆尽征之而贡于公，三军作舍皆自三家，公不与焉，公室益卑而鲁公之兵权悉归于季氏矣。兵权有国之司命，三纲兵政之本原，书其作舍而公孙于齐、薨于干侯，定公无正，必至之理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三军之制，国家兵权所系，承之天子，传之祖宗者也。今鲁国之军，其作其舍皆由臣下，而为其君者无与焉，国非其国矣。后之有天下国家者，其尚防微杜渐，毋使兵权为人所持哉。

　　魏置五兵尚书，五兵谓中兵、外兵、骑兵、别兵、都兵。臣按：后世设尚书掌兵政始此。

　　唐制，兵部尚书一人，侍郎二人，掌武选、地图、车马、甲械之政。其属有四，一曰兵部、二曰职方、三曰驾部、四曰库部。凡将出征，告庙授斧钺，军不从令，大将专决，还日具上其罪。凡发兵，降敕书于尚书，尚书下文符，放十人、发十马，军器出入皆不待敕，卫士番直发一人以上必覆奏。诸蕃首领至则威仪郊导。

　　臣按：唐人始分六部而兵部专掌兵戎之政，其属有四，宋以来因之，然皆为宰相之属。至我朝罢中书省及枢密院，而兵部始得以专达于上，盖专前代枢府之权，而尚书兵部之政仍如故。

　　《宋志》：枢密院佐天子执兵政，凡边防军旅之常务，与三省分班禀奏，事干国体则宰相执政官合奏。

　　林駉曰：“枢府之官自唐始，名肇于开元，官设于永泰，权重于五代，而其制至宋而始详。以东府掌文事，西府掌武事，其官有使、有副使、有佥书、有同佥书、有知院、有同知院事。”

　　臣按：程颐言枢密乃虚设一大事，既三省同议，其他乃有司之事、兵部尚书之职。说者谓密院与中书对立，止如参知政事与宰相分班知印，未害也。有使、有副使、有知院、有同知、有佥书，又有所谓直学士、都承旨、检详、编修，其属皆与宰属等，兵民本一而强分为二，必置一司，如是之浩繁，所谓虚设一大事也。我朝革去枢府而专以兵政归兵部，官简而职专，事权归一而体统不紊，百年以来戎政举而武备修，有以也夫。

　　仁宗至和中年，知谏院范镇言：“中书主民，枢密主兵，三司主财，各不相知，故财已匮而枢密益兵不已，民已困而三司取财不已，中书视民之困而不知使枢密减兵、三司宽财以救民困，欲乞使中书、枢密院通知兵民财利大计，与三司量其出入制为国用。”

　　臣按：今制与宋异，宋以三司主财、枢密主兵，今制兵部主兵而财赋钱粮则户部所掌也，兵以御寇制乱，固不可一日无者，而兵之所以为兵者，士必食粟、马必食刍，亦岂可一日无哉？是故户、兵二部必相通融以为政，掌兵者遇有调发军马必先行文户部，会计边储之有无，储蓄既备然后师旅出焉，如是，则足食足兵而军威无有不振、武备无有不修者矣。

　　神宗熙宁中，监察御史里行蔡承禧言：“近命赵为安南招讨使，李宪为之副，外议皆云不自二府。”又曰：“宪所陈请多不经由二府，径批圣语下招讨使。夫王言之出，尤在谨微，其初少不留神，其后遂为故事，乐便疾于一时，忘几微于后日，一启其渐寝难改，更况于边庭休戚至重，且命大臣者所以同安危而系休戚者也，至烦莫如边镇，至重莫若将臣，而二府有不预焉，则大臣之能知其任者必皆自疑，莫敢安其处矣，既不敢安其处，则同心同德之义亏矣。大臣之罢软者必曰势位已极矣，上已为之而又以力争，则获专权之咎也；大臣之不胜其任者必曰此出于圣旨，我何预哉？是与其能者为自疑之端，不才者为容身之地，积此以往，岂国家之利耶？臣欲事无巨细，非经二府者不得施行，如二府之论或有异同，陛下总揽其成，断其可否而后行，庶尽帝王容下之美，大臣无诿上之咎。”

　　臣按：命将，国家之大事，必责成于本兵柄之大臣，使之广询博访，必得其人果可当大事者然后用之，人君于凡百司众职犹不可任其己意、用其私人，矧出师命将，人之生死所系、国之安危所关，而可以轻用其人乎？夫用其人且不可，而又惟其言之是信，而使之得假上语以行之，尤不可也。

　　范祖禹言於哲宗曰：“祖宗制兵之法，天下之兵本于枢密，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，京师之兵总于将帅，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，上下相维，不可专制，此所以无兵变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我朝革去枢密院，设五军都督府分掌军旅，则兵权散主而无自专之患，而凡宋元以来枢密之任一归于兵部焉，所谓上下相维，文武相制，处置之善，行之万世而无弊者也。

　　以上本兵之柄
　
　　▲器械之利（上）

　　《易系辞》：弦木为弧，剡木为矢，弧矢之利以威天下，盖取诸《睽》。朱熹曰：“睽乖然后威以服之。”

　　吴澂曰：“弧，木弓也。兵器不一，弓矢所及者远，为长兵。威天下者，示有儆备而使之畏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人君为治所以威天下者武也，而武之为用以器为威，而其所以为器不一也，《易》之制器尚象而独以威天下之器而归之弧矢之利，何哉？盖男子生而有悬弧之义，射者男子之所有事也，防微威远之具莫先焉。且兵戎之器所及者不过丈尺之间，惟弓矢则有百步之威，锋不待交而威已先至，折其势于未至，挫其锐于尚远，兵戎之利诚莫有先之者也。窃惟今日队伍之制以长短兵相夹持以为威，盖我朝战胜中国而得天下，其法利于守而不利于战，可以战中国而不可战夷狄，是何也？短兵无长用、长兵无短用故也。臣愚以为，凡今日队伍之法，宜如科举取士式，每军各执一器，如士之专一经而各经皆兼习四书，其枪刀之类乃其本经，弓矢则其四书也。孟子曰“其至尔力也，其中非尔力也”，中非力而能，乃由巧所致，巧者得于心而应之于手，是盖可学而能也。学斯巧，巧斯中，一人学射教成十人，十人教百人，百人教千人，千人教万人，则是全队之中无非善射之士，敌在远则用弓矢之利，敌在近则用刀枪之锋，国家有十万善射之兵，内可以制盗贼、外可以制夷狄，祸乱不作而国势尊矣。

　　《说卦》：离为火，为甲胄，为戈兵。张栻曰：“甲胄外坚所以象离之画，戈兵上锐所以象离之性。”

　　臣按：天下之物无一而不本于阴阳者，甲胄、戈兵虽曰战陈之用，然皆有所本焉。战陈之用甲胄服于身，惟恐人之伤己，戈兵施于人，惟恐己之不伤人，其用虽有仁暴之殊，而皆取象于离明之火也。先儒谓离有甲胃戈兵之象，而《周官》司马之职列于夏官，夏者离之时也。

　　《书禹贡》：荆州，厥贡杶、干、栝、柏、砺、砥、砮、丹惟箘簵飗、楛。

　　蔡沈曰：“杶木似樗而可为弓干。砮者，中矢镞之用。箘簵，竹名；楛，木名，皆可以为矢。”

　　臣按：《鲁语》“肃慎贡楛矢、石砮”，注：“砮，镞也。盖肃慎氏之矢以楛木为笴、以石为镞也。”由是以观，则木亦可以为笴，不但竹也；石亦可以为镞，不但铁也。

　　《说命》曰：惟甲胄起戎。朱熹曰：“甲胄本所以御戎，而出谋不当则反足以起戎。”蔡沈曰：“甲胄所以卫身也，轻动则有起戎之忧。”

　　臣按：五兵皆伤人之器也，惟甲胄乃卫人之服焉，孟子曰“函人惟恐伤人”，则是甲胄之用在人为仁欤。

　　《费誓》曰：鄯（缝完也）乃甲胄，敽（系之也）乃干（盾也），无敢不吊（音的，精至也）。备（具也）乃弓矢，锻（淬也）乃戈矛，砺（磨也）乃锋刃，无敢不善。

　　孔颖达曰：“少康子杼作甲。兜鍪，首铠也，经典皆言甲胄，秦汉以来始有铠。兜鍪之文古作甲，用皮，秦汉以来用铁，铠鍪字皆从金，盖用铁为之也。谓穿彻之，甲绳有断绝，当使理穿治之。楯纷如绶而小，系纷于楯以为饰。每弓百矢，弓十矢千，使其数备足。五十矢为束，临战则用五十矢为束。凡金为兵器，皆须锻砺，有刃之兵非但戈矛，其文互相通也。”

　　蔡沈曰：“甲胄所以卫身，弓矢、戈矛所以克敌。先自卫而后攻人，亦其序也。”《周礼天官》：玉府掌王之兵器，凡王之献兵器受而藏之。朱申曰：“兵则兑之戈、和之弓之类。”

　　内府掌受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，凡四方之币（谓诸侯所贽）献（谓诸侯贡物）之兵器入焉。

　　臣按：此天官玉府既掌王之兵器，内府又受良兵兵器入焉，则是兵器之府备于天官矣，而秋官又曰入其金锡于为兵器之府，盖玉府、内府所藏兵器之府也，职金入金锡于槁人，为兵器之府也。谓之为者，制作之谓也。

　　《夏官》：司甲下大夫二人、中士八人、府四人、史八人、胥八人、徒八十人。郑玄曰：“甲，金之铠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先儒谓《书》之《费誓》言“谷乃甲胄敽乃干，无敢不吊”，而后言“备乃弓矢，锻乃戈矛，砺乃锋刃，无敢不善”，盖甲胄与干所以自保，弓矢与矛所以讨敌，先自保而后讨敌，故《周官》之序先司甲而后言兵也。

　　司兵掌五兵、五盾，各辨其物、与其等以待军事。及授兵，从司马之法以颁之，及其受兵输亦如之，及其用兵亦如之。祭祀授舞者兵，大丧五兵，军事建车之五兵，会同亦如之。

　　吴澂曰：“五兵者，戈、殳、戟、酋矛、夷矛也；五盾者，干橹之属有五等。辨其物则其用各有所宜，辨其等则其制有长短、大小也。兵输谓师旋而纳兵器也，用兵谓出给卫守也。祭祀授兵，授以朱干玉戚也。五兵，谓陈明器之五兵。车之五兵即前之五兵也，若步卒之五兵则无夷矛而有弓矢。”

　　吕祖谦曰：“古者藏兵于庙，大夫家不藏甲，凡用兵必取之庙，归而饮至，以见不敢轻举之意，如用命赏于祖、不用命戮于社亦此意，如郑庄公将伐许授兵于大宫、鲁公治兵、楚武王授师孑之类，此见春秋之初其制尚存。”

　　臣按：辨其物者，常利其器以待用也；与其等者，常类其聚以待授也。司戈盾（官名）掌戈盾之物而颁之。郑玄曰：“戈今之句孑戟也。”

　　王昭禹曰：“掌戈盾之物而颁之，谓祭祀、军旅、会同之时颁之以给用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古者甸出革车一乘，凡甲、戈、盾、弓矢与夫旗物、鼓铎之属悉备焉，乡遂之官以时简其兵器，及有调发则各具之而行，官府不与知也。司兵、司戈盾、司弓矢所掌授兵器非授之民也，授之卿、大夫从军旅、会同者也，故司兵曰及其兵亦如之，是卿、大夫毕事则归之也，若民兵则自藏之民间耳。秦人销锋镝，元人禁汉人持弓矢，其与周人藏兵于农，意大不侔矣。

　　司弓矢掌六弓、四弩、八矢之法，辨其名物而掌其守藏、与其出入。中春献弓弩，中秋献矢。

　　朱申曰：“六弓，谓王弓、弧弓、夹弓、庾弓、唐弓、大弓也。四弩，谓夹、庾、唐、大也。八矢，谓枉矢、絜矢、杀矢、鍭矢、矰矢、茀矢、恒矢、庳矢也。法，谓曲直、长短之数也。名以命之，物以色之，守之则有人，藏之则有府，出则颁之，入则授之。｛服｝，盛矢器也，以兽皮为之。弓弩成之于阳气方和之时，故仲春献之；矢与｛服｝成之于阴气将坚之时，故仲秋献之。”

　　臣按：先儒谓中春阳气方和之时，故献弓弩；中秋阴气方坚之时，故献矢祇。盖四时有明法，万物有成理，先王以道制器，不违乎时之序、物之理，与造化同其功矣。是以器之成也既完且美，而天下之利用于是乎出矣。

　　槁人掌受财于职金以赍其工，弓六物为三等，弩四物亦如之；矢八物皆三等，｛服｝亦如之。春献素，秋献成，书其等以飨工。乘其事，试其弓弩，以下上其食而诛赏，乃入功于司弓矢及缮人。

　　郑玄曰：“箭干谓之槁，此官主弓弩箭矢，故谓之槁人。”

　　吴澂曰：“赍其工者，给市财用之直也。弓六物，其斗力强约分为上下中三等，人各有所宜。弩四物、矢八物皆分三等，盛矢之｛服｝亦如之。弓、弩、矢、｛服｝春作而秋成，故春献其胎素，及秋方献其成，书其工拙之等，降以制其享食之厚簿也。乘其事，谓计其事之成功也。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，谓考之而善则上其食，尤善则又赏之，其否反此。”

　　臣按：秋官职金入其金锡于为兵器之府，可见周之弓、弩、矢、祇皆造于官，其费用之工本皆受于职金，不取于民也。及其献成则书其工拙等第，为酒食以劳之，不徒劳之，而又试之，试之而良则上其禄，甚则赏之，不良则下其禄，甚则诛之，既考其功，乃入之于司弓矢以待颁赐、入之于缮人以供王用也。

　　《秋官》：职金入其金锡于为兵器之府，掌受士之金罚、货罚，入于司兵。

　　郑玄曰：“为兵器者，攻金之工六也。入于司兵，给治兵及工直也。”贾公彦曰：“入兵器之府，言为者攻金之工须造作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槁人掌受财于职金以赍其工，此入其金锡于为兵器之府，则入槁人也。若夫受士之金罚、货罚于司兵者，所谓金罚者赎罪之金也，货罚者司关所谓“凡货不出于关者举其货”是也。夫兵器之作当属于兵工而此属于刑官者，盖明犯法之人所当罚之金货以为制造兵器之用故也。

　　司厉掌盗贼之任器、货贿，辨其物，皆有数量，贾而揭之，入于司兵。

　　郑玄曰：“任器、货贿，谓盗贼所用伤人兵器及所盗财物也。入于司兵，若今时伤杀人所用兵器、盗贼赃加责没入官也。”

　　贾公彦曰：“入于司兵者，其任器多是金刀，所盗财货虽非金刃亦入司兵，给治兵刃之用。”

　　臣按：此可见古者造兵器不取于民而取之于盗贼之任器、赃物，后世举而行之，是亦宽民力、足兵用之一助也。

　　《考工记》曰：函（包容）人为甲。犀甲七属（谓上旅、下旅相属之数），兕甲（兕皮为之）六属，合甲五属。犀（犀皮为之）甲寿百年，兕甲寿二百年，合（削革里肉取其表合之）甲寿三百年。凡为甲，必先为容（请服者之形容），然后制（裁制）革（皮也）权（知其轻重）其上（腰以上）旅（札叶也，一叶为一札）与其下（腰以下）旅而重若，一以其长为之围（谓围之一匝）。凡甲，锻（锻革也）不挚（谓至熟）则不坚，已敝（谓革太熟）则挠（曲也）。凡察革之道，视其钻空，欲其惋（小孔貌）也；视其里，欲其易（无败蔑）也；视其朕（谓革至），欲其直也；櫜（衣藏甲）之，欲其约也；举而视之，欲其丰也；衣之，欲其无齘（谓如齿断）也。视其钻空而惋则革坚也，视其里而易则材更也，视其朕而直则制善也，櫜之而约则周也，举之而丰则明（光耀也）也，衣之无齘则变（随人身之变利）也。

　　臣按：戎事以甲胄为主，古之言兵者多以甲胄为先，盖甲所以卫身，身必得其卫然后可以制人，苟无甲焉，则一身且无所包容矣，故制甲者古谓之函人焉。属为上旅、下旅之中，皆有札续之数，一叶为一札，上古以革为甲，坚者札长故其属少，革之次者其札短故其属多，此其所以有七属、六属、五属之异也。革坚者历久而后敝，物之久而敝如人久而死，故甲亦以寿言。先为容者，欲制为甲必因人之形长短小大而为之容，使其服之而相称，不过之而有余，不不及而不足也，既因人之身而为容，然后以之制革则无赘亏之患。上旅，腰以上为衣也；下旅，腰以下为裳也。权以知其轻重，使上下等而若一，则无偏重之患。以其长为之围，从横欲周其身而已。挚之言至也凡甲必锻革为之，不挚则锻之不熟，不熟则革不坚，不坚则易坏，锻之太熟则革过耎而易曲也。若夫察视之际，其钻孔以受线缝小而不宽缓，则其革坚实而难坏可知矣；其革之里和易而不败秽，则其材历久而难敝可知矣；其革之制条直而不挠曲，则其制作之善不于是而可知乎；櫜而藏则约束而易收，举而视之丰厚而宽大，衣之于身则方正周全而无参错不齐之患，周旋而无不齐、举动而无不便，则是甲也虽极天下之铦锋利镝皆莫能伤之矣。孟子称函人为仁术，臣亦窃以谓甲胄为仁器也，盖五兵皆主于杀伤，而甲胄独专于蔽卫，谓之为仁不亦宜乎？古人于一甲之制而详悉周全如此，其慎重于战陈之际可知矣。后世之甲多用铜铁而少用革札，盖日趋简便也，金质重而易于涩绣，若用革为甲而制之、视之诚如函人之详且周焉，则其轻而坚，视铜铁之重而易于绽裂，岂不优哉？

　　弓人为弓。取六材必以其时，六材既聚，巧者和之。干也者以为远也，角也者以为疾也，筋也者以为深也，胶也者以为和也，丝也者以为固也，漆也者以为受霜露也。得此六材之全，然后可以为良。

　　凡为弓，冬折干而春液角，夏治筋，秋合三材（胶、丝、漆也），寒奠（读为定）体，冰析灂（漆灂也）。冬折干则易，春液角则合（读为合），夏治筋则不烦（乱也）秋合三材则合（坚密也），寒奠体则张不流（犹移也），冰析灂则审（犹定也）环，春被弦则一年之事（谓期年乃可用）。

　　郑玄曰：“取干以冬，取角以秋，丝漆以夏。”

　　王昭禹曰：“弓所以及远者其力在干，弓所以疾发者其势在角，角干资筋以为坚韧，以射则中深。三者得胶然后相合以为和，结而固之在丝，饰而坚之在漆。六材虽取以其时，苟其质不美则不足相资以为用，故得此六材之全然后可以为良也。夫材美工巧，不得天时则不可心为良，故弓有六材而治之各以其时也，是故干欲坚而正固，故冬折之，于干坚之时而折之则其势和易也；角欲和而温柔，故春液之，于角和之时而渍液之则其气浃洽也；筋欲散而解缓，故夏治之，于筋散之时而治之则其理不烦乱也；胶、漆、丝三者欲其成就而充实，故秋合之，于成材之时而合之则其质不相离而相合也。至冬寒时胶坚，纳之檠中，檠弓匣也，以定其往来之体，故体已完，张之不复有流移也。又于大寒冰坚时下于檠中，析其漆灂后复纳之，则漆灂欲其不动故也。其漆之灂已环则审定，后不复鼓动也，被弦于春，俟一期之久而后可用。”

　　臣按：《考工记》于弓人一事，取材既各以其时，而凡折干、液角、合胶与筋用漆与丝，又莫不各有其法焉。呜呼，古者于一器之小而委曲详尽也如此，此其器所以无不良，而用无不效、功无不成也欤。况五兵之用，用之以威天下者，惟弧矢之利为大，上而天文，戈、戟、殳、矛皆无其星而弧矢之象特悬于穹苍之上，《易》之制器尚象，五兵之中独言弧矢，是兵莫大于弓矢也。臣于前既言凡军伍人欲各执夫一器而皆兼夫弓矢，盖以人之始生必悬弧矢，此男子生而所有事也。有事之大者莫大于军旅，敌王之忾以卫国家，委质之义、尽忠之节诚莫大焉。必有所事于此，然后尽其为男子之事也。虽然，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，凡事皆然，况战陈乃国家安危、人命生死所系者乎，尤不可不利其器也。今制弓矢，造自州县，然地势燥湿异气、人力巧拙异能、官吏勤怠异心，往往备物以塞责，取之不以其时，造之不得其法，造完而进于内帑，苟具其数，不求其良，积以岁月，质损而体变，一旦有事出以为用，多用不堪，因而误事也多矣。臣请自今以后，凡造弓州县，计其岁所当造之数，俾其具物料、工费解官，朝委有巧计臣僚专督制造，仍行下出产弓材之处，俾其取材必以时、择材必以良，而司工者又必依傍古法，顺天之时、随物之性、用人之能，如此，则弓无不良矣。虽然，人力有不齐，弓矢亦不可一例而造，必以斗石为量，用漆书其上，自二石以下至于六斗凡数等，仍行教阅将官，于凡军士皆较量其力之所胜著为石斗之数，散弓之日按名、如其数给之，如此，则不徒费民财而所造之弓皆有实用，器良而与人力相称，所向无有不成功者矣。

　　矢人为矢。鍭矢参分（谓三分之）、茀矢（“茀”当作“杀”）参分，一在前、二在后，兵矢、田矢五分（谓分之为五），二在前、三在后；杀（当作“茀”）矢七分（分之为七）、三在前、四在后。参分其长而杀其一，五分其长而羽其一。以其笴（矢干）厚为之羽深，水之以辨（犹正也）其阴阳（浮之于水以浮沈辨之也），夹其阴阳以设其比（箭括抵弦处），夹（夹之使轻重均）其比以设其羽，参分其羽以设其刃（刃若羽三分之一），则虽有疾风亦弗之能惮矣。刃长寸、围寸，铤（谓箭之足入橐中者）十之，重三垸（量名）。前弱则梱（低也）后弱则翔（回顾），中弱则纡（曲也），中强则扬（飞也）。羽丰则迟，羽杀则趮（旁掉也）。是故夹（以指夹矢）而摇（动也）之以视其丰杀之节也，挠（搦其干也）之以视其鸿（鸿即强也）杀之称也。凡相（择也）笴，欲生（谓无瑕蠹）而抟（谓图也），同抟欲重（同抟欲其材之重）同重节欲疏（同重欲其节之疏），同疏欲（同疏欲其缜栗而坚）。

　　吴澂曰：“鍭矢三分，言参订之而平者，前有铁重也。茀矢，‘茀’当为‘杀’。一在前，谓箭槁中铁茎居参分，杀一之前也。兵矢，谓枉矢、絜矢也，此二矢亦可以田。田矢谓矰矢，二在前、三在后，铁差短小也。杀矢，‘杀’当为‘茀’。三在前、四在后，铁又差短小也。杀其一者，谓矢槁长三尺，杀其前一尺令趣镞也。羽其一者，羽者六寸也。笴读为槁，谓矢干也。阴沈而阳浮，夹其阴阳者，弓矢比在槁两旁，弩矢比在上下。设羽于四角也，参分其羽以设其刃，谓刃二寸也。‘前弱则梱’以下，言干羽之病使矢行不正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古人之为矢其慎重周密如此，此所以射无不中也。五兵之用，弓矢为长，弓良而矢不合度，虽其人巧力俱全而亦不能以命中矣。观《考工记》于矢人为矢，则可见古人之学无所不该，而小物之不遗也如此，此三代盛时文事武备后世皆所不能及也。大抵矢之为矢，不出乎干羽二者而已，干之强弱则欲适其中，羽之丰杀则欲适其节，前弱则矢行而低，后弱则矢行而旋，中弱则矢行而曲，中强则矢行而起，此强弱之失中也；羽太多则矢重，其行必失于缓，羽太少则矢轻，其行必失于急，此丰杀之失节也。欲视其丰杀之节，宜以指夹矢而摇之，以约其轻重；欲视其鸿（强也）杀之称，宜以指挠其干而曲之，以审其强弱。其制矢既有其量，其视矢又有其法，此其器所以无不良而用之所以无不宜也。

　　桃氏为剑。腊（谓两刃）广二寸有半寸，两从半之。以其腊广为之茎围，长倍之。

　　贾公彦曰：“腊谓两刃，两面各有刃也。剑脊中高，两面趋锷，锷即锋也。茎（纳于夹中者）在夹（人所握处为夹）中者，围二寸半、长五寸。”

　　臣按：《释名》：“剑者，捡也，所以防检非常。”是盖防身之器，项羽学之以为一人之敌者也。司剑之官而谓之桃氏，剑所以御暴除恶，以桃之为桃能辟除不祥故也。

　　庐人为庐器。戈（二刃）柲（柄也）六尺有六寸，殳（如杖无刃）长寻（八尺）有四尺，车戟（三刃）常（倍寻曰常），酋（酋之为言就也）矛（句兵）常有四尺，夷（夷之为言伤也）矛三寻。凡兵无过三其身，过三其身，弗能用也而无已，又以害人。故攻国之兵欲短，守国之兵欲长。攻国之人众，行地远，食饮饥，且涉山林之阻，是故兵欲短；守国之人寡，食饮饱，行地不远，且不涉山林之阻，是故兵欲长。

　　吴澂曰：“兵无过三其身者，人长八尺，与寻齐，进退之度三寻，用兵力之极也。而无已，犹曰不徒止言其大长也。夫兵莫短于戈、殳，故攻国者用之；莫长于矛、戟，故守国者用之，大要欲便于人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戈、戟皆剌兵也，戈二刃、戟三刃。殳，击兵也，如杖而无刃。矛，句兵也，上锐而旁句。酋矛、夷矛，特因长短而取名尔。矛用以句则宜，长于戟然后有及，故酋矛长二丈、夷矛长二丈四尺。酋言就也，近而就之也，夷矛以长为主而就之，故曰酋矛；夷言伤也，以夷矛极长，句则有及而伤物为易，故曰夷矛，此矛之辨也。考古之兵器见于《周礼》者，司兵注“五兵，戈、殳、戟、酋矛、夷矛也”，说者谓此车之五兵，而卒之五兵则无夷矛而有弓矢焉。五兵之外，有剑、有刃、有盾、有弩，戈戟主于刺而殳用以击、矛用以句。其矛之谓夷者，意即《诗小戎》之庌矛也，其形三隅，如今之虎义，然则又不专以句，而亦用以刺也。方车战之时，敌远则用弓矢，稍近则以矛句之，句之至则施击以刺焉，短兵相接，始用刀剑，此三代以前之兵用也。后世无车战，惟用骑与步，其制兵之法亦惟以步为主。今制五十军为一队，有枪、有刀、有弓矢、有盾而无古之所谓戈、戟、殳、矛与弩者，弩仅见用于广右之徭綍，湖南苗人所用之句刀即古人之矛遗制也。臣惟我圣祖之得天下，其经营惟在于中国，故其制兵亦惟以中国为法。然而承平之后，中国无事，故为民害者往往在于外患，边陲之地多险阻崎岖，而吾之队伍不可以尽施，且吾器械长短相制，卒然遇敌，长兵无短用、短兵无长用，故士卒虽多而得用仅半。请命臣僚之兼通文武者讲求其故，加用弩与矛二器以为兵用，而仍下湖广二藩选其精于二技者津遣赴官，俾其教习。若夫殳之为殳，略如今俗所谓木棍者，然宜依古制更备此一器，以击虏马之足，盖亦不减宋人用麻札刀也。考古之殳长丈二而无刃，礼书作八觚形，盖八棱也。古人用于车上，故宜长，今用于步军手执以击马足，宜与人相称；古作八棱，今宜于人手所执处为圆形，而于其半至末为四棱或加铁于棱中云。

　　鹥人，弧旌枉矢以象弧也。

　　贾公彦曰：“弧旌者，弧弓也，旌旗上有弓所以张糸参幅。枉矢者，就旌旗张栻弓上亦画枉焉，以象弧星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《天文志》云“觜絪下一星曰天矢，天狼下有四星曰天弧”，郑氏所谓枉矢，取名变星，飞行有光，今之飞矛是也，或谓之兵矢、絜矢象焉。二者皆可结火以射敌，考史，陈球守零陵，制为飞矛者，其形之大如矛欤。今火药有火箭，若仿汉人飞矛之法而傅以今之火药，使之射远而流行，是亦惊敌之一具也。

　　以上器械之利（上）
　
卷一二二

　　▲器械之利（下）

　　《荀子》曰：魏氏武卒，衣三属之甲，操十二石之弩，负矢五十个，置戈其上，由（与胄同）带剑，嬴（负担）三日之粮。如淳曰：“上身一、髀禅一、胫缴一，凡三属。”

　　臣按：魏之武卒操弩负矢而置戈其上，是盖长短之兵兼用也。

　　《司马法》曰：兵不杂则不利。长兵以卫，短兵以守，太长则难犯，太短则不及。太轻则锐，锐则易乱；太重则钝，钝则不济。又曰：弓矢御（句），殳矛守（句），戈戟助（句）。凡五兵五当，长以卫短，短以救长。迭战则久，皆战则强，见物与侔，是谓两之。

　　臣按：所谓“兵不杂则不利”与夫“长以卫短，短以救长”，古今制队伍、用兵器，其法不出此数言。

　　《六韬》曰：陷坚陈、败强敌，以大黄、参连弩，飞凫、电景矢自副。

　　注曰：“飞凫，赤茎白羽，以铁为首；电影，青茎白羽，以铜为首。”

　　臣按：《周礼》六射之目，其二曰参连。参连云者，谓前放一矢，后放三矢，连续而去也。考《吴越春秋》有云“夫射之道，从分望敌，合以参连”，《后汉书》亦云“弩射以参连为奇”。夫古人自八岁入小学已学射艺，而教以参连之法，自幼及长习熟其事，故仕而为将、不仕而为卒，无不能射者。今世古法尽废，有能射疏及远者已为奇矣，若夫参连之法，少有知者，诚能以古参连法教士卒，使当矢石之间一射而连放三矢，则是一人而兼三人之用也，意者李广以二千骑当胡骑四万之围，所谓大黄即《六韬》所谓大黄、参连乎？

　　汉高祖四年，初为算赋，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钱，人百二十为一算，为治库兵车马。

　　臣按：此汉以后赋民治兵之始。考史，成帝建始元年立故河间王弟上郡库令良为王，注谓“北边郡库官之兵器所藏，故置令”，则前此边郡各有库、库有令以掌兵器，旧矣。然《地理志》于南阳郡宛下注“有工官、铁官”，则不独边郡有武库，而内地亦有之矣。

　　高祖时，萧何治未央宫，立武库以藏兵器。

　　臣按：《汉志》中尉属中有武库令，则是时既立武库以藏兵器，而设令以司之，属之中尉。其后光武置武库令主兵器，则以属执金吾，考工令主作兵器弓弩之属成，则传金吾入武库。魏晋一遵其制，盖始于此也。

　　《百官表》：中尉，秦官，武帝更名执金吾。属官有武库令丞，中尉属官有武库令，少府属官有若卢、考工室令丞。臣按：《汉书》注：“若卢以藏兵器，考工室主作器械。”

　　哀帝时，毋将隆言：“武库兵器天下公用，国家武备缮治造作皆度大司农钱，边吏职在御寇，赐武库兵。”

　　林駉曰：“周之兵器在民，汉之兵器在官；周之在民以兵农为一之时，汉之在官以兵农已分之后。”

　　臣按：汉自郡国至于京师皆有武备，在郡国则有库兵，或置工官，库兵以算赋为之，而工官与铁官同置于产铁之郡；在京师则有武库令，掌于中郡而天子又有若卢、考工室以藏兵器，以主作器械，一以少府主之，武库则以大司农钱为之也。汉制财用有二，供天子杂用以少府之钱，若大司农钱非军国之事不得用也，兵甲之作以为军国之备，故亦用大司农钱欤。

　　晁错言于文帝曰：“劲弩、长戟射疏及远，匈奴之弓弗能格也；坚甲、利刃长短相杂，游弩往来，什伍俱前，匈奴之兵弗能当也；材官驺发矢道同的，匈奴之军笥、木荐弗能支也；下马地斗，剑戟相接，去就相薄，匈奴之足弗能给也，此中国之长技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自昔谈兵者皆以弩为中国之长技，故汉兵器以弩为尚，将军有强弩、积弩之名，而其用人亦有材官、蹶张之目。平城之围，陈平请强弩傅两矢外向，夏侯婴徐行，弩皆因满外向；淮南之反，亦欲以强弩临江而守，卜式亦愿与临菑习弩者请行死之，与夫弓弩持满、抱弩负渼（盛弩箭祇）见于周亚夫、韩延寿之传。自古用弩以取胜，见于史传者不可胜纪，今世则惟用弓矢，而所谓弩者，队伍之间不复用矣，意者有神机火枪之用以代之，故不复置欤？然以臣观之，二者皆不可偏废也。敌惟用弓矢一事，今我既用弓矢、又用火枪而又复用古人之弩，则是敌之长兵一而我之长兵三，以一制三，敌骑欲来冲突，不待短兵接而我之三技已毙之于百步之外矣。

　　武帝元狩二年，李广将四千骑出右北平，匈奴左贤王将四万骑围广，广为圜陈外向，胡急击矢下如雨，汉矢且尽，广令持满毋发，而广自以大黄射其裨将，杀数人。

　　服虔曰：“黄肩弩也，晋灼曰：‘黄肩即黄间也，大黄其大者也。’”《汉志》有《远望连弩射法具》十五篇。

　　臣按：古者弩之制有七，一擘张弩、二角弓弩、三木单弩、四大木单弩、五竹竿弩、六大竹竿弩、七伏远弩。擘张弩，步兵所用；角弓弩，骑兵所用；木单、竹竿、伏远等，其力益大，所及渐远。今世官兵全不用弩，而四夷亦未闻有用者，惟广右徭綍用之，然其弩不可施于骑，殆古所谓擘张者欤？《炙毂子》曰“夷牟制角弩，马上用之”，则是角弓弩乃可用于骑者，今不得其制，然朝家万一用之，天下之大，安知其无人以意会而为之者欤？

　　《李陵传》：发连弩射单于。张晏曰：“三十绻共一臂。”《诸葛亮传》：亮性长于巧思，损益连弩皆出其意。

　　臣按：《魏氏春秋》云：“亮损益连弩谓之元戎，以铁为矢，长八寸，一弩十矢俱发。”夫弩而谓之连，则非一弩也，意必数者相连，谓之损益者，前盖有此弩，至亮而有所损益于其间耳。考史，魏司马懿征公孙渊，军至辽东，为发石连弩射城中；唐李元谅节度陇西，筑连弩台；卢耽节度四川，为大旝连弩，南诏惮之，则古人攻战以连弩取胜者多矣。今连弩之制不可考，说者谓古时西蜀弩兵尤多，大者莫逾连弩，十矢谓之群鸦，一矢谓之飞枪，通呼为摧山弩，即孔明所谓元戎也。今具其法如此，万一有巧思者出，因其名而想其意度，以复古人之制，是亦攻守之一助也。

　　虞诩为武都守，令军中强弩勿发而潜发小弩，羌并兵急攻，使二十强弩共射一人，发无不胜。

　　臣按：五兵之利莫利于弓弩，而自汉以来而弩之取胜者比弓为多。虞诩守武都，遇有急攻，使二十强弩共射一人，此非但可用之以弩，而弓矢之利亦宜依此用焉，此即俗所谓攒射也。宜申谕军中习为攒射法，临战之际，寇中有骁勇出掠陈者，攒矢而射之，蔑不中矣。

　　陈球守零陵，弦大木为弓，羽矛为矢，引机发之，远射千步。臣按：此大木弓后世无有，可依其法制之以为守城寨之具。

　　明帝永平中，北匈奴攻金蒲城，耿恭为戊己校尉，以毒药傅矢，语匈奴曰：“汉家箭神，其中创者必有异。”虏中矢者视创皆沸，大惊，匈奴相谓曰：“汉兵神，真可畏也。”遂解去。

　　臣按：今唐邓山居者以毒药渍矢以射兽，应弦而倒，谓之毛胡卢。元末因用其人为兵，立毛胡卢万户府，耿恭所用毒药傅矢盖此类也。又闻广西徭綍所用弩矢皆傅以药，中人濡缕即死，比唐邓者尤毒，宜取其方付边城以为毒箭，是亦御敌之一技也。说者多谓西北地寒而药性不行，恐不可用，然耿恭用之金蒲城，岂非冱寒之地耶？

　　唐初，置军器监，后并入少府监。开元初，以军器使为监领，领弩、甲二坊。臣按：此唐人造军器之所。

　　府兵之法，人具弓一、矢三十、刀一，其介胄、戎具皆藏于库，有所征行则给之，番上宿卫者给弓矢、横刀而已。

　　臣按：此唐人府兵所执之器械也。我朝制兵，每一百户辖百军，分为二队，每队铳手五名、刀牌手十名、弓箭手十五名、枪手二十名。臣愚以为，今每队之中短兵太多、长兵太少，宜如唐府兵之法，每人皆具弓刀则长短兼用也。或曰国家承平于今百年，内外慑伏，何用变更？为臣非敢变乱成法也，亦惟循而用之，特于定制队伍中执短兵者加以长兵、执长兵者加以短兵尔，于旧制固无所更变也。

　　玄宗开元中，择宿卫勇者为番头习弩射，又有羽林军飞骑亦习弩。凡伏远弩自能弛张，纵矢三百步。

　　臣按：昔人谓弩者中国之劲兵，四夷所畏服者也。古有黄连、百竹、八担、双弓之号，绞车、擘张、马弩之差，后世亦有参弓、合蝉、手射、小黄，皆其遗法。盖射坚及远，争险守隘，怒声劲势，遏冲制突者，非弩不克。

　　马燧为河南节度，使造甲必为长短三等，称其所衣，便于进趋。臣按：马燧所造之甲可以为后世法则。宋太祖开宝二年，冯义升、岳义方上火箭法，试之，赐束帛。

　　真宗咸平元年，马军都头石归宋进木羽弩箭，以木为为翎，长尺余，入铠甲则去而箭留，牢不可拔。五年，石普言能发火球、火箭。

　　臣按：古所谓火攻者，因风纵火也，而无有今世所谓火药者。宋太祖时始有火箭，真宗时始有火球之名，然或假木箭以发，未知是今之火药否也。今之火药用硝石、硫黄、柳炭为之，硝之名见于《本草》，汉张仲景方论中已用为剂，则是汉时已有矣，然陶隐居、日华子及宋《图经衍义》等注未尝言其可为兵用也；硫黄自舶上来，唐以前海岛诸夷未通中国，则唐以前无此也。自古中国所谓炮者，机石也，用机运石而飞之致远尔。近世以火药实铜铁器中，亦谓之炮，又谓之铳，铳字韵书无之，盖俗字也，其以纸为之者俗谓之爆，爆者如以火烧竹而有声如竹爆然也。今炮之制，用铜或铁为具如筒状，中实以药而以石子塞其口，旁通一线，用火发之，其石子之所及者，无问人物皆糜烂，然惟用之攻与守也，战则资其声以为号令焉。近有神机火枪者，用铁为矢镞，以火发之，可至百步之外，捷妙如神，声闻而矢即至矣。永乐中，平南交，交人所制者尤巧，命内臣如其法监造，在内命大将总神机营，在边命内官监神机枪，盖慎之也。历考史册皆所不载，不知此药始于何时、昉于何人，意者在隋唐以后始自西域，与俗所谓烟火者同至中国欤？天祚国家，锡以自古所无之兵器，五兵而加以一，五行而用其三，可以代矢石之施，可以作鼓角之号，可以通斥候之信，一物而三用具焉。呜呼，神矣哉！自有此器以来，中国所以得志于四夷者往往借此，然用久而人玩，敌人习知其故，或出其巧智以为之避就者，亦不能无也，何也？盖士卒执此枪而用之也，人持一具，临时自实以药，一发之后仓卒无以继之，敌知其然，凡临战陈必伏其身，俟我火发声闻之后，即冲突而来。请自今以后，凡火枪手必五人为伍，就其中择一人或二人心定而手捷目疾者专司持放，其三四人者互为实药，番递以进，专俾一人司放，或高或下、或左或右，应机迁就，则发无不中者矣，其视一发即退，心志不定而高下无准者有间矣。又宜用纸为爆，其声与火枪等者，每发一枪必连放三五纸爆，或前或后，以混乱之，使敌不知所避，如此，则其用不测无敌于天下矣。书生不经战陈，以意消息而为此说，乞下曾经战陈者议其可否以闻。

　　太宗至道二年，上部分诸将攻讨李继迁，以方略授诸将，先阅兵崇政殿，引陈著为攻击之状、刺射之法，且令多设强弩，及贼布陈，万弩齐发，贼无所施其技，矢才一发，贼皆散走，凡十六战而抵其巢穴。

　　臣按：此前代用弩取胜之效。

　　真宗景德元年，幸澶州，王师成列，李继隆等伏劲弩分据要害，周文质部下以连弩射杀达兰。

　　臣按：宋澶渊之役所以退敌而成和者，达兰一矢之功也。由是观之，则弩之为用，其于守尤不可无焉。城寨之守，环之万弩，张其机而驾以矢，动辄发焉，其视炮铳必待点火、弓矢必待开张，其用为速矣。

　　欧阳修言于仁宗曰：“诸路州军分造器械，工作之际已劳民力，辇用般送又苦道途，然而铁刃不刚、筋胶不固，长短、大小多不中度，造作之所但务充数而速了，不计所用之不堪，经历官司又无检责，此有器械之虚名而无器械之实用也。以草草之法教老怯之兵，执钝折不堪之器，百战百败，理在不疑，临事而悔，何可及乎？”

　　臣按：修此言切中官府造作之弊，今世管工监造兵器者，得无有近似之者乎？宜严加戒饬，庶不虚费民财、物料、工力、官俸而无益于兵用也。

　　熙宁中，内副都知张若水进神臂弓。初，民李宏献此弓，其实弩也，以檿为身，檀为槊，铁瞪枪头，铜为马面牙，麻解索札丝为弦，弩身通长三尺二寸，两弭各长九寸二分，两闪各长一尺一寸七分，巴长四寸，通长四尺五寸八分，弦长二尺五寸，箭木羽长数寸。时于玉津园校验，射二百四十余步，穿榆木没长，有司并箭奏御，诏依式制造。

　　大观中，吴择仁奏神臂弓，实乃天授以甚利之器。徽宗御笔谓“射远攻坚，所向无前，可谓利器，使敌人习而能之，非中国利”，令民间不得习制。

　　臣按：自古弓弩之制，其最善者汉称大黄、唐称伏远，宋之神臂克敌其最也。其制略见于史，谨录于此，使后世留心边事者，或因其名而得其遗法，想像而造之，以为中国之长技，是亦御边卫民之一助也。

　　神宗时，有臣僚上言曰：“方今外御两边之患，内虞盗贼之变，而天下岁课弓弩甲胄之类，入充武库之积以千万数，乃无一坚好精利实可以为武备者。臣尝观诸州作院，有兵匠乏少而拘市人以备役，所作之器但形质具而已矣，武库吏亦惟计其多寡之数藏之，未有贵其实用者，故所积虽多，大抵敝恶，为政如此，而欲抗威决胜，外慑夷狄之强犷，内沮奸凶之窃发，未见其可。臣私计其便，莫若更制法度，敛数州之作而聚以为一处，每监择知工事之臣使专于其职，且募天下之良工散为匠师，而朝廷内置工官以总制其事，察其精窳而赏罚之，则人人务胜，不加责而皆精矣。”

　　臣按：此王雱所上之疏，其言虽为宋神宗时发，然今日亦可依此而行焉。

　　又，熙宁六年置军器监，凡产材州置都作院，凡天下知军器监利害者听诣监陈述，于是吏民献器械法式者甚众。是岁又置内弓箭南库，而军器监奏遣使以利器颁诸路作为式。

　　臣按：设官以造军器，是诚严武备之要务，我祖宗以来以其事属之工部，凡军器专设军器局、军装设针工局、鞍辔设鞍辔局掌管，时常整点，若有缺少，随即行下本局计料委官监督，定立工程如法，造完进纳内帑，内帑遇有关支奏闻支给，其外藩府州县呈禀成造，具奏行下，依式造完支拨，若各处有司岁造之数，起解到部辨验，堪中送库交收，有不堪者坐监造者以罪。其所边军器，弓有二等曰二意角弓、曰交焄弓，枪有二等曰鱼肚枪、曰芦叶枪，刀之制有马军雁翎刀、步军腰刀、将军刀凡三等，又有马军叉、黑漆锴子箭、红油团牌等器械，若夫甲胄则有水磨头盔、水磨镴子、护项头盔、红漆齐腰甲、水磨齐腰钢甲、水磨柳叶钢甲、水银摩挲长身甲并枪马赤甲之类，此皆国初所造之制，其后内兵仗局各以巧计加添新样者又不止是。臣考汉之史臣称颂宣帝综核名实，至谓其技巧工匠咸精其能，此虽有司之事，然亦上系朝廷之政，盖有是君则有是臣，有是臣则有是政治，政治之大者不徒在文事，而亦有武功焉。文事有一物之或遗则是其文之未明，武功有一器之或亏则是其武之未备，是故经武之有五兵，犹修文之有六籍也，六籍未明固是文之缺典，五兵未具岂非武之失策乎？汉宣帝于技巧工匠犹且留心，况此兵戎之器，所以修武备、立战功，以卫国家、安生灵，而保国祚于亿万年者哉？

　　宋高宗绍兴中，诏有司造克敌弓，弓乃韩世忠所献者。命殿前司阅习，诏能贯甲逾三石弓、施二十矢者进秩一等，帝谓宰执曰：“此弓最为强劲，虽被重甲亦须洞彻，若得万人习熟，何可当也？”其后杨存中以为克敌弓虽劲，而士病蹶张之难，乃增损旧制，造马黄弩，制度精密，彼一矢未竟而此发三矢矣。

　　臣按：观其所谓施二十矢及病蹶张之难之语，则克敌虽以弓名，其实弩也。窃惟自古论兵者莫不以弩为中国长技，臣故备载之以贻后世。

　　元西域人伊斯玛音善造炮，世祖时与阿尔威丹同至京师，从攻襄阳未下，伊斯玛音相地势置炮于城东南隅，重一百五十斤，机发声震天地，所击无不摧陷，入地七尺，宋吕文焕遂以城降。元人渡江，宋兵陈于南岸，拥舟师迎战，元人于北岸陈炮以击之，舟悉沉没，后每战用之皆有功。

　　臣按：元人始造此炮以攻破襄阳，世因目曰襄阳炮。考唐史，李光弼作驳飞巨石，一发辄毙二十余人，疑即此炮。盖古原有此制，流入西番，伊斯玛音仿而为之也。自有此驳，用以攻城城无不破，用以击舟舟无不沈，今民间多有知其制度者，宜行天下俾民间有传其式样者，许具其图本赴官投献给赏，有私藏习制者罪之，而赏其首者，仍将其式样给与边将收藏，非警急不许辄造，亦犹宋徽宗禁民不许习制神臂弓然。

　　以上器械之利（下）
　
卷一二三

　　▲牧马之政（上）

　　《易说卦》：乾为天，为良马，为老马，为瘠马，为驳马。

　　胡一桂曰：“乾为天而贯四时，纯阳而健为马，在春为良、夏为老、秋为瘠、冬为驳。干取象无所不包，不可与诸卦例论。”

　　吴澂曰：“马加良、老、瘠、驳四字，以见纯阳无阴异于震坎阴阳相杂之马也。良谓纯阳，健之最善者也；老谓老阳，健之最久者也；瘠谓多骨少肉，健之最坚强者也；驳马锯牙食虎豹，健之最威猛者也。”

　　震为雷，其于马也为善鸣、为足、为作足、为的颡。

　　蔡渊曰：“阳动于下故为雷，气始亨故于马为善鸣，阳在下故又为足、为作足，阴在上故为的颡。的，白也，而颡在上也，《诗》所谓‘白颠’，传所谓‘的颅’是也。”

　　坎为水，其于马也为美脊、为亟心、为下首、为薄蹄、为曳。

　　徐几曰：“三画之卦，上画为马颡，下画为马足，其中画阳故为美脊、为亟心，上柔故又为下首，下柔故又为薄蹄、为曳。”

　　臣按：《易》之为书以明阴阳，其取诸物也无所不有，而于马独详焉。孔子于《坤》既以利牝马之贞以取象，而于《大畜》又取干之象以称马。盖以天地间动物莫健如龙而马次之，龙非可畜之兽而世不常有，就地用论之，健而不息者皆莫如马也，故于《大畜》之马则谓之良，良者禀纯阳之气而有刚健之才者也，其间坤之牝者虽曰其阴之质，而其所以为性者则从一而不变，亦有健德存焉。良以马之健者属干，而牝则属坤，坤者干之对，言马于坤，明其为干之配也。是以《杂卦》之中，八卦所取之物惟一二见，独于马凡三取之，于物惟取其一体，至于马则其质之良、齿之老、形之瘠、色之异、性之偏，无所不具，以见马之为物，于畜类中最健而且大，人世所不可无，而有天下国家者必畜之以为治具者也。

　　《周书》：司马掌邦政。蔡沈曰：“军政莫急于马，故以司马名官。”

　　臣按：周六官其五者之卿皆以人为名，而独于夏官卿以马名焉者，盖以见国之大事虽在于戎，而戎之大用则在于马，所谓五官者皆主于文事，而此一官独用于武备。武备之说所以平诸侯、正天下，无马则无以驾车辂而以为礼，无马则无以整戎行而以即戎，邦政有所不行矣。

　　周人因井田而制军赋，四井为邑，四邑为丘，十六井也，有马一匹；四丘为甸，甸六十四井，有戎马四匹、兵车一乘；一同百里，提封万井，定出赋六千四百井，戎马四百匹；一封三百一十六里，提封十万井，定出赋六万四千井，戎马四千匹；天子畿方千里，提封百万井，定出赋六十四万井，戎马四万匹。

　　林駉曰：“马政之说，古今凡几变，以官民通牧者周也。成周以民牧者，如丘、甸岁取马四匹之类，平时则官给刍牧，有警则民供调发，然而在天子之都、诸侯之国、士大夫之家未尝不自畜马，此盖在官养之耳。何以知之？如《周礼》以天子十有二闲，先儒论数谓不过三千余匹，卫文公承夷狄所灭，新造之后，末年亦至騋牝三千，若以制度论之，卫以诸侯之国，又当残乱之余，其他固不及论，安得遽如成周全盛乘马之数？盖所谓天子十有二闲是养之于官者，卫之騋牝三千，举官民通数而言之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今之中国即古之中国，万古此天地则万古此山川，万古此山川则万古此人物。成周之世于天子畿内千里之地而可以得马四万匹，诸侯国三百十六里之地可以得马四千匹，大夫家采地百里之地而可以得马四百匹，今而一郡之地视古者一国、一邑之地视古者一家，成周盛时不闻其乏马之用，而马之在民者亦未闻其为害，后世则不然，岂今古土地生牧相辽绝哉？虽然，不特成周盛时为然也，若夫古之卫地即今怀庆、彰德、大名、滑、濮等郡之境，鲁地即今兖州、宁海、高密等处之境，卫乃有牝之者至于三千，牡而小者不计焉，鲁乃有牡之纯者至于十六色，牝而驳者不与焉，孔子曰“其人存则其政举”，又曰“为政在人”，则是马政之兴举实在乎人，今无其人耳，岂其地之牧畜宜于古而不宜于今也？

　　《诗鄘风定之方中》序曰：美卫文公也。其卒章曰：灵（善也）雨既零（落也），命彼倌人（主驾者也），星（见星）言夙驾，说（舍止）于桑田。匪直也人，秉（操也）心塞（实也）渊（深也）騋牝三千。

　　朱熹曰：“马七尺以上为騋。言方春时雨既降而农桑之务作，文公于是命主驾者晨起驾车，亟往而劳劝之。然非独此人所以操其心者诚实而渊深也，盖其所畜之马七尺而牝者亦已至于三千之众矣。盖人操心诚实而渊深则无所为而不成，其致此富盛宜矣。《记》曰‘问国君之富，数马以对’，今言騋牝之众如此，则生息之蕃可见，而卫国之富亦可知矣。”

　　又曰：“文公大布之衣、大帛之冠，务材训农，通商惠工，敬教劝学，授方任能。元年革车三十乘，季年乃三百乘。”

　　臣按：苏轼有言：“富强之业必深厚者为之，非轻扬浅露者之所能致也。”谢枋得亦言：“秉心也实，故事事朴实，不尚高虚之谈；秉必也渊，故事事深长，不为浅近之计。富国强兵岂谈高虚务浅近者之所能办哉？”是知为国者固欲其富强，然而富强之业实繇乎人，必得人以尽地力则富可致，必得人以蕃畜产则强可期，然地生物虽各有所宜而无不生物之地，惟畜产则地有宜有不宜焉，是以古人问国之富数马以对，而设官以掌邦政者舍人而以马名其官，则富强尤在于兹也可知已。是故有文公诚实渊深之心，乃能致牝马三千之盛，王安石创为保马之法，国家未必得马之用，而生民先受马之害，此无他，其心不诚而虑不远也。与其得安石之徒而用之，孰若得王毛仲、张万岁而用之哉？二人者高谈虽不足，而犹忠实而近厚也。

　　《吉日》之首章曰：吉日维戊，既伯既祷。

　　孔颖达曰：“伯者长也，马之祖也。《夏官》校人‘春祭马祖、天驷’，龙为天马，故房四星谓之天驷。常祭在春，将用马力则又备礼祷之。”

　　朱熹曰：“戊，刚日也。伯，马祖也，谓天驷，房星之神也。言田猎将用马力，故以吉日祭马祖而祷之。”

　　臣按：晋《天文志》曰：“房四星亦曰天驷，为天马，主车驾。”本朝每岁春秋遣太仆寺官祭马神，而于州县皆立马神庙，本诸此。

　　《鲁颂》：《駉》，颂僖公也。其首章曰：駉駉（腹纮肥张貌）牡马，在冏（林外曰冏）之野。薄言駉者，有驈（黑骊白跨）有皇（黄白曰皇），有骊（纯黑）有黄（黄而微赤），以车彭彭（盛貌），思无疆（深广无穷），思马斯臧（善也）。其二章曰：駉駉牡马，在之野。薄言駉者，有驒（苍白杂色）有駓（黄白杂色）有辛（赤黄）有骐（青黑），以车伾伾（有力也）。思无期，思马斯才（材也）。其三章曰：駉駉牡马，在之野。薄言駉者，有驒（青骊磷曰驒，今连钱），有骆（白马黑鬛）有骝（赤身黑鬛）有雒（黑身白鬛）以车绎绎（不绝貌）“。思无斁（厌也）思马斯作（奋起也）。其四章曰：駉駉牡马，在之野。薄言駉者，有骃（阴白杂毛）有騢（彤白杂毛），有驔（毫在骭而白）”有鱼（二目白似鱼），以车祛祛（强健也）。思无邪，思马斯徂（行也）。

　　朱熹曰：“此诗言僖公牧马之盛，繇其立心之远，故美之曰思无疆，则思马斯臧矣。卫文公秉心塞渊而騋牝三千，亦此意也。”

　　吕大临曰：“僖公修政以诚心行之，故言思无疆、思无期、思无斁、思无邪，马之所以臧、才、作、徂者其效也，与《卫风》‘秉心塞渊，騋牝三千’之意同。古之贤君诚心以行善政，其效皆若此，非独牧马而已。”

　　臣按：先儒谓诗人美文公之马则言其而牝者有三千匹之众多，美僖公之马则言其芃而牡者有十六种之毛色，盖各极其盛而言，皆以见其国之殷富也。盖马有牝牡而形质有高下、腹干有肥瘠，马之牝者取其形质必高而大，使所育者皆骐骥之种；马之牡者取其腹干必肥而张，使所驾者皆骠骑之良。卫之马，诗人咏其牝之；鲁之马，诗人颂其牡之芃。意者，说于桑田者不分牝牡，举牝最高者以见其余之皆然，牧于野者特取其牡而牝不与焉，各随其毛色而分别之，以见其成群如此也。虽然，牧马者将以资军马之用，固必以牡为贵，然非其牝之良，则亦不能以致其马之强而盛也，卫诗之特言牝而不及牡，岂无意哉？

　　《周礼》：马质（质，平也，主买马平其价直）掌质马，马量三物（量其材质之高下而知其价），一曰戎马（供武事马）、二曰田马（供田猎马）、三曰驽马（下材而供冗事者），皆有物贾（材有美恶，价有高下），纲恶马（驾不驯者以索维之，禁其奔踶）。凡受马于有司者（谓校人之属，受马谓国事当用马者），书其齿毛与其贾（书其年齿、毛色及价直），马死则旬之内更（受马在十日之内死者偿之。更，偿也），旬之外入马耳，以其物更（十日之外马死者，割其马耳入官，见其实死，就以其皮肉筋骨来偿，不计价），其外否（十日之外则不偿，虽皮肉不取）。马及行，则以任齐其行（若马之行则以所任载之轻重、道里之远近别识之，以齐其劳逸而后行）。若有马讼则听之（有争马之讼则听其曲直），禁原蚕者（原，再也。一年不许两次养蚕）。

　　郑玄曰：“天文辰为马，蚕书蚕为龙精，月值大火则浴其种，是蚕与马同气。物莫能两大，禁再蚕者为伤马欤。”

　　臣按：周人之马买于民间，故立官以为马质。质之为言平也，专以质平马之价直。盖马之材质有高下、气力有强弱、年齿有老壮、毛色有纯驳，故其价直不无多少之异焉，而其用之大要有三，上焉者以供戎事之用，次焉者以供田猎之用，下焉者以供冗杂之用。马生于民间而用之于公，上不可以空取之也，不可以概取之也，空取之则民不复私畜矣，概取之则民不加刍秣矣，是以三代盛时其于马也，于民常赋之外有余畜者，则官以价直易之焉，养之闲厩之中以备不时之用，卒有国事，民之无马者则于是领给焉。其给之也，必书其马之年齿、毛色与原所买之价，使民受之者有定色则不敢以驽易良、有常齿则不敢以老易壮、有原价则不敢以贱易贵。所受马在十日内死者则责其陪偿，受之未久；在十日外死者，惟取其皮耳，恐其诈伪也；在十日之外死者，则予之民而官不取矣。后世兵民既分，马养之民而收之于官，然后散之于军，官府无复有质买之政，而马之死者一切责军之偿，在官者未必实得马之用，而军民俱受其弊矣。近时马政亦有科钱买马之令，然所得者未必良，而给之于军，遇有倒死陪偿如故，而西北之边苦之尤甚，至有鬻子女而不能偿者。吁，可叹也已。臣请自今以后朝廷酌为中制，定为马价，马之价公私交易皆不许过二十缗，违者马与价俱入官，牙行之人坐以违制罪。说者若谓物之不齐物之情，大屦小屦同价，孰肯为其大者？臣窃谓天生之物与人为之物不同，马之良乃天所生，人力不与焉，官府既为定价，则民间有马者不过求多直而皆市之官矣，惟其市之官所得有限，他市则可多得，以此官之所易者未必得良也。若夫马之倒死，不责之偿则彼蔑视其马而死者愈多，若责之偿则士卒贫窘何由得钱？臣愚以为，待其死而责其偿，不若先其生而为之备，凡有受马者请如周制，书其年齿、毛色及其原价，而又量其材质之高下、肥瘠并书之册，其马有死者，诚瘠且老则不责其偿，若其马实壮肥而齿未老，驯致瘦损而死者，则责其同伍者合力偿之，同伍有先首及其督责之实状则免其人，而惟责偿所受者，与夫其马因公事而死、及其人本善调息而马忽然不意暴死者皆不在偿数，此外又立为马病及瘦损豫告医治之法，其马实病而死非由人致，医证明白亦不偿。

　　校人（马官之长）掌王马之政（谓差择乘养之数），辨六马之属，种马一物、戎马一物、齐马一物、道马一物、田马一物、驽马一物。凡颁良马而养乘之，乘马（四匹曰乘）一师四圉（养马曰圉）；三乘为皂（马十二匹），皂一趣马（下士一人主之）；三皂为系（马三十六匹），系一驭夫（中士一人主之）；六系为厩（马二百十六匹），厩一仆夫（上士一人主之）；六厩成校（六马各一厩，共成一校，马千二百九十六匹），校有左右（一校分左右）。驽马三良马之数（六马其五皆良，惟驽马物独三倍良马之数也）。

　　郑玄曰：“校人者，马官之长。校之为言校也，主马者必仍校视之。”

　　吴澂曰：“良马，谓五路之马皆良善者也。六厩成校，六马各一厩，共成一校，校有左右，则良马一种者四百三十二匹，五种合二千一百六十匹，然后王马大备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校人之职，郑氏解校为比校之校，或者又谓用木相交为圈槛以制禽兽之出入谓之校，因谓主马者为校人。观校人所掌者，始于乘积而为皂、为系、为厩，而成于校，或者之解未必非也。六马之属，注谓“玉路驾种马，戎路驾戎马，金路驾齐马，象路驾道马，田路驾田马，驽马给宫中之役”，臣窃以为不然。谨考马质量马三物，一曰戎马即此戎马也，二曰田马即此田马也，三曰驽马即此驽马也，其所谓齐马者以驾齐车者也，齐车云者先儒以为王自整齐之车，所谓道马者以驾道车者也，道车云者先儒以为王行道德之车，意者，马之足力齐者则择以为一类而谓之齐、马之范驱驰者则择以为一类而谓之道欤？且校人掌王马之政，辨六马之属，六者之马皆谓之物，先儒谓其毛其足其力皆所谓物也，辨其物使之皆以类而相从，可为育种者为一类、可供戎事者为一类、毛足齐一者为一类、善于驰走者为一类、可供田猎者为一类、材下而供杂役者为一类，校人用其材质高下毛色纯驳辨之各为一类而共有六类焉，况所掌者王马之政，谓之政则非但分类以驾车一事可知也。六马之用以种马为先，后世乘舆惟牡是用，汉人乘牝者为世所摈，况以驾天子之辂乎？郑氏解种马谓马之上善似母者，贾公彦谓马亦有似父者，主母而言也，臣窃以谓古人质朴，所谓种马者安知非谓牝哉？吴澂谓马之至良可为种者，丘葵亦谓马之善育者，所谓为种、善育，非牝而何？夫用以乘惟取其质之良、色之纯而力足以任者尔，又何牝牡之拘哉？盖马之性牡者多有不驯，而牝则多驯焉，故用之以驾天子之辂，虑其或有奔踶而致倾轶耳。后世马惟用牡，所以驾乘而征战者未尝用牝，而其所谓牡者又往往去其势而绝其生道，马之所以不藩硕者，坐此故也。盍观卫诗所谓“騋牝三千”，言牝不言牡可见矣。臣请今日除战马外，凡公私所乘之马皆许以牝，有牡者官以价售之以为内厩及官府营伍边方之用，如此，则习以成风，人皆仿效，非惟官得其用而私亦得其利，而国家马致修举，生息日多，武备日盛，而中原之民不受保马之害矣。

　　天子十有二闲，马六种；邦国六闲，马四种；家四闲，马二种。凡马，特（牡马）居四之一。

　　郑玄曰：“此降杀之差也。凡马，每厩一闲，诸侯有齐马、道马、田马，大夫有田马各一闲，其弩马则皆分为三焉。”

　　贾公彦曰：“天子十二闲，分为左右，每马各分为两厩；诸侯与大夫每马直一厩，不分左右。”

　　吴澂曰：“闲犹阑也，以木距门防马者也。六厩成校，校有左右，故十二闲也。特居四之一，特，牡马也，三牝一牡，欲其生之众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成周之世，其马之牧于官者牝牡皆具，而牡居四之一，则是马百匹而有七十五匹之牝矣。后世在官之马惟有牡而无牝，而民间所畜者虽有牝然亦牡多而牝少，孳牧所以不蕃而马政所以不举、武备所以不修者，坐此故也。譬则人焉，惟育男而不育女，而欲户口蕃息，难矣。臣愿朝廷复古昔王马之政，特敕有司修举废典，凡马之在官、在民者皆必牝多于牡，则刍豆不徒费而国马日以蕃息矣。

　　春，祭马祖，执（拘也）驹（马二岁曰驹）；夏，祭先牧（始养马者），颁马，攻特；秋，祭马社，臧（善也）仆；冬，祭马步（神为马灾害者），献马（见成马于王），（简习）驭夫（驭车者）。

　　郑玄曰：“马祖，天驷也，房为龙马。执驹无令近母，春通淫之时，驹弱血气未定，为其乘四，恐伤之也。先牧，谓始养马者。夏通淫之后，攻其特，为其蹄啮不可乘用，故騬之。马社，始乘马者。臧仆，谓简练驭者令皆善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周人于马不惟养于人，而又祷之于神，盖国之大事在戎，而戎之大政在马，然马之为物所以遂其性者，虽系乎人之养，而有人力之所不及者，非神以相之，安能得其孳育多而膘息壮哉？此成周所以有四时之祭，而其祭也又各因其祭而有所攻执简习焉。不徒责之人而又求之神，不专恃乎神而又任乎人，古之帝王合天人而一之，非但以之治人，虽畜类之贱亦无不然，此治古之政后世所以不能及也。今国家每岁春秋太仆寺有马神之祭，而各州县皆立马神庙，亦周人意也，但所谓执驹、攻特、臧仆、讲驭夫之政尚缺焉，诚随其时举其祭，因其祭而行其政，则马得其养、国赖其用矣。或曰春之执驹、秋之臧仆、冬之讲驭夫，无非马政也，而独于夏之攻特谓之颁何也？盖特之为言牡也，攻之为言治也，郑司农所谓沴之是也，韵书“騬，犗也（俗谓之骟）”。马之驹者春则拘执之使其体全而不伤其血气，马之特者夏则攻治之使其性驯而不至于蹄啮，是以所牧之马神全而力健、性驯而质良，然后简择其饲养之人，练习其驾驭之卒，此所以独谓之颁也。意者六马之中惟种与驽有牝，曰戎、曰田、曰道皆所攻之特欤，不然，所谓特居四之一者，牝多而牡少，其牝之多如此，将置之何所也？

　　趣马（趣，养马者）掌赞正良马而齐其饮食、简其六节，掌驾说（音税）之颁，辨四时之居治以听驭夫。

　　吴澂曰：“简其六节，谓差择良马以为六等也。驾以行，说以止，有劳逸之节，故叙而颁之也。居谓牧膰所处之宜，治谓执驹攻特之属。”

　　臣按：此可见古人养马适饥渴之宜、顺劳逸之节、辨寒温之时。先儒谓辨四时之居者，二月之后盛阳处外则在牧而有膰，八月之后阳在地中则在厩而有闲也。

　　巫马下士二人、医四人、府一人、史二人、贾（主买卖者）二人、徒二十人。掌养疾马而乘治之，相（助也）医而药攻马疾，受财（以资医马之费）于校人。马死则使其贾粥（卖也）之，入其布（泉也，泉即钱也）于校人。

　　贾公彦曰：“巫知马祟，医知马病，故连类在此。”

　　吴澂曰：“巫马，知马祖、先牧、马社、马步之神者，马疾若有犯焉则知之，是以使与医同职。乘治之者，谓驱马以知其疾之所在而治之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先儒谓巫所以通鬼神，医所以寄生死，非但于人为然，而于畜类亦莫不然也。《周官》设巫马之官，专掌疾马而乘治之，乘治云者，盖以马之疾难知，必驱步之以发其疾，而后验而疗之也。其职虽主于乘治，然以其药而攻马之疾者则有医四人焉，巫马不过祷之神以相助之而已，非专主于巫祷也。本朝设马神庙，太仆寺及州县皆设兽医，盖得周人意也。近世有《安骥集》等书，专主马病，乞下大医院校正刻板颁布有司，俾专其业者讲而用之，则马无有不得其死者矣。

　　牧师掌牧地，皆有厉禁而颁之，孟春焚牧，中春通淫，掌其政令。凡田事，赞焚莱。

　　郑玄曰：“颁之者，授圉者以牧地。孟春焚牧地，以除陈生新草也。中春通淫，以阴阳交合之时合马之牝牡也。”

　　贾公彦曰：“言厉禁者，谓可牧马之处，亦使其地之民遮护禁止，不得使人辄牧牛马。”

　　臣按：古人养马处处皆有牧田，即今之草场也，可耕则授之于农，不可耕者则留以养马，盖耕垦之地草莱不生，留其地所以蓄草，蓄草所以养马，养马所以备武事，备武事所以安边方、壮王室，非小故也。昔人谓农事弗扰则马政自修，故诗人称马政必归之农，《鲁颂》美僖公亦曰务农重谷，牧于野，岂不以农政既修则马政自举乎？我祖宗于畿甸之间、民耕之外，辄择有水草处以为草场，近日尽为权贵所有，民间之马无地可牧，请一切复之，立为厉禁政令，异日欲行周人牧师之政，举而措之云耳。

　　以上论牧马之政（上）
　
　　▲牧马之政（中）

　　庾人掌十有二闲之政教以阜马（句）、佚特（句）、教駣（句）、攻驹（句），及祭马祖、祭闲之先牧（句），及执驹（句）、散马耳（句）、圉马（句），正校人员选（句）。马八尺以上为龙，七尺以上为騋，六尺以上为马。

　　郑玄曰：“阜，盛壮也。佚特者，用之不使甚劳，安其血气也。三岁曰駣，始教乘习之也。二岁曰驹，攻騬之也。散马耳，以竹栝押马耳，其头动摇则括中物，后遂串习，不复惊也。正员选者，选择可备员者平之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此九者，马之政教也。

　　圉师掌教圉人养马。春，除蓐、衅厩、始牧；夏庌（庑也）马；冬，献马。

　　臣按：古人之养马必顺其四时，冬之寒也则藉之以蓐，春之暖也则除去之，然又恐其所居之厩积粪秽之久而或足以致马疾，故杀牲以血涂之而后以居焉。冬之寒也则燠之以厩，夏之炎也则凉之以膰，其养也殆无异于人，则其马安得而不壮盛哉？

　　圉人掌养马刍牧之事以役圉师。

　　臣按：刍以食马，牧以放马，皆所以养之也。《周官》设官以掌王马之政，不惟有政而又有教、有养马，政以正之、教以导之而养以安之也，养之则生息多而壮健，教之则性习驯而调和，是故马质、校人掌其政者也，趣马、巫马、牧师、圉师、圉人则以养之，而庾人则又所以教之者焉。

　　《月令》：季春之月，乃合累（平声）牛腾马，游牝于牧，牺牲、驹犊举书其数。

　　陈澔曰：“春阳既盛，物皆产育，故合其累系之牛、腾跃之马而游纵之，使牡者就牝者于刍牧之地，欲其孳生之蕃也。养其中牺牲之用者及马之驹、牛之犊皆书其数者，以备稽校多寡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先儒谓游牝则牡虽在牧不得游也，盖嗜欲不制则虽有龙牡犹将耗矣，游虽牛马之真性，若牡则连之以羁馽、编之以皂栈，亦岂可少哉？于此可见先王于牛马固欲遂其生育之性，而亦不使之得以纵其欲而损其真，如此，则牝者生育多而不失其时，牡者气力全而咸得其用，是亦至诚圣人尽物之性之一事也。

　　仲夏之月，游牝别群，则絷腾驹、班马政。

　　陈澔曰：“季春游牝于牧，至此妊孕已遂，故不使同群。拘絷腾跃之驹者，止其踶啮也。班马政，布养马之政令也。”

　　方悫曰：“马政者，若《周官》趣马之简其节、巫马之治其疾、校人之辨其属、庾人之掌其闲，以至圉师之所教、圉人之所养，莫不有政焉，故班之也。班则制而分之之谓欤？”

　　臣按：《月令》仲夏之月班马政则其政以养为主，季秋之月班马政则其政以御为主，养之欲得其蕃息，御之欲得其调习，各因其时而班其政令，各有其宜焉。

　　季秋之月，班马政，命仆（戎仆也）及七驺咸驾，载旌（羽曰旌）（龟蛇曰），授车以级，整设于屏外，司徒搢扑（即夏楚也）北面誓之。

　　郑玄曰：“马政谓齐其色、度其力，使同乘也。七驺，谓趣马主为诸官驾说（音税）者也。”

　　孔颖达曰：“七驺者，天子马有六种，种别有驺，则六驺也又有总主之人，并六驺为七。既班马政，乃命戎仆及七驺等皆以马驾车，又载旌旗既毕，授此七戎之车，以其尊卑等级正其行列，设于军门屏之外东西厢，以为行陈。”

　　臣按：《月令》虽吕氏所作，然其所载者皆先王之故典。季秋之月班马政而命戎仆驾车载旌以设行陈，盖以操习天子之六种马也。先王之练兵不惟习其人而又习其马，不惟命典兵之官而又命掌教之职。吁，三代之兵人与马相习，三代之政文与武兼用，此所以兵威所及而功无不成，而武不至黩也欤。

　　魏武侯问吴起曰：“凡畜卒骑，岂有方乎？”起对曰：“夫马，必安其处所，适其水草，节其饥饱，冬则温厩，夏则凉庑，刻剔毛鬛，谨落四下，戢其耳目，无令惊骇，习其驰逐，闲其进止，人马相亲，然后可使。车骑之具，鞍、勒、衔、辔必令完坚，凡马不伤于末必伤于始，不伤于饥必伤于饱，日暮道远必数上下，宁劳于人慎无劳马，常令有余，备敌覆我。能明此者，横行天下。”

　　臣按：古人调养战马之法无出此矣，畜战马者所宜用心观玩。

　　秦之先有非子，居犬丘，好马及畜，善养息之。犬丘人言之周孝王，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，马大蕃息，于是孝王曰：“昔柏翳为舜主畜之多息，故有土，赐姓嬴。今其后世亦为朕息马，朕其分土为附庸，邑之秦，使复续嬴氏之祀。”

　　臣按：人性各有所能，因其能而用之，鲜有不济。周穆王因非子善养马而使之主马于汧渭之间，而马大蕃息，是知为政在人，惟在乎人君之善任使也。

　　汉制，太仆掌舆马，属官有太厩、未央、家马三令，又车府、路、骑马、骏马四令丞，又龙马、闲驹、橐泉、駼、承华五监长丞。

　　臣按：太仆，周官，掌正服位、出入大命及左右御仆，而专命以司马政则始于汉焉。本朝初于南京设太仆寺专掌马政，及于北平、山西、陕西、辽东各设行太仆寺以司一方之马政，其后建都于北，革去北平行寺，又设太仆寺以总司天下马政。

　　汉初，铸纻钱，马匹至百金，自天子不能具釭（与醇同）驷而将相或乘牛车。

　　文帝二年，诏太仆见马遗财足，余皆以给传置。又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，复卒三人。

　　景帝时，造苑马以广用。太仆牧师诸苑三十六所，分布北边、西边，以郎为苑监官，奴婢三万人，养马三十万匹。孝武时，众庶街巷有马，仟伯（即阡陌）之间成群，乘孛牝者摈而不得会聚。

　　武帝于口赋钱人增三钱，以补车骑马。建元元年，罢苑马以赐贫民。

　　元朔五年以后，大将军卫青比岁十余万众击胡，汉军士马死者十余万，后与霍去病两将军之出塞，塞阅官马及私马凡十万匹，而后入塞者不满三万匹。

　　元鼎元年，令民畜边县（得畜牧于边县），官假马母，三岁而归，及息什一。明年，车骑乏马，县官钱少，买马难得，乃着令，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差出壮马天下亭，亭有畜字马，岁课息。

　　征和中，帝下诏深陈既往之悔，修复马令。宣帝五凤二年，令郡国毋敛今年马口钱。

　　林駉曰：“汉初稍复古制，劝民养马，有一匹者复卒三人，盖居闲则免三人之算，有事则当三人之卒，此内郡之制也。至于边塞，则纵民畜牧而官不禁，乌氏居塞则致马数千群，桥桃居塞则致马千匹。于时内郡之盛则众庶有马、阡陌成群，边郡之盛则三十六苑分置西北，武帝初年单于入塞，见马布野而与人牧者，征伐四夷而马往来食长安者数万匹。既数出师，马大耗乏，乃行一切之令，自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次出马，则内郡庶民之有马者欲望复卒难矣；又令民得畜边者，从官假马母而归其息什一，则边郡之欲蓄牧者难矣；又匿马者有罪，有以列侯匿马而腰斩者，有以民或匿马，马不具而长安令几坐死者。故内郡不足则藉民马以补车骑，边郡不足则发酒泉驴驼负出玉门关，轮台之悔，始修马令，此汉牧于民而用于官之制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林芃之言西汉之马政始末，盛衰之故备于此矣。

　　唐之初起，得突厥马二千匹，又得隋马三千，于赤岸泽徙之陇右。其官领以太仆，其属有牧监、副监，监有丞有主簿，直司、团官、牧尉、排马、牧长、群头有正有副。凡群置长一人，十五长置尉一人，岁课功进排马，又有掌闲调马习上。

　　臣按：监牧之制始于此。

　　尚乘掌天子之御左右六闲，一曰飞黄、二曰吉良、三曰龙媒、四曰騊駼、五曰駃騠六曰天苑，总十有二闲，为二厩，一曰祥麟、二曰凤苑，以系饲之，其后禁中又增置飞龙厩。

　　臣按：此唐一代天子御马之制。所谓飞龙厩，即今御马监也。

　　初用太仆少卿张万岁领群牧，自贞观至麟德四十年间马七十万六千匹，置八坊岐、豳、泾、宁间，地广千里，一曰保乐、二曰甘露、三曰南普闰、四曰北普闰、五曰岐阳、六曰太平、七曰宜禄、八曰安定，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顷，募民耕之以给刍秣，八坊之马为四十八监，而马多地狭不能容，又析八监列布河西丰旷之野，凡马五千为上监、三千为中监，余为下监，监皆有左右，因地为之名。方其时，天下以一缣易一马，万岁掌马久，恩信行于陇右。

　　臣按：唐人牧马置八坊四十八监，其牧地在岐、豳、泾、宁间，即今陕西凤翔府及西安之泆州、平凉之泾州、庆阳之宁州其地也。募民所耕以为刍秣者，其地止于一千二百三十顷，而用其地出以饲七十万六千匹马，而马之直至以一缣易一匹。今其地固在，其中闲田民所不耕者何止一千二百三十顷而已，本朝于此地立行太仆寺一及苑马寺一以司蓄牧，而苑马之所辖者凡三十监，监皆有马。然监之立百年于兹矣，而其马之蕃盛略不及唐人之一二，岂无其故欤？臣考唐制，始曰置八坊岐、豳、泾、宁间，其后又曰其始置四十八监也，据陇西、金城、平凉、天水，员广千里，繇京度陇置八坊为会计都领，其间善水草腴田皆肄之，由此以观，则其所牧之地又若不专在岐、豳、泾、宁也，盖跨数州之地，凡其善水草膏腴之田皆以为牧放之所，而又得人以司之，是宜其马蕃盛至七十万之多也。今其地固在，然皆齐民耕种纳租之地，一旦夺之以为耕牧刍秣之所，其势有不可者，然当唐之世民皆不耕田纳租乎，何养马如此之多也？乞敕有司循唐人之故迹，由京兆度秦陇以求夫可以放牧之地，必不夺之民，必不亏于官，然后行唐人监牧之政，万一有可行者，其于马政不为无助。

　　后以太仆少卿鲜于匡俗检校陇右监牧，仪凤中以太仆少卿李思文检校诸牧监使，后又有群牧都使、有闲厩使，使皆置副，有判官，又立四使，南使十五、西使十六、北使七、东使九，其后益置八监于盐州、三监于岚州。

　　臣按：监牧有使，自仪凤中李思文始。

　　玄宗开元初，国马益耗，太常少卿姜晦乃请以空名告身市马于六胡州，率三十匹酬一游击将军。臣按：此后世以官爵易马之始。

　　玄宗以王毛仲领内外闲厩，马稍稍复，始二十四万，至十三年乃四十三万。其后突厥款塞，玄宗厚抚之，岁许朔方军西受降城为互市，以金帛市马，于河东、朔方左右牧之，既杂胡种，马乃益壮。天宝后，诸军战马动以万计，议者谓秦汉以来唐马最盛。

　　林駉曰：“唐府兵之制，当给马者官与其直市之，每匹钱二万五千，刺史、折冲、果毅岁周不任战者鬻之，以其钱更市，不足则府供之，此给钱以市也。至府兵渐坏，兵贫难致，乃给以监牧之马，此给马以用也。大抵唐之马政皆给于官，民无与焉，始唐接周、隋乱离之后，承天下征伐之余，鸠括残骑，仅得牝牡二千匹，于赤岸泽徙之陇右，始命太仆张万岁葺其政，肇自贞观讫于麟德，四十年间至七十万余匹，于时天下以一缣易一马，秦汉之盛未始闻也。垂拱以后，马耗大半，开元始命王毛仲为内外闲厩使，牧养有法，云锦成群，此唐牧马于官而给于民之制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议者谓秦汉以来唐之马最盛，原其所以盛者，盖以监牧之置得其地，而监牧之官得其人，而牧养之有其法也。唐都关中，其地宜马，我朝都燕冀，亦是良马所生之地，然马之蕃息不及唐之盛者，岂与其地与其人欤？盖袭用宋人保马之法，牧马于民而官之所以牧者徒有其名，而政则未尝举焉。必欲举其政，请下户部查究永乐以来牧马草场为官民所耕佃者，尽以还官，及所在闲田未经开垦者，亦俾报官，遣官经量，创为牧马之所，而俾谙练民事臣僚讲求其利害以闻，必上有益于国、下无害于民，真有利而无害，然后立为一代经久之制，以为国家安民足兵之良法。

　　宋之马政，凡御马之等三，给用之等十有五，群号之字十有七，毛物之种九十有二。其官司之规，则太祖初置左右飞龙二院以二使领之，后改为天厩坊，又改为骐骥院，以天驷监隶焉。真宗置估马司，凡市马，掌辨其良弩、平其直以分给诸监。三年，置群牧使。景德二年，改诸州牧龙坊悉为监，在外之监十有四。置群牧制置使及群牧使副、都监、判官，厩牧之政皆出于群牧司，自骐骥院而下皆听命焉。诸州有牧监，知州、通判兼领之。

　　林駉曰：“宋朝马政蓄于监牧者曰官马，散于编户者曰户马，市于边郡者曰戎马。”

　　太宗淳化二年，通利军上《十牧草地图》，上虑畜牧之地多侵民田，乃遣中使检视，画其疆界。又从赵守伦之请，于诸州牧龙坊畜牝马万五千匹，逐水草牧放，不费刍秣，生驹可资军用，自是诸牧马颇蕃息。

　　臣按：马以资军用，诚国家之急务，然用军欲何为哉？卫民而已。本欲卫民，未有事乃先害民可乎？宋太宗虑牧马侵民田，遣使检视，良是也。然不遣文吏而遣中使何哉？夫天下土地何者而非国家之有，在民犹在官也，而在官者则非民有矣。其疆界之彼此诚不可不为画定也，疆界不定则官田日广、民田日削，马虽蕃而民日耗，而用马以谁卫哉？

　　国子博士李觉言于太宗曰：“冀北、燕代马之所生，胡戎之所恃也，制敌以骑兵为急，议者以为，欲国之多马，在乎啖戎以利而市其马，然市马之费岁益而厩牧之数不加者，失其生息之理也，且戎人畜牧转徙，驰逐水草，腾驹游牝，顺其物性，所以蕃滋其马，至于中国絷之维之，饲以枯槁，离析牝牡，制其生性，玄黄虺裛因而减耗，宜然矣。古皆因田赋出马，马皆生于中国，不闻市之于戎，今所市戎马，直之少者匹不下二十千，往来资给赐予复在数外，是贵市于外夷而贱弃于中国，非理之得也。今宜减市马之半直赐畜驹之将卒增为月给，俟其后纳马则止焉，是则货不出国而马有滋也。大率牝马二万而驹收其半，亦可岁获万匹，况夫牝又生驹，十数年间马必倍矣。昔猗顿穷士也，陶朱公教以畜五牸，乃适西河，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，十年间其息无算，况以天下之马而生息乎？”

　　臣按：觉疏引猗顿畜牸之事，尤为切于事情，由是以观牧马之政以畜牝为先，牝得其养则生育多矣，积以岁年，牝又生牝、驹又生驹，不出十年，马大蕃息矣。觉又言中国之马食枯刍、处华厩，故多生息而无耗，今官散马于编民户丁，分日而饲，各家分次而牧，委之以老稚，食之以芜杂，处之以污秽，而欲其生息之蕃多、体力之壮健、性习之调伏，难矣。

　　仁宗庆历中，知谏院余靖言：“谨按《诗》《书》以来，中国养马蕃息故事，不独出于戎狄也。秦之先曰非子，居犬丘，好马及畜养息之，周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，马大蕃息，犬丘今之兴平、汧渭今之秦陇州界也；卫文公居河之湄以建国，而诗人歌之曰‘騋牝三千’，不言牡而言牝，则牝为蕃息之本也，卫则今之卫州也；诗人又颂鲁僖公能遵伯禽之业，亦云‘駉駉牡马’，鲁今属兖州，左氏云冀之北土马之所生，今镇、定、并、代其地也；汉之太原有家马厩，一厩万匹，又楼烦、胡北皆出名马，即今之并、岚、石、隰界也；唐以沙苑最为宜马，即今之同州也，开元中置七坊四十八监，半在秦、陇、绥、银，则知古来牧马之政修之由人不在于地。臣切见今之同州及太原以东，相、卫、邢、洺皆有马监，其余州军牧地七百余所，乞于群牧使、副、都监、判官等内差一员往监牧旧地，相度水草丰茂去处，选择孳生堪牧养马，专差人员牧于四远，牧放一依《周官》《月令》之法，务令蕃息，别立赏罚以明劝沮，庶几数年之后，马畜蕃盛。”

　　臣按：我朝奄有四海之大，凡中国所谓宜马之地皆在焉，非若唐人自中叶以后失去河北，宋人失幽燕、宁夏之地，其后也并中原而失之，然是时未尝去兵而用兵也未尝乏马。今天下无事，所谓马政者特以为操习豫备之具耳，司戎行者往往以乏马为忧，掌国计者切切以扰民为虑，何哉？不行先王之政而袭用王安石之弊政故也。噫，无事之时且尔，一旦事出仓卒，又将何以济哉？臣闻天下无难处之事，君子怀先事之忧，当闲暇之时而豫为之处置，稽之于古，验之于今，广询访于众谋，不拘泥于陈迹，其间必有一不亏官不损民之良法，行之有利而无害者出焉。

　　宋祁言于仁宗曰：“天下久平，马益少，臣请多用步兵。夫哄然聚、忽然散，云奔飙驰，钞后掠前，此马之良也；强弩巨梃，长枪利刀，什什相联，伍伍相缝，大呼薄战，此步之良也。臣料朝廷与敌相攻必不深入穷追，驱而去之，及境而止，然则不待马而步可用矣。臣请损马而益步，故马少则骑精，步多则斗健，我惟用步所长，契丹马多无所用之。”

　　臣按：中国之马不如敌马之良，非徒无其良而孳生之多亦不及也。今天下无事之秋，欲为武备，内疲齐民，外苦边卒，皆以马之故。马之弊极矣而讫无善政，宋祁谓“朝廷与敌相攻必不深入穷追，驱而去之，及境而止，不待马而步可用，请损马益步，马少则骑精，步多则斗健”，祁之言盖有得于周人薄伐之意，其策诚莫有过焉者也。臣请于西北沿边一带凡屯戍之所，率以守疆界为重，扼要害为主，惟限敌使不得入，不必穷追，惟制敌使不敢越，不必深入，十兵之中步八而骑二，骑以为奇而驱驰必精健之足，步以为正而什伍皆健斗之卒，如此，则马虽不多而皆得其用，内可以宽保户之孳生，外可以免骑士之倍备。

　　英宗治平中，欧阳修言：“唐之牧地，西起陇右、金城、平凉、天水，外暨河曲之野，内则岐、豳、泾、宁，东接银夏，又东至于楼烦。今则没入蕃界，惟河东岚、石之间山荒甚多，汾河之侧草地亦广，其间水甘草软，最宜牧养，乃唐楼烦监地，臣往年出使尝行威胜以东及辽州平定军，其地率多闲旷，河东一路水草甚佳，地势高寒，必宜马性，又京西唐、汝之间荒地亦广，请下河东、京西转运司遣官审度，兴制监牧。”

　　臣按：今日马政，两京畿及山东、河南牧之于民，山西、陕西、辽东牧之于官，在官者有名而无实，在民者有损而无益。国家承平逾百年于兹矣，正居安思危之日、修政举废之时，乞下本兵柄大臣，推求祖宗立法养马之意，寺监之养必循名而责实，民间之畜必无损而有益，立为通融之法，两京畿及山东、河南于民养之外择地以立监牧，山西、陕西、辽东于官养之外设法以为俵散，制畜养之规，修厩牧之所，勘牧地之数，广收市之利，分支免之等，宽追陪之限，如此，则名称其实，有益而无损矣。

　　神宗熙宁中，王安石因曾孝宽言“庆历中尝诏河北民户以物力养马，备非时官买，乞参考申行之”，而户马法始此。

　　文彦博言：“汉唐之盛，苑监实繁，祖宗以来，修举甚至七八十年，搜补取用，源源不绝。近时议者多不深究本末，熟详利害，乃欲赋牧地与农民敛其租课，散国马于编户责其孳息，即不知所赋之地肥瘠皆可耕乎？所敛租赋丰凶皆可得乎？复不知户配一马，絷之维之皆可蕃息乎？既不蕃息则后将可继乎？”

　　臣按：彦博兹言虽言当时户马之弊，殆有若为今日设也。但宋时户马是散官马于民，今日乃令民自买马养耳；宋时赋牧地与民，今日乃民自用其地所出以养耳。其中所谓“维之絷之皆可蕃息乎”之一言，尤为有见。盖马所以蕃息者以其群聚之相资，腾游之有道，今小民一家各絷一马，而欲其生息固难矣，况求其皆良乎？

　　以上论牧马之政（中）
　
卷一二五

　　▲牧马之政（下）

　　保甲养马者，自熙宁五年始。先是，中书省枢密院议其事于上前，文彦博、吴充言：“国马宜不可阙，今法马死者责偿，恐非民愿。”王安石以为令下而京畿投牒者已千五百户，决非出于驱迫，持论益坚。帝诏开封府界保甲愿牧马者听，仍以陕西所市马选给之。六年，曾布等承诏上其条约，凡五路义勇保甲愿养马者户一匹，物力高愿养二匹者听，皆以监牧见马给之，或官与其直令自市，毋或强与。府界毋过三千匹，五路毋过五千匹。袭逐道路外，乘越二百里者有禁。在府界者，免体量草二百五十束，加给以钱布；在五路者，岁免折变缘纳钱。三等以上，十户为一保；四等以下，十户为一社，以待病毙补偿者。保户马毙，保户独偿之；社户马毙，社户半偿之。岁一阅其肥瘠，禁苛留者。凡十有四条，先从府界颁焉，五路委监司、经略司、州县更度之，于是保甲养马行于诸路矣。

　　马端临曰：“熙宁五年所行者户马也，元丰七年所行者保马也，皆是以官马责之于民，令其字养。户马则是蠲其科赋，保马则是蠲其征役。”

　　臣按：此宋熙宁保马之法，大类今日两京畿、河南、山东编户养马之法，但宋人保甲养马自愿者听及以官马给之，且免其体量草束及折变缘纳钱，今日则论丁养马，丁及数者与之，不及数者足诸他户，不问其愿与否也，粮草、户役、征输如故。况宋人所谓保甲者不供他役，今日则科赋征役非止一端，而又于郡邑正佐之外加设以官，里社之外别立群长，民以一身而当二役，既为人而差，复为马而役，既供刍粮以给公家之用，复备刍秣以为官马之养，其害比宋为甚矣。假令百姓竭力破产以饲养马匹，官得其用，虽曰有损于民而实有益于官，今所养之马既皆小弱羸瘠，有之若无，驱逐数十里固已困惫矣，况用以出塞御戎乎？是官民胥失之也。夫养马之令，生必报数、死必责偿，一马之毙未偿而一马又毙，前岁之生未俵而嗣岁又生，生者岁增而供给愈难，死者日继而陪偿无已，民何以为生乎？今日两京畿、河南、山东之弊政莫此为甚，朝廷建国于北，借此数郡以为根本，而当无事之时首先困之而不为之拯恤，可乎？知治体忧深思远者，所当为之轸念也。伏惟圣明明见万里之外，仁同一视之中，况此根本重地，不出二三千里之外者乎？万乞留神听察，则宗社生灵不胜大幸。

　　哲宗嗣位，议者争言保马之不便，乃下诏以两路保马分配诸军，余数发赴太仆寺，不堪支配者斥还民户。元祐初，议兴复废监，于是诏陕西、河东相视所当置监，又下河北、陕西按行河、渭、并、晋之间牧田以闻，时已罢保甲、教骑兵而还户马于民，右司谏王岩叟言：“兵所恃在马，而能蕃息者牧监也。昔废监之初，识者皆知十年之后天下当乏马，已不待十年其弊已见，此甚非国之利也。乞收还户马，复置监如故，监牧事委之转运官而不专置使。今郓州之东平，北京之大名、元城，卫州之淇水，相州之安阳，鞁州之广平监以及于瀛、定之间栅塞草地疆画具存，使臣牧卒大半犹在，稍加招集，措置可定，而人免纳钱之害，国收牧马之利，岂非计之得哉？”

　　臣按：古今牧马之制，在官、在民二者而已，宋人始制牧监以牧马，是牧之于官，至其中世改以为户马保甲马之法，则是牧之于民也。牧之于官虽不能无害而犹得马之用，牧之于民非独有害而又不得马之用焉。昔王安石行新法而为户马之制，文彦博言于神宗不见用，至元丰时其弊一如彦博所言，神宗乃叹曰：“朕于是有愧于文彦博矣。”虽然，神宗虽知所愧而不能有所改，至哲宗乃罢之而复废监，百姓如释重负而出于水火之中。今日养马之政不幸驯致于熙宁之弊，诚能如元祐之改辕易辙，则此数郡之民感戴圣恩如天矣。

　　嘉祐中，置买马司于原渭州、德顺军而增为招市之令，后开熙河则更于熙河置买马司而以秦州买马司隶焉，又置熙河路买马坊、六岷州通远军等场。熙宁七年，诏知成都府秦延庆兼提举戎黎州买马以经度其事，未几罢之。元丰中，复命吕大防同成都府利州路转运司经制边郡之可市马者。

　　林駉曰：“监牧之置，圉师以蓄之，校人以视之，秣饲以时，部辖有方，则以渥洼之种耳，否则贵市于夷狄而贱弃于中国，此李觉之所以虑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自唐以来，中国马不足往往与戎狄互市，然多费财用而实无益于用。宋南渡以后，失中原宜马之地，而所资以为战骑者求于西南夷，盖有不得已焉者。今世全得中原之地，凡西北高寒之所宜马之地皆为吾所有，苟制置得宜、牧养有道、典掌得人，又何患乎无马乎？患无其人耳。

　　神宗元丰四年，郭茂恂言：“承诏议专以茶市马、以物帛市谷而并茶马为一司，臣闻顷时以茶易马兼用金帛亦听其便，近岁事局既分，专用银绢钱钞，非蕃部所欲，且茶、马二者事实相须，请如诏。”奏可，仍诏以雅州名山茶为易马用，至是蕃马至者愈众。六年，买马司复置，兼茶事。七年，更诏以买马隶经制熙河财用司，经制司罢乃复故。自李杞建议始于提举茶司兼买马，其后二职分合不一。

　　林駉曰：“以摘山之利而易充厩之良，戎人得茶不能为我害，中国得马足以为我利，亦济用之良策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唐、宋以茶易马，多是交互市于境外之夷，我朝于四川置茶马司一、陕西置茶马司四，以茶易马，设官掌之，盖取之我羁縻之土民，非若前代出境外而与蕃戎交易也。

　　高宗时，广西进出格马，上曰：“此几似代北所生，广西亦有此马，则马之良者不必西北可知。”上因论春秋列国不相通，所用之马皆取于中国而已，申公巫臣使吴与其射御教吴乘车，则是虽吴亦自有马，今必于产马之地而求之，则马政不修故也。

　　臣按：宋南渡以后，凡中国宜马之地皆为金有，然而张、韩、刘、岳之出战亦未闻其乏马。

　　建炎末，广西提举峒丁李棫始请市战马赴行在。绍兴初，隶经略司。三年，即邕州置司提举，市罗殿、自杞、大理诸蛮。其后又废买马司，以帅臣领其事。然诸蕃本自无马，盖又市之南诏，南诏今大理国也。

　　洪迈曰：“国家买马，南边于邕管、西边于岷黎，皆置使提督，岁所纲发者盖逾万匹。使臣、将校迁秩转资，沿道数十州，驿程券食、厩圉薪刍之费其数不赀，而江淮之间本非骑兵所能展奋。因读五代旧史，唐明宗问范延光内外马数，对曰：‘三万六千匹。’帝叹曰：‘太祖在太原，骑军不过七千；先皇自始至终，马才及万。今有铁马如是而不能使九州混，一是吾养士练兵之不至也。’延光对曰：‘国家养马太多，计一骑士之费可赡步军五人，三万五千骑抵十五万步军，既无所施，虚耗国力。’帝曰：‘诚如卿言，肥骑士而瘠吾民，民何负哉？’明宗出于蕃戎，犹能以爱民为念。李克用父子以马上立国制胜，然所畜止于此。今盖数倍之矣，尺寸之功不建，可不惜哉。且明宗都洛阳，正临中州，尚以骑士为无所施，今虽纯用步卒，亦未为失计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古今马政，汉人牧于民而用于官，唐人牧于官而给于民，至于宋朝始则牧之在官、后则蓄之于民，又其后则市之于戎狄。惟我朝则兼用前代之制，在内地则散之于民，即宋人户马之令也；在边地则牧之于官，即唐人监牧之制也；而于川陕又有茶马之设，岂非宋人之市于夷者乎？请以今日国马之政言之，在内有御马监掌天子十二闲之政，以供乘舆之用，凡立仗而驾辂者皆于是而畜之，其牧放之地则有郑村等草场，其饲秣之卒则有腾骧等四卫。国初都金陵，设太仆寺于滁州，其后定都于北，又设太仆寺于京师，凡两淮及江南马政则属于南，其顺天等府暨山东、河南马政则属于北。其后又用言者，每府州若县添设佐贰官一员专管马政，在外设行太仆寺于山西、陕西、辽东凡三处，苑马寺亦三处，陕西、甘肃各辖六监二十四苑，辽东仅一监二苑焉。内地则民牧以给京师之用，外地则官牧以给边方之用，又于四川、陕西立茶马司五以茶易蕃戎之马，亦用以为边也。本朝国马之制大略如此，承平百年无大征伐，遇有征行随用随足，虽不至于大乏绝，然求其如前代之云锦成群则未焉。所谓官牧者，是盖唐人之四十八监、宋人之十八监之遗制也，然唐宋行之于内地，而今日则用之于边方焉。其蕃育生息虽不能尽如国初之盛，然惟马之用不足而已，而害未及于民，一旦按其已然之迹而振举其废弛之政，则祖宗之良法善政固在也。乞命本兵柄大臣讲求本朝故事及参究唐、宋之典，以济今日之所不及，遣知马政者勘实牧地，其有旧有而今为人所侵欺埋没者咸复其旧，或有山林原隰可以开垦以为牧地者开垦之，或附近州县有空闲地可以增置监苑者增置之，士卒有逃亡者则为之勾补，厩膰有未备者则为之修葺，所畜之马若牡多而牝少则为之添牝，孳生之牝其种有不良则为之求良，游牝去特必顺其时，腾放调养各有其法，俵散关换咸定其规，皆一一讲求其所以然之故与其所当然之则，立为一定之法，使之永远遵守，岁时遣官巡视，有不如法者坐以牧放不如法之律，必慎择其官而优宽士卒，必务臻实效而不为虚文，如此，则边圉得马之用矣。若夫所谓民牧者，是盖宋王安石新法之遗绪也，方宋神宗初行此法，文彦博极言其不可而不见听，其后大为民害，神宗有见愧彦博之言而深知安石之误，而亟罢之，是以在当时虽为民害犹未至于甚也，今日之弊，臣已详之于前矣，而所以为之处置者亦已具于“制军伍”之条之下焉。然所处置者特议以行于畿甸五郡耳，万一可以通行，请下兵部及两太仆寺查算天下马数，某布政司若干、某府若干、某州若干、某县若干，及查各府州县原先有无草场及没官空闲田地并可以为草场、马厩者，假如某县旧额民若干里、户若干、丁若干，某县原额马若干匹、群长若干人，既具其数，遣官亲临州县勘实以闻，然后因其已然之法而立为救弊之政，必不失其原额，必不拂乎民情，务使官得其用而民无其害，然后行之。请即一县言之，其县旧有里五十、群长千人、马千匹，今即就五十里之中择其乡村相依附处，或十村、五村为一大厩，村落相去远者或五六十家、七八十家为一小厩，每厩就其村居以有物力者一人为厩长，年老者一人为厩老，无力不能养马者数人为厩卒，每厩各设马房、仓囷及长槽、大镬，每岁春耕之候厩长遍谕马户，每领马一匹者种秆禾若干亩、料豆若干亩，履亩验之，有不种者闻官责罚，毋使失时，无田者许其分耕于多田之家，或出钱以租耕，收获之际，厩长及老计亩而收之仓囷之中，秆草料豆以饲马而豆之萁即以为煮豆之用，按日而出之，岁终具数以闻于官，若其马种即以在官之数充之，若其种非良许其售而换之必求其良，前此倒死未偿之马五分蠲其三，征其二以市马种，凡马始生则书其月日、别其毛色，使有所稽考，又令通晓马事者定为养马之式，镂板以示之，凡一岁游牝、腾驹、去特皆有其时，越其时者有罪，凡一日龁草、饲料、饮水皆有其节，违其节者有罚，其房膰必冬暖而夏凉，其牧养必早放而晡收，凡可以为马之利者无不为，凡可以为马之害者无不去，如此，则牧养有其道，其视各家人自为养者大不同矣。旧例，凡群头管领骒马一百匹为一群，每年孳生驹一百匹，不及数者坐以罪，请酌为中制，每骒马十匹止取孳生七匹，其年逾数者除以补他年欠阙之数，今年不足明年补之，其有种马倒死者即以驹足其数，本厩生牝多，许他厩闻官以牡来易，每厩兼畜驴骡，以马为准，牝马二十畜牡驴一、牝驴四，所生或驴或骡具数报官，官为造车，遇有搬运官物许于各厩起倩，无事之日本厩马户借用者听，按日计佣，收以为秣饲之用，每季本县管马官一行巡视，府官则岁一行，太仆寺官因事而行无定时，凡其马之壮老肥瘠逐月开具点视之，凡房宇有不如度、水草有不如法、刍豆有不及数、驰走有不如式皆为修葺、处置，违者治以置，是就民养之中而微寓以官牧之意，上不失祖宗之成法，下有以宽民庶之困苦，中有以致马政之不失。大略如此，虽然其间之委曲纤悉又在临时之因事制宜、补偏救弊也，若夫俵散、关换之法具有成规，官军领马骑操，遇有倒死责以追偿，是固足以为不行用心保惜者之戒，但马之给于官军者多系饿损并老弱羸疾者，及至官给草料多不以时，或马有不时之疾猝然莫救者亦往往有之，律文死损数目并不准除，然一军之产不满十百而一马之直多逾数千，倾家之所有不足以偿，甚至卖三子不足以偿一马，兴言及此，可伤也。请自今以后，给马与军必具其年齿、毛色、体质，或肥或瘠、或有疾或无疾，明具于帐，如齿逾十二或原瘦弱并有疾者不偿，惟以皮尾入官，若虽少壮而忽然有奇疾，先期告官及众所共知者亦在不偿之数（详见前卷马质条下），申明旧制，凡马军皆要攒槽共喂，如居隔远，秋冬之月皆俾就近攒喂，半夜以后本管头目亲行点视，草料有不如法及不及数者罪之，其关领草料则严为立法，不许变卖及将换易他物，买者、换者罪同，凡马倒死必责同伍互偿，若同伍之人知其马之老瘠疾病及其人弃纵不理雇倩与人、削减草料者，预先告官料理者免其共偿，如此，则人人爱惜其马，有不惜者人共责之而预得以调治之，则马无横死而人免陪偿矣，是非独以足乎马而亦有以宽乎军也。虽然，此内地官军骑操之马尔，至于边方之马所系尤大，与其得驽马而乘之以御敌，又不若不乘之之为愈也。盖骑战非中国所长，而中国之马比胡马为劣，以非长之技而骑下劣之马以角敌人之所长，非计之得也，请自今给马于军士，非良不与，而所与者必良，与之骑操而不倚之饲秣，宜于边城中择空闲地为厩，置长槽或十或五，随其广狭，不为定数，不分卫所队伍，因其近便而为饲养之所，选其老弱之卒、不堪战陈者专一喂养，置大囤以贮草，支大镬以煮料，每日遣官点视，晡时则检其所储，夜半则视其所饲，操练之日军士持鞍就彼鞁骑，无事之时轮番收放，逐名调习，或有瘦损疾病告官调治，如此，则马得所养而无损失之患，军得其用而免陪偿之苦矣。或曰今边城非一处，处处皆屯重兵，所骑之马安能皆得其良？窃考五代时，唐明宗与范延光所言者，李克用以马上立国制胜，所畜不过七千，今东起自辽东、西尽岷洮，其间历宣府、大同、延绥、兴庆、甘肃之境，边城万里，其马不翅数十倍矣，然牧马之数虽多，未尝以之临敌出陈，往往老死皂枥之间而责吾士卒之陪偿，人不幸而生于边界，天苦寒而地硗燥，物不生殖而人无蓄积，天下之人莫苦焉，既资其出力以为国防寇，又责其出财以为官偿马，以每岁所赐予之衣粮犹不足以偿其递年倒死之马匹，况望饱暖其妻子哉？则是无事之时无故以是不战之马而坐困吾得用之士卒，而使之失所离心，盖亦不思之甚也。昔人有言，帝王之师以万全为胜，中国之所以取胜于夷狄者以人不以马、以智不以力、以守不以战。臣愚以为，自今以后边境一以高城深池为固，扼其要害，塞其蹊径，来则拒之，去则不追，凡其制兵卒以步兵为正，以骑兵为奇，大率步十而骑二，步军一万骑兵二千，马非壮健不以给军，军非骁勇不以为骑，扼之使不得入而已而不遮其出，拒之使不敢来而已而不追其往，如此，则步兵无非良而马亦易于办矣。或者若谓马者兵之大用，兵非马决不能以制胜。吁，此论战兵非所以论兵之守也。所谓守者，我静而彼动，我逸而彼劳，我大而彼小，我众而彼寡，彼用其所长，我舍我之短而用我之长以制之焉，则彼进不得战而退可以回，自然屈服于我矣。臣愚无知识，辄敢肆其胸臆而妄为异议，伏望天地大量，悯其区区一念忧边爱民之诚。

　　以上论牧马之政（下）
　
卷一二六

　　▲简阅之教（上）

　　《周礼》：大宗伯以军礼同邦国。大田之礼，简众也。郑玄曰：“军礼之别有五，同谓威其不服僭差者。”

　　王昭禹曰：“坐作、进退不讲则不知，刺伐擒纵不习则不能，春以教振旅、夏以教茇舍、秋以教治兵、冬以教大阅，此所以简其能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礼有六礼，军其一也。军礼有五，王安石谓以用其命为主、以合其志为终，臣窃以为有大师之礼以用其众、有大均之礼以恤其终，然无大田之礼以简择之，则亦无以别其材力之强弱、技艺之能否、心志之离合而致之用焉，故必有大田之礼以简其能然后知其力而任之而以兴大役、合其志而一之而以建大封，是知五礼皆不可无而大田之礼尤为其切要者也。

　　大司马，中（音仲）春教振旅（谓振整其众），司马以旗致民，平列陈（平其列以为陈），如战之陈（音阵），辨鼓、铎、镯、铙之用，以教坐作、进退、疾徐、疏数之节，遂以蒐田。

　　吴澂曰：“凡师，出曰治兵，入曰振旅，先王因四时之田以教民战而春曰振旅者，取兵入之义以收其众而使之就农也。以旗致民，谓植旗而期民于其下也。铎、镯、铙皆似磬而大小异，铎其至大者，铎以通鼓，镯以节鼓，铙以止鼓。”

　　臣按：兵者守国之备，苟非素教之，一旦驱之以临敌，是弃之而已。然兵凶战危，以杀戮为事，不可以人试，于是因蒐狩而习之，因祭以行猎，用兽以试术，使其目熟于旌旗、耳熟于号令，或坐以待，或作以起，进而之前，退而之后，疾而趋走，徐而缓行，分疏而散开，急数而屡进，皆于是时闻鼓而兴、听金而止，一旦用其所以田猎者而施之行陈，用其所以杀兽者而施之敌人，不至仓皇失措、纷乱无统也。

　　中夏教茇舍（箪止之也），如振旅之陈，群吏撰（数择之也）车（兵车）徒（步卒），读书（述事为书）契（合验为契），辨号名之用，帅（谓军将以下）以门名，县鄙各以其名，家以号名，乡以州名，野以邑名，百官各象其事，以辨军之夜事，其他皆如振旅，遂以苗田，如蒐之法。

　　吴澂曰：“茇舍，草止之也，军有草止之法防寇敌也。读书契，以簿书校录军实也。”

　　丘葵曰：“帅，六军之帅也。门，所居之门。公邑间田谓之县，小都谓之鄙，大夫谓之家，乡谓六乡，野谓六遂。茇舍之教乃寨法，专以辨军之夜事，盖休兵偃师之时，宿火而寝，目固无见，衔枚而处，耳固无闻也，将以鼓铎而声之则所闻必乱，将以旗物而挥之则所见必昧，于是专以号名为尚，而号名又必外假者，所以防奸细及间谍等事。”

　　臣按：所谓撰车徒、读书契，如今人按簿籍以点名也。观其所谓辨军之夜事，可见古人教战不徒教其昼且教其夜，不徒教其行兵而又教其止息，此所以举无废事而兵无败陈也欤。

　　中秋教治兵，如振旅之陈，辨旗物之用，王载大常（日月为常），诸侯载（交龙为旗），军吏载旗（熊虎为旗），师都（谓孤卿之位）载亶（通帛为亶），乡遂载物（杂帛为物），郊野载（龟蛇为），百官载（乌隼为壒），各书其事与其号焉，其他皆如振旅，遂以狝田，如蒐田之法。

　　吴澂曰：“于中秋言治兵者，礼，春、夏不兴师，秋乃出兵之时也。陈旗物所以作战也，辨其用者，有所将者有所画，无所将者无所画。”

　　臣按：夏秋之教皆曰如振旅之陈，又曰其他皆如振旅，遂以田如蒐之法，可见四时教阅之法皆同，各随时举其重者而言，互文以见义也。后世有欲用古法以教阅者，宜详考而兼用之。

　　中冬教大阅（大阅兵而习战），前期（先大阅之期），群吏（谓乡师以下）戒众庶修战法，虞人（山泽之虞）莱所田之野为表（除去田草立表）。田之日，司马建旗于后表（第一表也）之中，群吏以旗物鼓铎镯铙各帅其民而致（致之大司马），质明（天正明）弊（仆也）旗，诛后至者（仆旗而后至者诛之）。乃陈（陈列）车（兵车）徒（步卒），如战之陈，皆坐（使坐听誓），群吏听誓于陈前，斩牲以左右徇陈，曰：“不用命者斩之。”中军以鼙令鼓，鼓人皆三鼓，司马振铎，群吏作旗（植所仆者），车徒皆作（起也），鼓行鸣镯，车徒皆行，及表（第二表）乃止，三鼓摝（掩其口而振之）铎，群吏弊旗（又仆其旗）车徒皆坐，又三鼓振铎，作旗，车徒皆作，鼓进鸣镯，车骤（聚足而进）徒趋，及表（第三表）乃止，坐作如初，乃鼓，车驰（决围而去）徒走（速也），及表（第四表）乃止，鼓戒三阕（鼓以三为节），车三发，徒三刺，乃鼓退，鸣铙且却，及表（退至第一表）乃止，坐作如初，遂以狩田。

　　吴澂曰：“仲冬农暇，故教大阅以简车马、习战陈，尤详于三时。莱所田之野，谓芟除田野以便驰驱也。表，所以正行列者，于百步而立一表，三表则三百步，又五十步为一表，则四表总三百五十步，左右之广当容三军，其步数随军多少可矣。建旗后表之中，谓第四表之中央也。质明弊旗，谓期众之至须早，故明以仆旗，后至者诛，皆坐以当听誓也。陈前，谓南面乡表也。中军，谓中军将也。令鼓者，鼓以作士气也。鼓人，师帅、旅帅也。司马谓两司马，振铎以作众也。及表乃止，谓自后表前至第二表也。三鼓摝铎摝者，掩铎之口而振之，所以止行息气也。又二鼓而车骤徒趋，及表乃止，谓自第二表前第至第三表也。又三鼓而车驰徒走，及表乃止，谓自第三表前至四表也。鼓戒，谓戒攻敌也。每鼓一阕则车一转、徒一刺，至三而止，象敌服矣。鸣铙且却，谓军退则卒长鸣铙以和众鼓。及表乃止，谓自前表至后表而止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《周礼》四时皆教阅而名各不同，春曰振旅，振之为言收也，以冬方大阅，春则农务方殷，故收其众也；夏气炎燠，万物告成，故以茇止为名而教之以夜战之事；秋气肃杀，故以治兵为教而教之以昼战之法；冬则农事已隙则通以三时之教而并举焉，故谓之大阅也。国家大事在戎，而国之安危、下之生死所系，当承平之时而习战陈之法，异时有事驱之以临战陈、冒锋镝，将可以全胜，卒可以全生，而国亦由之以全安焉。然所以教之者，欲其有所辨也，辨之于豫则兵知将意欲有所谋为，不待言语告诏，晓然自喻于耳目之间，耳目有所见闻则心运于中而手足应于外，凡士卒坐作、进退、迟速、开合之数皆将意之所欲为者也。如此，是惟不战，战无不胜矣。《周礼》振旅所辨者在鼓、铎、镯、铙，茇舍所辨者在号名，治兵所辨者在旗物，至于大阅则兼辨夫是三者焉。三者行师布陈缺一不可，三时则各专习其一，冬阅则兼用其三，专之欲其精熟，合之欲其贯通，是知先王教战之法虽多端，而其要不外乎辨而已矣。夫战非一人可为，亦非一日可了，人多则难齐，必欲齐之，不能人人以戒之，不可事事以教之，故有金鼓之声，声有不同则事亦随异，有旗物之节，节有异形则事亦随别，苟非早有以辨之，乃至临期而示之，必不能尽记也；日多则难防，必欲防之，昼有昼之事，夜有夜之事，昼则为旗物之号，使之视龙、虎、鸟、龟之像而知所向，夜则为名号之别，使之闻门名、县鄙之名而契于心，苟非早有以辨之，乃至临期而示之，必不能遽晓也。夫三时各辨一物，则习之熟而谕之深矣，苟非合三者而并阅焉，又安能通融而尽其用哉？此岁终所以必有大阅之教也。惟今朝廷教战之法，月凡三次，操练非严寒、盛暑不息，比周人之教阅止于四时尤为数矣，但所以立为之法者未必详尽，而所以奉行之者多不尽心，臣愿特敕有司集会文武大臣典司政本及知兵法者，斟酌古今事宜，立为定制，颁之将领，俾其按此教习，每岁仲冬车驾亲临大阅之而施赏罚之典焉，如此，则列屯坐食者皆精兵，而用之天下无敌矣。

　　《诗序》：《车攻》，宣王复古也。宣王能内修政事外攘夷狄，复文武之境土，修车马、备器械，复会诸侯于东都，因田猎而选车徒焉。

　　朱熹曰：“先王之田，因此见车马之盛、纪律之严，所以为中兴之势者在此，其所谓田者异乎寻常之田矣。”

　　臣按：古人多因田猎以讲武事，其所以为田者非荒于禽也。是时周室中微，狁内侵，逼近京邑，宣王即位，北伐南征以成中兴之功，《诗序》所谓“复文武之境土”者此也，东都之会久缺，田猎之礼不讲，于是修车马、备器械，复会诸侯，因田猎以选车徒，盖借蒐狩以讲武事，以益严其内修外攘之治焉耳，非专为禽也。

　　《吉日》，美宣王田也。朱熹曰：“此亦宣王之诗。”

　　吕祖谦曰：“《车攻》《吉日》所以为复古者何也？盖蒐狩之礼可以见王赋之复焉，可以见军实之盛焉，可以见师律之严焉，可以见上下之情焉，可以见综理之周焉，欲明文武之功业者，此亦足以观矣。”

　　臣按：先儒谓宣王所以复文武功业者，固不止于二诗所言蒐狩之事，然即二诗而观之，则其车马徒御之所出可见王赋之复也，旌旄车旆之备、决拾弓矢之精可见军实之盛也，选徒则嚣嚣、徒御则不惊，行者有闻而无声，又可见师律之严也，会同有绎而助我举｛此手｝（积禽也），悉率左右而以燕天子，又可见上下之情也，将用马力而既伯既祷，颁禽之均而大庖不盈，又见其综细之周密，盖一事之间而五美具焉，即此推之，则其余可知矣。

　　《春秋》：桓公四年春正月，狩于郎。

　　胡安国曰：“戎祀国之大事，狩所以讲大事也，用兵以训军旅所以示之武而威天下，取物以祭宗庙所以示之孝而顺天下，故中春教振旅遂以蒐，中夏教茇舍遂以苗，中秋教治兵遂以狝，中冬教大阅遂以狩。然不时则伤农、不地则害物，田狩之地如郑有原圃、秦有具囿，皆常所也，违其常所，犯害民物而百姓苦之，则将闻车马之音、见羽旄之美，举疾首蹙頞而相告，可不谨乎。”

　　臣按：先王之田，因猎以讲武事，所谓安不忘危、治不忘乱也。必有一定之所，必有一定之时，不伤乎农，不害乎物，所以习驰驱之节、试击射之艺，盖非所谓外作禽荒从兽无厌者也。我朝都城西南有海子，即古原圃、具囿之类，每岁仲冬以后，车驾亲临校猎，即古人遗制也。

　　桓公六年秋八月，大阅。

　　何休曰：“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，故比年简徒谓之蒐，三年简车谓之大阅，五年大简车徒谓之大蒐，存不忘亡、安不忘危。”

　　程颐曰：“为国之道，武备不可废，必于农隙讲肄，保民守国之道也。无事而为之妄动也，有警而为之则教之不素，岂所以保其国乎？”

　　臣按：大阅之礼，天子之礼也，而鲁以诸侯行之，故《春秋》书以见其僭礼，行之诸侯则为僭，行之天子则保民守国之道也。后世虽有教阅之事而其礼不备，在汉、唐亦间有行者，乞敕礼官会本兵柄者考究《周官》及汉、唐以来典故，著为大阅之礼，除逐月将帅自行教战外，每岁仲冬请车驾幸教场行大阅礼，以考校将领及军士技能，以赏罚升黜之，使天下四夷闻之知圣人安不忘危、治不忘乱，如此，不敢萌非分作乱之心。

　　《穀梁传》曰：因蒐狩以习用武事，礼之大者也。艾兰（香草）以为防（田之大限），置旃（旌旗之名）以为辕门（车以其辕表门也），以葛（或作“褐”）覆质（质，椹也，以褐覆其椹）以为｛木｝（门中闑也），流旁握（谓两车彗头各去门边空握四寸），御幰（挂也）者不得入，车轨尘（谓车不得入门，车轨之尘不出辙），马候蹄（发足相应），揜禽旅（揜取众禽），御者不失其驰，然后射者能中，过防弗逐，不从奔之道也，面伤不献，不成禽不献，禽虽多，天子取三十焉，其余与士众以习射于射宫，射而中田不得禽则得禽，田得禽而射不中则不得禽，是亦知古之贵仁义而贱勇力也。

　　臣按：古者因蒐狩以习用武事，非徒以习战以行礼也，非徒以尚勇力以表仁义也。假艾兰之草以为防，置通帛之旃以为门，以毛布覆门闑恐伤其马足也，车之入门则碍之以车轴，以验其能御也，车辙之尘则欲其不远，马行之蹄则欲其相应，禽之群队则欲其不遗，若是者非御者不失其驰不能也。御者不失其驰则射者关弓命中矣，兽之过防者不许逐是则战之不逐奔走也，兽之面伤者不许献是则战之不杀迎降也，兽之不成者不许献是则战之不戮幼稚也。田虽以得禽为上，而战则以能射为先，故于颁禽之际又以射为去取焉。古昔盛时因蒐狩以习用武事，是以三军之众耳目之所濡染、手足之所运动，见闻贯熟，心意流通，一旦临于战陈之间，进退取舍咸中其节，是以军旅所至无不成功，由教阅之有素也。

　　《左传》：隐公五年，臧僖伯曰：“春蒐、夏苗、秋狝、冬狩，皆于农隙以讲事也，三年而治兵，入而振旅，归而饮至，以数军实、昭文章、明贵贱、辨等列、顺少长、习威仪也。”

　　杜预曰：“蒐，索择取不孕者；苗，为苗除害也；狝，杀也，以杀为名，顺秋气也；狩，围守也，冬物毕成，获则取之无所择也。四时讲武，三年而大习，出曰治兵谓始治其事，入曰振旅谓礼毕整容而还也，归而饮于庙，以数车徒、器械及所获也。”

　　林尧叟曰：“昭文章，昭，著也，君大夫士车服、旌旗各有文章。明贵贱，谓田猎之制，贵者先杀，所以明君、大夫、士、庶人之贵贱。辨等列，谓辨上下之等第行列，坐作、进退皆是也。顺少长，出则少者在前，趋敌之义；还则少者在后，殿师之义，皆所谓顺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成周之世，田猎之礼每年而四举，三年而大举，出而谓之治兵，入而谓之振旅，归而饮至于庙以数军实，然不谓之治田而谓之治兵，不谓之田实而谓之军实，以见蒐、苗、狝、狩之行虽曰以田，实以习战也。若其所谓昭文章、明贵贱、辨等列、顺少长而总结之曰习威仪，则又以见凡其所昭所明、所辨所顺，无非以肄习武事之威仪，使其有威而可畏，有仪而可象焉。后世田猎之礼惟以从禽纵欲为乐而已，无复古人讲武之制，所谓教阅者徒应故事而射之所施、戈之所击、刃之所刺皆无所受之地，所演者皆虚文而无实用也。

　　僖公二十七年，晋侯始入而教其民，二年欲用之，子犯曰：“民未知义，未安其居。”于是乎出定襄王（周王也），入务利民，民怀生矣，将用之，子犯曰：“民未知信，未宣（明也）其用（未明见用之信）。”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，民易资（以货物易资财）者不求丰焉，明征其辞（明定其辞不贰价也），公曰：“可已乎？”子犯曰：“民未知礼，未生其共（恭敬之心）。”于是乎大蒐以示之礼，作执秩（主爵秩之官）以正其官，民听不惑而后用之，出谷戍（明年楚子使申叔去谷）、释宋围（明年楚子使子玉去宋），一战而霸（明年战于城濮），文之教也（由晋侯以文德教民）。

　　臣按：晋文公欲用其民以战，而子犯以民未知义与信与礼，故未可用也。文公于是示之义、示之信、示之礼，然后用之，故一战而能成伯功，盖有合乎孔子答樊迟之问，所谓上之所好，礼、义、信之三事也。然圣人所谓好者，中心好之，自然有以致民之敬服用情，而文公则欲民之用而故为是以示之，此王伯所以分也。虽然，文公伯者，尔其用民也尚必有以服其心而后用之焉，后世则驱之而已矣，苟遂吾之所欲，遑恤民之从违。

　　昭公十四年，楚子使然丹简上国之兵于宗丘（地名），且抚其民，分贫（贫乏者分与之）振穷（穷用者救振之），长孤幼（孤而幼者长育之），养老疾（老而贫者赡养之），收介特（单身者收录之），救（恤也）灾（天灾）患（人患），宥（宽也）孤寡，赦罪（重罪）戾（轻戾），诘奸慝，举淹滞（有才德而淹滞），礼新（羁旅方新者）叙旧，（勋故）禄勋（有功）合亲（九族之亲），任良物（事也）官（量能授官）。使屈罢简东国之兵于召陵，亦如之（如然丹）。好（结好）于边疆，息民五年而后用师，礼也。

　　孔颖达曰：“兵者战器之名，战必令人执兵，即名人以为兵也。简兵，谓料简其强弱，集而简之，且慰抚其人民也。分贫振穷以下，皆抚民之事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简兵而且抚其民，盖民者兵之所自出也，为民而设兵，兵备而民失其所，孰与养其兵哉？本朝于边地命大臣守备而兼巡抚之任，即此意也。《王制》：有发则命大司徒教士以车甲。

　　郑玄曰：“有发，谓有军师发卒。”

　　孔颖达曰：“国有军旅以发士卒，是司马之事，王则命大司徒教以乘兵车及衣甲之仪容，必司徒者，以司徒主众又主教，故与司马相参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先儒谓司徒教士则使司马论其材，故出任之为比长、乡大夫、伍长、军将，其材无不宜；司马治军则使司徒教其事，故入以之为比闾族党州乡、伍两卒旅军帅，其事无不治。

　　《月令》：季秋之月，天子乃教于田猎以习五戎。

　　郑玄曰：“教于田猎，因田猎之礼教民以战法也。五戎，谓五兵，弓矢、殳、矛、戈、戟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先儒谓教田猎继以习五戎，与《车攻》因田猎而选车徒同意，上言教下言习者，我教之故彼习之也。戎器必以五，以兵法五人为伍故也。田猎所以得利，军旅所以效死，人之所欲莫甚于利，所恶莫甚于死，以所恶寓所欲而习焉，先王之深意也，大司马秋狝教治兵，其以是欤。

　　以上论简阅之教（上）
　
卷一二七

　　▲简阅之教（下）

　　子曰：“善人教民七年，亦可以即（就也）戎（兵也）矣。”

　　朱熹曰：“教民者，教之孝弟忠信之行、务农讲武之法，民知亲其上、死其长，故可以即戎。”

　　臣按：先儒谓善人有忠爱恻怛之心，而其教人又尽本末兼该之法，孝弟忠信，本也，务农亦本也，讲武之法，末也，本末兼该且必七年而仅可即戎，兵其可易言哉？呜呼，夫以忠良易直之善人而教夫孝弟忠信之良民，然必七年之久而后可以即戎，未至七年犹未可也，可者仅可而有所未尽之辞，后世召募乌合之众以御必死之盗贼、衽金革之戎夷，其败也宜哉，其克有济者亦幸而已矣。

　　子曰：“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。”

　　朱熹曰：“以，用也。言用不教之民以战，必有败亡之祸，是弃其民也。”

　　张栻曰：“所谓教者，教之以君臣、父子、长幼之义，使皆有亲其上、死其长之心，而又教之以节制如司马法是也。若未之教而驱之战，是弃之死地而已矣。”

　　臣按：圣人所谓教民者，非但教其武技，必先教以文事也，必使斯民知尊君亲上之义，然后使之执干戈、擐甲胄、习弓矢以敌王所忾而卫社稷，如此，则心专于内而坚、气奋乎外而果，有不战，战则无敌矣。

　　鲁欲使慎子为将军，孟子曰：“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，殃民者不容于尧舜之世。”

　　朱熹曰：“教民者，教之礼义使知入事父兄、出事长上也。用之，使之战也。”

　　辅广曰：“能如是而教其民，乃可以即戎，使之敌忾御侮，临陈之际皆如手足之捍头目、子弟之卫父兄矣，不然，则是陷之于死地也，故谓之殃民，在尧舜之仁政，岂容之哉？”

　　臣按：孔孟百世文教之宗，而言及武事切切以教为言，由是观之，非独文有教而武亦有教也，名虽二而教则一，要归于明民之性、全民之生而已。然必民性明而后其生可全，苟不教民而用之，孔子谓为弃其民，孟子谓为殃其民，为上人者平日不知所以教民，乃一旦驱之以临锋镝，则虽不加之以斥逐、施之以刑戮，其实与弃之、殃之也何异？呜呼，为民父母不能生养之、福祐之而弃之、殃之，矧又所争者乃以土地名称之细故，是则孟子所谓民贼者也，尧舜之世岂容如是之人哉？如是之人尧舜之世尚不之容，矧居尧舜之位、临尧舜之民者，乃欲自为尧舜之世所不容之人之所为哉？

　　汉制，常以九月都试太守、都尉、令长，丞相会都试课，殿最。

　　东汉制，立秋之日自郊礼毕，始扬威武，斩牲于郊东门以荐陵庙。其仪，乘舆御戎路，白马朱鬛，躬执弩射牲，牲以鹿麛，太宰令谒者各一人载获车驰驷送陵庙，还宫，遣使者赍束帛以赐武官。武官肄兵习战陈之仪，斩牲之礼名曰刘，兵官皆肄孙吴兵法六十四陈，名曰乘之。

　　臣按：汉承秦制，三时不讲，惟十月车驾幸长安水南门，会五营士为八陈进退，名曰乘之，而东汉所肄者乃六十四陈，盖六十四陈即八陈演之为八八六十四也。所谓纁刘，即武帝时太初二年令天下五日之媵也。媵音刘，刘杀也，盖欲习战陈之法，先斩牲以为礼也。

　　灵帝中平五年，诏发四方兵讲武，于平乐观下起大坛，上建十二重五采华盖，高十丈，坛东北为小坛，复建九重华盖高九丈，列步兵、骑士数万人，结营为陈。天子亲出临军，驻大华盖下，进驻小华盖下，礼毕，帝躬擐甲胄介马，行陈三匝而还。

　　盖勋曰：“先王耀德不观兵，今寇在远而设近陈，不足以昭果毅，秪黩武耳。”

　　唐制，仲冬之月讲武于都外。前期十有一日，所司奏请讲武，兵部承诏，遂命将帅简军士，除地为场，四出立五表，又别巉地于北厢南向为车驾停观之处。前三日，尚舍奉御设大次及御座于巉所，建旗为和门如方色，都巉之中及四角皆建以五采牙旗，旗鼓、甲仗、威仪悉备，大将以下各有统帅，大将被甲乘马，教战队之法。凡教为陈，少者在前、长者在后，其还则反之，长者持弓矢，短者持戈矛，力者持旌旗，勇者持钲鼓，刀楯在前行，持槊者次之，弓箭为后行，旗卧即跪、旗举即起，声鼓即进、鸣金即止。讲武之日，皇帝乘革辂至巉所，兵部尚书介胄乘马奉引，入自都巉北和门，至大次，在位者皆再拜，谒者引诸州使人、鸿胪引蕃客立于大次，四方观者立于都巉，骑士仗外四周，然后讲武。吹大角三通，中军将各以鞞令鼓，二军俱击鼓，三鼓，有司偃旗，步士皆跪，大将立于旗鼓之东、西面，诸军将立于其南、北面，以听大将誓，左右三军各长史二人振铎，分循以警众，诸果毅各以誓词告其所部，遂声鼓，有司举旗，士众皆起，骑从皆行，及表击钲，骑从乃止，又击三鼓，有司偃旗，士众皆跪，又击鼓，有司举旗，士众皆起，骑骤徒趋，及表乃止。东军一鼓举青旗为直陈，西军亦鼓举白旗为方陈以应之，次南军亦鼓举赤旗为锐陈，东军亦鼓举黑旗为曲陈以应之，次东军鼓而举黄旗为圜陈，西军亦鼓而举青旗为直陈以应之，次西军鼓而举白旗为方陈，东军亦鼓而举赤旗为锐陈以应之，次东军鼓而举黑旗为曲陈，西军亦鼓而举黄旗为圜陈以应之。凡军先举者为客，后举者为主，从五行相胜之法为陈以应之，每变陈，二军各选刀楯士五十人挑战，第一第二挑战迭为勇怯之状，第三挑战为敌均之势，第四第五挑战为胜败之形，每将变陈，先鼓而为直陈，然后变从余陈之法。五陈毕，两军俱为直陈，又击三鼓，有司偃旗，士众皆跪，又声鼓，举旗，士众皆起，骑驰徒走，左右军俱至中表相拟击而还，每退至一行表跪起如前，遂复其初。侍中跪奏，请观骑军，骑军皆如步军之法，每军各八骑挑战，五陈毕，大击鼓而前，盘马相拟击而罢，遂投旅，侍中奏礼毕，乃还。

　　臣按：教阅之法备于《周礼》，在春夏有振旅、茇舍之制，在秋冬有治兵、大阅之制，中春振旅王执路鼓，中秋治兵王载太常，盖一岁四时之教，天子再临焉。文武无二道，六礼之中军居其一，我国家凡百礼制皆循古典，独于军礼所谓简众讲武者缺焉，岁时虽有教阅，然止是命将肄习坐作进退之节而车驾不亲临焉。请下礼官讲究《周礼》及汉、唐、宋遗制，本《开元礼》仪注而增损之，以为一代讲武之礼，每岁冬月一行焉，以复古礼以讲武事，以作士气以备一代之制。

　　每岁季冬，折冲都尉率五校兵马之在府者置左右二校尉，位相距百步，每校为步队十、骑队一，皆卷槊幡、展刃旗，散立以俟。角手吹大角一通，诸校皆敛人骑为队，二通，偃旗槊解幡，三通，旗槊举，左右校击鼓，二校之人合噪而进。右校击钲，队少却，左校进，逐至右校立所，左校击钲，少却，右校逐至左校立所，右校复击钲，队还，左校复薄战，皆击钲，队各还，大角复鸣一通，皆卷幡摄矢、弛弓匣刃，二通，旗槊举队皆进，三通，左右校皆引还。是日也，因纵猎获，各入其人。

　　臣按：此唐府军教阅之法。

　　玄宗先天二年十月，讲武于骊山之下，征兵二十万，列大陈于长川，坐作进退以金鼓之声节之，帝亲擐戎服，持大枪立于陈前。以亏失军容坐兵部尚书郭元振于纛下，将斩之，宰臣跪于马前谏曰：“元振推戴上皇有大功，虽违军令，不可加刑。”乃舍之，流新州。给事中知礼仪事唐绍以草军仪有失，斩之。众以元帅及礼官得罪，诸节度颇亦失序，惟左军节度薛纳及解琬军不动，上令轻骑召纳等，至军门不得入，礼毕，特加慰劳。

　　开元八年八月，敕：“四方虽安不可忘战，故《周礼》以军禁纠邦国，以蒐狩习戎旅，不教人战是谓弃之，宜差使于两京及诸州简取十万人，务求灼然骁勇，不须限以蕃汉，皆放番役差科，惟令团伍教练，辨其旗物，简其车徒，习攻取进退之方，陈威仪贵贱之等，俾少长有礼，疾徐有节，将以伐叛怀服、保大定功，协于师贞，以弘武备。”

　　臣按：唐玄宗嗣位未久，即行讲武，其后又诏两京诸州简选教练，其不忘武备有如此者。

　　宋太祖建隆二年十一月，讲武于近郊，六军之容甚盛。帝每御讲武殿亲临教阅，其法刻木为箭镞，裹以毡罽，命强者两两相射，避即捶之，取其不避者；又以木梃为马楇，施诸韦槊，俾驰骑相击，取其尤胜者各分等级以迁隶之，自是师旅皆精锐。

　　太宗太平兴国二年，诏筑讲武堂于西郊。九月，大阅，上与从官登而观焉。是冬，又观飞山兵射连弩、发机石于台下。又淳化五年八月，召天武士卒教射于殿庭，弓力有至石三斗，以引强平射者为上等，艰于引满者别为一等，其诸浅软者又为一等，各量其材力而迁隶之。至道元年，又阅禁旅，有挽强至一石五斗，连三十发而有余力，又令骑兵、步兵各数百东西列陈，挽强彀弩，视其进退发矢如一、容止中节，上曰：“此殿庭间数百人耳，犹兵威可观，况堂堂之陈、数万成列者乎？”

　　臣按：宋之太祖、太宗起自兵间，故知武事不可弛而为讲校如此。

　　太宗选军中勇士教以剑舞，皆能掷剑凌空，绕身承接，妙捷如神。每契丹使至赐宴，乃出以示之，凡数百辈袒裼鼓噪，挺刃而入，各献其技，霜锋雪锷飞跃满空。及亲征太原，巡城耀武，必令剑舞前导，观者神耸。

　　臣按：秦人以讲武为角抵之戏，则太宗此举不为无所本也。是虽非三代之制，然亦足以慑伏外夷，使彼知我中国之人亦有如此巧捷之技能，不敢自恃其猛鸷而轻我中国也。后世所谓角抵之戏日巧一日，其间有妙捷如神者，非积以岁月之久、演试之勤，不能造其极如此也，习成之后止以资人笑乐，顾于训练军伍之法苟应故事，有同儿戏，是以真为假而以假为真也。今日操练军士，诚使驰马击刺者皆能如优人之角抵，每遇外夷朝贡燕享之际，出以示之，使彼目眩而神耸，是亦不战而屈人之兵之一计。

　　真宗咸平二年，大阅诸军，诏有司择地于含晖门外之东武村为广场，凭高为台，台上设屋、构行宫。其夜三鼓，殿前侍卫马步诸军分出诸门，诘旦，帝乘马从官并戎服至行宫，诸军陈于台前，左右相向，步骑交属，亘二十里，诸班卫士翼从于后。有司奏成列，帝升台东向御戎帐，召从臣坐观之，殿前都指挥使执五方旗以节进退，又于两陈中起候台相望，使人执旗如台上之数以相应。初举黄旗，诸军旅拜，举赤旗则骑进，举青旗则步进，每旗动则鼓骇士噪，声震百里外，皆三挑乃退；次举白旗，诸军复再拜，呼万岁，有司奏陈坚而整，士勇而厉，欲再举，诏止之，遂举黑旗以振旅。

　　仁宗康定元年，帝御便殿阅诸军陈法，言者谓：“诸军止教坐作进退，虽整肃可观，然临敌难用，请自今遣官阅陈毕，令解镫以弩弓射，营置弓三等自一石至八斗，弩四等自二石八斗至二石五斗，以次阅习。”诏行之陕西、河东、河北路。是岁，诏教士不衽金甲，缓急不足以应敌，自今诸军各予铠甲十、马甲五，令迭披带，又命诸军班听习杂武技，勿辄禁止。

　　臣按：议者谓诸军止教坐作进退，虽整肃可观，临敌难用，可谓切中教阅之弊。夫战必用兵而五兵皆莫利于弓矢，故操练以弓矢为大用，请凡军士各执一器如枪刀之类，然皆必兼以弓矢焉，是则长短之兵各具于一人矣，每月三操之际而以一日专习长兵，校其能否高下以为赏罚，必全军皆善射之人，则可以无敌于天下矣。又人情由难及易易，由轻入重难，今之操兵者往往不擐甲而轻衣，而所执之兵又用轻物代之，一日遇敌骤加以厚甲、重器，必至于颠踬矣，此亦操兵者之所当知。

　　种世衡知环州，课吏民射，有过失射中则释其罪，有辞某事、请某事辄因中否而予夺之，人人自厉，皆精于射，自是数年敌不近环境。

　　仁宗时，赋近畿户出马备边，民以为病，沈括言：“北地多马而人习骑战，犹中国之工强弩也。今舍我之长技，强所不能，何以取胜？又边人习兵惟以挽强定最，而未必贯革，谓宜以射远入坚为法。”

　　吴玠论所以制胜金人之策，谓：“金人弓矢不若中国之劲利，中国士卒不及金人之坚耐，吾常以长技洞重甲于数百步外，则其冲突固不能相及。”

　　臣按：自古以弓弩为中国之长技，古之名将所以守边御敌者往往以是取胜，载之史册可考也。沈括谓“舍我之长技，强所不能，何以取胜”，吴玠谓“常以长技洞重甲于数百步外，使其冲突不能相及”，观二人言，则知中国技之所长者诚在于射，然非教之有素而激劝之有方，则亦不能使之射远入坚而洞重甲也，请以常时教阅之外，许边将用种世衡课吏民射法，于过失之轻者、差役之冗者以射中否为赏罚操纵，则人人自励，皆精于射而中国之兵无敌于天下矣。

　　张方平言于仁宗曰：“臣闻太祖训齐诸军，法制甚严，军人不得衣皂，岂有红紫之服？葱韭不得入营门，岂知鱼肉之味？每请月粮时，营在城西者即于城东支，营在城东者即于城西给之，须令自负以劳役之。今则异矣，臣尝入朝，见诸军帅从卒一例新紫罗衫、红罗把肚、白绫蒨、丝鞋、青纱帽，拖长绅带，鲜华烂然，计其所受廪给不足一身之费，若有妻子争得不饥寒？此军情所以易动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军情所以易动者由其无恒心也，何也？盖上之所以给予之者有限而下之所以用度者不赀，用度不赀则衣食不给，衣食不给则无恒心矣，用无恒心之人以待不可测之变，欲保其临事不变，难矣。宋太祖起自戎伍，熟知军情，所以训齐之者其严如此，然不得衣红紫可也，而亦不许衣皂及葱韭不得入营门则甚矣，无故不许群饮可也。

　　欧阳修言于仁宗曰：“数年以来，点兵不绝，然有点兵之虚名而无得兵之实数，新集之兵所在教习，追呼上下，民不安居，主教者非将领之才，所教者无旗鼓之节，往来州县，愁叹嗷嗷，既多多病小怯之人，又无训齐精练之法，此有教兵之虚名而无训兵之实艺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修此言切中时弊。

　　神宗元丰三年，诏枢密院曰：“唐李靖兵法世无全书，又官号、物名、称谓不同，武人将佐多不能通其意，今枢密院检详官校正分类解释，令今可行。”

　　朱熹曰：“陈者定也，八陈图中有奇正，前面虽未整，猝然遇敌，次列便已成正军矣。”又曰：“大凡有兵须有陈，不成有许多兵马相战斗只滚作一团排作一行，必须左右前后部伍行陈各有条理方得。”

　　臣按：行军不可无陈，而陈法必有据依，自昔以来所传者虽多，然皆以八陈图为得其法。说者谓八陈始于黄帝用之以破蚩尤于涿鹿，诸葛亮造八陈图于鱼腹平沙之上，垒石为八行，桓温见之曰：“此常山蛇势也。”文武皆莫能识之。此即九军陈法，隋韩擒虎得其法以授李靖，靖为六花陈以变九军之法。大抵八陈即九军，九军者六陈也，宋蔡元定为《八陈图说》，朱子谓其分开方图陈法不相混杂，亦有取，而又尝与之论陈法，元定曰：“譬如一个十分雄壮人与一个四五分人厮打，雄壮的只有力，四五分的却识相打法，对副雄壮的更不费力，只指点将去，这见得八陈之法有以寡敌众之理。”由此言观之，则训练之间不可不知古人陈法也明矣。

　　哲宗元祐元年，司谏苏辙言：“诸道禁军日夜按习武艺，将兵皆蚤晚两教，新募之士或终日不得休息。今平居无事，朝夕虐之以教阅，使无遗力以治生事，衣食殚尽，憔悴无聊，缓急安得其死？请使禁军除新募未习之兵，其余止一教。”朝请郎任公裕言：“军中诵习新法，愚懵者颇以为苦，夫射志于中而击刺格斗期于胜，岂必尽能如法？”

　　臣按：军士之所以善战，非但熟于技亦必养其力，非但养其力亦必得其心，苟于无事之时未战而先失其心、耗其力，一旦驱之以御敌，心不在焉而气力不足以继之，彼虽熟于技而精于艺，而不为吾用用之而不尽其心，亦安能成功哉？本朝之制，每月三操而于极寒极暑之候皆停焉，其为法也可谓得中矣。

　　苏辙进策于其君，有所谓安万民者，其别曰教战守；有所谓训兵旅者，其别曰倡勇敢。教战守之策曰：“生民之患在乎知安而不知危，能逸而不能劳，此其患不见于今而将见于他日，今不为之计，其后将有所不可救者。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，是故天下虽平不敢忘战，秋冬之隙致民田猎以讲武，教之以进退坐作之方，使其耳目习于钟鼓旌旗之间而不乱，使其心志安于斩刈杀伐之际而不慑，是以虽有盗贼之变而民不至于惊溃。及至后世，以去兵为王者之盛节，天下既定则卷甲而藏之，数十年之后甲兵顿弊，而人民日以安于佚乐，卒有盗贼之警则相与恐惧讹言，不战而走。开元、天宝之际，天下岂不大治？惟其民安于太平之乐，豢于游戏酒食之间，其刚心勇气消耗，钝毛痿蹶而不复振，是以区区之禄山一出而乘之，四方之民兽奔鸟窜，乞为囚虏之不暇，天下分裂而唐室因以微矣。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，愚者见四方之无事则以为变故无自而有此，亦不然矣。天下固不免于用兵，所不可知者有迟速远近而要以不能免也，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讲习兵法，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陈之节，役民之司盗者授以击刺之术，每岁终则聚于郡府，如古都试之法，有胜负有赏罚，而行之既久，则又以军法从事，然议者必以为无故而动民，又挠以军法则民将不安，而臣以为此所以安民也。天下果未能去兵，则其一旦将以不教之民而驱之战，夫与故而动民虽有小怨，然孰与夫一旦之危哉？”

　　臣按：苏氏之策，欲无事之时士大夫皆尚武勇、习兵法，教庶人之在官者以行陈之节、役民之司盗者以击刺之术，岁终试之，较其胜负以为赏罚，一旦有事，免以不教之民而驱之战。臣窃以谓，今天下州郡，凡要害处皆设卫，所以养列屯坐食之官军以为民卫，民既出赋税以衣食之，而又使之执干戈以从事乎军旅，则民有辞矣，然则今日官军之外，民兵不可用欤？曰有事之秋，祸变有必至之理，彼此同之，于此教而用之非但为国，亦以为民也，彼又将何辞乎？不得已什伍之以协助官军，事已即休可也。

　　苏轼倡勇敢之策曰：“战以勇为主，以气为决，天子无皆勇之将而将军无皆勇之士，是故致勇有术。致勇莫先乎倡，倡莫善乎私，均是人也，皆食其食、皆任其事，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奋而争先而致其死，则翻然者众矣，弓矢相及、剑盾相交，胜负之势未有所决，而三军之士属目于一夫之先登，则勃然者相继矣。谚曰：‘一人善射，百夫决拾。’苟有以发之，及其翻然、勃然之间而用其锋，是之谓倡。倡莫善乎私，天下之人，怯者居其百、勇者居其一，是勇者难得也，捐其妻子、弃其身以蹈白刃，是勇者难能也，以难得之人行难能之事，此必有难报之恩者矣。天子必有所私之将，将军必有所私之士，视其勇者而阴厚之，人之有异材者虽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异，自异而上不异之，则缓急不可望其为倡，故凡缓急而肯为倡者，必其上之所异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苏轼此言真得夫激劝用人之道，但其所谓视其勇者而阴厚之，阴之为言，岂王道荡荡、光明正大之谓哉？臣窃以为其言虽不能无偏，而其策则为甚善，请如宋人厢禁军之制，分军为二等，择其一等强壮精锐者以为正军，以备征战之用，其次者以为副军，以应工作之役。军士每月支粮一石，其正军全支，副军每名减其二斗，有役则否，积其减下之数以为赏费。军士有材力过人试合式者定为赏格，如射十矢中八矢者为上、五矢以上者为中则赏之，三四矢者为平不赏，不及二矢者有罚，合格者月支加米三斗或五斗，其他技能以此为准。用苏氏之策，校其技能而赏以倡之，得赏者既以自负，惟恐一旦不得赏，不徒失利而且为人所訾而益致其操习之功，彼不得赏者遇有缓急则责之曰“尔平日受厚赏，今日正尔报效之秋”，虽欲随众退避，不可得已。如是，则军士之中有才者为上所用，有勇者为上所私，缓急之际必有为众人之倡者矣。

　　胡寅言于高宗曰：“减汰其疲老病弱，升择其壮健骁勇，分屯在所，置营房以安其家室，聚粟帛以足其衣食，选众所畏信者以董其部伍，申明阶级之制以变其骄恣悍悖之习，然后被之以精甲，付之以利器，进战获酋人则厚赏，死则恤其妻孥，退溃则诛其身，降敌则戮其族。令在必行、分毫不贷者乃治军之实也，无所别择一切安养姑息之，惟恐一夫变色不悦，幸无事则曰大幸矣，教习击刺有如聚戏，纪律荡然，虽其将帅不敢自保者，为治军之虚文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寅所言治军虚实非但一时事也，人君以诚为治，凡事皆然，而于治军旅尤不可务虚文而不崇实效。

　　孝宗淳熙十四年，枢密同知赵雄奏：“昨日大阅，车甲鲜明，纪律严整，十万之众一一少壮。”上曰：“前此虞允文行拣汰之法，其初谤议纷然，今诸军皆无老弱，乃见成效。”雄奏：“凡造事之初众口难一，惟圣明不惑乃能集事。”

　　臣按：人君惟不惑于群议乃能成事，况军旅之事尤难于逆料遥度，往往有意外之变、报复之祸，人臣非真有为国之心者不敢建议，自非上人持志之坚、见理之的、临事之断，而不为群议所移动者鲜矣。赵雄谓“造事之初众口难一，惟圣明不惑乃能集事”，岂但拣汰一事然哉？

　　以上论简阅之教（下）
　
卷一二八

　　▲將帥之任（上之上）

　　《易師》之辭曰：師，貞，丈人吉，無咎。

　　程頤曰：“師之道以正為本，興師動眾以毒天下而不以正，民弗從也，強驅之耳。故師以貞為主，其動雖正也，帥之者必丈人則吉而無咎也。丈人者，尊嚴之稱，帥師總眾，非眾所尊信畏服，則安能得人心之從？故司馬穰苴擢自微賤，授之以眾，乃以眾心未服請莊賈為將也。所謂丈人不必素居崇貴，但其才謀德業眾所畏服則是也，如穰苴既誅莊賈則眾心畏服，乃丈人矣。又如淮陰侯起於微賤，遂為大將，蓋其謀為有以使人尊畏也。”

　　朱熹曰：“《師》卦惟九二一陽居下卦之中，為將之象；上下五陰，順而從之，為眾之象；九二以剛居下而用事，六五以柔居上而任之，為人君命將出師之象，故其卦之名曰師。丈人，長老之稱。用師之道利於得正而任老成之人，乃得吉而無咎。”

　　呂祖謙曰：“丈人者老成持重諳練之人，如趙充國之比是也。二以一陽為卦之主，猶將帥也。二雖剛中必待五之應，猶將帥雖賢必待君為之應，然後能成功也。苟五不應，《師》變為《坎》矣，將帥臨敵而上無君之應，豈非天下之至險乎？”

　　臣按：先儒謂用師之道利於得正，則不正不利可知矣；丈人則吉，而不任老成之人則凶可知矣。然師既以正動而又任夫老成之人，然非在上之人為之主宰，則亦不能以成功也。

　　《師》：九二，在師，中吉，無咎。王三錫命。象曰：“在師，中吉”，承天寵也；“王三錫命”，懷萬邦也。

　　程頤曰：“《師》卦惟九二一陽為眾陰所歸，五居君位是其正應，二乃師之主，專製其事者也。居下而專製其事，惟在師則可，自古命將，閫外之事得專製之，在師專製而得中道，故吉而無咎。蓋恃專則失為下之道，不專則無成功之理，故得中為吉。凡師之道，威和並至則吉也，既處之盡其善則能成功而安天下，故王錫寵命至於三也。六五在上，既專倚任，複厚其寵數，蓋禮不稱則威不重而下不信也，人臣之道，於事無所敢專，惟閫外之事則專製之，雖製之在己，然因師之力而能致者，皆君所與而職當為也。在師中吉者，以其承天之寵任也，天謂王也，人臣非君寵任之，則安得專征之權而有成功之吉。象以二專主其事，故發此義。王三錫以恩命褒其成功，所以懷萬邦也。”

　　郭忠孝曰：“威克厥愛允濟，愛克厥威允罔功，九二剛勝之，將能用中焉，是以有功而宜膺寵錫者也。”

　　丘富國曰：“上承天子之寵任而以兵權屬之，錫命至三，使之得專閫外之事，王者用兵非得已，嗜殺豈其本心？故三錫之命，惟在於懷綏萬邦而已。”

　　臣按：人臣無專製之義，故受閫外之寄者有剛中之德，而又適時中之宜，然後可也，然必有王者之錫命，至於再至於三焉。承天寵之優，布懷綏之德，如後世所謂便宜行事者，然後專之也，不然，非吉善之道也。故為臣受命必協乎中道，為君命將必錫以寵命，則臣無專擅之過，而君無中製之失，而師無有不利、功無有不成者矣。

　　六三，師或輿屍，凶。象曰：“師或輿屍”，大無功也。

　　程頤曰：“師旅之事任當專一，二既以剛中之才為上信倚，必專其事乃有成功，若或更使眾人主之，凶之道也。輿屍，眾主也。軍旅之事任不專一，覆敗必矣，倚付二三安能成功，豈惟無功，所以致凶也。”

　　楊時曰：“師之或以眾屍之也，眾屍之稟命不一而無功矣，凶之道也。六三上乘眾陰，輿屍也，故凶。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，雖李、郭之善兵猶不免敗衄，則輿屍之凶可知。”

　　楊萬裏曰：“河曲之師，趙盾為將而令出趙穿；邲之師，荀林父為將而令出先縠，後世複有中人監軍者，師焉往而不敗。”

　　臣按：朱氏《本義》解輿屍為師徒撓敗輿屍而歸，足以為犯非其分者之戒。今從程氏傳，以屍輿為眾主者，以為人君倚任將帥之法。

　　六五，長子帥師，弟子輿屍，貞凶。象曰：“長子帥師”，以中行也；“弟子輿屍”，使不當也。

　　程頤曰：“任將授師之道，當以長子帥師，二在下而為師之主，長子也。若以弟子眾主之，則所為雖正，亦凶也。弟子，凡非長者也。自古任將不專而致覆敗者，如荀林父邲之戰、唐郭子儀相州之敗是也。長子以中正之德合於上而受任以行，若複使其餘者眾屍其事，是任使之不當也，其凶宜矣。”

　　朱熹曰：“長子，九二也；弟子，三、四也。人君專於委任，若使君子任事而又使小人參之，則是使之輿屍而歸，故雖貞而亦不免於凶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人君使其臣以統師馭眾，固不可以不審，尤不可以不專。不審則使非其人，或至於喪師而辱國；得其人而任之不專，則事無統攝，或彼或此而不歸於一，是亦覆敗之所由也。使一人焉以為三軍之司命，人命之生死、疆場之得喪、國家之安危皆係於斯，苟使之而不當，使之當矣而又使人參之，皆足以致凶而取禍，人君之使人固不可以不謹，而況於任將授師乎？

　　《詩大明》之八章曰：牧野洋洋（廣大貌），檀車（檀木為車）煌煌（鮮明貌），駟厓（騮馬白腹）彭彭（強盛貌）。維師尚父，時維鷹揚，涼（作“亮”，佐助也）彼武王，肆（縱兵也）伐大商。會朝（會戰之旦）清明。

　　朱熹曰：“師尚父，太公望為太師而號尚父也。鷹揚，如鷹之飛揚而將擊，言其猛也。此章言武王師眾之盛、將帥之賢，伐商以除穢濁，不崇朝而天下清明。”

　　臣按：六經言將帥之勇者始見於此。夫出征之事有虞氏固已命禹矣，但其誓師之辭特數所征者之惡及其不可不正之意，未有指言其將帥之勇者也，有之，始見此詩，是以古今言將帥者必以太公為首稱。然其所以勇而猛者，鷹揚一言之外無他美焉，蓋王者之師天下無敵，譬如鷙禽之擊群小雛然，所至披靡，夫豈有當之者哉？此其所以為王者之師，有征而無戰也。

　　《江漢》詩曰：江漢浮浮（水盛貌），武夫滔滔（順流貌）。匪安匪遊，淮夷來求。既出我車，既設我。匪安匪舒，淮夷來鋪（陳也）。其二章曰：江漢湯湯，武夫洸洸（武貌）。經營四方，告成於王。四方既平，王國庶（幸也）定。時靡有爭，王心載寧。

　　朱熹曰：“淮夷，夷之在淮上者也。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，詩人美之。”輔廣曰：“其誌專，其氣銳，有不戰，戰必勝矣。”

　　臣按：先儒謂讀此詩見宣王能以天下之心為心，而召公受命以出征，又能以宣王之心為心也。宣王之心何心也？心乎寧天下也。何則？天下之所以不寧者，以爭心之未息也，爭心未息則見利則奪、見便則乘，此王國所以靡定也。王國靡定，則強之攫而弱之食，王之心曷由而寧乎？必欲王心寧，必須王國之定，必欲王國之定，必得滔滔、洸洸之武夫而經營四方，以告成於王，則四方平而王國庶幾乎其定矣。宣王之用召穆公，穆公能體其欲寧天下之心而為之經營，此王之心所以載寧也歟。

　　《常武》之詩曰：赫赫明明，王命卿士（即皇父之官），南仲（此時大將）大祖（始祖），大師（皇父之兼官）皇父。整我（為宣王之自我）六師，以修我戎（兵器）。既敬既戒，惠此南國。其二章曰：王謂尹氏（吉甫），命程伯休父（周大夫）。左右陳行，戒我師旅。率彼淮浦，省此徐土。不留不處，三事（三農之事）就緒。

　　朱熹曰：“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，而命卿士之謂南仲為大祖兼太師而字皇父者，整治其從行之六軍，修其戎事，以除淮夷之亂，而惠此南方之國，詩人作此以美之。必言南仲大祖者，稱其世功以美大之也。既命皇父而又命程伯休父者，蓋王親命太師以三公治其軍事，而使內史命司馬以六卿副之耳。”

　　楊時曰：“聖主得賢臣而弘功業，古人皆然也。昔宣王中興有吉甫、召虎、仲山甫之徒，以之伐狁、平淮夷，卒致再造之業，諸臣之力居多，《易未濟》六五之光，亦九四‘震用伐鬼方’之力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古者六軍之製，軍將皆命卿，無事則將歸卿列，有事則諸卿皆將，入則典司政本，出則經營四方。宣王之時，命召虎以平淮夷而王心載寧，又命皇父及程伯休父以省徐土，徐方為之震驚，然三臣者皆世臣，虎則康公之子、皇父則南仲之世、程伯休父則重黎氏之後也。世臣之於國，非獨有世功且有世業，《詩》《書》、禮、樂夙講於家庭，功勳閥閱允孚於內外，耳目之見聞有素，技藝之傳習有常，一旦用之，必安詳閑雅、老成持重，不失於倉皇失律，輕易誤國矣。

　　《春秋》：閔公二年，鄭棄其師。

　　胡安國曰：“按鄭詩《清人》，刺文公也。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，文公惡之而不能遠，使克將兵禦狄於境，陳其師旅，翱翔河上，久而不召，眾散而歸，高克奔陳。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、文公退之不以道，危國亡師之本，故作是詩。觀此，則鄭棄其師可知矣。人君擅一國之名，寵殺生予奪，惟我所製爾，使克不臣之罪已著，按而誅之可也，情狀未明，黜而遠之可也，愛惜其才，以禮馭之可也，烏有假以兵權，委諸境上，坐視其失伍離散而莫之恤乎？二三執政，股肱心膂，休戚之所同也，不能進謀於君協誌同力黜逐小人，而國事至此，是謂危而不持、顛而不扶，則將焉用彼相矣。晉出帝時，景延廣專權，諸藩擅命，及桑維翰為相，出延廣於外，一製書所敕者，十有五鎮無敢不從者。”

　　高閱曰：“人君之使臣也，知其賢而使之則功必成，不知其不賢而使之則事必敗。夫不知其不賢而過使之至於敗事，君子猶曰‘君不知之，當自罪耳’，況已知其不賢而強使之，不獨陷其身，又棄其民乎？”

　　吳澂曰：“子曰：‘以不教民戰，是謂棄之。’古人視民如赤子，故平日教之習戰，一旦不得已而用之於軍旅，欲其完師而歸，一無所損也。今鄭無戰鬥之事，乃使其臣將兵於外，久而弗得歸，致其眾潰散，非棄其民而何哉？”

　　臣按：高氏之言用將之道，吳氏之言用兵之道，胡氏所謂三策則馭將之道也。人主惟不知其臣之不賢而以為賢，故使之，知其不賢而使之者蓋鮮矣，知其不賢而使之者，必其久掌兵權不可猝去，故不得已而使之，往往置嫌疑於心而假以兵權，一旦事機彰露而馴致於不可駕馭亦有之矣，非但棄其師而已也。《春秋》書鄭棄其師，不但責其君，兼責其臣，後世有國家與夫輔人之國家者，其尚以《春秋》為法而謹其微。

　　《左傳》：僖公二十有七年，楚子（成公）將圍宋，使子文治兵於睽（楚邑），終朝而畢，不戮一人。子玉複治兵於蒍（楚邑），終日而畢，鞭七人、貫三人耳。國老（謂卿、大夫之致仕者）皆賀子文，子文飲之酒，蒍賈尚幼，後至不賀，子文問之，對曰：“不知所賀。子之傳政於子玉，曰以靖國也，靖諸內而敗諸外，所獲幾何（言所得不補所失）？子玉之敗，子之舉也。舉以敗國，將何賀焉？子玉剛而無禮，不可以治民，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。苟入而賀，何後之有。”

　　蘇軾曰：“蒍賈論子玉過三百乘必敗，而烝克自謂不如先大夫，請八百乘，將以用寡為勝，抑以將多為賢也，如淮陰侯言多多益辦，是用眾亦不易。古人以兵多敗者不可勝數，如王尋、苻堅、哥舒翰者多矣，子玉剛而無禮，少與之兵或能戒懼而不敗耶？”

　　臣按：用兵之道不可以無剛，剛而有禮則其所以為剛者得其中矣，徒有其剛而無禮則是強愎自用而已，豈所謂剛者乎？子玉之為人剛而無禮，不可以治民，以之一乘且不可，況三百乘之多哉？是知禮也者，治三軍之本也。子玉為人，以一少年之矰賈知之，而子文不之知、楚子不之知，是則知人誠難也，而知將為尤難，然則終無可知之理乎？曰有。觀其持身以禮、治家以禮，而治兵也又能以禮，以一禮為三軍之約束，譬則束茅葦焉，數以億萬計而束之以一繩，整然齊矣。

　　楚子及諸侯圍宋（五國圍宋），宋公孫固如晉告急，狐偃曰：“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，若伐曹、衛，楚必救之，則齊、宋免矣。”於是乎蒐（治兵）於被廬（晉地），作三軍，謀元帥，趙衰曰：“郤縠可。臣亟聞其言矣，說禮樂而敦《詩》《書》。《詩》《書》，義之府也；禮、樂，德之則也；德、義，利之本也。《夏書》曰‘賦納以言，明試以功，車服以庸’，君其試之。”乃使烝郤縠將中軍。（二十七年）

　　臣按：文武非二道也，為將者徒知戰陳而不知德義，則其所謂武者非聖人之武也。皋陶讚堯，稱其乃武乃文，是武乃戡定禍亂之具，所以濟文者也，為將者必講明禮、樂、《詩》《書》於平時，而以德、義為之本，然後可以本兵柄而司三軍之命。所以然者，《詩》《書》、禮、樂，文德之教也，必有文德以為武事之本，則其武乃止戈之武也。苟專以能戰鬥、曉方略以為武，則武乃不仁之器、殺人之具矣。

　　《月令》：孟秋之月，天子乃命將帥選士（言其人）厲兵（言其器），簡練傑俊，專任有功以征不義，詰誅暴（殘下）慢（慢上），以明好惡，順彼遠方。

　　方愨曰：“才足以將物而勝之謂之將，智足以帥人而先之謂之帥。選士則人無不能於事，厲兵則器無不利於用，傑俊簡之則無所不擇，練之則無所不熟，既選厲簡練之矣，苟非已試之效則勝負猶未可知，故所任必在乎有功之人也，任有功矣，苟置疑貳於其間，則知者必不盡其謀、能者必不竭其力，故任之又欲其專也。凡此皆欲以征不義而已，無以覆下之謂暴，不能敬上之謂慢，詰以問其罪，誅以戮其人，所詰誅者暴慢則好惡公而明矣，好惡得其明，則合天下之所願而無逆矣。”

　　臣按：《月令》者，記一年十二月所行之政令也。是以孟秋之月，盛德在金，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，又於所選士之中簡擇其傑俊者以練習之，以待不時之用。然既練習之矣，若夫有事之時則又於傑俊之中而任其有功者，蓋兵凶戰危，人之性命係焉，國之安危關焉，必須嚐經戰陳而屢著功濆者然後用之，而用之又必專焉。謂之專者，付之以閫外之寄，權必歸於一人，事不從於中製也。然《月令》以此為孟秋之令，豈每歲至此而皆出師遠征哉？蓋著為此令，無事之時豫於此月而詔命將帥選士厲兵、簡練傑俊，有事之時必待此月而專任有功，以征不義，誅詰暴慢。所以然者，明好惡之所在，使四方萬國鹹知天子之所好者仁以恤下，暴而肆虐者則惡之；所好者忠以敬上，慢而無禮者則惡之。好惡既明，人心順服，無敢暴下慢上而為不義者也，有不義者天子必命將帥征之，每歲於是月而一申明焉，孰敢違王好惡而幹天之誅哉？

　　《荀子》：孝成王（趙君）、臨武君（楚將）請問為將，孫卿（即荀子）曰：“知莫大乎棄疑（不用疑謀），行莫大乎無過，事莫大乎無悔。至無悔而止矣，不可必也。故製號政令欲嚴以威（此一術），慶賞刑罰欲必以信（二術），處舍收藏欲周以固（三術），徙舉進退欲安以重、欲疾以速（四術），窺敵觀變欲潛以深、欲伍以參（伍參猶錯雜也，五術），遇敵決戰必道（言也，又行也）吾所明，無道吾所疑（六術），夫是之謂六術。無欲將而惡廢（此一權），無怠勝而忘敗（二權），無威內而輕外（三權），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（四權），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（謂不吝賞，五權），夫是之謂五權。所以不受命於主有三，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（一至）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（二至），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（三至），夫是之謂三至。凡受命於主而行三軍，三軍既定，百官得序，群物皆正，則主不能喜，敵不能怒，夫是之謂至臣（謂為臣之至當也）。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，慎終如始，終始如一，夫是之謂大吉（言無覆敗之禍）。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，其敗也必在慢之，故敬勝怠則吉，怠勝敬則滅，計勝欲則從，欲勝計則凶。戰如守，行如戰，有功如幸。敬謀無壙（與曠同），敬事無壙，敬吏無壙，敬眾無壙，敬敵無壙，夫是之謂五無壙（無壙言無須臾不敬也）。慎行此六術、五權、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壙，夫是之謂天下之將則通於神明矣。”

　　臣按：荀卿論為將之道至矣盡矣，所謂可殺而不可欺百姓，敬謀、敬事、敬吏、敬眾、敬敵，而總以一言曰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，其敗也必在慢之。卿之此言蓋有得於洙泗之餘論，而與孫、吳所著之書專以權謀詐力者不可同年語矣。至若所謂戰如守、行如戰、有功如幸斯三如者，為將行兵而能恒以此一敬存於心，念念在茲，事事在茲，而又以是三如者，凡戰、凡行、凡有功皆如斯言，則永遠無覆敗之患，而可以方行於天下矣。

　　以上論將帥之任（上之上）
　
卷一二九

　　▲将帅之任（上之下）

　　《庄子》曰：君子远使之而观其忠，近使之而观其敬，烦使之而观其能，卒然问焉而观其知，急与之期而观其信，委之以财而观其仁，告之以危而观其节，醉之以酒而观其则，杂之以处而观其色，九征至，不肖人得矣。

　　臣按：此九征者庄周以为孔子之言，引之以为泛观人之法，而《六韬》之论选将亦以八征为太公之言。所谓八征者，问之以言以观其详，穷之以辞以观其变，与之间谍以观其诚，明白显问以观其德，使之以财以观其廉，试之以色以观其贞，告之以难以观其勇，醉之以酒以观其态，其言与周盖相出入，虽非太公、孔子之言，然人君选将参以二家之说而验之，则其人之贤、不肖亦可得而仿佛矣。

　　《尉缭子》曰：凡将，理官也，万物之主也，不私于一人。夫能无私于一人，故万物至而制之，万物至而命之。

　　臣按：理官者，掌刑狱之官也。夫掌刑狱之官必无一毫之私以制人之死命，然后可以为理官，为将之道亦犹是也。

　　又曰：夫能刑上究、赏下流，此将之武也故人主重将。夫将，提鼓挥枹（音桴），临难决战，接兵角刃，鼓之而当则赏功立名，鼓之而不当则身死国亡，是存亡安危在于枹端，奈何无重将也。

　　夫将者，上不制于天，下不制于地，中不制于人。故兵者凶器也，争者逆德也，将者死官也，故不得已而用之，无天于上、无地于下、无主于后、无敌于前。

　　臣按：天下之道二，吉与凶反、顺与逆反、生与死反。所谓吉、顺、生，人之所欲也；凶、逆、死，人之所恶也。于人所恶之事非不得已，乌可以用之哉？是故国不得已而后至于用兵，士不得已而后至于将兵，可一而不可再，可暂而不可常，所谓无天于上、无地于下、无主于后，岂真无哉？甚言国之用将不可有制于中，而士之为将亦不可有所制于外耳。

　　将受命之日忘其家，张军宿野忘其亲，援枹而鼓忘其身。吴起临战，左右进剑，起曰：“将专主旗鼓尔，临难决疑、挥兵指刃，此将事也，一剑之任非将事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将者三军之司命、国家之辅佐也，岂一剑之任哉？以一剑为任，史所谓剑客也。

　　《六韬》曰：故兵者国之大事，存亡之道，命在于将。将者，国之辅、先王之所重也，故置将不可不察也。

　　将不仁则三军不亲，将不勇则三军不锐，将不智则三军大疑，将不明则三军大倾，将不精微则三军失其机，将不常戒则三军失其备，将不强力则三军失其职。故将者，人之司命，三军与之俱治与之俱乱，得贤将者兵强国昌，不得贤将者兵弱国亡。

　　臣按：古今论治者皆知相为国之辅而不知将亦国之辅也，盖国之有将相如人之有两手、鸟之有两翼，阙一不可，相得其人则国体正而安，将得其人则国势强而固。是故治忽在乎文，文之所以备，相之辅也；强弱由乎武，武之所以周，将之辅也。

　　《三略》曰：出军行师，将在自专，进退内御则功难成。

　　臣按：将能而君不御者胜，人君择将当以无用之先详审征验，然后用之，既用之后，付以便宜之权，俾其随机制胜可也。苟进退皆从内制，非独将之功不成，而君之心亦劳矣。

　　《孙子》曰：夫将者，国之辅也。辅周则国强，辅隙则国弱。

　　臣按：辅之为言夹车之木也，车非辅则无蔽，国非将则无威。然为将者必才智全而无欠阙，谋猷密而无罅隙，然后其国强焉，不然，中有空而不全、外有间而可入则威不立，威不立则势不振，势不振则日流于衰弱矣。

　　汉高祖为汉王时，初得韩信，欲以为大将，呼信拜之，萧何曰：“王素酺无礼，今拜大将如呼小儿，此乃信所以去也。王必欲拜之，择日斋戒设坛场，具礼乃可耳。”王许之。诸将皆喜，人人各自以为得大将，至拜乃韩信也，一军皆惊。

　　臣按：古者豪杰之士，上之人必待之以殊礼，然后肯尽忠竭力以为我用，苟待之以常调，则彼亦以常人自居，虽有奇才异能，曷以自见哉？

　　汉王使郦食其往说魏王豹且召之，豹不听，汉王问食其：“魏大将谁也？”对曰：“柏直。”王曰：“是口尚乳臭，安能当韩信。骑将谁也？”曰：“冯敬。”曰：“是秦将冯无择子也，虽贤，不能当灌婴。步卒将谁也？”曰：“项它。”曰：“不能当曹参。吾无患矣。”

　　臣按：古人之遣将必问敌之将何人，先料彼之将与己之将相当否，然后遣之，因其所任则可以逆计其胜负，不待临战陈而后决也。

　　文帝前十一年，匈奴寇狄道，时匈奴数为边患，太子家令晁错上言兵事曰：“兵法曰‘有必胜之将，无必胜之民’，繇此观之，安边境、立功名在于良将，不可不择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错言“有必胜之将，无必胜之民”，林林者皆民也，民之禀赋有强有弱、有智有愚、有勇有怯，编集为兵，精而择之、教而练之、作而起之，则皆良兵而可以取胜矣，然非求于林林之众而用其纠纠之良，虽有其人而不能以自奋，虽多亦奚以为哉？是故必得一二之良，然后可以成千万之胜。然千万人之中群居而混处，未易以识之也，然欲识而拔之，其不以远而遗、不以贱而弃、不以仇而疏、不以罪而废，是故管仲射钩，齐桓任之以伯，孟明三败，秦穆赦之以胜，穰苴拔于寒微，吴起用于羁旅，乐毅之疏贱，孙武之瓦合，韩信之怯懦，黥布之徒隶，卫青人奴，去病假子，孔明不亲戎服，杜预不便鞍马，邓艾以参军平蜀，李靖用于罪累，李杰收于降附，是岂以形貌、阀阅计其间哉？

　　错又言曰：“器械不利，以其卒予敌也；卒不可用，以其将予敌也；将不知兵，以其主予敌也；君不择将，以其国予敌也，四者兵之至要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错谓器械利、卒可用、将知兵、君择将四者为兵之至要，臣愚以为，四要之中而君择将一者尤为四要中之至要者焉。盖将得其人，则士卒用命而器械无有不精利者矣，夫以有能之将统用命之卒、用精利之器，则兵威振、国势强而四夷服矣。

　　光武敕冯异曰：“三辅遭王莽、更始之乱，重以赤眉、延岑之酷，元元涂炭，无所依诉。今之征伐，非必略地屠城，要在平定安集之耳。诸将非不健斗，然好虏掠，卿本能御吏士，念自修敕，无为郡县所若。”

　　臣按：光武所谓“征伐非必掠地屠城，要在平定安集之耳”，斯言也天地父母之心也。夫人君兴师旅以征伐，所以除盗而安民也，然盗岂自外至哉？即民之为也，平定安集则民去盗而复为民矣。为将者必掠而屠之以张威立功，盗则除矣，而民亦从而损焉。光武之为此言，真知帝王用兵之旨也哉。

　　献帝时，夏侯渊战虽数胜，魏王操常戒之曰：“为将当有怯弱时，不可但恃勇也。将当以勇为本，行之以智计，若但任勇，一匹夫敌耳。”

　　臣按：为将之道不过乎智勇二者而已，勇以决其行，智以运其用，盖当夫受命决战之时，无敌于前、无君于后，奋发而刚强，固是勇也，然而必有怯弱之时焉，则是智而已矣。

　　诸葛亮曰：“有制之兵无能之将，不可败也；无制之兵有能之将，不可胜也。”

　　李靖曰：“兵卒有制，虽庸将未败，若兵卒自乱，虽贤将危之。”

　　戴溪曰：“所谓制者何？纪律是也。兵有纪律则主帅威立而令行，士卒心一而力齐，勇者不能独进，怯者不能独退，左右前后如手足背腹之相为用，以守则固，以攻则取，以战则克，舍此虽太公莫之能行矣。”

　　臣按：兵贵有制，将贵有能，兵之制否在乎将之能否，是以君之择将必求其能，不能者决不可用焉。武侯之言，甚言兵之不可无制耳，非谓将之可以无能也，将既无能，又焉用彼哉？由是观之，选将之道在乎用其能而已，盖人各有能，因其能而用之，彼能扩其所能以充其所不能，使皆能焉，而又尽合众人之能以为一己之能，用此有能之将而统夫有制之兵，进退、分合、左右以之无敌于天下矣。

　　宋文帝与徐湛之等议伐魏，沈庆之曰：“治国譬如治家，耕当问奴、织当问婢，陛下今欲伐国而与白面书生辈谋之，事何由济？”

　　戴溪曰：“兵家之用，情状万变，自非素所更尝，虽使良、平处之，亦未能灼见其利害而逆断其成败。古者创业中兴之君，天下虽已平定，必有老成宿将相与图回庙堂，彼于用兵皆身所涉历，不但耳闻目见而已，故谋必中机会而动必收成功。迨至后世承平，武事废弛，而天子左右前后率多不出都城坐取卿相之人，往往耳未尝闻金鼓、目未尝见旌旗，兵之利害、成败何从知之？边陲卒有警急而资其发纵指示，是犹访织于奴、问耕于婢，岂不颠倒错乱而失其所措哉？”

　　臣按：国家不可无老臣，而于将臣尤不可无，不可以其老而忽之也。古语有之，“智如禹、汤，不如更尝”，又曰“百闻不如一见”，老将更尝军士多矣，虽其辩论计虑未必竦动众人而出其表，然其所言论皆其所更尝，非无征者。故赵充国既罢就第，朝廷每有四夷大议，尝与参兵谋、问筹策，其后段会宗为乌孙所围，亦召陈汤问之，得此意也。

　　元魏明帝孝昌中，右民郎路思令上疏以为：“师出有功在于将帅得其人，窃以比年将帅多宠贵子孙，衔杯跃马，志逸气浮，轩眉攘腕，以攻战自许，及临大敌，忧怖交怀，雄图锐气一朝顿尽，乃令羸弱在前以当寇，强壮居后以卫身，兼复器械不精、进止无节以当负险之众、敌数战之虏，欲其不败，岂可得哉？夫德可以感义夫、恩可以劝死士，今若黜陟幽明，赏罚善恶，先遣辩士晓以祸福，如其不悛以顺讨逆，如此，则何异厉萧斧以伐朝菌、鼓洪炉而燎毛发哉。”

　　臣按：思令此疏虽言当世之弊，然后世世将之弊，惟取其官与世，不复问其人果可以将否。侥幸无事徒以备员，彼騃鲁不自知，苟快目前，不顾后患，固不足责矣，而有国家者承祖宗百战之余，所得之境土而付之呆童、庸竖，一旦有事，彼岂能支之哉？

　　唐太宗时，并州大都督长史李世杰在州十六年，令行禁止，民夷怀服，太宗曰：“隋炀帝劳百姓，筑长城以备突厥，卒无所益，朕惟置李世杰于晋阳而边尘不惊，其为长城岂不壮哉？”

　　臣按：秦筑长城以备虏，延长数万里、役死百万人，太宗以一人而当千万里之冲而卫千万人之命，其过于长城远矣。

　　唐太宗谓李靖曰：“当今将帅惟李杰、道宗、薛万彻，孰堪大用？”靖对曰：“陛下常言，杰、道宗用兵不大胜亦不大败，万彻若不大胜即须大败。臣思圣言不求大胜亦不大败者节制之兵也，或大胜、或大败者幸而成功者也，故孙武曰‘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’，节制在我云耳。”

　　臣按：王者用兵贵乎有节制，彼幸而胜亦幸而不败，皆非有成算者也，是故有节制以不败、有成算以取胜，是谓万全之师。

　　陆贽言于德宗曰：“将贵专谋，兵以奇胜，军机遥制则失变，戎帅禀命则不威，是以古之贤君选将而任，分之于阃誓莫干也，授之以钺俾专断也。夫然，故军败则死众，战胜则策勋，不用刑而师律贞，不劳虑而武功立，其于委任之体岂不博大，责成之利岂不精核哉？自昔帝王之所以夷大艰、成大业者，由此道也。其或疑于委任，以制断由己为大权；昧于责成，以指麾顺旨为良将。锋镝交于原野而决策于九重之中，机会变于斯须而定计于千里之外，违令则失顺，从令则失宜，失顺则挫君之严，失宜则败君之众，用舍相碍，否臧皆凶，上有掣肘之讥，下无死绥之志，其于分画之道岂不两伤，经纶之术岂不都谬哉？自昔帝王之所以长乱繁刑、丧师蹙国者，由此道也。兹道得失，兵家大枢，当今事宜所系尤切，陛下宜俯徇斯意，因而委之，敦以付授之义，固以亲信之恩，假以便宜之权，待以殊常之赏，其余细故悉勿开言，所赐诏书务从简要，慎其言以取重，深其托以示诚，言见重则君道尊，托以诚则人心感，尊则不严而众服感，则不令而事成，其势当令智者骋谋、勇者奋力，小大咸极其分，贤愚各适其怀，将自效忠，兵自乐战，与夫迫于驱制不得已而从之者，志气何啻百倍哉？”

　　臣按：贽所谓“敦以付授之义，固以亲信之恩，假以便宜之权，待以殊常之赏，其余细故悉勿开言”，此可以为人主委任将臣之法，至谓所赐诏书务从简要、慎其言以取重、深其托以示诚，此可以为人主赐诏将臣之法，凡代王言者不可不知也。末言“君上之权特异臣下，惟不自用乃能用人，其要在于顺物情，其契在于通时变”，此数语者非但用以制军驭将，凡处天下事皆所当然。

　　贽又言曰：“自昔能建奇功或拯危厄，未必皆是絜矩之士、温良之徒，驱驾扰驯惟在所驭，朝称凶悖夕谓忠纯，始为寇仇终作卿相，知陈平无行而不弃，忿韩信自王而遂封，蒯通以析理获全，雍齿以积恨先赏（四者皆汉高祖所用），此汉祖所以恢帝业也；置射钩之贼而任其才（齐桓用管仲），释斩袪之怨以免于难（晋文公用寺人被），此桓、文所以弘霸功也。然则当事之要，虽罪恶不得不容；适时之宜，虽仇仇不得不用。陛下必欲精求素行，追抉宿疵，则是改过不足以补愆，自新不足以赎罪，凡今将吏岂能尽无疵瑕？人皆省思，孰免疑畏，又况阻命之辈、胁从之流，自知负恩，安敢归化？孔子曰‘人而不仁，疾之已甚，乱也’，《君陈》曰‘无忿疾于顽’。”

　　臣按：自古圣贤有改过之说，而用人者亦曰使功不如使过，况乎用兵戎之士而又当有事之秋，尤不当责以全而求其疵也。

　　宋苏洵曰：“议者常曰将与相均，将特一大有司耳，非相侔也。国有征伐而后将权重，有征伐无征伐相皆不可一日轻，相贤邪则群有司皆贤，而将亦贤矣，将贤邪相虽不贤，将不可易也，故曰‘将特一大有司耳，非相侔也’。”

　　臣按：将相二者皆国家之大臣，天下安危治乱所系者也，洵谓有征伐而后将权重，此攻战之将也，战必胜、攻必取，如此之将必待临事而后见其能，此诚不得与相侔，若夫折冲精神之将，侍夫环卫而奸盗自清，处夫朝廷而边鄙自靖，虽无攻战之事，自有廓清之功，将而如此，其功岂下于相哉？

　　苏轼曰：“今之论者以为，武举方略之类适足以开侥幸之门，而天下之实才然不可以求得，此二者皆过也。夫既已用天下之虚名而不较之以实，至其弊也又举而废其名，使天下之士不复以兵术进，亦已过矣，天下之实才不可以求之于言语，又不可以较之于武力，独见之于战耳。战不可得而试也，是故见之于治兵，子玉治兵于蒍，终日而毕，鞭七人、贯三人耳，蒍贾观之以为刚而无礼，知其必败；孙武始见试以妇人而犹足以取信于阖闾，使知其可用。故凡欲观将帅之才否，莫如治兵之不可欺也，今夫新募之兵骄而难令、勇悍而不知战，此真足以观天下之才也。武举方略之类以来之，新兵以试之，观其颜色和易则足以见其气，约束坚明则足以见其威，坐作进退各得其所则足以见其能，凡此者皆不可强也。故曰先之以无益之虚名而较之以可见之实，庶乎可得而用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轼谓“欲观将帅之才否，莫如治兵之不可欺”，真有见之言也。夫试之以空言，角之以一技，诚未见其必然也，惟试之以一官，使之临众而莅事则才否见矣，才则用之，否则否。

　　苏辙曰：“天下之事，有此利也则必有此害，天下之无全利，是圣人之所不能如之何也，而圣人之所能要在不究其利，利未究而变其方，使其害未至而事已迁，故能享天下之利而不受其害。昔唐季五代之法岂不大利于世，惟其利已尽而不知变，是以其害随之而生，故我宋太祖太宗以为不可以长久而改易其政，以便一时之安，为将者去其兵权，为兵者使不知将，凡此皆所以杜天下之私恩而破其私计，其意以为足以变五代豪将之风，而非以为后世之可长用也。故臣以为，当今之势不变其法无以求成功，今夫欲人之成功必先捐兵以与人，欲先捐兵以与人则先事于择将，择将而得之，苟诚知其忠，虽捐天下以与之而无忧，而况数万之兵哉？”

　　臣按：天下事无全利亦无全害，择其利多而无害者为之斯可矣，然所谓利者非便于己私之谓也，使天下之人皆受其利宜而无祸害是也，是以君子贵乎讲学以明理，公心以处事。

　　辙又曰：“太祖用李汉超、马仁瑀、韩令坤、贺惟忠、何继筠等五人使备契丹，用郭进、武守琪、李谦溥、李继勋等四人使备河东，用赵赞、姚内斌、董遵诲、王彦升、冯继业等五人使备西羌，皆厚之以关市之征，饶之以金帛之赐，其家属之在京师者仰给于县官，贸易之在道路者不问其商税。故此十四人者皆富厚有余，其视弃财如弃粪土，赒人之急如恐不及，是以死力之士贪其金钱，捐躯命、冒患难，深入敌国，刺其阴计而效之，至于饮食动静无不毕见，每有入寇辄先知之，故其所备者寡而兵力不分，敌之至者举皆无得而有丧。是以当此之时，备边之兵多者不过万人，少者五六千人，以天下之大而三十万兵足为之用。今则不然，一钱以上皆籍于三司，有敢擅用谓之自盗，而所谓公使钱多者不过数千缗，百须在焉，而监司又伺其出入而绳之以法，至于用间则曰官给茶彩，夫百饼之茶、数束之采，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明矣。是以今之为间者皆不足恃，听传闻之言、采疑似之事，其行不过于出境，而所问不过于熟户，苟有借口以欺其将帅则止矣，非有能知敌之至情者也，敌之至情既不可得而知，故尝多屯兵以备不意之患，以百万之众而尝患于不足，由此故也。昔太祖起于布衣，百战以定天下，军旅之事其思之也详，其计之也熟矣，故臣愿陛下复修其成法，择任将帅而厚之以财，使多养间谍之士以为耳目，耳目既明，虽有强敌而不敢辄近。”

　　臣按：辙此言曲尽用将之道，朝廷用将而能假之以权、丰之以财而不绳之以文法小故，则将得以尽其用矣。宋太祖起自戎行，盖躬自为将者也，故知为将之道，一旦居人上用所以将兵者以将将，此所以将尽其才而国赖其用也欤。（以上总论将帅）

　　以上论将帅之任（上之下）
　
卷一三○

　　▲将帅之任（中）

　　《左传》：襄公三年，晋侯（悼也）之弟扬干乱行（乱行陈之次）于曲梁（晋地），魏绛戮其仆，公必杀魏绛。魏绛至，授仆人书，公读其书曰：“日君乏使，使臣斯司马（使臣为此司马之官）。臣闻师众以顺为武，军事有死无犯为敬，君合（会盟）诸侯，臣敢不敬？君师不武，执事不敬，罪莫大焉。臣惧其死以及扬干，无所逃罪，不能致训，至于用钺。臣之罪重，敢有不从以怒君心？请归死于司寇。”公跣而出，曰：“寡人之言亲爱也，吾子之讨军礼也，寡人有弟弗能教训，使干大命，寡人之过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此见魏绛能执法以肃军礼，而晋悼能容臣之执法以佐邦治。

　　汉高祖尝从容与韩信言诸将能将兵多少，上问曰：“如我能将几何？”信曰：“陛下不过能将十万。”上曰：“于君何如？”曰：“臣多多而益善耳。”上笑曰：“多多益善，何为为我禽？”信曰：“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，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禽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将兵者一夫之能，将将者万乘之智，君之于将犹将之于兵也，人君必能将将，然后将效其力，将必能将兵然后兵尽其技，将能将兵而君又能将其将，则任用得人而所向无不成功矣。苟为不然，君之于将也，惟因其职而用之而无驾驭之方，是之为遣将而非所以将将也；将之于兵也，惟以其势而驱之而无节制之法，是之谓出兵而非所所以将兵也。驾驭之道奈何？杜甫诗曰“君王自神武，驾驭必英雄”，高祖之驭韩信可谓驾驭英雄矣，然非高祖之宽仁大度，性明达而好谋能听，知人善任使，则亦不能以驾驭之也。较之《易》所谓“神武不杀”，虽不及，然亦无庶几乎。

　　光武征河北，祭遵为军市令，舍中儿犯法，遵格杀之，光武怒，命收遵，主簿陈副谏曰：“遵奉法不避，是教令所行也。”光武乃贳之以为刺奸将军，谓诸将曰：“当备祭遵，吾舍中儿犯法尚杀之，必不私诸卿也。”

　　贾复与五校战于真定，大破之，复创甚，光武大惊曰：“我所以不命贾复别将者，为其轻敌也，果然失吾名将。闻其妇有孕，生女耶我子娶之，生男邪我女嫁之，不令其忧妻子也。”复病寻愈，相见甚欢。

　　臣按：昔人谓光武善将将，关辅之役不取诸将之健斗而独遣冯异，荆州之事以吴汉之不习舟师而独任岑彭，皆素知其才略而明于授任，而又能感之以恩、假之以权、结之以心。观贾复病伤而恤其妻子，祭遵杀舍中儿而戒饬诸将，及贾复之于寇恂有部将诛戮之耻，则又为之致礼极欢以消其怒，曰“天下未定，两虎安得私斗？今日朕分之”，遂戮力同心以济天下之难，其御将亦多术矣。

　　光武时，冯异专制关中，后人有章言其威权至重，帝以章示异，异惶惧上书谢罪，诏报曰：“将军之于国家，义为君臣，恩犹父子，何嫌何疑而有惧意？”

　　臣按：人君之于臣最不可用智数，而于武将尤不可，盖君臣上下当以诚心相感，苟有一毫疑贰之心而怀机蓄智以相待，则君臣有不终者矣。光武于冯异，可以为万世人君推诚待下之法。

　　唐德宗时，以朱乱幸奉天，见其反迹渐露，李怀光以千里赴难不得朝，颇恚恨，屯兵不出战，德宗遣李晟、李建徽、杨惠元三节度与之联屯，晟惧为所并，乃移屯，陆贽上状言：“太上消慝于未萌，其次救失于始兆，况乎事情已露、祸难垂成，委而不谋，何以宁乱？今因李晟愿行，便遣合军同往，托言晟兵素少，虑为贼所邀，借此两军迭为掎角，仍先谕旨密使促装，诏书至营即日进路，怀光意虽不欲然亦计无所施，是谓先人有夺人之心，疾雷不及掩耳者也。夫制军御将，所贵见情，离合疾徐各有宜适，当离者合之则召乱，当合者离之则寡功，当疾而徐则失机，当徐而疾则漏策，得其要、契其时，然后举无败谋，措无危势。”

　　臣按：当是时李晟既徙屯东渭桥，后数日李怀光果并李建徽、杨惠元兵，惠元死之，贽之料敌可谓明矣。然贽所言非但可以施之于当时，其所以制军驭将之策、离合疾徐之势，所谓得其要、契其时者，百世之下皆所当知者也。

　　陆贽言于德宗曰：“克敌之要在乎将得其人，驭将之方在乎操得其柄，将非其人者兵虽众不足恃，操失其柄者将虽才不为用，兵不足恃与无兵同，将不为用与无将同，将不能使兵、国不能驭将，非止费财养寇之弊，亦有不戢自焚之灾，自昔祸乱之兴何尝不由于此。”

　　臣按：自古立国者必文武并用、将相兼任，然言相臣者不言驭，而驭之为言乃独加之将兵之武臣，盖将之为将以武用为事，以强毅为任，非人君有以驾驭之不能得其用也。虽然，此特霸主驭臣之术耳，岂仁君待纯臣之道哉？夫古之所谓将臣者，非求之于文臣之外，用之以总庶政则谓之相，用之以统军旅则谓之将，人君待之当如一，诚心以信之，直道以临之，任之云耳，何名为驭哉？

　　贽又曰：“遇敌而所守不固，陈谋而其效靡成，将帅则以资粮不足为词，有司复以供给无阙为解，既相执证，理合辩明，朝廷每为含糊，未尝躬究曲直，措理者吞声而靡所，诬善者罔上而不惭，驭将若斯，可谓课责亏度矣。课责亏度，措置乖方，将不得竭其才，卒不得尽其力，屯集虽众，战陈莫前，虏每越境，横行若涉无人之地，递相推倚，无敢谁何，虚张贼势，上闻则曰兵少不敌，朝廷莫之省察，惟务征发益师，无裨备御之功，重增供亿之弊。”

　　臣按：朝廷举事当如青天白日，一事不可放过，而于制驭将帅尤不可含糊隐忍，是故万人之中而一卒被虏若无损也，千里之地而一障被劫若无伤也，然渐不可长，微所当防，功过不可不明，是非不可不审。是非审而功过明，如是，则万里之远如在几席之前，万夫之多悉在洞察之下，措理者得以伸其蕴，诬罔者不能行其私，将见将无不竭其才、卒无不尽其力矣。

　　宋太祖尝命有司为鞁州防御使郭进治第，凡听堂悉用＜同瓦＞瓦，有司言惟亲王公主始得用此，上曰：“郭进控扼西山逾十年，使我无北顾忧，我视进岂减儿女邪？”上宠异将帅多类此，故能得其死力云。

　　臣按：宋祖视将帅不减其儿女，大哉言乎！帝王无间之仁也。夫君以子道待其臣，臣不以父道事其君，君以家属蓄其臣，臣不以家事视其国，非人也。

　　太祖时，内臣有逮事后唐者，上问曰：“庄宗以英武定中原，享国不久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庄宗好畋猎，务姑息将士，每出次近郊，禁兵卫卒必控马首告儿郎辈寒冷，望与救接，庄宗即随其所欲给之，盖威令不行，赏赉无节也。”上抚髀叹曰：“二十年夹河战争取得天下，不能用军法约束此辈，纵其无厌之求，以兹临驭，诚为儿戏。联今抚养士卒，固不吝惜爵赏，苟犯吾法，惟有剑耳。”

　　臣按：人君之与将臣，待之不可不诚，驭之不可不严，太祖盖得之矣。

　　太祖以姚内斌为庆州刺史，谓近臣曰：“安边御众，须是得人，若分边寄者能禀朕意，则必忧恤其家属，厚其爵禄，多与公钱，听其召募骁勇以为爪牙。苟财用丰盈必能集事，朕虽减后宫之数，极于俭约以备边费，亦无所惜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后世人主得用将之术者首称宋祖，观其谓财用丰盈必能集事，虽减后宫之数，极于俭约以备边费，亦无所惜。真知所轻重缓急，可以为百世帝王用将之法矣。

　　太祖时，郭进御军严，部下整肃，上时遣戍卒必谕之曰：“汝辈当谨奉法，我犹赦汝，郭进杀汝矣。”尝有军校诣阙诉进不法事，上谓近臣曰：“所诉事多非实，盖进御下严甚，此人有过，畏惧而诬妄之耳。”即命执以与进，令自诛之。进方奉表谢，会北汉入寇，进谓其人曰：“汝敢论我，信有胆气，今舍汝罪，汝能掩杀此寇，则荐汝于朝廷。”军校果立功而还。

　　臣按：人君用将而能用之以法，使其法之必行则号令行而事无不集矣。后世人主往往许将臣以军法从事，及其下有来诉其用法过度者，却又责之，则为将者不知所守而为其下者无所畏矣。然则奈何？曰有来诉者执以还之，他日别敕以戒之可也。

　　乾德二年，王师征蜀。十二月，京师大雪，帝设毡帷于讲武殿，衣紫貂裘帽以视事，忽谓左右曰：“我被服如此，体尚觉寒，念西征将帅冲犯霜霰，何以堪处？”即解裘帽遣中使驰驿赍赐王全斌，且谕旨诸将不得遍及，全斌拜赐感泣。

　　臣按：宋太祖因深宫之寒而思边塞之苦，臣下闻此安得不感叹而思尽其忠节哉？后世人主耳目所及犹不知恤，视此可以触类而兴思矣。

　　太祖闻西川行营有大校割民妻乳而杀之者，亟召至阙斩于都市。初，近臣营救颇切，上曰：“兴师吊伐，妇人何罪？残忍至此，当速置法以偿其冤。”

　　臣按：王者兴师，以至仁伐至不仁，去其不仁，所以广吾仁也，而为将领者不体上之仁而恣其暴虐，岂仁者之师哉？

　　太祖命曹彬伐江南，始行，许彬以为使相，及还，语彬曰：“今方隅尚有未服者，汝为使相品位极矣，肯复力战耶？且徐徐更为我取太原。”因赐钱五十万，彬至家，见布钱满室，乃叹曰：“好官亦不过多得钱耳，何必使相也。”上爱惜爵位，不妄与人类此。

　　吕中曰：“人言汉高祖善将将者，以不吝爵赏故也，然当天下未定而信、越诸人爵已王矣，一旦固陵之会不至，则不免裂数千里地以封之，此高祖有杀诸将之心矣。宋初平江南之功至大，然宁赐以数十万钱而靳一使相，盖品位已极则他日有功何以处之，此终太祖之世而无叛将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人君之于爵赏虽有一定之规，而不可无意外之虑，盖国之爵禄有限而人之功庸无穷，吾于一事之功而遽爵之极品之位，后又有功，将何以加之哉？此后世功臣所以往往积功至于无可赏之地而罹他患也。

　　乾德五年，王全斌等平蜀还，有罪责，降全斌为崇义留后。开宝末，车驾幸洛阳郊祀，召全斌侍祀，以为武宁军节度，谓之曰：“朕以江左未平，虑征南诸将不遵纪律，故抑卿数年，为朕立法，今已克金陵，还卿节钺。”仍赐银器万两、帛万匹、钱千万。

　　富弼曰：“王全斌有功可掩其罪也，太祖以诸国未平，恐将帅恃功为过，故抑全斌以立国法，及事宁之后追赏前功，此真得驾驭英雄之术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说者谓宋太祖之于王全斌得帝王驾驭英雄之术，然幸而全斌十年不死而宋祖江左即平，设不幸而有不皆如人意者，则全斌之罪终不白而太祖之心终不明矣。大抵人君为事，其处心也当如青天白日，其处事也当如震雷时雨。

　　苏洵作《衡论》，其《御将》篇有曰：人君御臣相易而将难，将有二，有贤将、有才将，御贤将之术以信，御才将之术以智。汉之卫、霍、赵充国，唐之李靖、李杰，贤将也；汉之韩信、黥布、彭越，唐之薛万彻、侯君集、盛彦师，才将也。贤将既不多有，得才者而任之可也，苟又曰是难御，则是不肖者而后可也。结以重恩，示以赤心，美田宅、丰饮食，极其口腹耳目之欲，而折之以威，此先王所以御才将者也。将之才有小大，杰然于庸将之中者才小者也，杰然于才将之中者才大者也，才小志亦小，才大志亦大，人君当观其才之小大而为制御之术以称其志。

　　臣按：苏氏论将有贤才二者，是已，至于御贤将之术以信、御才将之术以智，所谓智者结以重恩、示以赤心，而极其口腹耳目之欲，而折之以威。呜呼，智与信皆五常之德也，不逆诈、不亿不信，是则所谓信也，而能先觉，岂非智乎？恩之所施心之所示，皆本乎当然之礼而出乎自然之情，非故以是而结之示之也。盖所谓贤才之品虽异而信智之理不殊，于信智之中而又有仁有义有礼焉，仁以保爱之、义以节制之、礼以优待之，是则所谓天之道、君之德、国之政也，术云乎哉？

　　洵又曰：御将者天子之事也，御兵者将之职也，或者以为兵久骄不治，一旦绳以法，恐因以生乱。昔者郭子仪去河南，李光弼实代之将，至之日，张用济斩于辕门，三军股栗。夫以临淮之悍而代汾阳之长者，三军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脱慈母之怀，而立乎严师之侧，何乱之敢生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，将相者天下之师也，师虽严，赤子不敢以怨其父母，将相虽厉，天下不敢以咎其君，其势然也。天子推深仁以结其心，将相厉威武以振其堕，彼其思天下之深仁则畏而不至于怨，思将帅之威武则爱而不至于骄。

　　臣按：暐谓天子推深仁以结其心，将帅厉威武以振其堕，得古人威怀天下之术。（以上言驾驭）

　　汉兴，六郡良家子给选羽林、期门，以材力为官，名将多出焉。军功多用超等，大者封侯、卿、大夫，小者郎。

　　臣按：六郡者陇西、天水、安定、北地、上郡、西河也，古人谓关西出将即此地。西方属金，金主肃杀，人生其地者多壮勇耐寒苦，自古以武勇奋者多在于斯。虽然，此论其常耳，若夫天地生才，无往而不有，此又不可专以地气拘也。

　　北魏孝明时，任城王澄以北边镇将选举弥轻，恐贼虏窥边，山陵危迫，奏请重将镇之选，修警备之严，诏公卿议之。廷尉少卿袁翻议以为：“北缘边州郡官不择人，惟论资级，或值贪污之人，广开戍逻，多置帅领，或用其左右姻亲，或受人货财请嘱，皆无防寇之心，惟有聚敛之意，其勇力之兵驱令抄掠，如有执获，夺为己富，其羸弱老小之辈微解金铁之工，少闲草木之作，无不搜营穷垒，苦役百端，自余或伐木深山，或芸草平陆，贩贸往还，相望道路，此等禄既不多、赀亦有限，皆收其实绢，给其虚粟，穷其力、薄其衣、用其功、节其食，绵冬历夏，加之疾苦，死于沟渎者什常七八，是以邻敌伺间扰我疆场，皆由边任不得其人故也。自今以后，南北边诸藩及所统郡县府佐统军至于戍主，皆令朝臣王公以下各举所知，必选其材，不拘阶级，若称职及败官，并所举之人随时赏罚。”

　　臣按：袁翻所议滥举将领之弊，非但在当时然也，其欲朝臣王公各举所知，必选其材，不拘阶级，若称职及败官并赏罚举主之人。臣窃以为，其人有功并赏其举主，即汉高祖因陈平而赏魏无知也，此固可以激劝荐贤为国之人，若夫兵家胜败无常，事固有出于意料之外者，若其人果怯懦而谓之勇、果昏愚而谓之智，则坐以滥举之罚彼固无辞矣，若夫事有出于不得已，有非人力所能与焉者，宜加研审核实，不宜一概以连坐坐之也。不然，则彼过为身谋者不复为国举贤矣。

　　唐武举起于武后之世。长安二年，始置武举。其制有长垛、马射、步射、筒射，又有马枪、翘关、负重、身材之选，亦以乡饮酒礼送兵部。

　　马端临曰：“唐《选举志》言武举选用法不足道，故不复书。然郭子仪大勋盛德，身佩安危，自武举异等中出，是岂可概言不足道耶？”

　　唐武选兵部主之，课试之法如举人之制，取其躯干雄伟、应对详明、有骁勇材艺及可为统帅者，若文吏求为武选，取身长六尺以上，籍年四十以下，强勇可以统人者。

　　臣按：唐人选武将不但于武臣，而亦于文吏中求焉，今宜立为定制，凡文吏能应武选者优等擢用之，比其原资超三级，不如此，则人不肯应，何则？文吏少而重，武职多而轻故也。

　　宣宗大中六年，党项复扰边，宣宗欲择可为邠宁帅者而难其人，从容与翰林学士毕諴论事，諴援古据今，具陈方略，上悦曰：“吾方择帅，不意颇牧近在禁庭，卿其为朕行乎。”諴欣然奉命。

　　臣按：将才古称难得，然以臣观之，非其才之难得，良以其人之不易知也，非独上之人难于知人，而其人亦不易以自知也。盖世之求将者必求其智与勇，如有所用必先有所试可也，然试之以勇可以得其膂力而不能得其刚决，试之以智可以得其谋论而不能得其精审，是故匹夫之猛未必可以当大敌，警敏之见未必可以洞先机，此人君之求将所以贵乎先事而预求多方而广蓄也。

　　宋太祖谓近臣曰：“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，贵知为治之道。”

　　李沆曰：“昔光武中兴，不责功臣以吏事，及天下已定，数引公卿、郎将讲论经义，夜分乃罢，盖创业致治自有次第。今太祖欲令武臣读书，可谓有志于治矣。”

　　臣按：太祖此言即吴大帝劝鲁肃读书之意，为将而不明义理、不通古今，虽能成功不过粗材而已，是故古之名将无不知书者，但不循行数墨、寻章摘句如儒生之为耳。

　　宋有武举、武选。咸平时，令两制详定入官资序故事而未行，仁宗时始亲试武举先阅其骑射而后试之。庆历六年，策武举，以策为去留，弓马为高下。

　　臣按：武事与文艺异，固不可以言语文事求也，然于无事之时欲求战陈军旅之士，不以言语文字求之又不可得也。大抵求士以资世用，贵乎得识义理、知机变之人，无间文武皆然也，试之以武举欲其知威武战争之意尔，彼诚识义理、知机变，一旦临事料敌、出奇应变，举诸此而措之耳。论文科者谓科目不足以得人，豪杰之士由是而出尔，臣于武举亦云。

　　真宗谓辅臣曰：“将帅才难，今文武中固亦有人，盖不经战陈无由知之，虽天下无事，然兵不可去、战不可忘，古之道也。”马知节曰：“将相之才非可坐而知之，顾临事机变如何耳。”

　　臣按：真宗谓“将帅才难，文武中固亦有之，不经战陈无由知之”，然战不可试，苏轼谓试之于治兵，盖得之矣。

　　范仲淹言于仁宗曰：“边上将帅尝患少人，国家奄有四海，未必乏才，岂天地生人厚于古而薄于今哉？盖选之未精、用之未至。今诸军诸班必有勇知之人，多被管军臣僚递互弹压，不得进用，坐至衰老，伏乞专督管军臣僚于诸班中搜罗智勇之人，各举一名，不分将校长行，试以武艺，或观其胆略出众，便可迁转于边上任使，如将来颇立战功，则明赏举主，或屡败军事，亦当连坐。”

　　臣按：就军伍阶级中求将，拔其优、量其才、循其序而用之，则事半而功倍矣。此可以为平世选将之法，然遇有非常之变，则又在乎变通焉。

　　欧阳修言于仁宗曰：“古语曰‘将相无种’，故或出于奴仆，或出于军卒，或出于盗贼，惟能不次而用之，乃为名将耳。国家求将之意虽劳，选将之路太狭，今诏近臣举将而限以资品，则英雄之士在下位者不可得矣；试将才者限以弓马一夫之勇，则智略万人之敌皆遗之矣；山林奇杰之士召而至者以其贫贱而薄之，不过与一主簿借职，使其怏怏而去，则古之屠钓贩牛之杰皆激怒而失之矣。至于无人可用，宁用龙钟跛躄、庸懦暗劣之徒，皆委之要地，授之兵柄，天下三尺童子皆为朝廷危之，议者不知取将之无术，但云当今之无将。臣愿陛下革去旧弊，奋然精求，有贤劳之士不须限以下位，有智略之人不必限以弓马，有山林之杰不可薄其贫贱，惟陛下能以非常之礼待人，人臣亦将有非常之效报国。”

　　臣按：修谓“有贤劳之士不须限以下位，有智略之人不必试以弓马，有山林之杰不可薄其贫贱”，人君之选将才，因人所举荐及有功当升赏者，恒以此三言为权度，则得之矣。

　　修又言曰：“伏见唐及五代至于国朝，征伐四方立功行陈，其间名将多出军卒，只于军中自可求将。凡求将之法，先取近下禁军至厢军中年少有力者，不拘等级，因其技同者每百人团为一队而教之，较其技精而最勇者百人之中必有一人矣，得之以为队将，合十队将而又教之，较其技精而最勇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，得之以为裨将，合十裨将而又教之，又于其中择有识见知变通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得之，以为大将，此一人之技勇乃万人之选，又于其中择有智谋者以辅之，臣所谓只于军中自可求将者此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修之此策行之今日亦为良便。盖祖宗以来，军伍之制阶级部分已定，难遽更改，诚能就队伍中较其人之技精而能勇者，以次比较等而上之，试以军职，与原系管军官员相兼任用，待其智勇著见及有显功者不次擢用。如此，亦足以得人而用之，不必他求而有矣。

　　富弼言于仁宗曰：“应制科者必乐为贤良方正，耻为将帅边寄之名，盖令人重文雅而轻武节也，又考试者欲使难其对，必求艰奥琐碎之事为问，故令所习不专为有用之学，武举者蹶张、驰射，侪于卒伍，固不敢望得异士。臣请近臣及藩镇大臣于文武官中各举明兵法、有威果、习练武略、堪任将帅者一二人，仍请不限品秩、不责罪过，限品秩则下位有才者遗矣，责罪过则负谴有才者亦遗矣。既而召置阙下，量与迁擢，随其品位任于边塞重难之地，使其磨励，且以观其能否焉，或有警急则取之有处，遣之不疑，与夫临事而命、命而不果敻相远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富弼请举将帅不限品秩、不责罪过，盖限品秩则卑贱者不与而世多遗才矣，责罪过则诖误者永弃而世无全人矣，凡求才以用世皆不可，况求将才以即戎乎？

　　弼又言曰：“宜于太公庙建置武学，许文武官与白身岁得入，补聚自古兵书置于学中，纵其讨习，勿复禁止。夫习武者读太公、孙吴、穰苴之术，亦犹儒者治五经，亦令杂读史传，博知古今胜败之势，以辅佐兵术，兵术既精，史传既博，然后中年一考校、三年大比，当杂用兵术、史传之策，才者出试之，不才者尚许在学。”

　　臣按：自古文武无二道，有文事者必有武备，未有文而不武、武而不文，非所以为武也。然此三代之学也，后世事事不如古，生于世者皆今之人，而所为之事必欲古之复，是务虚名而无实效，武学之设虽非古，然聚武胄于一室之中，专为一事之学，子夏谓百工居肆以成其事，韩愈谓事业有专攻，亦未必无益也。

　　苏洵言于宋仁宗曰：“宽则宠名誉之人，急则用介胄之士，今者所用非所养，所养非所用，国家用兵之时购方略、设武举，使天下屠沽健武皆能徒手攫取陛下之官，而兵休之日，虽有超世之才而惜升斗之禄，臣恐天下有以窥朝廷也。今之任为将帅，卒有急难而可使者谁也？陛下之老将，曩之所谓战胜而善守者今亡矣。臣愚以为可复武举而为之新制以革其旧弊，且昔之所谓武举者盖疏矣，其以弓马得者不过挽强引重市井之粗材，而以策试中者亦皆记录章句区区无用之学，又其取人太多，天下知兵者不宜如此之众，而待之又甚轻，其第下者不免于隶役，故其所得皆贪污无行之徒，豪杰之士耻不忍就。宜因贡士之岁，使两制各举其所闻，有司试其可者，而陛下亲策之，权略之外便于弓马，可以出入险阻、勇而有谋者不过取一二人待以不次之位，试以守边之任，文有制科、武有武举，陛下欲得将相，于此乎取之，十人之中岂无一二？斯亦足以济矣。”

　　臣按：天下安，注意相；天下危，注意将。然安不常安也，一事有龃龉、一人有杌裛，安即转而危矣。人君当国家无事之时，贤才汇进之际，恒思于心，曰今日幸无事，人才足给，使令用之理政务、莅黎庶，固有人矣，卒有急难，今之将帅可以折冲千里，固疆圉、息祸乱者谁欤？汲汲以求之，切切以思之，孜孜以访之，试以繁难，宽其约束，养其威望，储之以备一旦仓卒之用，此最今日之急务也。

　　神宗熙宁五年，始建武学于武成王庙，选文武官知兵者为教授，入学给食，习诸家兵法，教授纂次历代用兵成败、前世忠义之节足以训者讲释之，愿试陈队者量给兵伍，在学三年，具艺业，考试等第，推恩未及格者逾年再试。以兵部郎中韩缜判武学，赐食本钱万缗，生员以百人为额。

　　臣按：富弼于仁宗时已讲立武学，至是神宗始立学，后世于儒学之外别立武学始此。

　　张舜民言於哲宗曰：“自古守边选将未必专以攻战为事，要在精神折冲而已，如必欲战而取胜，则是兵家之下策，故有中朝而兴叹，侧席而为忧。在赵则强秦不敢加兵，在汉则鲜卑不敢南牧者，此岂皆战之功？其闻望精神有以服人者也。其闻望精神有以服人，岂一朝一夕之事哉？必有素养乃可至此。今敌人未殄疆场，楼骚天怒，未加而爪牙先缺此，何理也？传云‘内无良将，外有敌国’，此秦之君臣犹以为忧，况以天下之大者乎？窃惟天之降才、地之生物，其杶干栝柏何时而乏，然自毫末以至凌云，培之植之以充梁柱，又非一朝一夕之事也，惟其先几有备之实，故能免仓卒不及之患。”

　　臣按：舜民言将之为用不必专以攻战为事，要在精神折冲而已，斯人也岂易得哉？自非平日有以培植之，浇灌之，壅其根而条其枝，去其翳而除其蔽，期之以大而不计其小，安能成就之使至于斯哉？国家得如是者三二人焉，则奸雄之心自折，夷寇之谋自销矣。

　　高宗时，校书郎汪澈因转对言：“立国惟文武二道，而人才尤不可偏，要当求于无事之时。陛下亲政以来，除召四出，滞者奋、屈者伸，然武臣中未闻有荐者，望诏帅臣监司于本路大小使臣举智谋可充将帅、勇鸷可率士卒者，其侍促台谏官如有所知亦许论荐。”

　　臣按：国家之储才如人家之蓄器物，闲时求而收之，急时出而用之，则无缺绝之患矣。人才有文武二途，文才随取而随用，取即有之，惟武才不常用，然亦不常有也，须多方以求之，诸路以来之，积之于无用之地，以俟夫一时之需，然后儆急不至于乏人用也。

　　孝宗隆兴元年，御试得正奏名三十七人，侍御史胡沂言：“臣观唐之郭子仪以武举异等，初补右卫长史，历振远、横塞、天德军使。祖宗时试中武艺人并赴陕西任使，或除京东捉贼，或三路沿边，试其效用，今率授以榷酤之事，是所取非所用，所用非所学也。请宜量其才品之高下、考任之浅深，授以军职，使之习练边事，谙晓军旅，实选用之初意也。”

　　乾道三年廷试，始依文举给黄牒，同正奏名三十三人，榜首赐武举及第，余并赐武举出身。

　　臣按：开武举以试将才，亦犹设文科以取儒士也，科目以试士，得其文而未必得其行，然因言以求其心、究其学识，亦可仿佛其一二焉，武科之于将才，何莫不然？宋太祖谓科目进士不敢望拔十得五，得一二人足矣，臣于武举谓亦然。

　　朱熹言于孝宗曰：“诸将之求进也，必先掊克士卒以殖私财，然后以此自结于陛下之私人，而祈以姓名达于陛下之贵将，贵将得其姓名即以付之军中，使自什伍以上节次保明，称其材武堪任将帅，然后具奏为牍而言之陛下之前，陛下但见其等级推先、案牍具备，则诚以为公荐而可以得人矣，而岂知其谐价输钱已若晚唐之债帅哉？夫将者三军之司命，而其选置之方乖剌如此，则彼智勇材略之人孰肯抑心下气于宦官、宫妾之门，而陛下所得以为将帅者皆庸夫走卒，而犹望其修明军政、激劝士卒以强国势，岂不误哉？”

　　臣按：债帅之说起于晚唐，至宋南渡后亦有之，方国家隆盛、人主公明之时无此等事也。熹之此疏说出当时营求以为将帅之弊，委曲亲切，如躬临其事，亲见其人，然人君用将当加审察，曰吾今日之用将帅得无亦有此弊乎？幸勿以其案牍具备、等级推先而即信以为实然也。（以上言选用）

　　以上论将帅之任（中）

卷一三一

　　▲将帅之任（下）

　　《六韬》曰：凡国有难，君避正殿，召将而诏之曰：“社稷安危一在将军，今某国不臣，愿将军帅师应之。”将既受命，乃命太史卜，斋三日之太庙，钻灵龟、卜吉日以受斧钺。君入庙门西面而立，君亲操钺持首，授将其柄曰：“从此上至天者将军制之。”复操斧持柄，授其将其刃曰：“从此下至渊者将军制之。见其虚则进，见其实则止，勿以三军为众而轻敌，勿以受命为重而必死，勿以身贵而贱人，勿以独见而违众，勿以辩说而必然，士未坐勿坐，士未食勿食，寒暑必同，如此，士众必尽死力。”将已受命，拜而报君曰：“臣闻国不可从外治，军不可从中御，二心不可以事君，疑志不可以应敌。臣既受命专斧钺之威，臣不敢生还愿，君亦垂一言之命于臣，君不许臣，臣不敢将。”君许之，乃辞而行。军中之事不闻君命，皆由将出，临敌决战无有二心，若此，则无天于上、无地于下、无敌于前、无君于后，是故智者为之谋、勇者为之斗，气厉青云，疾若驰骛，兵不接刃而敌降服，战胜于外，功立于内，吏迁上赏，百姓欢悦，将无咎殃。

　　唐太宗谓李靖曰：“古者出师命将，斋三日授之以钺，曰‘从此至天将军制之’，又授之以斧曰‘从此至地将军制之’，又推其毂曰‘进退惟时’，既行，军中但闻将军令不闻君命。朕谓此礼久废，今欲与卿参定遣将之仪，如何？”靖曰：“臣窃谓圣人制作，致斋于庙者所以假威于神也，授斧钺又推其毂者所以委寄以权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《六韬》之书所谓避正殿，乃秦汉以后事，决非武王与太公问答之言，但其中所引遣将之仪又非后人杜撰得出者，盖古有此礼也。后世此礼不行久矣，虽以唐太宗欲行参定，而李靖犹以为出师而行、告庙任将而许便宜，无以异于致斋、推毂，不须参定，况其他乎？夫出师命将所以戡定祸乱、安定国家，付人以斩杀之权，俾其司三军之命，夫岂细事，而轻易苟简，略无礼仪，何以激劝士心、增重将权而使之出死力以成武功哉？古今异宜，不能尽制，请命礼官斟酌古制，参之时宜，定为一代出师遣将之礼。

　　汉文帝谓冯唐曰：“吾居代时，闻赵将李齐之贤，战于巨鹿下，今吾每饭意未尝不在巨鹿也。”对曰：“尚不如廉颇、李牧之为将也。”上拊髀曰：“嗟乎，吾独不得颇、牧为将，吾岂忧匈奴哉。”唐曰：“陛下虽得之不能用也。”上曰：“公何以知之。”对曰：“上古王者之遣将也，跪而推毂曰‘阃以内者寡人制之，阃以外者将军制之’，军功爵赏皆决于外，归而奏之。此非虚言也，李牧为赵将居边，军市之租皆自用飨士，赏赐决于外，不从中扰也，委任而责成功，故得尽其智能。今臣窃闻魏尚为云中守，其军市租尽以飨士卒，出私养钱三日一椎牛，自飨宾客、军吏、舍人，是以匈奴远避不近云中之塞，虏曾一入，尚击之，所杀甚众。夫士卒起田中从军，安知尺籍伍符，终日力战，斩首捕虏，上功幕府，一言不相应，文吏以法绳之，其赏不行吏奉法必用，且尚坐上功首虏差六级，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罚遣之。由此言之，陛下虽有颇、牧不能用也。”上说，是日令唐持节赦魏尚复以为云中守，而拜唐为车骑都尉。

　　臣按：文帝叹不得颇、牧之为将，而冯唐对以帝得之而不能用，且举古人遣将之礼及李牧守边之事以为言，末以魏尚事实之，此非但当时之弊，而后世拘文法以绳边将，其弊至今犹然。明主之任将帅，专其委任，责其成功，惟以兵政修举、寇盗息灭为效，不必区区于簿书文法之拘可也。

　　唐陆贽言于德宗曰：“凡欲选任将帅，必先考察行能，然后指以所授之方，语以所委之事，令其自揣可否，自陈规模，须某色甲兵、藉某人参佐、要若干士马、用若干资粮、某处置营、某时成绩，始终要领悉俾经纶，于是观其计谋、校其声实。若谓材无足取、言不可行则当退之于初，不宜贻虑于其后也；若谓志气足任、方略可施则当要之于终，不宜掣肘于其间也。夫如是，则疑者不使，使者不疑，劳神于选材，端拱于委任，既委其事，既足其求，必然可以核其否臧、行其赏罚，受其赏者不以为滥，当其罚者无得而辞，付受之柄既专，苟且之心自息。是以古之遣将帅者，君亲推毂而命之曰‘自阃以外将军裁之’，又赐勣钺示令专断，故军容不入国，国容不入军，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，诚为机宜不可以远决，号令不可以两从，未有委任不专而望其克敌成功者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古今选任将帅之方，贽此疏尽之矣，后之人主所当遵行者也。

　　贽又曰：“自顷边军去就裁断多出宸衷，选置戎臣先求易制，多其部以分其力，轻其任以弱其心，虽有所惩亦有所失，遂令分阃责成之义废，死绥任咎之志衰，一则听命，二亦听命，爽于军情亦听命，乖于事宜亦听命，若所置将帅必取于承顺无违，则如斯可矣，若有意乎平凶靖难，则不可也。夫两强相接，两军相持，事机之来间不容息，蓄谋而俟犹恐失之，临时始谋固已疏矣，况乎千里之远、九重之深，陈述之难明，听览之不一，欲其事无遗策，虽圣者亦有所不能焉。设使谋虑能周，其如权变无及，戎虏驰突迅如风飙，驿书上闻旬月方报，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敌，分镇者以无诏不敢出师，逗遛之间寇已奔逼，托于救援未至，各且闭垒自全，牧马屯牛鞠为椎剽，啬夫樵妇罄作俘囚，虽诏诸镇发兵，惟以虚声应援，互相瞻顾，莫敢遮邀，贼既纵掠退归，此乃陈功告捷，其丧败则减百而为一，其捃获则张百而成千，将帅既幸于总制在朝，不忧其罪累，陛下又以为大权由己，不究事情，用师若斯，可谓机失于遥制矣。”

　　臣按：贽之此奏备述用师遥制之失，古今一律也。其中所谓虽有所惩亦有所失，将帅既幸于总制在朝，不忧其罪累，陛下又以大权由己，不究事情，切中古今事情。至若所谓惟以虚声应援，互相瞻顾，莫敢遮邀，贼既纵掠退归，此乃陈功告捷，其丧败则减百而为一，其捃获则张百以成千，此又边防陈功告捷之通弊也。

　　宪宗元和四年，以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为招讨处置等使，翰林学士白居易上奏以为：“国家征伐当责成将帅，近岁始以中使为监军，自古及今未有征天下之兵专令中使统领者也，臣恐四方闻之必轻朝廷，四夷闻之必笑中国，陛下忍令后代相传云以中官为制将、都统自陛下始乎？”

　　臣按：晋文公欲得人守原而谋于寺人勃鞮，以畀赵衰，说者谓守原所以承天子、树霸功，致命诸侯，不宜谋及媟近以忝王命，失政之端由是滋矣。齐桓任管仲以兴、进竖貂以败，其后景监得以相卫鞅、弘石得以杀望之，误之者晋文公也。呜呼，晋文公谋守原之人于勃鞮，知治体者犹以为羞当时陷后代，况亲用其人以统军旅、任阃寄乎？有志于帝王之治者，宜触类以自省。

　　元和十一年，高霞寓大败于铁城，仅以身免，时诸将讨淮西者胜则虚张杀获，败则匿之，至是大败不可掩，始上闻，中外骇愕，宰相入见，将劝上罢兵，上曰：“胜负兵家之常，今但当论用兵方略，察将帅之不胜任者易之，兵食不足者助之耳，岂得以一将失利，遽议罢兵邪？”于是独用裴度之言，他人言罢兵者稍息矣。

　　臣按：韩愈曰“凡此蔡功惟断乃成断之”一言，诚人君制事之本也，苟其事合于天理之正、协于人谋之公而又刚断以主之于中，则天下无难为之事，人主无不成之功矣。史言讨淮西者胜则虚张杀获，败则匿之，此衰世将帅蒙蔽之常态，非独唐之征淮西也，有国家者不可不知。

　　穆宗时，招义监军刘承偕恃恩陵轹节度使刘悟，阴与磁州刺史张汶谋缚悟送阙下以汶代之，悟知之，讽军士作乱杀汶，围承偕欲杀之，幕僚贾直言入责悟，免承偕囚之府舍，穆宗召悟送承偕诣京师，悟不时奉诏，穆宗问裴度宜如何处置，度对曰：“承偕在昭义骄纵不法，臣尽知之，陛下必欲收天下心，止应下半纸诏书具陈承偕骄纵之罪，令悟集将士斩之，则藩镇之臣孰不思为陛下效死？”穆宗俯首良久，曰：“朕不惜承偕，然太后以为养子，卿更思其次。”度请流之。

　　臣按：刘承偕以骄纵激变刘悟，为彼所囚，裴度请罪之是也，而乃令刘悟集众斩之，欲以此收藩镇心，如此固可以得藩镇之心，无乃失朝廷之威乎。臣窃以谓，承偕果有罪，朝廷当下诏数其罪恶，俾刘悟遣人送诣京师，明正其罪，如此，则得之矣。虽然，承偕，太后之养子也，诛之则伤母后意，奈何？曰帝举承偕罪恶反复为太后言之，曰不诛之恐激成祸乱，为宗社忧，言之至再至三，必从之而后已。

　　武宗会昌四年，初，李德裕以韩全义以来将帅出征屡败，其弊有三，一者诏令下军前日有三四，宰相多不预闻；二者监军各以意见指挥军事，将帅不得专进退；三者每军各有宦者为监使，悉选军中骁勇数百为牙队，其在陈战斗者皆怯弱之士，每战监使自有信旗，乘高立马，以牙队自卫，视军势小却辄引旗先走，陈从而溃。德裕乃与枢密使杨钦义、刘行深议约策监军不得预军政，每兵千人听监使取十人自卫，有功随例沾赏，二枢密皆以为然，白武宗行之。自御回鹘至泽潞罢兵皆守此制，自非中书进诏意，更无他诏自中出者，号令既简，将帅得以施其谋略，故所向有功。

　　臣按：德裕谓将帅出征屡败，其弊有三，岂但当时之弊哉？德裕此举善矣，然非二枢密与之同心，不能去此蔽而成此功，二枢密使亦宦臣也，乃能徇理而不徇乎私，为国而不为其党，吁，贤矣哉！

　　大中九年，浙东军乱，逐观察使李讷，贬讷为朗州刺史，监军王宗景杖四十配恭陵，仍诏自今戎臣失律并坐监军。

　　唐末时，诸节度既有监军，其领偏师者亦置中使监陈，主将不得专号令，战小胜则飞驿奏捷自以为功，不胜则迫胁诸将以罪归之，悉择军中骁勇以自卫，遣羸弱者就战，故每战多败。

　　臣按：既用为将帅而又以中使监之者，疑之也，中使将帅同为臣子，何用分疑信于其间哉？夫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，监军以中使，适使之挠将权、坏军政而懈士卒之心，未必有益也。

　　宋太祖欲伐江南，曹彬与诸将入辞，上谓彬曰：“南方之事一以委卿，切勿暴掠生民，务广威信，使自归顺，不须急击也。”且以匣剑授彬曰：“副将而下，不用命者斩之。”

　　臣按：王者之师代天以行道也，所以代王者以行天之道者谁欤？将帅也。将帅不能肃其下，则有仁而不能施，有义而不能振，号令不行而事功不立矣。宋祖命曹彬之辞及其授剑之意，可见其仁义之兼尽矣。

　　太祖垂意将帅，分命李汉超等控御西北，其家族在京师者抚之甚厚，所部州县管榷之利悉与之，恣其回图，贸易免所过征税，许令召募骁勇以为爪牙，凡军中事悉听便宜处置，每来朝必召对命坐，赐以饮食，赐赉殊异遣还。由是边臣皆富于财，得以养士用间，洞见蕃夷情状，时有寇钞亦能先知预备，设伏掩击，多致克捷。故终太祖之世无西北之忧，诸叛以次削平，武功盖世，斯乃得壮士以守四方，推赤心置人腹中之所致也。

　　臣按：昔人谓太祖之置将也，隆之以恩，厚之以诚，富之以财，小其名而崇其势，略其细而求其大，久其官而责其成。夫宠之以非常之恩则其感深，待之以赤心则其志固，富之以非常之惠则其养士足以得死力、用间足以得敌情，以至小其名而不挠权，则位卑者有赴功之心而勇智者得以骋，略其过则才能奋，久其任则事体熟，自古用将之方不易于是，而宋祖能用之，此其所以养士少而蓄材多、操术简而收功博也欤。

　　太宗太平兴国中，以杨业为云州观察使知代州事，业自雁门之役契丹畏之，每望见业旗即引去，主将屯边者多疾之，或潜上谤书斥言其短，上皆不问，封其书付业。

　　富弼曰：“昔魏将乐羊征中山平之，及还见其君，所收谤书三箧，方知将帅立功不难，但人君信任为难尔。将帅专阃外权，擅行威福，人岂无嫉之者？嫉之则谤自生，既有谤言闻之于君，君惑之则疑其将，将被疑，未有能立功者，此乐羊所以感叹其事。自后帝王非聪明睿智之主，少有不惑谤言者，其明不及魏国之君也。杨业本河东降将，太宗得之信任不疑，每纳谤书一一付业，使边将安心以立事，其过魏国之君矣。”

　　臣按：太宗之于杨业可谓合古人用将之道矣，虽然，将得其人如此可矣，苟非其人，岂不益长恶哉？是以君子贵明理而先觉。

　　太宗与寇准言及将帅，上曰：“将帅材略固不求其备，但量其能而用之。上自节麾，下至二千石，第其功效而授之，微劳尽甄，下情必达，下情必达则无猜贰之，嫌微劳尽甄则无觖望之衅，所以各务忠孝而固禄位，悖乱不得而萌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太宗谓微劳尽甄、下情必达，此二言者用将之要道也，然二者之中又以下情必达为主，下情不能上达，虽大功巨庸亦或为人所蔽，况微劳乎？

　　孙何言于真宗曰：“谨按《史记》，汉高祖将定三秦，择良日斋戒设坛场，拜韩信为大将军部管诸将；魏故事，遣将出征，符节郎授节钺，跪推毂；北齐命将，出征则太卜诣庙灼龟，授鼓旗于庙，皇帝陈法驾服衮冕，拜于太庙，遍告讫，降就中阶引上将，操钺授柄，将军既执斧钺，对曰‘国不可从外治，军不可从中制。臣即授令，有旗鼓斧钺之命而无一言之命于臣’，皇帝曰‘苟利社稷，将军以之’，将军就载斧钺而出，皇帝推毂度门，曰‘从此以外将军制之也’。臣伏见近边将授任赴镇之际，但授尺一之诏，前所谓筑坛告庙之礼皆阙而未建，良可惜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后世命将之礼久废，我文皇帝遣成国公朱能征安南黎季犛，圣驾幸龙江祃祭而亲谕能等，其仪注之详，具载于有司可考也，可为圣子神孙万世之法。

　　仁宗时，狄青自请击侬智高，韩绛言武人不可独任，上以问庞籍，籍曰：“青起行伍，若用文臣副之，必为所制，号令不专，不如不遣。”乃诏广南将佐皆禀青节制，若孙沔、余靖分路邀击，亦各听沔等指挥。

　　臣按：古者命将付以阃外之寄，固无俟乎文臣以为之副贰，然后世人心不古，为将者多用不知书之人，义多而仁少，勇有余而智或不足，用武人而参之以文，行义而本之以仁，用智略以资其武艺，似不为过。

　　张方平言于仁宗曰：“将帅之任，仍宜久于其职，祖宗任李汉超、郭进、贺惟宗等，远或二十年，近犹八九年，假之事权，略其细故，不为间言轻有移易，又不与高官，常令志有所未满，不怠于为善也。今则不然，武臣指边郡谓之边任，借之为发身之地，历边任者曾无寸劳薄效，不数年径至横行，而又移换改易，地形山川未及知、军员士伍未及识、吏民士俗未及谙，已复去矣。愿陛下鉴祖宗故事，重爵赏以待功劳，责久任以观能效。”

　　臣按：方平言太祖久任将帅，最可为后世法。夫汉唐以来，人主称善用将者首称宋太祖，虽汉高祖有所不及，盖汉祖能御将而宋太祖则善任将也。

　　田况言于仁宗曰：“古之良将以宴犒士卒为先，所以然者，锋刃之下死生俄顷，固宜推尽恩义以慰其心。李牧备匈奴，市租皆入幕府为士卒费；赵充国御羌戎，亦日飨军士。太祖用姚全斌、董遵诲抗西戎，何继筠、李汉超当北敌，人各得环庆、齐棣一州征租农赋，市牛酒犒军中，不问其出入，故得戎寇屏息不敢窥也。又闻曹彬征江南日，和州逐次起饷猪羊肉数千斤以给战士。”

　　臣按：将士御敌，将以其性命为国家卫民守土，苟当出战之时，而为将帅者徒以法令驱之而无犒劳之礼，何以感激其心而使之竭力尽命乎？昔之人固有以一炙啖之而致其报，而亦有以一蹯不及而致其怨者，饮食之物虽微而人之感激甚速，非徒区区餔啜之故也，田况之言岂无征之空言哉？

　　刘敞言于仁宗曰：“王者之遣使命将也，必为之设介贰参佐，非独司纪纲、广谋策而已，亦所以谨大事、备不然也。今拥数万人之众，连四路之广，节制万里，吉凶所系，而自行车临之、孤拱独立，猝有疾病不意之虞，无所仗托、莫相维持，非计之全也。朝廷以狄青宣抚荆湖经制盗贼而议不制副，臣以为不便。”

　　臣按：人君之任将固不可以不专，而亦不可以独专也。盖人资性不同，才智有限，一人之见不如二人之周，此命将所以必为之设参佐也，然此非独以辅其所不及，亦所以遏其所不敢焉。人之所以敢于为非者，无人以制之也，有同心之人则潜消其非心，有异议之人则遏绝其恶念。

　　神宗元丰中，内臣李宪奏置保障以为驻兵讨贼之地，朝廷用李舜举言罢深入攻取之策，舜举退诣执政，执政王圭迎劳之，曰：“朝廷以边事属押班及李留后，无西顾之忧矣。”舜举曰：“四郊多垒，此卿大夫之辱也，相公当国而以边事属二内臣，可乎？二臣止宜供禁庭洒扫之职耳，岂可当将帅之任耶？”

　　臣按：李舜举之言盖有所激而云，未必其本心也，但所谓内臣止宜供禁庭洒扫之职，岂可当将帅之任，则天下之名言也。内臣而能为此言，岂但贤于其类而已哉？

　　王岩叟言於哲宗曰：“朝廷进退大帅，固当重谨，不可轻用一人之言而行之，或其言出于爱憎喜怒之私意而欺罔公议，岂不损主上之明、误国家之事？果若可疑，自当令本路监司公共体量，信如其言，行之未晚。今言者往往蔽其所长而不以告，摘其所不足而暴之，则其爱憎之情自已可见，夫有显效则不录而阴言则亟行，四方闻之，又谁为陛下尽心者？既以人之一言易元帅，元帅将人人畏惮，此曹有不自保之忧，此曹将人人侵侮其帅，有骄横之势，此风浸长，非朝廷美事。”

　　臣按：汉文帝时，季布为河东守，尝召至京师，留邸一月而罢，布曰：“臣待罪河东，陛下无故召臣，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，今臣至，无所受事罢去，此人必有毁臣者矣。陛下以一人誉召臣，以一人毁罢臣，臣恐天下闻之，有以窥陛下浅深也。”夫文帝之于季布，君臣之情通，有言犹可以达，后世上下悬绝，殿陛之间如在万里，况边将真在万里者哉？人君进退将臣，当以岩叟此言为鉴。

　　胡寅言于高宗曰：“将帅之才智必能谋、勇必能战、仁必能守、忠必不欺，得是人而任之，然后待以恩、御以威、结以诚信，有功必赏，有罪必刑者，乃任将之实也。庸驽不材，本无智勇，见敌辄溃，与之亲厚等威不立，赐予过度官职逾涯，将以收其心适足致其慢，听其妄诞张大之语，望其朴实用命之功者，此任将之虚文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寅进此疏凡七策，其三曰务实效去虚文，其目亦有七，此其七目之一也。夫事有实有虚，务其实则有其功，骛乎虚则无其效，非但用将一事然也。（以上言委任）

　　以上论将帅之任（下）
　
卷一三二

　　▲出师之律

　　《易师》之彖曰：“师，众也。贞，正也。能以众正，可以王矣。刚中而应，行险而顺，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，吉又何咎矣。”

　　程颐曰：“能使众人皆正，可以王天下矣。得众心服从而归正，正道止于是也。二以刚处中，刚而得中，道也。六五之君为正，应信任之专也，虽行险道而以顺动。所谓义兵，王者之师也。夫师旅之兴，无不伤财害人、毒害天下，然而民心从之者，以其义动也。”

　　朱熹曰：“此以卦体释师贞之义，以谓能左右之也。一阳在下之中而五阴皆为所以也，能以众正则王者之师矣。刚中谓九二，应谓六五，应之行险谓行危道，顺谓顺人心，此非有老成之德者不能也。毒，害也。师旅之兴不无害于天下，然以其有是才德，是以民悦而从之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王者之兵，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，故惟能以众正而后可以王也。盖兵凶战危，所谓险道也，非正不兴师，非顺不用众，是谓王者之师。然而不免有杀戮之惨、供需之费，兵戎所至毒害随之，故兴师动众如用毒药以攻病，非真有沈痼之疾症、瘕之癖，决不可轻用也。毒之一言，《易》之垂戒深矣。

　　初六，师出以律，否臧凶。象曰：“师出以律”，失律凶也。

　　程颐曰：“在邦国兴师而言合义理，则是以律法也。谓以禁乱诛暴而动，苟动不以义则虽善亦凶道也。善谓克胜，凶谓殃民害义也。在行师而言律，谓号令节制，行师之道以号令节制为本，所以统制于众不以律，则虽善亦凶，使虽胜捷犹凶道也。制师无法幸而不败且胜者，时有之矣，圣人之所戒也，盖师出当以律，失律则凶，虽幸而胜亦凶道也。”朱熹曰：“律，法也。否臧，谓不善也。在卦之初为师之始，出师之道当谨其始，以律则吉，不臧则凶，当谨始而守法也。”

　　李过曰：“《甘誓》攻左攻右、御非其马之正，《牧誓》五步六步七步、五伐六伐七伐皆不可乱，《周官》司马法坐作进退皆有常节，鲁侯抚师牛马臣妾戒以勿逐，以其乱部分，后不可以为师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律有二义，有出师之律，有行师之律。出师之律当以正以义，行师之律当有号令有节制。六四，师左次，无咎。象曰：左次无咎，未失常也。

　　程颐曰：“师之进以强勇也，知不能进而退，故左次左次退舍也，量宜进退以所当也，故无咎。见可而进，知难而退，师之常也。惟取其退之得宜，不论其才之能否也，度不能胜而班师以退，愈于覆败远矣，可进而退乃为咎也。行师之道，因时施宜，故左次未必为失，《易》之发此义以示后世，其仁深矣。”

　　臣按：圣人作《易》，恐人以退为怯，故明当退而退，退而无所失，虽无功亦无咎也。后世一切以文法从事而有行师逗遛之罚，坐于庙堂之中逆料境外之事，惟欲其功之成而不计其势之可否。臣窃以为，帝王之师当出万全，有行师左次者当计其得失成败，而不论其进退迟速可也。

　　《虞书》：帝曰：“咨，禹。惟时有苗弗率，汝徂（往也）征。”禹乃会（征会也）群后，誓（戒也）于师曰：“济济（和整众盛之貌）有众，咸听朕命。蠢（动也，无知之貌）兹有苗，昏迷不恭，侮慢自贤，反道败德，君子在野，小人在位，民弃不保，天降之咎，肆予以尔众士，奉辞伐罪。尔尚一乃心力，其克有勋。”

　　朱熹曰：“舜咨嗟，言今天下惟是有苗之君不循教命，汝往征之。征，正也，往正其罪也。禹会诸侯之师而戒誓以征讨之意，言苗民昏迷不敬侮，慢于人，妄自尊大，反戾正道，败坏常德，用舍颠倒，民怨天怒，故我以尔众士奉帝之辞，罚苗之罪，尔众士庶几同心同力，乃能有功。此上禹誓众之辞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此人君征蛮夷誓众之始。先儒谓舜时薄海内外皆迪有功，弗率惟有苗耳。三苗之君，舜尝窜之，三苗之民又尝分之，至此而尤弗率，故征之。盖征之为言正也，必其人有不正之罪，然后人君奉天道以正之，苟在我者有不正则亦无辞以正彼矣。观禹誓师所谓“昏迷不恭，侮慢自贤，反道败德，君子在野，小人在位，民弃不保”，则三苗之君其所为不正甚矣。帝舜奉天命以为华夷主，坐视其不正而不有以正之，则非天意、失君道矣，故命禹以往征之焉。大抵人君一身率天下以正道，使天下之人若内若外无间华夷，惟吾正道之是循是遵，苟有一人之弗循王道，则必命其臣以正之，使之咸归于正道之中，人君于是奉君之辞而声其不正之罪以致伐焉。然人非一人，人各一心，而趋向之不同、膂力之不齐，故又必誓之戒之，欲其同心同力，庶几其功勋之有成也。盖心不一则敌忾之志不专，力不一则击刺之勇不决，又安能以成功哉？

　　《甘誓》（誓师于甘故以甘誓名）：大战于甘（地名），乃召六卿（六卿之卿）。王曰：“嗟，六事之人，予誓告汝：有扈氏威（暴殄之也）侮（轻忽之也）五行，怠弃（不用正朔）三正（子丑寅），天用剿绝其命，今予惟恭行天之罚。左（车左）不攻（治也）于左，汝不恭命；右（车右）不攻于右，汝不恭命；御非其马之正，汝不恭命。用命赏于祖，不用命戮（杀也）于社，予则孥戮汝。”

　　蔡沈曰：“誓与禹征苗之誓同义，言其讨叛伐罪之意，严其坐作进退之节，所以一众志而起其怠也。有扈，夏同姓之国，《史记》曰‘启立，有扈不服，遂灭之’。有扈氏暴殄天物，轻忽不敬，废弃正朔，虐下背上，获罪于天，天用剿绝其命，今我伐之惟敬行天之罚而已。左，车左；右，车右也。古者车战之法，甲士三人，一居左以主射，一居右以主击刺，御者居中以主马之驰驱也。御非其马之正，犹王良所谓诡遇也。盖左右不治其事与御非其马之正，皆足以致败，故各指其人以责其事，而欲其各尽其职而不敢忽也。礼，天子亲征必载其迁庙之主与其社主以行，以示赏戮之不敢专也。祖左阳也，故赏于祖；社右阴也，故戮于社。孥戮言不用命不但戮及汝身，将并汝妻子而戮之。战，危事也，不重其法则无以整肃其众而使赴功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先儒谓《甘誓》一篇仅八十字，而其间六军之制、车乘之法、邦国赏刑之典、誓师之辞靡不明备。盖古人之学，精粗本末不废，启虽承禹传道之后，而干戈行陈之事亦曾从家学素讲明来。臣窃以此篇合禹征苗之辞而观之，启所以数有扈之罪者无以异于禹之于苗也，然誓之中皆必以天为言，禹之于苗谓天降之咎，今启于有扈亦谓天用剿绝其命，可见古之帝王所以兴师问罪，皆因其得罪于天而奉天讨以正之也。苗惟昏迷不恭所以来徂征之师，有扈之侮慢怠弃即苗之不恭也，禹奉辞于帝以征苗，启恭行天罚以征有扈，夫征者正也，人之不恭故正之，苟在己有不恭与夫左右从事之人不恭命焉，则己不正矣，又何以正人哉？故一篇之中拳拳以恭为言，用命而赏，赏其恭也，不用命而戮，戮其不恭也，赏与戮不敢自专必行之于祖与社，皆所以致其恭者也。恭者敬之别名，乃帝王相传之心法，启之恭即禹之祗，承禹之祗承即舜之恭己，尧之钦明也，事有常变而恭敬之心则无往而不存焉。大哉恭乎，其行师之本乎。

　　《胤征》：惟仲康肇位四海，胤侯命掌六师。羲和废厥职，酒荒于厥邑，胤后承王命徂征。告于众曰：“嗟予有众，惟时羲和颠覆厥德，沈乱于酒，畔官离次，（始也）扰（乱也）天纪，遐（远也）弃厥司（所司之事）。今予以尔有众，奉将（行也）天罚，尔众士同力王室，尚弼予钦承天子威命。火炎昆（名山）冈（山瘠也），玉石俱焚。天吏逸（过也）德，烈于猛火。歼厥渠（大也）魁，胁从罔治，旧染污俗，咸与维新。呜呼，威克厥爱，允济；爱克厥威，允罔功。其尔众士，懋戒哉。”

　　蔡沈曰：“仲康始即位，即命胤侯以掌六师。畔官则乱其所治之职，离次则舍其所居之位。天纪，即《洪范》所谓岁月日星辰历数是也。又言火炎昆冈，不辨玉石之美恶而焚之，苟为天吏而有过逸之德，不择人之善恶而戮之，其害有甚于猛火不辨玉石也。今我但诛首恶之魁而已，胁从之党则罔治之，旧染污习之人亦皆赦而新之。威者严明之谓，爱者姑息之谓，记曰‘军旅主威’，盖军法不可以不严，严明胜则信其事之必济，姑息胜则信其功之无成。誓师之末而复嗟叹，以是深警之，欲其勉力戒惧而用命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蔡氏谓天子讨而不伐，诸侯罚而不讨。仲康之命胤侯，得天子讨罪之权；胤侯之征羲和，得诸侯敌忾之义。其辞直其义明，非若五霸搂诸侯以伐诸侯，其辞曲、其义迂也。臣窃以谓篇中所谓“火炎昆冈，玉石俱焚”，可以为万世滥杀不分者之戒；“歼厥渠魁，胁从罔治”，可以为万世诛恶宥善者之法；“威克厥爱，允济；爱克厥威，允罔功”，可以为万世行师姑息者之戒。

　　《汤誓》：王曰（王曰者史臣追述之称）：“格（至也）尔众，庶悉听朕言。”又曰：“尔尚辅予一人，致天之罚，予其大赉（赐与也）汝。尔无不信，朕不食言（言已出而反吞之）。尔不从誓言，予则孥戮汝，罔有攸赦。”

　　臣按：誓者临众发命，述其所以兴师之辞，用之以作士气、一人心，自禹征苗有誓之后，启征有扈则有誓，胤侯征义和则有誓，至是汤之伐桀亦有誓焉。先儒谓禹之征苗也，曰“尔尚一乃心力，其克有勋”，至启则曰“用命赏于祖，不用命戮于社，予则孥戮汝”，至汤又益以“朕不食言，罔有攸赦”，可以观世变矣。

　　《泰誓》：王曰（追称之）：“嗟，我友邦（亲之也）冢君（尊之也）越（及也）我御事（治事者）庶士（众士也），明听誓。予小子夙夜祗惧，受命文考，类于上帝，宜（祭社名）于罼土（大社），以尔有众底（致也）天之罚。”

　　蔡沈曰：“告以伐商之意，且欲其听之审也。言予小子告于天神地祗，以尔有众致天之罚于商也。《王制》曰‘天子将出，类乎上帝，宜乎社，造乎祢’，受命文考即造乎祢也，《王制》以神尊卑为序，此先言受命文考，以伐纣之举天本命之文王、武王，特禀文王之命以卒其伐功而已。”

　　臣按：《泰誓》所谓“友邦冢君御事庶士，明听誓”，以征伐之意告诸人也；“受命文考，类上帝，宜冢土”，以征伐之意告于神也。人君举事必上承天意，下顺人心，誓于臣民而无疑，质之神明而无愧，然后兴师动众，是为王者之师不然徒以土地之故、意气之间，恃强以陵弱，倚众以暴寡，言于人则强为之辞，告于神则曲为之祷，是以人命而摅其贪残忿怒之心，人必不直之而神亦不之祐矣。

　　王曰：“呜呼，我西土君子，天有显道，厥类惟彰。树德务滋，除恶务本，肆予小子诞以尔众士殄歼乃仇。尔众士其尚迪（蹈也）果毅，以登（成也）乃辟。功多有厚赏，不迪有显戮。”

　　蔡沈曰：“天有至显之理，其义类甚明，至显之理即典常之理也。植德则务其滋长、去恶则务绝根本两句古语，喻众恶之本在所当去，故我小子大以尔众士而殄绝歼灭汝之世仇也。杀敌为果，致果为毅，尔众士其庶几蹈行果毅，以成汝君，若功多则有厚赏，非特一爵一级而已。不迪果毅则有显戮，谓之显戮则必肆诸市朝以示众庶。”

　　臣按：人君出师以作士气、一众心者，不过赏罚二者而已，启誓师于甘曰“用命赏于祖，不用命戮于社”，而武王伐商其所以申命有众亦曰“功多有厚赏，不迪有显戮”，是即《甘誓》之意也。然《甘誓》以用命不用命为言，《泰誓》则以迪不迪为言，盖惟用命则能迪果毅以有功赏，不用命则不能迪果毅以致显戮，其言互相发也。

　　《牧誓》：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，今日之事，不愆（过也）于六步（进趋）七步乃止齐（齐整）焉，夫子勖（勉也）哉；不愆于四伐（击刺）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，勖哉夫子。

　　蔡沈曰：“今日之战不过六步七步乃止而齐，此告之以坐作进退之法，所以戒其轻进也；少不下四五、多不过六七乃止而齐，此告之以攻杀击刺之法，所以戒其贪杀也。上言夫子勖哉，此言勖哉夫子者，反复成文，以致其丁宁劝勉之意。”

　　吕祖谦曰：“大司马之法，伍两卒旅各有其长，使止齐之者，使其部伍之长各自止其止，各自齐其齐，故当战时井然有序，不失纪律，三军如一人。”

　　臣按：后世战法之见于经者始于此。先儒谓六步七步，足法也；六伐七伐，手法也。列陈进战之时，所以坐作进退者足也，足以行止于六七步焉所以戒其轻进也；所以攻杀击刺者手也，手之伐止于六七伐焉，所以戒其贪杀也。盖王者之师，声罪致讨，理直而气壮，不虑其不勇，惟虑其过于勇耳。武王之誓师不劝其进而戒之止，而其所以止者皆必要其整肃齐一焉，此王者之师所以不急于成功，而亦不至于败北，其与后世之师进之惟恐不速、杀之惟恐不多，一败即至于溃散也异矣。

　　尚桓桓（威武貌），如虎如貔（执夷也），如熊如罴，于商郊。弗迓（迎也）克奔，以役西土，勖哉夫子。尔所弗勖，其于尔躬有戮。

　　蔡沈曰：“欲将士如四兽之猛而奋击于商郊也。能奔来降者，勿迎击之。以劳役我西土之人，此勉其武勇而戒其杀降也。弗勖，谓不勉于前三者。此篇严肃而温厚，与汤诰誓相表里，真圣人之言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先儒谓用兵以制节为尚、以武勇为主，武王虑其或拘，故喻以虎貔之勇，又虑其过于勇而妄杀，故以杀降为戒。其篇终所谓弗勖者，即申前所言之三勖哉也，一勖其勿轻进，再勖其勿贪杀，三勖其尚武勇而勿杀降。出师临战而能勉于此三者，是则所谓节制之兵也，是惟不战，战则必胜，虽不胜亦不败矣。武王于此丁宁反复，呼其人而致其勉，然犹恐其听信之不专也，故其终也又示以有戮之戒。盖军士主严，不严则号令不立也。呜呼，此其所以为王者之师欤。

　　《武成》：丁未，祀于周庙，邦甸、侯卫骏（连也）奔走，执豆（木豆）笾（竹豆）。越三日庚戌，柴望，大告武成。

　　蔡沈曰：“周庙，周祖庙也。武王以克商之事祭告祖庙，近而邦甸、远而候卫皆骏奔走执事以助祭祀。既告祖庙，燔柴祭天、望祀山川以告武功之成，由近而远、由亲而尊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此武功成告祖及天之礼。先祖后郊者，郑氏谓其自近始，蔡氏以为由亲而尊。臣窃以谓，武王伐商受命于文考，及其成功也先告焉，因告文考遂及七世之庙，故又三日然后以所以成文考之志者告天焉。盖武王成文考之志而文考又所以成天之志也，岂以远近为先后哉？

　　底（至也）商之罪，告于皇天后土、所过名山大川，曰：“惟有道曾孙周王发，将有大正于商。惟尔有神，尚克相予以济兆民，无作神羞。”

　　蔡沈曰：“后土，社也。《周礼》大祝云‘王过大山川则用事焉’，孔氏曰：‘名山为华，大川谓河。’曰者，举武王告神之语。有道，指其父祖而言。”

　　臣按：王者之师代天致罚，非其人得罪于天，天理所不容、人情所不堪，必不轻易以动众也。其始也必以其人所积之恶、所犯之罪以告于皇天后土，军旅所至之地、所经过之山川，皆必致吾所以兴师及彼不可不讨之意以告于神明，苟揆之理、反诸身而有一毫利己之私、一念忿人之意，不合于天、不顺于人，决不敢轻举焉。孟子曰：“征者正也，己必正而后可以正人，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也。”不正之事言之人且不可，况神乎？神所不可闻者，人决不可为也，一己为之且不可，况役使千万人而为之乎？

　　《诗序》：《常武》，穆公美宣王也。有常德以立武事，因以为戒然。其首章曰：赫赫明明，王命卿士，南仲大祖，大师皇父。整我六师，以修我（宣王自我）戎（兵器也）。既敬既戒，惠此南国。

　　朱熹曰：“宣王自将以伐淮北之夷，诗人作此以美之。”

　　其四章曰：王奋厥武，如震如怒。进（鼓而进之）厥虎臣，阚（奋怒貌）如虓（虎之自怒）虎。铺（布也）敦（厚也）淮濆，仍（就也）执丑虏。截（不可犯之貌）彼淮浦，王师之所。

　　辅广曰：“言王师在淮浦之上，有截然不可犯之勇也。”臣按：先儒谓此言王师至徐，布陈而制胜也。

　　其五章曰：王旅啴啴（众盛貌），如飞如翰（羽也），如江如汉，如山之苞（本也），如川之流，绵绵翼翼，不测不克，濯（大也）征徐国。

　　朱熹曰：“如飞如翰，疾也；如江如汉，众也；如山，不可动也；如川，不可御也；绵绵，不可绝也；翼翼，不可乱也；不测，不可知也；不克，不可胜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先儒此极言王师之无敌如此。

　　其卒章曰：王犹（道也）允（信也）塞（实也），徐方既来。徐方既同，天子之功。四方既平，徐方来庭（朝也）。徐方不回（违也），王曰还归（班师而归）。

　　臣按：诗篇之名多以章首二字，惟此篇则以“常武”为名，一篇之诗凡六章、章八句，并无所谓“常武”二字也，以此名篇，盖特立名义。《序》所谓因常德以立武事，是以始言敬戒，终言允塞，是则所谓立常德也。其间所谓整六师、奋厥武、进虎臣、执丑虏、疾而栗、众而盛，其静也则不可动，其强也则不可御，绵绵然而相续，翼翼然而整肃，有不可测度之神、有不可胜当之勇。乃一举而致徐方之来同，同者上下内外咸服而无二心也；由一方而致四方之来庭，庭者四夷八蛮朝会而无间也。若是者虽曰奋武立功人君之常德，然至于四方来庭，则亦非常之武矣。

　　《左传》：僖公二十八年，晋侯（文公）献楚俘于王（周襄王），驷介（马被甲者）百乘、徒兵千，郑伯傅（相也）王，用平礼也。己酉，王享醴，命晋侯宥（助以玉帛）王，命尹氏及王子虎、内史叔兴父策命晋侯为侯伯（九命作伯），赐之大辂之服、戎辂之服、彤（赤色）弓一、彤矢百、玈（黑色）弓矢千、（黑黍）鬯（香草）一卣（中尊）、虎贲三百人，曰：“王谓叔父，敬服王命，以绥四国，纠逖（远也）王慝。”晋侯三辞从命，曰：“重耳敢再拜稽首，奉扬天子之丕显休命。”受策以出，出入三觐。

　　臣按：此古人献俘策命之礼见于《春秋》者。

　　晋侯城濮之战，振旅（振整行列）恺（乐歌也）以入于晋，献俘（献所俘获）授（数也）馘（所截耳），饮至（饮酒告至于庙），大赏（大行赏），征会（召诸侯为会）讨贰（讨有贰心者），杀舟之侨（济河先归者）以徇于国，民于是大服。君子谓：“文公其能刑矣。三罪而民服（三罪谓上文杀颠颉爇负羁、祁瞒奸命及舟之侨也），《诗》云‘惠此中国，以绥四方’，不失赏刑之谓也。”（二十八年）

　　臣按：此虽《春秋》时事，而亦可见三代振旅凯还之遗制。定公四年，卫祝佗子鱼曰：“君以军行祓社衅鼓，祝奉以从。”

　　杜预曰：“师出，先事祓祷于社谓之宜社，于是乎杀牲以血涂鼓鼙为衅鼓。”

　　臣按：古礼，天子亲征，祝必奉庙主、社主从军而行，有功则赏于庙主前，不用命则戮于社主前，示不专也。

　　《论语》：子路曰：“子行三军则谁与？”子曰：“暴虎冯河，死而无悔者，吾不与也。必也临事而惧，好谋而成者也。”

　　朱熹曰：“万二千五百人为军，大国三军。子路见孔子独美颜渊，自负其勇，意夫子若行三军必与己同。暴虎，徒搏；冯河，徒涉。惧谓敬其事，成谓成其谋。言此皆以抑其勇而教之，然行师之要实不外此。”又曰：“三军要勇，行三军者要谋，既好谋然须要成事。人固有好谋而事有不成者，却亦不济事，好谋而成，既谋了须是果决去做，教成若徒谋而不成，何益于事？所谓作舍道旁，三年不成者也。临事而惧，是临那事时又须审一审，盖闲时已是思量，都是了都晓得了，到临事时又更审一审。”

　　黄干曰：“临事而敬惧则有持重谨畏之心，好谋而图成则有用悉万全之计，敬其事而无忽心、无惰气，临事必能戒惧非懦怯而恐惧也。成其谋则不妄动、不亟取，于事必有一定之谋，既成而不愆于素，自无侥幸速成之弊也。无非抑其血气之勇，而教之以义理之勇焉。”

　　臣按：孔子所谓临事而惧、好谋而成之二言者，万世行军制胜之要法也。后世兵书所谓四部七书、千言万语，其方法筹策虽非一途之可尽、一端之能毕，然其大要皆不外乎吾夫子此二言焉。

　　汉武帝时，李广与程不识俱以将兵有名当时，广行无部伍行陈，就善水草舍止，人人自便，不击刁斗自卫，幕府省约文书，然亦远斥候，未尝遇害。不识正部曲行伍，营陈击刁斗，士吏治军簿至明，军不得休息，然亦未尝遇害。不识曰：“李广虽极简易，然虏卒犯之无以禁也。我军虽烦扰，然虏亦不得犯我。”

　　司马光曰：“《易》曰‘师出以律，否臧凶’，言治众而不用法无不凶也。李广之将，使人人自便，以广之才如此焉可也，然不可以为法，何则？其继者难也，况与之并时而为将乎？夫小人之情，乐于安肆而昧于近祸，彼既以程不识为烦扰而乐于从广，且将仇其上而不服，然则简易之害非徒广军无以禁虏之仓卒而已也，故曰兵事以严终，为将者亦严而已矣。然则效程不识，虽无功犹不败，效李广，鲜不覆亡哉。”

　　臣按：程、李二将出师之是非，司马光断之当矣，后世行师者要当以程不识为法而以李广为戒。

　　宋欧阳修言于仁宗曰：“攻人以谋不以力，用兵斗志不斗多。前代用兵之人，多者常败、少者常胜，王寻以百万之兵遇光武九千人而败，是多者败而少者胜也；苻坚以百万之兵遇东晋二三万人而败，是多者败而少者胜也；曹操以三十万青州兵大败于吕布，退而归许，复以二万人破袁绍十二万人，是用兵多则败少则胜之明验也。况于夷狄，尤难以力争，只可以计取，李靖破突厥于定襄用三千人，其后破颉利于阴山亦不过一万，盖兵不在多，能以计取尔。故善用兵者以少为多，不善者虽多而愈少也。为今计者，添兵则耗国，减兵则破贼，今沿边之兵不下七八十万，可谓多矣，然训练不精，又有老弱虚数，则十人不当一人，是七八十万之兵不当七八万人之用，加又军无统制，分散支离，分多为寡，兵法所忌，此所谓不善用兵者虽多而愈少，故常战而常败也。臣愿陛下赫然奋威，敕厉诸将，精加训练，去其老弱，七八十万中可得五十万数，古人用兵以一当百，今既未能，但得以一当十，则五十万精兵可当五百万兵之用，所谓善用兵者以少为多，古人少而常胜者以此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先儒谓世之为将者咸欲多兵，而不知兵至三十万难用矣。前代以六十万胜楚，以四十万胜秦，惟王翦、项籍二人而多多益办者，惟韩信能之，自余兵至三十万未有得志者，若赵括、王寻、苻坚之类，其众愈多，其败愈毒，然犹有可诿者，曰将不善也。曹操可谓善将矣，乃以水军六十万败于乌林，是时战舰相接故为敌人所烧，大众屯聚故疫死者几半，岂非兵多为之累乎？夫以汉祖之才不过能将十万众，则军六十万当得如高祖者六人乃能将之，高祖岂易得哉？由是观之，则兵多适足为累尔，况国家之粟帛有限，生民之膏血有涯，修武备者惟在慎选将帅，严立阶级，因其见有之人补其不足之数，无事则简阅之、训练之、沙汰之，使人人皆可用而无一人之不中用，有事则约束之、戒敕之、申令之，使事事皆合法而无一事之不如法，纵不能如古人之兵以一而当十，然一人有一人之用，用一人是一人，用千百人如一人，既不虚吾之粮赏以致耗费，又不阂吾之号令以致废格，所御乃所识，所战皆所教，情意易以流通，恩威易以周遍，少而愈精，多而益办，无敌于天下矣。

　　以上论出师之律
　　▲战陈之法（上）

　　《吕刑》：王曰：“若古有训，蚩尤惟始作乱，延及于平民，罔不寇贼，鸱义奸宄，夺攘矫虔（以鸱为义，其波煽始大）。”

　　司马迁曰：“神农世衰，诸侯侵伐，蚩尤最强暴，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，杀之。”

　　蔡沈曰：“言鸿荒之世，浑厚敦厖，蚩尤始开暴乱之端，驱扇熏炙，延及平民，无不为寇为贼。鸱义者以鸱张跋扈为义，矫虔者矫诈虔刘也。”臣按：此后世战争之始。

　　《书序》：武王戎车三百两、虎贲三百人，与受战于牧野，作《牧誓》。

　　蔡沈曰：“戎车，驰车也。古者驰车一乘则革车一乘，驰车，战车；革车，辎车，载器械财货衣装者也。二车谓之两，三百两，三万人也。”

　　陈栎曰：“一虎贲必长百人，一乘车总用百人，以车数合虎贲数盖三万人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戎车三百两、虎贲三千人，《礼记》《孟子》皆有此言。古者战陈士卒必与车乘相丽，所谓革车三百两、虎贲三千人，自百夫长以上皆乘车，非车外又有虎贲之士也。

　　《诗序》：《六月》，宣王北伐也。元戎十乘，以先启（开也）行（道也）。戎车既安，如轾如轩。

　　韩婴曰：“车有大戎十乘，谓车缦轮、马被甲，衡轭之上尽有剑戟，名曰陷军之车。”

　　朱熹曰：“戎，戎车也，军之前锋也。轾，车之覆而前也；轩，车之却而后也。”

　　《秦风小戎》曰：小戎（兵车）筼（浅也）收（轸也），五（五束也）楘（历录然文章之貌）梁辀（上曲，钩衡者），游环（靷环也）胁驱（亦以皮为之），阴（揜轨也）靷（以皮二条为之）鋈续（消白金以沃灌靷环，作环以相接续），文茵（车中所坐虎皮褥）畅（长也）毂，驾我骐（骐文）？（马左足白）。

　　朱熹曰：“凡车之制，广皆六尺六寸，其平地任载者为大车则轸深八尺，兵车则轸深四尺四寸，故曰小戎。”

　　臣按：《六月》之元戎，天子之车；《秦风》之小戎，诸侯之车，二车皆所谓兵车用以战者也。

　　《周礼》：巾车（车官之长），革路（挽之以革而漆之）龙勒（以龙文饰马勒），条（读为条）缨五就（其樊缨以条丝饰之而为五匝），建大白（殷之旗名）以即戎。

　　臣按：巾车之职王之五辂，曰革路，兵车也。

　　车仆掌戎路之萃（犹副也）、广车之萃、阙车之萃、苹（犹屏也）车之萃、轻车之萃。

　　郑玄曰：“此五者皆兵车，所谓五戎也。戎路，王在军所乘也；广车，横乘之车也；阙车，所谓布阙之车也；苹犹屏也，所用对敌自蔽隐之车也；轻车，所用驰敌致师之车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巾车所掌者五戎之正，此所掌者五戎之副也。古者车战之法，每车甲士三人、步卒七十二人，二十四人居前，左右各二十四人，居前者战，左右者挟辕，常相更番，后又二十五人为一队，去车二十五步，所谓炊家子，守衣装、厮养、樵汲者也，行则以车为卫，居则以车为营，一车一间，又有倅车以备不测焉。盖车战之法为不可败之计，有倅车以为之副贰，万一或败，不至仓皇无备也。

　　《考工记》：车有六等之数，车轸（舆后横木）四尺，谓之一等；戈柲（柄也）六尺有六寸，既建而迤（著戈于车斜倚也），崇（高也）于轸四尺，谓之二等；人长八尺，崇于戈四尺，谓之三等；殳长寻（八尺曰寻）有四尺，崇于人四尺，谓之四等；戟常（倍寻曰常），崇于殳四尺，谓之五等；酋（近也）矛常有四尺，崇于戟四尺，谓之六等，车谓之六等之数。

　　郑玄曰：“此所谓兵车也，殳长丈二，戈、殳、戟、矛皆插车？之旁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五兵之用，远则弓矢射之，近则矛句之，句之矣然后殳击之、戈戟刺之，《司马法》曰：“弓矢围，殳、矛守，戈、戟助。凡用兵者皆长以卫短，短以救长。”今此戈、殳、矛、戟皆置之车旁，不言弓矢者，乘车之人佩之也。

　　《左传》：隐公九年，北戎侵郑，郑伯御之，患戎师，曰：“彼徒（步兵）我车，惧其侵轶（突也）我也。”公子突曰：“使勇而无刚者尝（试也）寇而速去之，君为三覆（伏兵也）以待之，戎轻而不整，贪而无亲，胜不相让，败不相救，先者见获必务进，进而遇覆必速奔，后者不救则无继矣，乃可以逞。”从之。戎人之前遇覆者奔，祝聃（郑大夫）逐之，衷戎师，前后击之，尽殪（死也），戎师大奔。

　　孔颖达曰：“前后及中三处受敌者，前谓第一伏，逆其前也；后谓祝聃与后伏，逐其后也；中谓第二伏，击其中也。衷戎帅者，谓戎师在三伏之中。”

　　宣公十二年，邲之战，栾武子（晋大夫）曰：“楚军之戎分为二广（音旷），广有一卒，卒偏之两，右广初驾，数及日中，左则受之，以至于昏，内官序当其夜以待不虞，不可谓无备。”

　　楚子为乘广，三十乘分为左右，右广鸡鸣而驾，日中而说（舍也），左则受之，日入而说。许偃御右广，养由基为右；彭名御左广，屈荡为右。（十二年）

　　杜预曰：“十五乘为一广，《司马法》百人为卒，二十五人为两，车十五乘为大偏，今广十五乘亦用旧偏法，复以二十五人为承副。”

　　孔颖达曰：“右广鸡鸣初驾，数及日中则左广受而代之，以至于昏，此昼日事也。其内官亲近上者为次序以当其夜，若今宿直递持更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李靖谓：“楚子乘广三十乘，广有一卒，卒偏之两。军行右辕，以辕为法，故挟辕而战，皆周制也。百人曰卒，五十人曰两，此是每车一乘用士百五十人，比周制差多尔。周一乘步卒七十二人、甲士三人，以二十五人为一甲，凡三甲共七十五人。楚山泽之国，车少而人多，分为三队则与周制同矣。”

　　成公七年，楚巫臣使于吴，以两之一卒适吴，舍偏两之一焉，与其射御，教吴乘车，教之战陈，教之叛楚，置其子狐庸焉使为行人于吴。

　　陈祥道曰：“古者之用兵也，险野人为主，易野车为主，则险野遣挥贸刀阓饔谌耍滓胺？不用人而主于车。车之于战，动则足以冲突，止则足以营卫，将卒有所芘，兵械、衣裘有所赍，《诗》曰‘君子所依，小人所腓’，则车之为利大。昔周伐郑为鱼丽之陈，先偏后伍，伍承弥缝；桓邲之战，楚军之戎分为二广，广有一卒，卒偏之两。楚巫臣使于吴，以两之一卒适吴，舍偏两之一焉。考之《周礼》，五伍为两，四两为卒，《司马法》二十五人为两，百人为卒，卒两则人也，偏则车也。杜预十五乘为大偏，九乘为小偏，其尤大者又有二十五乘之偏，则周鱼丽之偏二十五乘之偏也，楚二广之偏十五乘之偏也，巫臣所舍之偏九乘之偏也。先偏后伍，伍从其偏也，卒偏之两，两从其偏也，先其车足以当敌，后其人足以待变，则古者战车之法略可知也。”

　　昭公元年，晋中行穆子败无终（山戎）及群狄于大原，崇（聚也）卒也将战，魏舒曰：“彼徒我车，所遇有厄（险也），以什（更以十人）共车，必克，因诸厄，又克，请皆卒，自我始。”乃毁车以为行（步陈），五乘为三伍，荀吴之嬖人不肯即卒，斩以徇，为五陈（即两伍专参偏也）以相离，两于前、伍于后，专为右角，参为左角，偏为前拒，以诱之。翟人笑之，未陈而薄之，大败之。

　　李靖曰：“荀吴用车法尔，虽舍车而法在其中。一为左角，一为右角，一为前拒，分为三队，此一乘法也，千万乘皆然。按曹公《新书》云：‘攻车七十五人，前拒一队，左右角二队，守车一队，炊子十人，守装五人，厩养五人，樵汲五人。’大率荀吴之旧法也。又观汉魏之间军制，五车为队，仆射一人；十车为师，率长一人；凡车十乘，将吏二人，多多仿此。以今法参用之，则跳荡，骑兵也；战锋队，步骑相半也；骑队，兼车乘而出也。臣西讨突厥，越险数千里，此制盖未敢易。盖古法节制，信可重也。”

　　马端临曰：“兵虽曰凶器，然古之以车战，其坐作进退整暇有法，未尝掩人之不备而以奇取胜也。故韩厥遇齐侯则奉觞加璧，却至遇楚子则免胄趋风，可以死则为子犨之请矢，可以无死则为庾公之叩轮，所谓杀人之中又有礼焉，虽春秋伯国之君臣，其志在于争城争地，然于敌之人，初不迫于险固如此。至戎狄之侵中国则云合鸟散，轻进易退，于是乎车之雍容不足以当其徒之慓疾，遂至舍车而用徒，然彼长于徒、我长于车，舍吾之长技而与之搏，是以兵予敌也，故必设覆以诱之，未陈而薄之，然后可以取胜，而车战之法废矣。秦汉以后之用兵，其战胜攻取者大概皆如郑之御戎、晋之败狄耳，何尝有堂堂正正之举乎？”

　　臣按：车战之法，中国与中国人战之法也，何也？彼此皆用车战而相遇于平原旷野之地，故可用堂堂之陈、正正之旗。若夫中国与夷狄战，其地则险阻也，其人则步与骑也，吾之车之布也不成列，其动也不能行，是坐以待困也，幸而不败可矣，而欲用之以克捷取胜，不亦难哉。自车法不行之后，后世之用车者如卫青、李陵之类，皆不过用以赍载而已也，不然则用以御虏之冲突，未有能用之明明以取胜也。且三代之世分为列国，故常有疆场之事，以中国与中国战则车固在所用也，若夫罢侯置守之后，四海一家，不幸而盗贼窃发，制之于早易与耳，所以养兵卒以备征伐者，大抵为四夷，当用我所长以格之御之，不使入吾境斯可矣，所谓车战之法实无所用之，政不必慕复古之名而为此不急之务也。或曰用之出境，以越险隘攻夷狄，车法似不可用，若夫用之以守中国之地，何不可之有？臣谓车战之法，我用而彼亦用之，地有不平，物有所柅，非独我不可行而彼亦不能行矣，如此而用车，何不可之有？惟我用之而彼不用，彼以万人之众穿地以为长沟，沟之上积以所起之土，不日而成，则吾之轮有所柅、马有所制而不得行矣。

　　汉夏侯婴破李由军于雍丘，以兵车趣战，疾破之。

　　武帝时，卫青军出塞击匈奴，以武刚车自环为营而纵五千骑往当匈奴。

　　李陵击匈奴，与单于相值，围陵军，陵居两山间，以大车为营，引士出营外为陈连战。

　　马端临曰：“车战之制，汉尚用之，然详考其辞，则是以车载糗粮器械，止则环以为营耳。所谓甲士三人，左持弓、右持矛、中执绥之法已不复存矣。”

　　晋马隆击鲜卑，树机能以众数万据险拒之，隆以山狭隘，乃作偏箱车，地广则为鹿角车营，路狭则为木屋施于车上，转战而前行千余里，杀伤甚众，遂平凉州。

　　李靖曰：“偏箱、鹿角，兵之大要，一则治力，一则拒前，一则束部伍，三者迭相为用，斯马隆得古法深矣。”

　　臣按：古者车制用四马驾之，每车用甲士三人、步卒七十五人，其制太大，利于守而不利于战，可以行近而不可以行远，行易地则易而险路则难，体制重而转动为艰，一车之费动至千百，成造非一二日可具，且人皆不用而我用之，非独用之战陈为难，则虽行之大陆通逵亦有所杌裛者矣。惟晋马隆所谓偏箱车，地广则用鹿角车营，路狭则为木屋施于车上，且战且前，所谓鹿角车营者，以车为营而人居其中，架枪刀于车上如鹿角然也。今其制虽不可考，然自古车皆有两箱而此车独以偏箱名，则其偏为一箱可以意推矣，盖大箱者大车也，一箱者小车也，惟其车之小，故可行于狭隘之地而且战且前焉。臣观今世有独轮车，民间用以般运者，一夫推之而或用一二人以前挽，似亦可以为战具，然其制亦为两箱，偏载则倾欹，推行颇迟滞。臣家岭南，尝经行海北地，其所造小车独轮无箱，若因其制而改以为战车，一可以战，二可以前拒，三可以为营，四可以冲突，五可以载军装，六可以舁病卒，且其费不多，千钱以下可具一车，中途有损，不用匠而可修，逢险阻则舁以行，遇急难则弃而去，大率一车用卒五人，一人推而二人挽，二人执兵仗以辅之，凡五人者之食具、衣装皆载其中，中途有一人病者则以人舁物而以车载人，夜则环列以为营，可免士卒夜夜立栅挑堑之扰。其车之式具于分注，乞下有司计议，如有可采，行下工曹依式制造，就令队伍中二十五人为五车，其于成法无有变更，其于行军不为无助（其车之式，用两木围九寸、长九尺者为辕，辕之首斜弯而起中以受轴，为独轮，其轮径二尺有五寸，以板为之而不设辐，中为死毂，又于施轮处前后五六寸许两辕上各加一横木，前二后三，又于后横木近轮处斫为二孔，用二小弯木条置其孔中，引而屈之如弓状，绳缚其端于前横木上，有所载则以绳系于其上，又于轮之后两辕下用木为足，与轴等其后，横木上施软蓐以为坐席，席之下两足间施竹箪以盛食器，军中刁斗用毕亦载其中。其辕首交合处其高准马胸〔用人手取之为准〕，铸铁为利器如耕犁样，冒于交辕之首，临战用以当敌之马胸也。去辕首尺许又横施一铁条，长尺三四寸许，上列齿以架刀枪，两辕之旁其前后各为铁镮四〔左右各二〕，前系铁锁，后系铁钩，联车为营之际，前镮相去稍远，则用锁系之于镮，后辕紧相挨傍，则以铁钩搭其镮，彼此相维以为固，又于后镮之次左右各加以一大镮，驻车时用刀或枪贯镮中而立焉，彼两军交锋之际则列于前以拒马以代鹿角，敌来冲突一夫推之而前，四卒各执刀枪以夹持之，趋前以当其马胸。又用木或革为折叠牌立于车上以蔽推车者，大抵其车不用雕饰，其不可施斧斫处只用麻绳缚扎，每车上各具刀、斧、斫各一及板木、绳钉之类，以备急用）。

　　唐大历中，马燧为河中节度使，造战车冒以狻猊象，列戟于后，行以载兵，止则为陈，或塞险厄以遏奔冲，器械无不犀利。

　　臣按史，马燧此车即哥舒翰所用以收黄河九曲者也，范仲淹亦尝以此车请造于朝。

　　宋真宗咸平中，吴淑上疏请复古车战之法，谓：“夫人平居犹必谨藩篱、固关键以备不虞，何况当敌人之战陈、御突骑之轻慓而无蔽护哉？夫人之被甲铠所以蔽护其身也，而战之用车亦一乘之甲铠也，夫鳞介之虫，肌肉在内、鳞介在外，所以自蔽，岂可使肌肉居外而鳞介反在内乎？夫用车以战亦一乘之鳞介也，故可以行止为营陈，贼至则敛兵附车以拒之，贼退则乘胜出兵以击之，用奇掩袭，见可以进，故出借此为所归之地，入则以此为所居之宅，故人心有所依据，不惧敌骑之陵突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淑之车制，取常用车接其衡尼，驾以牛，布为方陈，此但可用之平地，而施于险阻恐未易行也。其后至和中有郭固车战法，嘉祐中有章询陈脚兵车，治平中有黄怀信万全车，后李纲又上车制图，王大智造霆电击车，然而卒不见于用，用者亦未闻有战胜之效，有则史书之矣。宋失西北二边之险而以平原旷野为边，尚未闻以车战取胜，况今日之边皆临崇山峻岭、浮沙积石也哉？其车之大者决不可用也，无轻信人言，耗民财、费工力以为无益之事。

　　李纲言：“步不足以胜骑，而骑不足以胜车，请以车制颁于京东西路，使制造而教习之。”因绘图进呈，其法用统制官张行中所创两竿双轮，上载弓弩，又设皮篱以捍矢石，下设铁裙以卫人足，长兵御人，短兵御马，傍施铁索，行则步以为陈，止则联以为营，每车用卒二十有五人，四人推竿以运车，一人登车以发矢，余执军器夹车之两傍，每军二千五百人，以五之一为辎重及卫兵，余当车八十乘，即布方陈，则四面各二十乘而辎重处其中，诸将皆以为可用。

　　臣按：李纲建此议盖在金人侵汴之时也，所谓京东西路在今山东、河南、湖北之境，盖此等兵车止可用于平原旷野，而边塞之间、险阻之地恐未必皆宜。

　　魏胜创为如意战车，上为兽面木牌，大枪数十，垂毡幕软牌，每车用二人推毂，可蔽五十人，行则载辎重器甲，止则为营，挂搭如城垒，人马不能近，遇敌又可以御箭镞，列陈则如意车在外，以旗蔽障，弩车当陈门，其上置床子弩，矢大如斫，一矢能射数人，发三矢可数百步，炮车在陈中，施火石，炮亦二百步，两陈相近则陈间发弓弩箭炮，近陈门则刀斧枪手突出，交陈则出骑兵两向掩击，拔陈追袭，少却入陈间稍憩，进退俱利，伺便出击，虑有拒遏，预为解脱计。

　　臣按：兵车乃古者常战之具，闭门造车，出门合辙，彼此同一其制焉。后世则人自为之制，随其时势用其智巧而创为之，不拘拘于古法，然善用之者则亦可以取胜。魏胜所制之车，其制今不可考，然大率有三，曰如意战车、曰弩车、曰炮车，今不必尽如其制，诚能推求其故而以意消息之合三者以为一，制为人推之车，数人之力可将者，树牌垂毡、列枪驾炮，每两必须蔽数十人，略如胜所制者，每边城制三五百两，岁遇农作之时运置田所障蔽，官军俾得耕获，战以为陈，居以为营，收获以为载，不为无益。（以上车法）

　　《通典》：黄帝制陈法。

　　李靖曰：“黄帝始立丘井之法，因以制兵。故井分四道，八家处之，其形井字，开方九焉，五为陈法，四为间地，此所谓数起于五也。虚其中，大将居之，环其四面，诸部连绕，此所谓终于八也。及乎变化制敌，纷纷纭纭，斗乱而法不乱，浑浑沌沌，形圆而势不散，所谓散而成八，复而为一也。”

　　独孤及曰：“黄帝受命之始，顺杀气以作兵法，文昌以命将，握机制胜，作为陈图。夫八宫之位正则数不愆神不忒，故八其陈所以定位也，衡抗于外，轴布于内，风云附其四维，所以备物也，虎张翼以进，蛇向敌而蟠，飞龙翔鸟，上下其势以致用也，至若疑兵以固其余地，游车以按其后，列弛张则一广失，举掎角则四奇皆出。”

　　臣按：陈法说者谓其为黄帝所作，亦犹世人谓医书出于轩岐，虽未必然，而历代名医用之以已疾而取效也多矣，八陈之作未必是黄帝所作，然后世之善用兵者如诸葛亮、李靖之徒皆本之以立战陈，或建之为图，或笔之于书，可考也。大凡天下事必有定法，法不定而能成事者未之有也，朱熹曰：“陈者定也，八陈图中有奇正，前面虽未整，猝然遇敌，次列便已成正军矣。”蔡元定曰：“譬如一十分雄壮之人与一四五分力人厮打，雄壮人只有力而四五分人却识相打法，对副雄壮之人更不费力，只指点将去，可见八陈之法有以寡敌众之理。”观朱、蔡二子之言，则陈法与争战不为无益矣，故载之。

　　《夏官》：中春教振旅，司马以旗致民（立旗期民于其下），平列陈如战之陈。中夏教茇舍，如振旅之陈。中秋教治安，如振旅之陈。

　　臣按：司马中春教振旅如战之陈，盖必国之所用以战者，其布列方位、弥缝偏伍、分合坐作、进退疾徐皆有一定之号令方法，故于仲春之日教民以振旅，其所演习者一皆如临战对敌之时也，故曰如战之陈。至于夏之茇舍、秋之治兵，又一皆如春之振旅焉。是故今日之所以教也者即前日之所已用也者，教之于闲暇者此法也，用之于临敌者亦此法也。

　　《曲礼》：前有水则载（音戴）青旌，前有尘埃则载鸣鸢（鸱属），前有车骑则载飞鸿，前有士师则载虎皮，前有挚兽则载貔貅。

　　郑玄曰：“戴，谓举于旌首以警众也。礼，君行师从，前驱举此则士众知，所有、所举各以其类象。”

　　孔颖达曰：“王行宜警备，善恶必先知之，又军陈卒伍行则并衔枚，无喧声，若有非常不能传道，且人众广远，难可周遍，故前有变异则举类示之，左传曰‘前茅虑无’是也。青旌，谓画为青雀于旌上，举示之，军士望见则知前值水也。鸢鸣则风生，风生则尘埃，起故前有尘埃则画鸱于旌首而戴之，不言旌从可知也。雁行列与军骑相似，故前有车骑则画鸿于旌首而戴之。虎威猛，兵众之象，若前有兵众则举虎皮于竿首。挚兽，猛而能挚，谓虎狼之属，貔貅是一兽，亦有威猛，若前有猛兽则举此貔貅，皆欲使众见以为防也。”

　　臣按史，宋曹翰遣五骏骑为斥候，授以五色旗，人执其一，前有林木则举青旗，烟火举赤旗，虏寇举白旗，陂泽举黑旗，丘陵举黄旗，虽不拘拘于古而得古人前茅虑无之意，且简以易知，行军者不可不知也。

　　行，前朱雀而后玄武，左青龙而右白虎，招摇在上，急缮其怒。

　　郑玄曰：“以四兽为军队，象天也。招摇星，在北斗杓端主指者。急犹坚也，缮读曰劲。又画招摇星于旌旗上，以坚劲军中之威怒。”

　　孔颖达曰：“此明军行象天而作陈法也。朱雀、玄武、青龙、白虎，四方宿名也。招摇，北斗第七星也。北斗居四方宿之中，以斗末从十二月建而指之，则四方之宿不差。军行法之既张四兽于四方，而摽招摇于中，上以指正四方，故军旅士卒起居举动坚劲奋怒，象天之行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先儒谓军之耳目在旗鼓，故以朱、玄、青、白以别其方色，所以用众也。先王之征伐非私怒也，致天讨而已，故随四方之色绘四方之宿，而各寓以其所象，而摽北斗于其中，以见奉天致讨之义。

　　进退有度，左右有局，各司其局。郑玄曰：“度谓伐与步数。局，步分也。”

　　孔颖达曰：“左右有局者，军中在左在右各有部分，不相滥也。各司其局者，军行须监领，各有所司部分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进退有度，左右有局，各司其局，凡行军之法皆不外乎此，无度无局则不成军矣。

　　《左传》：桓公五年，王（周恒王）以诸侯伐郑，郑伯御之，曼伯为右拒，祭仲足为左拒，原繁、高渠弥以中军，奉公为鱼丽之陈，先偏后伍，伍承弥缝。

　　杜预曰：“《司马法》车战二十五乘为偏，以车居前，以伍次之，承偏之隙而弥缝其阙漏也，五人为伍，此盖鱼丽陈法。”

　　李靖曰：“按《春秋》，鱼丽陈先偏后伍，此则车徒无骑，谓之左右拒，言拒御而已，非取出奇胜也；晋荀吴伐狄，舍车为行，此则骑多为便，唯务奇胜，非拒御而已。”

　　臣按：杜氏所谓车战二十五乘为偏，《司马穰苴兵法》之文也；五人为伍，《周礼》司马之文也，战陈之法见于经传者始此。

　　桓公八年，楚子伐随，随侯御之，望楚师，季梁曰：“楚人上左，君必左，无与王遇，且攻其右。右无良焉，必败，偏败众乃携矣。”少师曰：“不当王非敌也。”弗从，战于速杞，随师败绩。

　　苏洵曰：“管仲谓攻坚则瑕者坚，攻瑕则坚者瑕。呜呼，不从其瑕而攻之，天下皆强敌也。范蠡曰‘凡陈之道，益左以为牡，设右以为牝’，春秋时楚伐随，季梁教随侯攻其右无攻其左，以左乃楚王之所在，强兵在焉，盖一陈之间必有牝牡左右，要当以吾强攻其弱尔。”

　　唐太宗曰：“吾自兴兵习观行陈形势，每战视敌强其左，吾亦强吾左，弱其右，吾亦弱吾右，使弱常遇强、强常遇弱，敌犯吾弱，追奔不过数十百步，吾击敌弱，常突出自背反攻之，以是必胜。后之庸将既不能处其强弱以败，而又曰‘吾兵有老弱杂其间，非举军精锐，以故不能胜’，不知老弱之兵，兵家固亦不可无，无之是无以耗敌之强兵而全吾之锐锋，败可俟矣。故智者轻弃吾弱而使敌轻用其强，忘其小丧而志于大得，夫固要其终而已。”

　　臣按：强弱兵家之常势，胜败兵家之常事，惟在要其终而已矣。

　　宣公十有二年，蒍敖为宰，择楚国之令典，军行右辕（在军之右者挟辕为战备），左追蓐（在左者追求草蓐为宿备），前茅虑无（茅，明也，在前者明为思虑其所无之事），中权（中军制权）后劲（后以劲兵为殿），百官象物而动（象其物类无妄动也），军政不戒而备。

　　杜预曰：“在军之右者挟辕为战备，在左者追求草蓐为宿备，盖楚陈以辕为主也。虑无，如今军人前有斥候伏，皆持以绛及白为幡，备虑有无也。”

　　孔颖达曰：“茅，明也。在前者明其为思虑所无之事，恐卒有非常，当预告军中兵众，使知而为之备也。”庄公四年，楚武王荆尸，授师子焉以伐随。

　　杜预曰：“尸，陈也；荆亦楚也，更为楚陈兵之法。子，戟也，楚始于此参用戟为陈。”

　　臣按：随武子所谓荆尸而举，则是荆尸之法创于庄公，至宣公时又举行之也。夫楚子以诸侯之国处荆蛮之地，其行师有纪律如此，士会所以谓之能用兵而不可敌也，况有天下之大，奉天讨以行天诛，孰能御之哉？

　　昭公二十一年，公子城以晋师至救宋，与华氏战于赭丘（宋地），郑翩愿为鹳，其御愿为鹅。杜预曰：“郑翩，华氏党。鹳、鹅皆陈名。”

　　臣按：荆尸，楚之陈名；鱼丽，郑之陈名；鹳鹅，即物以为名，其布置之形状殆或类之与。

　　以上论战陈之法（上）
　

卷一三四

　　▲战陈之法（下）

　　《通典》：司马穰苴曰：“五人为伍，十伍为队，一军凡二百五十队，余奇为握奇，故一军以三千七百五十人为奇兵，队七十有五，以为中垒。守地六千尺，积尺得四里，以中垒四面乘之，一面得地三百步，垒内有地三顷，余百八十步，正门为握奇大将军居之，六纛、五麾、金鼓、府藏、辎积皆中垒。外余八千七百五十人，队百七十五，分为八陈，六陈各有千九十四人，六陈各减一人以为陈之部署，举一军则千军可知。”

　　苏轼曰：“《司马法》曰：‘五人为伍，五伍为两，万二千五百人为军二百五十，取三焉而为奇，其余七以为正，四奇四正而八陈生焉。’夫以万二千五百人而均之八陈之中，宜其有奇而不齐者，是以多为之曲折以尽其数，以极其变，钩联蟠屈各有条理。”

　　臣按：凡兵者有四正四奇，皆合而为一，或离而为八，是曰八陈，故以正合为奇胜也。大抵穰苴之法即古司马之法，其队伍营垒、坐作进退之度皆有所本，世谓之穰苴陈法，陈法者所以训齐士卒使其上下如一，前后左右、进退周旋如身之运臂、臂之使指，无不如意也。

　　《孙子》曰：善战者其势险，其节短，势如广弩，节如发机。纷纷纭纭，斗乱而不乱也；浑浑沌沌，形圆而不可散也。

　　李靖曰：“臣修其术，凡立队相去各十步，驻队去师队二十步，每隔一队立一战队。前进以五十步为节，角一声诸队皆散立，不过十步之内，至第四角声，笼枪跪坐。于是鼓之，三呼三击，三十步至五十步以制敌之变，马军从背出，亦五十步临时节止。前正后奇，观敌如何，再鼓之则前奇后正，复邀敌来，伺隙捣虚。”

　　吴起教战之令，短者持矛戟，长者持弓弩，强者持旌旗，勇者持金鼓，弱者给厮养，智者为谋士。乡里相比，什伍相保，一鼓整兵，二鼓习陈，三鼓趣食，四鼓严办，五鼓就行。闻鼓声合，然后举旗。

　　臣按说者，孙吴兵法主于权谲，非王者之师，然其计谋虽有诡诈，而其行军布陈之法则多有可取。蜀诸葛亮推演八陈图，咸得其要。

　　杜牧曰：“数起于五而终于八，今夔州诸葛武侯以石纵横八行为方陈，奇正之出皆生于此，奇亦为正之正，正亦为奇之奇，彼此相用，循环无穷也。诸葛出斜谷，以兵少但能用六数，今盩厔司竹园乃有旧垒，司马懿以四十万步骑不敢决战，皆知其能也。”

　　朱熹曰：“陈图自古有之，《周官》所谓如战之陈，盖是此法。《握机》文虽未必风后所作，然由来须远。武侯立石于江边，乃是水之回洑处，所以水不能漂荡，其择地之善、立基之坚如此，此其所以为善用兵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亮至南中生致孟获，使观于营陈之间，纵使更战，七纵七擒，获曰“公天威也”；司马懿按行营垒，叹曰“天下奇材”，由是观之，武侯所置之陈诚非偶然也。至今鱼复平沙上垒石八为行，相去二丈，凡六十四厓，晋桓玄见之，谓为常山蛇势，说者谓玄妄言耳。呜呼，“神兵非学到，自古不留诀，至人心已悟，后世徒妄说”，苏氏之言有自哉。

　　唐太宗问李靖曰：“卿所制六花陈法出何术乎？”靖对曰：“臣所本诸葛亮八陈法也。大陈包小陈，大营包小营，隅落钩连，曲折相对。古制如此，臣为图因之，故外画之方，内环之圜，，是成六花，俗所号耳。”太宗曰：“内圜外方，何谓也？”靖曰：“方生于正，圜生于奇，方所以矩其步，圜所以缀其旋，是以步数定于地，行缀应于天，步定缀齐则变化不乱。八陈为六，武侯之旧法焉。”

　　太宗曰：“天、地、风、云、龙、虎、鸟、蛇，斯八陈何义也？”靖曰：“传之者误也。古人秘藏此法，故诡设八名尔。八陈本一也，分为八焉，若天、地者本乎旗号，风、云者本乎幡名，龙、虎、鸟、蛇者本乎队伍之别。后世误传，诡设物象，何止八而已乎？”

　　太宗曰：“五行陈如何？”靖曰：“本因五方色立此名，方、圆、曲、直、锐，实因地形使然，凡军不素习此五者，安可临敌乎？”

　　朱熹曰：“八陈之法，每军皆有用处，天冲、地轴、龙飞、虎翼，蛇、鸟、风、云之数各为一陈，有专于战斗者，有专于冲突者，又有缠绕之者。”

　　又曰：“古来许多陈法，遇征战亦未必用得，所以张巡用兵未尝仿古兵法，不过使兵识将意、将识士情，盖未论临机应变方略不同，只如地圆则须布圆陈，地方则须布方陈，亦岂容概论也？”

　　臣按：史称靖舅韩擒虎每与论兵，辄叹曰：“可与语孙吴，非斯人而谁？”其后仕唐为大将，平萧铣于江陵，获辅公槊于丹阳，禽颉利，平吐谷浑，太宗谓古韩、白、卫、霍无以加，则是靖自用其法有实效矣。说者谓靖与太宗问对之书乃宋阮逸假托而作，考宋仁宗命王震校正武经已有其书，岂其然哉？

　　宋仁宗曰：“黄帝始置八阵法败蚩尤于涿鹿，诸葛亮造八陈图于鱼复平沙之上，垒石为八行，此即九军陈法也。后至韩擒虎深明其法以授其甥李靖，靖以时遭久乱，将帅通达其法者颇多，故造六花陈以变九军之法，使世人不能晓之。大抵八陈即九军，九军者方陈也；六花陈即七军，七军者圆阵也。盖陈以圆为体，方陈者内圆而外方，圆陈则内外俱圆矣。故以方圆物验之，则方以八包一，圆以六包一，此九军六花之陈大体也。六军者，左右虞候军各一军，为二虞候军；左右厢各二军，为四厢军，与中军共为七军。八陈者加前后二军，共为九军。朕采古之法，酌今之宜，曰营曰陈本出乎一法而已，止则曰营，行则曰陈，奇正言之则营为正、陈为奇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自古出师必有营有陈，止而无营则无以自守，行而无陈则无以制敌。《周礼》大司马四时之教，中春振旅，执鼓、铎、镯、铙以教坐作、进退、徐疾、疏数之节；中秋治兵，所载旗物若太常旗、昚、、壒之属；中冬大阅，所以立表陈车徒，坐作、驰行，三时之教皆所以习为陈法也。若夫中夏之茇舍，谓之茇舍者，茇如召伯所茇之茇，茇之为言草止也，其所以撰车徒、读书契、辨号名，而凡门名县鄙各以其名，百官各象其事，以辨军之施事，盖三时之教教以行陈之法也，夏时之教教以止营之法也。周之制不可详，惟今世兵家所传陈法，虽未必如武侯、卫公之旧，然亦未尝无所本者也。夫时势不同，面势不一，地之险易既有所限，卒之多寡复有不齐，而又敌有强弱、智愚、勇怯之不同，有不可一概而论者，所谓陈法未必皆一一可用，如古人所云者也。然用之虽在乎应机，然习之则在乎有素，譬之学奕然，局面虽不可豫料，而行动机变则不可不预知也。知之固未必尽皆可行，然非熟之于目、得之于手，则亦岂能应之以心哉？臣请命知兵事大臣将古人陈法详加审定，隐括以为图，条陈以为说，使人人易晓，然后诏武臣俾其按图布陈，使六军之士皆习熟于耳目见闻之间，晓了于心口意虑之际，一旦有事，大将有所谋为处置，上得所依循，下知所指示，而行之不难矣。

　　宋吴昵立垒陈法，每战以长枪居前，坐不得起，次最强弓，次强弩，跪膝以俟，次神臂弓，约贼相搏至百步内则神臂先发，七十步强弓并发，次陈如之。凡陈以拒马为限，铁钩相连，俟其伤则更代之，遇更代则以鼓为节，骑两翼以蔽于前，陈成而骑退，谓之叠陈。

　　朱熹曰：“大要临陈在番休递上，分一军为数替，将战则食第一替人，既饱遣之入陈，便食第二替人，第一替人力将困，即调发第二替人往代，第三替亦如之，只管如此更番，则士常饱健而不至于困乏。张柔直守南剑退范汝为用此法，方汝为之来寇也，柔直起乡兵与之战，令城中杀羊牛豕作肉串，仍作饭，分乡兵为数替，以入陈之先后更迭食之，士卒力皆有余，遂胜汝为。又刘信叔顺昌之胜，大概亦是如此，时极暑，探报人至，云敌骑至矣，信叔令一卒擐甲立之烈日中，少顷问甲热乎，曰：‘热矣。’‘可着手乎？’曰：‘热甚，不可着手矣。’时城中军亦不多，信叔尝有宿戒，遇战则分为数替，于是下令军中依次饮食，士卒更番而上，又多合暑药，往者归者皆饮之，故能大败敌人。盖方我甲士甲热不堪着手，则敌骑被甲来者其热可知，又未免有困馁之患，于此击之，是以胜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朱子所论张觷、刘锜所以破敌者，皆是更休之法，昵之叠陈法亦是更代，但昵是俟其伤而更代之。夫二人者皆是立为定法，预分其人为班次而更休之也，然昵以鼓为节，则敌知我更代之期，或生他计，宜于未战之先，某队以某人为初班替某人，其次班、三班亦如之，别为暗号，使其潜自更替之，为无患也。吴昵谓其叠陈法乃古束伍令，束伍令见兵法《尉缭子》，今考之不合，不知何据而云然。（以上陈法）

　　《史记》：武王即位九年，东伐以观诸侯集否。师行，师尚父左杖黄钺、右把白旄以誓曰：“苍兕苍兕，总尔众庶，与尔舟楫，后至者斩。”遂至盟津。

　　马融曰：“苍兕，主舟楫官。”

　　臣按：此古人用舟师之始。考《齐世家》，太公会舟楫于盟津，则舟师自武王时已有之，盖以济河也。其后春秋时孟明济而焚舟，亦皆在乎河，然亦暂以济尔，非若吴楚之人用之则专以战焉。昔人谓吴人以舟楫为舆马，以江海为平道，是其所长，吴人以舟师伐楚，又越军、吴军舟战于江，伍子胥对阖闾以船军之教，比陆军之法，大翼者当陆军之车，小翼者当轻车，突冒者当冲车，楼船者当行楼车，走舸者当轻走骠骑。公输般自鲁之楚为舟楫之具，谓之钩拒，退而钩之，进则拒之。又以历代史考之，舟师可以进战之处，东南之师趋三齐者自淮入泗而止，刘裕伐南燕，舟至下邳是也；趋河北者自汴入河而止，桓温伐燕至枋头是也，舍舟登陆尚得半利；趋关中者自河而入，径至长安，王镇恶以蒙冲小舰至渭桥是也，水陆并进可得全利，此皆以舟师进者也。若夫舟师可以守之处，塞建平之口使自三峡者不得下，此王浚伐吴、杨素伐陈之路也；据武昌之要，使自汉水者不得进，此何尚之所谓津要根本之地也；守采石之险使自合肥者不得渡，盖韩擒虎尝因以灭陈也；防瓜步之津使自盱胎者不得至，盖魏大武欲道此以寇宋也，扼其要害使不得进，此皆以舟师守者也。

　　《左传》：襄公二十四年，楚子为舟师以伐吴。

　　昭公十七年，吴伐楚战于长岸，大败吴师而获其乘舟余皇（或作艎，舟名）。臣按：此南国用舟师见于史者始此。哀公十年，吴徐承（吴大夫）帅舟师，将自海入齐。

　　臣按：此战用海舟之始。吴之海道通齐，盖自春秋时已然矣。

　　汉武帝时，朱买臣言：“东越王居保泉山，更徙居大泽中，今发兵浮海，直指泉山，陈舟列兵，席卷南行，可破灭也。”乃拜买臣为会稽太守，诏买臣到郡治楼船、备粮食水战具。岁余，买臣受诏，与韩说俱击破东越。

　　臣按：西汉会稽郡治在今苏州，则吴之海舟可通闽久矣。臣尝因是而通考天下之海道，观秦运负海粟以给北边，及吴徐承帅舟师将自海道入齐，汉武伐东越亦自会稽以舟师入闽，则燕可至齐、齐可至吴、吴可至闽，盖自秦以前则已通行矣。然吴既可至闽，闽之至广尤易易然，臣于“制国用”条尝请复元人海运，今日诚能用军三四万人、舟三五千艘，由海道漕运因而教以水战，则东可以制朝鲜，南可以制交阯。噫，当元盛时而知为此备，则张士诚、方国珍岂敢称乱哉？惜乎当时惟以运粮而不习水战。

　　武帝时有楼船，有戈船，有下濑，有横海。江、淮、青、齐皆有楼船军，击南粤、救东瓯则用江淮、会稽楼船，灭朝鲜则用齐楼船，又开昆明池以习水战。

　　臣按：汉人之造舟以为战具，于凡边江海之处皆为楼船。臣窃以为，船谓之楼，其质必大，所费盖不赀也，有事而造之则缓不及事，无事而造之则贮之无用之地，岁久而自弊，弊而又造，则劳民费财多矣。臣请凡为运舟者必备战具，无事则用以漕，有事则用以战，岂不一举而两得哉？今沿海卫所造为备倭船只，岁岁督造而无一日之用，劳费无已，况操海舟与河舟不同，军不素练，一旦驱之登舟以战，彼方眩晕呕吐之不暇，又岂能御敌哉？况其舟中器具朽腐，仓卒岂能猝办，贼舟多而我舟少，其不能敌之决矣。臣请革罢此舟，备倭官军惟拒之使不登岸，不必追之可也。

　　魏曹操遗孙权书，欲治水军与之会猎于吴，张昭等曰：“操得荆州水军，蒙冲斗舰浮以沿江，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矣。”周瑜曰：“操舍鞍马，仗舟楫，远涉江湖，不习水土，禽操宜在今日。”瑜与先主进，与曹操遇于赤壁。瑜部将黄盖取蒙冲斗舰十艘，载燥荻枯柴，灌油其中，裹以帷幕，上建旌旗，预备走舸系于其尾。时东南风急，盖以十舰最著前，中江举帆，余船以次俱进，去北军二里余同时发火，火烈风猛，船往如箭，烧尽北船，延及岸上营落，烟焰涨天。瑜等率轻锐继其后，雷鼓大进，曹操军败退。

　　臣按：此古人焚敌舟之法。

　　晋武帝谋伐吴，诏王浚修舟舰，乃作大船连舫百二十步，受二千余人，以木为城，起楼橹，开四出门，上得驰马往来，又画筜首怪兽于船首以惧江神，舟楫之盛，自古无有。吴为铁锁横截江险，又作铁椎暗置江中，浚知状，乃作大筏数十，亦方百余步，缚草为人，令善水者以筏先行，遇铁椎辄著筏而去，又作大炬长十余丈、大数十围，灌以麻油，在船前，遇锁然炬烧断，于是顺风鼓棹，径造三山。

　　臣按：王浚造巨舟沿长江而下，其大至方百二十步、受二千余人，今长江故在，舟行往来者虽百斛之舟尚有胶于浅者，今晋舟如许之大，转动为难，要非良法也。

　　晋有指南舟。

　　臣按：今番舶于舵楼之下亦置盘针，盖凡舟皆用盘针于舟中以定方向，非专设为一舟也。

　　宋太祖开宝七年，命曹彬伐南唐。彬等发江陵，水陆并进，克池州，败唐兵于铜陵，遂次采石矶。初，唐池州人樊若水累举进士不第，遂谋归宋，乃渔钓采石江上，月夜乘小舟，载丝绳维南岸，疾棹抵北岸，以度江之广狭。寻诣汴上书，言江南可取状，请造浮梁以济师，宋主然之，遣内侍往荆湖造黄黑龙船数千艘，以大舰载大竹自荆渚而下，命丁匠营之，三日桥成。议者以为自古未有作浮梁渡江者，宋主不听。师南下，以若水为向导，既克池州，即用为知州。若水请试舟于石牌口，移置采石，梁成不差尺寸，宋师因之济江，若履平地。

　　臣按：自樊若水献量江为梁之策，而江面遂不可守，大抵据江为国者必得上流，敌者不得我之上流，若水此策亦无所施矣。然是策也非但可施于江，除大海外凡据水以为险者，我若得其上流，皆可潜遣人量其广狭以为浮筏，蔑不济矣。

　　高宗建炎四年，金乌珠入寇，韩世忠与相持于黄天荡。世忠以海舰进泊金山下，将战，世忠预命工锻铁相连为长绠，贯一大钩，以授士之骁捷者，平旦敌以舟噪而前，世忠分海舟为两道出其背，每缒绠则曳一舟而入，敌竟不得济。乌珠既为世忠所厄，欲自建康谋北归，不得去，或教以芦场地凿大渠二十余里，上接江口，在世忠之上，遂傍冶城西南隅凿渠，一夜渠成，次早出舟，金人悉趋建康，世忠尾击败之，敌终不得济。乃揭榜募人献所以破海舟之策，有教其于舟中载土以平板铺之，穴船板以浚桨，俟风息则出，江有风则勿出，海舟无风不可动也，以火箭射其蒻蓬，则不攻自破矣。一夜造火箭成，是日引舟出江，其疾如飞，天霁无风，海舟皆不能动，以火箭射海舟蒻蓬，世忠军乱，焚溺而死者不可胜数。世忠与余军至瓜步弃舟而陆，奔还镇江。

　　臣按：或人之教乌珠御宋人大舟之法，今仿而用之，亦可制倭人之巨舟。

　　绍兴五年，岳飞破杨太（一名幺）于洞庭。太时与刘豫通，负固不服，方浮舟湖中，以轮激水，其行如飞，旁置童竿，官舟迎之辄碎。飞伐君山木为巨筏，塞诸港汊，又以腐木乱草浮上流而下，择水浅处遣善骂者挑之，且行且骂，贼怒来追，则草木壅塞车轮，碍不得行，急击之，贼奔港中，为筏所拒，官军乘筏，张牛革以蔽矢石，举巨木撞其舟尽坏，太计穷赴水死。

　　臣按：舟之大者非风不行，而行风必以帆，帆之制非蒻叶与竹筏则布为之，以火箭射之无不焚者，然则如之何而可？曰杨幺之舟以轮激水，虽无风亦可行也，巧思者能师其意仿而制之，则虽无风不用帆亦可行矣。（以上舟师）

　　以上论战陈之法（下）
　

卷一三五

　　▲察军之情

　　《诗邶风击鼓》之首章曰击鼓其镗（击鼓声），踊跃（坐作击刺之状）用兵（戈戟之属）。土（土功）国（国中）城漕（卫邑名），我独南行。

　　朱熹曰：“《春秋》隐公四年，宋、卫、陈、蔡伐郑，正州吁自立之时，卫人从军者自言其所为，因言卫国之民或役土功于国，或筑城于漕，而我独南行，有锋（兵端）镝（矢锋）死亡之忧，危苦尤甚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本朝学士朱善曰：“役土功于国者此民也，筑城于漕者亦此民也，南行而平陈与宋者又此民也。先王之于民也，不得已而用之，则必先其所急，后其所缓，未闻众役并兴，罢民之力以逞己之志若斯之甚者也。是亦可谓忍矣，其卒至于败亡也宜哉。”吁，国风之诗皆出于闾巷之言，先王命官采民诗以观民风，民之言见于诗，为治者诚能因民之言而察民之心，所欲与聚，所恶勿施，王天下之大本在此矣，况征伐大事，又乌可咈民之情而必从己狸驹？

　　《王风君子于役》首章曰：君子（妇人目其夫之辞）于役，不知其期，昌至哉？鸡栖于埘（凿墙而栖曰埘），日之夕矣，牛羊下来。君子于役，如之何勿思！

　　朱熹曰：“大夫久役于外，其室家思而赋之，曰君子行役不知其反还之期，且今亦何所至哉？鸡则栖于埘矣，日则夕矣，牛羊则下来矣，是则畜产出入尚有旦暮之节，而行役君子乃无休息之时，使我如何而不思也哉！”

　　臣按：谢枋得曰：“雨雪霏霏，遣戍役而预言归期也；卉木萋萋，劳还率而详言归期也。四牡之使，宁几何时，劳之曰我心伤悲，吉甫在镐，不过千里，劳之曰我行永久，吾观先王之心，惟恐一人之劳苦，惟恐一人之怨咨，何也？不如是，非所以体群臣也。本于推己及物之恕，发而为序情闵劳之仁，岂有无期度者哉？今君子于役至于不知其期，仁恕之意泯然矣，由是推之暂时之役、近地之行犹不可以无期，矧以中土之人而为边鄙之戍，沙漠冱寒之塞、炎蒸瘴厉之乡，一籍边关，永无可归之期，则人之愁怨无聊也可知矣。居人上者恒念及此，其去也有常时，其归也有定限，知其苦而闵其情，加以恩而厚其赏，则彼虽艰苦万状，亦所甘心矣。唐末之祸起于庞勋桂林之戍不更，后世人主尚鉴之哉！”

　　《小雅采薇》首章曰：采薇（菜名）采薇，薇亦作（生出地也）止。曰归曰归，岁亦莫（晚也）止。靡（无也）室靡家，狁（北狄）之故。不遑（暇也）启（跪也）居，狁之故。其卒章曰：昔我往矣，杨柳（蒲柳）依依。今我来思，雨雪霏霏（雪甚貌）。行道迟迟（长远也），载渴载饥。我心伤悲，莫知我哀（详见真氏前书）。

　　朱熹曰：“此遣戍役之诗，以其出戍之时采薇以食而念归期之远也，故为其自言而以采薇起兴。曰采薇采薇，则薇亦作止矣，曰归曰归，则岁亦莫止矣，然凡此所以使我舍其室家而不暇启居者，非上之人故为是以苦我也，直以狁侵陵之故，有所不得已而然耳。盖叙其勤苦悲伤之情而又风以义也，程子曰：‘毒民不由其上，则人怀敌忾之心矣。’”

　　又曰：“卒章又设为役人预自道其归时之事，以见其勤劳之甚也。程子曰：‘此皆极道其劳苦忧伤之情也，上能察其情，则虽劳而不怨，虽忧而能励矣。’范氏曰：‘予于《采薇》见先王以人道使人，后世则牛羊而已。’”

　　臣按：《采薇》之诗，真氏已载其全篇于“格物致知之要”下“察民情”条，其言谓此戍者之情郁结于中不能以自诉者，文王乃先其未发，歌咏以劳之，如其身之疾疚焉者，而臣于此不复详载，惟摘取其首末二章而备详程、朱之言。程氏所谓“毒民不由其上则人怀敌忾之心”，“上察民情则虽劳而不怨，虽忧而能励”，斯二言也真得斯民之情，在上者诚知军旅为毒民之具，凡有兴举皆为乎民，非不得已而不为，及其役之也又能深察其情，知其劳苦之状，恤其饥寒之苦，怜其室家之离，旷念其生业之废坠，有所用心则为上所知，有所效力则不为人所掩，如此，则彼虽劳也而忘其为劳，虽忧也而忘其为忧，而一于敌君王之忾而功无不成矣。

　　《诗序》：《苕之华》，大夫闵时也。幽王之时，西戎东夷交侵中国，师旅并起，因之以饥馑，君子闵周室之将亡，伤己逢之，故作是诗也。其首章曰：苕（陵苕）之华，芸其黄矣。心之忧矣，维其伤矣。

　　朱熹曰：“诗人自以身逢周室之衰，如苕附物而生，虽荣不久，故以为比而自言其心之忧伤也。”

　　《何草不黄》，下国刺幽王也。四夷交侵，中国背叛，兵革不息，视民如禽兽，君子忧之，故作是诗也。其首章曰：何草不黄，何日不行，何人不将，经营四方。二章曰：何草不玄，何人不矜（无妻曰矜）。哀我征夫，独为匪民。

　　朱熹曰：“周室将亡，征役不息，行者苦之，故作此诗。言何草而不黄，何日而不行，何人而不将（亦行也），以经营于四方也哉。”

　　李樗曰：“文王之民无不得其所矣，而犹视之如伤，此周之所以兴也；幽王之民愁苦甚矣，而幽王曾不之恤，视民如禽兽，此周之所以亡也。兴亡之鉴，岂远乎哉？”

　　谢枋得曰：“《东山》《采薇》《出车》《杕杜》诸诗序情闵劳皆，以室家之望者为说，同为天民，血气嗜欲岂有异哉？先王以民待民，幽王之待民如犬马耳，故曰哀我征夫，独为匪民。”

　　臣按：先儒谓《苕之华》言国家之衰微时，物之凋耗，人民不聊其生，天运穷矣。《何草不黄》言士民役使之烦数，征行之劳苦，上之人视之与禽兽无异，人事极矣，周室至是无可为矣，此《黍离》所以降为国风也。噫，人君当四方无虞之时，九重清燕之时，试以二诗与先儒所论者而讽味焉，其尚日思所以爱惜民力而培养元气，凡有兴师动众，揆之于天道人情、物理事势，苟可以已者无不已之，非甚至于不得已无不已焉者，以民待民而不至以犬马待其民，必毋使天运至此而穷，人事至此而极，如二诗所云者，天下岂有乱亡之祸哉？

　　《桑柔》，芮伯刺厉王也。其二章曰：四牡谷谷，旐有翩。乱生不夷（平也），靡国不泯（灭也）。民靡有黎（黑也），具（俱也）祸以烬（灰烬）。於乎有哀，国步（运也）斯频（急蹙也）。

　　朱熹曰：“厉王之乱，天下征役不息，故其民见其车马旌旗而厌苦之，自此至第四章皆征役者之怨辞也。”辅广曰：“王者岂能无所征役，但出于不得已，则民将悦而从之，以忘其劳。今也使人见其车马旌旗而厌苦，若是则民不可得而用矣，乱生不夷，乱日生而无平定之期也，无国不灭，无民不烬，则甚言之耳。君子之哀，则哀其国家运祚之急蹙也。”

　　其三章曰：国步蔑（灭也）资（咨也），天不我将（养也）。靡所止疑（定也），云徂何往。君子实维，秉心无竞（争也）。谁生厉（怨也）阶，至今为梗（病也）。

　　朱熹曰：“言国将危亡，天不我养，居无所定，徂无所往，然非君子之有争心也，谁实为此祸阶使至今为病乎？盖曰祸有根原，其所从来也远矣。”

　　辅广曰：“居无所定则无以自安也，徂无所往则无以避患也，凡为君子则其心无所争耳，然不知谁为此厉阶而使至今为病乎？”

　　其四章曰：忧心殷殷，念我土（乡也）宇（居也）。我生不辰（时也），逢天僤（厚也）怒。自西徂东，靡所定处。多我觏（见也）痻（病也），孔棘（急也）我圉（边也）。

　　辅广曰：“土宇谓乡里与室家也，周在西，故曰自西徂东。前三章虽皆是征役者怨辞，然二章则言乱生不已而要其祸乱之终，三章则言行止无定而原其祸乱之始，四章则言多矣我之见病也，急矣我之在边也，情益切而辞益哀矣。”

　　臣按：《桑柔》之诗凡十六章，此四章皆士卒遭乱离而厌苦自伤之辞，人君当承平无事之时而讽之于口、察之于心，必先有以调息而消弭之，使其厉阶不生，国步不频，民之居者皆有定所，民之出也皆有定向，不至于多矣其见病也，急矣其在边也。则夫横目而黎首者见其车马之盛、旌旗之美，则欣欣然有喜色，而不疾首蹙頞以相哀相怨矣。

　　汉高祖四年，下令军士不幸死者，吏为衣衾棺敛，转送其家。

　　六年，令吏卒从军至平城及守城邑者，皆复终身勿事。八年，又令士卒从军死者为槥归其县，县给衣衾棺葬，具祠以少牢，长吏视葬。臣按：复谓除其赋役也。

　　光武建武元年，从蓟还范阳，命收葬吏士。

　　臣按：高、光皆起自兵间，目见军士之劳苦，故其于死者眷眷如此也。死者感恩于地下，则未死者安得不大有所感乎？古人于犬马之死犹必葬之以帷，盖况兵士有功于我乎。

　　唐陆贽言于德宗曰：“旷岁持久，师老费财，加算不止于舟车，征卒殆穷于闽濮，笞肉捶骨，呻吟里闾，送父别夫，号呼道路，杼轴已甚，兴发已殚，而将帅犹曰财不足、兵不多。”又曰：“兴师四方，无远不暨，父子诀别，夫妇分离，一人征行，十室资奉，居者有馈送之苦，行者有锋刃之忧，去留骚然而闾里不宁矣。”

　　贽又言曰：“古之善选置者，必量其性习，辨其土宜，察其技能，知其欲恶，用其力而不违其性，齐其俗而不易其宜，引其善而不责其所不能，禁其非而不处其所不欲，而又类其部伍，安其室家，然后使之乐其居、定其志，奋其气势、结其恩情，抚之以惠则感而不骄，临之以威则肃而不怨，靡督课而人自为用，弛禁防而众自不携，故出则足兵，居则足食，守则固，战则强，其术无他，便于人情而已矣。今则散征士卒，分戍边陲，更代往来以为守备，是则不量性习，不辨土宜，邀其所不能，强其所不欲，求广其数而不考其用，将致其力而不察其情，斯可以为羽卫之仪而无益备御之实也，何者？穷边之地，千里萧条，寒风裂肤，惊沙惨目，与豺狼为邻伍，以战斗为嬉游，昼则荷戈而耕，夜则倚烽而觇，日有剽害之虑，永无休暇之娱，地恶人勤，于斯为甚，自非生于其域、习于其风，幼而睹焉、长而安焉，不见乐土而不迁焉，则罕能宁其居而狎其敌也。”

　　又曰：“今者穷边之地长镇之兵，皆百战伤夷之余，终年勤苦之剧，角其所能则练习，度其所处则孤危，考其服役则劳，察其临敌则勇，然衣粮所给，惟止当身，例为妻子所分，常有冻馁之色，而关东戍卒岁月践更，不安危城，不习戎备，怯于应敌，懈于服劳，然衣粮所颁，厚逾数等，丰约相形，隔绝斯甚。”

　　臣按：陆贽之言灼见人情事弊，而于征行之劳扰、边塞之苦楚、人情之哀怨、军伍之事宜，忽忽如昨日事，如身亲履其地而目亲见其人辛苦劳顿、悲啼怨恨，阽于死亡，欲求须臾之生而不可得也，其所以为之处置者，则又如亲见其人、亲理其事，必如此而后可，不如此则决然有不可者，非泛泛然而虚为之言也。后世圣君贤辅，凡贽所言，皆当恒写一通置之座隅，使边塞寒苦之状、士卒哀怨之情恒接乎目，每动于心。

　　宋太祖建隆元年，给攻城役夫死者人绢三匹，复三年。三年，又诏瘗征蜀战死士卒，被伤者给缯帛。

　　臣按：创业之君一戎衣而有天下，虽曰天命，然非人力亦不能以成也，同时将士与我百战以争天下，致我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大，而又传于子孙，世世享其富贵而无穷，其一时攀鳞附翼之人，幸而生者固与我共享之矣，而其子孙亦与有焉，若夫不幸而死者，则是徒以一命而膏草野，何为也哉？此古之帝王所以既用人之力，必恤人之身，非徒恤其生而必恤其死也。继世之君坐享富贵者，尚体祖考之心，而毋忘其富贵之所自哉。

　　张方平言于仁宗曰：“战胜之后，陛下可得而知者，凯旋捷奏，拜表称贺，赫然耳目之观，至于远方之民，肝脑屠于白刃，筋骨绝于馈饷，流离破产，鬻卖男女，薰眼折臂自经之状，陛下必不得而见也，慈父孝子、孤臣寡妇之哭声，陛下必不得而闻也。譬犹屠杀牛羊、刳脔鱼鳖以为膳羞，食者甚美，死者甚苦，使陛下见其号呼于梃刃之下、宛转于刀几之间，虽八珍之美必将投箸而不忍食，而况用人之命以为耳目之观乎？”

　　臣按：此苏轼代方平所草之奏也，人君有欲用兵以广地而雪愤者，观此亦可以惕然于心矣。

　　或言古人之兵当如子弟之卫父兄，而孙吴之徒必曰与士卒同甘苦而后可，是子弟必待父兄施恩而后报也，朱熹曰：“巡三军拊（抚也）而勉（慰也）之，三军之士皆如挟纩（纩，绵也。言悦以忘寒，此语出《左传》），此意也少不得。”

　　臣按：孔子曰“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”，解者曰体者设以身处其地而察其心也，此言最善，形容夫人君之于士卒，虽曰势分悬绝，然其好恶则初无以异，人君诚能设以其九重之身而处夫四塞之地，而察其好恶之情，切切然形之于言，孜孜然念之于心，恒使万里之外如在咫尺之间，边塞之境恒在殿陛之下，有情而无不达，有功而无不知，有屈而无不伸，则凡为吾御边而敌忾者，岂有不尽其心也哉？或者之言，所谓古人之兵当如子弟之卫父兄，此就下人而言，大义固当如是也，若夫居人上者不能体情以尽下，而惟责下之尽义，非所谓以人望人也。朱子所谓“巡而拊之，三军之士皆如挟纩，此意也少不得”，非但为将者少不得也，而为君者亦岂可少哉？

　　以上论察军之情
　

卷一三六

　　▲遏盗之机（上）

　　《周礼》：士师之职，掌乡合州党族闾比之联，与其民人之什伍，使之相安相受，以比追（追寇）胥（搏盗贼）之事，以施刑罚庆赏。郑玄曰：“乡合者，乡所合也。”

　　贾公彦曰：“合其人民之什伍者，此即因内政寄军令之类。五家为比，比即一伍也，二伍为什，以此什伍比追胥焉。”

　　臣按：先儒谓联比其居，什伍其人，乡官之事也，而士师掌之，比追逐偦，伺盗贼之事。可见成周盛时，虽称极治而圣人为民防患之心无所不及，故乡各有所司，而士师又合而治之，以比合比、以闾合闾以联其居，以伍合伍、以什合什以联其人。所以然者，使之相安，有不安者必其人非联比闾者矣；使其相受，有不受者必其人非比什伍者矣。于是即其相安相受之同什伍者，比而合之，以搏盗贼，昼则追逐之，夜则偦伺之，废事者则士师施之以刑罚，有功者则士师施之以庆赏，后世于里巷设为火铺、更夫，使之互相觉察以防盗贼，其原盖兆于此。

　　士师掌士之八成，一曰邦汋、二曰邦贼、三曰邦谍、四曰犯邦令、五曰挢邦令、六曰为邦盗、七曰为邦朋、八曰为邦诬。

　　郑玄曰：“邦汋者，斟酌盗取国家密事。邦贼，为逆乱。邦谍，为异国反间者。犯邦令，干冒王教令者。挢邦令，称诈以有为者。为邦盗，窃取国之宝藏者。”

　　王昭禹曰：“为邦朋，为私党以乱民也。为邦诬，造讹言以惑众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八者而谓之成，成者国法之成事品式也。朝廷为此八者之成事品式以禁制夫臣民，其事皆谓之邦者，以见此乃国家之大事，所以系安危治乱者，非但乡党州闾之事也。八者之中，邦汋、邦谍是交通外国之事，犯令、挢令是干犯王法之事，邦盗不过窃取国货而已，其间最是为邦朋者聚党以乱民，为邦诬者讹言以惑众，为邦贼者构逆以称乱，三者乃国家之大恶，生灵之祸本，有天下国家者所当预惩宿戒者也。先王立八成之法，使士师掌之而制治于未乱，保邦于未危，所以杜其几微、遏其萌蘖者，岂不豫哉？

　　司厉掌盗贼之任器货贿，辨其物皆有数量，贾而揭之，入于司兵。

　　郑玄曰：“任器货贿，谓盗贼所用伤人兵器及所盗财物也。入于司兵，若今时杀伤人所用兵器、盗贼赃加责没入也。”吴澂曰：“贾而揭之，定其所直之价而识之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司厉一官专主追征贼赃。

　　野庐氏掌达国道路至于四畿，比（犹校也）国郊及野之道路宿息（庐之属）井树，若有宾客则令守涂地之人聚（与柝同）之，有相翔者诛之。

　　郑玄曰：“庐，客行道所舍。达，谓巡行通之，使不陷绝也。宿息，庐之属，宾客所宿及昼止者也。井共饮食，树为蕃蔽。相翔犹昌翔，观伺者也。聚之，聚击以宿卫之也。有奸人相翔于宾客之侧则诛之，不得令寇盗宾客。”

　　臣按：《周礼》遗人“凡国野之道，十里有庐，庐有饮食，三十里有宿，宿有路室，路室有委，五十里有候馆，候馆有积”所以待宾客师役，使命之往来既已掌于地官矣，而秋官之野庐氏又职往来，按比而肃其守卫焉。由是观之，可见古昔盛时所以防盗者无所不至，非但以安行旅之往来，实所以示国威之严肃也。昔周定王使单襄公聘于宋，假道于陈以聘楚，道茀不可行而知陈之不能守其国，矧惟堂堂乎大朝，威名远慑于万里之外，九夷八蛮无不归仰顾于畿甸之间、国门之外，盗贼时时窃发公行以劫掠行旅，斯声也岂可闻于遐外乎？当道者以此为小事，故不以闻，盖不知《周官》设野庐氏之意、单襄公讥陈人之语也（臣请严敕捕盗之官，都城之外五百里内有盗贼劫掠者，其应捕及统督者不获盗，皆革其冠服，俾以必获为期，三月之外除其名。然京师地大而人众，俗杂五方，难于辨识，与其督责于其后，孰若豫备于其先，请于都城之外分为数路，每路约量远近立一望楼，每楼于常操军拨马军十名、步军十五名，五日一番，轮守楼上，置鼓一、白旗一、烽火一，遇有盗贼，楼上军即擂鼓举烟以白旗指其所往之方，楼下军具器械逐之，必抵其所至，如此，不必严刑督责而盗自无矣。若夫冬月河冰之后，于都城外设东西二营，委军官一员督领马军各一二百名，有大车运载者许其豫投辞告知，会集众军，必五车然后偕行，每车差马军三名护送，其军人刍料之具就俾僦车者给之，仍先行合经由军卫，如自良乡至涿州、涿州至河间、河间至德州、临清、济宁以至于徐州，此数处该班官军十月以后暂免赴操，俾委官督领马军以次递送至交换处，遇有回车，仍令顺护以回，如此，则道途无壅塞之患，商宦无畏途之忧，四方之人经历艰险，至于近郊，举首仰望九重宫殿于红云紫雾之中，即有登仙之乐矣）。

　　司寤氏掌夜时，以星分夜，以诏夜士、夜禁，御晨行者，禁宵行者、夜游者。郑玄曰：“夜士，主行夜徼候者。”

　　王安石曰：“御晨行者，御使须明而行。禁宵行者，禁之使止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此所谓夜禁也。今制一更三点禁人行，五更三点放人行，即此意。

　　修闾氏掌比国中（城内）宿（谓宿卫）互者与其国粥（养也，谓羡卒）而比其追（逐寇）胥（读为偦）者而赏罚之，禁径逾者与以兵革趋行者与驰骋于国中者。邦有故则令守其闾互，唯执节者不几（察也）。

　　郑玄曰：“禁径逾者、兵革趋行者、驰骋于国中者，皆为其惑众也。”

　　贾公彦曰：“邦有故，谓有寇戎、大丧札，皆恐有奸非，则令各守闾巷门，有执节公使者不几察也。”

　　刘彝曰：“掌比国中宿互柝者，谓检国中夜士之守宿也。互谓行马以断夜行者也，谓击柝以守门闾而传更者也。国之羡卒使之什伍以追偦擒捕寇贼，获多者赏之，否则罚之。”

　　臣按：成周之世所以防奸盗者，畿内则有野庐氏，城内则有修闾氏，是以都城内外奸无所容，闾里之间斩然以齐，门巷之列肃然以宁，虽有不逞之奸，无由而起，猝遇非常之变，有以制服之而不至于猖肆也。修闾氏掌比国中宿互谷者，国中，王城之中也，比合什伍宿卫于王城之中，以为追逐偦伺之备，各于闾巷之间设为互以断行，即今鹿角之类，设为谷以传更，即今木柝之属，夜行有禁则入息者不趋于晦冥之时，更漏分明则向晦者皆知夫早晚之候。盖寇盗之兴皆于夜静人息之时，而官府特于闾巷之间存此数辈，俾其不寐以为奸盗之防，此古昔盛时非独海宇之内无有大奸大寇，而于闾里门巷之中虽胠箧穴墉之小盗亦无有也。呜呼，天下之事何者而不起于微小哉？惟其绝之于微小，所以不使其延蔓滋长而至于大且著也（国初于南京设为四十八卫，每卫各有营，营两际各为门，本卫官军就居其中，遇有警急起集为易，又于五城各设兵马司，设立弓手专以巡徼京城内外，即《周官》修闾氏之职也，又于各坊里巷立为火铺支更守夜，其与修闾氏所谓互谷追偦者无以异焉。盖卫有所定居，则呼召之军易集，巡徼有攸司，则追偦之责有归，祖宗思患豫防之意深矣。惟今京师盖袭胜国之旧，街坊里巷参错不齐而卫所散处，而士卒之名隶尺籍者聚散无常，甚者野处在数十里之外，幸而承平无事，一旦不幸而有意外之变，出于仓猝之间，急欲有所召集，岂不难哉？臣愚欲于无事之先而豫为有事之备，请复祖宗南京旧制，虽然时异势殊，当守成之后而为创始之谋诚未易也，无已请用祖宗之意，以为今日之备可乎。夫南京之卫四十八，今京卫七十有余，其卫署随处散置，中亦有未置署者，且其军士虽系籍卫中食粮，至其操练以待调发则分在各营，必欲使每卫各为一处，联比其居，决有不能者，今名籍在卫所、队伍在将领而其所居之地方则各属兵马司也，今京城地大人众，聚四海之人，杂五方之俗，承平日久，人烟众盛，奸宄实繁，一城之大仅设五司，官僚十数员，兵卒百十辈，而京城内外不下百十万人家，力有所不周，势有所不及，臣请每城量地广狭远近，添设行兵马司数处，每处添设副指挥一员居守其司署，相去以鼓相闻为限，司前用四木建鼓楼一所，添兵置鼓以支更，每更击鼓而火铺则击柝以相应，由近及远，不许杂乱，又于该辖地方除官民及匠外，凡像见操官军在地方住者，不分赁寄及上班者，皆俾报名附册，就于本坊见居军官中推举其管操者一员，官最高者或侯伯或都督、都指挥，无则把总指挥为众信服者，奏闻以为地方总领，每季一造册，册成各为三，一留本司、一送兵部、一送总领官，每季行兵马司率领本坊见居官军起赴总领官私居参见，每年四见，此外不许擅自起倩。旧例，每兵马司岁委御史一员督察，今既多立分司，宜随地方广狭添差分管，遇有儆急，兵部下兵马司行御史督该司起集该方官军，赴总领处听用，如此，则仓卒事起有备无患，虽非祖宗设立军营初制，然于其间处置得宜，运用有方，则亦其遗意之仿佛也。又京城内外自来街坊因袭前代旧名，俚俗不雅，混乱无别，宜令各该御史督同兵马司官分界画图，别立新名，每处立一大铺，分统小铺，每小铺设更夫六名，每夜自二更一点起守至四更三点止，其初更及五更不禁人行，每更二人，一守一巡，其大铺更夫倍之，大铺之立，必在本巷内出大街口边，对立木橦二，四尺以下，悬铁索三以截断行路，二更一点以后即横糸互以绝往来，至四更三点方开，其他小巷口可通大街处俱为栅门，一更三点即锁断，五更一点方开，各行司为印烙牌数十面，遇有公事及人家水火、昏丧紧急等事，许先赴行司告领牌面，遇夜照放，无牌而阑出及擅开者坐以罪。每大铺置大铜锣一面，小铺各置某小者一面，遇有盗窃即声锣相应，其城中大街及城下皆不必立铺，其大街中及城下居者俱分守各巷口大铺，大约京城直南北大街不过数处，假如崇文门自门至四楼为一节，又自此抵城下为一节，每节夜拨马军十五名，每夜止巡二更、三更、四更，更轮五骑往来巡逻，其余仿此，其九门城垣之下以城为限，每城拨军之数亦如之，其巡逻之军，五军大营每日于见操官军内轮差。如此，则人家有盗贼之警而更铺得以阑拒，而贼不得以出入，国家有仓猝之变而军士易于召集，而贼不得以纵横，此虽琐末之事，而所关系实大，为国远虑者可不加之意乎。臣因是而又有一见焉，昔者周幽王举火以戏诸侯，则是三代之时不独边境置立烽火，而宫禁之中亦有之也，今国家运气隆盛，德泽深厚，所谓亿万年盘石之宗泰山而四维之者也，万无意外之事，然杞人忧天，天岂有坠理而杞人忧之，忧之诚愚也，然不失为爱天之深，臣愚请于皇城中豫蓄二高竿，猝有不测之事，即于琼岛上立之，悬红灯为号，其事缓急以灯多少为符，预以遍告诸总戎大臣，俾知其故，又于九门上各立高竿以悬红灯，定多少之数以示缓急之别，遍告诸军以为进止分散之令。如此，则不烦三令五申而六军万姓可不言而谕、不召而至矣，此亦愚者之一虑）。

　　《论语》：季康子患盗，问于孔子，孔子对曰：“苟子之不欲，虽赏之不窃。”

　　朱熹曰：“言子不贪欲，则虽赏民使之为盗，民亦知耻而不窃。”

　　季康子问政于孔子，曰：“如杀无道以就有道，何如？”孔子对曰：“子为政，焉用杀？子欲善而民善矣。君子之德风，小人之德草。”

　　朱熹曰：“为政者民所视效，何以杀为？欲善则民善矣。”尹焞曰：“杀之为言，岂为人上之语哉？以身教者从，以言教者讼，而况于杀乎？”

　　臣按：宋范祖禹上疏于其君，首引鲁《论》此二章孔子答季康子之问之语，而继之曰：“臣始读此二章书，盖尝疑之，以为圣人之言主于教化而已，行之未必有近效也，及观唐太宗初即位，与群臣论止盗，或请重法以禁之，太宗哂之，曰：‘民之所以为盗者，由赋役繁，去奢省费，轻徭薄赋，选用廉吏，使民衣食有余，则自不为盗，安用重法邪？’自是数年之后，海内升平，路不拾遗，外户不闭，商旅野宿焉。观太宗之政如此，乃始知圣人之言不欺，后世行之必有效也。夫以区区之鲁国，季康子为相，孔子犹劝之以不欲所以止盗，况天子之为天下乎？伏见熙宁臣僚有奏请别立盗贼重法者，自行法以来二十余年，不闻盗贼衰止，但闻其愈多耳。古者开衣食之源，立教化之官，先之以节俭，示之以纯朴，有邪僻之民然后齐之以刑，岂有不治其本专禁其末哉？”祖禹所谓本者，开衣食之源、立教化之官，先之以节俭、示之以纯朴是已，然先以节俭、示以纯朴，非无欲而欲善者不能也，人君本节俭纯朴以为治，则民之衣食足矣，而又得人以教化之，则民皆化于善，而仰事俯育之皆足，放僻邪侈自不为矣。

　　子曰：“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，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。”

　　苏辙曰：“古之圣人止乱以义，止盗以义，使天下之人皆知父子君臣之义而谁与为乱哉？昔者唐室之衰，燕赵之人，八十年之间百战以奉贼臣，竭力致死、不顾败亡以抗天子之兵，而以为忠臣义士之所当然，当此之时，燕赵士唯无义也，故举其忠诚专一之心而用之天下之至逆，以拒天下之至顺，而不知其非也。孟子曰‘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，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，放僻邪侈无不为已’，故夫燕赵之地常苦夫士大夫之寡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苏辙谓止乱以义、止盗以义，使天下之人皆知父子君臣之义谁与为乱哉？臣窃以为，乱与盗皆起于血气之勇、心志之欲也，夫盗之起始于里闾，积而至于为大盗则乱天下矣。是以古之圣王必制民恒产，使其仰事俯育之有余，教以礼义，使其知尊君亲上之当务，则其心志有所养而不敢肆其欲，血气有所制而不敢逆乎理，则里社之间偷窃之盗且不作矣，虽欲为乱，何所资而起乎？

　　秦二世时，发闾左戍渔阳者九百人屯大泽乡，阳城人陈胜、阳夏人吴广为屯长，会天大雨，道不通，度已失期，法皆斩。胜广因天下愁怨，乃杀将尉，令徒属曰：“公等皆失期当斩，假令毋斩而戍，死者固什六七，且壮士不死则已，死则举大名耳。王侯将相，宁有种乎？”众皆从之。乃为坛而盟，称大楚，攻大泽乡，拔之。比至陈，卒数万人。入据之，遂自立为王。郡县苦秦法，争杀长吏以应之。使从东方来，以反者闻，二世怒下之吏，后至者曰：“群盗鼠窃狗偷，郡守尉方逐捕，今尽得，不足忧也。”乃悦。

　　臣按：盗贼之起，盖有所因也，秦自始皇以来所以劳民力、苦民心、费民财、戕民命者非一日矣，民无以为生，举手动足何者非杀身之地，使有一隙生路，民亦不寻死矣，不得已而死中求生，此广、胜之徒所以造乱也。二世承始皇酷虐之后，天下愁怨之时，虽施之以仁恩惠政，犹恐不能补救，况又自蔽其耳目哉？盗已众矣而犹称无盗，臣下有言盗者反怒之，不当怒而怒，当忧而不忧，天下安得不乱哉？

　　汉武帝天汉中，东方盗贼滋起，攻城邑，取库兵，释死罪，杀二千石，掠卤乡里，道路不通。上始使御史中丞、丞相长史督之，弗能禁，乃使光禄大夫范琨等衣绣衣，持节虎符发兵以兴击，所至得擅斩二千石以下，诛杀甚众，一郡多至万余人，数岁乃颇得其渠率，散卒失亡，复聚党阻山川者，往往而群居，无可奈何，于是作沈命法曰“盗起不发觉，发觉而捕弗满品者，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”。其后小吏畏诛，虽有盗不敢发，府亦使其不言，故盗贼浸多，上下相为匿，以文辞避法焉。

　　臣按：立法以除盗贼，不可以不严，亦不可以过于严，不严则有司不肯用心除贼，遂至养成大祸，过于严则有司恐罪及己，上下相蒙蔽以避文法，因而驯致大乱，二者皆非中道也。盗贼之起，必推求其致盗之由，既得其由，必研穷所以至于此者何故也，既得其故，必反其所为，以民待民而不以盗待民，如是而民为盗犹自若也，然后以盗待之。大抵民之所以为盗之故，不在朝廷则在官吏，又不然则是奸民之乘间生事也，国家不幸而有盗贼之起，则必反而思其所以致之者，其祸起于朝廷则反己自责、去其弊政，起于官吏则根究所自而诛逐其人，若但出于奸民则必急剿绝之，痛惩以警众，使毋至于滋蔓也，如此处之，庶几得中道乎。

　　宣帝时，渤海岁饥，盗贼并起，上选能治者，丞相、御史举龚遂，拜渤海太守，召见问何以治盗贼，对曰：“海濒遐远，不沾圣化，其民困于饥寒而吏不恤，故使陛下赤子盗弄陛下之兵于潢池中耳。今欲使臣胜之邪，将安之也？”上曰：“选用贤良，固欲安之也。”遂曰：“臣闻治乱民犹治乱绳，不可急也，惟缓之然后可治。臣愿丞相、御史且无拘臣以文法，得一切便宜从事。”上许焉，加赐黄金赠遣。乘传至渤海界郡，发兵以迎，遂皆遣还，移书敕属县：“罢逐捕吏，诸持田器者皆为良民，吏毋得问，持兵者乃为贼。”遂自行车至府，盗贼闻遂教令，即时解散，弃其兵弩而持钩（镰也）汋，于是悉平，民安土乐业。遂乃开仓廪假贫民，选用良吏，慰安牧养焉。齐俗奢侈，好末技，不田作，遂躬率以俭约，劝民务农桑，各以口率种树蓄养，民有带持刀剑者使卖剑买牛、卖刀买犊，曰：“何为带牛佩犊？”劳来循行，郡中皆有畜积，狱讼止息，至是入为水衡都尉。

　　臣按：宣帝以渤海盗起，选能治者，丞相以龚遂应诏，可谓得人矣。以今观之，虽曰遂之才能，然非相臣之举，则帝无由得以用之，宣帝召至殿庭，亲行诘问，假之以文法，宠之以厚赐，此遂所以尽心效力，使郡之盗贼悉平而皆为良民也。于此一事可见宣帝留心民瘼，虽以一遐远之郡、二千石之吏犹拳拳如此，盖欲无负乎上天之付托、祖宗之传序，而亦不虚受臣民之供奉爱戴也。

　　甘露元年，免京兆尹张敞官。数月，京师吏民懈弛，枹鼓数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贼，天子使使者即家召敞，拜冀州刺史，到部盗贼屏息。

　　臣按：朝廷不可无名望之臣，名望之臣一足以当才能之臣十，夫才能有无固在乎其人，而其名望则系人君优假以养成之也。朝廷有此名望之臣，天下之人闻之有素，一旦有繁剧难处之事，委以任之则事半而功倍矣。盗贼虽曰小人，然非有智术者亦不能以聚众也，所以敢于犯天诛而为灭族之举者，非不知王法之严也，自恃其能，而谓人皆不己若也，而一闻有智术出其右者，其气自馁，而从之者亦泮然解散矣，宣帝起张敞而用之盖此意也。

　　以上论遏盗之机（上）
　
　　▲遏盗之机（中）

　　灵帝时，巨鹿张角事黄老，以妖术教授，号太平道，自称大贤良师，咒符水以疗病，令病者跪拜首过，遣弟子游四方，转相诳诱，十余年间徒众数十万，自青、徐、幽、冀、荆、扬、兖、豫莫不毕应，填塞道路，郡县反言角以善道教化，为民所归。杨赐上言：“宜敕州县简别流民，护归本郡，以孤弱其党，然后诛其渠帅，可不劳而定。”事留中。司徒掾刘陶复上疏申赐前议，帝殊不为意。角遂置三十六方，方犹将军也，大方万余人、小方六七千，各立渠帅，讹言“岁在甲子，天下大吉”，以白土书京城寺（官署）门及州郡官府皆作“甲子”字。大方马元义等先收荆、扬数万人，以中常侍（内官也）封谞、徐奉等为内应，约以三月五日内外俱起，至是角弟子唐周告之，于是先收元义车裂，诏三公司隶案验宫省直卫及百姓事角道者，诛杀千余人。角等知事已露，驰敕四方，一时俱起，皆著黄巾为帜，所在燔劫，长吏逃亡，旬月之间天下响应。

　　臣按：黄巾之起，始于张角以符水治病，遂至转相诳诱，远至十余年，多至数十万，天下九州从之者八州，内而宫省之宦官、近而京城之直卫，莫不事其道而同其谋，其原皆起于符水咒病而已。今天下往往有以此治病以求衣食者而京师尤多，不徒不禁绝之，而又为之建祠宇，用其人以清要之职，则又不独下之人为所惑而已也。呜呼，先王之世左道惑众者必诛，政恐其惑世而驯致于大乱也，有志于防乱者可不戒之于微哉？

　　灵帝以黄巾日盛，召群臣会议，北地太守皇甫嵩以为宜解党禁，益出中藏钱、西园厩马以班军士。中常侍吕强曰：“党锢久积，人情怨愤，若不赦宥，与角合谋为变滋大。请先诛左右贪浊，大赦党人，料简牧守能否，则盗无不平矣。”帝惧而从之。时宦官赵忠、张让等贵宠第宅拟宫室，及封谞、徐奉等事发，上诘责诸常侍曰：“汝曹常言党人欲为不轨，皆令禁锢，今党人更为国用，汝曹反与角通。”

　　臣按：张角之乱积十余年，而人从之者几遍天下，则虽内官在天子左右亦与之通谋，无一人敢言者，何也？盖一时贤人君子，中常侍皆以谋为不轨而禁锢之，是以举世之人莫不缄口结舌也，吕强谓不赦党人将与角合谋，此盖以危言激帝尔，党人岂为乱者哉？是知为治之急务莫急于通人言，人言不通，虽以天下之大皆从一贼而无一人之敢言，黄巾之乱若非其党之自言则灵帝终不知也。呜呼，后世人主宜以为鉴。

　　黄巾余党贼帅韩忠复据宛拒朱俊，俊鸣鼓攻其西南，贼悉众赴之，俊自将精卒掩其东北，乘城而入，忠及退保小城乞降。诸将欲听之，俊曰：“兵固有形同而势异者，昔秦项之际民无定主，故赏附以劝来耳，今海内一统，惟黄巾造逆，纳降无以劝善而更开逆意，使贼利则进战，钝则乞降，纵敌长寇，非良计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处事者当知天下之大义，朱俊谓秦项之际民无定主故赏附以劝来耳，今海内一统，惟黄巾造逆，故不纳其降以纵敌长寇，以为形同而势异。呜呼，此岂但形势哉？大义亦不过如此也。

　　交阯多珍货，前后刺史多无清行，故吏民怨叛，执刺史。选贾琮为交阯刺史，琮到部，讯其反状，咸言：“赋敛过重，百姓莫不空单，京师遥远，告冤无所，民不聊生，故聚为盗贼。”琮即移书告示，各使安其资业，招抚荒散，蠲复徭役，诛斩渠帅为大害者，简选良吏，试守诸县，岁间荡定，百姓以安，巷路为之歌曰：“贾父来晚，使我先反。今见清平，吏不敢饭。”

　　苏洵曰：“天下之势远近如一，以吾言之，近之可忧未若远之可忧之深也。今广南、川峡例以为远，而朝廷稍有所优异者不复官之于此，矧其地控制南夷氐蛮，最为要害，土之所产又极富伙，明珠、大贝、纨锦、布帛皆极精好，水载出境而其利百倍，故吏不能皆廉，方今赋取日重，科敛日烦，罢弊之民不任，官吏复有规求于其间，淳化中，李顺窃发于蜀，州郡数十望风奔溃，近者侬智高乱广南，乘胜取九城如反掌。国家设城池、养士卒、蓄器械、储米粟以为战守备，而凶竖一起，若涉无人之境者，吏不肖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天下之地势虽有内外远近，而圣人一视以同仁，初无内外远近之异焉。观贾琮之治状、苏洵之议论，晓然知远方之民所以易动者，非民之性习然也，治之者不得其人也。盖远方州县得一良令如得胜兵三千人，得一良守如得胜兵三万人，得一良部使者如得胜兵三十万人，方其相安无事之时，一方数千里之地若藩若郡若县得二三十辈之贤守长则足以安之矣，不幸而民穷起而为盗为乱，非得数十万人马钱粮未易以平之也。呜呼，当道之大臣掌铨选者，何苦不为国计，不为地方计，而专为仕者之计，不权其轻重缓急，而拘拘于远近内外之较哉？非独不智，盖不忠也。

　　元魏孝文以李崇为兖州刺史，兖土旧多劫盗，崇命村置一楼，楼皆悬鼓，盗发之处乱击之，旁村始闻者以一击为节，次二次三，俄顷之间声布百里，皆发人守险要，由是盗发无不禽获。其后诸州皆效之，自崇始也。

　　臣按：李崇建楼置鼓防盗之法，今亦可行，然可于盗发之时行之，平时不用亦可。

　　孝明时，盗贼日滋，征讨不息，国用耗竭，豫征六年租调犹不足，乃罢百官所给酒肉，又税入市者人一钱，及邸店皆有税，百姓嗟怨，郎中辛雄上疏以为：“夷夏之民相聚为乱，岂有余憾哉？正以守令不得其人，百姓不堪其命故也。宜及此时早加慰抚，宜分郡县为三等，清官吏选补之法，不拘以停年，三载黜陟，有称职者补在京名官，如不历守令不得为内职，则人思自勉，枉屈可伸，强暴自息矣。”

　　臣按：北魏之时以盗贼滋发之故，征讨不息，遂至国用耗竭而行一切聚敛之法，议者归其罪于守令不得其人，诚是也。今宜为之法，曰州县境中有盗群聚至五十人以上者，半年不获，亲民官革去冠带，捕贼一年不获者除名，府官及分巡官递减其罪，获盗之数十获其三，即与准免。

　　隋炀帝谋讨高丽，诏山东置府令养马以供军役，又发民夫运米塞下，车牛往者皆不返，士卒死亡过半，耕稼失时，谷价踊贵，东北边尤甚，斗米值数百钱，所运米或粗恶，令民籴以偿之，又发鹿车夫六十二万，二人共推米三石，道途险远，不足充糇粮，至镇无可输，皆惧罪亡命，重以官吏侵渔，百姓穷困，于是始相聚为群盗。邹平民王薄拥众据长白山，剽掠齐济之郊，自称知世郎，言事可知矣，又作无向辽东浪死歌以相感劝，避征役者多往归之。于是平原刘霸道、漳南窦建德、鄃人张金称、蓚人高士达皆聚众为乱，自是所在群盗蜂起，不可胜数，徒众多者至万余人，攻陷城邑。

　　臣按：《周书》有之，“抚我则后，虐我则仇”。所谓虐之之甚者有三焉，征戍之无已、劳役之无已、科敛之无已，有一于此皆足以致乱，为人上者盍亦反思乎。吾之祖若宗皆起自匹夫，吾幸承祖宗之祚荫而而有今日，贵贱不同而好生恶死则同、好逸恶劳则同、好取恶予则同，设使吾身处民之地，上之人如此虐我，必欲尽取吾之财使吾父母冻馁，必欲竭尽吾之力使我亲属离亡，吾堪此否乎？一旦叛我起而为乱，而吾之位得安乎、身得乐乎？不安不乐，则吾不能以不操心纵假势力以平之，则所损亦多矣，况未必能平乎？古语有言，水所以载舟亦以覆舟，得乎民心则为天子，失乎民心则为独夫，得民心之道无他，惜民财爱民力而已，民之财恒自足，民之力恒有余，则得其心矣，此保天下寿国脉之第一事也。

　　唐懿宗咸通九年，初，南诏陷安南，敕徐泗募兵二千赴援，分八百人别戍桂州，初约三年一代，至是戍桂者已六年，屡求代还。徐泗观察使崔彦曾性严刻，押牙尹戡等用事，以军帑空虚，不能发兵，请令更留戍一年，戍卒闻之怒，都虞候许佶等作乱，推粮料判官庞勋为主，劫库兵北还，所过剽掠，州县莫能御。诏遣中使赦其罪，部送归徐。各以私财造甲兵旗帜，招集亡命，众至千人，陷宿州城，悉聚城中货财募兵得数千人，自称兵马留后，寻陷徐州城，城中愿从者万余人，勋又募人为兵，人利于剽掠，皆断锄首而锐之，执以应募。由是贼众日滋，官军数不利，遂破鱼台等县，又陷都梁城，据淮口，漕驿路绝，勋又分遣其将南寇舒庐，北侵沂海，破沭阳、下蔡、乌江、巢县，攻陷滁州，大掠泗州。勋自谓无敌于天下，作露布散示诸寨，乘胜围寿州，掠诸道贡献商货。既而诸道兵大集于宋州，勋始惧，应募者益少，勋乃驱人为兵，敛富室及商旅财，十取七八，杀崔彦曾，自称天册将军。勋自九年七月作乱，至明年八月始为官军所平。

　　胡寅曰：“何以聚人曰财，故省费节用，恐穷竭而召祸也。民无信不立，故明约慎令，恐欺诈而人携也。徐卒所以叛者，为崔彦曾失信而已，彦曾所以失信者，为军帑空虚而已，自宣宗末年诸镇相继逐帅而叛，言事者以谓藩镇减削衣粮以充贡献之所致，况懿宗穷奢极侈，所费不赀，则敛财之方必又多，岐州府调度仅足自给，一有变故无以应之，如徐州是也，然则俭与信，岂非为国之急务乎？”

　　臣按：唐末之乱始此。宋祁曰：“《易》云‘丧牛于易’，有国者知戒西北之虏，而不知患生于无备。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，《易》之意深矣。后世人主宜鉴前代之所以亡而兢兢于今日，省费节用以足国之用，明约慎令以孚人之心，而毋驯致于唐人桂林之乱也哉。”

　　僖宗时，政在臣下，南衙（宰相）北司（宦官）互相矛盾，自懿宗以来奢侈日甚，用兵不息，赋敛愈急，关东连年水旱，州县不以实闻，上下相蒙，百姓流殍，无所控诉，相聚为盗，所在蜂起，州县兵少，加以承平日久，人不习战，每与盗遇官军多败。乾符元年，濮州人王仙芝始聚众数千起于长垣，明年宛朐人黄巢亦聚众数千应仙芝，巢少与仙芝俱以贩私盐为事，巢善骑射，喜任侠，粗涉书传，屡举进士不第，遂为盗。与仙芝攻剽州县，横行山东，民之困于重敛者争归之，数月之间，众至数万。

　　范祖禹曰：“自古贼盗之起、国家之败，未有不由暴赋重敛，而民之失职者众也。唐之季世，政出阉尹，不惟赋敛割剥，复贩鬻百物，尽夺民利，故有私盐之盗，使民无衣食之资，欲不亡其可得乎？”

　　臣按：天地生人，其蚩而蠢者为民，其秀而黠者为士，所业不同而各求以资所生者则同也。是以国家盛时，仕路通而聚敛之政不行，士有士之业、民有民之产，有以自生，故视死为重，不敢轻其生，恐或致于死地也，故盗贼不兴、祸乱不作。当唐之世，使黄巢一举而第进士，或于进士科外别有进身之途，则巢不贩私盐矣。使盐而无禁，则巢必终身业之盐，虽有禁而无大罪，巢必不改业而为盗矣。使当时民生有恒业，官司无厚敛而民皆有仰事俯育之资，巢虽为盗，不过为椎埋劫掠之雄尔，岂能旬月之间众至数万而横行于天下，逐天子而犯宫阙乎？是故明圣之主必多方以取士，不尽利以遗民。

　　广明元年，黄巢陷东都，留守刘允章帅百官迎谒。巢入城劳问，闾里晏然。张承范等将神策弩手发京师，神策军士皆长安富家子，赂宦官窜名军籍，厚得廪赐，但华衣怒（鞭之以发其怒而疾驰也）马，凭势使气，未尝更战陈，闻当出征，父子聚泣，多以金帛雇病坊贫人代行，往往不能操兵。承范等至潼关，搜菁中得村民百许，使运石汲水为守御之备，与齐克让军皆绝粮，士莫有斗志，巢至，举声大呼，声振河华，士卒饥甚，遂烧营而溃。贼自潼关入长安，称齐帝，改元金统。

　　臣按：黄巢入潼关时，唐之兵粮皆无有也。呜呼，尚何以为国哉？夫巢以一介小民，攘臂一呼，众至数十万，而堂堂朝廷乃至寇临国门，曾无数百可以御敌之兵，曾无数月可以给军之饷，不知平日举朝之间，官僚所以坐曹分局者所干何事，舟车所以日辇月运者其物安在虽曰承平日久，储备废弛，然自仙芝乱起至是亦七期矣，帝虽不之悟而文武群臣乃无一人言及之，一时南衙大臣皆出北司之门，纵不为国计，独不为身家计乎？盍思曰贼若入关，我用何人御之？今日禁卒皆街市小人，安能御寇？纵使有人，又于何处得军饷乎？贼至潼关无备，必长驱入京师，天子必出走，我一人随行而家属将置于何所乎？呜呼，后世人主观史至此，必反思于心，而思所以谨身节用、信任君子而疏斥嬖近，毋使国家一旦驯致于此无可奈何之地，则永无祸患而常享安乐矣。

　　中和三年，西川节度使陈敬瑄多遣人历县镇事，所至多所求取。有二人过资阳镇，独无所求，镇将谢宏让邀之不至，自疑有罪，亡入群盗中，捕盗使杨迁诱宏让出首而执以送使，云讨击禽获以求功，敬瑄不之问杀之，备极惨酷，见者冤之。又有邛州牙官阡能因公事违期，避杖亡命，杨迁复诱之，能方出，闻宏让之冤，遂大骂杨迁去而发愤为盗，驱良民不从者举家杀之，逾月众至万人，立部伍，署职役，横行邛雅二州间，攻陷城邑，所过涂地。先是蜀中少盗贼，自是纷纷竞起。

　　臣按：盗寇之生发固有民穷而为之者，亦有官吏将激发而致之者焉，此又不可不知。

　　周世宗时，窦俨上疏：“请令盗贼自相纠告，以其所告资产之半赏之，或亲戚为之首则论其徒侣而赦其所首者，如此，则盗不能聚矣。又新郑乡村团为义营，各立将佐，一户为盗累其一村，一户被盗累其一将，每有盗发则鸣鼓举火，丁壮云集，盗少民多，无能脱者，由是邻县充斥而一境独清，请令他县皆效之，亦止盗之一术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窦俨所言新郑义营之法，可与北魏时李崇村置鼓楼合而为一，诚然则乡村之盗无所容矣。及其所谓盗贼自相纠告给赏之法，诚行则贼党互相疑贰，不能久聚。昔崔安潜出库钱千五百缗分置三市，榜其上曰有能告捕一盗赏钱五百缗，盗不能独为，必有侣，同侣者告捕，释其罪，赏同平人，未几有捕盗而至者，盗不服曰汝与我同为盗十七年，赃皆平分，汝安能捕我？我与汝同死耳。安潜曰汝既知吾有榜，何不捕彼以来，则彼应死汝受赏矣。汝既为所先，复何所辞？立命给捕者钱，使盗视之，然后剐盗于市并灭其家。于是诸盗与其侣互相疑，无地容足，散逃出境。此其法虽善，然用官钱可以暂而不可以久，不若俨就以所告资产之半给之为可常也。今后若有盗为同侣所执而不服者，亦可以安潜此语折之。

　　以上论遏盗之机（中）
　
卷一三八

　　▲遏盗之机（下）

　　宋太祖淳化四年，青城民王小波作乱。初，蜀亡，其府库之积悉输汴京，自后任事者于常赋外更置博买务，禁商贾不得私市布帛，蜀地土狭民稠，耕稼不足以给，由是兼并者益籴贱贩贵以规利，青城民王小波因聚众为乱，且曰：“吾疾贫富不均，今为汝均之。”贫者争附，遂攻青城，掠彭山，杀县令，旁邑响应。王小波中流矢死，其党推小波妻弟李顺为帅，寇掠州县，众至数十万，僭称大蜀王。诏以张咏知益州，得便宜从事，时宦官王继恩及上官正等总兵讨贼，渐有成功，顿师不进，专务饮博剽掠，余寇匿山谷，恃险结集，势复张大，州县多陷。咏至，以言激正等，勉其亲行，仍盛为供具饯之，酒酣，举爵属军校曰：“尔曹蒙国厚恩，无以塞责，此行当直抵寇垒，平荡丑类，若老师旷日，即此地还为尔死所矣。”由是决行深入，大致克捷。时寇掠之际，民多胁从，咏移文谕以恩信，使各归田里，且曰：“前日李顺胁民为贼，今日吾化贼为民，不亦可乎？”真宗咸平元年，广武叛卒刘刃啸聚数千辈，逐都巡检使，略汉、蜀、邛州。

　　咸平三年，益州戍卒作乱，奉王均为帅。均僭号大蜀，改元化顺，陷汉州。

　　吕中曰：“李顺之党方息而刘刃兴，刘刃之徒方平而王均起，何蜀人之好乱邪？盖蜀民勇悍，又狃于僭伪之久，故易诱以乱耳。然安李顺之党者张咏也，平刘刃之乱者亦张咏也，代以牛冕则王均反，牧守其可非其人乎？张咏使蜀者再，真宗曰‘得卿治蜀，无西顾忧’，此为蜀择咏，非为咏择蜀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苏洵尝拟为张方平之言，谓：“民无常性，惟上所待，人皆曰蜀人多变，于是待之以待盗贼之意，而绳之以绳盗贼之法，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砧斧令，于是民始忍以其父母所仰赖之身而弃于盗贼，故每每大乱。夫约之以礼、驱之以法，惟蜀人为易，至于急之而生变，虽齐、鲁亦然，吾以齐、鲁待蜀人，而蜀人亦自以齐、鲁之人待其身。”洵之言虽若假设，然亦实有此理也。盖秉彝好德之性、好善恶恶之心，人人有之，谁肯甘于为非为恶哉？由乎上之人不以人理待之，彼习知其然，故亦自弃其身于非人理之地而不自惜耳。呜呼，为人上者寄斯民于守牧，乌可专委柱后惠文、冠峨峨武弁者哉？

　　仁宗庆历中，贝州宣毅卒王则据城反。则涿州人，初以岁饥流至贝州，自卖为人牧羊，后隶宣毅军为小校，贝、冀俗尚妖幻，相与习《五龙》《滴泪》等经及诸图谶书，言“释迦佛衰谢，弥勒佛当出世”，则之与母诀也，尝刺“福”字于背以为记，妖人因妄传则字隐起，争信事之。州吏张峦、卜吉主其谋，党与连德、齐诸州，约以正旦断澶州浮梁作乱，会其党潘方净以书谒北京留守贾昌朝，事觉被执，故不待期。冬至日，知州张得一方与官属谒天庆观，则率其徒劫库兵，执得一囚之，杀通判董元亨等。则僭称东平郡王，建国曰安阳，事闻，以文彦博为河北宣慰使平之。

　　臣按：盗贼之窃发，往往以妖术惑众，伏读律文有曰：“凡师巫假降邪神，书符咒水，扶鸾祷圣，自号端公、太保、师婆及妄称弥勒佛，白莲社、明尊教、白云宗等会，一应左道乱正之术，或隐藏图像、烧香集众，夜聚晓散，佯修善事，扇惑民人，为首者绞，为从者流。”其法可谓严矣。圣祖制法之初，其为虑一何远也，然欲禁绝其源，当自京师首善地始，宜敕巡城御史及兵马司官，凡京城内外有假鬼神降神书符以救病报事为民者，即令街方火甲具名报官究治驱遣之，其当禁治而不禁治与容而为之者，治以重罪，及通行天下，凡人家有收蓄异书者皆许赴官受直，三月之后不首者，他人首发重罪之，是亦治朝遏乱之一术也。

　　欧阳修言：“近日盗贼纵横，若不早图，恐贻后悔。臣计方今御盗者不过四事，一曰州郡置兵为备，二曰选捕盗之官，三曰明赏罚之法，四曰去冗官用良吏，以抚疲民使不起为盗。”

　　臣按：除盗之法最不可缓，缓则贼势日大、徒侣日多，往往贻他日之悔。修之四事，其去冗官用良吏以抚疲民，其首务也，得一良吏如龚遂之治渤海、虞诩之治朝歌，盗不难除矣。

　　富弼言于仁宗曰：“访得多有凶险之徒，始初读书即欲应举，及其长立所学不成，虽稍能文，不近举业，仕进无路，心常怏怏，颇读史传粗知兴亡，以至讨寻兵书，习学武艺，因此张大胸胆，遂生权谋，每遇灾祥便有窃议自负，所图甚大，蔑视州县，既不应举，又不别营进身，往往晦名诡姓，潜迹遁形，乃与其徒密相结扇。此辈散在民间实多，纵无成谋亦能始祸，要在得而縻之，使所谋不成。乞命臣寮可委者多方采访，如有此等之人，作草泽遗逸荐于朝廷，随其所能，量加恩命。”

　　苏轼言于仁宗曰：“夫惟忠孝礼义之士，虽不得志不失为君子，若德不足而才有余者，困于无门则无所不至矣。臣愿特为京东西、河北、河东、陕西五路别开仕进之门，古者不专以文词取人，故得士为多，王者之用人如江河，江河所趣，百川赴焉，蛟龙生之，及其去而之他，则鱼鳖无所还其体而鲵鳅为之制，愿采唐之旧，使五路监司郡守共选士人，其人才、心力有足过人而不能从事于科举者，荐其材使得出仕，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，朝廷察其尤异者擢用数人，则豪杰英伟之士渐出于此涂，而奸猾之党可得而笼取也。”

　　轼又代淮南转运使李琮言于神宗曰：“扬雄有言，御失其道则天下狙诈咸作敌，而班固亦论剧孟、郭解之流皆有绝异之姿，而惜其不入于道德，苟放纵于末流，是知人言善恶本无常性，若御得其道则向之奸猾尽是忠良，故许子将谓曹操曰‘子治世之能臣，乱世之奸雄’，使韩、彭不遇汉高，与盗贼何异？臣窃尝为朝廷计，以为穷其党而去之，不如因其材而用之，何者？其党不可胜去而其材自有可用，昔汉武帝尝遣绣衣直指督捕盗贼，所至以军兴从事，斩二千石以下，可谓急矣，而盗贼不为少衰者，其党固不可尽也，朝廷因其材而用之则盗贼自消，而豪杰之士可得而使，请以唐事明之。自天宝以后，河北诸镇相继为乱，虽宪宗英武亦不能平，观其主帅皆卒伍庸才，而能于六、七十年间与朝廷相抗者，徒以好乱乐祸之人、背公死党之士相与出而辅之也。臣愿陛下精选青郓两帅、京东西职司及徐、沂、兖、单、潍、密、淄、齐、鲁、濮知州，谕以此意，使阴求部内豪猾之士，或家富而多权谋，或通知术数而晓兵，或家富而好施，如此之类，皆召而劝奖，使以告捕自效，籍其姓名以闻于朝，所获盗贼量轻重酬赏，若获真盗大奸，随即录用，若只是寻常劫贼，即累其人数酬以一官，使此辈歆艳其利以为进身之资，但能拔擢数人，则一路自然竞劝。贡举之外别设此科，则向之遗才皆为我用，纵有奸雄啸聚，亦是无徒。”

　　秦观曰：“自古盗之所以兴，皆出于仍岁水旱、赋敛横出、徭役数发，故愚民为盗，弄兵于山海险阻之间，以为假息之计，所可深虑者，其间有豪俊而已，何则？人之豪俊犹马之有骥、犬之有卢，虽上观下获，一日千里而纵蹄龊之变，亦可畏也。昔周亚夫得剧孟，喜曰：‘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剧孟，吾知其无能为也。’天下骚动，大将得之隐如一敌国，云唐纵朱克融北还卢龙，未几军乱，遂复失河朔，夫孟、克融皆匹夫耳，而得失去就之间，系吴楚之成败、为河朔之存亡，以此言之，盗贼之间而有豪俊，岂不为可深虑也哉？臣以为销亡大盗之术，莫大乎笼取天下之豪俊，天下豪俊为我笼取，则彼卒材鼠辈虽有千百为群，不足以置齿牙之间矣。国家取人之制，其选高者惟制策、进士，夫豪俊之士固有文武纵横之间无不可者、椎鲁少文独可以任之大事者，使天下豪杰皆文武纵横之才，二科足以取之，若有椎鲁少文之人则不可得而取之矣，是制策、进士所得之外，不能无遗材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富、苏二臣所见略同，盖盗贼窃发，古今代有，彼其纷纷攘攘之徒为人所劫制者，心无定志，为利而动，既可以诱胁而来，亦可以哄吓而去，无足虑者，所虑者粗知文义识古今者尔，其言足以动众、智足以设谋，其纵横诡秘、机略变幻尤易以惑世而欺人，此等之人苟非有以平时收拾之，使其有所顾藉而不肯为非，即不幸一旦有事，则彼在中国则为盗贼主谋，彼出外境则为夷狄效力，其为祸害有非旦夕可已者。仰惟祖宗用人，于科目、岁贡之外别有贤良方正、才识兼茂、经明行修诸科，下至富户老人亦在所用之列，盖以天下之大，人材有能有不能，故以此待之，使其咸尽所用而无遗也。近日用事者乃尽去之，而颛颛用科、贡二途，甚非祖宗意也。臣愚愿复旧制诸科，以收拾天下遗才，又敕有司，凡士子有不习举业者有他才能艺术可称，皆许荐闻，随所能而试之，量授一职，其大江以北人才朴鲁，固有心解而口不能言、口言而手不能书者，其中有知边情谙武事及膂力技能过人者，亦许以名闻，量用以为都司卫所幕官，或补任或添注、或于武职中试职，其中才能出众者果有显效，则不次用之以为将帅、以为方面，异日为国立功名、攘夷狄，亦未必不赖其用也。夫然，则天下之有才者皆有用而无出位之思，国家之所用者无遗才而无意外之虑，黄巢必不贩私盐，张荣必不为阡能草书檄，樊若水必不量江面，张元、吴昊必不为夏人之用，黄师宓必不主侬氏之谋，徐伯祥必不引交人以入寇也。

　　富弼言于神宗曰：“今来累有群贼白日入城，开军资甲仗等库，劫取衣甲物帛，散与贼党，州中兵士不满三十人，州官散走，贼徒恣行劫杀，殊无畏惮，官司势不能制御。夫小寇聚集尚如此凌侮，此后更有大盗杀官吏、据州城，尽取官私财物，召募徒众，必且将至千万人以与朝廷相抗，贼徒大劫财物，散施无涯，则贫民乐随矣，恣行劫杀使人震恐，则大小胁从矣，朝廷赏必有限，罚必有条，不得如贼之使人乐随而胁从也，若诸处观望，奸雄相应而起，贼满天下则大事去矣，秦末、隋末、唐末皆由此而乱，臣夙夜思虑，实为寒心。”

　　赵瞻言于英宗曰：“伏见群盗杀害辅郡之官吏，系囚叛起京畿之狱，此皆前古祸乱之萌，朝廷腹心之虑，为最急务，而政府惟不过发关移为督责之状，州郡亦不过备游徼为期会之迹而已，文书一报，但用习常苟求按问，未有为国家穷渊薮积奸之原、塞万一不测之计也。”又曰：“昔用一郡守则盗贼屏息，今联官数十员而不能禁者，何哉？盖昔之责人以实效，而今之官司取空文也。今盗一发，符牒四走，则曰吾有文书下一路矣，帅府则曰吾有文书下郡矣，按具则吾无责也，郡则曰吾有文书下巡逻令尉矣，关白即吾无责也，令尉则曰吾有文书下坊里保伍矣，期会即吾无责也，此其由来，得非自朝廷之守空文邪？”

　　臣按：大盗之起，必劫刑狱，必掠公库，必杀官吏，自古祸乱之起皆始于此，驯而至于其极，四海涂炭，宗社丘墟，皆起于一州一县之积也，有国家者思患而豫防之，岂容缓哉？昔群盗剽劫淮南，将过高邮，知军晁仲约度不能御，令富民出金帛、具牛酒，使人迎劳且厚遣之，盗悦径去，不为盗。事闻，富弼欲诛仲约，范仲淹欲宥之。臣窃以为，弼之欲诛法也，仲淹之欲宥情也，请酌之情法之中，使高邮有城池士卒而仲约不御之而使之越过其境，固有罪矣，若无城郭可为屏蔽、无士卒可以拒敌而又无邻境可以救援，与其徒手以受害，不若以计而援之，不犹愈于坐致一郡之生灵之失其所乎？此其失在于朝廷，不在于州郡，州郡之罪在未事之先而不在临事之际。夫受人牛羊为之牧而不为之闲校，使为盗所窃，则牧者不能无罪也，责其不能为闲校之罪则可，今盗来而彼能以计却之使牛羊不失，而坐以失牛羊之罪则过矣，臣谓州郡之罪在未事之先而不在临事之际者此也。虽然，城池之不设、兵卒之无额，岂但州郡之罪哉，而朝廷之上、庙堂之尊亦当分其责焉。臣请自今以后，凡天下府州县无城池当要害处，即议与筑城置军，其不可置军处则令巡抚方面及守令计议，或用民力或用官钱，赁工以次第为之，就用附郭市民，免其杂差，编为丁壮夫甲，量为额数守之，其余州县地狭而民少不可为城守者，亦量与丁夫为守，凡其所有仓库、钱粮、甲仗俱寄郡库，犯罪重囚俱监郡狱，有城池处如此，则凡有官司皆有城守，民有依附之所，军有御备之具，异时为寇所攻劫，罪有所归，而彼亦无辞矣。是虽一州一县之事，积而累之，天下之大宗社之安未必不由此也，为国家远虑者所宜深致意焉。

　　苏轼言于神宗曰：“臣前任密州建言，自古河北与中原离合常系社稷存亡，而东京之地所以漕输河北，瓶竭则罍耻，唇亡则齿寒，而其民喜为盗贼，为患最甚，因为陛下画所以待贼之策。及移守徐州，览山川之形势，察其风俗之所上而考之于载籍，然后又知徐州为南北之襟要而京东诸郡安危所系也。臣观其地，三面被山，独其西平川数百里，西走梁宋，使楚人开关而延敌，材官驺发，突骑云从，真若屋上建瓴水也，地宜粟麦，一熟而饱数岁，其城三面阻水，楼堞之下以汴泗为池，独其南可通车马，而戏马台在焉，其高十仞，广袤百步，若用武之世，屯千人其上，聚櫑木炮石、战守之具以为城相表里而积三年粮于城中，虽用十万人不易取也，其民皆长大，胆力绝人，喜为剽掠，小不适意则有飞扬跋扈之心，非止为盗而已。汉高祖沛人也，项羽宿迁人也，刘裕彭城人也，朱全忠砀山人也，皆在今徐州百里间，其人以此自负，凶桀之气积以成俗，魏太武以三十万人攻彭城不能下，而王智兴以卒伍庸才恣睢于徐，朝廷亦不能讨，岂非以其地形便利、人卒勇悍故邪？”

　　臣按：彭城乃天下南北之要冲，其形势、风俗、物产苏轼言尽之矣，虽然，汉唐都关中，此地在当时为远郡，宋都汴梁，此地在当时为陪辅，其在今日则在南北两京之间，运道所必经之地，凡今天下十三藩其九藩皆由兹以北上，南出数百里则为帝乡兴王之地，祖宗陵寝所在，关系非但汉唐宋时比也。臣于“京辅屯兵”条下请于此处立为大镇，命大将一员统领江淮上班官军于此守镇，一以守护漕运，一以屏蔽皇陵，而于一方之盗贼亦藉是以镇遏之，则两京有通融之势，万里无隔绝之患，而宗社之安如磐石之固矣。

　　徽宗宣和二年，建德军青溪民方腊世居县堨村，托左道以惑众。县境帮源诸峒山谷幽险，腊有漆园，造作局屡酷取之，腊怨而未敢发，时朱勔领应奉局于苏，花石之扰，比屋致怨，腊因民不忍，阴聚贫乏游手之徒，以诛勔为名起作乱。自号圣公，建年号，置官吏将帅，凡破六州五十二县，戕平民二百万。凡得官吏，必断脔肢体，探其肺肠，或熬以膏油，丛镝乱射，备尽楚毒，以偿怨心。警奏至京师，方聚兵以图北伐，王黼匿不以闻，于是凶焰日炽，附者盖众，东南大震。帝得疏始大惊，乃罢北伐之议，而以童贯为宣抚使、谭正为两浙制置使，率禁旅及秦晋蕃汉兵十五万讨之。贯至吴，见民困花石之扰，众言“贼不亟平，坐此耳”，贯即承诏罢之，吴民大悦。

　　臣按：盗贼之起，非假众力，不能以独为也，然人各一心，心各一见，而一旦欲使之同捐生以赴死，夫岂易哉？盖必有以激其怒而遂其欲，不如此则怒不可解，不如此则欲不得遂，此其所以捐生以赴死而求其生于死之中，将以泄其不平之气而成其大欲之志也。方腊之反，见官吏既杀之，备极惨毒，盖平日受其害，欲报复之无由，今故甘心焉。夫官吏恣己私以害民，而受其惨毒，固其所也，然亦有承上意、循众例，心实有所不忍，不得已而逭一时之责以为之者，其罪亦当有所分哉。柳宗元有言，势不同而理同，呜呼，可不省哉，可不念哉！

　　元顺帝至正六年，两淮盐运使宋文瓒言：“江阴通泰为江之门户，而镇江真州次之，国初设万户府以镇其地，今戍将非人，致贼舰往来无常，集庆花山贼凡三十六人，官军万数不能进讨，反为所败，后竟假手盐徒，虽能成功，岂不贻笑远近？宜亟选智勇以图后功。”

　　臣按：自古盗贼为民害者莫如盐徒，盖厚利所在，人之所趋，不顾死生者也。惟其利重，所以能致人死命，彼尽命以致死，而我用有生路之人以御之，此所以我众虽多而不能制其少也。此事关系甚大，夫国家之于盐课，盖众利之中一利耳，其利之有无皆不系于国之重轻，其害之有无而国之治乱安危实系焉，是故远而有唐一代之祸莫大于黄巢，近而前元一代之祸莫大于张士诚，巢与士诚皆盐徒也。为国家远虑者，尚预思有以消弭之，毋蹈昔人之覆辙而使之至于无可奈何。

　　八年，台州民方国珍为乱，聚众海上，寇温州。十一年，命江浙左丞博特穆尔讨之。十二年，复叛，杀台布哈，寻命纳琳讨之。十三年，从特呼特穆尔请，授国珍以徽州路治中，不受命。十六年，国珍复降，以为海道漕运万户。未几，以为江浙行省参政。

　　臣按：先正有言，元之失天下，招安之说误之也，何则？人君所以立国者以其有纪纲也，所以振纪纲者以其有赏罚也，赏必加于善、刑必施诸恶，使天下之人知所劝惩焉，则治本立矣。方国珍者，当天下无事之时，一旦敢为乱首，以为天下先，为元人计，宜痛诛剿之以惩夫民之不逞者可也，乃听人言，行招安之策，不徒不加之以罪，而又授之以官，是以赏善之具以劝恶也，由是群不逞之徒纷然相仿效、相诱胁，事幸成或得以为王为伯，不成亦不失州县之官，用是盗贼蜂起，而元因是亡矣。虽然，岂但元哉？宋人有诗云“仕途捷径无过贼，将相奇谋只是招”，则其来远矣。然则国家不得已而当此时有此寇，何以处之乎？弭祸乱者必折其萌，国家无事之时，齐民无故首兴祸乱，要必合天下之力以攻之，遏绝其萌，使毋致于蔓衍，决不可用招安之策也。万一不得已而用焉，必播告之曰：除首恶某一名不赦外，自首名外其同党有能自首及缚其人来者，皆宥其罪，量加以赏焉。使一世之人皆知朝廷严首乱之诛，的然不轻恕，则祸乱之原塞矣。

　　元末盗贼蜂起，有司不能制，及发丁夫开河，民心益愁怨思乱，栾城人韩山童倡言“天下大乱，弥勒佛下生”，河南及江淮愚民翕然信之，其党刘福通等同起兵，以红巾为号。既而山童就擒，福通遂破颍州，据朱皋，攻罗山等县，陷汝、宁、光、息等府州，众至十万。

　　臣按：承平之时，国家有所征行戍守，恒患士卒消耗、军伍空缺，稍欲编民为兵，恐其嗟怨或生他变，不独本兵者不敢主此议，而建议者亦不敢启此言，夫何盗贼一起，旬月之间即成千万，是何公为之甚难而私为之乃易易如此哉？必有其故矣。明明在上，穆穆布列者，请试思之。

　　以上论遏盗之机（下）。臣按：自古论盗贼者多矣，惟宋秦观之言最为切中机要，谨备录之以为后世之鉴。观之言曰：“治平之世，内无大臣擅权之患，外无诸侯不服之忧，其所事乎兵者，敌国盗贼而已。敌国之害，士大夫讲之详、论之熟矣，至于盗贼之变，则未尝有言之者，夫岂智之不及哉？其意以为不足恤也。天下之祸常生于不足恤，昔秦既称帝，以为六国已亡，海内无复足虑，为秦患者独匈奴耳，于是使蒙恬北筑长城，却匈奴七百余里，而陈胜、吴广之乱乃起于行伍阡陌之间，由此言之，盗贼未尝无也。夫平盗贼与驭敌国之术异，何则？敌国之兵甲马如云，矢石如雨，牛羊橐驼转输不绝，其人便习而整，其器犀利而精，故方其犯边也，利速战以折其气。盗贼则不然，险阻是凭，钞夺是资，亡命是聚，胜则乌合，非有法制相縻，败则兽遁，非有恩信相结，然揭竿持梃，郡县之卒或不能制者，人人有必死之心而已。故方其群起，而速战以折其气，勿迫以携其心，盖非速战以折其气则缓而势纵，非勿迫以携其心则急而变生。今夫虎之为物，啸则风生，怒则百兽震恐，其气暴悍，可杀而不可辱，故捕虎之术，必先设机阱，旁置网罟，撞以利戟，射以强弓，鸣金鼓而乘之，不旋踵而无虎矣，至蛇与鼠则不然，虽其毒足以害人而非有风生之勇，其贪足以蠹物而非有震恐百兽之威，然不可以骤而取者，以其急则入于窟穴而已，故捕蛇鼠之术必环其窟穴而伺之，薰以艾、注以水，彼将无所得食而出焉，则尺棰可以致其命。夷狄者虎也，盗贼者蛇鼠也，虎不可以艾薰而水注，蛇鼠不可以弓射而戟撞，故曰平盗贼与驭敌国之述异也。虽然，盗贼者平之非难，绝之为难，平而不绝，其弊有二，不可不知也，盖招降与穷治是已。夫患莫大于招降，莫深于穷治，凡盗贼之起必有枭桀而难制者，追讨之官素无奇略，不知计之所弭，则往往招其渠帅而降之，彼奸恶之民见其负罪者未必死也，则曰与其俯首下气以甘饥寒之辱，孰若剽攘攻劫而不失爵位之荣，由是言之，是乃诱民以为乱也，故曰患莫大于招降；凡盗贼之首既已伏其辜矣，而刀笔之吏不能长虑，却顾简节而疏目，则往往穷支党而治之、迫胁之，民见彼污者必不免也，则将曰与其婴锢金木，束手而就毙，孰若逃遁山海，脱身而求生，由是言之，是驱民以为乱也，故曰祸莫深于穷治。且王者所以感服天下者，惠与威也，仁及有罪则伤惠，戮及不辜则损威，威惠两失而欲天下心畏而力服，尧舜所不能也。《夏书》曰：‘歼厥渠魁，胁从罔治，旧染污俗，咸与维新。’盖渠魁尽杀而罔赦则足以夺奸雄之气，胁从污染不治而许其自新则足以安反侧之心，夫如是，天下之人孰肯舍生之涂而投必死之地哉？”呜呼，自古建平盗已乱之策，莫有过于秦观之论者，其论三篇，后篇即苏轼代李琮所草之疏也。国家为治，诚能轻徭薄赋、省刑戢吏，遇有水旱即与赈济，自无盗贼之生发矣，不幸而有焉，方其初起未成之时，即速与剪除，不容少缓，若其气势既成，必须委曲计虑，不可有轻之之心。臣自出仕以来，尝三见反寇矣，其初也皆以官军轻之，反为所败，资以器械甲兵，其势遂张大，殆其后也，复调官军惩前日之败，往往持重坚守，彼遂堕吾计中，一举而灭之，此已然之明效也。何则？盖盗贼之初起也，所以扇惑乎平民、鼓动其恶党者，皆曰“朝廷之政令不行，卫所之官军素怯，城池之守备不固”，辄与之克期曰某日攻某城，又某日攻某城，不旬月而吾之事成矣，既而至期皆不应焉，则众见彼言之无验、谋之无效，而知其事之决无成，自然解体而散矣。由是观之，秦观所谓平盗贼与驭敌国之术异，验于臣之所见尤信。
　
卷一三九

　　▲赏功之格（上）

　　《易师》：上六，大君有命，开国承（受）家，小人勿用。象曰：“大君有命”，以正功也；“小人勿用”，必乱邦也。

　　程颐曰：“上，师之终也，功之成也。大君以爵命赏有功也，开国封之为诸侯也，承家以为卿、大夫也，小人者虽有功不可用也，故戒使勿用。师旅之兴，成功非一道，不必皆君子也，故戒以小人有功不可用也，赏之以金帛禄位可也，不可使有国家而为政也。小人平时易致骄盈，况挟其功乎？汉之英（英布）、彭（彭越）所以亡也，圣人之深虑远戒也。夫大君持恩赏之柄，以正军旅之功，师之终也，虽赏其功，小人则不可以有功而任用之，用之必乱邦，小人恃功而乱邦者，古有之矣。”

　　朱熹曰：“师之终、顺之极，论功行赏之时也。坤为土，故有开国承家之象，然小人则虽有功亦不可使之得有爵土，但优以金帛可也，象所谓必乱邦，圣人之戒深矣。”

　　又曰：“开国承家一句，是公共所得底，未分别君子、小人，小人勿用则是勿更用他，与之谋议经画耳。汉光武能用此义，自定天下之后一例论功行封，其所以用之在左右者，则邓禹、耿弇、贾复数人，他不与焉。”

　　丘富国曰：“初言师之出，上言师之还，至此则功成凯奏之时也，大君必有赏功之命，开国，功之大者也；承家，功之小者也。象曰以正功者，言爵赏之命乃所以正诸将武功之等差也。然兵行诡道，而贩缯屠狗之人孰不愿出奇以立功，而立功不必皆君子也，此又曰小人勿用，何邪？盖以小人有功固当例以赏之，若使之参预国家之谋议，则挟功以逞，必生僭窃乱邦之祸，故于小人戒以勿用，而象曰必乱邦也，其意严矣。”

　　臣按：人臣有功于国家，功之大者则分土以封之，次者则列爵以授之，与之以土田、锡之以爵位，因其功而予之赏，固不可分别之也，然于其中有德学才识者则付之以官守职任，使得以展其才而尽其用，若夫资禀庸下、局量褊浅与夫心术偏邪者，则使之奉朝请居闲散，有土地以世食其禄，有职名以世延其赏，非但不使之得以害吾之政，亦所以保全之使不失其禄也。程传谓赏之以金帛禄位，而《本义》则谓不使之得有爵土而但优以金帛，臣窃以为小人难养，而不令人知所以自反，彼见同功一体之人皆有爵土而己独无焉，安能使其无怏怏之心哉？当如程氏言与之禄位，如朱氏言优以金帛，但俾食邑而不临民，给禄而不莅职，如此，则得正功之典，而亦无乱邦之祸矣。

　　《离》：上九，王用出征，有嘉折首，获匪其丑，无咎。

　　程颐曰：“九以阳居上，在《离》之终，刚明之极者也。明则能照，刚则能断，王者宜用如是刚明以辨天下之邪恶，而行其征伐，则有嘉美之功也。”又曰：“去天下之恶，若尽究其渐染诖误，则何可胜诛，所伤残亦甚矣，故但当折取其魁首，所执获者非其丑类则无残暴之咎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程传以“有嘉”属上句，朱子以“有嘉折首”为句，考《汉书》刘向上疏引此爻辞以明成汤之功，曰“有嘉折首，获匪其丑”，亦以“有嘉折首”为句，盖嘉，善也、美也，人臣奉君命以出征，有歼厥渠魁之功，故有以嘉美之也。盖战功莫大于获其渠魁，其于首恶之渠魁既折而馘之，非徒取其胁从之丑类以备数塞责而已，其为功大矣，岂不可嘉尚之乎？盖所折者所当折者也，何咎之有？彼不能折其首而徒取其类，则有非所歼而歼者矣，岂得无过咎哉？王用将以出征，而将能用王命以折寇之首以正邦，既有可嘉之功，必有嘉功之实，此王者于出征有功者所以有爵赏之报也欤。

　　《诗序》：《彤弓》，天子锡有功诸侯也。其首章曰：彤弓（朱弓）召（弛貌）兮，受言藏之。我有嘉宾，中心贶（与也）之。钟鼓既设，一朝飨（大饮宾曰飨）之。

　　朱熹曰：“此天子燕有功诸侯而锡以弓矢之乐歌也。”

　　吕祖谦曰：“受言藏之，言其重也。弓人所献，藏之王府，以待有功，不敢轻与人也。中心贶之，言其诚也，中心实欲贶之，非繇外也。一朝飨之，言其速也，以王府宝藏之弓，一朝举以畀人，未尝有迟留顾惜意也。后之视府藏为己私分，至有以武库兵赐弄臣者（汉哀帝发武库兵送董贤），则与受言藏之者异矣；赏赐非出于利诱则迫于事势，至有朝赐铁券而暮屠戮者，则与中心贶之者异矣；屯膏吝赏，功臣解体，至有印刓而不忍予者，则与一朝飨之者异矣。”

　　臣按：古者诸侯有四夷之功，王赐之弓矢，又为歌《彤弓》之诗，以明报功宴乐。先儒谓始而藏器以待有功之人则不敢轻，及其推诚以锡有功之人则不敢惜，王者于赏功之物，始而不知重其物则必有轻视之心而人亦亵之矣，终而不出于诚心又吝而不果则人虽得之亦不以为恩矣，故未有功之时则藏之也不敢轻，既有功之时则诚心与之而无所惜，王者赏功之大权当如是矣。噫，一弓之微，古人犹重之如此，况先王之爵禄，天所以命有德者哉？其不可轻予无功之人也可知矣。

　　《周礼》：司勋（掌功赏之官）掌六卿赏地之法以等（差也）其功，王功曰勋（辅成王业），国功曰功（保全国家），民功曰庸（常也），事功曰劳（勤劳），治功曰力（强有力者），战功曰多（多算）。凡有功者铭书于王之太常（日月为常），祭于太烝（冬祭曰烝），司勋诏之。大功，司勋藏其贰（副本），掌赏地之政令，凡赏无常（功之大小不可预知），轻重氏（视同）功（功大者重其赏，功小者轻其赏）。凡颁（授也）赏地，参之一食（三分计税，王食其一，功臣食其二），唯加田无国正（既赏以田，又加赐之，免其征税）。

　　王昭禹曰：“先王于有功之臣，铭书于王之太常，使与日月同其光，识之于不忘也；祭于太烝，使与先王同其荣，报之而致厚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司勋所掌之六功，不止于战也，乃以属于司马，何也？盖军赏不逾时，与之速则人心劝，报之缓则人心疑，属之他官则司存散隔，文告回复，徒有壅蔽之害、增减之弊，不足以激昂人心也。然其战功所行者其事有难有易，所遇者其敌有坚有脆，故其行赏也，又必审察考验，以视其勤劳、功力与夫谋算之大小、多少、难易以为之轻重、高下焉。

　　《春秋左传》：桓公二年，凡公行，告于宗庙，反行，饮至舍爵策勋焉，礼也。

　　杜预曰：“爵，饮酒器也。既饮置爵则书勋劳于策，言速纪有功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军赏不逾月，欲民速睹为善之利，故饮至之礼，方置其爵即书其勋劳于策，书之上所以激劝有功臣子，兴起趋事赴功之心也。

　　僖公二十三年，楚成得臣帅师伐陈，遂取焦、夷城顿而还，子文以为之功，使为令尹，叔伯曰：“子若国何？”对曰：“吾以靖国也。夫有大功而无贵仕，其人能靖者与有几？”

　　臣按：《易》谓“开国承家，小人勿用”，恐其徇私而不靖也。然既用之以效其力而成夫功矣，而又弃绝之焉，自非明理守道之君子不能不觖望也，是以君子作事用人，必谨其始，苟失之于初，则必善为之处置，委曲以成全之，以厌其素望，遏其非心，如此，则功臣保全而国家安靖矣。

　　晋文公与荆人战于城濮，公问于咎犯，咎犯对曰：“服义之君不足于信，服战之君不足于诈，诈之而已矣。”又问雍季，雍季对曰：“焚林而田，得兽虽多而明年无复也；干泽而渔，得鱼虽多而明年无复也。诈犹可以偷利，而后无报。”遂与荆军战，大败之。及赏，先雍季而后咎犯，侍者曰：“城濮之战，咎犯之谋也。”君曰：“雍季之言，百世之谋也；咎犯之言，百世之权也，寡人既行之矣。”

　　臣按：晋文公为五伯之盛，伯者虽曰尚功利，然文公之施赏不徒赏其功利之人，而必先赏其道义之士。盖去古未远，圣人之泽犹存，至秦以后则不复有此论矣。

　　战国韩昭侯有敝袴，命藏之，侍者曰：“君亦不仁矣，不赐左右而藏之。”昭侯曰：“吾闻明主爱一颦一笑，颦有为而颦，笑有为而笑，今袴岂特颦笑哉？”

　　臣按：人君之爵赏所以为臣下所重者，以人君能自重之也，得之以重而人亦以重视之，得之以轻而人亦以轻视之。昭侯一国之君，以一敝惣之微犹不轻以予人，况爵禄乎？有天下之大者，乌可轻以先王之爵禄而滥予乎人哉？

　　《司马法》曰：凡战，定爵位，著功罪。

　　臣按：《司马法》虽作于战国，然多成周之遗制也，盖于定功行赏之时具其功状，有功者以罪减功，有罪者以功折罪。又曰：赏不逾时，欲民速得为善之利也。

　　臣按：赏贵乎速，速则人心悦慕而兴起，况乎军功之赏，尤不可迟，迟则事已而人心怠矣。盖赏之为赏，非徒以报其人已然之功，实用之以起后人奋发之志。后世遇有当赏，文移核实，动经岁月，甚至有其人已死而后得赏者。呜呼，其弊也久矣。夫赏有两端，曰官曰财而已，功之小者赏之以财，功之大者赏之以官，赏以财随事而给可也，赏以官，官非人臣所得专者，然古有承制封拜之比，遇有出师命将，许以便宜行事者，宜给以官券如古告身之类，中空其名，遇有功者随其大小填注以授之，俾执以照，盖许之以名而未予之以实也，必待奏闻命下而后实授焉。如此，则立功之人既有所怀感，而未立功者亦知所兴发矣。

　　《三略》曰：军无财士不来，军无赏士不往。又曰：香饵之下必有死鱼，重赏之下必有勇夫。故礼者士之所归，赏者士之所死。

　　臣按：将领士卒皆国家之臣子，平日食君之食、衣君之衣，凡仰事俯育者皆君之赐也，一旦有事，少效微劳而又欲希其赏赐，可乎？虽然，此就臣子之义而言尔，若夫人君之用人则不可无赏赉之仁。

　　秦卫鞅说孝公变法，斩一首赐爵一级。

　　臣按：后世计首级以定军功始于此。呜呼，生天地间而灵于物者人也，人与人同类相生以相爱，相死以相卫，人之理也、天之道也。世降而伪滋，人与人乃相戕相害，均是人也而又杀人以为功，是岂人道当然哉？夫自五帝三王之时已有战争之事，然其人化服即止，不至杀戮之甚如后世也，至秦用商鞅，始上首级，后世袭用之，以为当然而不可易，百世如一日也，后世忍心贪功之人，乃至诬平民截死尸以为功次，皆秦作俑之遗祸也。臣尝谓天下之事惟武功一事最难得其尽善而无余弊，何也？盖兴师动众，人至多也，临陈对敌，机无穷也，不杀则不足以退敌而功不成，是武之成必在于杀人也，是故论功者恒以杀敌之多少以为功庸之差等，古昔盛时固已献馘于学宫，载之《诗》《礼》者可考也，非但秦也，盖至秦乃益盛焉耳。今若不用秦之法，而于武功告成之日一例升赏，然而勇者怯者同赏，孰肯效死而争先？若依旧以首级为功，方其战酣乘胜之际，其势有进而无退，既斩敌首，何暇转而持之，非独为人所有而敌亦或得以制其命矣。二者皆非万全无弊之法，然则果何如而可？臣窃以为，自古国家所以赏功者爵与财而已矣，爵以名而致贵，财以利而致富，是名与利、富与贵乃人之所甚欲而甚慕者也，以人所甚欲者以为功赏之具，盖以性命者人之所甚惜，身体者人之所甚爱，人能舍其所甚爱甚惜之性命身体以为我操兵戈以御敌，卫生灵以安社稷，厥功莫大焉，于是乎即其所甚欲甚慕之货财、官爵以报之焉，报其已往之功，所以作其将来之志，非但为其人，盖为乎国也，然其所立之功有大有小、有多有寡、有缓有急、有易有难，不可以一例观也，不可以一例观亦不可以一例报，然而战陈之时、急迫之际、纷乱之中，安能一一得其轻重、多寡之实而权度之不差哉？将使人临陈而监之欤，则目力所及有限而不能周；将使人随众而纪之欤，则人心所存不同而不能以皆公；不然则将待其功成而通第之欤，则是非真赝又将何所据而分辨。臣窃以为，古人有言，惟公生明，公则己不为私，明则人不能欺，在己者既不为私，自然有以畏服人之心志而人不敢欺己矣，国家当有事命将之时，必于廷臣中择平日理明而心公、智周而性执者以为纪功之官，使其随时制宜，权其缓急难易以定其功次，使上下通知，彼此保证，一有疑似难明纷争不一者，即与移文考核结正，必须详实归一，然后明白开具榜于通衢，如科试揭晓然者，有不公者许其指名开告其作私及蒙蔽之人，有赃者计赃论，无赃者削去其功次，如此，虽未尽善，亦庶几乎。大凡天下万事，莫外于一实，惟实则人心无不悦服，更乞朝廷下文武大臣，将出军赏功资次立为定式，俾其遵守，原在军伍长行及出榜召募者则一例造册，其有内外臣僚子弟临时方行自投报效者则具名开奏取旨，盖此等之徒皆非真有智勇欲为国出力，盖藉父兄势力乘机欲得进用耳，所以懈怠人心、激怒士卒者皆此等者为之，不可不知也。又有将帅遇有征差辄将子弟、亲识奏请从行，及左右使令吏胥之辈，其实不曾临陈，往往叙作军功，不次升赏，夫以出师取胜，非一人智力所能独成，其临陈奋勇者固为有功，然左右将领为之参谋运智以助其所不及、协力干济以辅期所不能，彼此皆不可相无者，乌可全谓其无功哉？但不可以斩馘论耳。为今之计，宜多立名件，如斩将搴旗、奋勇当先之类，各于本类下次其名姓，并著其所效之实绩，若是随从之人明书曰某人随从、某官参谋运智，或协力干济有功，合准作首级几功，不许混报斩首功次，如此，则事得其实而士卒效力者不起争愤之心矣。又有陈亡士卒，以其既死，无人开报，遂至泯灭，今后但有临陈战亡者，必须同伍开报，不报者有罪，死者一功当生者二功，其有不曾临陈而亡者，虽无御敌之功，亦为王事而死，亦须同伍开报，量加优赉其子孙。

　　汉高帝六年，始剖符封诸功臣为彻侯，萧何封酂侯，所食邑独多，功臣皆曰：“臣等身被坚执锐，多者百余战，少者数十合，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，徒持文墨议论，顾反居臣等上，何也？”高祖曰：“诸君知猎乎？夫猎，追杀兽兔者狗也，而发纵指示兽处者人也，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，功狗也，至如萧何发纵指示，功人也。”群臣皆莫敢言。列侯毕已受封，诏定元功十八人位次，皆曰：“平阳侯曹参身被七十创，攻城略地功最多，宜第一。”谒者关内侯鄂千秋进曰：“群臣议皆误，夫曹参虽有野战略地之功，此特一时之事耳。上与楚相距五岁，失军亡众，跳身遁者数矣，然萧何常从关中遣军补其处，又军无见粮，萧何转漕关中，给食不乏，陛下虽数亡山东，萧何常全关中以待陛下，此万世之功也。今虽无曹参等数百，何缺于汉，汉得之不必待以全，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万世之功哉？萧何第一，曹参次之。”上曰：“善。”于是乃赐萧何带剑履上殿，入朝不趋。上曰：“吾闻进贤受上赏，萧何功虽多，得鄂君乃益明。”于是因千秋所食邑，封为安平侯。

　　臣按：以高祖初得天下，论功行赏以定功臣位次，而以萧何为首，群臣不服，故帝以猎为譬。斯言也，非但可以定创业之功臣，凡后世有出师取胜而还，其功次亦当以是为法。

　　昭帝始元元年，金日二子赏、建俱侍中，与上略同年，共卧起，赏为奉车，建驸马都尉。及赏嗣侯佩两绶，上谓霍将军曰：“金氏兄弟两人不可使俱两绶邪？”对曰：“赏自嗣父为侯耳。”上笑曰：“侯不在我与将军乎？”对曰：“先帝之约，有功乃得封侯。”遂止。

　　臣按：朝廷设为武爵专以报功，非有军功不可得也，如此，则天下之人有欲得之者皆争先奋勇以求之矣，苟可以他途而得则，人皆起其速化之心，以趋易进之路，孰肯捐躯舍命以求其所难者哉？

　　元帝时，西域副校尉陈汤矫制发兵，与都护甘廷寿袭击匈奴郅支单于于康居，斩之传首至京，悬于槁街。既至论功，石显、匡衡以为汤擅兴师矫制，幸得不诛，如复加爵土，则后奉使者争欲乘危侥幸，生事于蛮夷，为国招难。帝内嘉延寿、汤功而重违衡、显之议，久之不决，刘向上疏辨其功，于是诏公卿议封焉。议者以为宜如军法捕斩单于令，衡、显以为郅支本亡逃失国，窃号绝域，非真单于。帝取郑吉故事，封千户，衡、显复争，封延寿为义成侯，赐汤爵关内侯。于是杜钦上疏，追讼冯奉世前破莎车功，帝以先帝时事，不复录。

　　荀悦曰：“诚其功义足封，追录前事可也。《春秋》之义，毁泉台则恶之，舍中军则善之，各繇其宜也。夫矫制之事，先王之所慎也，不得已而行之，若矫大而功小者罪之可也，矫小而功大者赏之可也，功过相敌如斯而已可也，权其轻重而为之制宜焉。”

　　胡寅曰：“甘延寿、陈汤、奉世矫制以成功一也，萧望之、匡衡以为不可封者，《春秋》讥遂事之法也，刘向以为可封，是未免以功利言耳。如荀悦之论，功则有大小矣，矫有大小乎哉？如甘、陈之材气，别加任使而厚报之未晚也。”

　　张耒曰：“夫所恶夫赏矫制而开后患者，谓其功可以相踵而比肩者也。阴山之北，凡几单于？自汉击匈奴，独一陈汤得单于耳，若裂地封汤而著之令，曰‘有能矫制斩单于如汤者无罪’而封汤侯，吾意汉虽欲再赏一人焉，虽数十年未有继也，何遽有邀功生事之忧哉？”

　　陈瓘曰：“莎车之事，望之据所见而言，若衡于郅支则不能无阿石显之嫌。”

　　臣按：《春秋》书遂事，公羊以为生事之词而胡氏以为继事之辞，又曰专事之辞，盖人臣行事无不禀命于君，出境而遇事之系国家安危者专之可也，夷狄处化外，古之帝王固以术羁縻之而不与之较，苟乘其败亡而取之，虽奉天子命亦非是也。盖王者体天以行事，彼未尝犯吾境、戕吾民，而吾以私怨小愤，因其败乱而乘之，非天立君之意矣。君之行事必承天意，臣之行事必奉君命，君命不出于天，臣固不可行也，况臣不奉君命而所行不合于天也哉？陈汤郅支之事，说者不一，揆之天理、协之时事，彼诚于吾之国体有损，于吾之生民有害，反之于心吾理无一之不是而彼皆非，质之于事吾辞无一之不直而彼皆曲，汤等杀之虽有矫制之罪，亦有安边之功，则如胡氏所云，别加任使而厚报，如此不启后来之边衅，而亦得以收其才智之用于他日焉。张耒之议，岂可闻于外夷，独不虑彼亦将悖而入乎？陈瓘谓衡阿石显，固中其病，然国家处事、人臣建议，顾理之是非何如耳，固不因匪人而易其正议，乌用避嫌为哉？但朝廷之上议功封爵，而使房闼之人与焉，其时可知也，其士夫可耻也。

　　成帝时，诏有司访求汉初功臣之后，久未省录，杜邺说上曰：“唐虞三代皆封建诸侯以成太平之美，是以燕齐之祀与周并传，子继弟及，历载不堕，岂无刑辟？繇祖之竭力，故支庶赖焉。近汉功臣亦皆剖符世爵，受山河之誓，而百余年间而袭封者尽非所以示后劝化也，虽难尽继，宜从尤功。”上纳其言，封萧何六世孙喜为侯。

　　臣按：我圣祖开国之初，功臣封公者六人、封侯者十有五人，其后列侯又有进封为公者，今其子孙存者盖寡，其在前朝以罪废者固难复其爵位，惟今从享太庙及列祀功臣庙者，宜如成帝访求汉初功臣之后，举其尤功录用后人，俾不绝其祀，亦所以示后劝功也。

　　光武建武十三年，吴汉平蜀还，于是大飨将士，功臣增邑更封者凡三百六十五人，定封邓禹为密侯，食四县；李通为固始侯，贾复为胶东侯，食六县，余各有差；已没者益封其子孙，或更封支庶。帝在兵间久，厌武事，且知天下疲耗，思乐息肩，自陇蜀平后，非警急未尝复言军旅，皇太子问攻战之事，帝曰：“昔卫灵公问陈，孔子不对，此非尔所及。”邓禹、贾复知帝偃干戈、修文德，不欲功臣拥众京师，乃去甲兵，敦儒学。帝思念欲全功臣爵土，不令以吏职为过，遂罢左右将军官，耿弇等亦上大将军印绶，皆以列侯就第，加特进奉朝请。帝虽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，宥其小失，远方贡珍甘必先遍赐诸侯而大官无余，故皆保其福禄无诛谴者。

　　李靖对太宗曰：“光武虽藉前构易于成功，然莽势不下于项羽，寇、邓未越于萧、张，独能推赤心用柔治，保功臣，贤于高祖远矣。以此论将将之道，臣谓光武得之。”

　　张栻曰：“光武天资虽不逮高祖，而自其少时从诸生讲儒学，谨行义，故天下既定则知兵之不可不戢，闭玉关以谢西域，安定南北以为单于久远之计，处置功臣全其始终，此皆思虑缜密，要自儒学中来。”

　　臣按：自秦汉以来，得待功臣之体者莫如光武。

　　建安十七年，曹操之西征也，河间民田银、苏伯反，扇动幽冀，五官将曹丕遣将军贾信讨之，应时克灭。故事，破贼文书以一为十，国渊上首级皆如其实数，操问其故，渊曰：“夫征讨外寇多其斩获之数者，欲以大武功耸民听也。河间在封域之内，银等叛逆，虽克捷有功，渊窃耻之。”操大悦。

　　臣按：天下所最难清者报军功之数也，史谓故事破贼文书以一为十，盖自汉以来则然矣，岂但今日之弊哉？然今日之弊则下所为而上不知也，魏人之弊则假其虚数以威敌耳，盖是时天下分裂各相为敌故也，今则天下一家矣，非列国相矜伐之比，尤宜痛革其弊。

　　以上赏功之格（上）
　
卷一四○

　　▲赏功之格（下）

　　晋武帝泰始七年，豫州刺史石鉴坐击吴军虚张首级，诏曰：“鉴备大臣，吾所取信，而乃下同为诈，义得尔乎！遣归乡里，终身不得复用。”

　　臣按：虚张首级，此古今之通弊也，然后世人主能如晋武帝以义责其纪功之臣，有犯者痛加罪斥，终身除名，虽有功能亦不复用，则下人皆知所警矣。

　　武帝平吴，王浚入建业受吴主降，明日王浑乃济江，以浚不待己，意甚愧忿，将攻浚，浚送吴主与浑，繇是事得解。浑表浚违诏不受节度，浑子济尚公主，宗党强盛，有司请槛车征浚，帝弗许，但以诏书责之。浚上书曰：“臣前被诏书直造秣陵，以十五日至三山，浑在北岸，遣书邀臣，水军风发，无缘回船，及以日中至秣陵，暮乃被浑所下当受节度之符，欲令明日还围石头，又索诸军人名定见。臣以为皓已来降，无缘空围石头，又兵人定见，亦非当今之急，不可承用，非敢忽弃明制也。事君之道，苟利社稷，死生以之，若顾嫌避咎则人臣不忠之利，非明主社稷之福也。”浚至京师，有司奏浚违诏，大不敬，请付廷尉，不许。浑、浚争功不已，命廷尉刘颂校其事，以浑为上功、浚为中功，帝以颂折法失理，左迁京兆太守。乃诏增浑邑八千户，进爵为公；以浚为辅国大将军，封县侯。时人咸以浚功重报轻，为之愤悒，博士秦秀等上表讼之，帝乃迁镇国大将军。

　　臣按：浑、浚争功，朝廷当俱下廷尉，一以诏书月日为断，其受节度之诏何日达浑所，浑下节度之符何日达浚所，若诏到浑军已旬日而不遣人达于浚，浚得符已旬日而不于浑，军受节制，则浑、浚二人各有当坐之罪；若浚军犹未抵石头，吴主犹未出降而浚得浑符而不少待，则惟罪浚可也，然亦当以功而折罪；若夫浑符实未到，及到之时而吴主已降，则浑有迟滞之罪，非浚不受诏旨；设浑受诏而即发其符，符未到而浚受吴主降矣，则彼此皆无罪也。校其月日以定其功罪，则两人者皆无辞矣，惜乎无人以此而告诸武帝也，武帝知罪刘颂之折法失理，而于所请征浚以槛车付廷尉顾乃置之不问，何也？无亦以浑子尚主，宗党强盛而庇之邪？不然，胡不著其功罪之状而明白布诸朝廷，使天下晓然知曲直是非之所在，顾不韪欤。

　　北魏孝文时，定州刺史陆睿等谋反，有司奏新兴公丕应从坐，孝文以丕尝受诏许以不死，听免死为民。初，丕及睿与仆射李冲、领军于烈俱受不死之诏，睿既诛，孝文赐冲、烈诏曰：“睿之反逆既异余犯，虽欲矜恕如何可得，然犹听自死，免其孥戮。丕连坐应死，特恕为民。朕本期始终而彼自弃绝，故此别示，想无致怪，谋反之外皎如白日。”司马光曰：“夫爵禄废置、杀生予夺，人君所以驭臣之大柄也，先王之制虽有亲故贤能功贵勤宾，苟有其罪不直赦也，必议于槐棘之下，可赦则赦，可宥则宥，可刑则刑，可杀则杀，轻重视情，宽猛随时，故君得以施恩而不失其威，臣得以免罪而不敢自悖。及魏不然，勋贵之臣往往豫许之以不死，使彼骄而触罪，又从而杀之，是以不信之令诱之使陷于死地，刑政之失，无此为大焉。”

　　臣按：命德、讨罪皆天也，人君当奉天意，不可违天理，而擅予夺。诸人亦不可假天威而私用舍诸己，有罪无罪惟其人。后世往往许臣下以不死，非天意也，宜著之令曰：“所不死者律文所载杂犯者尔，事关宗社，得罪于天于祖宗者则否。”

　　孝明帝时，征西将军张彝之子仲瑀上封事，求铨削选格，排抑武人，不使豫清品。于是喧谤盈路，立榜大巷，克期会集，屠害其家，羽林虎贲作乱，杀张彝父子。胡太后收掩羽林虎贲凶强者八人斩之，其余不复穷治，大赦以安之，识者知魏之将乱矣。高欢至洛阳，叹曰：“宿卫相帅焚大臣之第，朝廷惧其乱而不问，为政如此，事可知矣。”

　　臣按：文武无二道，彼此不可相无，而建议者乃欲折抑武人，固非大公至正之道。然所言之非，则受抑者明言之以斥其非，以听朝命可也，而元魏宿卫之士乃至焚言者居而杀其人，朝廷之上乃不痛加惩治，何以为国哉？用是建议之臣，事有涉武人者，一切为之避讳，不敢明白建置，盖惧祸之及也，盖此叔季之世、衰乱之时。若夫明盛之代，所宜明立典宪，敢有蹈魏人覆辙者，坐其典领之官及主使之人，不徒如魏之女主有所隐忍，以启奸雄轻蔑之心，则祸乱无从而兴矣。

　　唐太宗面定勋臣长孙无忌等爵邑，命陈叔达于殿下唱名示之，且曰：“朕叙卿等勋赏或未当，宜各自言。”于是诸将争功纷纭不已，淮安王神通曰：“臣举兵关西，首应义旗，今房玄龄、杜如晦等专弄刀笔，功居臣上，臣窃不服。”上曰：“义旗初起，叔父虽首唱举兵，盖亦自营脱祸，及窦建德吞噬山东，叔父全军覆没，刘黑闼再合余烬，叔父望风奔北，玄龄等运筹等帷幄，坐安社稷，论功行赏，固宜居叔父之先。叔父国之至亲，朕诚无所爱，但不可以私恩滥与功臣同赏耳。”诸将乃相谓曰：“陛下至公，虽淮安王尚无所私，吾侪何敢不安其分？”遂皆悦服。

　　臣按：唐太宗之论房、杜，亦如汉高之论萧何，然汉之功臣以何为首，而唐功臣之首则长孙无忌也，无忌之功不见于史，岂非以除建成事为大功欤？夫开国承家，论功行封，当先社稷而后己私，顾以夺嫡之功而加诸建业之首，岂大公之道乎？李神通惟论房、杜而不较无忌，意者有所回护而不敢言欤。

　　太宗时，房玄龄尝言：“秦府旧人未迁官者皆嗟怨，曰吾属奉事左右几何年矣，今除官返出前宫齐府人之后。”上曰：“王者至公无私，故能服天下之心。朕与卿辈日夜衣食皆取诸民者也，故设官分职以为民也，当择贤才而用之，岂以新旧为先后哉？必也新而贤、旧而不肖，安可舍新而取旧乎？今不论其贤不肖，而直言嗟怨，岂为政之体乎？”

　　臣按：太宗此言非但以论功行赏，大凡用人皆当然。

　　肃宗至德元载，帝谓李泌曰：“今郭子仪、李光弼以为宰相，若克两京，平四海，则无官以赏之，奈何？”对曰：“古者官以任能，唐初未得关东，故封爵皆设虚名，其食实封者给缯布而已，繇是赏功者多以官。夫以官赏功有二害，非才则废事，权重则难制，是以功臣居大官者皆不为子孙之远图，向使禄山有百里之国，则亦惜之以传子孙不反矣。为今之计，莫若疏爵土以赏功臣，则虽大国不过一二百里，可比今之小郡，岂难制哉？”上曰：“善。”

　　臣按：人君之颁爵禄于臣下，固为国家用人之计，亦不可不为其人之虑，其人年方少壮而功已高、位已崇，一旦再有功庸，吾将何官以报之？不报之则其人怨望而无以振起乎人心，报之则官位已极无容再加，使其人贤欤固无虑也，苟非其人，或有以起其非分之望，不然，无可赏之功而或挟之以震主，繇此其兆，不可不知也。

　　玄宗开元四年，宋璟为紫薇侍郎。突厥默啜自则天世为中国患，朝廷旰食，倾天下之力不能克，郝灵荃得其首，自谓不世之功，璟以天子好武功，恐好事者竞生心徼幸，痛抑其赏，逾年始受郎将。

　　臣按：宋璟之不赏郝灵荃，与萧望之、匡衡意同。

　　德宗幸梁州，有百姓进瓜果者，上欲与散试官，陆贽上言曰：“爵位者天下之公器而国之大柄也，惟功勋才德所宜处之，非此二途不在赏典，恒宜谨惜，理不可轻，起端虽微，流弊必大。所献瓜果量以钱帛为赐，馈献酬官，恐非令典。”又曰：“今或捧瓜一器、挈果一盛亦授试官以酬所献，则彼突铦锋而竭筋力者必相谓曰：‘吾以忘躯命而获官，彼以进瓜果而获官，是乃国家以吾之躯命同于瓜果矣。’瓜果，草木也，视人如草木，谁复为用哉？”

　　臣按：德宗欲以散试官赏献瓜果之人，固为非宜，然犹肯以下问于侍从之臣，故陆贽得以进谏，其视夫任情直行，不复询访于人者，德宗犹为贤乎已。夫散试之官无俸禄之资、无摄管之柄、无见敬之贵、无免役之优，惟假空名以笼浮俗，犹不可以与人，况有俸禄之给、名位之荣，不徒身享之而子孙又世袭之者，不以军功而可轻以予人哉？

　　贽又言于德宗曰：“赏以懋庸，名以彰行，赏乖其庸则忠实之效废，名浮于行则渎冒之弊兴，一足以挠国权，一足以乱风俗，授受之际，岂容易哉？顷以驻跸奉天，迫于患难，竟攘凶逆，实赖武人，遂旌定难之勋、特赐功臣之目，名颇符实，事亦会时，所沾虽多，谁曰非允，至如宫闱近侍班列具臣，虽奔走恪居，各循厥职，而驱除剪伐谅匪所任，臣忝缙绅之列，又当受赐之科，窃自校量，犹知不可，而况于介胄之士乎？人之多言，靡所不至，必谓陛下溺爱近习，故徇其苟得之情，泛讯群司以分其私昵之谤，怨不在大，衅皆自微，必将阻战士激厉之心、结勋臣愤恨之气，所悦者寡，所愠者多，所与者虚名，所失者实事。且名者众之所评也，是曰公器，亦为争端，当功而奖尚恐未孚，奖又非功，固宜见诮，傥有节效尤著，理当褒崇，实典甚多，何必在此？”

　　臣按：人君行赏皆不可以不公，而于军功尤当公而不可一毫之私，何者？盖战伐之功，以将士之性命易敌人之性命而得之也，将士捐躯舍死以立功，而嬖幸富豪之徒乃以货贿私昵而得之，则彼立功者曰“我以性命而得之，彼以货贿私昵而得之，上之视我性命轻矣”，况又真有功而不得者乎？彼将曰“我之性命反不如货贿私昵也”，上之所为如此，后将何以用人乎？

　　贽又言曰：“赏以存劝，罚以示惩，劝以懋有庸，惩以威不恪，故赏罚之于驭众也，犹绳墨之于曲直、权衡之揣重轻、輗軏之所以行车、衔勒之所以服马也。驭众而不用赏罚，则善恶相混而能否莫殊，用之而不当功过，则奸妄宠荣而忠实摈抑，夫如是，聪明可炫，律度无章，则用与不用，其弊一也。自顷权移于下，务相遵养，苟度岁时，欲赏一有功，翻虑无功者反侧，欲罚一有罪，复虑有恶者忧虞，罪以隐忍而不彰，功以嫌疑而不赏，使忘身效节者获诮于等夷，率众先登者取怨于士卒，偾军蹙国者不怀于愧畏，缓救失期者自以为智能，褒贬既阙而不行，称毁复纷然相乱，人虽欲善，谁为言之？况又公忠者直己而不求于人，反罹困厄，败挠者行私而苟媚于众，例获优崇，此义士所以痛心，勇夫所以体体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赏罚国家之大柄，所谓纪纲是也。为国不可无赏罚，至于出军命将，所以置人于死地，及其成功而其赏罚尤不可不明焉。盖明今日之赏虽所以正前日之功罪，而实所以为来日用人举事之地也。

　　贽又曰：“谨按命秩之载于甲令者，有职事官焉，有散官焉，有勋官焉，有爵号焉。虽以类而分其流有四，然其掌务而授俸者，唯系于职事之一官，以序才能以位贤德，此所谓施实利而寓之虚名者也；其勋、散、爵号三者所系，大抵止于服色资荫而已，以叙崇贵以甄功劳，此所谓假虚名以佐其实利者也。虚实交相养故人不渎，赏轻重互相制故国不废权，今之员外试官颇同勋、散、爵号，虽则授无费禄，受不占员，然而突铦锋、排患难者以是赏之，竭筋力、展勤效者以是酬之，其为用也，可谓重矣。”

　　臣按：陆贽此疏可见有唐一代赏功之格，所谓爵号者如今公、侯、伯之类，所谓职事者如今都督、都指挥、千百户、镇抚之类，所谓勋者如今柱国、骑都尉之类，所谓散官者如今光禄大夫、骠骑将军之类，在唐则分为四类，而今日则惟三类焉。盖在今之勋阶、散官随职事而有，非若唐别以授人也，我朝异姓无生而封王者，列爵惟公、侯、伯而无子男，岁锡以禄而无唐、宋食邑之虚名。盖自汉以后以古爵封功臣所仅见也。其职事之官皆以阶级相承，无不掌务而授俸者，但就其中又次为等第焉，有世官、有流官，世官则以军功得官而子孙承袭者也，世世不绝，自指挥使以下至于镇抚是也；流官者因其材能擢以任事，则终其本身而不得世袭，在内则五军都督、锦衣卫指挥，在外则都指挥及试官是也。贽谓轻重互相制而国不失权，我祖宗盖得此意矣，其报臣之功则赏延于世，因人之能则用尽其才，有唐人之实而无其虚焉。呜呼，三代以来所未有也，伏愿圣子神孙念祖宗天下得之不易，惜祖宗之官爵，保祖宗之功臣，追崇其所已然以报其功，振作其所未然以激其志，非军功不授以武职，非异才不试以流官，使天下之人得之为难，则我国家一旦有事，人人欲得我之官爵以为子孙计，则得之者尽职以保其家，未得者竭力以求吾禄，如此，则维持之者既固，奋起者又继之，则凡吾心之所向无不如意，事之所举无不成功，宗社之安如泰山，而四维立矣。伏惟圣神留意，毋轻以赏功之典以为施恩之具，而轻以授之嬖幸、技艺之流，则天下国家不胜大幸。

　　唐自天宝末安禄山反，是时府库无蓄积，朝廷专以官爵赏功，诸将出身但给空名告身，临时注名，其后又听以信牒授人，官爵有至异姓王者，诸军但以职事相统摄，不复计官爵高下，复以官爵收散率。繇是官轻而货重大，将军告身一通仅易一醉，凡应募入军者一切衣金紫，至有朝士僮仆衣金紫、称大官而执贱役者。

　　臣按：陆贽谓：“天宝季年，嬖幸倾国，爵以情授，赏以宠加，天下荡然，纪纲如紊，安、史乘衅，遂乱中原，遣戍岁增，策勋曰广，财赋不足以供赐而职官之赏兴焉，职员不足以容功而散试之号行焉，银青杂遝于胥徒，金紫普施于舆皂，薰莸无辨，泾渭不分，当今所病，方在爵轻，设法贵之犹恐不重，若又自弃，将何劝人？”繇是观之，则有唐一代赏功之格其得失可见矣。大抵朝廷方创业之初，慎惜官爵不轻以予人，故官爵重而人得以为荣，及其末世，不知祖宗立法之深意，往往轻以与人，是以人人可得，其所得未必皆有奇功异能，故人视之蔑如也。自古用官爵以赏功，其轻贱之弊未有如唐之甚者也，史臣书之于册，足以为万世戒，有国者尚其鉴之慎之，毋蹈其故辙。

　　穆宗长庆二年，初，上在东宫，闻天下厌苦宪宗用兵，故即位务优假将卒，以求安息，诏：“神策六军及南牙常参武官具繇历、功绩，牒送中书，量加奖擢。其诸道大将久次及有功者悉奏闻，与除官。应天下诸军，各委本道据守旧额，不得辄有减省。”于是商贾、胥吏争赂藩镇，牒补列将而荐之，即升朝籍。奏章委积，士大夫皆扼腕叹息。

　　臣按：自古创业之君立为法制以遗子孙，未有不尽善尽美者，但事久而弊生，弊积之久而弊中又有弊焉，古今同一律也。唐穆宗承唐积弊之后，务优假将卒以求安息，乃诏神策六军及诸武官并诸道大将俾其内外各具事功，无故而加以奖擢，补官升朝，盖欲饵之使不生事也。呜呼，爵赏所以待有功令，无功而加以爵赏，一旦有功，何以酬之乎？穆宗所为如此，宜乎唐之不复振也。

　　五代唐庄宗许伶人欲以为刺史，郭崇韬谏曰：“陛下所与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，今大功始就，封赏未及一人，而先以伶人为刺史，恐失天下心。”逾年，伶人屡以为言，庄宗谓崇韬曰：“吾已许之矣，使吾惭见之。公言虽正，然当为我屈意行之。”遂以为刺史，时亲军有从百战未得刺史者，莫不愤叹。

　　臣按：陆贽有言，爵位惟功勋功德所宜处之，苟非四者，虽公卿之世、华夏之胄，犹不可轻亵，况优伶乎？庄宗之不以令终，国祚不永，有以夫。

　　宋真宗时，庞籍言：“纲纪者其要在赏罚，恩赏贵乎审当，法令贵乎齐一。伏见近年恩及侥幸，而典宪稍纵，夫赏所以劝功也，无功之人坐获殊宠，后有临敌效命立勋行陈者，将何赏以塞其望乎？顾陛下爱惜爵禄，无及侥幸，以待立功之臣；申严宪法，无使纵弛，以威不恪之臣，此最切务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庞籍欲真宗爱惜爵禄，无及侥幸，以待立功之臣；申严宪法，无使纵弛，以威不恪之臣。以为此最切务，臣于今日亦云然。

　　欧阳修言于仁宗曰：“用人之术不过赏罚，然赏及无功则恩不足劝，罚失有罪则威无所惧，虽有人不可用矣。太祖时，王令斌破蜀而归，功不细矣，犯法一贬十年不问，是时方讨江南，故黜全斌与诸将立法。太祖神武英断，所以平定天下者，其赏罚之法皆如此也。昨关西用兵四年矣，大将以无功罢者依旧居官，军中见无功者不妨得好官，则诸将谁肯立功矣？裨将畏懦逗遛者皆当斩罪，或罚贬而寻迁，或不贬而依旧，军中皆有罪者不诛，则诸将谁肯用命？所谓赏不足劝、威无所惧，赏罚如此而欲用人，其可得乎？”

　　臣按：修所言军中见有罪者不诛，则诸将谁肯用命，是知国家于将领有功者固所当赏，而有罪者亦不可以不罚，赏必足劝，罚必足惧，然后可以用人。

　　高宗时，邓肃言：“金人不足畏，但其信赏必罚，不假文字，故人各用命。朝廷则不然，有同时立功而又相等者，或已转数官，或尚为布衣，轻重上下只在吏手，赏既不明，谁肯自劝？欲专立功赏一司，使凡立功者得以自阵，若功状已明而赏不行，或功同而赏有轻重先后，并置之法。”

　　臣按：自古最难得明实者军功也，原其所以不明之故，繇于主帅之不得其人，一委之吏胥之手，出入轻重任其所为，此将士所以不服而愤怨也。邓肃乞立功赏一司专主其事，然功赏之司但能考其功状耳，未必得其虚的也。臣愚以为，凡出师必择朝臣公明有风力者一人付以属吏，俾其专掌功赏，随军纪功，遇有功次即于军中核实详定焉。

　　高宗时，给事中金安节驳皇城司滥赏曰：“凡外之将帅效命边庭，亦必有功而后加爵，岂可以侥幸一时微劳而反过于亲临行阵、出入万死一生者乎？今刘允升干办皇城任满，比之立军功者劳逸异矣，遽以一官转承宣使，其以皇城任满遂将转节度使乎？窃恐行之则将士解体，望爱惜名器，以待勋劳。”从之。

　　臣按：朝廷立武爵以待有功之臣，必亲临行陈者然后为军功，彼其出入禁旅、左右承奉者虽有年劳，当别甄叙。我朝立锦衣卫以掌宿卫官职之设，虽与列卫同，而其官则用其能而不用其世，盖所以待武臣之超出群类者也，然亦惟武臣之胄而他涂不得与焉，其选可谓重而严矣，今世乃有不出自武胄而以嬖幸、技艺进者，失祖宗之初意矣。夫技艺之流旧制当属工部，今因其能而用以杂流，俾专司其业，岂不名称其实哉？顾乃以赏功之官以为恩赐之具，彼得之而人讥之，固不足以为荣，彼何足惜，遂使国家失赏功之常典，而凡亲临行阵出万死得一生者皆因之以解体，其失岂小小也哉？授之以是官固非矣，而又使之世袭，可乎？彼技艺之流有异能者，朝廷以特恩授之可也，而其子岂亦有异能而使之世其官乎？有异能且不可，况实无异能；在其身且不可，况又延及其子孙乎？

　　高宗论诸军使臣猥多，岁增俸廪，因曰：“大将奏功，率以所爱偏裨多转官资，而出战士卒往往不及，不惟无以劝有功，兼亦蠹国。朕尝谓行赏当先自下，行罚当先自上。”赵鼎曰：“圣虑高远，岂诸将所及。”

　　臣按：宋高宗谓“大将奏功率以所爱偏裨多转官资而出战士卒往往不及”，此弊匪但宋人有之，唐人之诗亦云“死是军人死，功是将军功”，其弊之来也久矣。居人上者而能思虑及此，遇有纪录功次者必加详审，毋俾将领专有其功而致士卒之嗟怨，异时复兴师旅，凡在戎行者皆奋其勇而不患上之人不已知矣。

　　以上赏功之格。臣按：祖宗立为武职专以赏有功之臣，以延及其子孙，世其职而不迁，不计满限，不用磨勘，父死而子继，兄亡而弟及，官职简而阶级明，非若宋人遥授迁转，无定职且无定员也。今制，十军立一小旗，五十军一总旗，两总旗一百户，十百户一千户，千户有正有副，千户以上有指挥，指挥有司，有同知有佥事，此皆世袭之官也，至于都指挥、都督各三等亦如指挥之制，此则擢其有才能者为之，用其才而不世其官者也。祖宗之制可谓尽善尽美，后世虽有作者不可及已，奈何积日久而人日多，前之积者未销，后之来者日至，遂至军少而官多，所任者一人之事而所食者大官之禄，欲国计不屈，难矣。伏惟我太祖高皇帝于洪武二十九年大赉天下致仕武臣，论之曰“同立艰难，致有今日，顾朕子孙保无穷之天下，则尔子孙亦享无穷之爵禄”，一何仁之至也；太宗文皇帝于永乐二年，因法司言征讨官有系狱者，请论功定罪，谕曰“朝廷大公至正之道，有功则赏，有过则刑，刑赏者治天下之大法，不以功掩过，不以私废公”，一何义之尽也。仁之至所以报其功，使其世世享爵禄之奉，以衍其家庆；义之尽所以励其节，使其世世奉法度之公，以保其世禄。大哉皇言，万世所当服膺者也。然祖宗不惟形之言者仁义兼至如此，而又著之于法律以维持警饬之，使吾仁义之泽百世如一日焉。伏读律文，有曰“凡内外大小军民衙门官吏，犯公罪杖罪以上，明立文案，每年一考，纪录罪名，九年一次通考，所犯次数重轻以凭黜陟”，又曰“若军官有犯私罪该笞者，附过收赎，杖罪解见任，降等叙用，该罢职不叙者降充总旗，该徒流者照依地里远近发各卫充军。”呜呼，太祖定律之意，即太宗垂戒之言也，诚能本太祖立律之文、用太宗垂戒之意，则武臣益知所惧，无有不尽忠守法者矣。然人之材质不能相同，其间固不能无不忠不谨者焉，因其人之所犯而用国法以递降之，消之以渐，日减月削，去者去而来者来，今之来者即所以补乎昔之去者焉，则人与官互相称矣，尚何军少官多之患哉？臣于此又有见焉，孟子曰“君子之泽五世而斩”，注云：“父子相继为一世，四世而缌服之穷也，六世则亲属竭矣。”夫以大贤君子，功业见乎一世，德泽被乎天下，其没世之后四世而后子孙尚废其祀，况彼一介武夫，乘时崛起，因人而成事，随众以建功，未必真有出奇制胜之智、搴旗斩将之勇、定难拓土之功，锡之以官爵，食之以俸禄，终其身已为多矣，况及其子若孙乎，况无子及孙者又及其旁支别派乎？且开国大臣封国公者六、封侯者十有五，其余封伯及继封者又不下数十人，今存者无几，大功多废，小功多存，何大功之泽不宄而小功之泽反延哉？今文武官犯入私罪律条久废，骤而用之，可骇物听，臣请敕兵部查内府贴黄，将洪武、永乐、宣德年间以来官职从军升授缘繇，及行内外卫所并各官原籍与旧任去处，通行造册，开具在任见在亲属若干、原籍户口若干、旧任遗下家属若干，要见其人是始初从军者的派子孙与否，明白详实，备具以闻，彼此对照无差，然后将前项军官分为三等，一曰奉天启运，二曰奉天征讨，其他立功边庭及随大将平寇者居其次三焉。启运、征讨之功，已经五世之后，若不系从军人的派者，革去职任，其子孙附籍所在世世优免杂差；五世之后仍系从军的派子孙者，遇有公私过犯，依律递降，不在赦原之数，无犯者照旧；其不系启运、征讨及各处立功者，三世之后子孙不系的派者革职，的派子孙三世之后有犯者递降，三世之后又有加功者不革，否则革之；其五世、三世之后例该革任者，若其间有一世以王事及再加功者，又从此人起计其世数，以上皆优免其子孙。如此，则礼与律皆协，人知所劝勉而官不至于冗滥矣。臣愚见如此，非敢犯众怒而辄兴异议，以取张仲瑀之祸，念此乃国家大事，不于无事之时而预有以为之调停，一旦驯致于无可奈何之地，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。伏望明主闵其愚而察其心，毋使若高观者得以起异议而生邪心。
　

卷一四一

　　▲经武之要（上）

　　《易》：师出以律，否臧凶（《师》卦）。《书》：满招损，谦受益，时乃天道（《大禹谟》）。歼厥渠魁，胁从罔治（《胤征》）。

　　臣按：以上三条解见前。威克厥爱，允济；爱克厥威，允罔功（《胤征》）。

　　李靖曰：“爱设于先、威设于后，不可反是也，若威加于前、爱救于后则无益于事矣。《尚书》所以慎戒其终，非谋于始也。”臣按：靖言虽非经意，然亦有理。

　　佑贤辅德，显忠遂良，兼弱攻昧，取乱侮（伤也）亡，推亡固存，邦乃其昌（《仲虺之诰》）。

　　蔡沈曰：“诸侯之贤德者佑之辅之，忠良者显之遂之，所以善善也；诸侯之弱者兼之，昧者攻之，乱者取之，亡者伤之，所以恶恶也。推亡者兼攻取侮也，固存者佑辅显遂也。推彼之所以亡，固我之所以存，邦国乃其昌矣。”

　　林之奇曰：“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，故栽者培之，倾者覆之，天道之自然也。佑辅显遂为善者必为人所助也，兼攻取侮为不善者必为人所侵也，圣人因其常理以应世，有亡之道则推而亡之，有存之道则辅而固之。”

　　臣按：昧者乱者攻之取之可也，若有不幸而衰弱而或驯致于丧亡，乃兼之侮之，岂天道哉，岂圣人之心哉？意所谓弱者亡者乃不为不善所致而非为善而不幸也，故下文曰“殖有礼，覆昏暴”，盖所以至于弱而亡者，昏而暴者也，故因而覆亡之，是则上天之道也，故曰“钦崇天道，永保天命”。

　　同力度德，同德度义（《泰誓》）。

　　蔡沈曰：“度，量度也。德，得也，行道有得于身也。义，宜也，制事达时之宜也。同力度德，同德度义，意古者兵志之词，武王举以明伐商之克。”

　　林之奇曰：“凡胜负之理，力同则有德者胜，德同则废义者胜。度德，校善恶也；度义，校胜负也。”民之所欲，天必从之（同上）。孔安国曰：“言天除恶树善与民同。”

　　臣按：民之所欲，天必从之。呜呼，为人上者慎毋咈民之所欲哉！吾咈民之欲则民不欲吾为之主矣，民不欲吾为之主则必将以欲吾者欲他人矣。民心既有所欲，天意惟民之从，为人上者奈何弗畏且敬哉？

　　古人有言，曰“抚我则后，虐我则仇”（《牧誓》）。

　　蔡沈曰：“武王因古人之言，谓抚我则我之君也，虐我则我之仇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人君常诵此二言，出入起居恒存诸心，口诵而心惟之则必兢兢焉，在民之上恒如朽索之驭六马矣。树德务滋，除恶务本（同上）。

　　蔡沈曰：“务，专力也。植德则务其滋长，去恶则务绝根本，两句意亦古语也。”《礼记》：军旅思险，隐情以虞（《少仪》）。

　　程颐曰：“军行舍止，行繇之处必思为险阻之防，又当隐密己情以虞度人之情计也。”

　　辅广曰：“行军之道以临事而惧好谋而成为上。思险谓临事而惧，虑败不虑胜也。隐情以虞谓好谋而成，且兵事露则不神也。”武车不式，介者不拜。

　　郑玄曰：“兵车不以容礼下人也，军中之拜肃拜。”子曰：“以之田猎有礼，故戎事闲也。”（《仲尼闲居》）

　　胡安国曰：“三纲，军政之本。古者春浚、夏苗、秋狝、冬狩，皆于农隙以讲事，而所主者明贵贱、辨等列、顺少长、习威仪，则皆纳民于轨物，而非驰射击刺之末矣。”

　　《春秋公羊传》：出竟有可以安社稷、利国家者，则专之可也。（庄十九年）臣按：此言虽主于聘，然亦可推之以用于出师。

　　弱者吾威之，强者吾辟之，是以使寡人无以立乎天下。（宣二十年）臣按：此语《左传》亦引之。《穀梁传》：知者虑，义者行，仁者守。（隐三年及桓十八年）

　　臣按：此三言《穀梁传》凡两见，虽为会而言，然亦可以用之于师旅。伐不逾时，战不逐奔，诛不填（音田）服。（隐五年）陆德明曰：“不填服者，来服者不复填厌之。”

　　倍则攻，敌则战，少则守。（僖二十二年）古者虽有文事，必有武备。（襄二十五年）怀恶而讨，虽死不服。（昭四年）君不为匹夫兴师。（定四年）

　　《左传》：众仲曰：“以德和民，不闻以乱，以乱犹治丝而棼之也。”阻兵无众，安忍无亲，众叛亲离，难以济矣。夫兵犹火也，弗戢将自焚也。（并隐四年）

　　君子曰：“不备不虞，不可以师。”（隐五年）

　　戎轻而不整，贪而无亲，胜不相让，败不相救，先者见获必务进，进而遇覆必速奔，后者不救则无继矣，乃可以逞。（隐九年）以王命讨不庭，不贪其土，以劳王爵，正之体也。（隐十年）

　　无刑而伐之，服而舍之，度德而处之，量力而行之，相时而动，无累后人。

　　不度德、不量力、不亲亲、不征辞（明征其辞以审曲直）、不察有罪，犯五不韪（是也）而以伐人，其丧师也不亦宜乎。（并隐十一年）

　　凡公行，告于宗庙，反（回也）行，饮至（到也）舍（置也）爵（酒器）策勋（书勋劳于策），礼也。（桓二年）师克在和，不在众。（桓十一年）

　　疆场之事，慎守其一而备其不虞。（桓十七年）凡师，一宿为舍，再宿为信，过信为次。（庄三年）战，勇气也。一鼓作气，再而衰，三而竭，彼竭我盈，故克之。

　　视其辙乱，望其旗靡，故逐之。（并庄十年）得一夫而失一国，与恶而弃好，非谋也。（庄十二年）

　　夫礼乐慈爱，战所畜也。夫民让事乐和、爱亲哀丧而后可用也。（庄二十七年）辅车（辅，颊；牙，车）相依，唇亡齿寒。（僖公五年）

　　臣按：公羊、穀梁二子皆载“唇亡齿寒”之语，而《左传》加“辅车相依”一句。

　　谚有之，曰：“心则不竞，何惮于病。”既不能强，又不能弱，所以病也。招携以礼，怀远以德，德礼不易，无人不怀。（并僖七年）弊重而言甘，诱我也。（僖十年）

　　古者大事必乘其产（谓马），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，安其教训而服习其道，唯所纳之，无不如志。重怒难任，背天不祥。

　　史佚有言，曰：“无始祸，无怙乱，无重怒。重怒难任，陵人不祥。”（并僖十五年）盍姑内省德乎无阙而后动。（僖十九年）量力而动，其过鲜矣，善败由己而由人乎哉？（僖二十年）

　　国无小，不可易也，无备，虽众不可恃也。无谓邾小，蜂虿有毒。（并僖二十二年）君命无贰，古之制也。除君之恶，惟力是视。（僖二十四年）窃人之财犹谓之盗，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？

　　信，国之宝也，民之所庇也。得原失信，何以庇之？所亡滋多。（并僖二十五年）

　　《军志》曰：“允当则归。”又曰：“知难而退。”又曰：“有德不可敌。”

　　臣按：凡《左传》所引《军志》之说，必古有是书，今亡矣。夫幸其言犹有一二之存，用兵者可以为法。师直为庄，曲为老。（并僖二十八年又宣十二年）

　　因人之力而敝之，不仁；失其所与不知，以乱易整，不武。（僖三十年）勤而无所，必有悖心，且行千里，其谁不知？（僖三十二年）

　　轻则寡谋，无礼则脱（易也），入险而脱，又不能谋，能无败乎？敌不可纵，纵敌患生。又曰：一日纵敌，数世之患也。（并僖三十三年）诸侯敌王所忾（恨怒）而献其功。（文四年）

　　敌惠敌怨，不在后嗣。（文六年）先人有夺人之心，军之善谋也。兵作于内而乱于外为寇，寇犹及人，乱自及也。（并文七年）使者目动而言肆，惧我也，将遁矣。

　　死伤未收而弃之，不惠也；不待期而薄人于险，无勇也。（并文十二年）

　　礼以顺天，天之道也。己则反天而又以讨人，难以免矣。又曰：君子之不虐幼贱，畏乎天也。（文十五年）我能往寇亦能往。（文十六年）

　　平国以礼，不以乱，伐而不治，乱也。以乱平乱，何治之有？无治，何以行礼？（宣四年）杜预曰：“责公不先以礼治之而行伐。”

　　牵牛以蹊人之田而夺之牛，牵牛以蹊者信有罪矣，而夺人之牛，罚已重矣。（宣十一年）

　　观衅而动，德刑、政事、典礼不易不可敌也，不为是征，叛则伐之，服而舍之，德刑成矣。伐叛，刑也；柔服，德也。见可而进，知难而退，军之善政也；兼弱攻昧，武之善经也。

　　成师以出，闻敌强而退，非夫。（非文夫）也。

　　宁我薄人，无人薄我，《军志》曰：“先人有夺人之心。”薄之也。夫武，禁暴、戢兵、保大、定功、安民、和众、丰财者也。臣按：此武之七德。

　　拊而勉之，三军之士皆如挟纩。（绵也，并宣十二年）虽鞭之长，不及马腹。（宣十五年）史佚之志有之，曰：“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。”（成四年）

　　圣人与众同欲，是以济事。又曰：善钧从众。（成六年）

　　唯圣人能内外无患，自非圣人，外宁必有内忧，盍释楚以为外惧乎。

　　怨之所聚，乱之本也。多怨而阶乱，何以在位？（并成十六年）“信不叛君，知不害民，勇不作乱。

　　乱在外为奸，在内为轨，御奸以德，御轨以刑。（并成十七年）”师众以顺为武，军事有死无犯为敬。（襄三年）谋之多族（家也），民之多违，事滋无成。（襄八年）

　　居安思危，思则有备，有备无患。（襄十一年）

　　譬如捕鹿，晋人角之，诸戎掎之（掎其足也），与晋踣（僵也）之。（襄十四年）臣按：掎角之言出诸此。兵不戢必取其族。（襄二十四年）

　　杜预曰：“族，类也。取其族，还自害也。”久将垫隘（虑雨水），隘乃禽也，不如速战。（襄二十五年）兵，民之残也财用之蠹，小国之大灾也。

　　天生五材（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也），民并用之，废一不可，谁能去兵？兵之设久矣，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也，圣人以兴，乱人以废。（并襄二十七年）

　　或多难以固其国、启其疆土，或无难以丧其国、失其守字。（昭四年）五大（谓五官）不在边，五细。（谓五官之属）不在庭。

　　杜预曰：“言五官之长，专盛过节则不居边，细弱不胜任亦不可居朝廷。”末大必折，尾大必掉。（并昭十一年）

　　《军志》有之：“先人有夺人之心，后人有待其衰。”（昭二十一年）威克其爱，虽小必济。（昭二十三年）乘乱不祥。（昭二十七年）

　　彼出则归，彼归则出，亟肄（劳也）以罢（与疲同）之，多方以误之。（昭二十年）

　　唐太宗曰：“朕观千章万句，不出乎‘多方以误之’一句而已。”不让则不和，不和则不可以远征。（定五年）裔不谋夏，夷不乱华，俘不干盟，兵不逼好。（定十年）

　　树德莫如滋，去疾莫如尽。（哀元年）背大国不信，伐小国不仁。民保于城，城保于德。（哀七年）

　　臣按：《左传》中论战伐之语颇多，其间多是引其所闻及古志，往往切于用兵之实，前代名将若关羽、岳飞辈皆喜观《左传》，有繇然也。臣故掇其要语载之，以为经武之要，使后世知三代以前兵法犹有存者如此，非但后世颛颛然用权谋变诈也。

　　《国语》：兵戢（聚也）而时动，动则威，观则玩（黩也），玩则无震（惧也）。

　　伐木不自其本必复生，塞水不自其源必复流，灭祸不自其塞必复乱。

　　夫国，非忠不立，非信不固，既不忠信而留外寇，外寇知其衅而归图焉，已自拔其本矣。择福莫若重，择祸莫若轻。委质为臣，无有二心。委质而策死，古之法也。

　　为人臣者，君忧臣劳，君辱臣死。《论语》：子曰：“必也临事而惧，好谋而成者也。”臣按：万世经武之要，不出乎圣人此二语。子曰：“不以教民战，是谓弃之。”

　　孟子曰：“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。”《尉缭子》曰：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，谨人事而已矣。

　　《荀子》曰：知莫大乎弃疑，行莫大乎无过，事莫大乎无悔，至无悔而止矣，不可必也（不必其成功）。

　　圣人有诛而无战，城守不攻，兵革不击，不屠城，不潜军，不留众，师不越时。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，非争夺也。

　　仁义之兵行于天下，近者亲其善，远方慕其德，兵不血刃，远迩来服。战如所，行如战，有功如幸。《老子》曰：国之利器，不可以示人。祸莫大于轻敌。

　　兵者不祥之器，非君子之器，不得已而用之。乐杀人者，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。《管子》曰：攻坚者瑕，攻瑕则瑕者坚。《庄子》曰：圣人以必不必，故多功；众以不必必，故无功。

　　《扬子》曰：御得其道则天下狙诈咸作，使御失其道则天下狙诈咸作敌。

　　《淮南子》曰：良将之用卒也，同其心、一其力，勇者不得独进，怯者不得独退，止如丘山，动如一体。五指之更弹不若拳手之一恎，万人之更进不如一人之独至。

　　臣按：经传诸子言及武事者仅此，以后采兵书。

　　《司马法》曰：古者逐奔不过百步，纵缓不过三舍（此以明礼），不穷不能而哀怜伤病（此以明仁），成列而鼓（此以明信），争义不争利（此以明义），又能舍服（此以明勇），知终知始（此以明智）。

　　臣按：此所谓礼、仁、信、义、勇、智之六德也，盖五常之中而加以勇。五常者教也，而合之以勇，故曰六德。以时合教以为民纪之道也，自古之政也。

　　古者国容不入军，军容不入国。从命为上上赏，犯命为上上戮。介者不拜，兵车不式，城上不趋，危事不齿。

　　赏不逾时，欲民速得为善之利也；罚不迁列，欲民速睹为不善之害也。用其所欲，行其所能，废其不欲不能，于敌反是。凡陈，行惟疏，战惟密，兵惟杂。

　　物既章，目乃明；虑既定，心乃强。凡战之道，既作其气，因发其政，假之以色，道之以辞。凡战之道，位欲严，政欲栗，力欲窕，气欲闲，心欲一。

　　凡车以密固，徒以坐固，甲以重固，兵以轻胜。

　　凡战以轻行轻则危，以重行重则无功，以轻行重则败，以重行轻则战，故战相为轻重。舍谨兵甲，行谨行列，战谨进止。

　　凡战，非陈之难，使人可陈难；非使可陈难，使人可用难；非知之难，行之难。

　　凡民，以仁救，以义战，以智决，以勇斗，以信专，以利劝，以功胜。（以上《司马法》）

　　臣按：此皆《司马法》中之要语也，宋人集兵书为七以教习武者，此其一也。七书之中，惟此得古盛时之遗意，何者？以其不专尚权谋也。此书乃齐威王时使其大夫追论古者《司马兵法》而附穰苴之说于其中，然今传记所载《司马法》之文今书皆无，意者今世所传上中下三卷，《仁本》《天子之义》《定爵》《严位》《用众》五篇者乃穰苴所说，而所谓古者司马之法则亡焉矣，今其存者特其附说耳。太史公谓其闳阔深远，虽三代征伐不能竟其义，意其谓全书也。今其全书不可复见，而三篇之中，其要语者仅仅若此，故摘而出之著于篇。

　　《三略》曰：与众同好，靡不成；与众同恶，靡不倾。治国安家，得人也；亡国破家，失人也。

　　柔能制强。柔有所设，刚有所施，弱有所用，强有所加，廉此四者而制其宜。变动无常，因敌转化，不为事先，动而辄随。

　　臣按：汉光武引此语曰“柔能制刚，弱能制强”，而此止作一句曰“柔能制强”，盖有阙文也，况此下文继之以柔、强、弱，四者与汉诏同，其间阙“刚弱能制”四字无疑也，宜如汉诏补之曰“柔能制刚，弱能制强”。斯二语也，非但以之自况，亦当用此以备敌也。

　　莫不贪强，鲜能守微，若能守微，乃保其生。

　　能柔能刚，其国弥光；能弱能强，其国弥彰；纯柔纯弱、纯刚纯强，其国必亡。得而勿有，居而勿守，拔而勿久，立而勿取。用兵之要在崇礼而重禄，礼崇则智士至，禄重则义士轻死。

　　臣按：尊礼重禄则士之报礼重，盖用人而重之以禄，非欲以是致其死也，食人之禄者死人之事，事君之义当然也。用人之道，尊以爵、赡以财则士自来接以礼，劝以义则士死之。

　　夫将帅者，必与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。

　　军井未达，将不言渴；军幕未办，将不言倦；军灶未炊，将不言饥；冬不服裘，夏不操扇，雨不张盖，是谓将礼。将之所以为威者号令也，战之所以全胜者军政也，士之所以轻战者用命也。

　　将无还令，赏罚必信，如天如地，乃可使人。士卒用命，乃可越境。乱将不可使保军，乖众不可使伐人。将无威则士卒轻刑，士卒轻刑则军失伍。

　　良将之统军也，恕己而治人，推惠施恩，士力日新。战如风发，攻如河决，故其众可望而不可当，可下而不可胜。赏罚明则将威行，官人得则士卒服，所任贤则敌国畏。

　　将能清能静，能平能整，能受谏，能听讼，能纳人，能采言，能知国俗，能图山川，能表险难，能制军权。

　　将拒谏则英雄散，策不从则谋士叛，善恶同则功臣倦，专己则下归咎，自伐则下少功，信谗则众离心，贪财则奸不禁，内顾则士卒淫。

　　将拒谏则英雄散，策不从则谋士叛，善恶同则功臣倦，专己则下归咎，自伐则下少功，信谗则众离心，贪财则奸不禁，内顾则士卒淫。

　　将谋欲密，士众欲一，攻敌欲疾。将谋密则奸心闲，士众一则军心结，攻敌疾则备不及设。将谋泄则军无势，外窥内则祸不制，财入营则众奸会。

　　将无虑则谋士去，将无勇则吏士恐，将妄动则军不重，将迁怒则一军惧。军无财士不来，军无赏士不往。香饵之下，必有死鱼；重赏之下，必有勇夫。

　　兴师之国务先隆恩，攻取之国务先养民。良将之养士，不易于身，故能使三军如一心。用兵之要，必先察敌情。千里馈粮，士有饥色；樵苏后爨，师不宿饱。

　　群吏朋党各进所亲，招举奸枉，抑挫仁贤，背公立私，同仙相讪，是谓乱源。（以上《上略》）

　　使智使勇，使贪使愚，智者乐立其功，勇者好行其志，贪者邀趋其利，愚者不顾其死。

　　无使士谈说敌美，为其惑众；无使仁者主财，为其多施而附于下。（以上《中略》）臣按：此所谓仁者，盖慈顺而无执守之谓，非孔孟之所谓仁也。

　　夫能扶天下之危者则据天下之安，能除天下之忧者则享天下之乐，能救天下之祸者则获天下之福。有德之君以乐乐人，无德之君以乐乐身，乐人者久而长，乐身者不久而亡。释近谋远者劳而无功，释远谋近者佚而有终，佚政多忠臣，劳政多怨民。

　　务广地者荒，务广德者强，能有其有者安，贪人之有者残。

　　臣按：此等言语，皆非战国以后人所能道，汉光武尝引此语为诏以报臧宫，继之曰：“今国无善政，灾变不息，百姓惊惶，人不自保，而复欲远事边外乎？孔子曰：‘吾恐季孙之忧，不在颛臾’且北狄尚强，而屯田警备传闻之事恒多失实，诚能举天下之半以灭大寇，岂非至愿？苟非其时，不如息人。”若光武者，可谓善读书矣。读书而能用之，斯为善读，不然徒资口耳而无实用，所谓虽多亦奚以为者也。

　　废一善则一善衰，赏一恶则众恶归，善者得其祐，恶者受其诛，则国安而众善至。

　　一令逆则百令失，一恶施则百恶结，故善施于顺民，恶加于凶民。圣人之用兵，非乐之也，将以诛暴讨乱也。优游恬淡而不进者，重伤人物也。

　　夫兵者不祥之器，天道恶之，不得已而用之，是天道也。（以上《下略》）

　　臣按：《三略》，《后汉书》注谓此即张良于下邳圯所见老人出一编书者也，今虽不可知其然否，然光武时已引其言以为诏，即以《黄石公记》为言，其非魏晋以后人假托可知也。其言皆本道义而不用阴谋秘计，《上略》所引古语皆曰《军谶》，《中略》皆曰《军势》，《下略》无所引，盖上、中二略惟演古人之语意，而《下略》则已自为言也欤？且其言曰《三略》为衰世作，意谓盛世用德不用兵，兵者衰世之所用也。时世衰而战争起，诚能择其言之粹美者而用之，非独可以用之于兵，推而广之，则兵亦可以繇是而不用，而归于德化之世矣。

　　以上经武之要（上）
　

卷一四二

　　▲经武之要（下）

　　《六韬》曰：天下非一人之天下，乃天下之天下也，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，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。日中必彗，操刀必割，执斧必伐，凡用赏者贵信，用罚者贵必，赏信罚必于耳目之所闻见，则所不闻见者莫不阴化矣。

　　鸷鸟将击，卑飞敛翼；猛兽将搏，弭耳俯伏。用兵之害，犹豫最大；三军之灾，莫过狐疑。见利不失，遇时不疑，失利后时，反受其殃。

　　智者从之而不释，巧者一决而不犹豫，是以疾雷不及掩耳、迅电不及瞑目。将不宿戒则三军失其备。臣按：将不宿戒则三军失其备，此一语凡为将者尤所当知者也。

　　得贤将者兵强国昌，不得贤将者兵弱国亡。

　　臣按：《六韬》者设为武王与太公问答，其辞多鄙俚，中引避正殿，乃战国后事，决非太公语也。晁说之谓其为兵家权谋之书，陈埴谓为后世依托，得之矣。惟叶适谓：“自《龙韬》以后四十三篇条画变故、豫设方御，皆为兵者所当讲习。《孙子》之论至深而不可测，此四十三篇繁悉备举，似为《孙子》义疏也。然其中所言九征，《庄子》亦有之，其作此书者取庄言而附益之耳。”适谓岂《庄子》不知其非伪，岂其然哉？

　　《孙子》曰：兵者国之大事，死生之地，存亡之道，不可不察也。故经之以五事，校之以计而索（探也）其情，一曰道，二曰天，三曰地，四曰将，五曰法。道者令民与上同意，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。天者，阴阳、寒暑、时制也（谓顺天时而制征讨）。地者，远近、险易、广狭、死生也。将者，智、信、仁、勇、严也。法者，曲（部曲，队伍曲折）、制（金鼓、旌旗节制）、官（偏一校列官司）、道（所必经由道路）、主（主管之人）、用（合用之事）也。凡此五者，将莫不闻知之者胜，不知者不胜，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。

　　岳飞曰：“用兵之术，仁、智、信、勇、严阙一不可。”

　　戴溪曰：“《孙子》之书十三篇，其说备矣，其操术有余于权谋而不足于仁义，能克敌制胜为进取之图而不能利国便民为长久之计，可以为春秋诸侯之将而不可以为三代王者之佐，然后世之人苟达《孙子》权谋之用，而以仁义存心庶其贤乎？”

　　臣按：后世专以权谋用兵始于《孙子》，凡其所以舍正而凿奇、背义而依诈者，固无足取也，篇首此数言者虽不尽纯然用兵之法，亦有国家及本兵柄、司人命者所当知者也。择其法制之善者而用之，其言与意之不善者则略焉，是亦为将之一助也。

　　夫未战而庙算胜者，得算多也；未战而庙算不胜者，得算少也。多算胜，少算不胜，而况于无算乎？

　　臣按：古者兴师命将，必致斋于庙，授以成算，然后遣之，谓之庙算。

　　千里馈粮，日费千金，然后十万之师举矣，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，攻城则力屈，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、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，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。故兵闻拙速，未睹巧之久也。

　　臣按：孙武生战国时，所著书主于列国相争，故欲速战，恐诸侯之乘其弊而起，若夫天下一家，四海一国，中国与外夷战、朝廷与盗贼战，当主赵充国之言为当。

　　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，善用兵者役不再籍、粮不三载，取用于国，因粮于敌。故知兵之将，生民之司命，国家安危之主也。百战百胜，非善之善者也；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者也。

　　故上兵伐谋，其次伐交，其次伐兵，其下攻城，攻城之法为不得已。

　　故用兵之法，十则围之，五则攻之，倍则分之，敌则能战之，少则能逃之，不若则能避之，故小敌之坚、大敌之擒也。

　　知胜有五，知可以与战不可以与战者胜，识众寡之用者胜，上下同欲者胜，以虞待不虞者胜，将能而君不御者胜。

　　知彼知己者，百战不殆；不知彼而知己者，一胜一负；不知彼不知己，每战必败。善战者先为不可胜，以待敌之可胜，不可胜在己，可胜在敌。守则不足，攻则有余。

　　故善战者之胜也，无智名、无勇功。

　　用战者以正合、以奇胜，故善出奇者，无穷如天地，不竭如江海。又曰：奇正相生，如循环之无端，熟能穷之。

　　苏辙曰：“古之善战必以两击之，既为之正又为之奇，故我之受敌者一而敌之受我者二，我一而敌二则我佚而敌劳，以佚击劳，故曰三军之众可以使之必受敌而无败。自唐季以来古之战法遗散而不讲，今世用兵之将置陈而不知奇正，夫置陈而不知奇正犹作乐而不用五声、饪食而不用五味，宫竭而商不继，甘穷而酸不辅，一变而尽矣，不可复用也。”

　　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，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。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。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，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。

　　策之而知得失之计，作之而知动静之理，形之而知死生之地，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。

　　夫兵形象水，水之形避高而趋下，兵之形避实而击虚，水因地而制流，兵因敌而制胜，故兵无常势，水无常形。不知山川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，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。

　　言不相闻，故为之金鼓；视不相见，故为之旌旗。夫金鼓旌旗者，所以一人耳目也。人既专一，则勇者不得独进、怯者不得独退，此用众之法也。故夜战多火鼓，昼战多旌旗，所以变人之耳目也。

　　朝气锐，昼气惰，暮气归，故善用兵者避其锐、击其惰归，此治气者也。以治待乱，以静待哗，此治心者也。以近待远，以逸待劳，以饱待饥，此治力者也。无邀正正之旗，勿击堂堂之陈，此治变者也。

　　用兵之法，高陵勿向，背丘勿逆，徉北勿从，锐卒勿攻，饵兵勿食，归师勿遏，围师必阙，穷寇勿迫。

　　凡用兵之法，将受命于君，合军聚众，圮地无舍，衢地合交，绝地无留，围地则谋，死地则战。途有所不由，军有所不击，城有所不攻，地有所不争，君命有所不受。故用兵之法，无恃其不来，恃吾有以待之；无恃其不攻，恃吾有所不可攻也。

　　臣按：此二语者非但用兵御敌所当然，则虽承平无事之时，所以防微备患于事几未形之先，皆所当然也。

　　视卒如婴儿，故可与之赴深溪；视卒如爱子，故可与之俱死。爱而不能令，厚而不能使，乱而不能治，譬如骄子不可用也。

　　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，率然者常山之蛇也，击其首则尾至，击其尾则首至，击其中则首尾俱至。投之亡地然后存，陷之死地然后生。始如处女，敌人开户；后如脱兔，敌不及拒。

　　非利不动，非得不用，非危不战。主不可以怒而兴师，将不可以愠而致战，合于利而动，不合于利而止，怒可以复喜，愠可以复悦，亡国不可以复存，死者不可以复生，故明君慎之、良将警之，此安国全军之道也。

　　凡兴师十万，出征千里，百姓之费、公家之奉，日费千金，内外骚动，怠于道路，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，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，而爱爵禄百金，不知敌之情者，不仁之至也。

　　臣按：武经之书以《孙子》为首，盖以行兵之法，惟《孙子》为最精，诸家皆莫及也。考西汉《艺文志》乃谓《孙武子兵法》八十一篇，杜牧亦谓武书数十万言，魏武削其繁剩，笔其精粹，以成此书，然考之《史记》，司马氏两称孙子十三篇，且其文辞完全，而贯穿非笔削者也，其为孙武全书无疑。杜牧注：“其书大略谓其用仁义使机权。”呜呼，机权与仁义岂相为用哉？夫自先王法制废坏之后，世之趋时好者争着为书，如《司马法》《三略》《六韬》之类，犹知笃礼信、尚训齐，虽不纯于理道，然犹不尽悖之也，武书一切以变诈奇诡为说，世争趋之，说者乃有“盘之走丸，丸不出盘”之喻，若然，则用兵者必主于变诈奇诡而所为桓文之节制、汤武之仁义皆非耶？虽然，君子不以人废言，择其善者而从之，阳货至不仁而孟子取其“为富不仁”之语，此学孔孟者择善之法也，臣故就其中择其可以为师律之助者缀之于篇。

　　《吴子》曰：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，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陈，不和于陈不可以进战，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。战胜易，守胜难。

　　用兵必须审敌虚实而趋其危，敌人远来新至，行列未定，可击；既食未设备，可击；奔走，可击；勤劳，可击；未得地利，可击；失时不从，可击；涉长道后行未息，可击；涉水半渡，可击；险道狭路，可击；旌旗乱动，可击；陈数移动，可击；将离士卒，可击；心怖，可击。

　　臣按：吴起所谓可击者，虽主于击敌，然凡御敌者亦须因之以自反，恐我亦有可击之形，敌人因此而击我而豫为之备也。

　　法令不明，赏罚不信，金之不止，鼓之不进，虽有百万，何益于用？

　　居则有礼，动则有威，进不可当，退不可进，前却有节，左右应麾，虽绝成陈，虽散成行，与之安与之危，其众可合而不可离，可用而不可疲。

　　臣按：此即所谓父子之兵，桓文节制不过如此，信乎投之所在而天下莫当矣。行军之道，无犯进止之节，无失饮食之适，无绝人马之力。

　　用兵之法，教戒为先，一人学战教成十人，十人学战教成百人，百人学战教成千人，千人学战教成万人，必死则生，幸生则死。

　　善将者如坐漏船之中、伏烧屋之下，使智者不及谋，勇者不及怒。

　　将之所慎者五，一曰理、二曰备、三曰果、四曰戒、五曰约。理者治众如治寡，备者出门如见敌，果者临敌不怀生，戒者虽克如始战，约者法令省不烦。

　　将之所麾，莫不从移；将之所指，无不前死。

　　发号施令而人乐闻，兴师动众而人乐战，交兵接刀而人乐死，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。一人投命，足惧千夫。

　　臣按：世之论兵法者曰孙吴，高氏谓二子共说，盖截然不相侔也。起之书几乎正，武之书一于奇；起之书尚礼义、明教训，或有得于《司马法》者，武则一切战国驰骋战争夺谋逞诈之术耳。虽然，据其书，言虽若有可取者，及以史考其行事，则猜忌暴刻、寡恩鲜德之人，何人与言相戾如此哉？二子譬则二妓，然所歌之辞虽有雅郑，其为妓则一也，听者取其音可也，其为人姑勿论。

　　《尉缭子》曰：兵胜于朝廷，不暴甲而胜者主胜也，陈而胜者将胜也。

　　臣按：人臣奉君命以出师，将胜即主胜也，而为此言者，惩君之好胜者，欲其息兵耳。兵起非可以忿也，见胜则兴，不见胜则止。

　　将者上不制于天，下不制于地，中不制于人，宽不可击而怒，清不可事以财。臣按：所谓不制者，甚言将在军当有执守，不可受制耳。

　　夫将之所以战者民也，民之所以战者气也，气实则斗，气夺则走。令者一众心也，众不审则数变，数变则令虽出众不信矣。

　　上无疑令则众不二听，动无疑事则众不二志，未有不信其心而能得其力者也，未有不得其力而能致其死战者也。

　　国必有礼信、亲爱之义，则可以饥易饱；国必有孝慈、廉耻之俗，则可以死易生。

　　战者必本乎率身以励众士，如心之使四肢也，志不励则士不死节，士不死节则众不劝励。

　　使什伍如亲戚、卒伯如朋友，止如堵墙，动如风雨，车不结辙，士不旋踵，此本战之道也。

　　地所以养民也，城所以守地也，战所以守城也，故务耕者民不饥，务守者地不危，务战者城不围。

　　勤劳之师，将必先己，暑不张盖，寒不重衣，险必下步，军井成而后饮，军食熟而后饭，军垒成而后舍，劳佚必以身同之，如此，师虽久而不老不弊。

　　将帅者心也，群下者支节也，其心动以诚则支节必力，其心动以疑则支节必背。夫民无两畏也，畏我侮敌，畏敌侮我，见侮者败，立威者胜。

　　凡将能其道者，吏畏其将也；吏畏其将者，民畏其吏也；民畏其吏者，敌畏其民也。是故知胜败之道者，必先知畏侮之权。

　　爱在下顺，威在上立，爱故不二，威故不犯，故善将者爱与威而已。

　　战不必胜不可以言战，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，不然，虽刑赏不足信也。

　　凡挟义而战者，贵从我起，争私结怨，应不得已，怨结虽起，待之贵后，故争必当待之，息必当备之。

　　臣按《汉志》，《尉缭子》二十九篇，今逸五篇，首章称“梁惠王问”及第二篇引吴起言，盖战国时魏人云。其卒章有曰“古之善用兵者能杀卒之半则威加四海”，其言如此，其术可知，今择其言之善者录出于此。

　　《李卫公问对》：李靖曰：“谢玄之破苻坚，非谢玄之善也，盖苻坚之不善也。”

　　凡将正而无奇则守将也，奇而无正则斗将也，奇正皆得则国之辅也。

　　敌实则我必以正，敌虚则我必为奇，苟行不知奇正，则虽知敌虚实，安能致之？千章万句，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已。

　　以诱待来，以静待躁，以重待轻，以严待懈，以治待乱，以守待攻，反是则力有弗逮。兵散则以合为奇，合则以散为奇。分不分为縻军，聚不聚为孤旅。

　　攻是守之机，守是攻之策，同归乎胜而已。兵有不战，有必战，夫不战者在我，必战者在敌。

　　臣按：《唐太宗李卫公问对》，说者多谓其为宋人阮逸假托，虽苏轼、朱熹皆以为然，马氏《通考》则据宋国史谓“宋神宗熙宁中，明诏枢密院与王震等校正分类解释，令可行”，以为非逸之作。然神宗诏止云李靖兵法杂见《通典》，不言其为《问对》，或又别有一书欤？臣尝考，宋元丰中以《孙子》《吴子》《司马法》《李卫公问对》《尉缭子》《三略》《六韬》颁之武学，令习之，号七书，至今袭而用焉。武臣之胄世守之，如儒家之于六经。然臣抑尝因是而通论之，汉《艺文志》：“兵家者流盖出古司马之职，主官之武备也。《洪范》八政，八曰师，孔子曰‘为国者足食足兵’，‘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’，明兵之重也。汤武受命，以师克乱而济百姓，动之以仁义，行之以礼让，《司马法》是其遗事也。自春秋至于战国，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，汉兴，张良、韩信序次兵法，凡百八十二家，删取要用，定着三十五家，诸吕用事而盗取之。武帝时，军政杨仆捃摭遗逸，纪奏《兵录》，犹未能备。至于孝成，命任｛穴｝论次兵书为四种，曰权谋、曰形势、曰阴阳、曰技巧。”是则兵之为书在古者亦云多矣，后世皆不复存，今所传者仅七书焉耳。说者谓其类多假托之书，真赝相半，然以今观之，非但真赝相半，而其得失亦相半也。去其非而存其是，有之终胜于无，能取其长皆可用也。呜呼，孔子谓以不教民战是谓弃其民，而臣亦谓将不学而与敌战是谓弃其身，将弃其身一人耳，君不知兵而使将统兵，岂独弃其臣与民？盖弃其国也。然则保国之要在文与武，有天下国家者，其于文经武艺乌可偏废乎哉？

　　孙膑曰：“解杂乱纷纠者不控拳，救斗者不搏擀，批亢捣虚、形格势禁，则自为解耳。”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。赵屠曰：“道远险狭，譬之两鼠斗于穴中，将勇者胜。”

　　娄敬曰：“夫与人斗，不扼其吭、拊其背，不能全胜。”李左车曰：“善用兵者，不以短击长而以长击短。”晁错曰：“有必胜之将，无必胜之民。”

　　帝王之道，出于万全。

　　韩安国曰：“用兵者以饱待饥，正治以待其乱，定舍以待其劳。”田禄伯曰：“步兵利险，车骑利平地。”王朔曰：“祸莫大于杀已降。”赵充国曰：“百闻不如一见，兵难隃（遥同）度。”

　　击虏以殄灭为期，小利不足贪。穷寇不可迫，缓之则走不顾，急之则还致死。兵所以明德除害也，故举得于外，福生于内，不可不谨。

　　帝王之师以全取胜，是以贵谋而贱战，战而百胜，非善之善者也，故先为不可胜，以待敌之可胜。兵以计为本，故多算胜，少算不胜。战不必胜不苟接刃，攻不必取不苟劳众。

　　兵势，国之大事，当为后法。光武曰：“常胜之家难以虑敌。”光武诏征邓禹还，曰：“毋与穷寇争锋。”班超曰：“不入虎穴，安得虎子。”

　　虞诩曰：“志不求易，事不避难，臣之节也。不遇盘根错节，何以别利器乎？”皇甫嵩曰：“兵有奇变，不在众寡。”

　　诸葛亮曰：“有制之兵、无能之将，不可胜也；无制之兵、有能之将，不可胜也。”

　　马谡曰：“用兵之道，攻心为上，攻城为下；心战为上，兵战为下。”

　　邓艾曰：“国之所急惟农与战，国富则兵强，兵强则战胜，农者胜之本也。”陆抗曰：“德均则众者胜寡，力侔则安者制危。”蒋济曰：“虎狼当路，不治狐狸。先除大害，小害自已。”

　　谯周曰：“射幸数跌（差也），不如审发，时可而后动，数合而后举。”廖化曰：“智不出敌，力小于寇，用之无厌，将何以存？”

　　羊祜曰：“兵势好合恶离，疆场之间，一彼一此，慎守而已。彼专为德，我专为暴，是不战而自服也。”一邑一乡不可以无信义，况大国乎？裴诜曰：“蝮蛇螫手，壮士断腕，蛇已螫头，头可断乎？”

　　韦睿曰：“将军死绥，有前无却。”韦孝宽曰：“不因际会，难以成功。”

　　邢峦曰：“先为万全之计，然后图功，得之则大利，不得则自全。”

　　李靖曰：“王者之兵，吊人而取有罪，彼其驱胁以来，藉以拒敌，本非所情，不容以叛逆比之。”

　　张巡曰：“使兵识将意，将识士情，投之而往，如手之使指，兵将相识，人自为战，不亦可乎？陈而后战，兵法之常，运用之妙，在乎一心。”

　　臣按：自古名将不用古兵法者三人，汉霍去病、唐张巡、宋岳飞而已，皆能立功当时，垂名后世，然则兵法果不可用耶？曰兵法譬则奕者之谱也，谱设为之法尔，用之以应变制胜则在乎人，兵法亦犹是焉。呜呼，世之艺术岂但兵哉？儒者之于六艺亦莫不然，孟子曰：“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，不能使人巧。”法度可以言传，妙法必由心悟。

　　杜甫曰：“射人先射马，擒贼先擒王。”

　　臣按：此杜甫《出塞》诗语也。“射人先射马”一言，虽诗人吟咏之语，然制胜之要法也，御边者不可不知。陆贽曰：“兵贵拙速，不尚巧迟。速则乘机，迟则生变。”

　　急者宜备之以严，缓者宜图之以计。

　　当离者合之则召乱，当合者离之则寡功，当疾而徐则失机，当徐而疾则漏策。有功见知，人必悦劝。将贵专谋，兵以奇胜。

　　病同者虽胡越而相湣，忧同者不邀结而自亲。

　　知其事而不度其时则败，附其事而不失其称则成，立大而敌脆则先其所难，力寡而敌坚则先其所易，非万全不谋，非百克不斗。

　　寇小至则张声势以遏其入，寇大至则谋其大以邀其归，据险以乘之，多方以误之。武欲胜其敌，必先练其兵。

　　事有便宜而不拘常制，谋有奇诡而不徇众情，进退死生，惟将所命。抚之以惠则感而不骄，临之以威则肃而不怨。统帅专一则人心不分，人心不分则号令不贰。

　　军法无贵贱之差，实无多少之异，所以同其心志而尽其力。将欲定边，先宜积谷。陈贯曰：“争地之利，先居则佚，后起则劳。”范仲淹曰：“将不择人，以官为先后，取败之道也。”

　　又曰：“将不知古今，匹夫勇耳。”宋祁曰：“马少则骑精，步多则斗健。”苏轼曰：“善兵者先服其心，次屈其力。”

　　邹浩曰：“兵家之事，未战则以决胜为难，既胜则以持胜为难。”

　　岳飞曰：“勇不足恃，用兵在先定谋，栾枝曳柴以败荆，莫敖采樵以致绞，皆谋定也。”胡寅曰：“善覆者靡不胜，遇覆者靡不败。”吴昵曰：“弱者出战，强者继之。”

　　余端礼曰：“敌弱者先声后实以袭其气，敌强者先实后声以俟其机。”程颐曰：“兵法，远交近攻，须是审行此道。”行兵须不失家计（游兵夹持）。

　　兵陈须先立定家计，然后以游骑旋旋量力，分外面与敌人合，此便是合内外之道。韩信多多益办，只是分数明。两军相向，必择地可攻处攻之，右实则攻左，左实则攻右。

　　朱熹曰：“厮杀别无法，只是能使人舍死向前而已。”

　　臣按：谚云“一夫舍死，万夫莫当”，若为将者以节制行兵，而在行列者人人皆舍死向前，天下无坚敌矣。

　　又曰：“厮杀无巧妙，两军相拄，一边立得脚住不退者便赢，立不住退者便输，须是死中求生方胜也。”兵之胜负全在勇怯。

　　用兵之要，敌势急则自家当委曲以缠绕之，敌势缓则自家当劲直以冲突之。

　　解杂乱纷纠者不控拳。拳音绻，攘臂绳，今之罥袖手圈也。言解斗者当善解之，不可牵引绻绳也。批亢捣虚。亢音刚，喉咙也。言与人斗者，不扼其喉拊其背，未见其能胜也。

　　臣按：程、朱道学大儒，其于兵事亦皆通晓而常言之，可见儒道无所不该而文武无二道也。

　　以上经武之要（下）
　

卷一四三

　　△驭夷狄

　　▲内外之限（上）

　　《舜典》：帝曰：“皋陶，蛮夷猾（乱也）夏，寇（劫人）贼（杀人）奸（在外）宄（在内），汝作士（理官）。”

　　朱熹曰：“夏，明而大也。”又曰：“蛮夷猾夏，不专指有苖，但官为此而设。”董鼎曰：“虞时兵刑之官合为一，此蛮夷猾夏亦以命皋陶。”

　　臣按：有虞之世，皋陶为士。士，理官也，所掌者刑狱之事而首以蛮夷猾夏为言，且蛮夷处边鄙之外，负险阻以为固，不可以理喻，不可以言驯，非用甲兵不可也，岂区区刑法所能制哉，而舜命皋陶以为士而首以是责焉，而后及于寇贼奸宄，何也？盖人君为治必先去其梗吾治者，然后其治可成，所以梗吾治者，其大在蛮夷，其小在寇贼，必使蛮夷寇贼不敢害吾良善之民，则内外安靖而吾政化之所施者无所梗矣。虽然，内者外之本也，内无其衅然后外患不生，掌刑之官得其人则禁诘有常刑、制伏有良法、界限有定所，潜消于未然之先，遏绝于方萌之始，不待其猖肆而后施之以甲兵也，此圣人之微意欤。

　　《禹贡》：五百里绥服，三百里揆（度也）文教、二百里奋武卫。

　　蔡沈曰：“谓之绥者，渐远王畿而取抚安之义，侯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。绥服内取王城千里，外取荒服千里，介于内外之间，故以内三百里揆文教，外二百里奋武卫，文以治内、武以治外，圣人所以严华夏之辨者如此。此分绥服五百里而为二等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《禹贡》五服之制曰甸服、曰侯服、曰绥服、曰要服、曰荒服，内而甸、侯二服，外而要、荒二服，而绥服居乎其中，则介乎华夷之间也。就此一服而言，其地凡五百里，内三百里以揆文教，由此而至于王城千里之内，声明文物之所萃，故于此揆其文之教必灿然明备，度之而皆同也，由此而极于荒服千里之外，障塞险阻之所限，故于此奋其武之卫，必居然振作，修之而不弛也。

　　五百里要服，三百里夷、二百里蔡。

　　蔡沈曰：“要服，去王畿已远，其文法略于中国，谓之要者取要约之义，特羁縻之而已，绥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。蔡，放也，流放罪人于此也。此分要服五百里而为二等也。”

　　五百里荒服，三百里蛮、二百里流。

　　蔡沈曰：“荒服去王畿益远，而经略之者视要服为尤略也，以其荒野，故谓之荒服，要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。流放罪人之地，蔡与流皆所以处罪人而罪有轻重，故地有远近之别也。此分荒服五百里而为二等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先儒谓《禹贡》五服，甸、侯、绥为中国，要、荒已为外国，圣人之治详内略外，观五服名义可见，治中国则法度宜详治以必治也，治外国则法度宜略治以不治也。观至于五千见德化之远及，观要、荒二服见法度之不泛，及圣人不务广地而勤远略也如此，后世为治者往往昧于轻重缓急之辨，固有详于内而忽于外者，亦有专事外而不恤其内者，又有内与外皆不加之意者，胥失之矣。虽然，此非特世主处事之偏，亦由其祖宗立法之失也，载观虞夏之世，立为五服之制，内二服以治乎内，外二服以治乎外，中一服则兼治乎内与外焉，既有以为内治之具，又有以为外侮之防，文教之外以兵卫，兵卫之外以蔡流，其法一定而不可易，其规一定而可长守，所以为子孙生民计也远矣。

　　东渐于海，西被于流沙，朔南暨，声教讫于四海。

　　蔡沈曰：“地有远近，故言有浅深也。上言五服之制，此言声教所及，盖法制有限而教化无穷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中国之地南北东，东西为远，故《禹贡》言圣人声教之所及于东曰渐、于西曰被，皆指其地言，而于南北则止曰暨而不言其地，可见圣人向明之治，自北而南日拓而远，不可为之限量也，东渐于海，海之外地尽矣，西被于流沙，流沙之外犹有地焉。渐如水之渐渍底于海者也，被则如天之无不覆被，天所覆被处圣人之化皆可至也，振举于此而远者闻焉是之谓声，轨范于此而远者效焉是之谓教，其风声教化虽曰无远不及，然亦惟止于海而已。虽然，其所以渐、被、暨及风闻之声、神化之教，使之闻而慕之、振而动之而已，未尝体国经野、设官分职而以内治治之也。

　　《周礼》：职方氏乃辨九服之邦国，方千里曰王畿，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，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，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，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，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服，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服，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，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服，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。

　　郑樵曰：“《禹贡》有五服，职方有九服，五服、九服之制不同，详考制度无不相合。禹之五服各五百里，自其一面而数之；职方九服各五百里，自其两面而数之也。”又曰：“周之王畿有乡、遂、稍、县、都即禹之甸服纳总秸、祇粟米之地，周之侯服即禹采、男之地，周之男服即《禹贡》揆文教之地，周之采服即《禹贡》奋武卫之地，周之卫服即《禹贡》三百里夷之地，周之要服即《禹贡》二百里蔡之地，周之夷服即《禹贡》三百里蛮之地，周之镇服即《禹贡》二百里流之地，周之藩服即《禹贡》九州之外地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禹服周畿要、荒、蛮、夷邈然处于侯、甸、采、卫之外，其为当世制也严矣，其为后世虑也远矣。又考贾公彦谓蕃之义以其最在外为藩篱，故以蕃为称，后世通谓外国为蕃，盖本诸此。

　　《春秋》：隐公二年，公会戎于潜。

　　臣按：汉以南单于款五原塞，赐姓为藩臣，其后刘渊、刘聪大为晋室患；唐至中叶以安禄山守范阳，其后尽以蕃将易汉将，河朔之祸直至唐亡。呜呼，春秋以列国之诸侯一与会于坛坫之间，犹谨其微如此，况延之入吾疆域之中，杂于编民之内，甚者又付之以兵戈之柄，居将领之职，列宿卫而专边阃，何不思之甚哉？虽圣人以天下为一家，一视以同仁，然仁之中不可以无义，信之中不可以无智，不可苟徇于目前，必须远虑于身后，处之必欲尽其道，安之必各止其所，非独以全吾安彼之心，亦使彼得以全其所以报吾之义焉。盖彼以穷困而归我，我不受之义者不为也，既受之矣，因其俗而制之，顺其势而安之，使其卫吾边境可也。予之以爵位而不极其所欲，赐之以金帛而不徇其所求，任之以偏裨而不付以独柄，如此，则彼得以自安而吾无后患矣。然此所以处新附者耳，若夫久附易世者，必须以渐而为之，因事而处之，不使之群而居也，不使之专其位也，不使之联其职也，不使之统其类也，不使之临乎边也，不使之治其国也，所聚之处一郡不许过百，所居之市一县不许过十，所任之官一署不许过二，如此消之以其渐，为之因其机，处之服其心，使彼不知不觉则久久自然潜消而日化矣。

　　庚辰，公及戎盟于唐。

　　臣按：《费誓》篇首言“徂兹淮夷，徐戎并兴”，而孔颖达谓此戎盖帝王所羁縻居九州之内，所谓淮夷、徐戎非若后世化外之戎夷，盖亦徐淮之间近边之地，自昔有一种不闲礼义之人耳。

　　庄公三十年，齐人伐山戎。杜预曰：“山戎，北狄。”

　　胡安国曰：“齐人者齐侯也，其称人，讥伐戎也。夫北戎病燕，职贡不至，桓公内无因国，外无从诸侯，越千里之险为燕辟地，可谓能修方伯、连帅之职，何以讥之乎？桓不务德，勤兵远伐，不正王法，以讥其罪，则将开后世之君劳中国而事外夷、舍近政而贵远略，困吾民之力争不毛之地，其患有不可胜言者，故特贬而称人，以为好武功而不修文德者之戒。”

　　庄公三十有一年，齐侯来献戎捷。

　　左丘明曰：“凡诸侯有四夷之功则献于王，王以警于夷，中国则否，诸侯不相遗俘。”

　　胡安国曰：“军获曰捷，献者下奉上之辞。齐伐山戎，以其所得躬来夸示，书来献者，抑之也。后世宰臣有不赏边功以沮外徼生事之人，得《春秋》抑戎捷之意。”

　　臣按：以中国诸侯而能成武功，除戎狄之患而以其捷来献，岂非美事哉？然而不奉天子命而越境出疆以启边衅，除戎之功小，擅师之罪大，渐不可长，不可以功而掩罪也，《春秋》谨微之意深矣。

　　僖公三十二年，卫人及狄盟。宣公三年，楚子伐陆浑之戎。成公元年秋，王师败绩于茅戎。

　　程颐曰：“王师于诸侯不言败，诸侯不可敌王也；于茅戎不言战，茅戎不能抗王也。”

　　陆淳曰：“王者之于天下也，盖之如天，容之如地，其有不庭之臣则告谕之、训诲之，如又不至则增修其德而问其罪，故曰王者之师有征无战。今王师与茅戎为敌，此取败之道，非戎所能败也，故以自败为文，所以深讥王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程氏谓王师于茅戎不言战，茅戎不能抗王也，然不谓之不可而谓之不能，可见王者所以尊严而为天下之所畏服者，其不专在于师旅也，必有所以制伏胜人之本而人自有不能敌者焉。然则有天下者，其可不知所以自反而自强乎？

　　九年，秦人、白狄伐晋。

　　胡安国曰：“晋常与白狄伐秦，秦亦与白狄伐晋，其称人，贬辞也。武王伐商，誓师牧野，庸、蜀、羌、髳、微、卢、彭、濮皆与焉，除天下之残贼，出民于水火之中，虽蛮夷戎狄以义驱之可也，若其同恶相济，贻患于后焉，不亦甚乎！”

　　哀公十有三年，公会晋侯及吴子于黄池。

　　胡安国曰：“吴人主会，其先晋纪赏也，吴亻替王矣，其称子，正名也。定公以来，晋失霸业，不主夏盟，夫差暴横，势倾上国，自称周室于己为长，而黄池之会书法如此者，盖存亡者天也，得失者人也，不可逆者理也，以人胜天则事有在我者矣，故《春秋》拨乱反正之书，不可以废焉者也。”

　　于越入吴。

　　胡安国曰：“吴自柏举以来，凭陵中国，黄池之会遂及夏盟，可谓疆矣，而《春秋》继书于越入吴，所谓因事属辞，垂戒后世，而见深切着明之义也。曾子曰‘戒之戒之，出乎尔者反乎尔’，老氏曰‘佳兵不祥之器’，其事好还，夫以力胜人者人亦以力胜之矣，吴尝破越，遂有轻楚之心，及其破楚，又有骄齐之志，既胜齐师，复与晋人争长，自谓莫之敌也，而越已入其国都矣，吴争远国而越灭之，越又不监而楚灭之，楚又不监而秦灭之，秦又不监而汉灭之，老氏、曾子其言岂欺也哉？”

　　《礼记》：其在东夷、北狄、西戎、南蛮，虽大曰子。

　　陈澔曰：“九州之外不过子、男之国，朝见之时摈辞惟曰子，虽或有功益地至侯、伯之数，其爵亦不过子，故云虽大曰子也，如楚在春秋虽大国，而其爵则称子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吴之爵本伯爵也，《春秋》书吴不书曰伯而书曰子，盖不以本爵与之也。礼所谓四夷虽大皆曰子，考于《春秋》尤信。

　　自恒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，自南河至于江千里而近，自江至于衡山千里而遥，自东河至于东海千里而遥，自东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，自西河至于流沙千里而遥，西不尽流沙，南不尽衡，山东不尽东海，北不尽恒山。

　　应镛曰：“此独言东海者，东海在中国封疆之内，而西、南、北则夷徼之外也。南以江与衡山为限，百越未尽开也。河举东西南北者，河流萦带周绕，虽流沙分际亦与河接也。自秦而上西北袤而东南蹙，秦而下东南展而西北缩，先王盛时四方各有不尽之地，不劳中国以事外也。”

　　方悫曰：“不足谓之近，有余谓之遥。”

　　臣按：二帝三王之盛，其所治之地四方相距亦不甚远，考成周之故疆而质以后世之职方可见也。洛阳为王城而陆浑戎密迩乎其境，其东之莱、牟、介、莒皆夷地，淮南为群舒，秦为西戎，河北、真定、中山之境乃鲜虞、肥、鼓国，河东之域而有赤狄甲氏，此外荆、楚、吴、越、闽、蜀又皆在荒服之外，是时中国所有者宋、晋、齐、鲁、卫、郑通不过今数十郡地耳，周之盛时犹然，则夏、商以前可知已。说者谓自秦以上西北袤而东南蹙，秦以下东南展而西北缩，臣窃以为今日地势东南已极于海，至矣尽矣，更无不尽之处，惟西与北及西南之地尚未底于海耳，然皆限以重山叠嶂，大荒绝漠，地气既恶，人性复犷，非复所居之处，有与无不足为中国轻重焉，惟明主瓦砾视之可也。

　　《春秋左氏传》：管敬仲言于齐侯曰：“戎狄豺狼，不可厌也；诸夏亲昵，不可弃也。”

　　孔颖达曰：“中国而谓之华夏者，夏，大也，有礼仪之大，有文章之华。”

　　僖公二十三年，初，平王之东迁也，辛有适伊川，见被发而祭于野者，曰：“不及百年，此其戎乎？其礼先亡矣。”秋，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。

　　吕祖谦曰：“物之相召者捷于风雨，地夷而人华者公刘之治豳也，以华召华，不旋踵而有，文武之兴；王地华而人夷者晋帝之纳款也，以夷召夷，不旋踵而有耶律之俘虏。物物相召，未尝不以其类也，中天下而画壤者是为伊洛，伊洛之民虽居声明文物之地，意之所向已在于大荒绝漠之外矣，故以心感心，以气动气，安得不为陆浑之迁哉。呜呼，辛有可谓知几矣。”

　　臣按：天下之事莫不起于几微，几微之际，先王之所谨也，故识微之君子因微而知著、由迩而察远。昭公二十二年，沈尹戍曰：“古者天子守在四夷。”

　　臣按：天子以天下为家，内而中国其堂奥也，外而封疆其垣藩也，垣藩之外则外国矣。是故天子布德行政，以内和其人民而外固其封守，此所以中国奠安而外侮不侵也。

　　以上内外之限（上）
　
卷一四四

　　▲内外之限（下）

　　《论语》曰：管仲相桓公，霸诸侯，一匡天下，民到于今受其赐，微（无也）管仲，吾其被发左衽（衣衿）矣。朱熹曰：“匡，正也。尊周室，攘夷狄，皆所以正天下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孔子于他章尝小管仲之器，而于此则大其功，盖以其事功言也。朱子谓汉高祖、唐太宗未可谓之仁人，然战国至暴秦其祸极矣，高祖出而平定天下；隋末残虐尤甚，太宗出而扫除以致贞观之治，此二君者岂非仁者之功邪？管仲之功亦犹是也。

　　孟子曰：“周公兼（并之也）夷狄、驱猛兽而百姓宁。”

　　又曰：“《诗》（《鲁颂宫》之篇）曰：‘戎狄是膺（击也），荆（楚本号）舒（近楚国）是惩，则莫我敢承（当也）。’无父无君，是周公所膺也。”

　　朱熹曰：“按今此诗为僖公之颂，而孟子以周公言之，亦断章取义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《宫》之诗乃鲁僖公时颂，而孟子两引之皆以周公为言，前曰“周公方且膺之”，后又曰“是周公所膺也”，朱子谓其断章取义，是固然矣。然断章而取其义，泛言之可也，而孟子乃明白两指周公而言，意者鲁乃周公之后，故颂僖公者因其尝率车千乘、徒三万从齐伐楚，故述其始封之祖兼夷狄之功以美之。其下文继以俾尔昌炽寿富之祝，所谓尔者对祖之言，托为周公之言也，及味其两是字及莫敢承之语，盖已然必有之辞，非祝颂期望之意，孟子去圣人时未远，其或他有所据欤？

　　汉高祖四年，北貉、燕人来致枭骑助汉。颜师古曰：“貉在东北方，三韩之属。”臣按：此中国借兵外国之始。

　　文帝时，贾谊上疏曰：“天下之势方倒县（平声），凡天子者，天下之首也，上也，今匈奴侮慢侵掠，至不敬也，而汉岁致金絮采缯以奉之，匈奴征令主上共贡，足反居上，首顾居下，倒县如此，莫之能解，犹为国有人乎？”

　　胡寅曰：“《易》曰‘首出庶物，万国咸宁’，贾谊所谓天子天下首者，其有见于此乎，抑其言之偶似也？若夫首不出乎庶物则与物等夷，则无以相长，而争夺离析之祸起，尚何咸宁之可冀？又况首顾居下，足反居上，乱常逆理，势若倒悬，偷安目前而不虞后患者哉？”

　　臣按：谊以汉事匈奴，为天下之势方倒悬莫之能解，为国无人。当文帝之世，开国功臣名将固有存者而谊谓无人，然谊所言如此，则谊必有解县之术。谊又谓窃料匈奴之众不过汉一大县，以天下之大困于一县之众，陛下何不试以臣为属国之官以主匈奴，行臣之计请必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，伏中行说而笞其背，举匈奴之众惟上之令，今不猎猛兽而猎田彘，不搏反寇而搏畜菟，玩细娱而不图大患，非所以为安也，德可远施，威可远加，而直数百里外而威令不信（音伸），可为流涕。斯言也，其所以解天下之倒县者在此乎？虽然，谊少年而未经事，前所流涕者得《易》《春秋》之旨，其理万世而不易，后所流涕者谓行其计则可以系单于之颈，举其众以惟上之命，不知帝若用谊，其计之行者果何如也？末云德可远施，威可远加，直数百里外而威令不信，毋乃亦欲施德而加威乎？德与威所以施而加之者，其事必有本末，其行必有次第，惜乎谊言之不详也，使文帝览其言而有问焉，谊必将有所陈说，择而用之，安知其无少补乎？

　　班固曰：“《春秋》内诸夏而外夷狄，夷狄之人逐水随畜，射猎为生，隔以山谷，壅以沙漠，天地所以绝外内也。是故圣王不与约誓，不就攻伐，约之则费赂而见欺，攻之则劳师而招寇，其地不可耕而食也，其民不可臣而畜也，是以外而不内，疏而不戚，故政教不及其人，正朔不加其国，来则惩而御之，去则备而守之，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，羁靡（与縻同）不绝，使曲在彼，盖圣王制御外国之常道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班固谓圣王之于外国不与约誓，则后世之之通和者非矣；不就攻伐，则后世穷兵出塞者非矣。然则如之何则可？固曰来则惩而御之，去则备而守之，斯二言者所谓治戎之上策也。若夫使曲在彼之一言，则又真得圣人正义明道之心，躬自厚而薄责人之道也。

　　固又曰：“西域诸国与汉隔绝，道里又远，得之不为益，弃之不为损，盛德在我，无取于彼，故自建武以来西域思汉威德，咸乐内属，圣人远览古今，因时之宜，羁縻不绝，辞而未许，虽大禹之叙西戎、周公之让白雉、太宗之却走马，亦何以尚兹。”

　　臣按：自古帝王皆以能致外夷以为盛德，殊不知德在华夏文明之地，而与彼之荒落不毛之区无预焉，固所谓得之不为益、弃之不为损，盛德在我无取于彼，真知言哉。

　　范晔曰：“先王疆理九土，判别畿荒，若二汉御戎之方，失其本矣。何则？先零侵境，赵充国迁之内地，当煎作寇，马文渊徙之三辅，贪其暂安之势，信其驯服之情，计日用之权宜，忘经世之远略，夫岂识微者之为乎？”

　　晋武帝时，郭钦上疏曰：“北部强犷，历古为患。魏初人寡，西北诸部皆为戎居，今虽服从，若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，彼自平阳、上党不三日而至孟津矣。宜及平吴之威，谋臣、猛将之略，出北地、西河、安定，复上郡，实冯翊，于平阳以北诸县募取死罪徒三河，三魏见士四万家以充之，渐徙平阳、弘农、魏郡、京兆、上党杂胡，峻内外出入之防，明先王荒服之制，万世之长策也。”武帝不纳。

　　惠帝元康九年，太子洗马江统作《徙戎论》以警朝廷，曰：“汉建武中，马援领陇西太守，讨叛羌，徙其余种于关中，居冯翊、河东空地。数岁之后，族类蕃息，永初叛乱，夷夏俱敝，自此之后，余烬不尽，小有际会辄复侵叛，魏武帝徙武都氐于秦川以御蜀，盖权宜之计，今已受其敝矣。今宜及兵威方盛，因其死亡流散与关中之人户为仇仇之际，徙诸羌，著先零、罕幵、析支之地，徙诸氐出还陇右，著阴平、武都之界，廪其道路之粮，令足自致，各附本种，反其旧土，使属国、抚夷就安集之。并州之胡本匈奴桀恶之寇也，建安中使右贤王去卑诱质呼厨泉，听其部落散居六郡，今为五部，户至数万，骁勇便利倍于氐、羌，若有不虞，则并州之域可为寒心。正始中，母丘俭讨句骊，徙其余种于荥阳，户落今以千计，数世之后必至殷炽。夫为邦者忧不在寡而在不安，以四海之广、士民之富，岂须此等在内然后取足哉？此等皆可申谕遣还其本域，慰彼土思，惠此中国，于计为长也。”朝廷不能用。

　　臣按：郭钦之疏、江统之论，晋人心腹之病也，而不能用之，其后刘、石迭起，率如所料，自长淮之北无复晋土，而为战争之场者几二百年。呜呼，后之人主为国家远虑者，其尚为子孙计，豫有以杜绝而消弭之哉。

　　惠帝时，成都王颖表匈奴左贤王刘渊行宁朔将军、监五部军事，使将兵，以其子聪为积弩将军，其右贤王刘宣谓其族人曰：“自汉亡以来，我单于徒有虚号，自余王侯降门编户，今吾众虽衰，犹不减二万，奈何敛手受役，奄过百年。左贤王英武迈世，天苟不欲生匈奴，必不虚生此人也，今司马氏骨肉相残，四海鼎沸，复呼韩邪之业，此其时矣。”乃相与推渊为大单于，使其党诣邺告之，渊白颖请归会葬，颖弗许，及王浚及东嬴公腾起，渊说颖曰：“今二镇跋扈，众十余万，恐非士卒及近郡士众所能御也，请还说五部以赴难。”颖悦，拜渊为北单于、参丞相军事，渊至右国城，刘宣等上大单于之号，二旬之间有众五万，寻称汉王，又四年称皇帝。

　　唐太宗时，突厥既亡，其降唐者尚十万口，诏群臣议区处之宜。朝士多言北狄幸而破亡，宜悉徙之河南兖豫之间，分其种落，散居州县，教之耕织，永空塞北之地。中书侍郎颜师古请皆置之河北，分立酋长，领其部落，则永无患矣。礼部侍郎李百药以为，突厥虽云一国，然其种类区分各有酋帅，今宜因其离散，各即本部署为君长，不相臣属，国分则弱而易制，势敌则难相吞灭，各自保全，必不能抗衡中国，仍请于定襄置都督府为其节度，此安边之长策也。夏州都督窦静以为，置之中国有损无益，莫若因其破亡之余，假之王侯之号，妻以宗室之女，分其土地，析其部落，使其权弱势分，易为羁制，可使常为藩臣，永保边塞。温彦博请准汉建武故事，置匈奴于塞下，全其部落，顺其土俗，以实空虚之地，使为中国捍蔽，策之善者也。魏徵以为，突厥世为寇盗，百姓之仇也，今幸而破亡，陛下以其降附不忍尽杀，宜纵之使还故土。彦博曰：“王者之于万物，天覆地载靡有所遗，今突厥穷来归我，奈何弃之而不受乎？孔子曰‘有教无类’，若救其死亡，授以生业，教之礼义，数年之后悉为吾民，选其酋长使入宿卫，畏威怀德，何后患之有？”太宗卒用彦博策，处突厥降众东自幽州、西至灵州，分突厥故所统之地置四川都督府以统其众，其余酋长至者皆拜将军、中郎将，布列朝廷，五品以上百余人，殆与朝士相半，因而入居长安者近万家。

　　臣按：唐太宗朝群臣承诏议处突厥降者部落，朝士多言欲处之河南兖豫之间，颜师古欲置之河北，温彦博欲准汉建武故事，李百药欲各即本部署为君长，与窦静之议略同，惟魏徵之议思患豫防之道，太宗散处其民于诸州，用其酋长以为宿卫，数年果有结社率之反，言事者多言突厥留河南不便，乃诏突厥在诸州者并令渡河反其旧部，太宗有“朕不用魏徵言，几致狼狈”之叹。由是以观，为人臣者不可不明《春秋》之义，而议事者当援古以证今，昭昭然明矣。

　　武后时，四夷质子多在京师，如论钦陵、阿思德元珍、孙万荣皆因入侍见中国法度废弛，及还并为边害，薛登谏曰：“戎夏不杂，古所戒也。故斥居塞外，有时朝谒，已事则归，三王之法也，汉魏以来，革袭衣冠，筑室京师，不令归国，较其利害，三王是而汉魏非，拒边长而质子短。伏见突厥、吐蕃、契丹因往入侍，并被奖遇官，戎狄步黉门，窥图史成败，熟山川险易，国家虽有冠带之名，而狼子孤恩，患必在后。昔申公奔晋，使子狐庸为吴行人，教吴战陈，使之叛楚；汉迁五部匈奴于汾晋，卒以刘、石作难。窃计秦并天下及刘项用兵，人士凋散，以冒顿之盛，乘中国之虚，而高祖困厄平城，匈奴卒不入中国者，以其生长碛卤，谓穹庐贤于城郭、毡罽美于章绂，既安所习，是以无窥中国心，不乐汉故也。刘渊五部散亡而能自振者，少居内地，明习汉法，鄙单于之陋，窃帝王之称，使其未尝内徙，不过劫边人缯彩曲糵，归阴山而已。臣谓愿充侍子可一切禁绝，则夷人保疆，边邑无争矣。”

　　臣按：昔之忠臣，为国远虑者无所不至，薛登斯言是亦思患而豫防之者也。

　　唐自贞观以来，任蕃将者如阿史那社｛人小｝、契何力皆以忠力奋然，犹不为上将，皆大臣总制之，故上有余权以制于下。

　　臣按：自古创业之君经事多而虑患远，其所创制立法皆有深意，后世子孙所当遵守者也。唐玄宗不守太宗之法，专用蕃将，遂成变乱。呜呼，可不戒哉！

　　天宝六载，李林甫为相，欲杜边帅入相之路，乃奏言：“文臣为将怯当矢石，不若用寒族胡人，胡人则勇决习战，寒族则孤立无党。”上悦其言，始用安禄山，至是诸道节度使尽用胡人，精兵咸戍北边，天下之势偏重，卒使禄山倾覆天下，皆出于林甫专宠固位之谋也。

　　范祖禹曰：“明皇蔽于吞灭四夷，欲求一切之功，是以林甫得以行其计，人君苟不能以义制欲，迷而不复，何所不至哉？”

　　臣按：李林甫欲为专宠固位之谋，杜边将入相之路，奏言文臣为将怯当矢石而欲用胡人，夫文臣固怯矢石矣，而岂无武臣乎？当世如王忠嗣等流辈固非文臣也，盍用之乎？使玄宗而虑及此，则林甫之奸计不行矣。当贞观时，魏徵为太宗处置突厥，乃为国家远虑于数百年之后，而林甫区区乃为一身之谋于年岁之间，君子、小人用心不同如此，而国家安危治乱之所由分也，为人君者可不谨于择相哉？

　　天宝十四载，安禄山使副将何千年入奏，请以蕃将二十二人代汉将，韦见素谓杨国忠曰：“禄山久有异志，今又有此请，其反明矣。”明日入见，上迎谓曰：“卿等疑禄山邪？”见素因极言禄山反已有迹，所请不可许。上不悦，竟从禄山之请。他日，国忠、见素言于上曰：“臣有策可坐消禄山之谋，若除禄山平章事，召诣阙，以贾循、吕知诲、杨光翙分领范阳、平卢、河东节度则势自分矣。”上从之，已草制而不发，更遣中使辅璆琳以珍果赐禄山，潜察其变。璆琳受禄山厚赂，还盛言禄山无二心，上谓国忠等曰：“朕推心待之，必无异志，朕自保之，卿等无忧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自昔帝王用人不系世类，蕃将之中如汉之金日磾、唐之阿史那忠等不可谓无人，然而为治之道当循其常、从其多，不可以其一二而废其千百，以其偶然而遂不信其常然耳。何者？天地生人同此天而各异其地，地有不同则其生智习性自然殊别，及其混处之久则不知不觉而合为一矣，方当无事之秋，聚居而托处，联络而亲比，日染月化，遂认并州为故乡者多矣，彼其感恩思报之心、忠君亲上之念固未尝无，非惟无异梦，指天誓日真如金石之固，死生不渝矣，一旦而有风尘之警、疆场之变，我之势方强、气方壮、根本方固，彼固不敢有异志，不幸而我弱彼强、我负彼胜，则彼将持两端观成败以为去留，此等之事不能无也，其甚者若汉之中行说、宋之郭药师，岂非后世之永鉴哉？然唐之蕃将如执失思力出自突厥、契何力生于铁勒，他如史大奈、李谨行、泉男生、李多祚之伦皆能知义而鸷挺不迁，为《唐史》所称，其尤著勋名者则有如浑瑊、阿跌光颜者焉，岂可以非华而不用哉？仰惟我祖宗朝，凡诸归正而建功者往往锡之以封爵，膺之以显任，惟于五府诸卫之长、诸边总戎之任则有所限制，而不得以专，盖有合于唐人不用蕃将为上将之意。夫于任用之中而寓制驭之意，非独使上之人无所疑于后，而亦俾下之人得以保其全于终也，岂非万世之良法乎？圣子神孙所当遵而行之，万世而不可轻变者也。

　　以上内外之限（下）
　
　　▲慎德怀远之道

　　《舜典》：咨十有二牧（养民之官）曰：“食哉惟时，柔（宽而抚之）远能（扰而习之）迩，惇（厚也）德允（信也）元（仁厚之人），而难（拒绝也）任人（包藏凶恶之人），蛮夷率服。”

　　朱熹曰：“凡此五者处之各得其宜，则不特中国顺治，虽蛮夷之国亦相率而服从矣。”

　　孙觉曰：“夫以尧舜之时，圣贤相会，宜有长策成算以厌伏四夷，然其言专以难任人为本，盖任人处内则主听眩，主听眩则任使不明、忠邪杂进，虽有知勇安所施？任人放远则智者竭其智、勇者献其力，夫如是，则何蛮夷之足虑哉？”

　　《大禹谟》：益曰：“无怠无荒，四夷来王。”

　　朱熹曰：“九州之外，世一见曰王。帝于是以上文八者朝夕戒惧，无怠于心，无荒于事，则治道益隆，四夷之远莫不归往矣。”

　　臣按：上文所谓“儆戒无虞，罔失法度，罔游于逸，罔淫于乐，任贤不贰，去邪勿疑，疑谋勿成，百志惟熙，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，罔咈百姓以从己之欲”，是即“无怠无荒”之实也。夫人君儆戒于宫闱之中、朝廷之上、京邑国都之内，何预于四夷哉？然而一念不谨，万事为之废弛，一言有失，四方为之传播，是故自古镇服外国之道不在于边鄙而在于朝廷，虽以舜大圣人而伯益犹以怠荒为戒，良以一人无怠荒之失则四夷有归往之诚，外无边患则内有善治而吾君享安富尊荣之乐矣。吁，伯益所事者舜也而犹切切儆戒如此，后世人主无帝舜万分一，乃欲生事四夷，而为其臣者不敢辄出一言谏正，或者又从而从臾之，其臣可谓不忠矣，而其君亦岂智者哉？

　　三旬，苗民逆命。益赞（佐也）于禹曰：“惟德动天，无远弗届（至也）。满招损，谦受益，时乃天道。至諴感神，矧兹有苗。”禹拜昌言（盛德之言）曰：“俞。”班（还也）师振（整也）旅，帝乃诞（大也）敷文德（文命德教），舞干（盾也）羽于两阶（宾主之阶），七旬有苗格（至也）。

　　朱熹曰：“三旬，三十日也。以师临之阅月，苗民犹不听服也，是时益盖从禹出征，以苗负固恃强，未可威服，故赞佐于禹以为惟德可以动天，其感通之妙无远不致，盖欲禹还兵而增修其德也。满损谦益，即《易》所谓天道亏盈而益谦也。诚感物曰諴，益又推极至诚之道，以为神明亦且感格，而况于苗民乎？言班师七旬而有苗来格也。史臣以禹班师而归，弛其威武，专尚德教，干羽之舞雍容不迫，有苗之至适当其时，故作史者因即其实以形容有虞之德。”

　　陈栎曰：“益之赞禹，谓天道之远而德可动，神明之幽而诚可感，苗亦人耳，岂有德之盛、诚之至而不可动者？当不烦兵而自服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益之赞禹，所谓“满招损，谦受益，时乃天道”者，若就战伐言之，小国若能制节谨度，不敢纵逸，则必得大国宾礼之益，不然，负其强固，侮慢自贤，则大国必有所不堪者而谋动干戈，所损大矣。大国若能包含遍覆，嘉善而矜不能，必得小国宾贡之益，不然，恃其众大，非礼侵陵，则小国必有所不堪者，而肆其蜂虿之毒，岂得无损哉？若是者即《易》所谓亏盈而益谦者，乃天之道也。上之人体天道以字小，下之人奉天道以事大，则上下各得其所而兵戈不兴矣。

　　《旅獒》：惟克商，遂通道于九夷八蛮，西旅（西方蛮夷国名）底贡厥獒（犬高四尺），大保（召公奭也）乃作《旅獒》，用训于王。曰：“呜呼，明王慎德，四夷咸宾服，无有远迩，毕献方物（方土所生之物）。”

　　蔡沈曰：“九夷八蛮，多之称也。武王克商之后，威德广被九州之外，蛮夷戎狄莫不梯山航海而至。曰通道云者，盖蛮夷来王则道路自通，非武王有意于开四夷，斥大境土。”

　　臣按：德而谓之慎者，盖必兢兢业业不敢有须臾放肆者也。慎德而必归之明王者，盖人心虚灵不昧，乃能知所谨，彼昏迷蔽塞者乌知所慎哉？德昏而不谨，则虽宫禁之中左右使令之人或有以致其怨，京辇之下百官庶姓之众，或有以激其怒，况四海之外、九夷八蛮之远而能得其来宾哉？是故人君之德不可以不明，既明矣而尤不可以不慎也。故明明德于天下者，当何如而用功？《大学》曰：“欲诚其意者，先致其知。”

　　《鲁颂》曰：翩彼飞鸮（恶声之鸟），集于泮林，食我桑黮（桑实），怀我好音。憬（觉悟也）彼淮夷，来献其琛（宝也），元（大也）龟（尺二寸）象齿，大赂（遗也）南金。

　　曹居贞曰：“传曰‘桑黮甘甜，鸱鸮革响’，是知鸮食桑黮则其音变而美也。泮林有黮，鸮来食之，归我好音，则淮夷被泮宫之化，其有不革面而柔服者哉？”

　　臣按：《泮水》之诗，说者以为鲁侯与群臣燕饮泮宫而作。所谓淮夷之服，盖无此事，诗人颂祷愿望耳，虽然，学校者修崇教化之地也，教化修则义理明，义理明则人心固，人心固则士气作，士气作则彼蠢然冥顽者亦将惕然感动，幡然归顺矣。

　　交阯之南有越裳国，周公居摄三年，制礼作乐，天下和平，越裳以三象重译而献白雉，曰：“道路悠远，山川岨深，音使不通，故重译而朝。”成王以归周公，公曰：“德不加焉则君子不飨，其质政不施焉则君子不臣其人，吾何以获此赐也？”其使请曰：“吾受命吾国之黄耇曰‘久矣，天之无烈风雷雨，意者中国有圣人乎？有则盍往朝之’。”周公乃归之王。

　　臣按：越裳重译来朝，可见周之德及乎人，而其所以朝者则曰“久矣，天之无烈风雷雨”，可见周之德格乎天矣。

　　《国语》：穆王将征犬戎，祭公谋父谏曰：“先王之训也，有刑不祭，伐不祀，征不享，让（谴责）不贡，告（以文辞告晓之）不王，于是乎有刑罚之辟，有攻伐之兵，有征讨之备，有威让之令，有文告之辞。布令陈辞而又不至，则又增修于德，无勤民于远，是以近无不听，远无不服。今自大毕、伯士（戎之二君）之终也，犬戎氏以其职来王，天子曰‘予必以不享征之’，且观（示也）之兵，其无乃废先王之训而王几（危也）顿（败也）乎！吾闻夫犬戎树惇（言其立性淳朴），能帅旧德而守终纯固（纯专固守而身不移），其有以御我矣。”王不听，遂征之，得四白狼、四白鹿以归，自是荒服者不至。

　　臣按：穆王征犬戎，无故兴万里之师，所费不知几何，而所得者仅四狼、四鹿而已。呜呼，损亿兆之财，弃千万人之命，所得不偿所失，而又使荒服之君由此而轻我中国，不复朝贡，则并其先世以来保世之具而失之，其所损又不但财而已。

　　《论语》：子曰：“盖均无贫、和无寡、安无倾，夫如是，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，既来之则安之。”

　　朱熹曰：“均谓各得其分，安谓上下相安。内治修然后远人服，有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，亦不当勤兵于远。”

　　臣按：所谓文德者，德即《虞书》“惟德动天”之德，文即《禹贡》“揆文教”之文也。文德与武功对，所谓文德之修即内治之有条理者是也。

　　汉光武建武二十七年，北匈奴求和亲，不许。臧宫、马武上疏曰：“虏今人畜度死，旱蝗赤地，疲困乏力，不当中国一郡，万里死命县（平声）在陛下，岂宜固守文德而隳其事乎？今命将临塞，厚县（平声）购赏，谕告高句骊、乌桓、鲜卑攻其左，发河西四郡、天水、陇西羌胡击其右，如此，匈奴之灭不过数年。”诏报曰：“《黄石公记》曰：‘柔能制刚，弱能制强。柔者德也，刚者贼也，弱者仁之助也，强者怨之归也。故曰有德之君以所乐乐人，无德之君以所乐乐身，乐人者其乐长，乐身者不久而亡。舍近谋远者劳而无功，舍远谋近者逸而有终，逸政多忠臣，劳政多乱人，故曰务广地者荒，务广德者强，有其有者安，贪人有者残。残灭之政，虽成必败。’今国无善政，灾变不息，百姓惊惶，人不自保，而复欲远事边外乎？孔子曰：‘吾恐季氏之忧不在颛臾。’且北狄尚强而屯田警备，传闻之事恒多失实，诚能举天下之半以灭大寇，岂非至愿？苟非其时，不如息人。”自是诸将莫敢言兵事者。

　　戴溪曰：“光武启中兴之运，悼斯民之涂炭，亲拯救而抚摩之，初遣冯异入关，戒以征伐非必屠城，要在还定安集之耳。复遣岑彭击蜀，告以每一发兵发动皓白，常欲置隗嚣、公孙述于度外。自陇蜀平后，非警急未尝复言军旅，务休息群黎而巩固汉业，其肯遵高祖颠沛之畏涂、蹈武帝虚耗之覆辙而舍近谋远，争胜负于夷狄乎？故二将抗章比伐，诏引黄石公刚强柔弱之说而报之，帝王之道然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光武此诏所谓“有德之君以所乐乐人，无德之君以所乐乐身，乐人者其乐长，乐身者不久而亡。舍近谋远者劳而无功，舍远谋近者逸而有终”，又曰“务广地者荒，务广德者强，有其有者安，贪人之有者残”，与夫人不自保而欲远事边外、传闻之事恒多失实，凡此皆药石之格言，无间古今皆所同然也。后世人主有欲勤兵于远者，尚其鉴诸。

　　以上慎德怀远之道

　　▲译言宾待之礼

　　《周礼》：怀方氏掌来远方之民，致方贡、致远物而送逆之，达之以节，治其委积、馆舍、饮食。

　　郑玄曰：“怀，来也。远方之民，四夷之民也，谕德延誉以来之。”

　　王昭禹曰：“致方贡则远方所贡之物，若‘西旅底贡厥獒’是也；致远物则致远方所献之物，所谓‘无有远迩，毕献方物’是也。远方之有贡，犹六服之贡，则世一见，各以其所贡之宝为挚是也；远方有所献之物，犹六服诸侯之献国珍是也。送逆之，送往而逆来以为之礼也。达之以节，达民以旌节，达贡物以玺节也。治其委积，所以备其用也；治其馆舍，所以安其居也；治其饮食，所以顺其嗜好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成周设官以待外夷之来朝贡者，达之以节则其往来关津道路之间无有留难淹滞之阻，即今给驿卷也；治其委积、馆舍、饮食则其日用居止、饩廪、刍秣而无饥寒困乏之忧，即今之馆驿廪给及有司馈送是也。凡若此者，皆所以怀远人也，名官而谓之怀方氏，岂无意也？

　　象胥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（谓蕃国之使），掌传王之言而谕说焉以和亲之，若以时入宾则协其礼、与其辞、言传之，凡其出入送逆之礼节、币帛、辞令而宾相之。

　　郑玄曰：“通外国之言者曰象胥，凡其出入送逆之礼节、币帛、辞令而摈相之，从来至去皆为相而诏侑其礼仪也。”

　　朱申曰：“八蛮、四夷、七闽、九貉、五戎、六狄之国遣使来朝贡，不晓中国言语，故象胥传王言而开谕解说之，如此，则远人之心和而不乖、亲而不疏也。若蕃国之君，世一见之，其礼不同于中国，象胥则教之使协于礼，其言不通于中国则传其言辞，出则送之，入则逆之，礼节以相接，币帛以致享，辞令以相与。接宾曰摈，赞礼曰相。”

　　臣按：外国之人其拜揖、进退、拜伏之礼不同于中国，象胥掌教之以中国之仪，用协于礼也，夫上有所言则象胥为之传导而开谕晓说之，然后从而译其言以达之于上焉。今制鸿胪寺设通事官，即周之象胥也。

　　大行人，九州之外谓之蕃国，世一见，各以其所贵宝为挚。

　　郑玄曰：“九州之外，蕃服也。无朝贡之岁，父死子立及嗣王即位乃一来耳，各以其所贵宝为挚，则蕃国之君无执玉瑞矣，所贵者若犬戎献白狼、白鹿是也。”

　　《礼记》：中国、夷戎五方之民皆有性也，不可推移，五方之民言语不通、嗜欲不同，达其志，通其欲。东方曰寄，南方曰象，西方曰狄鞮，北方曰译。

　　郑玄曰：“五方之民性不可推移，地气使之然也。”

　　方悫曰：“以言语之不通也则必达其志，以嗜欲之不同也则必通其欲，必欲达其志、通其欲，非寄、象、鞮、译则不可，故先王设官以掌之。寄言能寓风俗之异于此，象言能仿象风俗之异于彼，鞮则欲别其服饰之异，译则欲辨其言语之异，《周官》通谓之象胥，而世俗通谓之译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译言之官自古有之，然惟译其言语而已也，彼时外夷犹未有字书，自佛教入中国始有天竺字，其后回回、女直、蒙古、缅甸其国人之黠慧者各因其国俗而自为一种字书，其来朝贡及其陈说、辨诉、求索各用其国书，必加翻译然后知其意向之所在。唐宋以来虽有润文、译经使之衔，然惟以译佛书而已，我文皇帝始设为八馆，曰西天、曰鞑鞑、曰回回、曰女直、曰高昌、曰西蕃、曰缅甸、曰百夷，初以举人为之，其就礼部试则以蕃书译其所作，经义稍通者得联名于进士榜，授以文学之职，而译书如故，其后又择俊民俾专其业，艺成会六部大臣试之，通者冠带，又三年授以官，盖重其选也。盖此一事似缓而实急，似轻而实重，一旦外夷有事上书来言其情，使人人皆不知其所谓，或知之而未尽，则我所以应之者岂不至相矛盾哉？非惟失远情，而或至启边衅者亦有之矣，我文皇帝专设官以司之，其虑远哉。

　　《明堂位》：九夷之国，东门之外，西面，北上；八蛮之国，南门之外，北面，东上；六戎之国，西门之外，东面，南上；五狄之国，北门之外，南面，东上；九采之国，应门之外，北面，东上。四塞世告至。

　　孔颖达曰：“按职方云四夷、八蛮、七闽、九貉、五戎、六狄，《尔雅》云九夷、八狄、七戎、六蛮谓之四海，数不同者，文异尔。九州之外，夷狄为四方蕃塞，每世一至，或新王即位及其君嗣立皆来朝也。”

　　陆佃曰：“九采之国，所谓要服、荒服欤。四塞，即九夷、八蛮、六戎、五狄也。”

　　陈澔曰：“夷蛮戎狄各从其方之门而以右为尊，独南面东上者不然，方氏以为南面疑于君，故与北面者同其上也。四塞，九州之外夷狄也。”臣按：此古者蕃国君长来朝入门立班之制。

　　《中庸》：孔子曰：“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。”其八曰柔远人也。又曰：柔远人则四方归之，送往迎来，嘉善而矜不能，所以柔远人也。

　　朱熹曰：“往则为之授节以送之，来则丰其委积以迎之。”又曰：“远人来至去时有节以授之，过所在为照，如汉之出入关者用繻，唐谓之给过所者是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《周礼》秋官环人所掌送逆邦国之通宾客，以路节达诸四方，送逆及疆是则为之授节以送之也；地官遗人所掌邦之委积以待宾客、野鄙之委积以待羁旅，十里有庐，庐有饮食，三十里有宿，宿有委，五十里有市，市有候馆，候馆有积，是则丰其委积以迎之也。旧注以柔远人为蕃国，朱注始以为无忘宾旅，盖以九经之次列于怀诸侯之上，以远先近非其序也。窃意成周盛时，环人、遗人之所掌在于道路之间，非特为中国设也，则虽夷狄之经行者亦为之送迎焉，况九经之名，其八者各有所指，而此通谓之人，意者凡远去其家乡而出于道途、以朝京阙者皆给之欤？

　　《汉志》：典客，秦官，掌归义蛮夷，景帝更名大行令，武帝更名大鸿胪，属官有行人、译官。

　　臣按：此秦汉以来设官主掌蛮夷之始。所谓大行令，即《周礼》行人之职，译官即《王制》所谓寄、译之类也。考史，昭帝用苏武为典属国，亦掌夷狄之官，而《百官表》不载，臣以为汉大鸿胪即今鸿胪寺卿，译官即今通事之职，典属国其今御前通事之武臣欤？

　　宣帝时，匈奴呼韩邪单于款五原塞愿朝。三年正月，诏有司议其仪。丞相、御史曰：“单于朝贺，宜如诸侯王，位次在下。”萧望之以为：“单于非正朔所加，故称敌国，宜待以不臣之礼，位在诸侯王上。外夷稽首称藩，中国让而不臣，此则羁縻之谊，谦亨之福也。《书》曰‘戎狄荒服’，言其来服荒忽无常，如使匈奴后嗣卒有鸟窜鼠伏，阙于朝享，不为畔臣，万世之长策也。”天子采之，诏曰：“匈奴单于称北藩，朝正朔其以客礼待之，令单于位在诸侯王上，谒赞称臣而不名。”

　　荀悦曰：“《春秋》之义，王者无外，欲一于天下也。戎狄道里辽远，人迹介绝，故正朔不及，礼教不加，非尊之也。《诗》曰‘自彼氐羌，莫敢不来王’，故要荒之君必奉王贡，若不供职则有辞让号令加焉，非敌国之谓也。望之之议僭度失序，以乱天常，非礼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胡安国谓荀氏为此说，其知内外之旨，明于驭戎之道。

　　《唐志》：主客郎中，掌诸蕃朝见之事。殊俗入贡者始至之州，给牒覆其人数，谓之边牒，蕃州都督、刺史视品给以衣冠裤褶，初至及辞设会参曰设食。

　　臣按：外夷而来朝给以衣冠、宴食，自古皆然，然《唐志》但谓之会而不以宴名，盖不备燕享之礼也，然惟主之以礼部之属，而未尝专命大臣，后世乃或有用武将待之者，臣窃以为非宜。盖礼仪非武臣所宜预，将乃吾国之爪牙，止可使敌闻其名，不可使敌识其面，设或有貌不扬如裴度者，中虽有智，彼恶知之哉？或因此而藐我将相，关系亦不小也。吁，武将且不可，况内侍乎？昔童贯初使辽也，辽人以为宋无人，因此以占宋人失政而启其轻蔑之心，此前代之明鉴也。

　　鸿胪寺领典客、司仪二署，凡四夷君长以蕃望高下为簿朝见，辨其等位，诸蕃封命则执册而往，凡献物皆各执以见，驼马则陈于朝堂，不足进者州县留之。其属有典客署令，掌四夷归化朝贡，酋渠首领朝见者给廪食，病则遣医给汤药，丧则给以所须，还蕃赐物则佐其受领，教拜谢之节。

　　臣按：唐人之待蕃夷之朝贡者，既有宴赐资给，其不幸而病及丧者亦有给赐焉。

　　宋设鸿胪寺，掌四夷朝贡宴劳、给赐、送迎之事，凡四夷君长使价朝见，辨其等位以宾礼待之，授以馆舍而颁其见辞、赐予宴设之式，戒有司先期办具，有贡物则具其数报四方馆引见以进，诸蕃封册即行其礼命。

　　臣按：唐、宋俱有诸蕃封册之礼。

　　四夷君长来朝，先遣使迎劳于候馆。次日，奉见于乾元殿，设黄麾仗及宫悬大乐典仪，设君长位于悬南道西，北阿，又设其诸官位于后。所司引其国君，服其国服，至明德门外，通事舍人引就位，皇帝服通天冠、绛纱袍即御位，典仪赞拜，国君拜稽首，侍中承制降劳，皆再拜稽首，复位次。引其国诸官以次入就位，拜如仪。其赐宴与受诸国使表及币，皆有仪，具载《开宝通礼》。元丰八年，夏使来，诏夏国使见辞仪制依嘉祐八年，见于皇仪殿门外，辞诣垂拱殿。

　　凡蕃使见辞同日者，先夏国，次高丽，次交阯，次海外蕃客，次蛮夷。

　　臣按：采人外夷朝见皆于别殿，不在常朝之所，其同日辞见者亦有次第，盖朝廷之于外夷不能无厚薄，同时待之而各异其礼，固非一视同仁之道，亦恐因此而启其忿忿不平之心也。

　　唐太宗贞观四年，高昌王曲文泰入朝，西域诸国皆因文泰请朝，上令文泰使人迎之，魏徵谏曰：“昔光武不听西域送侍子、置都护，以为不以蛮夷劳中国。前者文泰之来，缘道供亿甚苦，若诸国皆来，将不胜其弊，姑听其商贾往来与边民交市则可矣，傥以宾客遇之，非中国之利也。”时所使人已行，上遽止之。

　　臣按：人君行事当务实不可徇虚名，蛮夷慕义而朝，固是美事，然其中亦有贪中国货物而假以朝贡为名者，不可不知也。所以待之者要在得其轻重之宜，既不为所欺绐，而又不失其礼可也。

　　宋哲宗元祐中，学士院言：“诸蕃初入贡者，请令安抚、钤辖、转运等司体问其国所在远近大小，与见今入贡何国为比保明闻奏，庶待遇之礼不致失当。”

　　臣按：诸蕃初入贡者，前此未有体例，因其所言而制为礼节，欺无失矣。

　　汉武帝元狩二年，匈奴浑邪休屠王帅众来降，汉发车二万乘迎之，县官无钱，从民贳马，民或匿马，马不具，上怒，欲斩长安令，右内史汲黯曰：“长安令无罪，独斩臣黯，民乃肯出马。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汉，汉徐以县次传之，何至令天下骚动，罢敝中国之人乎？”上默然。及浑邪王至，贾人与市者坐当死五百余人，黯请间曰：“夫匈奴攻当路塞，绝和亲，中国兴兵诛之，死伤者不可胜计而费以巨万百数。臣愚以陛下得胡人皆以为奴婢，以赐从军死事者家，今反虚府库赏赐，发良民侍养，譬若奉骄子，愚民安知市买长安中物，而文吏绳以为阑出财物于边关乎！陛下纵不得匈奴之资以谢天下，又以微文杀无知者五百余人，是所谓庇其叶而伤其枝者，臣窃为陛下不取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此以外夷来降罢敝中国，虽与朝贡者不同，然后世外夷入贡经过郡县，为生民扰害，亦往往有类此者。汲黯论匈奴来降，谓庇其叶而伤其枝，臣窃以为外夷朝贡而不为之节制，则是慕虚名而受实害也，况后世人心不古，非独中国为然，而外夷尤甚，彼其所以梯山航海而来者，慕华向义之心固不能无，然亦多有贪中国之货物而欲以转货他国以取厚利者，此亦不可不知也。今宜为之制，随其地远近立定年限，亦如宋朝立回赐于阗国信分物法，所遣使虽多，止一加赐，又命于阗国使以表章至则间岁听一入贡，余令于熙、秦州贸易，及元丰着令西南五姓蕃每年许一贡，期限不及者不许，如此，，则朝廷既得怀柔外夷之道，而我之百姓亦不至罢敝于道路矣。

　　宋哲宗元祐中，礼部尚书苏轼言：“高丽人每次入贡朝廷及淮、浙两路，赐予馈送燕劳之费约十余万贯，而修饰亭馆、骚动行市、调发人船之费不在焉，除官吏得少馈遗外了无丝毫之利，所得贡献皆是玩好无用之物，而所费皆是帑廪之实、民之膏血也。今来直牒国子监收买诸般文字，内有《册府元龟》、历代史及敕式，国子监知其不便，申禀都省，下礼部看详。谨按《汉书》，东平王来朝，上疏求诸子及《太史公书》，当时大臣以为诸子书或反经术、非圣人，或明鬼神、信物怪，《太史公书》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、汉兴之初谋臣奇策、天官灾异、地形厄塞，皆不宜在诸侯王，不可与。诏从之。臣窃以为，东平王骨肉至亲，特以备位藩臣，犹不得赐，而况海外之裔夷乎？臣闻河北榷场禁出文书，其法甚严，徒以契丹故也，今高丽与契丹何异？”

　　臣按：今四夷之好书籍者，惟安南与朝鲜，朝鲜恭顺朝廷，岁时觐聘，礼节无失，所经过郡县无多而货买止于京师，安南入贡虽疏，然经行道路几至万里，沿途随处得以市买，且宋朝书籍版本俱在国子监，今书籍处处有之。请自今外夷有来朝贡者，非有旨不得与交易，而于书籍一事尤宜严禁，彼欲得之许具数以闻，下翰林院看详可否，然后与之。

　　以上译言宾待之礼
　
卷一四六

　　▲征讨绥和之义（上）

　　《周易既济》：九三，高宗伐鬼方，三年克之，小人勿用。

　　程颐曰：“高宗，商之高宗也。天下之事既济而远伐暴乱也，威武可及而以救民为心，乃王者之事也。唯圣贤之君则可，若骋威武、忿不服、贪土地，则残民肆欲也。三年克之，见其劳惫之甚。”

　　朱熹曰：“三年克之，言其久而后克，戒不可轻动之意。”郑汝谐曰：“以高宗之盛，而伐鬼方犹三年而后克之，其可用小人而启多事之源乎？无事之世，舍内治而幸边功者，皆小人启之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先儒谓威武可及而以救民为心，乃王者之事也，唯圣贤之君则可。高宗，商中兴之君，虽不至于圣亦不可不谓之贤君也，其所伐之鬼方意其人必有可伐之罪，不得已而兴师以吊民，然而不急近功，不用非人，是以兵虽久用而处之者有道，不至于罢敝中国，师虽远出而任之者得人，不至于别生他变。后世以帝王之师为吊伐之举者，必须事出乎万全，非万全不可举也，是故于未济之初，审几而缓进，于既济之后，择人而任用。

　　《虞书》：帝曰：“咨，禹。惟时有苗弗率，汝徂征。”禹乃会群后，誓于师曰：“济济有众，咸听朕命。蠢兹有苗，昏迷不恭，侮慢自贤，反道败德，君子在野，小人在位，民弃不保，天降之咎，肆予以尔众士，奉辞伐罪。尔尚一乃心力，其克有勋。”

　　臣按：此万世中国帝王征讨蛮夷之始。盖夷有四而居南方者谓之苗，苗民弗循正理，故帝舜遣禹征之，由此一事而观，可见唐虞之世非独政教与后世不同，其征伐亦与后世不同也。何也？后世之征伐四夷皆以其侵轶我边境、戕贼我生灵，以故兴师讨之，而帝舜之命禹、大禹之誓众，则惟数有苗之罪。所谓昏迷不恭、侮慢自贤、反道败德，责其行已之不循正道也；君子在野、小人在位，责其用人之不循正道也；民弃不保，责其不循正道以恤民而致其怨；天降之咎，责其不循正道以奉天而召其怒。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未尝有一言而及国家疆埸之事，呜呼，此所以为帝王之师也欤。

　　《诗序》：《六月》，宣王北伐也。其首章曰：六月栖栖（皇皇不安之貌），戎车（兵车）既饬（整也）。四牧冘（强貌），载是常服（戎事之常服）。狁孔（甚也）炽（盛也），我是用急。王于出征，以匡王国。

　　朱熹曰：“六月，建未之月也。成康既没，周室渐衰，八世而狁见侵，逼近京邑，宣王即位，命尹吉甫帅师伐之，有功而归，诗人作诗以序其事如此。《司马法》冬夏不兴师，今乃六月而出师者，以狁甚炽，其事危急，故不得已而王命于是出征，以正王国也。”

　　谢枋得曰：“戎车曰既饬，则车马、器械、士卒、马牛无一物不整齐矣四牧曰冘，则无一马不精强矣。曰载是常服，则无一衣一裳不经点检矣。”

　　臣按：本朝学士朱善曰：“先王之法，天下有大变，诸侯有能讨之者，许之先发而后闻，其急如此。今狁内侵，不得已而应之，虽六月出师而人不以为暴者，知其过之不在于君上，盖以为所以劳我者乃所以安我也。”

　　其第四章曰：狁匪茹（度也），整居焦（地名）获（地名）。侵镐（地名）及方（朔方），至于泾阳（言其深入为寇）。织（帜同）文鸟章（鸟隼之章），白旆（继）央央（鲜明貌）。元戎（戎车）十乘，以先启（开也）行（道也，启行犹言发程）。

　　朱熹曰：“言狁不自量度，深入为寇如此，是以建此旌旗，选锋锐进，声其罪而致讨焉。直而壮，律而臧，有所不战，战必胜矣。”王安石曰：“元戎十乘，所谓选锋也。兵法，兵无选锋曰北。”

　　臣按：《易》曰“师出以律，否臧凶”，《左传》“师直为壮，曲为老”，所以然者，惟其辞直，故其气壮，惟其用之以律，故每事而尽善。今宣王兴六月之师，因狁深入我地，不得已而应之，其辞直矣，其辞既直，是以声罪致讨而我三军莫不怀敌忾之心，其气安得而不壮哉？辞直而气壮，而又选诸队伍之中，简其锋锐之士，使之开先启行，其旗鲜明、兵甲犀利，无一事之不尽善，此其所以为王者之师，彼区区丑虏，恶足以当我之锋哉？

　　其五章曰：戎车既安，如轾（车之覆而前也）如轩（车之却而后也）。四牡既佶（壮健貌），既佶且闲。薄伐狁，至于太原（地名）。朱熹曰：“至于太原，言逐出之而已，不穷追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《汉书》严尤曰：“宣帝时狁内侵，命将征之，尽境而还，其视戎狄之侵譬犹虻虫之螫，驱之而已。‘薄伐狁，至于太原’，叛则伐之，服则舍之，不穷追远讨也。”由是观之，可见先王之治以吾边境为限，越境而入者则治之，不及吾境者则不治焉。

　　《诗序》：《采芑》，宣王南征也。其首章曰：薄言采芑（苦菜），于彼新田（二岁曰新田），于此菑（田一岁）亩。方叔莅（临也）止，其车三千，师（众也）干（扞也）之试（肄习）。方叔率（总率之）止，乘其四骐，四骐翼翼（顺序貌）。路车（戎路）有奭（赤貌），簟茀（以竹簟为车蔽）鱼服，钩膺（马娄领有钩而在膺有樊有缨也）鞗（辔也）革（辔首也）。

　　朱熹曰：“方叔，宣王卿士，受命为将者也。其车三千，法当用三十万众，然此亦极其盛而言，未必实有此数也。宣王之时，蛮荆皆叛王命，方叔南征，军行采芑而食，故赋其事以起兴。曰薄言采芑则于彼新田、于此菑亩矣，方叔莅止则其车三千、师干之试矣，又遂言其车马之美，以见军容之盛也。”

　　其卒章曰：蠢（动而无知之貌）尔蛮（荆州之蛮）荆，大邦为仇。方叔元（大也）老，克壮其猷（谋也）。方叔率止，执讯获丑。戎车啴啴（众也），啴啴焞焞（盛也），如霆（疾雷）如雷。显允方叔，征伐狁，蛮荆来威。

　　朱熹曰：“言方叔虽老而谋则壮也，方叔盖尝与于北伐之功者，是以蛮荆闻其名而皆来畏服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南蛮、北狄最为中国患，在帝世已有有苗之师矣，北狄之寇见于经者始于宣王之世。是时北有狁之征，《六月》之师是也；南有蛮荆之伐，《采芑》之诗是也。说者谓二诗皆班师时作，《六月》之辞迫，《采芑》之辞缓；《六月》以计而定，《采芑》以威而服也。虽然时世不同，盛衰亦异，南与北殊俗，古与今殊时，强与弱殊势，所谓计与威不可以偏废，又在用之何如耳。苟北伐而有文武之吉甫，南征而有壮猷之方叔，上之人用得其人而又委任之专，则成功不难矣。

　　《诗序》：《江汉》，尹吉甫美宣王也，能兴衰拨乱，命召公平淮夷。其首章曰：江汉浮浮（水盛貌），武夫滔滔（顺流貌）。匪安匪游，淮夷来求。既出我车，既设我。匪安匪舒，淮夷来铺（陈也）。

　　朱熹曰：“淮夷，夷之在淮上者也，铺陈师以伐之也。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，诗人美之。此章总序其事，言行者皆莫敢安徐，而曰吾之来也，惟淮夷是求是伐耳。”

　　其二章曰：江汉汤汤，武夫洸洸（武貌）。经营四方，告成于王。四方既平，王国庶（幸也）定。时靡有争，王心载宁。

　　辅广曰：“四方既平，则王国庶可平定，所谓柔远能迩也。时靡有争，王心载宁，又见宣王以天下为心，一有争阋则心之不安也。读此章，见宣王能以天下之心为心，而召公又以宣王之心为心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周室至厉王出居于彘，国势中微矣，宣王即位，北伐玁狁则命吉甫，南征蛮荆则命方叔，至于讨淮南之夷则又得召虎焉。召公既自疾其驱，而一时从行之人亦莫敢安徐焉，既而经营四方，告成于王，止曰王国庶定而已。庶之云者，昔人谓幸其仅然，非以是为美也。此无他，用兵非人主之美事，不得已而兴师以遏绝乱略焉耳，非以快吾所大欲也。

　　汉宣帝时，先零羌杨玉叛，时赵充国年七十余，上老之，使丙吉问谁可将者，对曰：“亡逾于老臣者。”上问：“当度用几人？”充国曰：“百闻不如一见，兵难隃（遥也）度，臣愿驰至金城，图上方略，羌戎小夷，逆天背叛，灭亡不久，愿陛下以属老臣，勿以为忧。”

　　臣按：充国谓百闻不如一见，兵难隃度，此真老将谙练之言。彼不出国门而任己意，以节制千里之外，固有幸而中者矣，要之不可为法也。

　　赵充国至金城，须兵满万骑，欲渡河，恐为虏所遮，即夜遣三校衔枚先渡，渡辄营陈，会明毕，乃以次尽渡。虏数十百骑来，出入军旁，充国曰：“吾士马新倦，不可驰逐，此皆骁骑，又恐其为诱兵也。击虏以殄灭为期，小利不足贪。”令军勿击，遣骑候四望狭中无虏，乃引兵进，召诸校谓曰：“吾知羌虏不能为兵矣，使虏发数千人守杜（塞也）四望狭中，兵岂得入哉？”充国常以远斥堠为务，行必为战备，止必坚营壁，尤能持重，爱士卒，先计而后战。西至西部都尉府，日飨军士，士皆欲为用，虏数挑战，充国坚守。

　　臣按：充国谓以殄灭为期，小利不足贪，此有国者驭敌之法。充国行兵，行必为战备，止必坚营壁，持重爱士卒，先计而后战，此可以为将兵者持重之法。

　　酒泉太守辛武贤奏言：“以七月上旬赍三十日粮，分兵并出，击（口坚反）、幵（音其），夺其畜产，虏其妻子，冬复击之，虏必震坏。”天子下其书，充国以为：“一马自佗负三十日食，为米二斛四斗、麦八斛，又有衣装、兵器，难以追逐。虏必商（计度）军进退，稍引去，逐水草，入山林。随而深入，虏即据前险守后厄，以绝粮道，非至计也。先零首为畔逆，它种劫略，故臣愚策，欲捐、幵暗昧之过，先行先零之诛以震动之，宜悔过反善，因赦其罪，选择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辑，此全师保胜安边之策。”

　　臣按：天子之师所以诛有罪，罪有大小则诛有先后，先零首为畔逆而、幵特劫略耳，劫略夷人之常，它种皆然，不但、幵也，未尝加兵于畔逆之先零而先加兵于暗昧之、幵，虽能制其命，不足以服其心，况未必能乎。充国自谓其议为全师保胜安邦之策，非但可用于一时，真可以为万世帝王以全取胜之法也。

　　宣帝拜许延寿为强弩将军、辛武贤为破羌将军，嘉纳其策，以书敕让充国曰：“今转输并起，百姓烦扰，将军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，争其畜食，至冬虏藏匿山中，依险阻，将军士寒，手足皲（折裂）？（寒创），宁有利哉？今诏武贤等以七月击、幵，将军其引兵并进。”充国上书曰：“陛下前幸赐书，欲不诛以解其谋，臣故遣幵豪雕库宣天子至德，、幵之属皆闻知明诏，今先零为寇，羌未有所犯，乃释有罪诛无辜，起一难就两害，诚非陛下本计也。臣闻兵法，‘攻不足者守有余’，又曰：‘善战者致人，不致于人。’今羌欲为寇，‘宜饬兵马、练战士以须其至，坐得致敌之术，以逸击劳，取胜之道也’。今恐二郡兵少，不足以守而发之行攻，释致虏之术而从为虏所致之道，臣愚以为不便。先零欲畔，故与、幵解仇结约，常欲先赴、幵之急以坚其约，今虏马肥食足，击之恐不能伤害，适使先零得施德于羌，坚其约，合其党，迫胁诸小种，虏兵渐多，诛之用力数倍，臣恐国家忧累繇十年数，不二三岁而已。先诛先零则、幵之属不烦兵而服，涉正月击之，得计之理及其时也，以今进兵，诚不见其利。”

　　臣按：充国引兵法曰“攻不足者守有余”，又曰“善战者致人，不致于人”，今彼欲为寇，“宜饬兵马、练战士以须其至，坐得致敌之术，以逸待劳，取胜之道也”。此数言者，真万世守边保圉之格言良法，今日所当遵行也。

　　宣帝诏武贤与充国合击先零，时羌降者万余人矣，充国度其必坏，欲罢骑兵，屯田以待其敝。作奏未上，会得进兵玺书，其子瑀使客谏之，充国叹曰：“是何言之不忠也。本用吾言，羌虏得至是邪，今兵久不决，四夷卒有动摇，相因而起，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，羌独足忧邪。吾固以死守之。”遂上屯田奏曰：“羌虏易以计破，难用兵碎，臣愚以为击之不便。计度临羌东至浩，羌虏故田及公田，民所未垦可二千顷以上，臣愿罢骑兵留步兵分屯要害处，至四月草生，发郡骑及属国胡骑各千，就草为田者游兵，以充入金城郡，益积畜，省大费。谨上田处及器用簿。”上报曰：“即如将军之计，虏当何时伏诛，兵当何时得决？熟计其便，复奏。”充国上状曰：“臣闻帝王之兵以全取胜，是以贵谋而贱战，百战而百胜非善之善者也，故先为不可胜，以待敌之可胜。蛮夷习俗虽殊于礼义之国，然其欲避害就利，爱亲戚、畏死亡，一也。今虏亡其美地荐（稠也）草，愁于寄托，远遁，骨肉离心，人有畔志，而明主班师罢兵，万人留田，顺天时、因地利以待可胜之虏，虽未即伏辜，兵决可期月而望。羌虏瓦解，前后降者万七百余人，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辈，此坐支解羌虏之计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充国所谓帝王之师以全取胜，此一言者万世中国保治安邦之格言。国家当全胜之时，猝有兵革之变，一以是言为主，毋侥幸于一战以中贼之计、张贼之威，必持重而不轻动，必详虑而不苟进，非在我者有必不可胜之资而在彼者有必可胜之算，断然不轻发也。

　　赵充国奏每上，辄下公卿议臣。初是充国计者什三，中什伍，最后什八。有诏诘前言不便者，皆顿首服。魏相曰：“臣愚不习兵事利害，后将军数画军策，其言常是，臣任其计可必用也。”上于是报充国，嘉纳之。其后充国乞骸骨，罢就第，朝廷每有四夷大议，常与参兵谋、问筹策焉。

　　张栻曰：“汉将臣当以赵充国为最。凡将之病患于用而不详也，充国盖更军事多矣，及闻西羌之事则不敢以遽，而曰‘兵难遥度，愿驰至金城图上方略’，其不敢忽如此，盖思虑之深、经历之多，孔子所谓‘临事而惧，好谋而成’者也。将之病在于急近切也，充国则图其万全，陈屯田十二利，持久而为不可动之计，其规模与孔明渭上之师何以异哉？将之病在果于杀而不恤百姓也，充国任阃外之寄而为国家根本之虑，要使百姓安、边疆固而西戎坐销焉，此殆三代之将，非战国以来摧锋折敌者所可班也。反复究其规模，味其风旨，远大周密，拔出伦辈，其在宣帝时且不独为贤将，殆可相也，使其为相，必能为国家图回制度，为后世虑，安养百姓，为邦本计，如魏相辈当在其下风耳。”

　　戴溪曰：“世有所谓智将，有所谓勇将，有所谓常胜之兵，有所谓幸胜之兵，四者不可同日而语也。图事揆策，因时制胜，以深谋远虑为先，惟全国全军是务，此智将也；跃马抚剑，穷讨殊斗，贪前利而不恤后害，急近功而不暇远略，此勇将也；以律而出，见利而动，十则围而五则攻，避其锐而乘其弊，此常胜之兵也；勃兴于草野闾巷之中，再鼓于奔北败衄之后，垂亡而复存，转祸以为福，此幸胜之兵也。勇将能效搏执之力，智将能取指纵之功，幸胜之兵可成事于一时，常胜之兵可为法于万世。充国以智将而用常胜之兵，先计而后战，常曰‘击虏以殄灭为期，小利不足贪’，又曰‘兵所以明德除害也，举德于外则福生于内，不可不谨’，又曰‘帝王之兵以全取胜’，又曰‘兵以计为本，故曰多算胜、少算不胜’，又曰‘战不必胜，不苟接刃；攻不必取，不苟劳众’，凡上书至于论列再四，其言深切可为万世法，与夫不度彼己、不计成败，残兵以逞侥幸功名者，岂不相万万邪？”

　　臣按：自古论兵者多矣，惟赵充国最得帝王全胜之要道焉，万世持盈守成之君所当师法者也。盖创业之君与守成之君不同，故其用兵亦不同焉，何也？创业之君尺地一民皆非己有，其所纠集者皆一时乌合之众，兵虽众而人心不坚，军资有限而馈饷或至于不继，故乘势急战以求决胜，若夫守成之君则不然，上承祖宗之业，内抚人民之众，以众而临寡，以大而制小，以有余而应不足，其于寇盗，除去其害尔，非有所利之也，况其所啸聚者皆吾之民，克之虽可喜而亦可悲，胜之未必得福而败或足以致祸，在我所系者重，故其发之也不可以轻，故非万全决胜必不为也。自世尚孙吴之法，谓兵贵神速，往往以逗遛为将之罪，殊不知帝王之师与敌国战争不同，彼言各有当耳。惟充国以深远之谋，用常胜之兵，所谓帝王之兵以全取胜，全之一言真得三代帝王用兵取胜之要道，万世所当师法者也。张栻谓汉将当以赵充国为最，呜呼，岂但汉之将哉，臣窃以为古今论帝王之师者一充国而已，何止最于将而已哉！

　　班固曰：“久矣，匈奴之为患也，故自汉兴，忠言嘉谟之臣曷常不运筹策相与争于庙堂之上乎。高祖时则刘敬，吕后时樊哙、季布，孝文时贾谊、晁错，孝武时王恢、韩安国、朱买臣、公孙弘、董仲舒，人持所见，各有同异，然总其要归，两科而已，缙绅之儒则守和亲，介胄之士则言征伐，皆偏见一时之利害，而未究匈奴之终始也。自汉兴以至于今，旷世历年，多于春秋，其与匈奴有修文而和亲之矣，有用武而克伐之矣，有卑下而承事之矣，有威服而臣畜之矣，诎伸异变，强弱相反。”

　　臣按：班固谓汉之诸臣论驭匈奴者不过两科，和亲与征伐而已，然两科之中又各有两科焉，修文而和亲之上也，卑下而承事之则失之弱矣，威服而臣畜之上也，黩武而征伐之则失之暴矣，然此皆视彼以为屈伸强弱，非帝王慎德威怀之道也。是故凡为天下国家者必内无虞廷怠荒之失，外有《周官》九伐之师，合内外而一之，斯其为帝王驭远之术欤。（以上言征讨）

　　以上征讨绥和之义（上）
　
卷一四七

　　▲征讨绥和之义（下）

　　《左传》：襄公四年，晋悼公曰：“然则莫如和戎乎？”魏绛曰：“和戎有五利焉，戎狄荐（草也）居（狄人逐水草而居），贵货易（轻也）土，土可贾焉，一也；边鄙不耸，民狎（习也）其野，穑人成功，二也；戎狄事晋，四邻振动，诸侯威怀，三也；以德绥戎，师徒不勤，甲兵不顿（坏也），四也；鉴于后羿而用德度，远至迩安，五也。君其图之。”公说，使魏绛盟诸戎。

　　臣按：此后世和戎之始。

　　襄公十一年，郑人赂晋侯以歌钟二肆（列也）及其枿磬、女乐二八，晋侯以乐之半赐魏绛，曰：“子教寡人和诸戎狄，以正诸华，八年之中九合诸侯，如乐之和，无所不谐，请与子乐之。”辞曰：“夫和戎狄，国之福也。八年之中九合诸侯，诸侯无慝，君之灵也，二三子之劳也，臣何力之有焉？抑臣愿君安其乐而思其终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魏绛所和之戎，戎而入居中国者也，而后世所和之戎则是化外之人，处荒漠不毛之地者也。

　　汉高祖八年，匈奴数苦北边，帝患之，刘敬曰：“天下初定，士卒罢（与疲同）于兵，未可以武服也。冒顿弑父代立，妻群母以力为威，未可以仁义说也，独可以计久远，子孙为臣耳。陛下诚以适长公主妻之，彼必慕以为阏氏，生子必为太子，岁时问遗，谕以礼节，冒顿在固为子婿，死则外孙为单于，可无战以渐臣也。”帝曰：“善。”欲遣长公主，吕后不可，乃取家人子名为长公主以妻单于，使刘敬往结和亲约。

　　司马光曰：“刘敬谓冒顿残贼，不可以仁义说，而欲与为婚姻，何前后之相违也？帝王之御外国，服则怀之以德，叛则震之以威，未闻与为昏姻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齐景公，一列国之诸侯也，畏吴之强，不得已而以女女（去）吴。吴，泰伯之后，周之同姓，固在九州之域中也，景公犹且为之涕泣焉。堂堂中朝奄有四海之大、土宇之广、甲兵之强、人士之众，乃至无策以御外侮而与之通昏姻。呜呼，景公不得已而为之，高帝则可以已而不已焉。夫以创业之君任百战之将驭戎，岂无他策而必割所爱以遗所恶哉？盖高帝因刘敬之言，刘敬本魏绛之说，后遂祖之以为驭戎上策。夫以闱门窈窕之姿为殊族异乡之配，田舍翁溺所爱者尚不忍也，孰谓英雄之主如汉高祖、唐太宗者乃忍为之哉？盖其慕割爱为民之名而不明内外之分、人伦之理故也。

　　文帝遣陆贾使南越，赐其王佗书曰：“朕高皇帝侧室之子也，弃外，奉北藩于代，道里遥远，壅蔽朴愚，未尝致书。高皇帝弃群臣，孝惠皇帝即世，高后自临事，不幸有疾，诸吕为变，赖功臣之力，诛之已毕。朕以王、侯、吏不释之故，不得不立，乃者闻王遗将军隆虑侯书，求亲昆弟，请罢长沙两将军。朕以王书罢将军博阳侯，亲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问，修治先人冢。前日闻王发兵于边，为寇不止，当其时，长沙苦之，南郡尤甚，虽王之国，庸独利乎！必多杀士卒，伤良将吏，寡人之妻，孤人之子，独人父母，得一亡十，朕不忍为也。得王之地不足以为大，得王之财不足以为富，服领以南，王自治之，虽然，王之号为帝。两帝并立，亡（与无同）一乘之使以通其道，是争也，争而不让，仁者不为也。愿与王分弃前恶，终今以来，通使如故。”贾至南越，佗恐，顿首谢罪，愿奉明诏长为藩臣，奉贡职。

　　胡寅曰：“贤哉，文帝之不欺也，实言之于德无损而听者心说而诚服矣。或者夸大其辞，侈耀其事，假于符谶，托于怪神，欲以慑厌肃众而不知虚诞之可愧也。《易》曰：‘谦尊而光卑，不可逾。’文帝有焉。”

　　臣按：天下道理最大且真者诚而已，是诚也可以感天地、格鬼神、洞金石、孚禽鱼，南越亦人也，孰谓不可以诚感乎？诚之谓言，真实无妄之谓也。真则无伪，实则无虚，无妄则诚矣。观汉文帝赐尉佗书，自言其为侧室子，而又言高后自临事，诸吕为变，非但言其身之所自出，而国家不幸之变故亦并及之，千载之下读之，犹使人心悦而诚服，况同时之人，素不知其故者，一旦得而闻之，宁能不感动其心乎？后世帝王，惟我圣祖开国之初所降诏书与文帝不约而同，一则曰朕本淮右小民，二则曰朕本淮右布衣，其言不一而足，《中庸》谓“惟天下至诚可以参天地、赞化育”，区区小丑，固在其化育之中矣。

　　文帝时，贾谊上疏曰：“匈奴侮嫚侵掠，而汉岁致金絮、采缯以奉之，玩细娱而不图大患，非所以为安也。”欲试属国，施五饵三表以系单于。

　　颜师古曰：“爱人之壮，好人之技，仁道也。信为大，操常义也。爱好有实，已诺可期，十死一生，彼将必至，此三表也。赐之盛服车乘以坏其目，赐之盛食珍味以坏其口，赐之音乐妇人以坏其耳，赐之高堂邃宇仓库奴婢以坏其腹，于来降者上召幸之，相娱乐，亲酌手食之以坏其心，此五饵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或问朱子曰：“五饵之说何如？”曰：“伊川言宋朝正用此术，契丹分明是被金帛买住了，彼分明是遭饵，但恐金帛尽则复来。”观此说，则昔人谓谊为迂，谊岂迂者哉？盖用兵则利在臣下，不用兵而和则利归其主，此所以乐从也。宋富弼说契丹以岁币，亦是此意，虽然金帛出于民，国家既竭民力以养兵，而又使出财以为赂，金帛有时而竭，而彼之贪饕无已，一旦无以应其求，则兵端起矣，宋人之于契丹、女真可见也已。此君子作事，所以贵乎谋始而必思为可继也邪。

　　武帝建元六年，匈奴来请和亲，天子下其议。王恢，燕人，习胡事，曰：“匈奴和亲，不过数岁即复倍约，不如勿许，兴兵击之。”韩安国曰：“匈奴迁徙鸟举，难得而制，今行数千里与之争利，则人马疲乏，虏以全制其敝，此危道也，不如和亲。”群臣议者多附安国，于是许之。

　　臣按：匈奴求和亲，割所爱而与之固不可，而又假以家人子与之，则是待之不以诚也，尤不可。若夫彼不曾侵我也而兴兵击之，则曲在我、直在彼，可不可乎？方其彼之有求也，则正辞以拒之，曰中国女子不习外国水土而又多病，况人生修短不常而女子性质不定，或反因之以成衅隙，不若各守疆界，敦礼义之为久长也。如此复之，非独善为之辞，理亦当如是也。

　　宣帝时，议者多曰匈奴为害日久，可因其坏乱，举兵灭之，诏问御史大夫，萧望之对曰：“《春秋》晋士丐帅师侵齐，闻齐侯卒，引师而还，君子大其不伐丧，以为恩足以服孝子，谊足以动诸侯。前单于慕化乡善，遣使请求和亲，海内欣然，夷狄莫不闻，不幸为贼臣所杀，今而伐之，是乘乱而幸灾也，彼必奔走远遁。不以义动兵，恐劳而无功，宜遣使者吊问，辅其微弱，救其灾患，四夷闻之咸贵中国之仁义，如遂蒙恩得复其位，必称臣服从，此德之盛也。”上从其议。

　　成帝河平二年，匈奴遣右皋林王伊邪莫演奉献，罢归，自言欲降，“即不受我，我自杀，终不敢还”。使者以闻，下公卿议。议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，谷永、杜钦以为：“汉兴，匈奴数为边害，故设金爵之赏以待降者。今单于称臣朝贺，无有二心，接之宜异于往时，今既享既享其聘贡之质，更受其逋逃之臣，是贪一夫之得而失一国之心，拥有罪之臣而绝慕义之君也。。假令单于初立，欲委身中国，未知利害，使之诈降以卜吉凶，受之亏德沮善，令单于自疏，不亲边吏；或者设为反间，欲因而生隙，受之适合其策，使得归曲而责直，此诚边境安危之原、师旅动静之首，不可不详也。不如不受，以明日月之信，抑诈谖之谋，怀附亲之心，便。”

　　臣按：谷永、杜钦此议得帝王诚信之道，后世边夷来贡而降，有与此事相同者，宜准此以为法。

　　光武建武二十八年，北匈奴遣使贡马及裘，更乞和亲，并请音乐，又求率西域诸国胡客俱献见。帝下三府议酬答之宜，司徒掾班彪曰：“臣闻孝宣帝敕边守尉曰：‘匈奴大国，多变诈，交接得其情则却敌折冲，应对失其数则反为轻欺。’今北匈奴见南单于来附，惧谋其国，故数乞和亲，又远驱牛马与汉合市，重遣名王，多所贡献，斯皆外示富强以相欺诞也。臣见其献益重，知其国益虚；归亲愈数，为惧愈多。然今既未能助南，则亦未宜绝北，羁縻之义，礼无不答。谓可颇加赏赐，略与所献相当，报答之辞，令必有所适。”

　　臣按：孔子言：“不逆诈，不亿不信，抑亦先觉之为贤。”班彪之处北匈奴，盖有得于先觉之道者矣，其所立稿草委曲明尽，可为后世代言者法。

　　班固曰：“和亲之论，发于刘敬，是时天下初定，新遭平城之难，故从其言，约结和亲，赂遗单于以救安边境。孝惠、高后时遵而不违，匈奴寇盗不为衰止，而单于反以加骄倨。逮至孝文与通关市，妻以汉女，增厚其赂，岁以千金而匈奴数背约束，边境屡被其害，是以文帝中年赫然发愤，遂躬戎服，亲御鞍马，从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驰射上林，讲习战陈，聚天下精兵军于广武，顾问冯唐与论将帅，喟然叹息思古名臣，此则和亲无益已然之明效也。仲舒亲见四世之事，犹欲复守旧文，颇增其约，以为义动君子、利动贪人，如匈奴者非可以仁义说也，独可以厚利结之于天耳，故与之厚利以没其意，与盟于天以坚其约，质其爱子以累其心，匈奴虽欲辗转，奈失重利何，奈欺上天何，奈杀爱子何？夫赋敛行赂不足以当三军之费，城郭之固无以异于贞士之约，而使边城守境之民，父母缓带，稚子咽哺，胡马不窥于长城而羽檄不行于中国，不亦便于天下乎？察仲舒之论，考诸行事，乃知其未合于当时而有阙于后世也。当孝武时，虽征伐克复而士马物故亦略相当，虽开河南之野、建朔方之郡，亦弃造阳之北九百余里，匈奴人民每来降汉，单于亦辄拘留汉使以相报复，其桀骜尚如斯，安肯以爱子而为质哉？此不合当时之言也。若不置质，空约和亲，是袭孝文既往之悔而长匈奴无已之诈也。夫边境不选守境武略之臣，修障隧备御之具，厉长戟、劲弩之械，恃吾所以待边寇而务赋敛于民，远行货赂，割剥百姓以奉寇仇，信甘言守空约，而几胡马之不窥，不已过乎？夫规事建议，不图万世之利而俞恃一时之事者，未可以经远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班固引董仲舒之言和亲，谓其不图万世之利而俞恃一时之事，断之曰仲舒之言漏。信乎其漏也，仲舒此言盖与贾生五饵之说略同，其言与之厚利和亲，后世亦有用之以饵祸息争者矣，然而无益焉。唐人之遣公主、宋人之纳岁币，徒费民财，损国威，其后效果何如也？后之人尚鉴之哉。

　　魏毋丘俭为安定太守，将之官，魏公操戒之曰：“羌胡欲与中国通，自当遣人来，慎勿遣人往，善人难得，必将教羌胡妄有所请求，因欲以自利，不从便为失异俗意，从之则无益事兴。”至，遣校尉范陵至羌中，陵果教羌使自请为属国都尉，公曰：“吾预知当尔，盖经事多耳。”

　　臣按：曹操谓羌欲与中国通，自当遣人来，慎勿遣人往。此诚练达事体之语也，盖中国之与外域疆域殊隔，无事时正不必屑屑相与通往来也，非甚不得已，决不可以通使，必不得已，须择其人，不得其人，宁受其责而不轻启其途，是何也？善人之难得也。彼不善之小人，昧于大体，惟顾目前，理之可行与否事之可继与否皆不暇计，往往顺适敌情以为身利，假上旨以许予，教敌人以请求，启其所未知，逄其所欲，为允其所不可必得，既而不副其意，因而启衅端、开边隙者，皆此辈为之也。然其中固有怵于利害，苟逭一时者，而亦有反假敌势以为身荣利，如范陵者。曹公为此言，自谓其经事多，岂不信哉？万一国家不得已与外国通使，须审择其人，必知礼义、有气节、通古今、识事体者，然后遣之，不可专用武弁而必兼之文士，不可专任边吏而必主之廷臣。

　　唐文宗太和五年，吐蕃维州副使悉怛谋请降，尽帅其众奔成都，李德裕遣兵据其城，具奏其状，事下尚书省集百官议，皆请如德裕策，牛僧孺曰：“吐蕃之境，四面各万里，失一维州未能损其势，比来修好，约罢戍兵，中国御戎，守信为上，彼若来责曰何事失信，养马蔚茹川，上平凉阪，万骑缀回中，怒气直辞，不三日至咸阳桥，此时西南数千里外得百维州，何所用之？徒弃诚信，有害无利，此匹夫所不为，况天子乎？”上以为然，诏德裕以其城及悉怛谋等悉归之吐蕃，吐蕃诛之于境上，极其惨酷。至武宗朝，德裕为相，言：“维州据高山绝顶，三面临江，在戎人平川之冲，是汉地入兵之路。初，河、陇尽没，惟此独存，吐蕃以计陷之，号曰无忧城，从此得以并力西边，凭陵近甸。韦皋欲经略河、湟，须此城为始，急攻数年，卒不可克。臣到西蜀，空壁来归，南蛮震慑，山西八国皆愿内属，可减八处镇兵，坐收千余里旧地，且维州未降前一年，吐蕃犹围鲁州，岂顾盟约？当时不与臣者，望风疾臣，诏臣执送悉怛谋等，令彼自戮，臣累表陈论，乞垂矜舍，答诏严切，竟令执还，将吏对臣无不陨涕，蕃帅即以此人戮于境上，绝忠款之路，快凶虐之情。乞追奖忠魂，各加褒赠。”诏赠悉怛谋右卫将军。

　　司马光曰：“论者多疑维州之取舍，不能决牛、李之是非。臣以为唐新与吐蕃修好而纳其维州，以利言之则维州小而信大，以害言之则维州缓而关中急，然则为唐计者，宜何先乎？悉怛谋在唐则为向化，在吐蕃不免为叛臣，其受诛也又何矜焉。且德裕所言者利也，僧孺所言者义也，匹夫徇利而忘义，人犹耻之，况天子乎？譬如邻人有牛逸而入于家，或劝其兄归之，或劝其弟攘之，劝归者曰‘攘之不义也，且致讼’，劝攘者曰‘彼尝攘吾羊矣，何义之拘。牛，大畜也，鬻之可以富家’，以是观之，牛、李之是非可见矣。”

　　胡寅曰：“司马公之言过矣，使维州本非唐地，既与之和，弃而不取，姑守信约可耳。本唐之地为吐蕃所侵，乃欲守区区之信，举险要而弃之，可乎？僧孺所谓三日至咸阳，特以大言怖文宗，非事实也。夫夺吾之地而约以盟，此正蒲人所以要孔子者，不可谓之信也。取我故地，乃义所当为，司马公不以义断之而以利害为言，又斥德裕为利、僧孺为义，是皆无所据矣。故以维州归吐蕃，弃祖宗土宇，缚送悉怛谋，沮归附之心，僧孺以小信妨大计也。下维州遣兵据之，洗数十年之耻，追奖悉怛谋，赠以官秩，德裕以大义谋国事也。此二人是非之辨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维州悉怛谋之事，司马氏是僧孺，胡氏是德裕，其所论者牛、李二人已然之是非也，臣请就其未然者而为之处置焉。夫德裕初得悉怛谋之通款，即密以其事闻之，朝廷且致书宰执，俟报下而行焉，报可则行，不可则姑已之，以待机会之来，如此，则不失归附之心而贻之祸患，且亦不起边衅矣。不然，若其人既归其地，已为吾所据，业已如此，不待其请即明言告谕之，归其地而不予其人，则彼感吾恩信而归附之人亦不遭惨毒矣。由是观之，二人者皆有失也，德裕之失在于急功名，僧孺之失在于报私怨，就二人之中而言，则急功名者犹为彼善于此也。呜呼，假国家之事以行其私，其于私计得矣，如公义何？

　　范仲淹议和守攻备四策，其和策曰：“元昊未尝挫衄而辄求通顺，实图休息，所获者大利，所屈者虚称，然干请多端，奸谋未测，国家以生灵为念，不可不纳，如唐高祖、太宗应天顺人，百战百胜，犹屈于突厥，当彼主始亡为之举哀，废朝三日，遣百僚诣馆吊其来使，其屈礼之之甚也。又太宗驱六骑于渭上，见颉利与语，复亲与之盟，颉利既退，左右劝击之，太宗不从，此盛王之谋也。陛下如唐高祖、太宗隆礼谨信以盟好为权宜，选将厉兵以攻守为实事，彼不背盟我则抚纳无倦，彼将负德我则攻守皆宜，如此，结好之策未有失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仲淹所谓隆礼谨信以盟好为权宜，选将厉兵以攻守为实事，后世不得已而与和亲者当以此言为权度。

　　以上征讨绥和之义。臣按：昔以谓战、守、和皆应敌之具而非制敌之本，制敌之本乃在夫可以战、可以守、可以和，何者？此实其腹心而运夫四肢之道也。盖尽吾所以治中国者则战之，中有守、有和，守之中有和、有战，和之中亦有战、有守，如环无端，迭相为用，其变不同则其所以应之者亦不一，要令制敌在我而其力常有余，欲战则为唐太宗，欲守则为汉光武，欲和则为汉文帝，如斯而已。苟惟先外而后内，执一而废二，以鏖兵为战，以画地为守，以解弛为和，则以战乃秦氏、隋氏之战，守乃朱梁之守，而其和乃石晋之和矣。由是观之，则知战、守、和之三言者，古今制驭外国之道不出乎此矣，汉人所谓治戎三策者皆在焉。然就其三者而言之，上策莫如守，守而彼侵轶要求不已，然后量彼己、审时势，或与之战、或与之和。所以战者以固吾守，非利其有而侵之；所以和者以安吾守，非畏其强而屈之。是故战而彼吾服，吾亦不忘战而一于守；和而彼吾孚，吾亦不忘战而一于守。战也、守也、和也，皆应敌之具，而所以用之以制敌者在因其势、随其机、应其变，可以战可以无战，可以和可以无和，其运用在吾之一心，然要其归止于守吾之封疆而已，是则三者之中则又以守为本焉。
　
卷一四八

　　▲修攘制御之策（上）

　　《诗序》曰：文武以《天保》以上治内，《采薇》以下治外，始于忧勤，终于逸乐。

　　臣按：或处乎内，或居乎外，天造地设而以山川为之疆域，所以别生分类而使之毋相混淆、毋相侵越也。是以自古圣帝明王必严内外之辨，所以治内者必详必慎而无一事之不备，所以治外者必严必密而无一隙之可乘，此其所以忧勤于其始而逸乐于其终也欤。

　　又曰：《小雅》尽废则四夷交侵，中国微矣。

　　孙觉曰：“《小雅》，王道之序，凡其所言皆纪纲人伦，惠养万物，君臣相遇以诚而知群下之乐苦，遣使劳还，恩意愈笃，反复以自治为先，故能周道中兴，夷狄远迹。夫以夷狄之患虽盛，王所不能免，惟知自治者为能胜之。”

　　臣按：孟子谓“王者之迹熄而《诗》亡”，推而言之，可见王道盛时治迹昌炽，而《诗》之为《诗》，所以宣畅歌咏于朝廷燕飨之际、欢欣和悦以通群下之情、恭敬斋庄以发先王之德者，无非和平正大之音，内治既修而外治无不举。自《小雅》之诗废则内治不修矣，内治不修则纪纲废弛、政教乖乱，又何以治外哉？

　　又曰：宣王能内修政事，外攘夷狄，复文武之竟土，修车马、备器械，复会诸侯于东都。

　　臣按：成康既没，周室渐微，八世而厉王胡暴虐，周人逐之出居于彘，俨狁内侵，逼近京邑。宣王即位，内修政事，外攘夷狄，遂使文、武、成、康之盛复其旧焉。夫以帝王为治，先内而后外，必内之政事既无不修，然后外之夷狄攘斥焉，是知内修者外攘之本也。

　　汉文帝时，太子家令晁错言：“臣闻用兵临战合刃之急者三，一曰得地形，二曰卒服习，三曰器用利。兵法曰：丈五之沟，渐车之水，山林积石经川（常流之水），丘阜草木所在，此步兵之地也，车骑二不当一；土山、丘陵曼衍相属，平原广野，此车骑之地也，步兵十不当一；平陵相远，川谷居间，仰高临下，此弓弩之地也，短兵百不当一；两陈相近，平地浅草，可前可后，此长戟之地也，剑楯三不当一；萑（音完）苇竹萧（蒿也），草木蒙笼，枝叶茂接，此矛鋋延（铁把）之地也，长戟二不当一；曲道相伏，险厄相薄，此剑楯之地也，弓弩三不当一。士不选练，卒不服习，起居不精，动静不集，趋利弗及，避难不毕，前击后解，与金鼓之音相失，此不习勒卒之过也，百不当十；兵不完利与空手同，甲不坚密与袒裼同，弩不可以及远与短兵同，射不能中与亡矢同，中不能入与亡镞同，此将不省兵之祸也，五不当一。”

　　臣按：错此言地形各有所宜，与夫兵卒相当之数，而卒归其过于不习勒卒、将不省兵。夫将能省兵则器械无不利矣，卒能习勒则兵无不可用矣。

　　错又言曰：“臣闻小大异形，强弱异势，险易异备。夫卑身以事强，小国之形也；合小以攻大，敌国之形也；以蛮夷攻蛮夷，中国之形也。今匈奴地形、技艺与中国异，上下山阪，出入溪涧，险道倾仄（古侧字），且驰且射，风雨罢劳，饥渴不困，此匈奴之长技也；若夫平原易地，轻车突骑，劲弩长戟，射疏及远，坚甲利刃，长短相杂，游弩往来，什伍俱前，材官驺（矢之善者）发，矢道同的（同一中的），下马地斗，剑戟相接，去就相薄（迫也），此中国之长技也。然兵，凶器；战，危事。以大为小，以疆为弱，在俯仰之间耳。夫以人之死争胜，跌而不振则悔之无及也。帝王之道出于万全，今降胡、义渠来归谊者，饮食、长技与匈奴同，可赐之坚甲絮衣、劲弓利矢，益以边帅之良骑，令明将能知其习俗、和辑其心者，以陛下之明约将之，即有险阻以此当之，平地通道则以轻车、材官制之，两军相为表里而各用其长技，衡（横也）加之以众，此万全之术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错谓兵凶战危，以大为小，以强为弱，在俯仰之间。臣愚以为，用兵之变，岂但大小、强弱之间可易置而已哉？生死兴亡在呼吸顷耳，其蹉跌也不但不振而已，其为悔也何可及哉？是以帝王之道必出于万全，必先事而深思，不临事而后悔也。

　　宣帝元康三年，先零羌与诸羌解仇交质，上以问充国，对曰：“羌人所以易制者，以其种自有豪，数相攻击，势不一也。”

　　哀帝建平中，匈奴单于上书愿朝，哀帝以问公卿，亦以为虚费府帑，可且勿许。扬雄上书谏曰：“六经之治贵于未乱，兵家之胜贵于未战，二者不可不察也。匈奴本五帝所不能臣、三王所不能制，以秦始皇之强、蒙恬之威，带甲四十余万，然不敢窥西河，乃筑长城以界之。会汉初兴，以高祖之威灵，三十万众困于平城，士或七日不食，时奇谲之士、石（大也，又坚固也）画（计策）之臣甚众，卒其所以脱者世莫得而言也。高后时，匈奴悖慢大臣，权书遗之，然后得解。及孝文时，匈奴侵暴北边，候骑至雍、甘泉，京师大骇，发三将军屯细柳、棘门、霸上以备之，数月乃罢。孝武即位，设马邑之权，欲诱匈奴，徒费财劳师，一虏不可得见，况单于之面乎？其后乃大兴师数十万，使卫青、霍去病操兵，前后十余年，于是浮西河、绝大幕，破寘颜，袭王庭，穷极其地，追奔逐北，封狼居胥山，禅于姑衍，以临瀚海，匈奴震怖，益求和亲，然而未肯称臣也。且夫前世岂乐倾无量之费，役无罪之人，快心于狼望（匈奴地名）之北哉？以为不一劳者不久佚，不暂费者不永宁，是以忍百万之师以摧饿虎之喙、运府库之财填卢山（匈奴中山）之壑而不悔也。至太始之初，匈奴有桀心，欲掠乌孙，侵公主，乃发五将之师十五万骑以击之，时鲜有所获，徒奋扬威武，明汉兵若风雷耳，虽空行空反，尚诛两将军，故北狄不服中国，不得高枕安寝也。至元康、神爵之间，匈奴内乱，五单于争立，日逐呼韩邪携国归死，扶伏（匍匐）称臣，然尚羁縻之，计不颛制。自此之后，欲朝者不拒，不欲者不强，何者？外国天性忿鸷，形容魁健，负力怙气，难化以善，易肄以恶，其强难诎，其和难得，故未服之时劳师远攻，倾国殚货，伏尸流血，破坚拔敌，如彼之难也，既服之后，慰荐抚循，交接赂遗，威仪俯仰，如此之备也。匈奴真中国之坚敌，前世重之滋甚，未易可轻也。今单于归义，怀款诚之心，欲离其庭，陈见于前，此乃上世之遗策，神灵之所想望，国家虽费不得已者也，奈何距以来厌之辞，疏以无日之期，消往昔之恩，开将来之隙，百年劳之，一日失之，费十而爱一，臣窃为国不安也。惟陛下少留意于未乱未战，以遏边萌之祸。”

　　臣按：扬雄此书，前汉所以处匈奴者备于此矣，但其所谓单于归义，陈见于前，以为乃上世之遗策，神灵之所想望，则过矣。夫荒服之外，礼教所不及者，圣王所不臣，必欲使冠带以列位、稽颡而来朝，以此为遗后之策，以此为足以慰神灵之想望，是乃秦皇、汉武夸大喜功之私心，非帝王大中至正之道也。

　　王莽时，匈奴入云中塞，诸将在边未敢出击，严尤谏曰：“匈奴为害所从来久矣，未闻上世有必征之者也，后世三家周、秦、汉征之，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，周得中策，汉得下策，秦无策焉。当周宣王时，狁内侵，至于泾阳，命将征之，尽境而还，其视匈奴之侵譬犹蚊虻之螫，驱之而已，故天下称明，是为中策。汉武选将练兵，约赍轻粮，深入远戍，虽有克获之功，胡辄报之，兵连祸结三十余年，中国罢耗，匈奴亦创艾而天下称武，是为下策。秦始皇不忍小耻而轻民力，筑长城之固，延袤万里，转输之行起于负海，疆境既完，中国内竭，以丧社稷，是为无策。”

　　刘贶曰：“严尤辨而未详，班固详而未尽，推其至当，周得上策，秦得其中，汉无策，何以言之？荒服之外，声教所不逮，其叛不为之劳师，其降不为之释备，严守御、险走集，使其欲为寇而不能，欲为臣而不得也，‘惠此中夏，以绥四方’，周之道也，故曰周得上策。《易》称‘王侯设险以守其国’，筑长城，守障塞，所以设险也，赵简子起长城，燕、秦亦筑长城，以限中外，秦兼天下，益理城堑，城全国灭，人归咎焉，后魏筑长城，议者以为人治一步，方三千里役三十万人，不旬朔而获久逸，故曰秦得中策。汉以宗女嫁匈奴，而高祖亦审鲁元不能止赵王之逆谋，谓能息匈奴之叛，非也，且冒顿手杀其亲而冀其不与外祖争强，岂不惑哉？然则知和亲非久安计而为之者，以天下初定，纾岁月之祸耳，武帝时中国？安，北寇益希疏而绝之，此其时也，方更縻耗华夏，连兵积年，故严尤以为下策。”

　　臣按：严尤谓后世征戎有三策，谓周得中策，汉得下策，秦无策焉，不知其所谓上策者，果何代有之乎？意者必如虞之无怠无荒而四夷来王，周之明王慎德而四夷咸宾，然后为上策乎。夫虞周之事，化之也非征之也，若夫命将征之之策，臣窃以为狁来侵，从而御之，驱之出境，不复穷追，周得上策矣。秦之筑长城，急于成功，轻用民力，内竭中国以丧社稷，固为无策，然使其能因近边之人，当农隙之时，以渐而修筑边墙以御戎马之冲突，刘贶谓之得中策，亦非也。汉武之穷兵黩武，兵连祸结三十余年，谓之下策也宜哉。虽然，汉人出塞之兵犹因其犯边而征之也，后世乃有彼本不犯边而出其不意以掩袭之者，岂非无策之甚哉？又出汉人之下矣。

　　顺帝永和五年，南匈奴吾斯车纽等反，寇西河，诏度辽将军马续招降之，大将军梁商移书续等曰：“中国安宁，忘战日久，良骑野合，交锋接矢，决胜当时，戎狄之所长而中国之所短也；强弩乘城、坚营守固以待其衰，中国之所长而戎狄之所短也。宜务先所长以观其变，设购开赏，宣示反悔，勿贪小功以乱大谋。”臣按：中国与外国各有所长，吾惟用吾之长，而于彼之所长也恒思有以避之，设法用计，随时趋势，使彼违所长而以吾所长乘而陵之，鲜不胜矣。

　　唐太宗贞观二年，北颉利政乱，薛延陀、回纥等叛之，颉利不能制，会大雪，羊马多死，民大饥，郑元璹使还，言于上曰：“戎狄兴衰皆以羊马为候，今突厥民饥畜瘦，将亡之兆也。”群臣多劝上乘间击之，上曰：“背盟不信，利灾不仁，乘危不武，纵其种落尽叛，六畜无余，朕终不击，必待有罪然后讨之。”

　　臣按：太宗此言得帝王之道，大哉王言，天地之心也。

　　贞观四年，西突厥种落散在伊吾，诏以李大亮为安抚大使，贮粮碛口以赈之，大亮言：“欲怀远者必先安近，中国如本根，四夷如枝叶，疲中国以奉四夷，犹拔本根以益枝叶也。今招至西突厥，但见劳费，未见有益，况西河州县萧条，不堪供亿，不如罢之，其或自立君长求内属者，羁縻受之，使居塞外为中国藩蔽，此乃施虚惠而收实利也。”上从之。

　　臣按：大亮此言既知所轻重，又知所内外，朝廷用若人以安抚外夷，岂徒外夷得其安哉，而中国亦将赖之也。

　　贞观十八年，突厥候利可汗北渡河，薛延陀恶之，数相攻，候利有众十万，不能抚御其众，悉南渡河，请处于胜夏之间，上许之。群臣皆曰：“陛下方远征辽左而置突厥于河南，距京师不远，岂得不为后虑？愿留镇洛阳，遣诸将东征。”上曰：“彼亦人耳，其情与中夏不殊，人主患德泽不加，不必猜忌异类，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，且彼不北走薛延陀而南归我，其情可见矣。”候利既失众，轻骑入朝，上以为右武卫将军。

　　胡寅曰：“子贡问博施济众，尧舜其犹病诸，四海至广矣，施必极其博，济必周于众，圣人心所欲也，而势有所弗及尔。是故先王畿次中夏，外四夷，虽一视同仁，然必笃近而举远也，于是画为五服，要、荒在外，为之限禁，自尧、舜、三代皆不敢废。夫圣人之心与天地同，诚必不为猜忌也，而太宗所见特异乎此，是以二帝三王有所未尽耶？夫厚遇降人则于中国将薄矣，推诚异类则于可信者将疑矣，是以有征辽造舟之扰、绝昏仆碑之失，盖必然之理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胡氏所言，非但为唐太宗也，万世人君皆当留念焉。

　　贞观二十一年，回纥诸部皆来朝请吏，诏以为六府七州各以其酋长为都督、刺史，各赐金缯遣之。诸酋长奏请以回纥以南、突厥以北开一道，谓之参天可汗道，置六十八驿，上许之，于是北荒悉平。

　　范祖禹曰：“舜曰‘而难任人，蛮夷率服’，又曰‘无怠无荒，四夷来王’，盖柔远能迩，治内安外，而殊俗之民向风慕义，不以利诱、不以威胁而自至矣，故不劳民、不费财。至于后世之君，或仇疾而欲殄灭之，或爱悦而欲招来之，是二者皆非也，何则？彼亦人类也，王者于天地间无所不养，况人类而欲残之乎？残之固不可，况不能胜而自残其民乎？仁人之所不为也，为之者秦始皇是也。山川之所限，风气之所移，得其地不可居，得其民不可使列为州县，是崇虚名而受实弊也，且得之既以为功，则失之必以为耻，不在于己则在子孙，故有征伐之劳、馈饷之烦，民不堪命而继之以亡，隋炀帝是也。且国家地非不广也，民非不众也，曷若修德行政以惠养之，使男有余粟、女有余布，兵甲不试以致太平，不亦帝王之盛美乎。夫有求于外，如彼其难也，无求于外，如此其易也，然而人君常舍所易而行所难，何哉？忽近而喜远，厌故而谋新，虽或未至于亡而常与之同事，其累德岂细哉？太宗好大无穷，兼蓄夷夏，非所以遗后嗣、安中国之道，此当以为戒而不可慕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范氏此论人主宜留心玩味，则知内外之所关系孰轻孰重、孰缓孰急、孰是孰非，了然于心目之间而为之去取从违，则内安而外靖，本固而末顺矣。

　　德宗时，陆贽上言曰：“陛下忿蕃丑之暴掠，惩边镇之空虚，缮甲益兵，庇人保境，此诚雄武之英志，覆育之仁心，刷愤耻而扬威声，海内咸望，有必攻之期矣。既而统师无律，制事失权，戍卒不隶于守臣，守臣不总于元帅，至有一城之将、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监临，皆承别诏，委任分镇，亘千里之地，莫相率从，沿边列十万之师，不设谋主，每至敌人犯境方驰书奏取裁，行李往来，动输旬日，比蒙征发救援，寇已获胜罢归，小则蹂藉麦禾，大则驱掠人畜，是乃益甲兵而费财用，竟何补侵轶之患哉？夫将贵专谋，军尚气势，训齐由乎纪律，制胜在于机权，是以兵法有分阃之辞，有合拳之喻，有进退如一之令，有便宜从事之规，故能动作协、变通制，备垂永久，出则同力，居则同心，患难相交，急疾相赴，兵之奉将若四支之卫头目，将之守境若一家之保室庐，然后可以捍寇仇、护庶、蕃畜牧、辟田畴，天子惟务择人而任之则高枕无虞矣。吐蕃之比于中国，众寡不敌，工拙不侔，然而彼攻有余，我守不足，盖彼之号令在将而我之节制在朝，彼之兵众合并而我之部分离析，则纪律不一而气势不全，节制在朝则谋议多端而机权多失，臣故曰错置乖当，此之谓乎。”

　　臣按：贽谓吐蕃之比于中国，多寡不敌，工拙不侔，然而彼攻有余，我守不足，盖彼之号令在将，我之号令在朝，彼之兵众合并而我之部分离析，此非特当时蕃汉用兵之弊，而今世沿边将领所以守边而御敌，其实与之无异焉。善为国者，尚思其所以然而豫为之图，岂非边鄙生灵之幸哉。

　　贽又言曰：“戎狄为患，自古有之，其于制御之方、得失之论，备存史籍，可得而言。大抵尊即叙者曰非德无以化要荒，曾莫知威莫立则德不能驯也；乐武威者曰非兵无以服凶犷，曾莫知德不修则兵不可恃也；务和亲者曰要结可以睦邻好，曾莫知我结之而彼复解之也；美长城者曰设险可以固邦国而捍寇仇，曾莫知力不足而人不堪，则险之不能恃、城之不能有也；尚薄伐者曰驱遏可以禁侵暴而省征徭，曾莫知兵不锐、垒不完则遏之不能胜，驱之不能去也。议边之要略尽于斯，虽互相讥评，然各有偏驳。夫时势有盛衰，事机有利害，措置有安危，故无必定之规，亦无长胜之法。知其事而不度其时则败，附其时而不失其称则成，形变不同，胡可专一？夫以中国强盛而彼屈膝称臣，归心受制，拒之则阻其向化，灭之则类于杀降，安得不存而抚之、即而叙之也？又如中国强盛而彼弃信忤盟、蔑恩肆毒，谕之不变，责之不惩，安得不取乱推亡、息人固境也？其有遇中国丧乱之时，图之则彼衅未萌，御之则我立不足，安得不卑辞降礼、约好通和，啖之以利以引其欢心，结之以亲以纾其交祸，纵不必信且无大侵，盖时事亦有不得已而然也。傥或强弱适同，抚之不宁，威之不靖，力足以自保，势不足以出攻，安得不设险以固军、训师以待寇来，则薄伐以遏其深入，去则攘斥而戒于远追，虽非安边之令图，盖势力亦不得已而然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古今制御之方，不出贽所陈四者之策。但其所谓设险以固军、训师以待寇来，则薄伐以遏其深入，去则攘斥而戒于远追，以为非安边之令图，臣窃以为，中国帝王所以攘外安内之上策，无出于此，而贽以为非令图，然则图之令者，岂有过于此哉？

　　贽又曰：“夫制敌行师，必量事势，势有难易、事有先后。力大而敌脆则先其所难，是谓夺人之心，暂劳而永逸者也；力寡而敌坚则先其所易，是谓固国之本，观衅而后动者也。顷属多故，民劳未瘳，而欲广发师徒，深践寇境，复其侵地，攻其坚城，前有胜负未必之虞，后有馈运不继之患，傥或挠败，适所以启戒心而挫国威，以此为安边之谋，可谓不量事势而务于所难矣。天之授者有分，事无全功；地之产者有物，宜无兼利。是以五方之俗，长短各殊，长者不可逾，短者不可企，勉所短而校其所长必殆，用所长而乘其所短必安。强者乃以水草为邑居，以射猎供饮茹，多马而尤便驰突，轻生而不耻败亡，此彼之所长也，而中国乃欲益兵綍乘，角力争驱，交锋原野之间，决命寻常之内，以此为御寇之术，可谓勉所短而较其所长矣。务所难，勉所短，劳费百倍，终于无成，虽果成之，不挫则废，岂不以越天授而违地产、亏时势以反物宜者哉？将欲去危就安，息费从省，在其慎守所易，精用所长而已。若乃择将吏以抚宁众庶，修纪律以训齐师徒，耀德以佐威，能迩以柔远，禁侵钞之暴以彰吾信，抑攻取之议以安戎心，彼求和则善待而勿与结盟，彼为寇则严备而不务报复，此当今之所易也。贱力而贵智，恶杀而好生，轻利而重人，忍小以全大，安其居而后动，俟其时而后行，是以修封疆、守要害、堑蹊隧、垒军营、谨禁防、明斥堠，务农以足食，练卒以蓄威，非万全不谋，非百克不斗，寇小至则张声势以遏其入，寇大至则谋其大以邀其归，据险以乘之，多方以误之，使其勇无所加，众无所用，掠则靡获，攻则不能，进有腹背受敌之虞，退有首尾难救之患，所谓乘其弊，不战而屈人之兵，此中国之所长也。以长制短则用力寡而见功多，以易敌难则财不匮而事速就，舍此不务而反为所乘，斯谓倒持戈矛以■■授寇者也。”

　　贽又曰：“守封未固、寇戎未惩者，其病在于谋无定用，众无适从，所任不必才，才者不必任，所闻不必实，实者不必闻，所信不必诚，诚者不必信，所行不必当，当者不必行，故令措置乖方，赏责亏度，财匮于众爱，力分于将多，怨生于不均，机失于遥制。”又曰：“理兵而措置乖方，驭将而赏罚亏度，制用而财匮，建军而力分，养士而怨生，用师而机失，此六者疆埸之蟊贼、军旅之膏肓也。蟊贼不除而但滋之以粪溉，膏肓不疗而苟啖之以滑甘，适足以养其害、速其灾，欲求稼穑丰登，肤革充美，固不可得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贽此言虽为一时人君告，然而自古及今，守封所以未固，寇戎所以未惩，正坐此六者之失。若夫所谓所任不必才，才者不必任，所闻不必实，实者不必闻，所信不必诚，诚者不必信，所行不必当，当者不必行，又不止于用兵御寇而已也，后世人主所以应用不得其人而纪纲废弛，处制不得其宜而政治乖张，皆以此也。然则人君为治，必欲任得其才，闻者必实，信者必诚，行事必当，其道何繇？曰君子大居敬而贵穷理。

　　贽又曰：“今四夷之最强盛为中国甚患者，莫大于吐蕃。举国胜兵之徒，才当中国十数大都而已，其于内虞外备亦与中国不殊，所能寇边数则盖寡，且又器非犀利，甲不坚完，识迷韬铃，艺乏趫敏，动则中国惧其众而不敢抗，静则中国惮其强而不敢侵，厥理何哉？良以中国之节制多门，蕃丑之统帅专一故也。夫统帅专一则人心不分，人心不分则号令不贰，号令不贰则进退可齐，进退可齐则疾徐如意，疾徐如意则机会靡愆，机会縻愆则气势自壮，斯乃以少为众、以弱为强，变化翕辟在于反掌之内，是犹臂之使指、心之制形，若所任得人则何敌之有？夫节制多门则人心不一，人心不一则号令不行，号令不行则进退难必，进退难必则疾徐失宜，疾徐失宜则机会不及，机会不及则气势自衰，斯乃勇废为尪，众散为弱，逗挠离析，兆乎战陈之前，是犹一国三公、十羊九牧，欲令齐肃，其可得乎？开元、天宝之间，控御西北两蕃，惟朔方、河西、陇右三节度而已，犹虑权分势散，或使兼而领之，自顷割裂诛锄，所余无几，而又分朔方之地凡三使焉，其余镇军数且四十，皆承特诏委寄，各降中贵监临，人得抗衡，莫相禀属，每候边书告急，方令计会用兵，既无军法下临，惟以客礼相待，是乃从容拯溺，揖逊救焚，冀无占危，固亦难矣。夫兵以气势为用者也，气聚则盛，散则消，势合则威，析则弱，今之边备势弱气消，建军若斯，可谓力分于将多矣。”

　　臣按：三军以气势为用，气势以人心为主，人心不分则气势自壮，气势既壮则事权归一，可以折冲于内而制胜于外矣。陆贽论将权之专分而以气势壮衰为言，盖真有见也。

　　以上修攘制御之策（上）
　

卷一四九

　　▲修攘制御之策（下）

　　宋太宗时，张齐贤奏曰：“圣人举事动在万全，百战百胜，不若不战而胜，若重之慎之，劲敌不足吞矣。自古疆场之难，非尽由外国，亦多边吏扰而致之，若缘边诸寨抚御得人，但使峻垒深沟、蓄力养锐以逸自处，宁我致人，李牧所以称良将于赵，用此术也。择卒不如择将，任力不及任人，如是，则边鄙宁矣。夫边鄙宁则辇运减，辇运减则河北人民获休息矣，获休息则田业时而蚕织广，务农积谷以实边用，且敌人之心亦择利避害，安肯投死地而为寇哉？”又曰：“家六合者以天下为心，岂止争尺寸之事、角强弱之势而已？是故圣人先本而后末，安内以养外，是知二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。尧舜之道无他，广推恩于天下之民尔，推恩者何在乎？安而利之，民既安利，则四海敛衽而至矣。”

　　臣按：齐贤之言乃反本之论、自治之策。

　　田锡言于太宗曰：“应动而静则养寇以生奸，应静而动则失时以败事，动静中节，乃得其宜。今北鄙绎骚，盖亦以居边任者规羊马细利为捷，捕斩小胜为功，贾结怨仇，召戎起衅。职此之由，伏愿申饬将帅谨固封守，勿尚小功，许通互市，索获蕃口抚而还之，如此，不出五载河北之民得务三农之业，亭障之地可积十年之储。”

　　臣按：田锡斯言得安静守边之道。

　　锡又言于太宗曰：“将帅行恩信、恤士卒，必丰财货，方得士心。昔赵奢为将，所得王之赏赐尽与军吏；又李牧为将军，市之租皆用享士卒；魏尚守云中，其军市租尽以给士卒，出私养钱享宾客、军吏，是以匈奴不近云中之塞。今国家所命将帅虽古今异宜，凡有给赐，今则谁敢效古散家财赏士卒哉？若以年年供亿挽运，老师费财，曷若厚给将帅使之赏用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锡之此言得任用边将之道。

　　锡又言曰：“御戎在乎辨边上奏报之虚实，察左右蒙蔽之有无，奏失利则未必尽言，报大捷则不足深信，陛下未当信而先信，陛下本欲知而未知，如此，何以料安危、策成败，安危成败之理，乞详而察之。”

　　臣按：锡谓御戎在辨边报虚实、察左右蒙蔽有无，盖以有为无、以无为有，多为少、少为多，边上奏报卒用此计以欺罔朝廷，将以希功而免罪也。然非左右之臣僚为之蒙蔽，则彼亦不敢肆其欺焉，此人主于听任之际尤不可不择其人也，任非其人则咫尺之间为所蔽矣，况万里之边城乎？

　　王禹偁言于太宗曰：“汉之十三帝言乎圣明者，文景也；言乎衰乱者，哀平也。然而文景之时，单于最为强盛，大有侵掠，候骑至雍，火照甘泉宫；哀平之时，呼韩邪单于每岁来朝，委职称臣，边烽罢警，此岂系乎历数而不由于道德邪？臣以为不然矣。且汉文当单于强盛之时而外能任人、内能修德，使不为深患者，由乎德也。哀平当单于衰弱之际，外无良将、内无贤臣，而使之来朝者，系乎时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禹偁谓汉文帝内能修德、外能任人，故单于不为深患。呜呼，人君能尽二言，中国之治不出此而已矣。

　　范仲淹上仁宗和守攻备四策，其备策曰：“请朝廷力行七策以防大患，一密为经略，二再议兵屯，三专于选将，四急于教战，五训练义勇，六修京师外城，七定讨伐之谋。其一，请选有材识近臣，暂往经画，使亲视边垒，精究利害，凡边计未备者皆条上而更置之，不出半年归奏阙下，更令中书、枢密院子细询访，熟议经久之计。”

　　臣按：范仲淹所上四策，虽为当时契丹而设，然万世之下备御之方，实不外此。谨准当时之事以为今日之用，其备策凡七，其一请选材识近臣亲视边垒，精究利害，此策今日实可用之。我朝罢前代枢密院而以兵事专属兵部，臣请兵部于尚书外添设尚书一员，轮掌部事，每岁遣一员行边，锡以玺书，俾起自辽东，历宣府、大同、延绥、宁夏、甘肃，抵平凉等边地，凡山川之险易、营垒之远近、戍卒之多寡、糗粮之有无、敌人之向背、将领之壮怯，已然者当何如而修饬，未有者当何如而增补，某处当设为营堡，某堡当加军守备，某墩台可废，某蹊隧可塞，某处可屯种，某处宜牧蓄，凡边计未备者皆与巡抚都御史守备总兵参将等官计议经画，条而上之，如此则可销患于未萌，如此则可以待敌之来攻，如此则可以遏其冲突，如此则可以遏其侵扰，归奏阙下，更令内阁大臣会合六卿以下详访熟议施行之，岁岁以为常，其四川、湖北、两广、云贵则三年一巡行。如此，朝廷不忘边备，边方无复废事，居庙堂者无遥度之失，守封疆者无不通之情。

　　其二曰：“再议兵屯者，自来北边分为三路，其所辖军马不甚整齐，及有一州兵马却属两路之处，又未晓本路将于何处控扼，合行重兵若干，又甚处只宜固守，合屯兵若干，及三路互相应援次第，须差近臣往彼密为经略，方可预定法制，临时不至差失，或事宜未动亦当相度兵马，合挪减于何处驻泊，使就刍粮，以省边费，庶免先自匮乏。”

　　臣按：此策亦切于今日之用，臣请每岁所遣行边大臣即以其事付之。

　　其三曰：“专于选将者，委枢密院于阁门祗候使臣以上选人、三班院于使臣中选人、殿前马步军司于军旅中选人，或有智略，或有材武，堪边上试用者，逐旋进呈，据选到人数以籍记之，候本路有阙则从而差授，如此，则二三年间得人多矣。”

　　臣按：范仲淹欲凡掌兵诸司选将，今不必尽如其言，每岁行边大臣所至边境，即令总兵以下各举所知，不问有官无官，皆明著其名目，某人有智略，某人有膂力，某人有胆气，某人善骑射，因而试之，用为选锋，试中即于本色粮赏外加以廪食，量为任使。

　　其四曰：“急于教战者，于四路抽取曾经押战队使臣十数人，更授以新议八陈之法，遣往河北阅习诸军，使各知奇正循环之势，应敌无穷。”

　　臣按：今朝廷训兵已有成法，大约教之使知金鼓作止、旌旗偃仰、角炮紧缓，以为进退、疾徐、分合之节而已，然按行故事视为泛常，请于时常教阅之外专以教射为事，乞敕缘边将领通行各处抽选能射军士，分军教习，名为教师，每一人教十人或二十人，其都御史往来提督试验，行边大臣至日计所教有成效者多少以为教师升赏，及凡军中有差役争讼事有疑似难辨取与，分轻重及有过失者皆以射决之，射中者予之免之轻之，如此，则人皆习弓矢，无不善射者矣。

　　其五曰：“训练义勇，今河北所籍义勇虽约唐之府兵法制，三时务农一时教战，然未见府卫之官而法制不行、号令不一，须别选知州知县可治兵者，并增置将校，使人人各知军中之法，应制可用，斯则强兵制胜之本矣。”

　　臣按：边城有州县之处，今已签民与军相兼守御，可用仲淹此议，俾其随军操练，仍须择守令责以训练之任，旌其勤而惩其惰。

　　其六曰：“修京城外城者，后唐无备，契丹一举直陷洛阳，石晋无备，契丹再举直陷京师，故契丹之心至今骄慢，必谓边城坚而难攻，京师坦而无备，一朝称兵，必谋深入。若京城坚固则戒河朔重兵勿与之战，彼欲战不能战，谋深入则前有坚城、后有重兵，必将沮而自退，退而不整，则邀之可也。是则修京城者，非徒御寇，诚以伐深入之谋也，汉惠帝起六百里内男女城长安，二年而毕；唐明皇时城长安，九十日毕。考法于古，择利于今，京城之修盖无疑矣，然须二年成之，则民不劳苦，人不惊骇。”

　　臣按：宋都汴梁去幽燕之地千余里，而范仲淹议守边策犹以修京城为言，当时若余靖辈皆力攻之以为非，其后靖康之祸，果有如仲淹所议者。矧今国家都燕，其去边地尤近，尤不可不留意焉者。己巳之变，也先直犯京师，虽我金城汤池如天难升，然而重城之外、百万人家亦尝为之惊疑。幸此无事之时，请如汉惠帝、唐明皇故事，筑为外城，包围城外民居，万一有儆，人心有所倚赖而不至于惊溃矣。

　　仲淹又言曰：“元昊作伪诏，诱边人实关中，其谋不细。盖汉多叛人，陷于穷漠，衣食嗜好皆不如意，必以苻坚、刘渊、元魏故事日夜游说元昊，使其侵取汉地而以汉人守之，则富贵功名、衣食嗜好得如其意，非独元昊志在侵汉，实汉之叛人日夜为贼之谋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外国不用中国人，其为害不深，而其所以深为中国害者，用中国之人也。臣请立为条格，凡近边之人有一才一艺者皆许自陈，试之稍如所言，不必深求全备，苟有可用，皆随其才而授以官，如此，则此辈心有所系、迹有所拘而不为彼用矣。

　　吴育言于仁宗曰：“圣人统驭之策，羁縻弗绝而已，或有一背叛来则备御，去则勿追。今西夏止是钞掠边隅，当置而不问，若已见叛状，必须先行文告以诘其由，若是用中国叛臣，即加征讨。大凡兵家之势，征讨者贵在神速，守御者利在持重，况夷狄之性，惟事剽急，因而伪遁，多误王师，武夫气锐，轻进贪功，或陷诱诈之机，今但明烽堠，坚壁清野以挫剽急之锋，而徐观其势，乃庙堂之远算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大朝用兵与小国不同，吴育以徐观其势之一言，为庙堂之远算谅哉。

　　田况言于仁宗曰：“古之良将以燕犒士卒为先，所以然者，锋刃之下死生俄顷，固宜推尽恩义以慰其心。李牧备匈奴，市租皆入幕府为士卒费；赵充国御羌戎，亦日飨军士；太祖用姚全斌、董遵诲抗西戎，何继筠、李汉超当北寇，人各得环庆、齐棣一州征租农赋，市牛酒犒军中，不问其出入，故得戎寇屏息不敢窥边。”

　　臣按：田况言古之良将以燕犒士卒为先，而引李牧、赵充国、姚全斌、董遵诲事为议，且曰锋刃之下死生俄顷，宜推恩义以慰其心，此语尤为警切。臣惟今日边城粮赏之外，为将者别无储蓄，况边塞之地多无征租，臣请自今以后，别于常储之外稍以嬴余付边将为燕犒之费，遇有警报，敕遣近臣赍宫钱赴边，市牛酒燕犒将卒，是以感人心、作士气之一事也。

　　苏轼代滕甫草奏上神宗曰：“近者因病求医，偶悟一事，推之有政，似可施行，惟陛下财幸。臣近患积聚，医云据病当下一日而愈，若不下半月而愈，然中年以后，一下一衰，积衰之患，终身之忧也。臣私计之，终不以一日之快而易终身之忧，遂用其言以善药磨治，半月而愈，初不伤气，体力益全，因悟近日臣僚献言欲用兵西方，皆是医人欲下一日而愈者也，其势亦未必不成，然终非臣子深忧君父，欲出万全之道也。以陛下圣明，将贤士勇，何往不克，而臣尚以为非万全者，俗言彭祖观井，自系大木之上以车轮覆井，而后敢观，此言鄙而切于事。陛下爱民忧国，非特如彭祖之爱身，而兵者凶器，动有危亡，其陷人可畏，有甚于井，故臣愿陛下用兵如彭祖之观井，然后为得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苏轼代滕甫草此奏而引医及彭祖观井为譬，盖合古人所谓帝王之师以万全为胜之旨矣。末章又曰灭国大事也，不可以速，譬如小儿之毁齿，以渐摇撼之则齿脱而儿不知，若不以渐一拔而得齿，则毁齿可以杀儿，此譬尤善。凡除宿弊、兴善政，莫不皆然，非但用兵灭国一事也。

　　靖康元年，金人犯京师，其帅斡哩雅布至京城西北，屯牟驼冈天驷监，即孳生马监之所，刍豆山积。异时郭药师来朝，得旨打球于其间，金人兵至径趣其所，药师导之也。

　　臣按：自古国都于其近郊必有牧马之所，其间必积刍豆以为饲秣之具，方无事时资以牧育，固为近便，然世道不能常泰而意外之变不可不先为之虑，金人犯汴京，奸人导之屯兵于其近郊之牟驼冈，藉其刍豆饲其马，以为久驻之计，此往事之明鉴也。矧今国都去边伊迩，己巳之变，仓卒用言者计，焚弃刍豆何啻千万，当时见者莫不悔惜，然事已即休，无复有以为言者。窃惟都城东北郑村坝二十四马房，其仓场所储积者如京如坻，请于无事之时即其地筑为一城以围护其积聚，及移附近仓场咸聚其中，就将腾骧等四卫官署军营设于其中，特敕武臣一员于此守镇，仍司群牧，四卫官军不妨照旧轮班内直，下直回城屯住，是亦先事而备之一策也，伏惟圣明决其可否。

　　以上修攘制御之策（下）
　

卷一五○

　　▲守边固圉之略（上）

　　《诗小雅出车》之三章曰：王（周王）命南仲（大将），往城于方（朔方）。出车彭彭，旗（交龙为旗）央央（鲜明）。天子命我，城彼朔方。赫赫（威名光显）南仲，玁狁于襄（除也，言胜之）。

　　程颐曰：“城朔方而狁之难除，守备为本，不以攻战为先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朔方之地，自三代已为边地，汉人城之以遏敌之内侵，宋始废其城而弃其地，程氏谓御敌之道，守备为本，不以攻战为先，乃帝王之要法，万世所当遵守者也。

　　《礼记月令》：孟冬之月，命有司坏（补其阙薄）城郭，戒门闾，修键（锁须）闭（锁筒），慎管龠（锁匙），固封疆，备边竟（境同），完要塞，谨关（境上门）梁（桥也），塞徯径。

　　陈澔曰：“城郭欲其厚实，故言坏；门闾备御非崇，故言戒；键闭或有破坏，故云修；管龠不可妄开，故云慎。要塞，边城要害处也。徯径，野兽往来之路也。陆氏佃曰：‘坏城郭而门闾不戒无益也，修键闭而管龠不慎无益也，固封疆而边境不备无益也，完要塞、谨关梁而徯径不塞无益也。’”

　　臣按：《月令》于孟冬之月既命百官谨盖藏，命有司循行积聚，无有不敛，而又命有司坏城郭、戒门闾、修键闭、慎管龠者，此盖兼中外而言也，至于固封疆、备边境、完要塞、谨关梁、塞徯径则专为边境言焉。然边境之中亦有城郭，而其城郭也则有门闾焉，门闾之或启或闭则有键闭管龠以司之，故既坏其城郭之阙薄使其坚而厚，而又戒其门禁之出入，于键闭管龠也则又修而理之、慎而守之，所以防内之出而外之入也。若夫封疆之固、边境之备，则其所防者内恐盗贼之窃发、外恐敌国之侵陵，虽以无事之时亦必岁岁为先事之备，于要塞也则完之以扼其要冲，于关梁也则谨之以严其出入，然非但人马可行之地而致其备也，凡野兽往来之径，苟可容足者亦无不致其谨焉，可见古人于封疆之守、边防之备，其严且密也如此。后世为政苟且目前，而于边塞之地无事则一切置之不问，一有事焉则急遽之际，仓惶无措者多矣，甚者以槱薪之故而剪其蒙翳，以营造之故而伐其障蔽，以游畋之故而废其险隘，殊不思王公设险以守其国，无其险尚百计以营为之，况其有险而自去之以为敌除道邪？智者不为也，后之君子尚思所以为先事备而毋贻临时噬脐无及之悔。臣窃以为，今京师切近边塞，所恃以为险固者内而太行西来一带，重冈连阜，外而浑蔚等州高山峻岭，蹊径狭隘，林木茂密，以限驰突，不知何人始于何时，乃以薪炭之故，营缮之用，伐木取材，折枝为薪，烧柴为炭，致使木植日稀、蹊径日通、险隘日夷设，使国家常如今日之无事固无所用之，不幸一旦而有风尘之警，将何以扼其来而拒其入乎？失今不为之限制，臣恐日甚一日，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。臣请下工部稽考洪武、永乐年间以来，其所用材木薪炭取于何所，掌于何人，凡其可以措置之方、用度之数，与夫爱惜减省之节目，一一以闻，必须无损于边关、无亏于国用，定为经久之计，其事虽小，所系实大。考《诸司职掌》，其工部抽分条止云“抽分竹木场如遇客商兴贩竹木柴炭等项，照例抽分，若不敷，定夺奏闻，给价收买，或差人砍办”，则是祖宗之时遇有营造不敷，方行买办，然亦止言营造而不知当时大庖之爨、内臣之炊何所取材？意者洪武之初，建都江南，沿江芦苇自足以供时之用也。芦苇易生之物，刈去复生，沿江千里，取用不尽，非若木植，非历十数星霜不可以燃，取之须有尽时，生之必待积久，况今近甸别无大山茂林，不取之边关，将何所取耶？夫自立柴厂于易州以来，恒聚山东西北直隶数州民夫数千于此取柴炭以供国用，又役顺天之民以为挑柴夫，府县添设佐贰官以专管之，又特敕侍郎或尚书一员以总督之，此事非特今朝无有定制，而前代亦所未闻也。然则前代皆不举火耶？古之人必有善处之法，然而史籍不载，无从稽考，意者以此为非要之务，随时制宜，固取足用正，不必颛颛设官、拘拘督责，因吾口食之奉以夺民衣食之资也。为今之计，宜移置易州柴厂于近京之地，散遣丁夫各还原籍，量其州县大小、人民多寡，定为薪炭之数，分派输纳，内外衙门每岁定为限期，俾其依期运纳，一如户部粮草例，取纳足通关以凭稽考，又必痛为禁革，除去印烙，苟薪柴可以燃燎，即与收贮，不必问所从来、限以式样，如宋之末世所取之炭，必如核桃纹、鸬鹚色，以困吾民也，如此，非独可以为边关之固，而京畿及山东西之民亦可以少苏矣。虽然，木生山林，岁岁取之无有已时，苟生之者不继，则取之者尽矣，窃恐数十年之后，其物日少，其价日增，吾民之采办者愈不堪矣。臣又窃有一见，请于边关一带，东起山海，以次而西，于其近边内地，随其地之广狭险易，沿山种树，一以备柴炭之用，一以为边塞之蔽，于以限敌人之驰骑，于以为官军之伏地，每山阜之侧、平衍之地，随其地势高下曲折，种植榆柳，或三五十里或七八十里，若其地系是民产，官府即于其近便地拨与草场及官地如数还之，其不愿得地者给以时价，除其租税，又先行下法司，遇有犯罪例应罚赎者，定为则例，徒三年者种树若干、二年者若干、杖笞以下以次递减，照依缮工司运水和炭事例，就俾专业种植之人当官领价，认种某树若干，长短大小皆为之度，以必成为效，有枯损者仍责其赔。其所种之木必相去丈许，列行破缝，参错蔽亏，使马足不得直驰，官军可以设伏，仍行委所在军卫有司设法看守，委官巡视，岁遣御史一员督察之，不许作践砍伐，违者治以重罪，待其五七年茂盛之后，岁一遣官采其支条以为薪炭之用，如此，则国用因之以舒，民困因之以解，而边徼亦因之以壮固矣。又今京城军民百万之家皆以石煤代薪，除大官外，其惜薪司当给薪者不过数千人之烟爨，无京民百分一，独不可用石煤乎？傥以为便，乞下办纳、挑运州县，计其买办、雇觅工价所费几何，俾其办价送官，量给与之市石煤以爨，是亦良便。

　　《左传》：昭公二十三年，楚囊瓦城郢，沈尹戍曰：“古者天子守在四夷，天子卑，守在诸侯；诸侯守在四邻，诸侯卑，守在四竟（境同）。慎其四竟，结其四援，民狎（安习）其野，三务（春、夏、秋三时之务）成功，民无内忧而又无外惧，国焉用城？夫正其疆场，修其土田，险其走集（边境垒壁），亲其民人，明其伍候（部伍相为候望），信其邻国，慎其官守，守其交礼，不僭不贪，不懦不耆（强也），完其守备，以待不虞。”

　　臣按：楚人畏吴之强而城郢，郢者楚之国都也，不能远抚边境，惟欲近守城郭，故沈尹戍告之以此。夫诸侯之守固在四邻，天子之守固在四夷，然近者未备，何以服远？内者未修，何以攘外？宋范仲淹欲修京城，执政者引囊瓦城郢之事以沮之，泥古人之陈言而不知当世之事宜者也。

　　秦始皇三十三年，蒙恬于西北斥逐匈奴，单于不胜秦北徙，尽收河南地，并河以东属之阴山，因河为塞，筑长城，因边山险堑谿谷可缮者治之，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。

　　臣按：长城之筑，起临洮至辽东，延袤万余里，其为计也亦劳矣，然此岂独始皇筑也？昭王时已于陇西、北地、上郡筑长城矣，亦非尽秦筑也，赵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，燕自造阳至襄平亦皆筑长城，是则秦之前固有筑者矣，岂但秦也？秦之后若魏、若北齐、若隋亦皆筑焉。盖天以山川为险隘，有所不足增而补之，亦不为过，然内政不修而区区于外侮之御，乃至于竭天下之财以兴无穷已之功，是则不知所务矣。虽然，长城之筑，虽曰劳民，然亦有为民之意存焉，设使汉之继秦，因其已成之势加以修葺，魏之继汉、晋之继魏，世世皆然，则天下后世亦将有以赖之矣，奈何后之人惩秦人起闾左之失虑、蒙恬绝地脉之祸而废其已成之功，岂不可惜哉？后世守边者，于边塞之地无山川险阻之限而能因厄狭之阙、顺形势之便，筑为边墙，以扼敌人之驰突，亦不可无也，但不可速成而广扰尔。若就用其守御之人而限以三十年之久，徐徐而为之，其成虽迟，犹胜于不为也。

　　始皇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、陶山、北假（地名），中筑亭障以逐戎人，恬居上郡十余年，威振匈奴。

　　水经曰：“赵武灵王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，山下有长城，长城之际连山刺天，其山中断两岸若阙焉，自阙北出黄中关口有城，跨山结局，谓之高阙，戍自古迄今常置，重捍以防塞道。”

　　臣按：所谓高阙者，其山中断两岸若阙焉，今之边关皆是万山绵亘之间忽然中断，可以往来，故历代设为重城，屯士卒以戍守之，使外之寇贼不得入而内之奸细不得出也。按史，高阙在古朔方临戎县北连山中，断两峰俱峻若城阙焉，朔方古夏州也，今地在黄河套中，世不知其所在，就以今日边关言之，其最大而要者居庸、紫荆、松亭、雁门是也，前代关隘之设皆为守边，惟今日边关则咫尺神京之侧，非但守边也。盖开辟之初，天造地设此连亘之山以为内外之限，而又遣巨灵擘开两山以通出入，盖以亿万载之前豫有待乎我朝开国于亿万载之下也。自古建都于燕者，前有召公奭，后有金元，然王气之降，正有在乎今日。汉人继秦之后则以秦为鉴，唐人继隋之后则以隋为鉴，彼秦与隋岂汉唐所可匹哉，而以为鉴者，儆戒生于不足也。臣尝观元人进《金史》之表曰：“劲卒捣居庸关，北拊其背；大军出紫荆口，南扼其吭。”此古今都燕者防患之明鉴也，然捣居庸而谓之拊背，出紫荆而谓之扼吭，则其立言之间，轻重缓急不问可知，盖背乃人身之所倚负，而吭则呼吸饮食所必经，死生之系也，况今六军亿兆聚于京师，北倚居庸即为重镇，而紫荆乃南出之路，疾骑抵吾运道数日可到，是尤不可不加之意焉。议者往往急居庸而后紫荆，此不知大势者之言也，伏望圣明深以前代为鉴，防患于未然，宗社生灵不胜大幸。

　　《汉书贾谊传》曰：斥堠望烽燧不得卧，将吏被甲胄而睡。

　　文颖曰：“边方备胡寇，作高土橹，橹上作桔皋，桔皋头兜零以薪草置其中，常低之，有寇即火燃，举之以相告曰烽。又多积薪，寇至即燃之，以望其烟曰燧。”

　　颜师古曰：“昼则燔燧，夜则举烽。”臣按：烽燧之制，自汉已有之。

　　晁错言于文帝曰：“远方之卒守塞，一岁而更，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，且以备之，以便为之高城深堑，具蔺石、布渠（铁蒺藜），复为一城，其内城间百五十步，要害之处、通川之道，调立城邑，毋下千家，为中周虎落（外藩）。”

　　如淳曰：“蔺石，城上雷石也。”

　　苏林曰：“渠，铁蒺藜也。作虎落于塞要下，以沙布其表，旦视其迹，以知匈奴来入。”

　　文帝十四年匈奴十四万骑入朝那、萧关，杀北地都尉昂，虏人畜甚多，遂至彭阳，使骑兵入烧回中宫，候骑至雍甘泉。诏以中尉周舍、郎中张武为将军，车千乘、骑卒十万军长安，而拜昌侯卢卿为上郡将军、甯侯魏毋为北地将军、隆虑侯周灶为陇西将军，屯三郡，上亲劳军，勒兵自欲征匈奴，群臣谏不听，皇太后固要，上乃止，以张相如、栾布为将军，击逐出塞而还。

　　臣按：汉文帝一闻边报，即欲勒兵自征匈奴，帝之奋发则有矣，然非帝王御边之常道也。盖备边有其要，不在于临时而在于平日；御边有其道，不在于自用而在于用人。是以自古圣帝明王于封疆之守尤尽心焉，故于无事之时谋为措置，会计考验，凡吾土宇之内临边之地若干处，其延袤几何，某处为总会，某处为要害，某部最为强悍，沿边之城堡若干，戍卒若干，斥候若干，某处当何如而守，某部当何如而备，某人可用为将帅，某人可用为偏裨，彼侵某处当用何处兵以缓之，彼若深入当于何所而扼其归，某城与某城相接，某寨与某寨相连，里数之远近、山川之险易、人力之勇怯、储峙之多寡，具而为图，书而为策，置于座右，则人君虽居九重之上、深宫之中，不出殿门而边寨城堡、将卒戎落皆悬著于目睫之间，辗转于心胸之内。一有警报，即按图运谋，因机生智，随能命将，合众人之长、集群策之要，正不必亲驾六飞，躬临沙漠之区，自亲矢石之用，屈帝王之尊为么么之敌，胜之不足以为武，不幸而败焉，岂不长寇暴之威而贻中国之耻哉？然则寇准劝真宗幸澶渊亦非欤？曰圣人处事于其常而不于其幸，夫以汉高祖英雄之主而一时名将多在，尚几危于平城，真宗视高祖如何，寇准视陈平如何，高琼视樊哙如何，必有能辨之者。

　　文帝后六年，匈奴入上郡、云中，所杀略甚众，烽火通于甘泉、长安，遣将军令免屯飞狐、苏意屯句注、张武屯北地，周亚夫次细柳、刘礼次霸上，徐厉次棘门以备胡，上自劳军至霸上。

　　臣按：汉都长安，上郡、云中皆近边之地，烽火通于甘泉，盖传报耳，非敌至甘泉也。飞狐、句注之屯以备云中、北地，细柳、霸上、棘门之屯以备上郡，盖古人守边，既于临塞之地建城寨、筑亭障、屯戍卒，命将专守其地，遇敌来寇既自御之，又通报于朝廷，朝廷遣将屯其要害以备之，所以为边将之声援耳，不必亲临其地也。使敌闻之知吾有备，纵得入塞，不敢驰突，其塞垣守御一责之边将，非其力不能支，所遣之将不轻出也。大抵内地之兵与戍边之卒异，内兵不经战阵，不晓地利，且多骄脆，但可以为声援耳，不若生长边陲者惯战而耐苦，不徒为国，而又亦各自为其家，一卒亡一丁补，知其必不可已，所以肯捐躯拒敌也。不然，一旦命贵将统内军以临之，兵不识将，将不知兵，情既不通，教又非素甚者，乃至未战则用边兵以供役，临战则驱边兵以当先，遇有功次又攘而有之，此戍边将士所以解体也。臣请遇有边儆，宜如汉文遣将屯军故事而责其功于边将，彼此相应以为声援，使知吾内外有备，则自然退缩矣。

　　武帝太初四年，遣光禄勋徐自为筑五原塞，外列城数百里，远者千里，筑城障列亭至卢朐。

　　颜师古曰：“汉制，每塞要处别筑为城，置人镇守，谓之候城，即此障也。”

　　昭帝时，匈奴行攻塞外亭障，略取吏民去，是时汉边郡烽火候望精明，匈奴为边寇者少利，希复犯塞。

　　元帝时，单于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，传之无穷，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下人民，天子令下有司议，议者皆以为便，郎中侯应习边事，以为不可许，上问状，应曰：“周秦以来，匈奴暴桀寇侵边境，汉兴，尤被其害。臣闻北边塞至辽东，外有阴山，是其苑囿也，至孝武世出师征伐，斥夺此地，攘之于幕北，建塞徼，起亭隧（深开小道），筑外城，设屯戍以守之，然后边境得用少安。夫夷狄之情，困则卑顺，强则骄逆，天性然也。前以罢外城、省亭隧，今裁足以候望、通烽火而已，古者安不忘危，不可复罢，中国有礼义之教、刑罚之诛，愚民犹尚犯禁，又况单于，能必其众不犯约哉？自中国设建关梁以制诸侯，所以绝臣下之觊欲也，设塞徼、置屯戍，非独为匈奴而已，亦为诸属国降民本故匈奴之人，恐其思旧逃亡也。近因羌保塞与汉人交通，吏民贪利侵盗其畜产妻子，以此怨恨，起而背畔，世世不绝，今罢乘塞（乘，登之而守也）则生慢易分争之渐。往者从军多没不还者，子孙贫困，一旦亡出，从其亲戚。又边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，日闻匈奴民乐，无奈候望急何。与夫盗贼桀黠，群辈犯法，如其窘急，亡走北出则不可制也。起塞以来百有余年，非皆以土垣也，或因山岩石、木柴、僵落（谓山上树木枯僵堕落）、谿谷、水门，稍稍平之，卒徒筑治，功费久远，不可胜计。议者不深虑其终始，欲以壹切省徭戍，十年之外、百岁之内，卒有他变，障塞破坏，亭隧灭绝，更发屯缮治，累世之功不可卒复。开夷狄之隙，亏中国之固，非所以永持至安，威制百蛮之长策也。”

　　颜师古曰：“隧谓深开小道而行，避敌钞寇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班史《武纪》所谓城障列亭，《匈奴传》所谓建塞徼、起亭隧，是乃古人候望之所，今世所谓营堡墩台之类也；《贾谊传》所谓斥候、烽燧，晁错所谓蔺石、渠、虎落，是乃古人候望之具，今世所谓烟火、信炮、礌石之类也。大抵斥候以远为宜，以高为贵，以简为便，盖近则缓不及事，低则候不及远，繁则人少而费多。臣请以今日边事言之，且如宣府一处，腹里墩口二百七十二所，沿边共四百五十六所，即此一处以例其余，其城塞之设皆当要害之处，固无容议，但墩台之类则恐失之太多矣。臣愚以为设墩台以候望也，其相去之远近，当以火光可见、炮声可闻为恨，夫以方丈之土堆、十数之孤卒，持一二日之水米，出于数百里之外，其孤危甚矣，苟非地险而径迂、势高而食足，其乘障者几何，不为敌持首去如狄山也哉？臣窃以为宜遣行边大臣，会同守边将帅，躬行边地，相其事势，审其形便，于凡旧日墩台可省者省之，可增者增之，可并者并之，大抵主于简而远，声闻可相接、目力可相及处则立为一墩，及于众墩之间要害处立为一堡，使之统其附近诸墩，有事则相为接应，墩统于堡，堡统于城，如臂指之相使，如气脉之周流；于外墩之内，每二三十里各为总台数处，以次通报于城中，其墩之制高必极望，墩之下于三四里间四周俱筑为土墙，高四五尺、长七八尺许，横斜错乱，彼此相入，人须委曲然后可行，使敌骑不能侵近，其墩之上除候卒自持口粮外，常蓄一月水米以防不测。若夫烽燧之制，古人昼则燔燧，夜则举烽，偶遇风劲则烟斜而不能示远，值霖雨则火郁而不能大明，宜于墩台之上立为长竿，分为三等，上悬红灯，以灯数多寡为缓急众寡之候，所谓红灯者，煆羊角及鱼魫为之而染以红，遇夜则悬以示远，数百里之间举目可见矣。

　　以上守边固圉之略（上）
　

卷一五一

　　▲守边固圉之略（下）

　　武帝元朔二年，卫青出云中，西至高阙，遂至陇西，捕首虏数千，走白羊楼烦王，取河南地为朔方郡。主父偃言：“河南地肥饶，外阻河，蒙恬城之以逐匈奴，省转戍漕，广中国，灭胡之本也。”公卿皆不便，上竟用偃计，立朔方郡，募民徒者十万口，筑城缮寨，因河为固，转漕甚远，自山东咸被其劳，费数十百巨万，府库并虚。

　　臣按：汉立朔方郡即赫连勃勃命叱干阿利蒸土筑城之处，所谓夏州是也。后秦姚兴以赫连勃勃为安北将军，镇朔方，勃勃僭称天王，建国曰夏，命其臣叱干阿利发岭北夷夏十万人于朔方永北黑水之南营起都城，号为统万，命其秘书监胡义周作颂，曰：“营启都城，开建京邑，背名山而面洪流，左河津而右重塞。”盖此地在汉已有城，而赫连夏乃于此建都也。隋以朔方地分置胜州榆林郡，唐开元中置朔方郡大总管，兼安北都护，唐末拓拔思恭镇是州，唐赐姓李，五代李仁福、彝超继领节镇，号定难军。宋太平兴国八年，李继捧来朝，愿纳土，其弟继迁不乐内附，亡命啸聚扰边。淳化中，太宗以夏州深在沙漠，奸雄因之以窃据，欲堕其城，吕蒙正曰：“自赫连筑城以来，颇与关右为患，若废之，万世利也。”遂诏废之，迁其民于银、绥，分官地给之，其州兵不徙，相聚置营，仍曰夏州。真宗咸平末，继迁死。景德中，其子德明款寨内附，朝廷假以本道节制，始自夏州迁怀远镇改为兴州居之，即今宁夏卫是也。德明之子元昊僭号自称夏帝，史谓其境土方一万里，河之内外州郡凡二十有二，河南之州九曰灵、曰洪、曰宥、曰银、曰夏、曰石、曰盐、曰南威、曰会，河西之州九曰兴、曰定、曰怀、曰永、曰凉、曰甘、曰肃、曰瓜、曰沙，熙秦河外之州四曰西宁、曰乐、曰廓、曰积石，其地饶五谷，尤宜稻麦。即今州郡考之，所谓兴即今宁夏也，河西及河外之州今多存焉，其河南九州，虽其一二可考，而其七者不知其所在，意者皆在今河套中邪。自昔守边者皆袭前代之旧，汉因秦，唐因隋，其边城营堡往往皆仍故迹，惟我朝守边则无所因袭而创为之制焉。盖自唐天宝以后，河朔以北多为方镇所有，其朝廷所自御者突厥、吐蕃、南诏而已，五代以来石晋以燕云赂契丹而河西尽属拓拔氏，宋人以内地为边境，金、元又无所谓边者。我圣祖得天下，遍于西北边城立为藩府，统重兵，据要害，然皆在近边而未尝远戍境外如汉唐之世也。洪武之初，西北边防重镇曰宣府、曰大同、曰甘肃、曰辽东、曰大宁，永乐初革去大宁，惟存四镇，宁夏守镇肇于永乐之初，榆林控制始于正统之世，其余花马池等堡皆是边境多事之秋创置者也方今要害之处，朝廷处置固已严密，但所谓黄河套者尚若阙焉，何也？前代所以废弃之者，以其边城之防守在内而其地在外故也，今日吾之守镇顾有在河套之外者，秋高马肥，风寒河冻，彼或长驱而入，屯结其中以为吾内地之扰，幸其素无深谋，未用华人之计，不为据地之争，是以亟来亟往，有获即去，似若无足为意者，然谋事贵乎先，防患贵乎豫，往者彼固尝深入矣，议者虑其为吾内地害，百计谋所以驱而出之者，未得其便，幸其自去矣，遂无有一人议及之者，万一再来，何以处之乎？夫事之未来者虽未能逆料其有无，计之万全者不可不先为之擘画，臣愚过为之虑，今日西北诸边，祖宗以来所以备御之具固已详尽，惟此一处偶未之及，非遗之也，芽蘖未萌也，今则已暴著矣，所以先事而豫为之防者，兹其时乎。自昔中国守边者皆将卒守其内而拒戎人于外，兹地则彼反入吾之内而吾之所守者反在其外焉，彼所以从入者必有其物，皆一一推求其故，于其所经行之路则预扼其要冲，于其所屯聚之处则先据其形胜，勿但幸其眼前之无事，而必为后日之远图，议者若谓置为城守则馈饷为难，将至于汉人之劳费，盍思赫连之建国、元昊之列郡皆在此地，何从得食乎？《宋史》明言其地饶五谷，尤宜稻麦，汉人于境外轮台之地尚为之屯营，况此乃在黄河之南次边之地乎？臣请下合朝议，当此无事之秋，北敌远遁之际，遣通古今识事体大臣躬莅其地，详察可否，以闻傥以为可行，或于河之南筑城池以为之镇遏，或于河之北据要害以为之扼塞，或沿河之堧设营堡以防其径渡，事必出于万全然后行之，不然，较其利害足以相当，姑仍其旧可也。愚儒未履边地，姑以意言，可否惟上之命。

　　后汉王霸将弛刑徒六千余人，与杜茂治飞狐道，堆石布土，筑起亭障，自代至平城三百余里。

　　李贤曰：“飞狐道在蔚州飞狐县北，通妫州怀戎县，即古之蜚狐口也。”臣按：飞狐口在今蔚州广昌县。

　　北魏中书监高闾表以为：“北部所长者野战，所短者攻城，若以彼之所短夺其所长，则虽众不能成患，虽来不能深入，又彼散居野泽，随逐水草，战则与家业并至，奔则与畜牧俱逃，不赍资粮而饮食自足，是以历代能为边患，六镇势分，倍众不斗，互相围逼，难以制之。请依秦汉故事，于六镇之北筑长城，择要害之地往往开门，造小城于其侧，置兵捍守，彼既不攻城，野掠无获，草尽则走，终必惩艾，计六镇东西不过千里，一夫一月之功可成三步之地，疆弱相兼，不过用十万人一月可就。虽有暂劳，可以永逸。凡长城有五利，罢游防之苦，一也；北部放牧无钞掠之患，二也；登城观敌，以逸待劳，三也；息无时之备，四也；岁常游运，永得不匮，五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我朝建都于燕，切临边境，所以设险以捍蔽其国都者尤宜慎固，太行西来，逶迤而北，历居庸而东极于医巫闾，是为第一层之内藩篱也；又东起旧大宁界，越宣府、大同、代州之境而西至于保德州之黄河，又为第二层之外藩篱也；其内之藩篱天造地设，重冈叠嶂，以为国家北门之屏蔽，《易》所谓地险者也；若夫外之藩篱，固有天然之地险，然其间多有间断之处，因而补其缺、塞其罅以为外寇之防，则又赖乎王公之设险焉。臣闻云代一带其设墩台以守候也，有大边有小边，大边以谨斥候，小边以严守备，今诚于大边墩台之间、空缺之处，因其崖险，随其地势，筑为城墙以相连缀，实为守边长久之计。高闾谓六镇东西不过千里，一夫一月之功可成三步之地，强弱相兼，不过十万人一月可就。臣窃以为今山后缘边之地，东起永宁之四海冶，西底保德之河堧，自东而西，计其所长一千三百二十里而已，其间墩台相望，远者十数里、近者数里，就其空处而加筑塞之功，延引以相连接，亦无甚劳费者。昔人谓一月可就，臣请以三年为期，遇夫边方无警之秋、米谷丰登之岁，孟夏、仲秋天气温凉之候，量拨骑兵以为防护，借十万人之工力，费十数万之赀粮，三年之中仅劳一百八十日，成此千百年莫大之功，夫然则边城寇盗永清，国家藩篱益厚。高闾所谓五利者，彼徒托之空言，而我今日真实享其利矣。

　　唐高祖时，突厥岁盗边，帝会群臣问所以备边者，将作大匠于筠请于五原、灵武置舟师于河扼其入，中书侍郎温彦博曰：“魏为长堑遏匈奴，今可用。”帝使桑显和堑边大道，召江南船工，大发卒治战舰。

　　臣按：据于筠所请，于五原、灵武置舟师于河扼敌之入，彦博亦言魏为长堑，则是迤西黄河固可以行舟，而沿河之地亦可以堑也。

　　始，朔方军与突厥以河为境，非厓有拂云祠，突厥每犯边必先谒祠祷解，然后料兵度而南。时默啜悉兵西击突驰施，张仁愿请乘虚取漠南地，于河北筑三受降城，绝其南寇路。唐休璟以为两汉以来皆北守城，今筑城彼腹中，终为所有。仁愿固请，中宗从之，表留岁满兵以助功，咸阳兵五百人逃归，仁愿擒之，尽斩城下，军中股栗，役者尽力六旬而三城就，以拂云为中城南直朔方，西城南直灵武，东城南直榆林，三垒相距各四百余里，其北皆大碛也，斥地三百里而远，又于牛头朝那山北置烽候千八百所。自是突厥不敢逾山牧马，朔方益无寇，岁损费亿计，减镇兵数万。

　　王禹偁曰：“兵势患在不合，将臣患在无权，今固未能专委一人，则请于沿边要害之地为三城以备之，若有唐受降城之类，如国家有兵三十万人，使互相救援，责其成功。”

　　臣按：朔方军即今河套地也，唐初与突厥以河为界，则是固常守河矣，而张仁愿所筑三受降城皆在黄河之北、大漠之南。史谓中城南直朔方，意今河套之地；西城南直灵武，意今宁夏之地；东城南直榆林，意今在绥云之间。今其故址无复可考，说者多谓东胜州即古东受降城所在，其地今有断头山，地最肥腴且宜焉，疑即史所谓牛头朝那也。国朝设东胜卫于此，其后移于内地，宣德、正统间往往有建议者欲复其故，然而卒不果焉。夫自古守封疆者必据险阻，然守险也不守其险而守于险之外，若即险而守则敌与我共其险矣，是以古人之守江也必守淮而河亦然，唐人御突厥也，始以河为界，其后张仁愿乃建三城于河之外焉，是即守江之意，盖择其要害之地扼其吭而折其胁也，是以唐自有此城之后朔方益无寇，岁省费亿计，减镇兵数万，此其明验也。今日边城营堡措置已定，固无可更革之理，然事有暂劳而久安、费少而效大者，古人亦不惮改作，在乎行之有其渐、处之有其道焉耳。臣故微举其端而不敢尽其说，以候后之经国远图者云。

　　五代晋高祖割幽（今顺天地）、蓟（今蓟州）、瀛（今河间地）、莫（今任丘地）、涿（今涿州）、檀（今密云县）、顺（今顺义县）、新（今保安州）、妫（今隆庆州）、儒（今永宁县）、武（在今朔州西境）、云（今大同地）、应（今应州）、寰（今马邑县）、朔（今朔州）、蔚（今蔚州）十六州与契丹。

　　胡三省曰：“石晋以十六州与契丹，人以为北方自撤藩篱之始，予谓雁门以北诸州，弃之犹有关隘可守，若燕、顺、蓟等州则失地险矣。然卢龙之险在营（今昌黎等县地）、平（今永平地）二州界，自刘守光僭窃，周德威攻取，契丹乘间遂据营、平，自同光以来，契丹南来直抵朔易，其失险也久矣。其后天福八年，契丹主乃集山后，及卢龙兵合五万人，使赵延寿将之，经界中国。所谓山后即云、应诸州，而卢龙即幽州军号也。此乃天福初割与契丹之土地、人民，契丹用中国之将，将中国之兵，以攻中国，籍寇兵而赍盗粮，自此中国胥为患矣。”

　　臣按：石晋所赂契丹十六州地，幽、蓟、瀛、莫、涿、檀、顺七州在山前，新、妫、儒、武、云、应、寰、朔、蔚九州在山后，合前此契丹所自取营、平二州通计之，盖十有八州也。自是中国非但失其土地、人民，乃并其关隘而失之，晋人自捐其险隘与人，既无以自守其国，宋人承其后而不能复中国之旧，遂以白沟河为界，故二国所受祸略同。夫自晋天福元年以其地赂契丹，首尾四百五十余年，我太祖始援之于泥涂之中，又于此建都，则隮之天日之上矣。夫以百二山河而有天然之地险，重城万雉，屯百万貔貅于此镇压之，是诚万万年不拔之基也。今山前、山后皆吾中国之地，山前七州今为畿甸之地，太行西来，连冈垒嶂，环而绕之，东极于医巫闾之境以为内之藩篱，山后诸州自永宁四海冶以西，历云、代之境，重关列戍以为外之藩篱，苟委任得人、守御有法，可保其无外患也。惟昌平以东遵化、永平一带，往者有大宁都司兴营义会等卫在山之后以为外障，其后移入内地，以此之故，京师东北藩篱单薄之甚，异时卒有外患，未必不出于此，夫天下之患往往出于意料之外，然能谋画于未事之先而豫有以防备之，则所患者消泯于无迹矣。请下大臣议，居庸以东历黄花镇、古北口，直抵山海关山之后，皆荒漠无人之境，非如居庸以西大小边镇两层可以防备，若何可以善其后而使之永无外患，必有奇谋宏略出于其间，必不得已而臣有一见，请将洪武中大宁都司后移保定者立于永平，或遵化或蓟州以为重镇，凡旧所属卫所移于沿山要害，相为声势，仍于山之后去山五里，或十里或三四十里量其地势、因其形便筑为墩台，就其空缺之地接连以为边墙，就于其间择一要地设为关镇，屯军守备，以为乌梁海入贡之道，一以卫都城，一以护陵寝，此诚千万年之远谋也。不然，国家养锐储材，俟吾力有余而其机可乘，仍复洪武中山后帅阃之旧，俾与宣府、大同列为三镇，直达辽东之境，则是国家之险要既失，复得藩篱厚而无可乘之隙，根本固而无意外之患矣。伏惟圣明，当此太平无事之时，思患豫防，有以为国家万年无穷之虑，勿以为书生过虑而忽之。

　　宋仁宗时，范仲淹攻守二议，其议攻曰：“窃见延州之西、庆州之东，有贼界百余里侵入汉地，可攻之地其在外。此军行入界当先布号令，生降者赏，杀降者斩，得精强者赏，害老幼妇人者斩，拒者并力以戮之，服者厚利以安之，逃遁者勿追，疑有质也，居者勿迁，俾安土也，乃大为城寨以据其地。俟城寨坚牢，当留土兵以守之，方诸旧寨必倍其数，使使臣以安抚之，必严其戒曰贼大至则明斥候，召援兵，坚壁清野以困之外，至则扼险设伏以待之，居常高估入中及置营田以助之。如此，则分彼贼势，振此兵威，所用主兵官员使臣勇夫身死者居其前，可用策应者居其次，使臣中可当一队者参以前，队有心力干事者营立城寨。臣观后汉段纪明以骑三千、步万人、车三千两、钱五十四亿，三冬三夏，大破诸羌。如此，取下一处城寨，平定则更图一处，为据守之策。”

　　其议守曰：“西戎居绝漠之外、长河之北，倚远恃险，未易可取，建官置兵不用禄食，每举众犯边，一毫之物皆出其下，风集云散，未尝聚养。中国则不可，远戍之兵久而不代，负星霜之苦，怀乡国之望，又日给廪食，月给库缗，春冬之衣鞋、馈输满道不绝，国用、民力日以屈乏，军情愁怨，须务姑息，此中原积兵之忧也。臣谓塞垣镇守当务经远，臣观赵充国兴屯田，大获地利，遂破先零；魏武于征伐之中，令带甲之士随宜垦辟，故不甚劳大功克举，数年之中所在积粟食，廪皆满。唐置屯由天宝八年，河西收二十六万石、陇西收四十四万石，孙武曰分建诸侯以其利而利之，使其食地之毛，实役其人民之力，故赋税无转徙之劳，徭役无怨旷之叹。”

　　臣按：仲淹上攻、守二议，终之曰：“国家用攻则宜取其近而兵势不危，用守则必图其久而民力不匮，可谓得攻守之宜矣。”

　　仲淹又上和守攻备四策，其守策曰：“久守之计须用土兵，各谙山川习战斗，比之东兵战守功倍，然缘边次边土兵数少，分守不足，更当于要便城寨招置土兵，若近里土兵愿改隶边寨者，即迁其家团集之，何则？关内诸州土兵多在边上，或得代归营，数月之间复出远戍，岂徒星霜之苦极，伤骨肉之思，征夫不保其家，嫠妇颇多犯法，人情不免，久则怨起，如得并迁其家于缘边住营，更免出军，父母妻子乐于团聚，战则相救，守则相安。又缘边无税之地所招弓箭手，各使聚居险要，每一两指挥共修一堡，以全其家，与城寨相应，彼或小至则使弓箭手与诸寨土兵共力捍御，彼或大举则二旬之前必闻举集，我之次边军马尽可勾呼驻于坚城，以待敌之进退。缘边山阪重复，彼之重兵必循大川而行，先求疾速，俟其得胜，使我师沮而不出，方敢散兵虑掠，过越险阻更无顾虑。我若持重不战，则彼之重兵行川路中粮草无所给、牛羊无所获，不数日人马困毙，彼之重兵更不敢越险，又未能决胜，必不得已而散兵虏掠，我于山谷村落中伏精锐以待之，彼散掠之兵轻而寡弱，可击可逐，使散无所掠，聚不得战，欲长驱深入我则使诸将出奇以蹑其后，欲全师以归我则使诸城出兵以乘其弊，此守策之要也。”

　　其攻策曰：“臣常计陕西四路之兵数几三十万，非不多也，然各分守城寨，故每岁点兵不过二万余人，坐食刍粮，不敢举动，岁岁设备常如寇至，不知贼人之谋果犯何路。贼界则不然，种落散居，衣食自给，忽尔点集并攻一路，故动号十余万，以我分散之兵拒彼专一之势，众寡不敌，遂及于败，且彼为客当劳而反逸，我为主当逸而反劳。我若复用此计，彼劳我逸则取胜必矣。请于鄜延、环庆、泾原路各选将佐三五人、使臣一二十人、步兵二万、骑兵三千以为三军，以新定陈法训练岁余，候其精勇，然后观贼之隙，使三军互掠于横山，降者厚赏，各令安土，拒者并兵急击，必破其族。假若鄜延一军先出，贼必大举来应，我则退守边寨，或据险要，不与大战，不越旬日彼自困弊，势将溃归，则我环庆之师复出焉，彼若再图点集来拒王师，则又有泾原之师乘间而入，彼则奔命不暇，部落携怨，则我兵势自振，三五年间，山界可以尽取，此春秋时吴用三师破楚之策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仲淹所议攻守之策虽以防当时之西夏，然以通论后世之边事，势不同而理同，择而行之，举而措之，未必不可用也。

　　张亢上仁宗论边机军政所疑十事，其三曰：“今鄜延副总管许怀德兼环庆军马，环庆副总管王仲宝复兼鄜延，其泾原、秦凤总管等亦兼邻路，虽令互相策应，然环州至延州十四五程，直路亦不下十驿，泾原至秦州又远于此，若一处有事，自此发兵赴援而山谷险恶、人马已困，欲责其功，何可得也？”

　　臣按：兵势贵乎相接，苟相去悬绝，则首尾不能相应，必致缓不及事之失。

　　亢又言曰：“四路军马各不下五六万，朝廷尽力供亿而边臣但言兵少，每路欲更增十万人，亦未见成功之效。且兵无节制，一弊也；无奇正，二弊也；无应援，三弊也；主将不一，四弊也；兵分势弱，五弊也。有此五弊，如驱市人而战，虽有百万，亦无益于事。”

　　臣按：张亢所言五弊，非但当时有之而今世亦然。

　　欧阳修上英宗曰：“御边之备，东起麟府，西尽秦陇，地长二千余里，分为路者五而分为州为军者二十有四，而军州分为寨、为堡、为城者又几二百，皆须列兵以守之，故吾兵虽众不得不分，所分既多不得不寡，而贼之出也常举其国众合聚为一而来，是吾兵虽多分之而寡，彼众虽寡聚之为多，以彼之多击吾之寡，不得不败也。此城寨之法既不足自守矣，而五路大将军所谓战兵者分在二十四州军，欲合而出则惧后空而无备，欲各留守备而合其余则数少不足以出攻，退不能自守，所以用兵累年，终不能一出者，以此也。”又曰：“夫兵分备寡，兵家之大害也，其害常在我；以逸待劳，兵家之大利也，其利常在彼。今诚能反其事而移我所害者予敌，夺敌所利者在我，如此，则动而有成功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今日备边之地，东起辽东、西极陇蜀，非但若宋人之边地起麟府尽秦陇而已，洪武、永乐之盛，所守不过数处，然皆据其总会、扼其要害，人聚而力全，而彼之来有以待之，得以全力而制胜也。正统以后，分为堡寨日多，军卒之数不减前日而堡寨之设日益加多，诚有如欧阳修所谓吾兵虽多分之而寡，彼众虽寡聚而为多者也。今兵无可添而堡寨不可减，乞敕知边事大臣躬临边境，审视寨堡之设，若非要害或虽要害而兵力寡少不足以守之处，革其稍缓者而并归于最要害之地，如此，则城堡不虚设而将卒皆有用矣。

　　以上守边固圉之略（下）

卷一五二

　　▲列屯遣戍之製

　　《詩序》：《采薇》，遣戍役也。文王之時，西有昆夷之患，北有狁之難，以天子之命，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，故歌《采薇》以遣之、《出車》以勞還、《杕杜》以勤歸也。

　　程頤曰：“毒民而不由其上，則人懷敵愾之心矣。”又曰：“古者戍役，兩期而還。今年春暮行，明年夏代者至，複留備秋，至過十一月而歸。又明年中（仲同）春至，春暮遣次戍者。每秋與冬初，兩番戍者皆在疆圉，如今之防秋也。”

　　熊禾曰：“北部畏暑耐寒，又秋氣折膠則弓弩可用，故秋冬易為侵暴，每留屯以防。”

　　臣按：程頤前所言者，萬世為民用兵之大義；後所言者，萬世遣戍留屯之常製。

　　秦始皇既並天下，北築長城四十餘萬，南戍五嶺五十餘萬，驪山、阿房之役各七十餘萬，兵不足用而後發謫矣，其後裏門之左一切發之。

　　晁錯曰：“秦時北攻胡貉，築塞河上，南攻揚粵，置戍卒焉。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，木皮三寸，冰厚六尺，食肉而飲酪，其人密理，鳥獸毳（細也）毛，其性能（耐同）寒；揚粵之地少陰多陽，其人疏理，鳥獸希毛，其性能暑。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，戍者死於邊，輸者僨（疲也）於道，秦民見行如往棄市，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，先發吏有謫及贅婿、賈人，後以嚐有市籍者，又後以大父母、父母嚐有市籍者，後又閭取其左發之，不願行者深怨，有背畔之心。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（謂敗退）者，以計為之也，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，攻城屠邑則得其財物以富家室，則能使其眾蒙矢石、赴湯火，視死如生。今秦之發卒也，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，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複（複除也）。天下明知禍烈及己也，陳勝行戍至於大澤，為天下先倡，天下從之如流水者，秦以威劫而得之之弊也。”

　　易祓曰：“始皇既並天下，北築長城，南戍五嶺，又有驪山、阿房之役，兵不足用，乃至發謫，先發弛刑之類，次發賈人之類，次發治獄不直者之類，次隱宮刑徒者，次以嚐有市籍者，又其次則大父母、父母嚐有市籍者，先發裏門之左名閭左之戍，未及發右而二世立，複調材士五萬以衛鹹陽，民不聊生，天下騷動而勝、廣起矣。”

　　臣按：三代之遣戍役，不得已而遣之，反覆開諭，既憫其私情，複陳之以公義，蓋以仁義而行之也。秦人則不然，以威劫而行之而已，則行者豈能得其心而使之效其力哉？錯謂“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，以計為之也，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，攻城屠邑則得其財物以富其家室，故能使其眾蒙矢石、赴湯火，視死如生”，則以功利言，不如三代之使民專以道義為說也。雖然，人心不古，好義不如好利，所以勉勵中人以下者，亦不得不然。

　　秦用商鞅之法，月為更卒，已複為正一歲、屯戍一歲，力役三十倍於古。臣按：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者，正卒給中都官者也。

　　漢更有三品，有卒更、有踐更、有過更。古者正卒無常人，皆迭為之，一月一更，為更卒也。貧者欲得雇更錢，次直者出錢雇之，月二千，是為踐更也。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，亦名為更，律所謂繇戍也，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，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，又行者當自戍三日，不可往便還，因便往一歲一更，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以給戍者，是謂過更也。

　　馬端臨曰：“卒更者，正身供正役也。踐更者，以錢雇直，所直者內地，其役一月，不行者以錢雇代行者。過更者亦以錢雇直，所直者邊疆，其役三日，不行者以錢輸之縣官，縣官以給代行者。但所謂一歲而更者恐是並往回行程言之，遠戍且以兩月為行程，則每歲當役者十月，如是踐更則是一人替九人之役，如是過更則是一人替九十九人之役。夫戍邊重事而百人之中行者才一人，則兵之在戍者無幾矣。吾意，一歲而更是秦以此待謫戍者，本非正法，及其窮兵黷武，則雖無罪者及元係複除者皆調發之而儕之謫戍矣，漢初亦遵其法，後來乃著令，有罪者乃戍邊一歲，而凡民之當戍者不過三日，若不願行者則聽其出錢縣官以給戍者，為過更之法耳。”

　　臣按：漢時戍邊有過更之法，凡民當戍者不過三日，若不願行則聽其出錢縣官以給戍者。臣愚以為，此法今亦可行內地，衛所官軍戍邊者每歲分兩班赴邊屯戍，行程往來，頗為勞苦，且內地人多怯弱不耐寒苦，而其衛所輪差之際不免作弊。請準古過更法，每歲該戍邊方衛所官旗軍，餘計口出錢貼助應戍之人，其有壯健之士願受直代人出戍者，聽官為驗其身力年齒相當，一體給與，合得糧賞，惟在得人不必正身，此法今亦可行。

　　高祖十一年，發巴蜀材官衛軍霸上。景帝後二年，發車騎、材官屯雁門。宣帝神爵元年，發三河、潁川、沛郡、淮陽、汝南材官詣金陵。臣按：此漢初遣軍戍邊散見於史者。

　　文帝時，晁錯言於文帝曰：“胡人食肉飲酪，衣皮毛，非有城郭、田宅之歸，居如飛鳥走獸，於廣野美草甘水則止，草盡水竭則移，以是觀之，往來轉徙，時至時去，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畝（古畝字）也。今使胡人數處轉牧、行獵於塞下，或當燕代或當上郡、北地、隴西以候備塞之卒，卒少則入，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，有降敵之心，救之少發則不足，多發遠縣才至則胡又已去，聚而不罷為費甚大，罷之則胡複入，如此連年，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。陛下幸憂邊境，遣將吏發卒以治塞，甚大惠也。然令遠方之卒守塞，一歲而更，不知胡人之能，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，且以備之，以便為之高城深塹，先為屋室，具田器，予冬夏衣、廩食，其亡妻者官買予之，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，縣官為贖。其民如是，則邑裏相救助，赴胡不避死，非以德上也，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，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。以陛下之時，徙民實邊，使遠方亡屯戍之事；塞下之民父子相保，亡係虜之患，其與秦之行怨民，相去遠矣。”

　　臣按：今西北緣邊一帶，遼東、宣府、寧夏、甘肅四處無有州縣，而大同、延綏、涼洮等處皆有人民及蕃族，今亦編其丁壯與軍伍相兼守禦，然其民既已供賦役而又使之備戰陳，有事之時暫用之可也，無事之時一體與軍常操，似非人情所堪。臣請下山西、陝西二布政司，凡極邊去處如大同、延綏，民有願自投軍者免其戶糧十二石，就以為月糧，官不複支給，其本戶糧原數不及者以同裏人戶糧足其數，其近邊去處在千裏而近者，有願投軍者亦如之，免糧之外別免本戶敷科及凡雜役，俾其供送，凡投軍者加以義勇之名，俾其自備鞍馬、器械、糗襜隨軍征調，死不勾丁，有願替者聽似亦良便。

　　錯又言曰：“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，使屯戍之事益省，輸將之費益寡，甚大惠也。下吏誠能稱厚惠，奉明法，存恤所徙之老弱，善遇其壯丁，和輯其心而勿侵刻，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，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。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，古之置邊縣以備敵也，民至有所居，作有所用，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。使五家為伍而至於十連一邑，生死相恤，室屋完安，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。居則習於射法，出則教於應敵，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政定於外。服習收成，勿令遷徙，幼則同遊，長則同事，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，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，歡愛之心足以相死而勸以厚賞，威以重罰，則前死不還踵矣。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，但費衣糧，不可用也；雖有材力，不得良吏，猶亡功也。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，臣竊意其冬來南也，一大治之則終身創矣（創艾也）。欲立威者始於折膠，來而不能困，使得氣，後未易服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晁錯之策，欲募民相徙以實塞下，又欲置邊縣以備敵，然今日諸邊見有列屯坐食之兵，不須召募，舊有衛所營堡之製，不須置縣，但其所謂五家為伍合於古法。今不必以家為伍而以五人為伍，使其自相聯屬，或其戚屬或其交契，從其所好，官府因而什伍之，方其係籍食糧各仍其舊，惟於操練征調之際則用伍法焉。每伍同一字號，以一人為首，呼兵首，則五人必與偕，所聚集之處如錯所謂居則習為射法，出則教於應敵，起止相隨而暫離者有禁，器用相共而自私者有罪，中有嫌隙者許其明白告官而離合之，匿怨而貌從者同伍知而不告罪同，伍中不許飲博，惟合伍校射方許飲酒。遇有寇至，少至則因其人之多寡而遣吾卒以應之，彼以十人來吾以十人應之，彼以百人來吾以百人應之，吾之所謂十與百蓋以伍為卒，十人為五十人、百人乃五百人也，寇非大至，不以大眾。

　　武帝時，發天下七科謫出朔方。

　　張晏曰：“吏有罪一，亡命二，贅婿三，賈人四，故有市籍五，父母有市籍六，大父母有市籍七。”

　　臣按：武帝發天下七科謫，一曰吏有罪，秦始皇謫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，即此科也；二曰亡命、三曰贅婿、四曰賈人，即秦始皇三十三年發諸嚐逋亡人、贅婿、賈人擊南越也；五曰故有市籍與夫父母有市籍、大父母有市籍，是三者皆賈人之類也。武帝此七科，先儒謂其因秦人之舊。蓋兵出於農固有定籍，故於定籍之外立此七科，吏有罪者席其故官，亡命者去其鄉土，贅婿者托於婦家，賈人以下皆身不在農畝，是七者皆非調發所及，故謫之，此雖非先王令典，然亦可以製伏奸人，使皆為國禦寇，而亦寬農實邊之一助也。

　　明帝永平八年，詔郡國中都官，死罪係囚減罪一等，勿笞，屯朔方、五原之邊縣。後又詔詣邊者妻子自隨。

　　臣按：此秦漢以來謫有罪者戍邊之始。蓋置惡人於荒僻之地以禦魑魅，古典也。秦始皇謫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，漢武帝謫吏有罪者出朔方，其來遠矣，但有罪係獄者人非一等，有農民有遊民，與夫工商吏卒，不一類焉。彼夫農工商賈，平日習勞苦事、役作之人，用以戍邊無不可者，若夫名為士流係宦籍者，率多選軟脆弱之人，平日呻吟占畢，不經勞役，一旦使之被堅執銳以從事隊伍之間，以禦強虜，用此之儆眾庶，固為可矣，其如誤國計何？況邊塞之地，饋餉為難，內地米一斛至邊計其費不止三斛也，乃歲苦內地良民，運三十斛米以養一無用之人，無乃非計歟。必欲重困罪人，使彼知警，豈無別策而乃必用此乎？

　　明帝以後，又歲募郡國中都官死罪係囚出戍，聽從妻子，自占邊縣以為常。凡徙者皆給弓弩衣糧，於是北胡有變則置度遼營，南蠻或叛則置上林兵，羌犯三輔則置長安、雍二尉，鮮卑寇居庸則置漁陽營。

　　臣按：漢人守邊多是募兵，其所置兵營皆是蠻夷有變而後增之也。今日邊城之守、士卒之屯，皆是聖祖開國之初舊製，然歲久弊生，不無消乏軍伍，或不能如往時之盛，欲行漢人召募之法，然承平日久，民戀鄉土，必欲行國初簽補之例，然版籍已定，民或起怨。臣於“製國用”下嚐建因荒收兵之策，此策似亦可行，儻不棄芻蕘之言，斟酌行之，是亦足兵之一助也。

　　東漢自光武罷都試而外兵不練，雖疆場之間廣屯增戍，列營置塢，而國有征伐終籍京師之兵以出。蓋自建武迄漢衰，匈奴之寇、鮮卑之寇，歲歲有之，或遣將出擊，或移兵留屯，連年暴露而禁旅無複鎮衛之職矣。

　　臣按：漢人疆場之間既已廣屯增戍，列營置塢，而國有征伐又籍京師之兵，夫內地有寇可出京師兵以平之，若夫邊圉之寇必須用其邊兵，何則？蓋邊兵生長邊陲，慣於戰鬥，知敵人之情狀，識道路之迂直，且複屢經戰陳，目熟心定。若夫京畿之兵驕奢脆懦，目所未嚐見，身所未嚐經，況受命而總兵者皆天子之勳貴，報效而從征者皆是權貴富豪子弟，欲希功以得官耳，非實有材勇，欲敵所愾以建功業也，一至邊城，身既不能戰，反役使邊兵之善鬥者為之給薪水、供草料，及至寇退而論功，方且虛張功次，奪邊兵之虜獲，攘其首級以為己功，是以邊城一聞京軍之來，無不解體者。為今之計，緣邊一帶分定疆界，專責邊將守禦，不得已而出京軍，止用以為邊城之聲援，如大同則於應州或渾源州立一大營，宣府則於懷來或保安立一大營，其他遼東、甘肅諸處皆然，敵少入寇則各邊自為守戰，敵大入寇方許奏請京軍，如敵寇大同，京軍則於應州駐劄，敵寇宣府，京軍則於懷來駐劄，兵法先聲後實，每調一千則稱五千，用以為邊城之聲援，非其力果不能支而京軍不得貪功冒進，如此，則各邊將卒畏京軍之擾害且奪其功，無不奮誌效死矣。

　　唐方鎮節度使之兵，其原皆起於邊將之屯防者。唐初兵之戍邊者，大曰軍，小曰守捉、曰城、曰鎮，而總之曰道。自武德至天寶以前，邊防之製，其軍、城、鎮、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，已而更曰大都督，至太宗時，行軍征討曰大總管，在其本道曰大都督。自永徽後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，然猶未以名官。景雲二年，以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、河西節度使，自此而後接乎開元，朔方、隴右、河東、河西諸鎮皆置節度使。

　　臣按：唐初大總管，其後節度使，即今總兵官之職名。

　　德宗時，陸贄上言：“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，武欲勝其敵必先練其兵。練兵之中，所用複異，用之於救急則權以紓難，用之於暫敵則緩以應機。故事，有便宜而不拘常製，謀有奇詭而不徇眾情，進退死生惟將所命，此所謂攻討之兵也；用之於屯戍則事資可久，勢異從權，非物理所愜不寧，非人情所欲不固，夫人情者利焉則勸，習焉則安，保親戚則樂生，顧家業則忘死，故可以理術馭，不可以法製驅，此所謂鎮守之兵也。夫欲備封疆、禦戎狄，非一朝一夕之事，固當選鎮守之兵以置焉。古之善選置者必量其性習、辨其土宜、察其技能、知其欲惡，用其力而不違其性，齊其俗而不易其宜，引其善而不責其所不能，禁其非而不處其所不欲，而又類其部伍，安其室家，然後能使之樂其居、定其誌、奮其氣勢、結其恩情，撫之以惠則感而不驕，臨之以威則肅而不怨，靡督課而人自為用，弛禁防而眾自不攜，故出則足兵，居則足食，守則固，戰則疆，其術無他，便於人情而已矣。今者散征士卒，分戍邊陲，更代往來以為守備，是則不量性習、不辨土宜，邀其所不能，強其所不欲，求廣其數而不考其用，欲致其力而不察其情，斯可以為羽衛之儀而無益於備禦之實也，何者？窮邊之地千裏蕭條，寒風裂膚，驚沙慘目，與豺狼為鄰伍，以戰鬥為嬉遊，晝則荷戈而耕，夜則倚烽而覘，日有剽害之慮，永無休暇之娛，地惡人勤，於斯為甚，自非生於其域、習於其風，幼而睹焉，長而安焉，不見樂土而不遷焉，則罕能寧其居而狎其敵也。關東之地百物阜繁，從軍之徒尤被優養，慣於溫飽，狎於歡康，比諸邊隅，若異天壤，聞絕塞荒陬之苦則辛酸動容，聆強蕃勁虜之名則懾駭奪氣，而乃使之去親戚、舍園廬，甘其所辛酸，抗其所懾駭，將冀為用，不亦疏乎？矧又有休代之期，無統帥之馭，資奉若驕子，姑息如倩人，進不邀之以成功，退不加之以嚴憲，其來也鹹負德色，其止也莫有固心，屈指計歸，張頤待飼，僥幸者猶患還期之賒緩，恒念戎醜之充斥，王師挫傷則將乘其亂離，布路東潰，情誌且爾，得之奚為？平居則殫耗資儲以奉浮冗之眾，臨難則捐棄城鎮以搖遠近之心，其弊豈惟無益哉，固亦將有所撓也。複有抵犯刑禁，謫徙軍城，意欲增戶實邊，兼令展效自贖，既是無良之類，且加懷土之情，思亂幸災又甚，戍卒適足煩於防衛，諒無望於功庸，雖前代時或行之，固非良善之可遵者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陸贄此奏曲盡古今屯戍防邊之利害，所謂屯戍之兵，事資可久，勢異從權，非物理所愜不寧，非人情所欲不固，蓋處製天下之事，合於人情、宜於土俗，然後可以經久而不廢，事莫不然，不但屯戍一事也。其間所論人情苦樂之實、邊塞窮苦之狀，與夫分蕃更戍之無益，緣事謫戍之非宜，皆洞燭事情，切中時弊。人主宜寫一通於座右，朝夕目焉，則邊塞之苦如在目前，事機之宜如指諸掌，於是揆之人情，驗之時事，因其利而見於施行，究其害而痛加禁革，則邊防無事而中國？安矣。

　　贄又言：“理戎之要，最在均齊，故軍法無貴賤之差，軍實無多少之異，是將所以同其誌而盡其力也。如或誘其誌意，勉其藝能，則當閱其才、程其勇、校其勞逸、度其安危，明申練，核優劣之科以為衣食、等級之製，使能者企及，否者息心，雖有厚薄之殊而無觖望之釁，蓋所謂日省月試，餼廩稱事如權量之無情於物，萬人莫不安其分而服其平也。今者窮邊之地，長鎮之兵，皆百戰傷夷之餘，終年勤苦之劇，角其所能則練習，度其所處則孤危，考其服役則勞，察其臨敵則勇，然衣糧所給，惟止當身，例為妻子所分，常有凍餒之色，而關東戍卒歲月踐更，不安危城，不習戎備，怯於應敵，懈於服勞，然衣糧所頒厚逾數等，繼以茶藥之饋，益以蔬醬之資，豐約相形，隔絕斯甚，又有素非禁旅，本是邊軍將校，詭為媚詞，因請遙隸神策，不離舊所，惟改虛名，其於廩賜之饒，遂有三倍之益，此則儔類所以忿恨，忠良所以憂嗟，疲人所以流亡，經製所以褊匱。夫事業未異而給養有殊，人情不能甘也，況乎矯佞行而廩賜厚，績藝劣而衣食優，苟未忘懷，孰能不慍，不為戎首則已可嘉，而欲使其協力同心以攘寇難，雖有韓、白、孫、吳之將臣，知其必不能焉。養之若斯，可謂怨生於不均矣。”

　　臣按：陸贄之言雖是當時之弊，然今世兵在外則苦、在內則樂，在內則逸、在外則勞，朝廷所以廩賜之者，在外則薄、在內則厚，無以異於唐之季也。明主鑒贄斯言，痛革其弊，使之內外均齊，憫其苦而知其勞，時加優恤，比諸內地樂而逸者有加而無不及，如此，則士卒感恩思報，人心歸而氣勢壯、軍威振矣。

　　宋製，凡上軍遣戍皆本司整比，軍頭司引對便殿，給以裝錢，代還亦入見，犒以飲食，采拔精銳以補之，或退其疲老者。凡大祀有賞給，每歲寒食、端午、冬至各有特支，戍邊每季又加給銀、鞋，環慶緣邊難於爨給者又有薪水錢，其役兵勞苦者或季給錢，或川廣代還者別給裝錢，川廣之補卒或給時服錢屨，凡出外卒有口糧。

　　臣按：宋朝之所以優待邊戍之軍者如此其至，其出戍代還皆得引見，而所以賞給之者比諸內地之軍為加優，蓋宋太祖、太宗起自兵間，深知軍中利病而知邊戍之兵尤為勞苦，故優待之也如此。或者謂宋時賞給諸軍如此，國力焉得不屈？臣竊以為國家禍亂多起於寇盜，所以遏絕之者將卒也，國家誠省嬖幸之賞賜、異端之崇奉以為軍國之用，綽乎有餘裕矣。

　　宋製，蕃兵者，塞下內屬諸部落，團結以為藩籬之兵也。西北邊羌戎種落不相統一，保寨者謂之熟戶，餘謂之生戶。其大首領為都軍主，百帳以上為軍主，其次為副軍主，又有以功次補者，其官職給俸有差。

　　臣按：凡今天下邊防皆有夷人種類部落，馭之得其道，皆得其用，或以為捍蔽，或以為爪牙，或以為鄉道，或以為間諜，顧用之何如耳。楊（缺）謂：“禦得其道，狙詐皆作使，但不可偏徇專任而已。”

　　以上列屯遣戍之製
　

卷一五三

　　▲四方夷落之情（上）

　　《周礼》：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，辨其邦国、都鄙、四夷、八蛮、七闽、九貉、五戎、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、九谷、六畜之数要；周知其利害。

　　王知禹曰：“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，非特图也，又掌其地焉，东方曰夷其种有四，南方曰蛮其种有八，东南曰闽其种有七，西北曰貉其种有九，西方曰戎其种有五，北方曰狄其种有六，自邦国、都鄙至于夷、蛮、闽、貉、戎、狄，虽有内外之殊，然先王之政一视而同仁，其人民之所聚、财用之所出、九谷之所生、六畜之所产，其数要不可以不辨也，其利不可不知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天地之大德曰生，而其所以生者以人为贵，而人之中有居中者焉、有处外者焉。中者混而同，其性禀习俗虽有少异而其大略则同也；外者环而绕之，有接续之际而无混同之势，故其性禀习俗也，始而近也则大同而小异，终而远也乃至于背戾而悬绝焉。惟其势异而情殊，故帝王所以治之也修其教不易其俗、齐其政不易其宜，随机而应变，因事而制宜，要在使之各止其所而已。彼既止其所而不为疆场之害，则吾之内地华民得其安矣。

　　《王制》曰：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，不可推移。东方曰夷，被发文身，有不火食者矣；南方曰蛮，雕题交趾，有不火食者矣；西方曰戎，被发衣皮，有不粒食者矣；北方曰狄，衣羽毛穴居，有不粒食者矣。

　　郑玄曰：“五方之民性不可推移，地气使之然也。雕、文谓刻其肌以丹青涅之。不火食，地气暖不为病也。不粒食，地气寒少五谷也。”

　　吴澂曰：“皆有性谓其生禀各不同，不可推移谓其生禀一定而不可易。‘东方曰夷’以下言四夷异俗。文身与雕题同，衣皮与衣羽毛同，此亦言其俗之大略而已。”

　　《通典》曰：缅惟古之中华，有居处巢穴焉，有葬无封树焉，有手团食焉，有祭立尸焉，聊陈一二，不能遍举。其地偏、其气梗，不生圣哲，莫革旧风，训诰之所不可，礼义之所不及，外而不内，疏而不戚，来则御之，去则备之。

　　臣按：自古驭四夷之要法，不出乎来则御之、去则备之二言而已。（以上总论四夷）《舜典》：窜三苗于三危。

　　朱熹曰：“三苗，国名，在江南荆扬之间，恃险为乱者也。窜则驱逐禁锢之。”分北三苗。

　　朱熹曰：“北犹背也，其善者留，其不善者窜徙之，使分背而去也。”

　　《益稷》：苗顽弗即工，帝其念哉。帝曰：“迪朕德，时乃功，惟叙。皋陶方祗厥叙，方施象刑，惟明。”

　　蔡沈曰：“内而侯牧，外而蕃夷，皆蹈行有功，惟三苗顽慢不率，不肯就工，帝当忧念之也。帝言四海之内蹈行我之德教者是汝功，惟叙之，故其顽而弗率者则皋陶方敬承汝之功叙，方施象刑惟明矣。或者乃谓苗之凶顽，六师征之犹且逆命，岂皋陶象刑之所能致？是未知圣人兵刑之叙与帝舜治苗之本末也。盖威以象刑而苗犹不服，然后命禹征之，征之不服而又增修德教，及其来格然后分背之也。”

　　《禹贡》：三危既宅，三苗丕叙。蔡沈曰：“三危即舜窜三苗之地。”

　　吕祖谦曰：“三苗有罪自当窜逐，发政施仁自当及之，故治水至三危亦既使安居，大得其叙，后世以为投之四裔若弃之者，非圣人之心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夷者外蕃之总名，而经史所谓蛮则多指南方之夷也，夷之见于经者始于三苗，所谓苗民者《舜典》《禹谟》《益稷》《禹贡》《吕刑》皆具焉。帝舜授禅之初，既首窜之于三危，至禹治水时，其窜者既丕叙，其留者犹不即工，故帝命禹徂征，然犹逆命，及禹班师而后来格，于是考其善恶而分背之焉。盖有虞之世，西北之戎狄未炽，所虑者南方之蛮耳，故舜命皋陶为士，首举“蛮夷猾夏”为言。所谓蛮者盖三苗也，其始也即其极恶者而窜徙之，既窜之后而又于所留者分背其中之善与恶者焉，善者则奖之而加以恩，恶者则惩之而施以威，加以恩则彼知所慕而兴于为善，施以威则彼知所畏而不敢为恶，是则圣人之微权也。今自巴蜀以东，历湖南北、桂岭、云贵数千里溪峒山箐之中，有曰犵、曰狑、曰獠、曰猺、曰獞之类凡十数种，皆所谓蛮也，其间最轻捷者曰猫，说者谓此即三苗之后也。然今之猫依山以居，性习不常，无有伦纪礼义，观禹誓辞数苗之罪，谓其君子在野、小人在位，则是时之苗盖有国都、官属，但其用舍颠倒耳，非若今世之猫若猿猱然，无定居、无常业，不相统属也。国初于湖北、川东立宣慰司者五，曰永顺、曰保靖、曰贵州、曰思州、曰播州，又有宣抚司、安抚司及招讨司、长官司之设，外此所谓军民府及军民指挥使司者，又兼设土官以辖其夷人，随其地而设其官，因其俗而为之治，善者授以职，恶者分其势，是盖得有虞分背之义、《禹贡》丕叙之意也。

　　秦昭王使白起伐楚，略取蛮夷，置黔中郡。汉兴，改为武陵郡，岁令大人输布一匹、小口二尺，是谓賨布。臣按：汉武陵郡即今常德、澧、辰、沅等州郡是也。

　　始皇三十三年，发诸尝逋亡人、赘婿、贾人击南越，取其地置桂林、南海、象郡。又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，其先皆越王句践之后也，姓驺氏，秦已并天下，皆废为君长，以其地为闽中郡。

　　臣按：秦并百粤，岭南有三郡，桂林今广西地，南海今广东地，象郡今安南地也。盖越之地在古种类实多，故有百越之名，曰南越、曰瓯越、曰闽越、曰东越、曰于越，，其地非一处，其人非一种。然自秦汉以来，所谓于越、东越、瓯闽之类皆已久入中国，与齐、鲁、宋、卫无异，惟所谓南越者，其地西连湖湘，直抵滇贵，牂牁、越巂之境，山深而地险，犹有不尽归王化者时时为郡邑居民害。盖今日湖南北、广东西其郡邑皆错列山岭之间，与蛮夷杂居，但有险易之异耳，时或窃发，难于备御，非若西北边塞之有限隔也。

　　汉武帝时，欲伐闽越，淮南王安上书言：“越，方外之地，剪发文身之民，不可以冠带之国法度理也，自三代之盛，胡越不与受正朔，非强弗能服、威弗能制，以为不居之地、不牧之民，不足以烦中国也。南方暑湿，近夏瘅热，暴露水居，蝮蛇（噆也，音壑）生，疾疠多作，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，虽举越国而虏之不足以偿所亡。今以兵入其地，必雉兔逃入山林险阻，背而去之则复相群聚，留而守之，历岁经年则士卒罢倦，兵粮乏绝，民苦兵事，盗贼必起。兵者凶事，一方有急，四面皆耸，臣恐变故之生、奸邪之作，由此始也。臣闻天子之兵有征无战，言莫敢校也，如使越人蒙徼幸以逆执事之颜行（犹言雁行，谓在前），厮舆之卒有一不备而归者，虽得越王之首，臣犹窃为大汉羞之。”

　　臣按：闽越今福建地，其入职方已久，非复汉时旧矣，然刘安所言南方湿毒，兵入其地，不待兵刃先自病死，与夫兵至则潜藏，兵退则复聚，持久则士卒疲倦，民苦兵事。今日湖南、广右、云贵，其山箐之瘴疠，猫獠之情状，省民之受害，实与汉时无异也。明主在上，以天地为量，以宇宙为境，遇有远夷梗化，则如安言以方寸之印、丈二之组镇抚方外，不劳一卒、不顿一戟而威德并行，以一使之任代十万之师，毋使中国之民罹蝮蛇猛兽之毒，染呕泄霍乱之病，亲老涕泣，孤子啼号，迎尸千里之外，弃骨无人之境，如安所虑者，非独远夷之幸，实中国之幸也。

　　元帝初元三年，珠厓、儋耳郡率数年一反，杀吏，汉辄发兵击定之，至是诸县叛，连年不定，上谋于群臣，欲大发军，待诏贾捐之曰：“臣闻尧舜圣之盛，禹入圣域而不优，以三圣之德，地方不过数千里，西被流沙，东渐于海，朔南暨，声教讫于四海，言欲与声教则治之，不欲与者不强治也。殷周之地，东不过江、黄，西不过氐羌，南不过蛮荆，北不过朔方，是以颂声并作，人乐其生，越裳氏重九译而献，此非兵革之所能致也。至于秦，兴兵远攻，贪外虚内，而天下溃畔；孝武皇帝厉兵马以攘四夷，赋役烦重，寇贼并起，是皆廓地太大、征伐不休之故也。今关东民困，流离道路，至嫁妻卖子，法不能禁，义不能正，此社稷之忧也。骆越弃之不足惜，不击不损威，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，欲驱士众挤之大海之中，快心幽冥之地，非所以救饥馑、保元元也。且以往者羌事言之，暴师曾未一年，兵出不逾千里，费四十余万万，大司农钱尽，乃以少府禁钱续之，夫一隅为不善，费尚如此，况于劳师远攻，亡士无功乎？臣愚以为非冠带之国，《禹贡》所及、《春秋》所治，皆可且无以为，愿遂弃珠厓，专用恤关东为忧。”上以问大臣，丞相于定国以为：“前击珠厓兴兵连年，校尉及丞凡十一人，还者二人，卒士及转输死者万人以上，费用三万万余，尚未能尽降，今关东困乏，民难摇动，捐之议是。”诏珠厓民有慕义欲内属便处之，不欲勿强。

　　苏轼曰：“扬雄有言，珠厓之弃，捐之力也，否则鳞介易我冠裳，此言施于当时可也，自汉末至五代，中国避乱之人多家于此，今衣冠礼乐盖班班矣，其可复言弃乎？”

　　臣按：捐之谓非冠裳之国，《禹贡》所及、《春秋》所治，皆勿以为。臣窃以为，凡今日境土非祖宗所有者，则可用捐之之策，若夫祖宗初得天下即入版图者，其可以与人乎？况本中国膏腴之地、要害之塞，昔人所谓一寸山河一寸金者哉，非至于甚不得已而存亡安危之决在此，不可轻言弃也。

　　顺帝永和初，武陵太守上书以蛮夷率服，可比汉人增其租赋，议者皆以为可，尚书令虞诩独奏曰：“自古圣王不臣异服，非德不能及、威不能加，其兽心贪婪，难率以礼，是故羁縻而绥抚之，附则受而不逆，叛则弃而不追。先帝旧典贡税多少，所由来久矣，今猥增之必有怨叛，计其所得，不偿其费。”

　　臣按：帝王之驭外蕃，一惟以义胜之而不校其利，旧有者不取，则彼敢于恣肆；旧无者取之，则彼必至于怨望。吾惟循其旧而已，旧例之外毫末不加焉，然又必因其灾患匮乏而又时有所纵舍焉，不责其备，不逆其诈。

　　永和中，侍御史贾昌与州郡讨区怜等，岁余不克，帝召百官问以方略，皆议遣大将发荆、扬、兖、豫四万人赴之，李固驳曰：“荆扬盗贼盘结不散，长沙、桂阳数被征发，如复扰动，必更生患，兖、豫之人远赴万里，诏书迫促，必致叛亡，南州温暑，加有瘴气，致死亡者十有四五，远涉万里，士卒疲劳，比至岭南，不复堪斗，军行日三十里，而兖豫去日南九千余里，三百日乃到，人廪五升，用米六十万斛，不计将吏驴马之食，设军所在死亡必众，既不足御敌，当复更发，此为刻割心腹以补四支。九真、日南相去千里，发其吏兵犹尚不堪，况乃苦四州之卒以赴万里之艰哉？前中郎将尹就讨益州叛羌，益州谚曰‘虏来尚可，尹来杀我’，后就征还，以兵付刺史张乔，乔因其将吏，旬月之间破殄寇虏，此发将无益之效，州郡可任之验也。宜更选有勇略仁惠任将帅者以为刺史、太守，徙日南吏民北依交阯，还募蛮夷，使自相攻，转输金帛以为其资，有能反间致头首者许以封侯列土之赏，故并州刺史祝良性多勇决，张乔前有破虏之功，皆可任用。”四府悉从固议，即拜良为九真太守、乔为交刺史，乔至开示慰诱，并皆降散。良到九真，自行车入贼中，设方略，招以威信，降者数万人，皆为良筑起府寺，岭外复平。

　　臣按：李固此议言南方用兵之病弊，切中事情，使后世读史者至此，灼然如亲在行间目击其事，千古如一日也，至其所谓发将无益，州郡可任者，此皆已然之明效。然后世藩服郡守，任用不久，随即罢去，夷獠知其去任之速，不可倚仗，而后来之吏又未必然，往往疑信相半，故虽暂服而复叛也。请以今广西左右两江言之，两江地方二三千里，其所辖狼兵无虑十数万，今设为府者四、为州者三十有七，其府州正官皆以土人为之，而佐贰幕职参用流官，故今百余年间未闻有屯聚侵掠者，而所以为州县害者，皆是不属土官管束之人，错杂州县间者，其间虽或亦有有司带管及设土官巡检者，然流官无权，彼知其不久而轻玩之，而所谓土巡检者官卑力薄，不足以相钤制。臣愚以为，今日制驭驯服之策，莫急于立土官，请用左右两江之例而微寓夫设立军卫之意，盖左右两江府州之设，专以其地属之一姓，臣所谓微寓设立军卫之意者，众建官而分其权也。凡今猺獞与编民杂居州县之间，但彼依山箐以居耳，今宜特敕内外大臣躬临其地，召集其酋豪，谕以朝廷恩威，将授以官，如左右两江土官例，俾其子孙世享之，意有能率其种类五百名以上内附者即授以知州之职，四百名以下量授同知、判官、吏目等官，其官不拘名数，亦如卫所之制，既授其投词，不须勘实，官给以冠服，遣部属以驺从鼓乐送归所居，徐俾其择地立为治所，合众力成之，既成具奏请印，俾推其中一人为众所信服者掌印，则彼受朝廷爵命，必知所感慕，而其同类咸尊敬之，有不伏者彼仗国威并力除之不难矣，积久成俗，彼皆慕华风、习礼教而知杀掠之为非。况众设其官，势分力敌，自足相制，不能为乱，而其中不能无自相争讼者，须至申上司奏朝廷，则国家之势益尊，不劳兵戈而一方安靖矣。然所虑为后日患者，地界不明，异时不能无争耳，宜乘其初即遣官会同土酋分立地界，或以溪涧或以山阜，就于界上立石为识，大书深刻于上，曰某至某为有司界、至某为土官界，其中民地有深入其境者，即以外地无征者与民易之，随其广狭，不复丈量，其土酋所领地就俾其认纳税粮，定为额数，日后不得有所加增，如此处置，庶几其永无患乎。

　　唐贞元中，广西黄洞首领黄少卿者攻邕管及陷钦、横、贵等州，屡服屡叛。长庆初，经略使严公素复请讨之，兵部侍郎韩愈建言：“黄贼并是夷獠，无城郭可居，依山傍险，寻常亦各营生，急则屯聚相保，比缘邕管经略使多不得人，德既不能绥怀，威又不能临制，侵欺虏缚以致怨恨，蛮夷之性易动难安，遂致攻劫州县，侵暴平人，或复私仇，或贪小利，或聚或散，终亦不能为事。近者征讨本起于裴行立、杨旻，此两人者本无远虑深谋，意在邀功求赏，亦缘见贼未屯聚之时，将谓单约立可摧破，争献谋计，惟恐后时，朝廷信之，遂允其请。自用兵以来，已经二年，前后所奏杀获计不下一二万人，傥皆非虚，贼之所处又更荒僻，假如尽杀其人、尽得其地，在于国计不为有益，容贷羁縻，比之禽兽，来则捍御，去则不追，亦未亏损朝廷事势，请为选有材用威信、谙岭南事者为经略使，处理得宜，自然永无侵叛之事。”

　　臣按：韩愈所言自用兵以来已经二年，前后所奏杀获一二万人，傥皆非虚，贼已寻尽，此言非独当时之弊也，古今人情不大相远，举古可以知今，惟圣明留意，遇有远方捷报，以此言验之，洞见其真伪矣。至其请为选有材用威信、谙岭南事者为经略使，处理得宜，自然永无侵叛之事，此语诚古今处治南蛮之良策。大抵蛮性阴柔，倚山为势，军来则入山远避，军去则外出虏掠，如蝇蚋然，挥扇则飞散，收扇则复集，剿灭之甚难，且其地多瘴疠，中原之人惮入其地，未至固已怯畏，一入其地，气候不齐，蒸湿特甚，往往不战而死，既不可速战，又不可持久，所以自古用兵未有大得志于南蛮者也。虽然，天下之患皆有所以然之故，知其故而逆闭其涂，绝其根则其患自息矣。且今所谓猺獞者，非有强宗豪族，亦无深谋远虑，非欲争城邑，非欲收人心，不过欲虏掠财物而已，其所处深山大箐之中，不为宫室之奉，不为妻妾之用，不为子孙之计，所得之财将何所用，而用之将何所贸易哉？使吾内地之人不与之交通，则彼所得财无所用，而欲用之亦无所于售。为今之计，宜敕镇守都宪督责藩臬、帅阃及守令、将领，严束所部军民，不许与贼交通，凡军民人等有入山峒生理者，许其赴官告知，赍载某物赴某山峒货卖，官司给与印帖为照，无帖者不许，责令供结不敢将带违禁器物，惟许取其生口、米谷、土物，不许受其银两及其地所不产之物，违者枷号示众，没入其财物，亲属，邻保知情不首罪同，有首告者给以其财物三之一，如此，则彼得物无所售，而不劫质以求财而杀人以立威矣。又闻近年以来，其间城邑暮夜多有为贼所窃入者，非杀死官员掠去印信，辄避罪不以闻，推原其故，非彼之有能，乃吾之无备也，宜令守镇、都宪、总兵等官规画城池守备之法，行下军卫有司，俾其遵守则永无失矣。盖尝推求其所以窃入之故，多因军卫有司互相推调，夜间失于觉察，城邑往往至于失陷，盖非内无粮饷、外无救援，力屈而不能支也，今后凡有城池去处，责令军卫有司正佐官僚写立领状，责其与城相为存亡，有失陷者决不轻恕，则彼知罪责深重，不敢轻忽，则贼不能盗入矣。所谓规画守备之法者，每城必为内垣，荐棘树栅总为一门，昏夜既上城守，即不容复下，必至黎明然后开门，彼知无可生路，则寝不安席矣，又预蓄乳犬驯伏之，每五垛间用木为匮，悬一吠犬，微有风声，犬先知儆，彼不能架梯登垣，而盗入之计无所施矣。

　　《宋史》：古者帝王之勤远略，耀兵四裔，不过欲安内而捍外，非以求逞也。西南诸蛮夷，重山复岭，杂厕荆楚、巴巫、黔中，四面皆王土，乃欲竭上腴之征以取不毛之地，疲易使之众而得梗化之民，诚何益哉？树其酋长，使自镇抚，始终蛮夷遇之，斯计之得也。然无经久之策以控驭之，狌鼯之性便于跳梁，或以仇隙相寻，或以饥馑所逼，长啸而起，出则冲突州县，入则负固山林，致烦兴师讨捕，虽能殄除而斯民之荼毒深矣。

　　臣按：唐虞之世，东、西、北三边之夷皆不经见，而首见于经者南方之苗也，然三方之夷皆一面临边，夷居外而其中乃王土也，惟南徼之地则夷人错居王土之中，与居民相杂，故其害及民尤易，非若三边之寇，其来有时，其侵有处，其行有程，先时可以为备，临时不至于苍茫失措。

　　仁宗时，狄青请击侬智高，愿得西边蕃落兵自从，或谓南方非骑兵所宜，枢密使高若讷言：“蕃部善射，耐艰苦，上下山如平地，当瘴未发时疾驱破之，必胜之道也。”青卒用骑兵破贼。

　　臣按：蕃落之兵以骑射名天下，南夷闻之自然胆落，然臣以为用之于有事之时，不若无事之时遇有羌胡内附者，即优加养给安置此方，不徒今日徼南赖其用，亦可以销异时内地之祸。

　　宋初言于仁宗曰：“岭南外区瘴疠薰蒸，北方戍人往者九死一在，多发兵则粮乏，少则事不集，急责功则蛮遁逃不肯出，缓则复来扰人，是宜有以制之也。今闻发北兵逾万人戍岭外，下湿上蒸，病死必多，料群蛮势不久屯，击之必散，臣谓不如选一二健将，岁才留北兵五千人，分屯要害处，得善吏十数人分置诸州，募土人为乡军，复其租调，视州大小、户多少为之数，统以部伍，教以进退，皆以彼所长技与相追逐，率百人给北兵三十以劲弩利兵佐之，冬春则使深入扰其居，夏秋则使谨守防其略，彼虽能诱纳中国亡命，要之食尽必出虏掠，若其来也，大大斩获则终身创矣，威已立后可议招来，与之盟则固，许之臣则久，远期五年、近止一年，南方无事矣。”

　　臣按：说者谓征蛮无全胜之策，盖以其地炎燠卑湿，瘴疠特甚，中原士卒不服水土，不待戈矛之及、矢石之交，自相疾疫而死，虽有百万之兵，亦无所施故也。臣窃以为，瘴疠之灾特以加诸贫弱及不善调摄者尔，若夫为将帅居显要者则罕焉，请命彼处守土重臣，多方询察久谪彼地之人寿而健者，问其所以起居调摄之方，详稽备述，刻梓以颁示士卒，每队伍中选一人专司其事，有不遵条示而自恣不检者必加以罪，其所当备药饵、器具令有司给之。

　　张栻知静江府，奏：“本部备边之郡九，而邕、管为最重，邕之所管幅员数千里而左右两江为最重，自邕之西北有牂牁罗甸，自此而西南有安南诸国，皆其所当备者，然邕之戍兵不满千人，所恃以为篱落者惟左右两江溪峒共八千余处、民兵不下十万，首领世袭，人自为战，如古诸侯民兵之制，其去邕管近者余三百里，远者近千里，所恃以维持抚治之者，惟提举盗贼都巡检四人，各以戍兵百余为溪峒纲领，其职任可谓不轻矣，可不遴选其人，谨护其土，以为远方久远之计哉。”

　　臣按：唐分岭南地为五管，而桂、邕、容三管地属岭南西道，在于本朝，割容迤西之地属广东而广西实全得桂、邕二管及容管之少半。邕即今南宁府，其地控制左右两江，实为安南咽喉之地，国初因前代之旧，设太平、田州、思明、镇安四府，龙州等七州，正统初，又升思恩州为府，用其土人为守长，佐贰幕职则用流官，惟太平府全用流官而其属州仍其旧俗，凡此羁縻州郡面内岁久，首领世袭，人自为战，如古诸侯民兵之制，遇有征发亦赖其用，但今控制之戍仅有南宁驯象二卫、太平一所，似乎单弱，请如张栻所言，及今无事时，于此地屯兵以为重镇，遴选守将，谨护其土，以为久远之计，用以销变于未然。

　　安南，古交也。秦并天下，于此置象郡。秦亡，南海尉赵佗击并之，汉置九郡，九真、日南、象三郡是为交地，后女子征侧反，遣马援平之，立铜柱为汉界。唐始分岭南为东、西二道，置节度，立五管官南隶焉。五代刘隐并其地以为交阯节度使，其后管内大乱，有丁部领者定之，其子琏内附，宋封为交阯郡王（交人封王自此始）。传子璇，为黎桓所夺，淳化四年封桓为王，桓卒，子龙钺立，其弟龙廷杀钺而代之，龙廷欲修贡，安抚使邵晔以闻，真宗曰：“遐荒异俗，不晓事体，何可怪也。”仍封为王，赐名至忠，为其下李公蕴所夺，即封公蕴为王。李氏传八世，至昊旵，闽人陈日煚为其婿，遂有其国。

　　臣按：交阯本秦汉以来中国郡县之地，五代时为刘隐所并，至宋初始封为郡王，然犹授中国官爵勋阶，如所谓特进、检校、太尉、静海军节度、观察等使，及赐号推诚、顺化功臣，皆如内地之臣，未始以国称也。其后封南平王，奏章文移犹称安南道，孝宗时始封以王称国，而天下因以高丽、真腊视之，不复知其为中国之郡县矣。李氏传八世，陈氏传十二世，至日焜为黎季犛所篡，季犛上表窜姓名为胡一元，子苍易名篸，诈称陈氏绝嗣，奆为甥，求权署国事，我太宗皇帝从其请。逾年，陈氏孙名添平者始遁至京，诉其实，季犛乃表请迎添平还以国，朝廷不逆其诈，遣使送添平归，抵其境，季犛伏兵杀之，并及使者。事闻，太宗遍告于天地神祇，声罪致讨，遣征夷将军朱能等征之，能道卒，命副将张辅总其兵，生擒季犛及其子苍澄，献俘京师，诏求陈氏遗裔立之，国人咸称季犛杀之尽，无可继承者，佥请复古郡县，遂如今制立交阯都、布、按三司及各府州县卫所诸司，一如内地。其后有黎利者中官庇之，遂致猖肆，上表请立陈氏后，宣宗皇帝谓此皇祖意也，遂听之，即弃其地，俾复为国。呜呼，自秦并百郡，交阯之地已与南海、桂林同入中国，汉武立岭南九郡而九真、日南、交阯与焉，在唐中叶，江南之人仕中国显者犹少，而爱州人姜公辅已仕中朝为学士宰相，与中州之士相颉顽矣，奈何世历五代，为土豪所据，宋兴不能讨之，遂使兹地沦为侏离蓝缕之俗三百余年，而不得与南海、桂林等六郡，班班然衣冠礼乐以为声明文物之乡，一何不幸哉！其间宋人虽一逐其王，元人虽再入其国都，而终不能有。我太祖皇帝开国之初，陈氏首先纳款，太祖著之《祖训》，不许后人伐其国。陈氏为贼犛所戕，太宗皇帝体高皇之意，不绝陈氏之嗣，遣使送还其国，贼犛乃杀之，并及使者，不得已兴师平之，求陈氏后不可得，乃用汉、唐故事，复立郡县。而守臣不谨，遂至夷獠复肆，而黎利者以求得陈氏后为词，宣宗皇帝体文皇之心，俾复继陈氏之绝，不逆黎利之诈，遂为所蔽，群臣屡请兴兵讨之，章皇帝念圣祖之垂训，因置不问，而九真、日南之域，秦汉以来之遗民，既得见天日而又沦于幽谷之中，何其重不幸哉。窃惟今日疆域远过有宋，并于唐而不及汉者，以失岭外此三郡也，幸而得之而又失之，似若可惜，然守祖宗之训而不愆不忘，此继述之大孝、守成之大体也，所可惜者一方之民重不幸耳（安南疆域在秦汉为三郡地，今其地东起广东之钦州，迤西历广西之左江，至云南之临安、元江为界，钦以东海道与之对境，钦之西乃南宁府界，南宁之东南，思明府所属上思州忠州、上下石西诸州，太平府所属龙英、太平、安平、上下冻诸州皆与之接境，而龙州乃其所必由之路，而凭祥县则其要害也。镇安府所属有归顺及下雷峒，亦与接境，二峒迤西则云南界矣。临安之阿迷州、左能寨等九长官司皆其近界，元江有水路通之，而蒙自县则其所必由之路也。其道路在广西则由太平府历龙州及凭祥县抵其谅山府，至其所称东都者可七日程；在广东则自钦州西南一日至其永安州，由玉山等处至其东都可五日程；在云南则由临安府经蒙自县河底之莲花滩至其东都可四五日程，此中国与交南边境之大略也。以上言南夷）。

　　以上四方夷落之情（上）
　

卷一五四

　　▲四方夷落之情（中）

　　匈奴，其先夏后氏之苗裔，曰淳维。唐虞以上，有山戎、猃狁、薰鬻居于北边，随草畜牧而转移。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，其奇畜则橐驼、驴、羸（与骡同）、駃騠（生三日而超其母）、騊駼（生北海）、驒奚（駏驉也）。逐水草迁徙，无城郭常居耕田之业，然亦各有分地。无文书，以言语为约束。儿能骑羊，引弓射鸟鼠，少长则射狐兔，肉食。士力能弯弓，尽为甲骑。其俗，宽则随畜，因猎禽兽为生业，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，其天性也。其长兵则弓矢，短兵则刀鋋（铁杷小矛也）。利则进，不利则退，不羞遁走。苟利所在，不知礼义。自君王以下，咸食畜肉，衣其皮革，被旃裘。壮者食肥美，老者饮食其余。贵壮健，贱老弱。父死妻其后母，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。

　　臣按：汉史谓匈奴无文书，以言语为约束，自秦汉以至于唐宋皆然，蒙古始令西番僧帕克斯巴造为字书，今所谓蒙古字是也。

　　周武王世以时入贡，名曰荒服。其后二百有余年，周道衰，穆王之孙懿王时，王室遂衰，戎狄交侵，诗人始作疾而歌之，曰：“靡室靡家，猃狁之故。”至懿王曾孙宣王，兴师命将以征伐之，诗人美大其功，曰：“薄伐猃狁，至于太原。”是时四夷宾服，称为中兴。至于幽王用周姬褒氏之故，与申侯有隙，申侯怒而与畎戎共杀幽王于丽（与骊同）山之下，遂取周之地虏获而居于泾渭之间，侵暴中国。

　　匈奴之先自淳维，在殷时奔北方，至周末七国时而与燕、赵、秦三国为边邻。秦灭六国，始皇遣蒙恬北击胡，悉逐出塞，收河南地，渡河以阴山为塞，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。匈奴单于曰头曼，不胜秦北徙，至秦乱，稍度河与中国界于故塞。后为其子冒顿射杀之而自立为单于，遂东袭灭东胡，西击走月氏，南并楼烦，侵燕、代，悉复秦所夺匈奴地，其控弦之士三十余万。自淳维以至头曼千有余岁，其世传不可得而次，然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，尽服从北夷而南与诸夏为敌国，其姓世官号可得而记，曰单于，姓孪鞮氏，其国称之曰撑犁孤涂单于，匈奴谓天为撑犁（今犹谓为腾乞里，即撑犁也），谓子为孤涂，单于者广大之貌也，言其象天单于然也。

　　臣按：此北狄之在前汉者。

　　汉高祖七年，帝自将讨韩王信，信亡走，帝闻冒顿居代谷，欲击之，使人觇匈奴，冒顿匿其壮士、肥马，但见老弱及羸畜，使者十辈来皆言匈奴可击。高帝复使刘敬往使匈奴，敬还报曰：“两国相击，此宜矜夸见所长，今臣往徒见羸瘠老弱，此必欲见短伏奇兵以争利，愚以为匈奴不可击也。”是时汉兵已业行，高帝怒骂刘敬曰：“齐虏以口舌得官，今乃妄言沮吾军。”械系敬广武。高帝至平城，兵未尽到，冒顿纵精骑四十万骑围高帝于白登，七日，汉兵中外不得相救饷。高帝用陈平秘计，使使间厚遗阏氏，谓冒顿曰：“两主不相围，今得汉地而单于终非能居之也。”乃解围之一角，会天大雾，汉使人往来匈奴不觉，陈平请令强弩傅两矢外乡（去声），从解角直出。高帝出围至平城，汉大军亦到，胡骑遂解去。高帝至广武，赦刘敬曰：“吾不用公言，以困平城，吾皆已斩前使十辈矣。”乃封敬二千户为关内侯。

　　臣按：汉高祖以百战之余，所统皆奇才良将，且为匈奴所围者七日，不有陈平秘计，不几于危乎？然是时敌骑乃至四十万，则是北部之强自汉初已然矣。夫自高祖解围之后，至于我朝一千四百余年，中间历魏晋、隋、唐、宋，而北部之兴亡盛衰、起灭分合不知凡几变，而至于元极矣。盖天下理势相为乘除，物极则反，盛极而衰，亦必然之理也。何以明之？自古北部之为害者非以其地之广也，亦非以其人之众也，徒以其生长沙漠之外，逐水草以为居，捕野兽以为食而衣其皮，耐饥寒、习劳苦而不畏死，而中国之人好逸而不禁劳，不能忍饥而受寒，而又惜身爱命，以故往往为彼所胜耳。至于元人崛起，奄南北而有之，宫居而室处，衣锦而食粟，其黠慧者雅言而士行，阔步而宽衣，凡其自昔猛鸷之态皆变而为柔，耐苦之性皆变而为骄，其肢体筋骨无复如前日之耐饥寒、甘劳苦矣。一旦大兵南来，其主开建德门夜遁，仓卒随行者惟宫禁宿卫、京辇屯营者耳，若夫远宦之臣、外戍之卒，固不能尽从也，败亡之余归其故域者，盖亦无几，游魂残魄，苟延喘息于草野之间，分散而微弱，纷杂而无统，方且自相鱼肉、自相攘夺，救死扶伤之不暇，以故不能为我边防之害，虽有小警，不过鼠窃狗偷，非有深谋宿计、处心积虑如前代匈奴、突厥之所为者。我太宗皇帝亲统六师，凡六出塞，历数千里之远，穷其巢穴，彼皆雉窜鼠伏，无有敢张螳臂以当雷霆之威者，自洪武、永乐以来，其酋如布尼雅锡哩、玛哈穆特、阿噜多尔、济巴勒皆驽才下乘，非有冒顿之猛鸷、尚结赞之狡猾，虽或侵央随即破灭，惟托欢者挟托克托布哈以肆毒，其子额森继之，已已之变，非彼之能，乃吾谋臣之误也，使当时听大臣言，遣一裨将御之，不过旬日彼自去也，若夫统幕之还，分为数营，使彼不知所攻，不终日入怀来城矣，设使不分而我军中尚存前代之长技，如高祖解平城之围，令其强弩傅二矢外向，数万之弩次第齐发，彼安能薄我哉？然当是时彼悉其部落并胁乌梁海、海西诸部皆来，大众不满四五万，其视平城之四十万骑，何其多寡之悬绝也。自是以后，托欢为哈喇所杀，哈喇为博飖所杀，博飖之后，摩飖欢、奇木嘉色棱之徒皆是自相屠戮，衅生于党与，祸起于肘腋，未有父子继世者，是其无能为亦可见矣。虽然，蜂虿有毒，古人善喻，昔者阿固达之起于辽末，特穆津之起于金季，皆以其微弱而蔑视之也，为国者防微杜渐，恒恐祸生于所忽，譬则近山之居，虑有虎狼之害，则必高其垣墉、深其陷阱、塞其蹊隧而迂其往来之道径，则虎狼不能为吾畜产之害矣。我国家都燕，边防尤宜加慎，则夫关隘之修、兵备之饬、将师之任，兢兢然如蹈虎尾，如临深渊，一食息之顷、一寐之余，念兹在兹，无一念而不在兹，是惟宗社无疆之休。

　　晁错言于文帝曰：“今匈奴地形、技艺与中国异，上下山阪，出入溪涧，中国之马弗与也；险道倾仄，且驰且射，中国之骑弗与也；风雨罢劳，饥渴不困，中国之人弗与也，此匈奴之长技也。若夫平原易地，轻车突骑，则匈奴之众易挠乱也；劲弩长戟，射疏及远，则匈奴之弓弗能格也；坚甲利刃，长短相杂，游弩往来，什伍俱前，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；材官驺发，矢道同的，则匈奴之革笥、木荐弗能支也；下马地斗，剑戟相接，去就相薄，则匈奴之足弗能给也，此中国之长技也。以此观之，匈奴之长技三，中国之长技五。”

　　臣按：匈奴地形、技艺与中国异而各有所长，用兵者知其长短之所在，以其所长而乘其所短，掩吾所短而避其所长，则可以取胜而不败矣。

　　突厥阿史那氏，盖古匈奴北部也，居金山之阳，臣于蠕蠕，种裔繁衍。至吐门遂强大，更号可汗，犹单于也，妻曰可敦，其地三垂薄海，南抵大漠。隋末，始毕可汗咄吉嗣位，华人多往依之，控弦且百万。唐高祖起太原，遣使往聘与连和。

　　宋祁曰：“隋季世虚内以攻外，生者罢道路，死者暴原野，天下盗贼共攻而亡之，当此时，突厥最强，控弦者号百万，华人之失职不逞者往从之，共为之谋，导之入边，故颉利自以为强大，古无有也。高祖初即位与和，因子出军助讨贼，故诡臣之赠予不可计，于是扫国入寇，薄渭桥，骑蒙京师，太宗身勒兵显责而阴间之，戎始内阻，不三年缚颉利献北阙下，霆扫风除，其国遂墟。”

　　臣按：汉之冒顿控弦三十万，唐之颉利控弦几百万，宋之契丹、女真、鞑靼未必如汉、唐之盛，然而汉唐之世虽受其害而终不若宋朝之甚焉，盖汉、唐有边关以为之厄塞，宋则失其险隘而以内地为边故也。

　　回纥，其先匈奴也，元魏时号高车部，或曰敕勒，讹为铁勒，其部落曰袁纥、薛延陀等凡十有五种，皆散处碛北，至隋曰韦讫。其人骁强，初无酋长，逐水草转徙，善骑射，喜盗钞，臣于突厥，突厥资其才力雄北荒，后韦纥叛突厥，自为俟斤，称回纥，姓药罗葛氏，居薛延陀北娑陵水上，距京师七千里，众十万，胜兵半之。突厥已亡，惟回纥与薛延陀为最雄强，其后攻薛延陀残之，并有其地，遂南逾贺兰山，境诸河。天宝中，有裴罗者自称骨咄禄毗伽阙可汗，南居突厥故地，悉有九姓之地，斥地愈广，东极室韦，西金山南，控大漠，尽得古匈奴地。其后易回纥曰回鹘，言捷鸷犹鹘然。

　　臣按：有唐一代前曰突厥、后曰回鹘，期其最强者，突厥控弦多几百万，回纥悉有九姓之众，然皆居其境内而不得中国地，故其为害止于边地。宋之契丹、拓跋，其地与众未必过此二部，然契丹得幽燕十八州地，拓跋尽有兴夏之境，据中国地，用中国人，为中国害，此宋边患所以比唐为甚。今当以之为戒而防之于微，切不可使之得用吾逸出之人，据吾尺寸之地。

　　契丹之制，居有宫卫谓之鄂尔多，出有行营谓之巴纳，分镇边圉谓之部族，有事则以攻战为务，闲暇则以畋渔为生，秋冬则违寒，春夏则避暑，随水草以就弋猎。

　　《大明一统志》曰：北部种落不一，历代名称各异，夏曰獯鬻，周曰猃狁，秦汉皆曰匈奴。自汉以来，匈奴颇盛，后稍弱而乌桓兴，汉末鲜卑灭乌桓，尽有其地。后魏时，蠕蠕独强，与魏为敌，蠕蠕灭而突厥起，尽有西北地，唐灭之。五代及宋，契丹复盛，别部小者曰蒙古、曰泰楚特、曰塔塔尔，各据分地，既而蒙古兼并有之，遂入中国，传十四世遁于沙漠，传子阿裕尔实哩达喇，传托果斯特穆尔，为伊苏岱尔所杀，其部属皆奔散来附。洪武二十五年，遣将周兴往讨其罪，追至察察尔山，大败之，自是不敢近边者十余年。永乐间，有布尼雅锡哩者及其下玛哈穆特、阿噜台奉贡惟谨，因封玛哈穆特为顺宁王、阿噜台为和宁王。已而叛服不常，遣使谕之不悛，车驾屡亲征，布尼雅锡哩妻率其部属来朝，愿居京师。宣德中，玛哈穆特杀阿噜台，欲领部落，人心不服，乃求托克托布哈立为王，居沙漠北，玛哈穆特子托欢，托欢子额森，居沙漠之西北卫喇特地。

　　臣按：秦汉以来建都于关中、洛阳、汴梁，其边圉皆付之将臣，惟我朝都于幽燕，盖天子自为守也。前此都此者若金若元，而我朝则居中国之尽处而北临边夷，我之所以控而制之者固重而要，而彼之所以来而侵者亦速而近，所以思其患而预为之防者，比汉唐元宜倍加意焉。当夫无事之时而为先事之虑，毋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，毋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可也。君臣上下朝夕讲究，预求所以待彼及我所不可攻之策，必须尽善尽美，万全无弊，彼虽欲来也无可通行之径，彼虽欲攻也无可容足之地，彼虽欲变也无可乘起之隙，兢兢焉无事之时，恒以有事处之业业焉，彼虽不来，而吾切切焉如其祸患常在旦夕间焉，此无他，切而近也，宁过备而弃之，不后时而生悔。万一公卿相将及左右之臣有假镇静之术以掩其无能之迹，为必无事之言，以宽主上之忧，此皆奸邪小人，李期、赵高之流也。吕祖谦有言：“何能为之一言，实亡国败家之本，古人所谓一言而丧邦者也。”又曰：“何能为者，万恶之所从生也。”伏惟圣明留神省察。

　　《大明一统志》曰：乌梁海本春秋时山戎地，秦为辽西郡北境，汉为奚酋所据，东汉征败之，走匿松漠间，后魏之先复居于此，号库莫奚，后服属契丹，元为大宁路北境。本朝洪武二十二年，诏以乌梁海之地置泰宁、诺延、福余三卫以处之，为东北外藩，命其长为指挥使、指挥同知，各领其部。

　　臣按：三卫有以福余名者，古有扶余国，在玄菟北千里，或是其遗种，不可晓也。永乐初，弃大宁地与之，今其地密迩京师，岁岁朝贡不绝，用为藩屏。夫彼虽内附日久，然所以区处之者不可不以其道，赐予之者不可不以其节。窃闻景泰初三卫为北部所驱，窜名其中，随之来贡，我所以待之者比其常例加优数倍，彼乃愤然，谓我畏强而慢弱，遂坚从彼之心。噫，此乃陈平用草具间楚使之计，我偶袭而用之，不自觉也。

　　以上四方夷落之情（中）
　

卷一五五

　　▲四方夷落之情（下）

　　漢武帝元朔三年，張騫自月氏還，具為天子言西域諸國風俗：“大宛在漢正西，可萬裏。其東北則烏孫，東則於闐，於闐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，其東水東流注鹽澤，去長安可五千裏。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，至隴西長城，南接羌，鬲（與隔同）漢道焉。烏孫、康居、奄蔡、大月氏皆行國，隨畜牧，與匈奴同俗。大夏在大宛西南，與大宛同俗。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、蜀布，問安得此，曰：‘市之身毒。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裏，其俗土著，與大夏同。’度大夏去漢萬二千裏，居漢西南，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數千裏，有蜀物，此其去蜀不遠矣。今使大夏，從羌中，險，少北則為匈奴所得，從蜀宜徑，又無寇。”天子既聞諸國多奇物而兵弱，貴漢財物，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裏，重九譯，致殊俗，威德遍於四海，欣然以騫言為然，乃令騫因蜀犍為發間使，四道並出求身毒國，各行一二千裏。其北閉氐、筰，南閉巂、昆明，殺略漢使，終莫能通。騫又言於武帝曰：“臣居匈奴中，聞烏孫王號昆莫，今單於新困於漢而昆莫地空，蠻夷戀故地，又貪漢物，誠以此時厚賂烏孫，招以東居故地，漢遣公主為大夫結昆弟，其勢宜聽，則是斷匈奴右臂也。既連烏孫，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。”自是西域始通於漢，凡三十六國。

　　臣按：此自秦漢以來通西域之始。

　　光武建武二十一年，西域十八國俱遣子入侍，請都護，帝不許。諸國侍子久留敦煌，皆愁思亡歸，莎車王賢知都護不出，擊破鄯善，鄯善王安上書願複遣子入侍，請都護。帝報曰：“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，如諸國力不從心，東西南北自在也。”

　　班固曰：“孝武之世圖製匈奴，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，乃表河曲，列四郡，開玉門，通西域，以斷匈奴右臂，隔絕南羌月支，單於失援，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矣。然通西域近有龍堆，遠則蔥嶺，身熱頭痛，懸度之阨，淮南、杜欽、揚雄之論皆以為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，絕外內也。西域諸國各有君長，兵眾分弱，無所統一，雖屬匈奴不相親附，匈奴能得其馬畜、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，與漢隔絕，道裏又遠，得之不為益，棄之不為損，盛德在我，無取於彼。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，鹹樂內屬，數遣使置質於漢，願請都護，光武遠覽古今，因時之宜，羈縻不絕，辭而未許，雖大禹之序西戎、周公之讓白雉、太宗之卻走馬，義兼之矣。”

　　臣按：自漢遣張騫通西域後，而中國帝王當全盛時往往遣使遠通西域，在漢則為大宛、烏孫、於闐、龜茲、月氏諸國，在唐則為高昌、焉耆、龜茲、於闐、天竺諸國，在宋則為天竺、高昌、大食、於闐、龜茲諸國，在本朝則為哈密、和卓額爾、巴拉賽瑪爾、堪哈裏、於闐諸處。夫古今所謂西域者，其土壤山川不改其舊，但其名稱隨世更改，不可一一複識別也，惟所謂於闐者，自漢以來至於今日恒不改其舊稱焉，因此一國考史所紀方向、裏數，步而考之，似亦可以得其仿佛者矣。然聖人詳於治內而略於治外，因其名知其所在，隨其俗而處之，期為得矣，正不必如漢人之遣使臣、設都護、置質子、通昏姻、求珍貨，是皆無益於治亂。班因所謂得之不為益，棄之不為損，斯言盡之矣。惟今所謂哈密、齊勤、蒙古、罕都、安定、鄂端察遜皆前代中國之邊境，所謂敦煌、酒泉、伊吾之故地，洪武、永樂中因其土酋內附立以為衛，其地處吾近邊，薄於北部，不可概以外國視之，使為敵用，是亦漢人斷匈奴臂不使得以通羌之一策也。

　　《唐書》：吐蕃本西羌屬，蓋百有五十種，散處河湟、江岷間，有發羌、唐旄等，然未始與中國通。居析支水西，祖曰鶻提勃悉野，健武多智，稍並諸羌，據其地，蕃發聲近，故其子孫曰吐蕃而姓勃｛宀卒｝野。

　　宋祁曰：“唐興，四夷有弗率者皆利兵移之，蹶其身、犁其庭而後已，惟吐蕃號雄強，為患最久，讚普遂盡盜河湟、薄王畿為東境，犯京師，掠近輔，謀夫虓帥，圜視共計，卒不得要領，晚節自亡而唐亦衰焉。”

　　臣按：《唐書》謂吐蕃散處河湟、江岷間，河湟即今陝西西寧、河州等處，江岷即今陝西岷洮州及四川鬆茂等處也。

　　《大明一統誌》：西蕃即吐蕃也，其先本羌屬，散處河湟、江岷間，其酋發羌、唐旄等居析支水西，後有樊尼者西濟河，逾積石，居跂布川或邏婆川。隋開皇中，有論讚索者居牂牁西。唐貞觀中始通中國，既而滅吐穀渾，盡有其地，至唐末衰弱，種類分散，入內屬者謂之熟戶，餘謂之生戶。宋時朝貢不絕，其首領唃廝羅始居鄯州，後徙青唐，神、哲、高宗朝皆授以官。元憲宗始於河州置吐蕃宣慰司都元帥府，又於四川徼外置碉門、魚通、黎、雅、長河西等處宣撫司，世祖時複郡縣其地，設官分職，以吐蕃僧帕克斯巴為大寶法王帝師領之，嗣者數世，弟子號司空、司徒、國公，佩金玉印。

　　本朝洪武六年，詔吐蕃各族酋長舉故有官職者至京授職，遂置五衙門建官賜印，俾因俗為治，以攝帝師納木喀巴勒藏布為熾盛佛寶國師，元國公納木喀斯達克巴勒嘉勒燦等為都指揮同知、宣慰使、元師招討等官，自是蕃僧有封灌頂國師及讚善王、闡化王、正覺大乘法王、如來大寶法王者俱賜印章誥命，比歲或間歲赴京朝貢。

　　臣按：吐蕃之地，北起陝西之河湟，迤南曆四川，抵雲南西北之境。洪武六年，立都指揮使司者二，烏思藏、朵甘也；指揮使司者一，隴衛也。七年，又置宣慰司者三，朵甘及董卜韓胡、長河西魚通寧遠也，置招討司者六、萬戶府者四、千戶所者十有七，此皆在外化之境，歲通朝貢而已。自有西僧以來，此屬不為邊患，遇有寇盜朝遣僧諭之，尋即解散。若夫邊徼之內，如陝西之岷州、洮州，四川之龍州、黎州諸處，人雜氐羌，是皆吐蕃之種落，久已內屬，悉聽官府約束，不複生梗。惟所謂鬆潘者，其地險隘，饋寔為難，生蕃頑獷，屢為邊害，所以遏絕之者，區處未得其宜，蓋其地瘠而人貧，性躁而無常，然俗頗尚僧，請下群臣議，隨其俗以為治，於今屯軍去處，依岷州例建一大刹，擇蕃僧中之有道行為眾所信服者授以誥印識名，俾守其地，每歲遣人賞賚，仍於威州或茂州立一大營，退前時將卒於此守禦，扼其要害，通其互市，如此，則可以少紓蜀人輸運之苦，而息邊境劫掠之患矣。（以上西羌）

　　漢武帝元狩元年，始通滇國。元封二年，始置益州郡。明帝永平十二年，哀牢王柳貌率其民五萬戶內附，以其地置哀牢、博南二縣。唐玄宗開元二十六年，冊南詔為王，蠻語謂王曰詔，先有六詔，莫能相統，蒙舍詔最在南，至皮邏閣浸強大，乃求合為一，朝廷許之，徙居太和城。宋熙寧九年，大理遣使貢方物。政和九年，封其酋為大理國王。元憲宗二年，平大理，立為三十七郡。世祖自西蕃入大理，平雲南，遣將招降其酋長，遂分三十六路四十八甸，皆設土官管轄，以大理、金齒都元帥府總之。

　　本朝洪武十七年，立為麓川、車裏二宣慰使司，此外又有孟養、木邦、緬甸、老楇、八百、大甸宣慰司，其與麓川、車裏皆是百夷之種類也。

　　蘇轍曰：“蠻夷之人擾邊求利，其中非有大誌者，其類皆可以謀來也。愚嚐觀於西南徼外蠻夷，而求所以為變之始，而至於攻城郭、殺人民，縱橫放肆而不可救者，其積之莫不有漸也。夫蠻夷之民寧絕而不與通，今邊徼之上和其貨財而納之於市，使邊民淩侮欺謾而奪其利，長吏又以為擾民而不之禁，窮恚無聊，莫可告訴，故其勢必至於解仇結盟、攻剽蹂踐，殘之於鋒鏑之間，而使其誌得伸也。嗟夫，為吏如此，亦見其不知本矣。通關市，戢吏民，待之如中國之民，尚誰所激怒而為此哉？”（自金齒過蒲縹將至怒江，有屋床山，乃雲南百夷界限也，高山夾箐，地險路狹，馬不可並行，過是山三裏許即怒江，渡此江即百夷地也，沿河下數十裏，上高黎共山即今之通衢也，高黎共山路亦頗險，上二十裏下一陡澗，複上三十裏至山巔，夷人立柵為寨，遇寨複下四十裏詐平地乃麓川江上流，過此則無險隘之地矣。一路從怒江西上二十程至騰衝府，七日許到麓川，一路從雲南白崖過景東，從木通甸至彎甸渡河，入範施，約十日程到麓川，自怒江上流蒙來渡至景東沿河小渡十數處，皆可入境也。）

　　臣按：雲南地漢時已入中國，謂為西南夷，唐末為南詔所據，後為蒙、段二氏所有，自為一國，宋竟不能有之。元世祖始平大理，以其地內屬，本朝立為藩府，命黔國公世守之，今其雲南楚雄、臨安、大理等府設置如內地，而更以元江、永昌之外，麓川、車裏等處為西南夷，亦猶漢時自成都而視滇池也。國初止立麓川、車裏二宣慰司者凡七焉，七者皆百夷之地，而惟麓川最大且要，正統中以思任發梗化，降為隴川宣撫司。大抵雲南之地，其南以元江為關、以車裏為蔽而達於八百，其西以永昌為關、以麓川為蔽而達於木邦，西南通緬甸，底於南海，東南統寧遠而接乎安南，西北盡麗江而通乎吐蕃，所以製馭之者與南蠻、北狄不同，蓋彼去中國遠甚，其有叛亂不過梗化虧欠歲貢而已，不足為中國輕重也。為今之計，宜擇一要害地，或景東或騰衝，命將一員統軍於此守備，嚴禁中國客商，不許擅入其地，則彼不知中國虛實，而不為人所扇惑引誘，設為互市，有所交易，許其移文通譯，齎載以來，使彼知中國之貨難得，則不敢輕自棄絕矣。（以上西南夷）

　　《唐書》：高麗東跨海距新羅，南跨海距百濟，西北接營州。

　　《大明一統誌》：朝鮮國，周為箕子所封之國，秦屬遼東外徼。漢初，燕人衛滿據其地。武帝定朝鮮為真蕃、臨屯、樂浪、玄菟四郡。昭帝並為樂浪、玄菟二郡。漢末，為公孫度所據，傳至孫淵，魏滅之。晉永嘉末，始為高麗。高麗本扶餘別種，其王高璉居平壤城，即樂浪郡地。唐征高麗，拔平壤，置安東都護府，其國東徙，在鴨綠水東南千餘裏。五代唐時，王建伐高氏，辟地益廣，並古新羅、百濟而為一，遷都鬆嶽，以平壤為西京。其後子孫遣使朝貢於宋，亦朝貢遼、金，曆四百餘年未始易姓。元至元中，西京內屬置東寧路總管府，畫慈悲嶺為界。本朝洪武二年，王顓表賀太祖即位，賜以金印，誥命封高麗國王。二十五年，其門下侍郎李成桂主國事，更名旦，徙居漢城，遣使請改國號，詔更國號曰朝鮮。其國分八道，分統府、州、郡、縣。

　　臣按：高麗自晉代建國至是八百餘年，始易三姓，在唐以前所謂高麗者止是一國，五代以後乃並三韓、百濟而一之，在勝國時猶有耽羅，今耽羅亦為所有，其土壤比隋唐往征之時已數倍矣，然其國頗尚禮誼，安分守，自入國朝以來恭順朝廷，四時朝貢，不廢禮節，蓋得小國事大之禮。孟子曰“畏天者保其國”，朝鮮有之。雖然，先儒有言君臣之道各欲自盡而已，彼既盡夫畏天之誠，則吾所以待之者可不樂天以自居哉。仰惟大明麗天而萬方之遠無所不燭，彼夫星羅棋布之國，寸地尺天莫不在吾照臨之下，而此國者依吾暘穀之隅，庇吾扶桑之陰，而其所得之光輝獨先於他國者，非有所私近故也。昔者唐太宗以英武之君親駕於樂浪、玄菟之境，而卒不得誌，而我朝開明堂而坐受其朝，歲時節序而使幣往來，曾無虛月，是故德化感召之使然，而亦壤域接近之故也。

　　日本在東海之中，古稱倭奴國，或雲惡其舊名，故改名曰日本，以其近日所出也。

　　吳萊曰：“海東之地，為國無慮百數，北起拘耶韓，南至耶馬台而止，旁又有夷洲、鸑嶼，人莫非倭種，度皆與會稽臨海相望，大者戶數萬，小者僅一二百裏，無城郭以自固，無米粟以為資，徒居山林，捕海錯以為活。漢魏之際已通中國，其人弱而易製，慕容廆曾掠其男女數千，捕魚以給軍食。其後種類繁殖，稍知用兵，唐攻百濟，百濟借其兵敗於白江口，乃逡巡斂甲而退，今之倭奴非昔日倭奴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《皇明祖訓》所列諸夷國名凡十有五，而日本與焉，而於其下注曰：“日本國雖朝貢，時通奸臣，謀為不軌，故絕之。”蓋以此國其人雖粗知文字，而心實狡詐，海外諸蕃如占城、真臘、閔婆之類皆未嚐為邊境患，惟此一國居海之中，在勝國時許其互市，自四明航海而來，艨艟數十，戈矛劍戟莫不畢具，出其重貨貿易，即不滿所欲，燔焫城郭，鈔掠居民，海道兵卒無以應之，往往為海邊州郡害。聖祖灼知其故，故痛絕之，當開國之初，四夷賓服，惟茲倭奴時或犯我海道，故於山東、淮浙、閩廣緣海去處設為衛所居多，大抵為倭故也。宣德以前，彼猶出沒海濱以為民害，正統以後，蓋罕有至者矣。向時因風候遣舟師由海道以備之，近乃於緣海都司委都指揮一員統其屬衛，摘撥官軍，專以備倭為名，操習戰船以為防備，是以數十年來彼知吾有備，不複犯邊，時或數年一來朝貢，朝廷亦以其恭順之故而禮遇之。噫，前日之絕而今日之客，非自相戾也，前日之詐、今日之誠也，聖人何容心於其間哉？

　　以上四方夷落之情（下）
卷一五六

　　▲劫誘窮黷之失

　　《易師》：六五，田有禽，利執言（語辭），無咎。

　　程頤曰：“師之興必以蠻夷猾夏，寇賊奸宄，為生民之害，不可懷來，然後奉辭以誅之。若禽獸入於田中，侵害稼穡，於義宜獵取則獵取之，如此而動，乃得無咎。若輕動以毒天下，其咎大矣。執言，奉辭也，明其罪而討之也。若秦皇、漢武皆窮山林以索禽獸者也，非田有禽也。”

　　朱熹曰：“六五用師之主，柔順而中，不為兵端者也，敵加於己，不得已而應之，故為田有禽之象，而其占利以搏執而無咎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田有禽利執，則禽之不在田者不利執可知也。盜賊興於民間，戎狄侵於境內，此田有禽也，若夫未嚐侵吾地而害吾民，亦猶禽獸飛翔奔走於山林之中，固其所也，顧乃恣吾之貪欲，恃吾之勢力，以獮取之，豈所利哉？《易》曰“田有禽，利執言，無咎”，則禽之不在田，非唯不利執，執之必有咎可知矣。此非獨人事，蓋天道也。

　　《複》：上六，迷複，凶，有災眚。用行師，終有大敗；以其國，君凶，至於十年不克征。象曰：迷複之凶，反君道也。

　　程頤曰：“以陰柔居複之終，終迷不複者也。迷而不複，其凶可知。災，天災，自外來；眚，己過，由自作。既迷不複善在己，則動皆過失，災過亦自外而至，蓋所招也。迷道不複，無施而可，用以行師則終有大敗，以之為國則君之凶也。十年者，歲之終。至於十年不克征，為終不能行。既迷於道，何時而可也，以其國君凶，謂其反君道也。人君居上而治眾，當從天下之善，乃迷於複，反君之道也。”

　　張栻曰：“《易》之爻辭鮮有如是之詳，其凶鮮有如是之極者，而獨於《複》之上六言之，蓋自古亡家覆國，反道敗德，無所不在，其源起於一念之微，不能製遏之爾。夫以陰柔之才、去本之遠，所謂人欲肆而天理滅者，故有大敗終凶之戒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迷而能複，則其迷也不終於迷，而有遷善之機、改過之勇，而其蔽也不終於蔽矣。若夫昏迷而不複，必有天災，必有人禍也。凡事無不凶，而於行師尤甚，故一敗至於塗地，則禍延於國、災及於民，雖至於十年之久，天道雖變而國勢猶不能振也。智伯好戰而家以之亡，隋煬伐遼而國以之覆，其源之起，蓋智瑤好勝而楊廣貪功故也。念之迷而不知複反，君道之常逆天地之德，使其一敗之後迷而能複，如漢武帝末年有輪台之悔，其終亦不至於亡矣。

　　《春秋》：昭公十有三年，晉伐鮮虞。

　　胡安國曰：“人之所以為人，中國之所以為中國，信義而已矣。自春秋末世至於六國之秦，變詐並興，傾危成俗，河決魚爛，不可壅而收之，皆失信棄義之明驗也。”

　　《左傳》：隱公四年，眾仲曰：“兵猶火也，弗戢將自焚也。夫州籲弑其君而虐用其民，於是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，必不免矣。”臣按：弗戢自焚之言，用兵者所宜深戒。

　　《老子》曰：以道佐人主，不以兵強天下。其事好還，師之所處，荊棘生焉，大軍之後，必有凶年。林希逸曰：“好戰求勝，非國之福。”臣按：老氏好還之戒，即曾子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。

　　魏文侯問李克曰：“吳之所以亡者，何也？”李克曰：“數戰數勝。”文侯曰：“數戰數勝，國之福也，其所以亡，何也？”李克曰：“數戰則民疲，數勝則主驕，以驕主禦疲民，此其所以亡也。是故好戰窮兵，未有不亡者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戰而數勝，用兵者莫強也，然而往往至於亡，如苻堅、楊廣者，主驕民疲之故也，李克之言厥有旨哉。

　　漢文帝時，將軍陳武等議曰：“南越、朝鮮自全秦時內屬為臣子，後且擁兵阻阨，選蠕（謂動也）觀望。高祖時天下新定，未可複興兵。今陛下仁惠撫百姓，恩澤加海內，宜及士民樂用，征討逆黨，以一封疆。”孝文曰：“朕能任衣冠，念不到此。會呂氏之亂，功臣、宗室共不羞恥，誤居正位，常戰戰栗栗，恐事之不終。且兵，凶器，雖克所願，動亦耗病，謂百姓遠方何？又先帝知勞民不可煩，故不以為意，朕豈自謂能？今匈奴內侵，軍吏無功，邊民父子荷兵日久，朕常為動心，傷痛無日忘之。今未能銷距，願且堅邊設候，結和通使，休寧北陲，為功多矣，且無議軍。”

　　臣按：文帝此言見於《史記律書》，帝因陳武等請用兵而答之如此，且謂其素無心於居位，戰戰栗栗，恐事之不終。兵，凶器，雖能如所願，動亦耗病。今匈奴內侵，其心傷痛，無日忘之，但今未可如意，願且堅邊設候，結和通使，以休寧北陲，為功多矣，且無議軍。文帝此言所謂仁人之言也，故帝世百姓無內外之繇，得息肩於田畝，天下殷富，粟至十餘錢，鳴雞吠狗，煙火萬裏，可謂和樂。司馬氏載是語於《律書》之首，以見帝天性粹美，尚德化而不務兵戎，有製禮作樂之具也。

　　武帝元朔二年，匈奴入寇，遣衛青擊之，取河南地，立朔方郡。五年，遣青率六將軍擊匈奴，還以青為大將軍。明年，又率六將軍擊之。元狩二年，以霍去病為驃騎將軍擊匈奴，敗之，過焉耆至祁連山而還。四年，遣衛青、霍去病擊匈奴。元封元年，帝出長城，登單於台，勒兵而還。三年，遣趙破奴擊樓蘭。太初元年，遣李廣利擊匈奴。

　　胡寅曰：“武帝意廣欲多，窮兵黷武，以一馬之故，戰師萬裏，民力殫盡，海內嗟怨，盜賊群起，富庶之俗至於蕭然，釁自讒人，其後大禍延子孫，接刃闕下，流血盈溝，其應慘矣。向使遵文、景儉約之規，明《春秋》首惡之義，自家刑國措世安寧，豈有蕭牆之震驚、望思之痛悔哉？”

　　臣按：漢武戾太子據以元朔元年生，明年即命衛青擊匈奴，自是窮兵黷武，出塞窮追，雖能製勝快意於一時，然中國之人民死鋒鏑、膏野草亦多矣。嗚呼，天德好生而立君以養民，四夷入吾境、賊吾民，不得已驅而出之，使吾民不罹其害可也，彼不犯吾邊乃無故興兵出塞，求而擊之，其曲直有在矣。武帝好武功，武功非殺人不能成，帝所以立武功者，意欲絕邊患以為子孫計爾，殊不知武功既立，殺人必多，殺人者天必報之，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，觀武帝卒有太子據之禍，可鑒也矣。

　　元光二年，雁門馬邑豪聶壹因大行王恢言：“匈奴初和親，親信邊，可誘以利，伏兵襲擊，必破之道也。”上召問公卿，恢曰：“臣聞前代之時，北有強胡之敵，內連中國之兵，然匈奴不輕侵也。今以陛下之威，海內為一，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它，以不恐之故耳，臣竊以為擊之便。”韓安國曰：“臣聞高皇帝常圍於平城，七日不食，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。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，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公，故結和親，至今為五世利。臣竊以為勿擊便。”恢曰：“不然，高帝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，非力不能，所以休天下之心也。今邊境數驚，士卒傷死，中國槥車相望，此仁人之所隱也，故曰擊之便。”安國曰：“不然，臣聞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，占古語，重作事也。用兵者以飽待饑，正治以待其亂，定舍以待其勞，故接兵覆眾，伐國墮城，常坐而役敵國，此聖人之兵也。今將卷甲輕舉，深入長驅，難以為功。從行則迫脅，衡行則中絕，疾則糧乏，徐則後利，不至千裏，人馬乏食，兵法曰：‘遺人，獲也。’臣故曰勿擊便。”恢曰：“不然，臣今言擊之者，固非發而深入也，將順因單於之欲，誘而致之邊，吾選梟騎陰伏而處以為之備，審遮險阻以為其戒。吾勢已定，或營其左，或營其右，或當其前，或絕其後，單於可禽，百全必取。”上從恢議，以韓安國、李廣、王恢為將軍，將軍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穀中，陰使聶壹亡入匈奴，謂單於曰：“吾能斬馬邑令、丞，以城降，財物可盡得。”於是單於穿塞，將十萬騎入武州塞。未至百餘裏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，怪之。乃攻亭，得雁門尉史，知漢兵所居，單於大驚曰：“吾固疑之。”乃引兵還，漢兵追至塞，弗及，乃皆罷兵。王恢主別從代出擊胡輜重，亦不敢出。上怒，下恢廷尉，當恢逗撓，當斬。恢行千金丞相墶，墶言於太後曰：“王恢首為馬邑事，今不成而誅恢，是為匈奴報仇也。”太後以告上，上曰：“首為馬邑事者恢，故發天下兵數十萬，從其言為此。且縱單於不可得，恢所部擊單於輜重，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。今不誅恢，無以謝天下。”於是恢聞乃自殺，自是匈奴絕和親，攻當路塞。

　　胡寅曰：“武帝雄略不世出，用兵尤其所喜，然事未更練而昧於節要，豈有匿形致敵，覆十餘萬人而不露者乎？其不為人所敗也幸矣。覆者用兵之奇道也，善覆者靡不勝，遇覆者靡不敗。”

　　臣按：中國之所以取勝於外國者，不獨以威也，蓋亦有道焉耳。彼來犯我，我不得已而禦之，使彼不得侵我境土、害我人民、劫我畜產，是則帝王之道也。今乃設法以誘之，誘之為言，豈帝王之所務哉？誘之以義，固非待人之誠，況誘之以利乎？誘之以利，又從而害之，市井小人苟有知識者不為也，況帝王乎？韓安國所言多可取者，若帝王以天下為度，不以己私傷天下之公；若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，占古語，重作事也；若用兵者以飽待饑，正治以待其亂，定舍以待其勞，此聖人之兵也。漢去古未遠，其言必有所自雲。

　　宣帝時，欲因匈奴衰弱，出兵擊之，使不得複擾西域。魏相上書諫曰：“今邊郡困乏，父子共犬羊之裘，食草萊之實，常恐不能自存，難以動兵，軍旅之後，心有凶年，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。出兵雖勝，猶有後憂，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。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，風俗尤薄，水旱不時，按今年子弟殺父兄、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，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。今左右不憂此，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於遠夷，殆孔子所謂‘吾恐季孫之憂，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’。”

　　胡寅曰：“魏相之疏止無名之兵，弭連兵之禍，恐傷陰陽之和，以生蕭牆之憂，真經國之遠猷、宰相之能事也。其尤可服者，不隱風俗薄惡，子弟殺父兄、妻殺夫之變，直以告君，此則賢者或以為難也。人之常情喜聞美事而惡聞災禍，風俗薄惡而相不自欺，其賢矣哉。”

　　臣按：魏相此疏首列義、應、忿、貪、驕五兵之名於前而繼之以此，且謂不知此名何名，殆所謂忿與驕者乎。人君觀此，其毋急於求勝於人，而必先於求勝於己乎。求勝於人，雖勝猶有後憂，求勝於己，雖無一時之快，亦無異日之憂也。

　　靈帝建寧二年，詔遣謁者說降漢陽散羌，段以羌雖暫降，當複為盜賊，不如乘虛放兵，勢必殄滅。乃分遣兵進擊，追至窮山深穀之中，處處破之，斬其渠師以下萬九千級，分置安定、漢陽、隴西三郡，東羌悉平。凡百八十戰，斬三萬八千餘級，費用四十四億。

　　司馬光曰：“《書》稱：‘天地，萬物父母。惟人萬物之靈，亶聰明，作元後，元後作民父母。’夫蠻夷戎狄，就利避害，樂生惡死，亦與人同，禦之得其道則附順服從，失其道則離畔侵擾，固其宜也。是以先王之政，叛則討之，服則懷之，若乃視之如草木蟲蟻，不分臧否，不辨去來，悉艾殺之，豈作民父母之意哉？且羌之所以叛者，為郡縣所侵冤故也，叛而不即誅者，將帥非其人故也。苟使良將驅而出之塞外，擇良吏而牧之，則疆場之臣也，豈得專以多殺為快哉。”

　　臣按：元後作民父母，所謂民者，豈止中國之民哉？凡天地所覆載、具形體有知識者皆吾赤子也。聖人一視以同仁，兼愛夫內外遠近之民，惟恐一人之或失其所，苟限區域而為之愛惡，於遐外之民必欲剿戮滅絕之，豈父母之心哉？

　　熹平六年，護烏桓校尉夏育上言：“鮮卑寇邊，請發兵出塞擊之。”先是，護羌校尉田晏坐事論刑，欲立功自效，請中官王甫求得為將，乃拜晏為破鮮卑中郎將，大臣多不同者，乃召百官議。蔡邕議曰：“自匈奴遁逃，鮮卑強盛，據其故地，才力勁健，加以關塞不嚴，禁網多漏，精金良鐵皆為賊有，漢人逋逃為之謀主，兵利馬疾過於匈奴。今育、晏虛計二載，自許有成，若禍結兵連，豈得中休，當複征發轉運無已，是為耗竭諸夏，並力蠻夷。夫邊陲之患，手足之疥搔；中國之困，胸背之瘭疽。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，況此醜虜而可伏乎？天設山河以別內外，苟無蹙國內侮之患則可矣，豈與蟲豈之虜校往來之數哉？今乃欲以齊民易醜虜，皇威辱外夷，就如其言，猶已危矣，況得失不可量邪。”帝不從，遣育出高柳、晏出雲中，大敗，喪其節傳、輜重，各將數十騎奔還，死者什七八。

　　隋煬帝大業六年，帝幸突厥啟民可汗帳，高麗使者在啟民所，啟民不敢隱，與之見帝，裴矩說帝曰：“高麗，漢、晉皆為郡縣，今乃不臣，先帝欲征之久矣，今其使者親見啟民，舉國從化，可因其恐懼，脅使入朝。”帝從之，敕牛弘宣旨，令使者還語高麗王入朝。至是不至，乃謀討之，課天下富人買馬，匹至十萬錢，簡閱器仗，或有濫惡，使者立斬。敕幽州總管往東萊海口造船，官吏督役，晝夜立水中，不敢息，自腰以下皆生蛆，死者什三四。又敕河南、淮南、江南造戎車五萬乘，發河南、北民夫以供軍需。舳艫千裏，往來常數十萬人，晝夜不絕，天下騷動，士卒死亡過半，耕稼失時，穀價踴貴，鬥米直數百錢，重以官吏侵漁，百姓窮困，於是相聚為盜。至是所在蜂起，不可勝數，攻陷城邑，楊玄感等乘之而起，隋遂以亡。

　　胡寅曰：“煬帝前此下林邑，克契丹，大破吐穀渾，朝赤土，服伊吾，致高昌，降突厥，來處羅，無不如誌，此賢主所未必得者而煬帝能之，所謂天助不善，非祐之也，厚其毒而將降之罰耳。若使軍師說客於彼七國有摧敗齟齬，則遼東之行未必至若是勇也，以苻堅善於治國，兵威之敵施之江南，遂至亡滅，又況煬帝乎？故天以武功張於前，以禍亂蹙於後，然後逆賊之獄成而大罰加矣，網恢恢而不失，可不畏哉。”

　　葉適曰：“高麗本微賤不足論，然隋、唐之所以興亡節目關係卻在此。自秦漢以來，中國所甚患者不過匈奴，始皇時天下新統一，秘記言‘滅秦者胡也’，於是空國以事胡，又為奢侈奇刻以搖動之，陳勝、吳廣因以為亂；漢武帝亦緣累世為匈奴所侵，欲乘其富強並力除治，天下困弊，幾至大亂。若高麗，則東海一隅之小夷，本未嚐為中國之難，隋文帝新合天下為一，其時突厥已自稽首承順，煬帝巡遊親至突厥帳，偶因高麗之使在啟民所，緣裴矩一言，遂成此禍。裴矩見天下大勢已合，亦欲高麗效朝貢以見其得意，而不知大亂之端乃發於此。自此天下騷動，煬帝親屈萬乘至其國都，大合天下兵力以較一城之勝負，推理論之，無有不敗，雖以黃帝之兵無能為也，既不能克，遂至再伐，而天下已亂。蓋陳勝、吳廣所以亂秦者在匈奴，而楊玄感所以亂隋者在高麗。”

　　臣按：胡、葉二人之論，胡氏責其君，葉氏責其臣，其言皆切要，後人主欲興兵旅，宜以煬帝為戒，其臣有所建說者，宜以裴矩為戒。

　　唐貞觀十七年，新羅遣使言百濟與高麗連兵，謀絕新羅入朝之路，乞兵救援。上遣使齎璽書諭之，蓋蘇文不奉詔，使還上曰：“蓋蘇文弑君，不可以不討。”褚遂良曰：“今中原清晏，四夷懾伏，陛下之威望大矣，乃欲渡海遠征小夷，萬一蹉跌，傷威損望，更興忿兵，則安危難測也。”李世傑曰：“間者薛延陀入寇，陛下欲發兵窮追，用魏徵之言遂失機會，不然薛延陀無遺類矣。”上曰：“然，此誠徵之誤，朕尋悔之而不欲言，恐塞嘉言之路耳。”遂欲自征高麗，遂良複諫曰：“天下譬猶一身，兩京心腹也，州縣四肢也，四夷身外之物也。高麗罪大，誠當致討，但命一二猛將，將四五萬眾，取之如反掌耳。今太子新立幼稚，諸王陛下所知，一旦棄金湯之全，逾遼海之險，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，皆臣之所甚憂也。”群臣亦多諫者，上皆不聽。

　　範祖禹曰：“高麗臣屬於唐而其主為賊臣所弑，為大國者不可不討，然何至於自征之乎？太宗若從遂良之言，雖伐而不克，未大失也。”

　　太宗征高麗，房玄齡疾篤，謂諸子曰：“吾受主上厚恩，今天下無事，惟東征未已，群臣莫敢諫，吾知而不言，死有餘責。”乃上表曰：“《老子》曰：‘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。’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，拓地開疆亦可止矣。且陛下每決一重囚，必令三覆五奏，素膳止樂者，重人命也。今驅無罪之士卒，委之鋒刃之下，使之肝腦塗地，獨不湣乎？向使高麗違失臣節，誅之可也；侵擾百姓，滅之可也；它日能為中國患，除之可也。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，內為前代雪恥，外為新羅報仇，豈非所存者小、所損者大乎？願陛下許高麗自新，焚淩波之船，罷應募之眾，自然華夷慶賴，遠肅邇安。”

　　臣按：玄齡從太宗起兵間，熟知兵戈之害，且知道理、識事體，故其臨終之言懇款精切如此，所引決囚事以明人命至重，可謂納約自牖矣。

　　玄宗天寶六載，帝欲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，忠嗣上言：“石堡險固，吐蕃舉國守之，非殺數萬人不能克，臣恐所得不如所亡，不如厲兵秣馬，俟其有釁然後取之。”帝意不快，將軍董延光請行，帝命忠嗣分兵助之，忠嗣不得已，奉詔而不盡如所欲，李光弼曰：“大夫以多殺士卒之故，不欲成延光之功，雖迫於製書，實奪其謀也。何以知之？今以數萬眾授之而不立重賞，士卒安肯為之盡力乎。然此天子之意也，彼無功必歸罪於大夫，大夫何愛數萬段帛不以杜其讒口乎？”忠嗣曰：“今以數萬之眾爭一城，得之未足以製敵，不得亦無害於國，故忠嗣不欲為之。忠嗣今受責天子，不過以一將軍歸宿衛，其次不過黔中上佐，忠嗣豈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乎！”

　　臣按：帝王舉事以義理為主，使其地本吾物也，在吾有可取之義，因其釁而取之可也。苟非吾之故物而義有所不當，取彼雖有釁，吾亦不可幸災樂禍，出其不意而掩有之，況彼本無釁哉。

　　天寶十三載，劍南李宓擊南詔，閣羅鳳誘之深入至太和城，閉壁不戰。宓糧盡，士卒瘴疫、饑死什七八，乃引還，蠻追擊之，全軍皆沒。楊國忠隱其敗，更以捷聞，益發中國兵討之，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，無敢言者。

　　範祖禹曰：“壅蔽之為害深矣，明皇信一楊國忠，喪師二十萬而不知其不亡，豈不幸哉！國忠欺蔽如此，而舉朝亦無一人敢以實告其君者，蓋在位皆小人也。當是時，明皇享國四十餘年，自以為萬世之安而不知禍亂將發於朝暮，由置相非其人也，可不戒哉。”

　　胡寅曰：“楊國忠、鮮於仲通開南詔之隙，喪師幾二十萬，高仙芝擊大食，喪師三萬，安祿山討奚、契丹，喪師六萬，前此楊忠最討反蠻，所殺又十一萬夫。為天養人者天子之職也，將師殺之如此，而明皇不知，失職久矣，其能免乎。”

　　臣按：伊尹有言：“一夫不獲，時予之辜。”則是大臣受天子之托而為之養民，有一人之不得其所，乃其罪也。天子享萬民之奉而為之主，假有一人死於非命，固失其所以受天命為天養民之意，而有負於斯民所以奉我者矣，況數十萬人之命乎？人君宜體天心，恒自念曰一夫之生失其所，固相君者之罪，一人之死非其命，豈非君民者之罪乎。用是兢兢業業，深思遠念，非為民而不輕用人之命，如此，可以永保天命而仁聲洋溢於天下，慶澤流衍於萬世矣。

　　德宗時，吐蕃尚結讚屢遣使求和，上未之許，乃卑辭厚禮求和於馬燧，燧信其言，為之請於朝。李晟曰：“戎狄無信，不如擊之。”張延賞與晟有隙，數言和親便，上亦素恨回紇，欲與吐蕃擊之，遂與燧、延賞計，延賞又言晟不宜久典兵，上乃謂晟曰：“朕以百姓之故，與吐蕃和親決矣，大臣既與吐蕃有怨，宜留輔朕。”加晟太尉，罷鎮，時遣崔幹使吐蕃約和，尚結讚請以渾瑊主盟，盟於平涼，瑊發長安，晟深戒之，以盟所為備不可不嚴，延賞言於上曰：“晟不欲盟好之成，故戒瑊以嚴備，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，盟何由成？”上乃詔瑊切戒，以推誠待虜，勿為猜疑。瑊奏吐蕃決以辛未盟，延賞集百官稱詔示之，曰：“李太尉謂和好必不成，今盟日定矣。”晟聞之泣曰：“吾生長西陲，備諳虜情，所以論奏，但恥朝廷為犬戎所侮耳。”上始命駱元光屯潘原、韓遊環屯洛口以為瑊援，元光謂瑊曰：“潘原距盟且七十裏，公有急何從知之？請與公俱。”瑊以詔旨固止之，元光不從，與瑊連營相次，距盟三十餘裏。元光濠柵深固，瑊濠柵皆可逾也，元光伏兵於營西，遊環亦遣五百騎伏於其側，曰：“若有變，則汝曹西趨柏泉以分其勢。”將盟尚結讚，又請各遣遊騎數十，更相覘索，瑊許之。吐蕃伏精騎數萬於壇西，遊騎貫穿唐軍，入無禁，唐騎入虜軍悉為所擒，瑊等皆不知。入幕易禮服，虜伐鼓三聲，大噪而至，瑊自幕後出，偶得他馬乘之，伏鬛入其銜，馳十裏銜方及馬口。虜縱兵追擊，唐將卒死者數百人，副使崔漢衡被擒。瑊至其營，元光發伏成陳以待之，虜騎乃還。是日，上視朝，謂諸相曰：“今日和戎息兵，社稷之福。”柳渾曰：“戎狄，豺狼也，非盟誓可結，今日之事，臣竊憂之。”李晟曰：“誠如渾言。”上變色曰：“柳渾書生，不知邊計，大臣亦為此言邪？”皆頓首謝。是夕，韓遊環表言虜劫盟者，兵臨近鎮。上大驚，謂渾曰：“卿書生，乃能料敵如此其審耶？”上欲出幸，大臣諫而止。初，吐蕃尚結讚惡李晟、馬燧、渾瑊，曰：“去三人則唐可圖也。”於是離間李晟，因馬燧以求和，欲執渾瑊以賣燧，使並獲罪，因縱兵直犯長安，會失渾瑊而止。

　　範祖禹曰：“人君於其所不當疑而疑之，則於其所不可信而信之矣，此必然之理也。李晟之功，社稷是賴，德宗猜忌，使憂懼不保朝夕，至於才邪之詭計、戎狄之甘言則推誠而信之不疑，由其心術顛倒，見善不明故也。延賞以私憾敗國殄民，刑孰大焉，德宗曾不致詰，使之得保首領死牖下，幸矣。”

　　臣按：自春秋以後，世之盟者鮮矣，德宗乃聽小人之言而與吐蕃盟，雖以百戰功臣如李晟者屢言之而不見聽，卒墮外夷之計而為所笑，幸而不盡如其計。使其計果行，則李晟既已為所離間矣，而又失渾瑊、馬燧，而德宗豈不至於又出幸耶。嗚呼，柳渾之言藥石也，後世謀國者所當深念而以為戒。

　　陸贄言於德宗曰：“懷生畏死，蠢動之大情，慮危求安，品物之恒性。有天下而子百姓者以天下之欲為欲，以百姓之心為心，固當遂其所懷，去其所畏，給其所求，使家家自寧，人人自遂。家苟寧矣，國亦同焉，人苟遂矣，君亦同焉。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，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，擠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生也，從古及今未之有焉，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也，從古及今亦未之有焉。是以昔之聖王知生者人之所樂，而己亦樂之，故與人同其生而上下之樂兼得矣；知安者人之所利，而己亦利之，故與人同其安則公私之利兩全矣。其有反易常理，昏迷不恭，則當外察其倔強之由，內省於撫馭之失，修近以來遠，檢身而率人，故《書》曰‘惟幹戈省厥躬’，又曰‘舞幹羽於兩階，七旬有苗格’，孔子曰‘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，既來之則安之’，此其證也。如或昧於懷柔，務在攻取，不征教化之未至，不疵誠感之未孚，惟峻威是臨，惟忿心是肆，視人如禽獸而暴之原野，輕人如草芥而剿之銛鋒，叛者不賓則命致討，討者不克則將議刑，是使負釁者懼必死之誅，奉辭者慮無功之責，編以困於杼軸而思變，士卒以憚於死喪而念歸，萬情相攻，亂豈有定？一夫不率，闔境罹殃，一境不寧，普天致擾，兵禍結，變起百端，孔子曰：‘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，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，而謀動幹戈於邦內，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矣。’蓋必然之常理、至當之格言，足以為明鑒元龜，貫百王而不易者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贄言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，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，擠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生，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，從古及今未之有焉，此即《大學》絜矩之道，孔子所謂恕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也。人君恒書此數言於坐右，非為生人安眾，必不肯勞民殺人而為窮兵黷武之舉矣。

　　宋司馬光上英宗曰：“聖王謀事於始而慮終於微，是以用力不勞而收功甚大。竊見國家所以禦四夷之道，似未盡其宜當，其安靖附順之時，則好與之計較末節、爭競細故，及其桀傲暴橫之後則又從而姑息，不能深討。近者西戎之禍生於高宣，北狄之釁起於趙滋，而朝廷至今終未有悟，猶以二人所為為是，而以循理守分者為非，是以邊鄙武功皆銳意而生事，或以開展荒棄之地十數裏為功勞，或以殺略老弱之敵三五人為勇敢，朝廷稱其才能，驟加擢用，既而彼心忿恨，遂求報複，屠剪熟戶，鈔劫邊民，所喪失者動以千計，而朝廷但知驚駭，增兵聚糧，其致寇之人既不追究，而守邊之臣亦無譴責。如此而望疆場無虞，是猶添薪扇火而求湯之不沸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聖王之治天下一視同仁，彼處其域中而我興師出境，出其不意無備而襲之，欺其衰弱敗亡而殺之，則曲在我矣。臣請今後邊將有不稟朝命而擅出境襲殺者，雖功如陳湯亦必在所追究，若因而生事起釁者，痛加誅責，其一時蒙昧致有封爵，雖經數世，猶在所不宥。如此，則好功名、希爵賞之徒知所懼，而朝廷享安靖之福矣。

　　司馬光上神宗曰：羽翼未成，不可以高飛，近者未說不可以來遠，自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之王，下至齊桓、晉文之霸，未有不先治其內而能治於外者也。今朝廷之政未盡修，封域之中未盡治，內郡無一年之之蓄，左帑无累月之财，民间贫困，十室九空，小有水旱则化为流殍；承平日久，戎事不讲，将帅乏人，士卒骄惰，上下姑息，有如儿戏，教阅稍严，则愠怼怨望，给赐小稽，则扬言不逊，被甲行数十里，则喘汗不进，遇乡邑小盗，则望尘奔北，此乃众人所共知，非臣敢为欺罔也。兵法曰：“知彼知己，百战不殆。不知彼知己，一胜一负。不知彼不知己，每战必殆。”
　
卷一五七

　　△成功化

　　▲圣神功化之极（上之上）

　　《易乾》：元亨，利贞。

　　程颐曰：“上古圣人始画八卦，三才之道备矣，因而重之以尽天下之变，故六画而成卦，重干为《干》。乾，天也，天者天之形体，干者天之性情。乾，健也，健而无息之谓干。夫天专言之则道也，天且弗违是也，分而言之，则以形体谓之天，以主宰谓之帝，以功用谓之鬼神，以妙用谓之神，以性情谓之干。干者，万物之始，故为天、为阳、为父、为君。元亨利贞谓之四德，元者万物之始，亨者万物之长，利者万物之遂，贞者万物之成。唯《干》《坤》有此四德，在他卦则随事而变焉，故元专为善大，利主于正固，亨、贞之体各称其事，四德之义广矣大矣。”

　　朱熹曰：“元亨利贞，天道之常；仁义礼智，人性之纲。”

　　臣按：干之三画，万世文字之祖；元亨利贞四字，万世义理之宗。在天则为春夏秋冬，在人则为仁义礼智，流行于天地间则为元会运世。

　　彖曰：大哉乾元，万物资始，乃统天。云行雨施，品物流形。大明终始，六位时成，时乘六龙以御天。乾道变化，各正性命，保合太和，乃利贞。首出庶物，万国咸宁。

　　程颐曰：“卦下之辞为彖，夫子从而释之，通谓之彖，彖者言一卦之义。大哉乾元，赞乾元始万物之道大也，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，偏言则一事，专言则包四者。万物资始，乃统天，言元也，乾元统言天之道也，天道始万物，万物资始于天也。云行雨施，品物流形，言亨也，天道运行，生育万物也。大明天道之终始，则见卦之六位各以时成，卦之初终乃天道终始，乘此六爻之时乃天运也。以御天，谓以当天运。乾道变化，生育万物，洪纤高下，各以其类，各正性命也。天所赋为命，物所受为性。保合太和，乃利贞，保谓常存，合谓常和，保合太和是以利且贞也。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者，保合太和也。天为万物之祖，王为万邦之宗，乾道首出庶物而万汇亨，君道尊临天位而四海从，王者体天之道则万国咸宁矣。”

　　朱熹曰：“此专以天道明《干》义，又析元亨利贞为四德以发明之。盖尝统而论之，元者物之始生，亨者物之畅茂，利则向于实也，贞则实之成也，实之既成则其根蒂脱落，可复种而生矣，此四德之所以循环而无端也。然而四者之间，生气流行，初无间断，此元之所以包四德而统天也。其以圣人而言，此孔子之意，盖以此卦为圣人得天位、行天道而致太平之占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自古言君德者必曰干，干即天也，干之所以为干者，以其有元亨利贞之四德也，是故人君居天之位，必备干之德，然后足以体天而立极焉。必能贯天德于始终，时乘六阳以行天道，斯为乾德之元亨；必能全万物之性命，首出庶物以致太平，斯为乾德之利贞。

　　《文言》曰：元者善之长也，亨者嘉之会也，利者义之和也，贞者事之干也。君子体仁足以长人，嘉会足以合礼，利物足以和义，贞固足以干事。君子行此四德者，故曰“干，元亨，利贞”。

　　程颐曰：“它卦彖象而已，独《干》《坤》更设《文言》以发明其义，推干之道施于人事，元亨利贞干之四德，在人则元者众善之首也，亨者嘉美之会也，利者和合之义也，贞者干事之用也。”

　　朱熹曰：“元者生物之始，天地之德莫先于此，故于时为春，于人则为仁而众善之长也。亨者生物之通，物至于此莫不嘉美，故于时为夏，于人则为礼而众美之会也。利者生物之遂，物各得其宜，不相妨害，故于时为秋，于人则为义而得其分之和。贞者生物之成，实理具备，随任各足，故于时为冬，于人则为智而为众事之干。干，木之身而枝叶所依以立者也，以仁为体则无一物不在所爱之中，故足以长人。嘉其所会则无不合礼，使物各得其所。利则义无不和。贞固者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，所谓知而弗去者也，故足以为事之干。非君子之至健，无以行此，故曰乾元亨利贞。”

　　臣按：朱熹谓“元者善之长”以下四句说天德之自然，“君子体仁足以长人”以下四句说人事之当然。《干》之《文言》虽通上下而言，然其于人君之身尤切，《干》有四德以元为众善之首，人君必体元之德以君长乎人，然后合乾德而尽君道焉，有此众善于身而嘉其所会，利宜于物正而又固焉，故其于礼也无所悖，于义也无所乖，于事也有其干。何者而不出于众善之元乎，是则礼也、义也、事也皆善也，而元则为善之长焉。夫人必备众善之长，然后能为众人之长，上体夫天德之元，中体夫人心之仁，四端万善皆在乎所体之中，万姓兆民皆在乎所长之下，则干之德不在天而在君矣。

　　九五曰“飞龙在天，利见大人”，何谓也？子曰：“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。水流湿，火就燥，云从龙，风从虎。圣人作而万物睹，本乎天者亲上，本乎地者亲下，则各从其类也。”

　　程颐曰：“进位乎天位也，圣人既得天位则利见在下，大德之人与共成天下之事，天下固利见夫大德之君也。”又曰：“人与圣人类也，五以龙德升尊位，人之类莫不归仰，况同德乎？上应于下，下从于上，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也。流湿就燥，从龙从虎，皆以气类，故圣人作而万物皆睹，上既见下，下亦见上。物，人也。本乎天者如日月星辰，本乎地者如虫兽草木，阴阳各从其类，人、物莫不然也。”

　　朱熹曰：“刚健中正以居尊位，如以圣人之德居圣人之位，故其象如此。”又曰：“作，起也。物，犹人也。睹释利见之意也。本乎天者谓动物，本乎地者谓植物，物各从其类，圣人，人类之首也，故兴起于上而人皆见之。”

　　臣按：《干》之六爻皆以龙为象，盖龙之为物，禀至阳之精，神灵莫测，变化无穷，故以象乾道之变化、阳气之消息焉。然是龙也，始而潜，继而见跃，又进而为飞则当五位，则是以圣人之德居天子之位也，易之六十四卦凡三百八十四爻，皆莫有过于此爻者也，是以自古称颂人君者必曰飞龙九五焉。九五之象曰飞龙在天，大人造也，是言圣人有德有位，制礼作乐可以有为，此其时也。《文言》曰“飞龙在天，上治也”，是言圣人居上临下，得时行道，统治万民，此其象也。又曰“飞龙在天，乃位乎天德”，是言圣人体元长人，以天之德居天之位，此其事也。夫《干》之六爻，何者而非天德乎，而五为天位，乃天德之得位者焉，然是天德也非一端也，天之德即干之德，干之德即圣人之德，故又赞之曰：“大哉干乎，刚健中正，纯粹精也。”朱熹曰：“刚以体言，健兼用言，中者其行无过不及，正者其立不偏。四者干之德也，纯者不杂于阴柔，粹者不杂于邪恶，盖刚健中正之至极而精者，又纯粹之至极也。”由是以观，干之为德大矣、备矣，无以加矣。然此七德者人君固当全备而无亏欠，然就其中七者而言，而此刚健中正四者尤为其要者也，又就四者而言，则刚健二者尤其要也，又就二者而言，则刚之为德乃阳之本体、《干》之大用，而于君德尤为至要者焉。臣愿九五飞天之大人，本乎刚以为德，有刚以为体，则其为用也无不健矣，以刚为体、以健为用事之行也，必由乎中事之立也，必本乎正心，心在焉事事而思之极深，研几而必求至乎精义入神之地，则七德备乎己，而凡所谓元亨利贞之四德修之而为德行，发之而为德业，何者而非乾德之流行者乎？

　　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，与日月合其明，与四时合其序，与鬼神合其吉凶。先天而天弗违，后天而奉天时。天且弗违，而况于人乎，况于鬼神乎？

　　程颐曰：“大人与天地日月、四时鬼神合者，合乎道也。天地者道也，鬼神者造化之迹也，圣人先于天而天同之，后于天而能顺天者，合于道而已，合于道则人与鬼神岂能违也。”

　　朱熹曰：“大人即释爻辞所利见之大人也，有是德而当其位，乃可以当之。人与天地、鬼神本无二理，特蔽于有我之私，是以梏于形体而不能相通。大人无私，以道为体会，何彼此先后之可言哉？先天不违，谓意之所为默与道契；后天奉天，谓知理如是，奉而行之。”

　　臣按：上天下地而圣人居乎其中，日月之代明、四时之错行、鬼神之显微，圣人无一而不与之合焉。所谓合者，岂区区然以效法比并之哉？盖圣人居天位，备天德，心与天通，道与天契，一念合天，何往不济，况地者天之对而日月为天地之精华，四时为天地之运动，鬼神又天地之功用者哉。其大者既合，则其他无不合矣。天既合矣，是以心神运动，天人合同，视于无形，听于无声，先天之意而有所为，非有意于求天之从而天自不能以违我也。承天之意与时偕行，因其时序之常而制为时措之宜，无非以奉乎天而已，是则先于天而天不违我，后乎天而我不逆天，自非圣人德合乎天，何以能先后于天而相与之和同也哉？然则未至于大人之地而居大人之位者，何以致其力哉？亦曰公而已矣。朱子所谓“蔽于有我之私，梏于形体而不能相通”则非公矣。天者公而已，圣人无私，亦天也，此其所以与天合与，既公矣又何加焉？曰敬。既敬矣又何加焉？曰勤。公以主之，敬以持之，勤以行之，则吾心与天心合而不梏于形体之私，而与之相通矣，故《易》之象曰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”，自强不息，勤之谓也。

　　《观》之彖曰：大观在上，顺而巽，中正以观天下。“观，盥而不荐，有孚颙若”，下观而化也。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，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。

　　程颐曰：“五居尊位，以刚阳中正之德为下所观，其德甚大，故曰‘大观在上’。下坤而上巽，是能顺而巽也。五居中正以巽顺中正之德，为观于天下也。为观之道严敬如始盥之时，则下民至诚瞻仰而从化也。不荐，谓不使诚意少散也。天道至神，故曰神道。观天之运行四时，无所差忒，则见其神妙，圣人见天道之神，体神道以设教，故天下莫不服也。夫天道至神，故运行四时、化育万物无有差忒，至神之道莫可名言，唯圣人默契，体其妙用，设为政教，故天下之人涵泳其德而不知其功，鼓舞其化而莫测其用，自然仰观而戴服，故曰‘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’。”

　　臣按：《易》所谓“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”，盖以圣人之政教必体天道之妙用，而施之于民亦如天之运行四时，无有差忒，神而莫可名言尔。后世虚诞之君、谀佞之臣，故为怪诞虚幻之事，托鬼神以眩惑愚民，而谓之曰此圣人以神道设教也，乃至假河图、洛书以文其奸。呜呼，臣之诞将以求富贵，虽欺诳其君而不顾也；君之诞将以求福寿，虽矫诬天帝而不忌也。吁，君固不可欺也，天其可诬乎！

　　《贲》之彖曰：观乎天文以察时，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。

　　程颐曰：“天文，天之理也。人文，人之道也。天文谓日月星辰之错列、寒暑阴阳之代变，观其运行以察其四时之迁改也。人文，天理之伦序，观人文以教化天下，天下成其礼俗，乃圣人用《贲》之道也。”

　　胡允曰：“圣人南面而立，视昏旦之星、日月之次以知四时寒暑之变，观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妇、朋友之文则导以礼乐，风以《诗》《书》，彰以车服，辨以采章，而化成于天下。”

　　臣按：先儒言化谓旧者化新，成谓久而成俗。夫人君之为治，期于化成天下，必欲旧染之俗皆变而新，已化之俗皆成而久，其道何由？亦惟用乎人文而已。盖盈天地间皆人也，人人皆有彝伦次序、尊卑上下、亲疏远近，等级分明，名分整比，情意周流，灿然文采有可观者，是谓之人文。因其人有是文为之品节焉，为之制度焉，为之威仪焉，为之采章焉，为之典礼焉，为之车服焉，为之经籍焉，为之声音文字焉，以是而化天下之人，则使之皆成夫文明之俗。圣人用《贲》之道如此，岂非为治之要道哉？

　　《恒》之彖曰：“恒，亨，无咎，利贞”，久于其道也。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，“利有攸往”，终则有始也。日月得天而能久照，四时变化而能久成，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，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。

　　程颐曰：“《恒》之道可致亨而无过咎，但所恒宜得其正，失正则非可恒之道也，故曰久于其道。其道，可恒之正道也。天地之所以不已，盖有恒久之道，人能恒于可恒之道，则合天地之理也。天地之理未有不动而能恒者也，动则终而复始，所以恒而不穷。凡天地所生之物，虽山岳之坚厚，未有能不变者也，故恒非一定之谓也，一定则不能恒矣，唯随时变易，乃常道也，故云利有攸往。明理之如是，惧人之泥于常也。‘日月得天’以下极言常理，日月，阴阳之精气耳，唯其顺天之道，往来盈缩，故能久照而不已，得天顺天理也。四时，阴阳之气耳，往来变化，生成万物，亦以得天，故长久不已。圣人以常久之道行之有常，而天下化之以成美俗也。观其所恒，谓观日月之久照，四时之久成，圣人之道所以能常久之理。观此则天地万物之情理可见矣。天地常久之道，天下常久之理，非知道者孰能识之？”

　　朱熹曰：“恒固能亨且无咎矣，然必利于正，乃为久于其道，不正则久非其道矣，天地之道所以长久亦以正而已矣。久于其道，终也；利有攸往，始也。动静相生，循环之理，然必静为主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为治之道贵乎能恒，恒则能久，久则可大，彼朝令而夕改、岁异而月不同者，必不能待，夫必世之久而致治具之周备，仁恩之洽浃也。

　　《大传》曰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，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。

　　朱熹曰：“成位谓成人之位，其中谓天地之中。至此则体道之极功、圣人之能事，可以与天地参矣。”又曰：“易简理得，是净净洁洁，无许多劳扰委曲，张子所谓尽人道并立乎天地以成三才，则尽人道，非圣人不能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干知大始，坤作成物，干以易知，坤以简能，是天地之理不外乎易简而已，圣人中立两间，以其一心之易简而合乎天地之易简，行其所无事而顺乎自然之理，由一身而一家，由一家而一国，由一国而之天下，凡有所修为举措莫非易知易从之事、可久可大之业，而所谓暗昧倾险、劳扰繁杂者无有焉，如此，则与天地同体而天下之理皆得于我矣。上焉而天天之理以易，下焉而地地之理以简，中焉而人人之理兼天地之简易而有之，然人皆有是理而不能得，贤人虽得是理而不能尽，得天下之理而尽之者，其圣人乎！惟其尽得是理，所以成位乎天地之中而与天地参而为三欤。

　　显诸仁，藏诸用，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，盛德大业至矣哉。富有之谓大业，日新之谓盛德。

　　程颐曰：“运行之迹，生育之功，显诸仁也。神妙无方，变化无迹，藏诸用也。天地不与圣人同忧，天地不宰，圣人有心也，天地无心而成化，圣人有心而无为，天地圣人之盛德大业可谓至矣。富有，溥博也；日新，无穷也。”

　　朱熹曰：“显自内而外也，仁谓造化之功德之发也；藏自外而内也，用谓机缄之妙业之本也。张子曰：‘富有者大而无外，日新者久而无穷。’”

　　臣按：真德秀谓此章虽言易之理，然易也、天地也、圣人也，一而已矣。生物无穷，天地之大业也；运行不息，天地之盛德也；功及万世，圣人之大业也；终始日新，圣人之盛德也。吁，非富有不可以言大业，使凡天地之间有一物之或遗、有一处之不到，非富有也，有而不富谓之非业，固不可谓之大，业则未也；非日新不可以言盛德，使凡宇宙之内有一息之或间、有一隙之暂已，非日新也，新而不日谓之非德，固不可谓之盛，德则未也。有志于二帝三王之盛雍熙泰和之治者，尚当体有心之圣人而法无心之天地，以成其盛德大业也哉。

　　以上圣神功化之极（上之上）
　

卷一五八

　　▲圣神功化之极（上之下）

　　《尧典》：曰若（发语辞）稽（考也）古，帝尧曰放（至也）勋（功也），钦（恭敬）明（通明）文（文章）思（意思）安安（无所勉强），允（信也）恭克（能也）让，光（显也）被（及也）四表（外也），格（至也）于上下（上天下地）。

　　朱熹曰：“放勋，言尧之功大而无所不至也。常人有强为恭而不实，欲为让而不能，惟尧性之是以信恭而能让也。上天，下地也，尧德之盛如此，故其所及之远如此也。《书》叙帝王之德莫盛于尧，而其赞尧之德莫备于此，且又首以‘钦’之一字为言，此《书》中开卷第一义也。”

　　金履祥曰：“放勋二字本史官称尧之语，后世因以为尧称焉。”

　　克明（明之也）俊（大也）德，以亲九族（高祖至玄孙）。九族既睦，平（均也）章（明也）百姓（畿内民庶）。百姓昭明（皆能自明其德），协和万邦（天下诸侯之国），黎（黑也）民于（叹美辞）变（变恶为善）时（是也）雍（和也）。

　　朱熹曰：“尧之大德，上文所称是也。言尧推其德，自身而家，而国，而天下，所谓放勋者也。”

　　金履祥曰：“上文纪圣德之盛，此章纪治化之序。圣人治天下其机有二，一则盛德发越，自然成化；一则布德施化，推而广之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真氏谓《尧典》为《大学》之宗祖，既载此于《衍义》之首篇矣，而臣于此又载之于“治国平天下”之末者，盖载之于前以见帝王为治之序，载之于后以见帝王治化之成。盖盛德发越而至于光四表、格上下，圣德推行而至于黎民于变时雍，治化至此可谓成矣。吁，尧之为帝，万世帝王之宗，虞之为《书》，万世经典之首。论君德而至于尧之钦明文思安安，论治道而至于唐之黎民于变时雍，所谓圣神功化之极，兹其标准与。

　　《大禹谟》：益曰：“都，帝德广运，乃圣乃神，乃武乃文。皇天眷（顾也）命，奄（尽也）有四海为天下君。”

　　朱熹曰：“广者大而无外，运者行而不息。大而能运则变化不测，故自其大而化之而言则谓之圣，自其圣而不可知而言则谓之神，自其威之可畏而言则谓之武，自其英华发外而言则谓之文。”

　　臣按：自古称帝王者必曰五帝，而孔子删《书》特始《尧典》者，盖帝尧五帝之盛帝也，其所以为皇天眷命，奄有四海以为天下之君者，以其有广运之德焉。推原其所自，盖自钦明中来也，盖钦则敬主乎中而万变莫能逾，明则光烛乎外而万物莫能蔽，是故修己以安百姓，继照以临四方，四表之大无处而不通，万世之远无时而或息，此其德之所以广运，而上足以膺天命、下足以统人群而为万代之盛帝也欤。

　　《伊训》：曰：“呜呼，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，罔有天灾。山川鬼神，亦莫不宁，暨鸟兽鱼鳖咸若。”

　　蔡沈曰：“殷监不远，在夏后之世。商之所宜监者莫近于夏，故首以夏事告之也。”

　　陈雅言曰：“人君者天地、鬼神、万物之主也。古有夏先后懋敬其德，谓之方者，日新不已之意，所谓致中和也。于是天道顺、山川宁而鬼神安，所谓天地位也；微而羽毛鳞甲之生亦莫不各遂其性，所谓万物育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此伊尹言烈祖之成德以训于太甲者也。太甲，汤之孙也。伊尹欲以其祖成汤之成德以告太甲，而必先言夏后之世，《诗》所谓“殷监不远”是也。盖人君为治，不难于得民而难于得天，苟不得天则天灾时至、百物不成，山川鬼神无以供其粢盛而不得其宁，鸟兽鱼鳖不得遂其生育而有所不顺，此人君之为治所以必贵乎懋其德也。德而懋焉则勉，勉而不怠，懋德而方焉则进，进而不已，允若是则，阴阳顺序，灾害不生，物无疵厉，流峙之山川、幽明之鬼神、陆产之鸟兽、水产之鱼鳖，无一而不各止其所焉，治效而至于此，岂非功化之成也哉？

　　《洪范》：初一曰五行（水、火、木、金、土），次二曰敬用五事（貌、言、视、听、思），次三曰农用八政（食、货、祀、司空、司徒、司寇、宾、师），次四曰协用五纪（岁、月、日、星辰、历数），次五曰建用皇极，次六曰乂用三德（正直、刚克、柔克），次七曰明用稽疑（雨、霁、蒙、驿、克、贞、悔），次八曰念用庶征（雨、霁、燠、寒、风时），次九曰向用五福（寿、富、康宁、攸好德、考终命），威用六极（凶短折、疾、忧、贫、恶、弱）。

　　蔡沈曰：“此九畴之纲也，在天惟五行，在人惟五事，以五事参五行，天人合矣。八政者，人之所以因乎天；五纪者，天之所以示乎人；皇极者，君之所以建极也；三德者，治之所以应变也；稽疑者，以人而听于天也；庶征者，推天而征之人也；福极者，人感而天应也。五事曰敬，所以诚身也；八政曰农，所以厚生也；五纪曰协，所以合天也；皇极曰建，所以立极也；三德曰乂，所以治民也；稽疑曰明，所以辨惑也；庶征曰念，所以省验也；五福曰向，所以劝也；六极曰威，所以惩也。五行不言用，无适而非用也；皇极不言数，非可以数明也。本之以五行，敬之以五事，厚之以八政，协之以五纪，皇极之所以建也；乂之以三德，明之以稽疑，验之以庶征，劝惩之以福极，皇极之所以行也。人君治天下之法是，孰有加于此哉？”

　　臣按：真氏谓《洪范》九畴六十有五字耳，而天道人事无不该焉，原其本皆自人君一身始，此武王之问箕子之言，所以为万世蓍龟也。臣窃以为，非独可以为万世蓍龟，其实万世之法令格式焉，治世之大经大法不出此矣，为学而究乎此，则能通贯天人之理，为治而原乎此，则能和同天人之际。《洪范》者，天人之学也，学而至于贯通天人，在学者则为学问之极功，治而至于和同天人，在人君则为圣神之能事。

　　五皇极，皇建其有极，敛时五福，用敷锡厥庶民。

　　蔡沈曰：“皇，君；建，立也。极犹北极之极，至极之义，标准之名，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焉者也。言人君当尽人伦之至，以至一事一物之接、一言一动之发，无不极其义理之当然，而无一毫过不及之差，则极建矣。极者福之本，福者极之效，极之所建，福之所集也，人君集福于上，非厚其身而已，用敷其福以与庶民，使人人观感而化，所谓敷锡也。”

　　金履祥曰：“其有极指人君所有之标准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皇建一畴，《洪范》九畴之枢纽也。人君尽五伦之道而立为天下之标准，使四方万姓皆于此而取则焉，所谓极也。然其所以建立之于上者，岂人君之所独有哉？盖天下人人所有者也。人人有之而不能自立，必待帝王者出，下布五行，上协五纪，端五事于上而威仪言辞皆可以为民之标表，修八政于下而法度政事皆可以为民之准的，则民所有之极于是乎建矣。且人君居五位之尊而尽五伦之至，而为斯民之极，则在君者寿、富、康宁、攸好德、考终命矣，人君不徒有是福于己，而又敷布之以锡于天下之众民，使之皆富、皆寿、皆康宁、皆考终命、皆攸好德焉。夫然，则在民所有之极莫不于是而皆有以建立，在君所集之福莫不于是而皆得以享受。呜呼，为治而至于万方亿兆皆享太平之福，何莫而非自人君一身建极始哉。圣祖条成《大诰》有曰“为民造福”，盖有得于《洪范》敛福锡民之意于数千载之下，宜其一世民物寿、考、康宁，惇德好义，家家有盖藏之积，人人遂首丘之愿，有以也。夫圣子神孙所当承家学，衍世泽，以福天下之人民，使之百世如一日焉，则斯世斯民其受福也无穷尽矣。

　　无偏（不中也）无陂（不平也），遵王之义；无有作好，遵王之道；无有作恶，遵王之路。无偏无党（不公也），王道荡荡（广远也）；无党无偏，王道平平（平易也）；无反（倍常也）无侧（不正也），王道正直（不偏邪也）。会其有极，归其有极。

　　蔡沈曰：“偏陂、好恶，己私之生于心也；偏党、反侧，己私之见于事也。王之义、王之道、王之路、皇极之所由行也，荡荡、平平、正直，皇极正大之体也。遵义、遵道、遵路，会其极也；荡荡、平平、正直，归其极也。会者合而来也，归者来而至也。”

　　朱熹曰：“无有作好，无有作恶，谓好所当好、恶所当恶，不可作为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先儒谓二有极字与章首“皇建其有极”之“有极”相应，盖是福君臣同有，君之所建者即民之所有，而民之所以会而归之者，虽君所建，亦己之所有者也。可见天理人伦原于帝降之衷，具于秉彝之性，人人所有也，而不能以皆中正，必待人君之立为标准，俾天下之人皆于是乎取则，然君于此岂求之于外哉？亦即吾身之所有者而建立之耳。君有是极，民亦有是极，君之所建者，民之所有也，民之所以会而归者，君之所有也，君臣上下各尽其人伦之常，无太过焉无不及焉，孟子所谓“人人亲其亲、长其长而天下平者”，此也。居五位之尊，当建极之任者，要必正身修德，惇典庸礼，即其所有者而建立之以为之标准，使夫四方万国咸会而归之，如众星之拱北极焉。

　　《春秋》隐公元年，《公羊传》曰：何广州站王正月？大一统也。

　　何休曰：“统，始也，总系之辞。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，自公侯至于庶人，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，莫不一一系于正月，故云政教之始。”

　　臣按：统者，所以统天下之不一也，天下咸统于一王而奉其正朔，朝觐会同之毕赴，讴歌讼狱之皆归，国不敢异政，家不敢异俗，车必同轨，书必同文，是则所谓大一统之治也。《春秋》每年必书“春王正月”，公羊氏曰“大一统也”，何氏谓“自公侯以至于庶人，自山川以至于草木昆虫，莫不一一系于正月，故云政教之始”。夫事必谨始，然后有终，《春秋》所书，所以谨始，而此载公羊氏之说于成功化之末者，欲其有终也。

　　《礼运》：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，选贤与能，讲信修睦，故人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，使老有所终，壮有所用，幼有所长，矜（与鳏同）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，男有分，女有归，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，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，是故谋闭而不兴，盗窃乱贼而不作，故外户而不闭，是谓大同。

　　孔颖达曰：“此先明五帝时也。”

　　陈澔曰：“天下为公，言不以天下之大自私也。当时之人，所讲习者诚信，所修为者和睦，是以亲其亲以及人之亲，子其子以及人之子，使老者、壮者、幼者各得其所，困穷之民无不有以养之，男则各有士、农、工、商之职分，女则得归于良奥之家；财货民生所资以为用者，若弃捐于地而不以时收贮则废坏而无用，所以恶其弃于地也，今但得有能收贮以资世用足矣，不必其擅利而私藏于己也；世间之事未有不劳力而能成者，但人情多诈，共事则欲逸己以劳人，不肯尽力，此所以恶其不出于身也，今但得各竭其力以共成天下之事足矣，不必其用力而独营己事也。风俗如此，是以奸邪之谋闭塞而不兴，盗窃乱贼之事绝灭而不起，暮夜无虞，外户可以不闭，岂非公道大同之世乎？”

　　臣按：此《礼运》载孔子之言，说者不以为然，然其所谓“讲信修睦，故人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，老有所终，壮有所用，幼有所长，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，男有分，女有归”，凡若此者，非但五帝时为然，凡夫为治皆不可不然也。夫然，则普天之下、亿兆之众，人人各止其所而无一人之或失其所矣，为治而至于使天下之人无一人之不得其所，由一人积而至于亿兆人，人人皆然而在在无不然，岂非大同之世乎？昔孔子生春秋之世而不得位，尚且有志于上古大道之行而期于大同之世，矧夫居天位有可为之势、辅明君有可为之时，而不思所以复古乎？

　　四体（四肢也）既正，肤（革外薄皮）革（肤内厚皮）充盈，人之肥也；父子笃，兄弟睦，夫妇和，家之肥也；大臣法，小臣廉，官职相序，君臣相正，国之肥也；天子以德为车，以乐为御，诸侯以礼相与，大夫以法相序，士以信相考，百姓以睦相守，天下之肥也，是谓大顺。

　　吴澂曰：“上文以身之肥譬两间之顺，故先言此以足上文取譬之说，然后广言家国天下之顺以实所譬也。然不曰家之顺、国之顺、天下之顺而曰家之肥、国之肥、天下之肥者，因上文以肥譬顺而言也。父慈子孝而其情厚，兄友弟恭而其情亲，夫义妇听而其情不暌乖，此一家之顺；大臣有持循，小臣有分辨，设官以治职分职以居官，不相紊乱，君以礼使臣、臣以忠事君，非相为赐，此一国之顺；天子有德以安民之居如车之承载，有乐以和民之心，如御之调适，诸侯邦交互相施报，大夫言行俱有律度，庶士忠顺各无欺伪，百姓出入相友、守望相助、疾病相扶持，此天下之顺。”

　　臣按：先儒谓此乃是圣学之极功，成己成物，合内外之道，《大学》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之事也，故谓之大顺。人君为治，使夫内而一家、外而一国，又远而天下，皆如一人之身，四体顺正，肤革充盈，九窍百骸，肢节筋骨，气充于中、体全于外，然有温润之泽，胖然有舒泰之容，治天下而至于此，岂非大顺之世乎？世而至于大顺，则生有所养而不至于冻馁，死有所送而不至于暴露，非但生人得其所，幽而神明亦皆得以享祀于冥冥之中矣。

　　故天不爱其道，地不爱其宝，人不爱其情，故天降膏露（露之泽浓如膏），地出醴泉（泉之味甘如醴），山出器车（山木自成车材），河出马图，凤凰、麒麟皆在郊棷（当作“薮”），龟龙在宫沼，其余鸟兽之卵胎皆可俯而窥也，则是无故，先王能修礼以达义、体信以达顺，故此顺之实也。

　　程颐曰：“君子修己以敬，笃恭而天下平，惟上下一于恭敬则天地自位、万物自育而四灵毕至矣，此体信达顺之道。”

　　朱熹曰：“信是实理，顺是和气，体信是致中达顺、是致和实体，此道于身则自然发而中节，推之天下而无所不通也。”

　　吴澂曰：“大顺之应如此，亦无他故而使之然，盖由先王能修治其礼而达之于礼之义，以教天下之人，体实理于心而达之于一家之顺，充而为国家、天下之顺之故也，遂至天地人物同一大顺焉。夫顺理渊微，初无形像，今两间嘉瑞昭然显著，此顺之实迹可见者，故曰此顺之实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天人之际微矣，人君修德所以尽乎人道也，而天道往往应之，盖天以是理赋之人，人受是理于天，天人之分殊而其理，一是故在人之理即在天之理，人尽人之道则天道即此而在，人道尽而天道亦尽矣。理尽于下则气应于上，随其所感而证应随之，所谓上下一于恭敬则天地自位、万物自育，气无不和而四灵毕至矣，此体信达顺之道者也。是以人君为治，所以贵乎能修礼以达义，礼者敬而已矣，主敬以修礼，达之于天下，使其皆知其所当为者而为之，则义达矣。人人皆主敬以行礼，则虚伪之气不作而惟信实之道是体而是行，由是协气嘉生，熏为太和，而至顺之气充塞于两间矣。动物者得气之最先，故古人以四灵物至为善治之应，夫人君致治而得四灵之毕至，岂非体信达顺之极功而何哉？

　　《乐记》：礼节民心，乐和民声，政以行之，刑以防之，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，则王道备矣。

　　刘彝曰：“节其心，使之行而无过不及；和其声，使之言而无乖戾；为之政，以率其怠倦，而使礼乐之教行；为之刑，以防其恣肆，而使礼乐无敢废。然后礼、乐、刑、政四者通行于天下而民无悖违之者，则王天下者之治道备矣。”

　　臣按：礼、乐、政、刑四者王道之治具也，谓之四达者，东西南北无往而不通也。王者之为治，能使礼修而乐和，而又有政以行之，政有不及而又有刑以辅之，则凡普天之下、率土之滨，莫敢有越礼弃乐、干政犯刑者矣，王者之道岂非完具大备乎。人君以此四者以为治于天下，不徒有出治之本而又有为治之具，不徒有为治之具而又有为治之法，本末兼该，始终相成，此所以为王者之道，行之天下万世而无弊也欤。

　　子曰：“大哉，尧之为君也。巍巍乎唯天为大，唯尧则之。荡荡乎民无能名焉，巍巍乎其有成功也，焕乎其有文章。”

　　朱熹曰：“唯犹独也，则犹准也。荡荡，广远之称也。言物之高大莫有过于天者，而独尧之德能与之准，故其德之广远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语形容也。成功，事业也。焕，光明之貌。文章，礼乐法度也。尧之德不可名，其可见者此尔。”

　　尹焞曰：“天道之大无为而成，唯尧则之以治天下，故民无得而名焉，所可名者其功业、文章巍然焕然而已。”

　　臣按：自开辟以来之君，以尧为称首，其功业、文章巍然其高大，焕然其光明，万世帝王所当法则者也。盖帝尧继天之统，故准天以为治，帝王承尧之后，当准尧以为法。

　　子曰：“如有王者，必世而后仁。”

　　朱熹曰：“王者，谓圣人受命而兴也。三十年为一世。仁，谓教化浃也。程子曰：‘周自文、武至于成王而后礼乐兴，即其效也。’”

　　或问三年、必世迟速不同，何也？程颐曰：“三年有成谓法度纪纲有成而化行也。渐民以仁，摩民以义，使之浃于肌肤、沦于骨髓而礼乐可兴，所谓仁也。此非积久，何以能致？”

　　张栻曰：“使民皆由于仁，非仁心涵养之深、仁政薰陶之久，莫能然也，此则非善人所能矣。”

　　臣按：仁者人心之德，人人有也，人人有此仁而莫不皆有恻隐慈爱之心，然为利欲所昏蔽而丧不忍之心者多矣，是以相争相夺、相弃相杀而为不仁之事不自知也。惟圣人者出，以仁心煦妪之、以仁政率诱之而不仁者又为之禁戒，是以一世之人莫不相亲爱、相赒恤而兴夫仁慈忠恕之风，以至于沦肌肤、入骨髓，若大若小、若远若近、若亲若疏，生者相卫护，死者相怜惜，无一地之无仁，无一人之不仁，无一事之非仁，若是者岂一朝一夕之故哉？非积久而至于数十百年不可也。夫有作者于前，斯有述者于后，无作者以兴之则其本不立，无述者以续之则其事不延，要必作者有恒心，述者有孝念，然后有以成必世之仁，是故有尧而无舜不能也，有文、武而无成、康不能也，故欲成必世仁厚之俗，必须有继世仁厚之君，此自古人君庙号皆必以孝为称，而以善继述为孝道之达者，此也。

　　子路问君子，子曰：“修己以敬。”曰：“如斯而已乎？”曰：“修己以安人。”曰：“如斯而已乎？”曰：“修己以安百姓。修己以安百姓，尧舜其犹病诸。”

　　朱熹曰：“修己以敬，夫子之言至矣尽矣，而子路少之，故再以其充积之盛、自然及物者告之，无他道也。人者对己之称，百姓则尽乎人矣。尧舜犹病，言不可以有加于此，以抑子路，使反求诸近也。盖圣人之心无穷，世虽极治，然岂能必知四海之内果无一物不得其所哉？故尧舜犹以安百姓为病。若曰吾治已足，则非所以为圣人矣。”

　　臣按：己者，我之一身也，人者对己之称，则与我为二矣。至于百姓则人非一人，凡盈天地间具人形骸者皆是也。君子所修者一己耳，以一己而杂乎百姓之中，微乎微者也，以我一己之修而致天下百姓皆安，我何苦欲肆一己之欲而为百姓之害而不求所以安之哉？是以古之帝王为百姓故孜孜然以修身，而其所以修身者兢兢然以持敬也。尧舜之治，至于黎民时雍，万邦咸宁，而其心犹以为病，后世人主宫闱之中且有怨女，辇毂之下率多丐夫，房闼之外已有呻吟之声，左右之间每形怨恨之语，方且受谀词以为太平盛治，哆然以张大，欣然以庆幸，自以为唐虞三代不是过也，是何人品高下之悬绝而所见之不同如此哉？盖圣不自圣，愚者不自知其愚也。是故人君为治必须至于天下之大、万民之众、百世之远，无一人一物一处之不得其安，然后可以为功化之极。

　　子曰：“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，夫何为哉？恭己正南面而已矣。”

　　朱熹曰：“无为而治者，圣人德盛而民化，不待其有所作为也。独称舜者，绍尧之后而又得人以任众职，故尤不见其有为之迹也。恭己者圣人敬德之容，既无所为，则人之所见如此而已。”

　　或问恭己为圣人敬德之容，以《书》传考之，舜之为治朝觐巡狩、封山浚川，举元凯、诛四凶，非无事也，此其曰无为而治者，何也？朱熹曰：“即《书》而考之，舜之所以为治之迹皆在摄政二十八载之间，及践天子之位则《书》之所载不过命九官十二牧而已，其后无他事也，因其时之无事而又恭己以临之，是以其治益久长而不替。若后世之君，当无事之时而不知恭己之道，则必怠惰肆放，宴安冘毒，其所谓无事者乃所以为祸乱多事之媒矣。又如老氏有所谓无为者亦是简忽，圣人无为却是付之当然之理，如恭己正南面，这是什么样本领，岂可与老氏同日而语哉？”

　　臣按：自古称帝王之盛者必曰尧舜，尧之德不可名，所可见者成功文章而已；舜之治无所为，所可见者恭己南面而已。尧授舜以天下，非徒传之以位而实传之以心，何心哉？敬而已。敬而著于容，是之谓恭。舜之恭己即尧之允恭也，舜受尧之传以此恭己之容而正夫南面之位，尧之成功已巍然矣，尧之文章已焕然矣，尚何事作为哉？于是而更有所为，则是作聪明也，舜岂为是哉？后世人主不务恭己而但欲无为，则是怠惰恣肆而已矣，岂其无事可为哉？事有可为而不肯为，以致废弛败坏而不可救药，隳祖宗之成功，坏国家之善治，贻生民之隐祸，是徇虚名而自诒伊戚也。呜呼，可不戒哉！

　　以上圣神功化之极（上之下）
　
卷一五九

　　▲圣神功化之极（中）

　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，在新民，在止于至善。

　　朱熹曰：“大学者，大人之学也。明，明之也。明德者，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，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。但为气禀所拘、人欲所蔽，则有时而昏然，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。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，以复其初也。新者，革其旧之谓也，言既自明其明德，又当推以及人，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。止者，必至于是而不迁之意。至善，则事理当然之极也。言明明德、新民皆当止于至善之地而不迁，盖必其有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。此三者，大学之纲领也。”

　　或问于朱熹曰：“所谓‘在明明德，在新民，在止于至善’者，亦可得而闻其说之详乎？”曰：“天道流行，发育万物，其所以为造化者阴阳五行而已，而所谓阴阳五行者又必有是理而后有是气，及其生物则又必因是气之聚而后有是形，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后有以为健顺仁义礼智之性，必得是气然后有以为魂魄五脏百骸之身，周子所谓无极之真、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，正谓是也。然以其理而言之则万物一原，固无人物贵贱之殊，以其气而言之则得其正且通者为人，得其偏且塞者为物，是以或贵或贱而不能齐也，彼贱而为物者既梏于形气之偏塞而无以充其本体之全矣，唯人之生乃得其气之正且通者而其性为最贵，故其方寸之间虚灵洞彻，万理咸备，盖其所以异于禽兽者正在于此，而其所以可为尧舜而能参天地以赞化育者亦不外焉。是则所谓明德者也。然其通也或不能无清浊之异，其正也或不能无美恶之殊，故其所赋之质清者智而浊者愚、美者贤而恶者不肖，又有不能同者，必其上智大贤之资乃能全其本体而无少不明，其有不及乎此则其所谓明德者已不能无蔽而失其全矣，况乎又以气质有蔽之心接乎事物无穷之变，则其目之欲色、耳之欲声、口之欲味、鼻之欲臭、四肢之欲安佚，所以害乎其德者，又岂可胜言也哉？二者相因，反复深固，是以此德之明日益昏昧，而此心之灵，其所知者不过情欲、利害之私而已，是则虽曰有人之形，而实何以远于禽兽，虽曰可以为尧舜而参天地，而亦不能有以自充矣。然而本明之体得之于天，终有不可得而昧者，是以虽其昏蔽之极而介然之顷一有觉焉，则即此空隙之中而其本体已洞然矣，是以圣人施教既已养之于小学之中，而复开之以大学之道，其必先之以致知格物之说者，所以使之即其所养之中，而因其所发以启其明之之端也，继之以诚意、正心、修身之目者，则又所以使之因其已明之端而反之于身，以致其明之之实也。夫既有以启其明之之端而又有以致其明之之实，则吾之所得于天而未尝不明者，岂不超然无有气质物欲之累而复得其本体之全哉？是则所谓明明德者而非有所作为于性分之外也，然其所谓明德者又人人之所同得而非有我之得私也。向者俱为物欲之所蔽则其贤愚之分固无以大相远者，今吾既幸有以自明矣，则视彼众人之同得乎此而不能自明者，方且甘心迷惑没溺于卑污苟贱之中而不自知也，岂不为之恻然而思有以救之哉？故必推吾之所以明者以及之，始于齐家，中于治国而终及于平天下，使彼有是明德而不能自明者亦皆有以自明而去其旧染之污焉。是则所谓新民者而亦非有所付畀增益之也，然德之在己而当明与其在民而当新者，则又皆非人力之所为，而吾之所以明而新之者又非可以私意苟且为也，是其所以得之于天而见于日用之间者，固已莫不各有其本然一定之则。程子所谓以其义理精微之极有不可得名者，故姑以至善目之，而传所谓君之仁、臣之敬、子之孝、父之慈与人交之信，乃其目之大者也，众人之心固莫不有是而或不能知，学者虽或知之而亦鲜能必至，于是而不去，此为大学之教者所以虑其礼虽粗复而有不纯，己虽粗克而有不尽，且将无以尽夫修己治人之道，必指是而言为明德、新民之标的也。欲明德而新民者诚能求必至是而不容其少有过不及之差焉，则其所以去人欲而复天理者无毫发之遗恨矣。大抵《大学》一篇之指，总而言之不出乎八事，而八事之要，总而言之又不出乎此三者，此愚所以断然以为《大学》之纲领而无疑也。然自孟子没而道学不得其传，世之君子各以其意之所便者为学，于是乃有不务明其明德而徒以政教法度为足以新民者，又有爱身独善自谓足以明其明德而不屑乎新民者，又有略知二者之当务，顾乃安于小成、狃于近利而不求止于至善之所在者，是皆不考乎此篇之过，其能成己成物而不谬者鲜矣。”

　　臣按：《大学》经之全章，真德秀既已备载于前编矣，而臣复节其辞载于“崇教化”条，而此于“成功化”下又载焉，所以原始而要终也。盖明明德而不止于至善则是安于小成，新民不止于至善则是狃于近利，明德、新民皆止于至善之地而不迁，有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，则大学之道尽善尽美，全体以立，大用以行，圣神功化于是乎极矣。

　　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，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，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，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，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，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，致知在格物。物格而后知至，知至而后意诚，意诚而后心正，心正而后身修，身修而后家齐，家齐而后国治，国治而后天下平。

　　朱熹曰：“明明德于天下者，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。心者，身之所主也。诚，实也。意者，心之所发也。实其心之所发，欲其必自慊而无自欺也。致，推极也。知，犹识也。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。格，至也。物，犹事也。穷至事物之理，欲其极处无不到也。此八者，大学之条目也。”

　　或问于朱熹曰：“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，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，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，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，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，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，致知在格物，何也？”曰：“此言大学之序其详如此，盖纲领之条目也。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、修身者，明明德之事也；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者，新民之事也。格物致知所以求知至善之所在，自诚意以至于平天下所以求得夫至善而止之也。所谓明明德于天下者，自明其明德而推以新民，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。人皆有以明其明德，则各诚其意、各正其心、各修其身、各亲其亲、各长其长，而天下无不平矣。然天下之本在国，故欲平天下者必先有以治其国；国之本在家，故欲治其国者必先有以齐其家；家之本在身，故欲齐其家者必先有以修其身；至于身之主则心也，一有不得其本然之正则身无所主，虽欲勉强以修之亦不可得而修矣，故欲修身者必先有以正其心；而心之发则意也，一有私欲杂乎其中而为善去恶或有未实则心为所累，虽欲勉强以正之亦不可得而正矣，故欲正其心者必先有以诚其意；若夫知则心之神明，妙众理而宰万物者也，人莫不有而或不能使其表里洞然，无所不尽，则隐微之间真妄错杂，虽强勉以诚之亦不可得而诚矣，故欲诚意者必先有以致其知，致者推致之谓，如丧致乎哀之致，言推之而至于尽也；至于天下之物，则必各有所以然之故与其所当然之则，所谓理也，人莫不知而或不能使其精粗隐显，究极无余，则理所未穷，知必有蔽，虽欲勉强以致之亦不可得而致矣，故致知之道在乎即事观理以格夫物，格者极至之谓，如格于文祖之格，言穷之而至其极也。此大学之条目，圣贤相传，所以教人为学之次第至为纤悉，然汉魏以来诸儒之论未闻有及之者，至唐韩子乃能援以为说而见于《原道》之篇，则庶几其有闻矣，然其言极于正心诚意而无曰致知格物云者，则是不探其端而骤语其次，亦未免于择焉不精、语焉不详之病矣，何乃以是而议荀、杨哉？”

　　或又问之曰：“物格而后知至，至于治国而后天下平，何也？”曰：“此覆说上文之意也。物格者事物之理各有以诣其极而无余之谓也，理之在物者既诣其极而无余，则知之在我者亦随所诣而无不尽矣，知无不尽则心之所发能一于理而无自欺矣，意不自欺则心之本体物不能动而无不正矣，心得其正则身之所处不至陷于所偏而无不修，身无不修则推之天下国家亦举而措之耳，岂外此而求之智谋功利之末哉？”

　　或又问之曰：“篇首之言明明德以新民为对，则固专以自明为言矣，后段于平天下者复以明明德言之，则似新民之事亦在其中，何其言之不一而辨之不明邪？”曰：“篇首三言者大学之纲领也，而以其宾主对待、先后次第言之，则明明德者又三言之纲领也，至此后段然后极其体用之全而一言以举之，以见夫天下虽大而吾心之体无不该、事物虽多而吾心之用无不贯，盖必析之有以极其精而不乱，然后合之有以尽其大而无余，此又言之序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宋儒朱熹既著为《大学章句》，又设为或人之问而发明旨趣，书成录以进于其君，且曰：“《大学》经文前章略提纲领，后章细分条目，巨细相涵，首尾相应，极为详备。必先读经文使之习熟，而纲领条目罗列胸中如指诸掌，然后增考传文，随事体察而实致其力，使吾所以明德而新民者无不止于至善，而天下之人皆有以见其意诚心正、身修家齐、国治天下平之效，则大学之道不在于书而在于我矣。”朱熹以此进于其君，期于使天下之人皆有以见意诚心正、身修家齐、国治天下平之效，谓之效者用之而验也。臣谨录其言而缀于其所著书之末，盖期世之为治者必推其效至于天下之平而后已，允若兹，斯为圣神功化之极，伏惟圣明深加之意，则朱熹所以告其君者所谓“大学之道不在书而在我”，在当时则为虚文，在今日则有实用矣，臣不胜惓惓。

　　《诗》云：“於戏，前王不忘。”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，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，此以没世不忘也。

　　朱熹曰：“《诗》，《周颂烈文》之篇。於戏，叹辞。前王谓文、武也，君子谓其后贤、后王，小人谓后民也。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于至善，能使天下后世无一物不得其所，所以既没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。”又曰：“没世而不能忘，如尧、舜、文、武之德，万世尊仰之，岂不是贤其贤？如周后稷之德，子孙宗之以为先祖之所自出，岂不是亲其亲？”

　　或问于朱熹曰：“引《烈文》之诗而言前王之没世不忘，何也？”曰：“贤其贤者，闻而知之，仰其德业之盛；亲其亲者，子孙保之，思其覆育之恩也；乐其乐者，含哺鼓腹而安其乐也；利其利者，耕田凿井而享其利也。此皆先王盛德至善之余泽，故虽已没世而人犹思之愈久而不能忘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明德、新民能使人没世而不能忘之如此，是则其治化之所及者又不止在当世而已也。

　　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，上老老而民兴孝，上长长而民兴弟，上恤孤而民不倍，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。

　　朱熹曰：“老者，所谓老吾老也。兴，谓有所感发而兴起也。孤者，幼而无父之称。絜，度也；矩，所以为方也。言此三者上行下效，捷于影响，所谓家齐而国治也，亦可以见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获矣，是以君子必当因其所同推以度物，使彼我之间各得分愿，则上下四旁均齐方正而天下平矣。”

　　或问于朱熹曰：“上章论齐家治国之道，既以孝弟慈为言矣，此论治国平天下之道而复以是为言，何也？”曰：“三者人道之大端，众心之所同得者也。自家以及国，自国以及天下，虽有大小之殊，然其道不过如此而已，但前章专以己推而人化为言，此章又申言之，以见人心之所同而不能已者如此，是以君子不唯有以化之而又有以处之也。盖人之所以为心者虽其未尝不同，然贵贱殊势、贤愚异禀，苟非在上之君子真知实蹈，有以倡之，则下之有是心者亦无所感而兴起矣。幸其有以倡焉而兴起矣，然上之人乃或不能察彼之心而失其所以处之之道，则彼其所兴起者或不得遂而反有不均之叹，是以君子察其心之所同而得夫絜矩之道，然后有以处此而遂其兴起之善端也。”曰：“何以言絜之为度也？”曰：“此庄子所谓絜之百围，贾子所谓度长絜大者也。前此诸儒盖莫之省，而强训以挈，殊无意谓，先友太史范公乃独推此以言之而后其理可得而通也。盖絜，度也，矩所以为方也。以己之心度人之心，知人之所恶者不异乎己，则不敢以己之所恶者施之于人，使吾之身一处乎此则上下四方、物我之际各得其分，不相侵越，而各就其中校其所占之地，则其广狭长短又皆均平如一，截然方正，而无有余不足之处，是则所谓絜矩者也。夫为天下国家而所以处心制事者一出乎此，则天地之间将无一物不得其所，而凡天下之欲为孝弟不倍者皆得以自尽其心而无不均之叹矣。天下其有不平者乎，然君子之所以有此，亦岂自外至而强为之哉？亦曰格物致知，故有以通天下之志而知千万人之心，即一人之心意诚心正，故有以胜一己之私而能以一人之心为千万人之心，其如此而已矣。一有私意存乎其间，则一膜之外便为胡越，虽欲絜矩，亦将有所隔碍而不能通矣。”

　　臣按：平天下之道不外乎化之、处之二者而已，盖人君以一人之身而临天下之大，地非一方不能处处而亲履之也，人非一人不能人人而亲谕之也，必欲治而平之，岂能一一周而遍之哉？夫我有此本然之性而人亦莫不有此本然之性，我尽我本然之性，使之观感兴起而莫不尽其本然之性皆如我性之本然者焉，是则所谓化之也；夫我有此当然之理而彼亦莫不有此当然之理，我以当然之理推之以量度处置，使彼各得其当然之理皆如我理之当然者焉，是则所谓处之也。盖化之以吾身，处之各以其人之身，其人所有之理即吾所有之理，是理也具于心而为性人人皆同，以吾之心感人之心，上行下效，各欲以自尽以己之心度人之心，彼此相方，各得其分愿矣，必使物我之间上下四傍不相侵越，前后左右不相违背，面面得其所处之方，人人得其所有之分，概而视之、累而观之，皆截然方正，无高低、广狭、长短不均之处，是则所谓絜矩也。以絜矩之心，行絜矩之政，天下之大将无一人不得其分、无一事不得其理、无一地之不从其化，人人亲其亲、长其长、恤其孤，由家而国，国无不然，由国而天下，天下无不然，所谓王道平平、王道荡荡、王道正直，端有在于斯矣。

　　所恶于上毋以使下，所恶于下毋以事上，所恶于前毋以先后，所恶于后毋以从前，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，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，此之谓絜矩之道。

　　朱熹曰：“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义。如不欲上之无礼于我，则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无礼使之，不欲下之不忠于我，则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，至于前后左右无不皆然，则身之所处，上下四傍、长短广狭彼此如一而无不方矣。彼同有是心而兴起焉者，又岂有一夫之不获哉？所操者约而所及者广，此平天下之要道也，故章内之意皆自此而推之。”

　　臣按：先儒金履祥有曰：“《大学》传之十章，释治国平天下者也。天下至广也，天下之人至众也，孰为经制之本，孰为统驭之略，传不一言焉，而惟谆谆以絜矩之义反复言之，盖天下虽大，亿兆虽众，然皆一人之积耳。夫乾始坤生，塞体帅性，而为人人情固不相远也。平天下者惟以一人之心体天下之心，以天下人之心为一人之心推而度之、概而取之，则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。此絜矩所以为平天下之要道也。《大学》传之十章反复推明，固不一节，要其旨意不过一纲二目而已，一纲即絜矩也，二目即财、利也，君子、小人也。目虽有二，其因一耳，盖所谓絜矩者固欲以公天下之好恶，然天下之所同好者财利也，公其利以利天下者君子也，利其利以害天下者小人也，是又民心之所同好同恶也。是故十章之传，第一节以起絜矩之道，第二节以解絜矩之义，第三节明絜矩之得也，第四节明不絜矩之失也，第五节则总得失之说以结之，第六节承得众之说以明有财之本、絜矩之效也，第七节因有财之说以明内末之非、不絜矩之戒也，第八节并论财民聚散之效，第九节独指货悖出入之应皆絜矩与否之类感也，第十节则总善不善以结之，此皆就货利一目反复之以明絜矩不絜矩之分也，十一节承上文善字以明好善之实，十二节承上文宝字以明仁亲之实此善絜矩者也，十三节引《秦誓》能容之人君子之絜矩者也，不能容之人小人之反絜矩者也，十四节绝小人之决、絜人心之所恶而仁人得好恶之正也，十五节以戒用君子之缓、退小人之不能远，知絜人心之所好恶而未能尽好恶之道者也，十六节感君子小人进退之失，言好恶拂人之菑，不能絜矩而反人心之好恶者也，十七节则又总得失之说以终之，此皆就君子小人一目反复之以明絜矩不絜矩之分也，十八节即财利一目以指国家生财之有道，十九节即君子小人一目以论仁不仁者之于财，二十节明仁义之说以总之，二十一节明君子之不专其利，絜矩之正也，二十二节明小人之必专其利，絜矩之反也，两结之以义为利之语，即上文以善为宝之意也。此传十章之大略也，节段虽多其纲则一，纲目虽异其归则同，参而伍之，经而纬之，反复而玩味之，其意切而所语者大，其辞详而所持者约，诚平天下之要道，大学之极功也。为人君者诚能即一人而絜之，合人人而矩之，绝一己之私而公天下之利，用君子之利而去小人之私，使天下之大，同得其所好，同惬其所恶，亲贤乐利各得其所，天下其有不平者乎？”臣谨详履祥此说，推明治国平天下章之旨，义无余蕴矣。朱熹所谓章内之意皆自此而推之，所谓此者指絜矩而言也，平天下之要道端莫外此。臣故详载之以为愿治之圣君告。呜呼，为学而至于平天下学之道尽矣，为治而至于天下奔驰之道极矣，曾子亲受《大学》于孔子，其传真切明实，故其为书凿凿乎皆布帛菽粟，确确乎皆参苓芝术，无有玄妙高虚之谈，无有宏阔夸大之见，此真孔门传授心法，儒者当世守之以为辅世长民之术，人君当世传之以为化民成俗之本。

　　圣神功化之极（中）
　

卷一六○

　　▲圣神功化之极（下）

　　《中庸》：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万物育焉。

　　朱熹曰：“致，推而极之也。位者，安其所也。育者，遂其生也。自戒惧而约之以至于至静之中，无所偏倚而其守不失，则极其中而天地位矣；自谨独而精之以至于应物之处，无少差谬而无适不然，则极其和而万物育矣。盖天地万物本吾一体，吾之心正则天地之心亦正矣，吾之气顺则天地之气亦顺矣，故其效验至于如此，此学问之极功、圣人之能事，初非有待于外而修道之教亦在其中矣。是其一体一用虽有动静之殊，然必其体立而后用有以行，则其实亦非有两事也。”

　　又曰：“三辰失行，山崩川竭，则不必天翻地覆然后为不位矣；兵乱凶荒，胎卖卵血，则不必人消物尽然后为不育矣。凡若此者，岂非不中不和之所致，而又安可诬哉？”

　　臣按：《中庸》此三言者，《章句》以为学问之极功、圣人之能事，而又总一言以结之，曰圣神功化之极。至于《或问》又曰：“万化之本原，一心之妙用，圣人之能事，学问之极功。”是则古今为学为治之道皆莫有大于此者矣。吁，上而天、下而地，万物群生于其中，人为物之灵，人君又为人之最灵而至贵者也，以最灵至贵之人，立乎天地之间，出乎人物之表，大而能化，神妙莫测，参赞两间而为三才之主，首出万物而居五位之尊，具天地之气以生而能定天地之位，受万物之养以成而能致万物之育，是岂无故而然哉？亦惟本乎一心焉耳。其心之体为性而有天然自有之中，戒惧以致其中，所以守其未发之大本而天命之性于是乎养矣；心之用为情而有本然自有之和，慎独以致其和，所以精其中节之达道而率性之道于是乎全矣。先儒谓前后只是性道两句功夫而教在其中，其用功处只在戒慎恐惧慎致六字而已，孰谓圣神功化之极而有外于人之一心哉？

　　修身则道立，尊贤则不惑，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，敬大臣则不眩，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，子庶民则百姓劝，来百工则财用足，柔远人则四方归之，怀诸侯则天下畏之。

　　朱熹曰：“此言九经之效也。道立谓道成于己而可为民表，所谓皇建其有极是也。不惑谓不疑于理，不眩谓不迷于事。敬大臣则信任专，而小臣不得以间之，故临事而不眩也。来百工则通功易事，农末祖资，故财用足。柔远人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涂，故四方归。怀诸侯，则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广矣。”

　　臣按：《中庸》此章言九经，朱子于《或问》其言详尽，真氏既已具载于前编矣。夫九经始于家、中于国、终于天下，至于柔远人、怀诸侯极矣，柔远人而四方有归服之诚，怀诸侯而天下有畏威之效，则是内而五服九州，外而九夷八蛮，德泽之所及者化强梗而为柔顺，威声之所震者变疑贰而为畏服矣。推原所自，何莫不本于齐明盛服，非礼不动，内外一于诚敬之所致哉。

　　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，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，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，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，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。

　　朱熹曰：“天下至诚，谓圣人之德之实，天下莫能加也。尽其性者德无不实，故无人欲之私，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，巨细精粗，无毫发之不尽也。人物之性亦我之性，但以所赋形气不同而有异耳。能尽之者，谓知之无不明而处之无不当也。赞，犹助也。与天地参，谓与天地并立而为三也。此自诚而明者之事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先儒谓此乃有德有位圣人之事，惟尧舜足以当之。嗟乎，孟子有言：“人皆可以为尧舜。”矧受上天之付托而为万民之父母者乎，既有其位何患无德，德者天所赋予人，人有之行道而有得于心斯有之矣，然则若何而致其力耶？下章曰其次致曲，谓善端发见之一偏。自其发见之厚处而推致之以造其极，积而至于能化，则其至诚之妙亦与天下至诚之圣人无以异矣，故曰唯天下至诚为能化。

　　故至诚无息，不息则久，久则征，征则悠远，悠远则博厚，博厚则高明。

　　朱熹曰：“既无虚假，自无间断。久，常于中也；征，验于外也。此皆以其验于外者而言之，郑氏所谓‘至诚之德，著于四方’者是也。存于中者既久，则验于外者益悠远而无穷矣。悠远，故其积也广博而深厚；博厚，故其发也高大而光明。”

　　臣按：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，夫惟至诚而又不息，然后能久，久故征验于外，悠远而无穷，悠远则自博厚，博厚则自高明，非有至诚之德而又有无息之功，其安能致是哉？盖至诚之久于中，故其征验之发于外者，气势自然如此，从容不迫，宽缓自在，所以积而至于博厚如地、高明如天，而其悠远也又且至于久而无疆焉。彼夫虚伪妄诞，作辍无常，急迫而浅近，汲汲焉殚日之力者，其何以能底于博厚、高明之域哉？观夫三代盛时积功累仁，功业盛大，而有道之长如此，秦、隋之君驾虚作伪，朝更夕改而日不暇给，而功业如彼之卑，运祚不延可验也矣。

　　今天下车同轨，书同文，行同伦。

　　朱熹曰：“今，子思自谓当时也。轨，辙迹之度。伦，次序之体。三者皆同，言天下一统也。”

　　或问于朱熹曰：“周之车轨书文，何以能若是其必同也？”曰：“古之有天下者，必改正朔、易服色、殊徽号以新天下之耳目而一其心志，若三代之异尚，其见于书传者详矣。轨者车之辙迹也，周人尚舆，而制作之法领于冬官，其舆之广六尺六寸，故其辙迹之在地者相距之间广狭如一，无有远近莫不齐同，凡为车者不合乎此，则不惟有司得以讨之，而其行于道路自将偏倚杌陧而跬步不前，亦不待禁而自不为矣，古语所谓‘闭门造车，出门合辙’，盖言其法之同，而《春秋传》所谓‘同轨毕至’者，则以言其四海之内政令所及者无不来也。文者书之点画形象也，《周礼》司徒教民道艺而书其一，又有外史掌达书名于四方，大行人之法则又每九岁而一谕焉，则其制度之详如此，是以虽其末流海内分裂而犹不得变也。必至于秦灭六国而其号令法制有以同于天下，然后车以六尺为度，书以小篆隶书为法，而周制始改尔，孰谓子思之时而遽然哉？”

　　臣按：人君治天下，车必同轨、书必同文、行必同伦，盖王者之治大一统而无外也，有如此盖有法制以维持之，则世道虽降而不至于废坠，苟有兴起者，由是而循持之以复先王之旧不难矣。故成周盛时之车轨书文，至于春秋之时犹同也。

　　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，足以有临也；宽裕温柔，足以有容也；发强刚毅，足以有执也；齐庄中正，足以有敬也；文理密察，足以有别也。溥博渊泉而时出之，溥博如天，渊泉如渊。见而民莫不敬，言而民莫不信，行而民莫不说，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，施及蛮貊，舟车所至、人力所通，天之所覆、地之所载，日月所照、霜露所队，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，故曰配天。

　　朱熹曰：“聪明睿知，生知之质。临，谓居上而临下也。其下四者，乃仁义礼智之德。文，文章也。理，条理也。密，详细也。察，明辨也。溥博，周遍而广阔也。渊泉，静深而有本也。出，发见也。言五者之德充积于中而以时发见于外，其充积极其盛而发见当其可也。‘舟车所至’以下，盖极言之。配天，言其德之所及广大如天也。”

　　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，立天下之大本，知天地之化育。夫焉有所倚？肫肫其仁，渊渊其渊，浩浩其天，苟不固聪明圣知达天德者，其孰能知之？

　　朱熹曰：“经、纶皆治丝之事，经者理其绪而分之，纶者比其类而合之也。经，常也，大经者五品之人伦，大本者所性之全体也。惟圣人之德极诚无妄，故于人伦各尽其当然之实，而皆可以为天下后世法，所谓经纶之也。其于所性之全体无一毫人欲之伪以杂之，而天下之道千变万化皆由此出，所谓立之也。其于天地之化育则亦其极诚无妄者有默契焉，非但见闻之知而已。此皆至诚无妄，自然之功用，夫岂有所倚著于物而后能哉？肫肫，恳至貌，以经纶而言也。渊渊，静深貌，以立本而言也。浩浩，广大貌，以知化而言也。其渊其天，则非特如之而已。固，犹实也。郑氏曰：‘唯圣人能知圣人也。’”

　　臣按：朱嘉谓前章言至圣之德，此章言至诚之道。然至诚之道非至圣不能知，至圣之德非至诚不能为，则亦非二物矣。夫理之在天者至于至诚之道极矣，理之在人者至于至圣之德尽矣，圣人者出本至诚之道以立至圣之德，充积盛于外者则如天如渊，功用妙于中者则其天其渊，惟其有是德是以知是道，故曰：“苟不固聪明圣知达天德者，其孰能知之。”说者谓此言达而在上之大圣人其圣德之全体大用如此，可谓至极而无以加矣，可以当此者其惟尧、舜乎？夫尧舜与人同耳，有为者亦若是，况承帝王之统、居帝王之位者乎？

　　《诗》曰：“不显惟德，百辟其刑之。”是故君子笃恭而天下平。

　　朱熹曰：“《诗》，《周颂烈文》之篇。不显，犹言岂不显也，此借引以为幽深玄远之意。承上文言天子有不显之德而诸侯法之，则其德愈深而效愈远矣。笃，厚也。笃恭，言不显其敬也。笃恭而天下平，乃圣人至德渊微，自然之应，中庸之极功也。”

　　胡仲虎曰：“笃恭而天下平，即首章致中和而天地位、万物育也，特首章是致其中而后致其和，此之谓笃恭者已致其和而益致其中也，为己之功愈密则德愈深而效愈远如此。”

　　臣按：四书之中言天下平者凡四，《大学》经文与《中庸》此章乃孔子之言也。《大学》经文曾子之所述，《中庸》此章子思之所传，然《大学》有八条目，必自物格、知至、意诚、心正、身修、家齐、国治而后可以至于天下，而《中庸》则惟一笃乎恭则可以致夫天下平焉，是何难易悬绝如此哉？盖《大学》圣人教人为学之道，《中庸》圣人教人守约之方。先儒谓敬之一字，圣学所以成始而成终者也，诚能存乎一敬字之约而用以尽夫八条目之详，则夫所谓笃恭而天下平者，即所谓意诚、心正、身修、家齐、国治而天下平者矣。

　　孟子曰：“道在迩而求诸远，事在易而求诸难，人人亲其亲、长其长而天下平。”

　　朱熹曰：“亲、长在人为甚迩，亲之、长之在人为甚易，而道初不外是也，舍此而他求则远且难而反失之，但人人各亲其亲、各长其长，则天下自平矣。”

　　张栻曰：“亲亲，仁也；敬长，义也。仁义本之躬而达之天下，天下所以平者全系乎此，味此数语，尧、舜、三王之治可得而推矣。”

　　臣按：天下者一国之积也，一国者一家之积也，一家者一人之积也，人人有亲有长，一人有一人之亲长，各人有各人之亲长，各人亲各人之亲、长各人之长则一家之中无有不亲其亲、不长其长者矣，各家之亲之长皆有以亲之长之则一国之中为人亲者皆有以亲之、为人长者皆有以长之者矣，推之天下，天下统乎国，国统乎家，家统乎人，人人皆亲其亲、长其长，天下之人不异乎国，国之人不异乎家，天下无一人不然，无一家不然，则天下岂有不平者哉？虽然，人君以一身中天下而立，海宇如此其大也，人民如此其众也，安得人人而教之、家家而晓之而使之皆然哉？故既正身齐家以为之表率，而又设官分职立教设政以劝化之，而不从者又有刑以弼之焉，必期于天下之大无一人一家之为人亲、为人长者不得人亲之长之，亦无一人一家之为人子、为人少者之不亲其亲、长其长也，有子谓“孝弟为行仁之本”，先儒谓亲亲而仁民，仁民而爱物，莫不自此推而行之焉，则天下平之之本端在此矣。

　　孟子曰：“大而化之谓圣，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。”

　　朱熹曰：“大而能化，使其大者泯然无复可见之迹，则不思不勉，从容中道，而非人力之所能为矣。”张载曰：“大可为也，化不可为也，在熟之而已矣。”

　　程颐曰：“圣不可知，谓圣之至妙人所不能测，非圣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益之赞尧曰“乃圣乃神”，则知帝王之德莫盛于此者，后世言治者必曰法尧舜，非徒法其为治之迹，必先法其为治之心，欲得其心而效其迹者，非有其德不可也，然圣人之德生知安行，岂易至哉？一惟以之为标准，其积渐以至之而已，积渐以至之，其道何繇在乎？有可欲之善而实有诸己焉，由是充实而美，而至于英华发外而大焉，大而化之而至于不可测度，则圣神之德在我矣。

　　孟子曰：“君子之守，修其身而天下平。”朱熹曰：“此所谓守约而施博也。”

　　张栻曰：“修身则本立，由是而家齐、国治、天下平，皆其所推耳。”

　　臣按：人君一身居天下之中，一身至小也，天下至大也，吾修吾身于深宫之中，何预于天下，而天下平哉？盖天下之大，藩服都邑非止一处，百官庶尹非止一职，士农工商非止一民，蛮夷戎狄非止一类，有身者赖我以生，有家者赖我以养，我发一念之仁则彼无不得其所者矣，我兴一念之不仁则彼有不得其所者矣。人情不能无喜也，喜而省刑罚、薄税敛，是以一人之喜发而为千万人之喜也，喜而兴土木之功、求珍异之物，吾心则喜矣，如民忧何？人情不能无怒也，怒而除盗贼、去贪残，是以一人之怒形而为千万人之怒也，怒而用非法之刑、兴穷黩之兵，吾心则快矣，如民苦何？此君子所以贵乎守也。然事几纷遝日至，果将何所守乎？亦曰修吾身而已。《大学》曰：“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，心正而后身修。”是知修身之本又在乎正心也，正心以修身，则不好声色之奉、不崇土木之饰、不事异端之教、不为田猎之举、不作无益之事、不好珍异之物、不兴出境之师、不用非法之刑，凡非所当好者皆不之好，凡非所当为者皆不之为，如此，则不尽民之力、不尽民之财、不尽民之情，则无一人之不得其所、无一物之不遂其性、无一处之不得其安矣，孰谓天下平不由乎人君之一身哉？此人君之为治所以贵乎正心，而大臣之事君所以必格君心之非也。

　　周惇颐曰：“天以阳生万物，以阴成万物。生，仁也；成，义也。故圣人在上，以仁育万物，以义正万民，天道行而万物顺，圣德修而万民化。大顺大化，不见其迹、莫知其然之谓神，故天下之众本在一人。道岂远乎哉，术岂多乎哉？”

　　朱熹曰：“圣人以仁育万物，以义正万民，所谓定之以中正仁义也。天地、圣人，其道一也，天下之本在君，君之本在心，心之本在仁义。”

　　臣按：天有五行而总之者曰阴阳，人有五德而兼之者曰仁义，是仁义者人君修己治人之正道要术也。人君体天之阳以育万物，使万物皆遂其自然之仁，体天之阴以正万民，使万民皆由乎当然之义，天下之大，无一人之不仁、无一事之非义，天下于是乎平矣。

　　张载曰：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”

　　臣按：《大学》之道，其纲领在明德、新民、止至善，其条目在格物致知、诚意正心、修身齐家、治国平天下，外有以极其规模之大，内有以尽其节目之详，要必析之极其精而不乱，然后合之尽其大而无余，所谓全体大用之学也，所谓圣神功化之极也。由物格知至而至于天下平，则学问之极功于是乎备，圣人之能事于是乎毕矣。是以《大学》一经十传，行其道于当时则有以为一世立太平，传其书于来世则有以为万世开太平，开之于万世者即其所以平之于一时者也。盖天地有形而无心，所以为天地立心者圣人也，生民有命而不能自遂，所以立夫生民之命而使之遂其生者则有待于圣人焉。吁，圣人阐明斯道以立天地之心，推行斯道以立生民之命，自伏羲、尧、舜以来至于文、武、周公则然矣。不幸中绝而孔子继之，作为《大学》经之一章，曾子又述其意以为十传，惜其有德无位不能立一时之太平，而实垂之天下后世有以开万世之太平焉。不幸而再绝，历汉魏、隋唐而不能振起，至于有宋，两程兄弟始表章之于《礼记》之中，朱熹又为之《章句》《或问》，真德秀又汇经传子史以填实之以为《衍义》，所以推而广之、扩而大之，使天下后世知《大学》之书无一理不该、无一事不在，唐、虞、夏、商、有周之盛治居然可致矣。臣幼读此书，偶有所见，晚辑成帙，上尘圣聪，傥见施行，则臣虽死而生矣，无任恳悃愿效之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