注意：以下圖書只作自學研究自途
原序
有通儒之学，有俗儒之学。学者将以明体适用也，综贯百家，上下千载，详考其得失之故，而断之于心，笔之于书，朝章、国典、民风、土俗，元元本本，无不洞悉，其术足以匡时，其言足以救世，是谓通儒之学。若夫雕琢辞章，缀辑故实，或高谈而不根，或剿说而无当，浅深不同，同为俗学而已矣。自宋迄元，人尚实学，若郑渔仲、王伯厚、魏鹤山、马贵与之流，著述具在，皆博极古今，通达治体，曷尝有空疏无本之学哉。明代人才辈出，而学问远不如古。自其少时鼓箧读书，规模次第已大失古人之意。名成年长，虽欲学而无及。间有豪隽之士，不安于固陋，而思崭焉自见者，又或采其华而弃其实，识其小而遗其大。若唐荆川、杨用修、王弇州、郑端简，号称博通者，可屈指数，然其去古人有间矣。
昆山顾宁人先生，生长世族，少负绝异之资，潜心古学，九经诸史略能背诵，尤留心当世之故，实录奏报，手自抄节；经世要务，一一讲求。当明末年，奋欲有所自树，而迄不得试，穷约以老。然忧天悯人之志，未尝少衰，事关民生国命者必穷源溯本，讨论其所以然。足迹半天下，所至交其贤豪、长者，考其山川风俗、疾苦利病，如指诸掌。精力绝人，无他嗜好，自少至老，未曾一日废书，出必载书数簏自随。旅店少休，披寻搜讨，曾无倦色。有一疑义，反复参考，必归于至当。有一独见，援古证今，必畅其说而后止。当代文人才士甚多，然语学问，必敛衽推顾先生。凡制度典礼有不能明者，必质诸先生。坠文轶事有不知者，必徵诸先生。先生手画口诵，探源竟委，人人各得其意去。天下无贤不肖，皆知先生为通儒也。
先生著书不一种，此《日知录》，则其稽古有得，随时札记，久而类次成书者。凡经义史学、官方吏治、财赋典礼、舆地艺文之属，一一疏通其源流，考正其廖误。至于叹礼教之衰迟，伤风欲之颓败，则古称先，规切时弊，尤为深切著明，学博而识精，理到而辞达。是书也，意惟宋元名儒能为之，明三百年来殆未有也。
耒少从先生游，尝手授是书。先生没，复从其家求得手稿，校勘再三，缮写成帙，与先生之甥刑部尚书徐公健庵、大学士徐公立斋谋刻之而未果。二公继没，耒念是书不可以无传，携至闽中。年友汪悔斋赠以买山之资，举畀建阳丞葛受箕，鸠工刻之以行世。
呜呼，先生非一世之人，此书非一世之书也。魏司马朗复井田之议，至易代而后行。元虞集京东水利之策，至异世而见用。立言不为一时，录中固已言之矣。异日有整顿民物之责者，读是书而憬然觉悟，采用其说，见诸施行，于世道人心实非小补。如第以考据之精详，文辞之博辨，叹服而称述焉，则非先生所以著此书之意也。
康熙乙亥仲秋门人潘耒拜述
叙
叙曰：自明体达用之学不修，后生钜材日事纂述，而鸿通瑰异之资遂率隳败祠章训诂、襞绩破碎之中。汉时经术修明，贤哲著书，大都采择传记百家，论说时政与己志而已。魏晋已降，著录始广。唐以后遂歧分为数家，其善者自典章经制文物度数以及佛老之书，徼裔之迹，莫不明其因革损益、巨细本末，号称繁博。然求其坐而言，可起而行，修诸身心，达于政事者，不数觏焉。
昆山顾亭林先生，质敏而学勤，谊醇而节峻，出处贞亮，固已合于大贤。虽遭明末丧乱，迁徒流离，而撰述不废，先后成书二百余卷。闳廓奥赜，咸职体要，而智力尤瘁者此也。其言经史之微文大义、良法善政，务推礼乐德刑之本，以达质文否泰之迁嬗，错综其理，会通其旨。至于赋税、田亩、职官、选举、钱币、权量、水利、河渠、漕运、盐铁、人材、军旅，凡关家国之制，皆洞悉其所由盛衰利弊，而慨然著其化裁通变之道，词尤切至明白。其余考辨亦极赅洽。《易》曰：“言天下之至赜，而不可恶也；言天下之至动，而不可恶也；言天下之至动，而不可乱也。”又曰：“困者，德之辨也。”传曰：“仁人之言，其利溥哉。”岂非善成其鸿通瑰异之资，而毕出于体用焉哉。元明诸儒，其流失喜空言心性，凡讲说经世之事者，则又迂执寡要。先生因时立言，颇综核名实，意虽救偏，而议极峻正，直俟诸百世不惑，而使天下晓然于儒术之果可尊信者也。
汝成钻研是书，屡易寒暑。又得潘检讨删饰元本，阎徵君、沈鸿博、钱宫詹、杨大令四家校本。先生讨论既夥，不能无少少渗漏，四家引申辩证，亦得失互见，然实为是书羽翼也，用博采诸家疏说传注名物古制时务者条比其下。伏处海滨，见闻孤陋，又耆硕著书富邃，而义无可附，则亦阙诸。窃虑踳驳，有逾简略。呜呼，学识远不逮先生毛发，而欲以微埃涓流，上益海岱之崇深，抑愚且妄矣。然先生之体用具在，学者循其唐涂，以窥贤圣制作之精，则区区私淑之心，识小之指，或不重为世所诟病者矣。书凡三十二卷，篇帙次第略不改易。集释条目、诸贤名氏里爵，具列于后，而辄著其大指于篇。
先生著述闳通，是书理道尤博，学术政治皆综隆替，视彼窾言，奚啻瓶智。自康熙三十四年，吴江潘检讨刻于闽中，流行既久，刊劂多讹，潜邱诸君皆有校正。今兹集释即缘为权舆，复广加钩析，脱字既增，误文亦削。诸君别著，论纂虽殊，指意可并，则亦附诸。至先生所纂《金石文字记》、《山东考古录》、《石经考》、《五经同异》、《音学五书》、《郡国利病书》、《亭林诗文集》、《菰中随笔》等书，凡藉参稽，亟为决择；若异径庭，不引诠训。至汉唐及明经史传纪诸子杂家，皆先生博综穿穴，兹更无事骈枝。凡所称引，率断自先生同时及后贤所述。
先生问学浩博，论说深远，专综大纲，或忘识小。诸家辨驳，其无关闳旨者勿论；间有异同，转滋歧舛。用援郑诂《礼经》、颜注《汉史》之例，拾遗元文，参以私测，更列众言，加之融释。
诸经训纂，众史传志，其文可互通者，悉随先生所录疏明。至义类所触，或摭实略虚，或舍新徵旧。又逸书别史、诸子百家，分见少殊，援引斯异，亦随所列之文、所据之本，略事钩甄，以祛抵滞。
先生负经世之志，著资治之书，举措更张，言尤慨切。第世异盛衰，则论贵参伍，求栋买毂，何殊区霚。爰竭颛愚，略疏偏激，不为掉罄，间陈一孔，虽会几深，终惭和缪。又先生留心时务，奏议文书事关利害，皆入简编。今有发明，广为采厕。著书诚尚雅驯，立说亦争要领。或节录其篇，或咸登其论，理势恐失其真，辞气多仍其笔，亦准全书，惟求实事。至于词原曲喻，隐多未正，既辄舛驰，阙疑云尔。
世嬗岁迁，学者辈出，参考古今，蔚成宏杰。其论治体要道、经术文章，器识虽殊，穿并则一。间著名理，有出先生论述外者，既综疏列；至于考证诸家，意主搜罗，凡所引称，时至缴绕，今入注文，但取证明，奚事炫博，辄加删节，归诸简核。若语有繁略，理无醇疵，既列其凡，不广附丽。
疏说既繁，主名难一；氏族不署，淆舛易滋。然或同籍系，罔辨纂言，既异存亡，须分著录。始辑注文，但称某氏，惟氏同则殊以官，谥同则加以地。其他区异，旨亦准斯。至同时材哲，则概著其名，事取标题，义无轩轾。第上相位崇，守土分别，兼获师承，宜谨书策。少变其文，复同前例。叔重解字，引贾逵之说，书官以尊；康成治诗，重毛公之贤，称笺自下。爰式先儒，用慎操翰。
潘氏耒，字次耕。吴江人。康熙间举博学鸿词，官检讨。元删录本，通行刊本。
阎氏若璩，字百诗，太原人。康熙间举学鸿词。元校本。
杨氏名宁，字简在。江阴人。拔贡生，官知县。元校本。
沈氏彤，字冠云。吴江人。乾隆初举博学鸿词。元校本。
钱氏大昕，字晓徵。嘉定人。官少詹事。元校本。
谈氏允厚，字厚臣。嘉定人。
胡氏承诺，字君信，一字石庄。石门人。举人。
王处士锡阐，字寅旭。吴江人。
张氏尔岐，字稷若。济阳人。
陆氏世仪，字道威。太仓人。
唐氏甄，字铸万。夔州人。举人，官知县。
陆清献陇其，字稼书。平湖人。进士，官御史，从祀庙庭。
魏鸿博禧，字冰叔。宁都人。康熙间举博学鸿词。
李文贞光地，字晋卿。安溪人，官大学士。
徐司冠乾学，字原一。昆山人。进士。
朱检讨彝尊，字锡鬯。秀水人。康熙间举博学鸿词。
慕氏天颜，字鹤鸣。静宁人。进士，官漕运总督。
储大令方庆，字广期。宜兴人，进士。
严太仆虞惇，字宝成。常熟人。进士。
姜氏宸英，字西溟。慈溪人。官编修。
方侍郎苞，字灵皋。桐城人。进士。
惠侍读士奇，字天牧。吴县人。进士。
任氏源祥，字王谷。宜兴人。
王给事命岳，字伯咨。晋江人。
陈氏启源，字长发。吴江人。
梅氏文鼎，字定九。宣城人。
臧氏琳，字玉林。武进人。
邱氏嘉穗，字秀瑞。浙江人。举人。
陈庶子迁鹤，字介石，安溪人。
杨编修绳武，字文叔。吴县人。
顾司业栋高，字复初。无锡人。
陈文恭宏谋，字汝咨。临桂人。官大学士。
陈总兵伦炯，字资斋。同安人。
曹给事一士，字谔庭。上海人。进士。
汪氏师韩，字抒怀。钱塘人。官编修。
柴氏绍炳，字虎巨。仁和人。
谢中丞敏，字肃斋。武进人。
陈通政兆仑，字句山。钱塘人。乾隆初举博学鸿词，庶吉士。
全氏祖望，字绍衣。鄞县人。乾隆初举博学鸿词。
陈鸿博文靖，字位山。当涂人。乾隆初举。
乔氏光烈，字敬亭。上海人。进士，官巡抚。
裘文达曰修，字叔度。新建人。进士，官尚书。
宫氏献瑶，字瑜卿。安溪人。官洗马。
王方伯太岳，字芥子。定兴人。进士。
姚氏范，字南青。桐城人。官编修。
江氏永，字慎修。婺源人。
卢氏文弨，字绍弓。余姚人。侍讲学士。
陆中丞耀，字青来。吴江人。举人。
庄侍郎存与，字方耕。武进人。进士及第。
王氏鸣盛，字凤喈。嘉定人。光禄寺卿，进士及第。
黄氏中坚，字震生。吴县人。
戴氏震，字东原。休宁人。庶吉士。
赵氏翼，字云崧。阳湖人，贵西兵备道，进士及第。
姚刑部鼐，字姬传。桐城人。进士。
柴御史潮生。
胡御史蛟龄。
杨侍郎永斌。
王上舍应奎，字柳南。常熟人。
孙氏志祖，字颐谷。仁和人。进士，官御史。
惠氏栋，字定宇。侍读子。
凤氏韶，字德隆。江阴人。岁贡生。
朱氏泽沄，字止泉。宝应人。
钱徵士大昭，字晦之。嘉定人。嘉庆初举孝廉方正。
梁氏玉绳，字曜北。钱塘人。
汪明经中，字容甫。江都人。
刘学博台拱，字端临。宝应人。
庄大令述祖，字葆琛。阳湖人。进士。
庄氏绶甲，字卿珊。大令子。
钱学博塘，字岳源。嘉定人。进士。
洪氏亮吉，字稚存。阳湖人。官编修。
桂氏馥，字未谷。曲阜人。进士，官知县。
孙兵备星衍，字渊如。阳湖人。进士及第。
凌氏廷堪，字次仲。歙人。进士，官教授。
雷氏学淇，字介庵。直隶通州人。进士。
张大令云璈，字仲雅。钱塘人。举人。
陈同知斌，字白云。德清人。进士。
程方伯含章，字月川。景南人。举人，巡抚，左迁布政使。
刘氏逢禄，字申受。武进人。进士，官礼部主事。
陆学博珣，字子劭。嘉定人。
管氏同，字异之。上元人。举人。
沈明经宇，字启大。嘉定人。
刘明经开，字孟涂。桐城人。
严氏如煜，字乐园。溆浦人。孝廉方正，官按察使。
沈学博钦韩，字文起。举人。吴县人。
阮阁部元，字伯元。仪徵人。今官协办大学士，云贵总督。
陶宫保澍，字云汀。安化人。进士，今官兵部尚书，两江总督。
方东树，字植之。桐城人。
姚大令莹，字石甫。桐城人。进士，今官江苏知县。
周济，字保绪。荆溪人。进士，今官教授。
魏源，字默深。邵阳人。举人，今官内阁中书。
张生洲，字渊甫。吴江人。举人，今官教谕。
谢占壬，字◎◎。宁波人。
施彦士，字朴斋。崇明人。举人，今官知县。
徐璈，字六襄。桐城人。进士，今官知县。
左暄，字春谷。经县人。
道光十四年五月嘉定后学黄汝城叙录
序
邹福保
亭林先生忠孝大儒，不专以著作传，而著作亦为振古以来所未有。所辑《日知录》，孤怀闳识，殚见洽闻，国史本传称之为“精诣之书”。然止云三十卷。潘稼堂所刊三十二卷已溢出原数之外，此四卷又溢出于稼堂所刻之外，其故何欤？余维自古磊落奇伟之士，其绪论足以扶世翼教者，虽残编断简，至一句一字之微，後之人往往掖拾而珍惜之。惮流传至于千百祀之久，况乎道德文学经济气节岿然推昭代儒林之冠，而觥觥乎为经师、人师如先生者耶！“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”，宜乎人之甄采遗佚，而不忍使其磨灭于尘蠢中也。
余尝谓先生之学卓然成大家，足与前代之郑渔仲、王伯厚、魏鹤山、马贵与诸公相颉颃。厥故有二：一多读人间有用书，一多交海内益友。凡群经诸史、金石图篆、文编说部有关于历代掌故、国家典制、天文舆地、河漕兵农之属，咸悉心研撢，穷极根底，因原竟委，考正得失。生平自少至老，无一刻离书，出行挟以自随，有疑则发箧对勘。此所以洞烛今古，本本原原也。加以足迹半天下，所交皆巨人长德，虚怀若谷，广益集思，其学究天人，如王阐熟精《三礼》，如张尔歧旁参互证，如阎若璩博闻强记，如吴任臣读尽有字之书，如朱彝尊专精六书之业，如张绍能包他人之所有，并能拓他人之所无，又与傅山，李容，归庄、七宏撰诸君子或辨析道义，或切刺名理，往复商榷，取法者精，是以所诣愈峻，敛华就实，经世淑身，而不为虚憍诡异之说，是足多已。嗟乎！时至今日，儒术衰微，卮言纷纷遍华夏，几不知正学为何事。有心世道者，侧身环顾，愀然有忧思焉，以为当世不见先生，亦不复知有先生矣。犹赖圣明在上，表章潜德，诏举先生从祀文庙两院，凡薄海内外贤士大夫之闻风者，私相庆慰，俱憬然于斯道垂绝，尚有一线留贻，奉先正之典型，挽狂澜于既倒，不可谓非吾党之幸也已！
此编余于家藏旧书中检得，原板已亡，士林罕见，重写授梓，以广其传，世之瓣香《日知录》者，得此益窥全豹，岂不快哉！岂不快哉！
按先生著述，若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、《音学五书》、《杂著十种》及诗文集等，至今风行字内，家有其书。并闻《利病书》之原稿，曾经先生于简眉册尾手自细注者，尚存昆山祠堂中，可得披览。此外未刊之《肇域志》稿，或云藏洪琴西观察家，然未及睹。又《区言》五十卷，皆述治天下之要，昔何义门曾于东海相国所偶见一帙，而世无传本，存否难知。又《皇明修文备史》四十帙，中间所辑书七十五种，皆有明一代之事，盖先生当时有志于明史，而未暇成书者。乾隆时，武进赵亿孙曾得抄本，今亦不知何往。呜呼！吾吴不乏劬书耆学之君子，有注意于乡邦文献、搜遗订坠者乎？采访雕镌，匪异人任，能令先生未经传播之书，一一长留于天地间，区区之心，不胜大愿。
抑犹有说焉，先生乃我苏之乡贤也，郡城中应有专祠供奉栗主，以行春、秋之祭祀，以为邦人士之师资。余怀之二十年矣，而力不足以倡之，窃自愧恨；桑梓馨香之报，其安能无望于後之来者乎！
宣统二年庚戌秋七月乡後学元和邹福保谨序
卷一
书法
晋卫恒《四体书势》序曰：“昔在黄帝，创制造物，有沮诵、仓颉者，始作书契，以代结绳，盖观鸟迹以兴思也。因而遂滋，则谓之字。有六义焉：一曰指事，‘上’‘下’是也；二曰象形，‘日’‘月’是也；三曰形声，‘江’‘河’是也；四曰会意，‘武’‘信’是也；五曰转注，‘老’‘考’是也；六曰假借，‘令’‘长’是也。夫指事者，在上为‘上’，在下为‘下’也。象形者，‘日’满‘月’亏，效其形也。形声者，以类为形，配以声也。会意者，止戈为‘武’，人言为‘信’也。转注者，以‘老’为‘考’也。假借者，数言同字，其声虽异，其意一也，自黄帝至三代，其文不改。及秦用篆书，焚烧先典，而古文绝矣，汉武帝时，鲁共王坏孔子宅，得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，时人已不复知有古文，谓之‘科斗书’。汉世秘藏，希得见之。魏初，传古文者，出于邯郸淳。恒祖敬侯，写淳《尚书》，後以示淳，而淳不别。至正始中，立三字石经，转失淳法，因科斗之名，遂效其形。太康元年，汲县人盗发魏襄王冢，得策书十余万言。案敬侯所书，犹有仿佛。古书亦有数种，其一卷论楚事者，最为工妙，恒窃说之，故竭愚思以赞其美，愧不足厕前贤之作，冀以存古人之象焉。……昔周宣王时，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，或与古同，或与古异，世谓之籀书者也。及平王东迁，诸侯立政，家殊国异，而文字乖形，秦始皇帝初兼天下，丞相李斯乃奏益之，罢不合秦文者，斯乃作《苍颉篇》，中车府令赵高作《爱历篇》，太史令胡毋敬作《博学篇》，皆取史籀大篆，或颇省改，所谓小篆者。……自秦坏古文，有八体：一曰大篆，二曰小篆，三曰刻符，四曰虫书，五曰摹印，六曰署书，七曰殳文，八曰隶书。王莽时，使司徒甄丰校文字部，改定古文，复有六书：一曰古文，孔氏壁中书也；二曰奇字，即古文而异者也；三曰篆书，秦篆书也；四曰佐书，即隶书也；五曰缪篆，所以摹印也；六曰鸟书，所以书幡信也。及许慎撰《说文》，用篆书为正，以为体例，最可得而论也。秦时李斯，号为二篆，诸山及铜人铭皆斯书也。汉建初中，扶风曹喜少异于斯，而亦称善。邯郸淳师焉，略究其妙。韦诞师淳，而不及也，太和中，诞为武都太守，以能书留补侍中，魏氏宝器铭题皆涎书也。汉末，又有蔡邕，采斯、喜之法，为古今杂形，然精密简理不如淳也。……秦既用篆，奏事繁多，篆字难成，即令隶人佐书，曰隶字。汉因行之，独符印玺、幡信题署用篆。隶书者，篆之捷也。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。至灵帝，好书。时多能者，而师宜官为最，大则一字径丈，小则方寸千言，甚矜其能。或时不持钱诣酒家饮，因壁书，过观者以酒雠，计钱足而火之。每书辄削，而焚其札。梁鹄乃益为判而饮之酒，候其醉而窃其札，鹊卒以书至选部尚书。宜官，鹄宜为大字，邯郸淳宜为小字。鹄谓淳得次仲法，然鹄之用笔尽其势矣。汉末，有左子邑，小与淳、鹄不同，然亦有名。魏初有钟、胡二家，为行书法，俱学之于刘德升。而钟氏少异，然亦各有巧，今大行于世。……汉兴而有草书，不知作者姓名。至章帝时，齐相杜度号善作篇。後有崔瑗、崔寔，亦皆称工。杜氏杀字甚安，而书体微瘦。崔氏甚得笔势，而结字小疏。弘农张伯英者，因而转精甚巧，凡家之布帛必书而後练之，临池学书，他水尽黑，下笔必为楷，则号‘匆匆不暇草书’，寸纸不见遗，至今犹宝其书，韦仲将谓之“草圣”。伯英弟文舒者，次伯英。又有姜盂颍、梁孔达、田彦和及韦仲将之徒，皆伯英弟子，有名于世，然殊不及文舒也。罗叔景，赵元嗣者，与伯英并时，见称于西州，而矜巧自异，众颇惑之。故英自称‘上比崔、杜不足，下方罗、赵有馀’。河间张超亦有名，然虽与崔氏同州，不如伯英之得其法也。”
汉时策书，其制二尺，短者半之，篆书，起年月，称皇帝以名，诸侯王三公其罪免亦赐策。其异者隶书，用尺一木，两行而已。
隶书
《汉书艺文志》：“《史籀篇》者，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，与孔氏壁中古文异体。《苍颉》七章者，秦丞相李斯所作也，《爱历》六章者，车府令赵高所作也，《博学》七章者，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。文字多取《史籀篇》，而篆体复颇异，所谓秦篆者也。是时始造隶书矣，起于官狱多事，苟趋省易，施之于徒隶也。汉兴，间里书师合《苍颉》、《爱历》、《博学》三书，断六十字以为一章，凡五十五章，并为《苍颉篇》。武帝时，司马相如作《凡将篇》，无复（师古曰：复，重也）字。元帝时，黄门令史游作《急就篇》。成帝时，将作大匠李长作《元尚篇》，皆《苍颉》中正字也，《凡将》则颇有出矣。至元始中，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，各令记字于庭中。杨雄取其有用者，以作《训纂篇》，顺续《苍颉》，又易《苍颉》中重复之字，凡八十九章，臣复续杨雄作十三章，（韦昭曰：臣，班固自谓也。作十三章，后人不别，疑在《苍颉》下篇三十四章中。）凡一百二章，无复字，六艺群书所载略备矣，《苍颉》多古字，俗师失其读。宣帝时，征齐人能正读者，张敞从受之。传至外孙之子杜林，为作训故，并列焉。”庾肩吾《书品序》：“隶体发源秦时，隶人下邳程邈所作，始皇见而重之，以奏事繁多，篆字难制，遂作此法，故曰隶书。今时正书是也。”
张守节《史记正义论例》曰：“程邈变篆为隶，楷则有常。後代作文随时改易，卫宏官书数体，吕忱或字多奇，钟、王等家以能为法，致今楷文改变，非复一端。”
《南齐书刘休传》：“元嘉世，羊欣受字，敬正隶法，世共宗之。右军之体微古，不复见贵。休始好此法，至今此体大行。”
《梁书萧子云传》：“子云善草隶书，为世楷法。自云善效钟元常、王逸少，而微变字体。答敕云：臣昔不能拔赏，随世所贵，规摹子敬，多历年所。年二十六，著《晋史》，至《二王列传》，欲作论语草隶法，言不尽意，遂不能成，略指论飞白一势而已。十许年来，始见敕旨《论书》一卷，商略笔势，洞彻字体，又以逸少之不及元常，犹子敬之不及逸少。自此研思，方悟隶式，始变子敬，全范元常，逮尔以来，自觉功进。”（可见钟、王之字即是隶书。）
《後魏书江式传》：式表云：“晋世义阳王典词令任城吕忱表上《字林》六卷，寻其况趣，附托许氏《说文》；而按偶章句，隐别古籀奇惑之字，文得正隶，不差篆意也。”
又云：“式于是撰集字书，号曰《古今文字》，凡四十卷。大体依许氏《说文》为本，上篆下隶。”
《水经注》：“昔在汉世，洛阳宫殿门题多是大篆，言是蔡岂诸子。自董卓焚宫殿，魏太祖平荆州，汉吏部尚书安定梁孟皇善师宜官八分体，求以赎死。太祖善其法，常仰系帐中爱玩之，以为胜宜官，北宫榜题咸是鹄笔。南宫既建，明帝令侍中京兆韦诞以古篆书之。皇都迁洛，始令中书舍人沈含馨以隶书书之。景明、正始之年，又敕符节，令江式以大篆易之，今诸桁榜题皆是式书。”
刘勰《文心雕龙》引庾肩吾《书品》：“隶体发源秦时，隶人下邳程邈所作。始皇见而重之，以奏事繁多，篆字难制，遂作此法，故曰隶书，今时正书是也。草圣起于汉时，解散隶法，用以赴急，本因草创之义，故曰草书。建初中，京兆杜操始以善书知名，今之草书是也。”
《北齐书》：“赵仲将善草隶，虽与弟书，书字楷正，云：“草不可不解，若施于人，似相轻易。若与当家中卑幼，又恐其疑所在宜尔，是以必须隶书，”（可见不草即是隶书。）
晋成公绥《隶书体》云：“虫篆既繁，草稿近伪，适之中庸，莫尚于隶。”是则篆、草之中惟有隶也。又云：“若乃八分、玺法，殊好异制。”是八分虽别一体，亦谓之隶也，又云：“垂象表式，有模有楷。”则後人之名为楷者，从此出矣。
王羲之《题卫夫人笔阵图後》云：“夫书，先须引八分、章草人隶字中，发人意气。”
《宣和书谱》：“为八分之说者多矣。一日东汉上谷王次仲以隶字改为楷法，变八分。此蔡希综之说也。一曰去隶字八分取二分，去小篆二分取八分，故谓之八分。此蔡琰述父中郎邕语也。（《庄子》：“丁子有尾。”世人谓右行曲波为尾。丁子二字，左行曲波亦是尾也。扬慎曰：观此、则庄子之时已有八分书，不始于王次仲矣。）前世之善书类能言其书矣。然而自汉以来，至于唐千百载间，金石遗文之所载，特存篆、隶，行、草，所谓八分者何有？至唐，则八分书始盛，其典型盖类隶而变方广作波势，不古不严，岂在唐始有之那？杜甫作《八分歌》，盛称李潮、韩择木、蔡有邻，是皆唐之诸子。而今所存者，又皆唐字。则希综、蔡邕之论安在哉？盖古之名称与今或异，今所谓正书，则古所谓隶书；今所谓隶书，则古所谓八分。至唐则又于隶书中别为八分以名之，然则唐之所谓八分者，非古之所谓八分也。今御府所藏八分者四人：曰张彦远、曰贝冷该、曰于僧翰、曰释灵该，是四子俱唐人，则知今之八分出于唐明矣。故不得不辨，以诏後世云，”
《金石录》：“右《东魏大觉寺碑》阴题‘银青光禄大夫臣韩毅隶书’，盖今楷字也。庚肩吾曰：‘隶书，今之正书也。’张怀瓘《六体书论》亦云：‘隶书者，程邈造字皆真正，亦曰正书。’自唐以前皆谓楷字为隶，至欧阳公《集古录》，误以八分为隶书，自是举世凡汉时石刻皆目为汉隶。有一士人力主此论，余尝出汉碑数本问之：何者为隶？何者为八分？盖自不能分也。因览此碑，毅自题为隶书。故聊志之，以法来者之惑。”
《老学庵笔记》：“周越《书苑》云：‘郭忠恕以为小篆散而八分生，八分破而隶书出，隶书悖而行书作，行书狂而草书圣。’以此知隶乃今真书。赵明诚《金石录》谓误以八分为隶，自欧阳公始。”（《千字文》云：杜藁钟隶。《王羲之传》：尤善隶书、为古今之冠。）
《项氏家说》曰：“程回可父辨隶书曰：周兴嗣《千字》：‘杜稿钟隶。’萧于云启云：“论草隶，逸少不及元常，子敬不及逸少。”任价《五体序》云：‘篆则科斗、玉筯、垂露、薤叶，隶则羲、献、钟、庾、欧，虞，颜、柳，八分则酌乎篆，隶之间者。’《书苑》云：‘蔡文姬言：割程隶字八分取二分，割李篆字二分取八分，于是为八分书。’以诸家参之，则今之称隶者，乃二八分书；古之称隶者，真书，行书也。唐与国初并无此误，自欧阳以来始误。故少游遂疑程邈帖不当为小楷，疑非秦书。盖不知先有真书，後有八分书也。黄公绍曰：‘按《唐六典入校书郎正字所掌字体有五：一古文，二大篆，皆不用；三曰小篆，印玺、旗幡所用；四曰八分，石经、碑碣所用；五曰隶书，典籍表奏，公私文疏所用。’则程说信矣。”
章子厚曰：“石金刻东汉、魏，晋皆用八分，唯铭刻之阴或用隶字也。许昌辨臣劝进与受掸坛碑皆八分之妙者。近世有荒唐士人，妄谓为隶书，乃今正书耳，世俗亦往往谓之隶书，且相尚学焉。不知彼将以何等为古八分，又将以今正书为何等邪？”
《水经注》：“古文出于黄帝之世。苍颉本鸟迹为字，取其孳乳相生，故文字有六义焉。自秦用篆书，焚烧先典，古文绝矣。鲁恭王得孔子宅书，不知有古文，谓之科斗书。盖用科斗之名，遂效其形耳。言大篆出于周宣王之时，史籀创著。平王东迁，文字乖错。秦之李斯及胡毋敬，又以改籀书谓之小篆，故有大篆、小篆焉，然许氏字说专释于篆，而不本古文，言古隶之书起于秦代，而篆字文繁，无会剧务，故用隶人之省，谓之隶书。或曰即程邈于云阳增损者。是知隶者，篆捷也。孙畅之尝见青州刺史傅宏仁说，临淄人发古冢，得铜棺，前和外隐起为隶字，言‘齐太公六世孙胡公之棺也’。唯三字是古，馀同今书。证知隶自古出，非始于秦。”
洪适《隶释》云：“今之言汉字者，则谓之隶；言唐字者，则谓之分。殆不知在秦汉时，分、隶已兼有之。唐张怀瓘《书断》云：‘蔡邕八分入神，隶入妙。’又云：‘张昶八分碑在华阴，今华山所存汉碑凡四，华亭一碑乃昶分书也，’又云：‘八分者，秦羽人上谷王次仲所作，始皇时官务稍多，得次仲文，简略，赴急速之用，甚喜，遣使三召，不至。汉和帝时，贾鲂用隶字写《三苍》，隶法由兹而广。盖八分为小篆之捷，其赞八分则曰：‘龙腾虎踞兮势非一，交戟横戈兮气雄逸。’其赞隶则曰：‘摧锋剑析，落点星垂。’详其说而察其字，则孙根及华亭碑为汉人八分无疑矣。唐人自称八分，盖有自来，考古博雅之士更为辨之。”
《宋史选举志》：“书学生，习篆、隶、草三体。篆以古文大、小二篆为法，隶以二王、欧、虞、颜、柳真、行为法，草以章草，张芝九体为法。”
赵古则《学范》曰：“隶即汉八分，真即汉隶，古今传习异辞，始随常名，使人易晓。好古者不可不知也。”
沈存中《补笔谈》曰：“今世浴谓之隶书者，只如古人之八分书，谓初从篆文变隶，尚有二分篆法，故谓之八分书。後也全变……隶书，即今之正书，章草、行书，草书皆是也。後之人乃误谓古八分书为隶书，以今时书为正书。殊不知所谓正书者，隶书之正者耳，其余行书、草书皆隶也。杜甫《李潮八分小篆歌》曰：‘陈苍石鼓文已讹，大小二篆生八分。苦县光和尚骨立，书贵瘦硬方通神。’苦县《老子朱龟碑》，光《书评》云：‘汉魏牌榜、碑文和《华山碑》皆今所谓隶书也。杜甫诗亦只谓之八分。’又《书评》云：“‘汉魏牌榜、碑文，非篆即八分、未尝用隶书。1111汉魏碑文，皆八分，非隶书也’”。
元吾邱衍《学古编辨字》：“一曰科斗书，科斗书者，苍颉观三才之文，及意度为之，乃字之祖，即今之偏旁是也。画文象虾蟆子，形如水虫，故曰科斗。二曰籀文。籀文者，史箱取苍颉形意配合为之，损益古文，或同或异，加之铦利钩杀，大篆是也。史籀所作，故曰籀文。三曰小篆。小篆者，李斯省籀文之法同天下书者，比籀文体十存其八，故曰小篆，谓之八分小篆也。既有小篆，故谓籀文为大篆。四曰秦隶。秦隶者，孙邈以文牍繁多，难于用篆，因减小篆为便用之法，故不为体势。若汉款识篆字相近，非有此法之隶也。便于佐隶，故曰隶书。即是秦权、秦量上刻字，人多不知，亦谓之篆，误矣。或言秦未有隶，且疑程邈之说，故详及之。五曰八分。八分者，汉隶之未有挑法者也。比秦隶则易识，比汉隶则微似篆，若用篆笔作汉隶字，即得之矣。八分与隶，人多不分，故言其法。六曰汉隶。汉隶者，蔡邕石经及汉人诸碑上字是也。此体为最後出，皆有挑法，与秦隶同名，其实异。写法载前卷十七举下，此不再敷。七曰款识，款识文者，诸侯本国之文也。古者诸侯书不同文，故形体各异。秦有小篆，始一其法。近世学者取款识字为用，一纸之上，齐、楚不分，人亦莫晓其谬。今分作外法，故未置之，不欲乱其源流，使可考其先後耳。”
“十七举曰：隶书，人谓宜扁，殊不知妙在不扁，挑拔平硬如折刀头，方是汉隶。《书体括云》：方劲古拙，斩钉截铁。备矣。”
卷二
禁烧金
宋开宝四年，诏：“西汉法，作伪黄金弃市，所以防民之奸弊也。如闻京城之内竞习其业，转相诳耀，此而不止，为盗之萌。自今犯者，并置极典。”
禁销金银箔
魏齐王正始元年，诏曰：“《易》称损上益下，节以制度，不伤财，不害民。方今百姓不足，而御府多作金银杂物，将奚以为？今出黄金银物百五十种，千八百余斤，销冶以供军用。”
《齐书》：大明、泰始以来，相承奢侈。太祖辅政，上表禁民间不得以金银为箔。海陵王延兴元年八月乙卯，申明织成金之禁。
《陈书》：後主太建十四年四月庚于，诏曰：“朕临御区字，抚育黔黎，方欲康济浇薄，蠲省繁费，奢僭乖衷，实宜防断，应镂金银薄及庶物化生土木人彩花之属，及布帛幅尺短狭轻疏者，并伤财废业，尤成蠢患，并皆禁绝。”
《唐六典》有十四种金：曰销金，曰拍金，曰镀金，曰织金，曰研金，曰披金，曰泥金，曰搂金，曰捻金，曰战金，曰圈金，曰贴金，曰嵌金，曰裹金。
《宋史食货志》：“天圣中，登、莱采金岁益数千两，仁宗命奖劝官吏，宰相王曾曰：‘采金多，则背本趋未者众，不宜诱之。’景佑中，登、莱饥，诏弛金禁，听民采取，俟岁丰复故。然是时海内承平已久，民间习俗日渐侈靡，糜金以饰服器者不可胜数，重禁莫能止焉。”《舆服志》：大中祥符元年，三司言：“窃惟山泽之宝，所得至难，倘纵销释，实为虚费。今约天下所用，岁不下十万两，惮上市弃于下民。自今金银箔线、贴金，销金、泥金、蹙金线装贴什器土木玩用之物，并请禁断，非命妇不得以为首饰。冶工所用器悉送官。诸州寺观有以金箔饰尊像者，据申三司，听自资金银，工价，就文思院换给。”从之。二年，诏申禁熔金以饰器服。又太常博士知温州李逸言：“两浙僧求丐金银珠玉，错末和泥，以为塔像，有高褒丈者。毁碎珠玉，浸以成俗，望严行禁绝，违者重论。”从之，七年，禁民间服销金及跋遮郍缬。八年，诏内庭自中官以下，并不得销金、贴金、间金、戗金、圈金、解金，剔金、陷金、明金，泥金、楞金、背影金、盘金、织金、金线捻丝装著衣服，并不得以金为饰。其外廷臣庶家悉皆断禁。臣民旧有者，限以一月许回易。为真像前供养物，应寺观装功德用金箔，须具殿位真像显合增修创造数，经官司陈状勘会，诣实闻奏，方给公凭，诣三司收买。其明金银假果、花枝、乐身之类，应金为装彩物，降诏前已有者，更不毁坏，自徐悉禁。违者，犯人及工匠皆坐。”《仁宗本纪》：“康定元年，禁以金箔饰佛像。”合而观之，古来用金之费可知矣。
《西湖志馀》：“金箔，销金之尤者。上供之外，非严禁不可。乃今民间首饰，衣裤、器用。文轴。榱题，多用涂画，岁糜不赀。大中祥符间，杭州周承裕私炼金为箔，郑仁泽市千枚转鬻他州，事败，全家徒配，转运使陈尧佐言：‘仁泽情同罚异，不可惩奸。’乃定转卖者减造者一等，著为令。此法似可援引，而奏行于今日者也。”
《山堂考索》：“淳熙八年，上曰：‘朕以宰耕牛、禁铜器及金翠等事，刻之记事版，每京尹初上，辄示之。”
《元史奠李传》：“贾似道怒李，喉其党临安尹刘良贵诬李悟用金饰斋匾，锻炼成狱，窜漳州。”
陆深河《汾燕闲录》曰：“世间糜费，惟黄金最多。自释、老之教日盛，而寺观装饰之侈靡，已数倍于上下之制用，凡金作箔，皆一往不可复者。东坡见後世金少，以为宝货神变不可知，复归山泽，此何言欤？按王莽败时，省中黄金尚有六十万斤。莽藉汉基，富有天下，固应有之。梁孝王死，亦有金四十万斤，至燕王刘泽，一赐田生亦二百斤。何汉世之多金耶？”
梁孝王死，藏府馀黄金尚有四十馀万斤。馆陶公主幸董偃，令中府曰：“董君所发，一日金满百，金钱满百万，帛满千匹，乃白之。”《王莽传》：“时省中黄金万斤者为一匾，尚有六十匮。黄门钩盾藏府中尚方处，处各有数匮。”
禁造铜像
《宋书夷蛮传》：“元嘉十二年，丹阳尹萧摹之奏曰：‘佛化被于中国，已历四代，形像、塔寺，所在千数。自顷以来，情敬浮末，不以精诚为至，更以奢竞为重。旧寺颓弛，曾莫之修；而各务造新，以相夸尚。材竹铜彩，糜损无极，无关神抵，有累人事。不为之防，流遁未息。请自今以後，有欲铸铜像者，悉诣台自闻。兴造塔寺、精舍，皆先诣在所二千石通辞，郡依事列言本州，须许报然後就功。其有辄造寺舍者，皆依不承用诏书律，铜宅林院悉没入官。’诏可。”
禁造铜器
《南史》：宋孝武帝孝建三年夏四月甲子，初禁人车及酒肆器用铜。
《代宗纪》：大历七年十二月王子，禁铸铜器。
《旧唐书德宗纪》：贞元九年正月甲辰，禁卖剑、铜器。天下有铜山，任人采取，其铜官买。除铸镜外，不得铸造。
《宪宗纪》：元和元年二月甲辰，以钱少，禁用铜器。
《文宗纪》：开成三年六月癸丑，上御紫宸，谓宰臣曰：“币轻钱重，如何？”杨嗣复曰：“此事已久，不可遽变其法，法变则扰人，但禁铜器，斯得其要。”
禁铜不过岭南
《唐书宪宗纪》：元和四年，禁钱不过岭南。穆宗时，韩愈奏状亦言禁钱，不得出五岭。
禁用铜钱
《实录》：“洪武二十七年八月，诏禁用铜钱。时两浙之民重钱轻钞，多行折使，至有以钱百六十文折钞一贯者。福建、两广、江西诸处，大率皆然。由是物价涌贵，而钞法益坏不行。上乃谕户部尚书郁新曰：‘国家造钞，令与铜钱相兼行使，本以便民。比年以来，民心刁诈，乃以钱钞任意亏折行使，致令钞法不行，甚失立法便民之意。宜令有司，悉收其钱归官，依数换钞，不许更用铜钱行使。限半月内，凡军民商贾所有铜钱悉送赴官，敢有私自行使及埋藏弃毁者，罪之。’”
正统十三年五月庚寅，禁使铜钱。时钞既通行，而市廛亦仍以铜钱交易，每钞一贯折铜钱二十文。监察御史蔡愈济以为言：“请出榜禁约，仍令锦衣卫、五城兵马司巡视，有以铜钱交易者，擒治其罪，十倍罚之。”上从其言。
禁断新钱
《宋书明帝纪》：泰始二年三月王子，断新钱，专用古钱。
《颜竣传》：“景和元年，沈庆之启通私铸，由是钱货乱败。一千钱长不盈三寸，大小称此，谓之鹅眼钱。劣于此者，渭之蜒环钱，人水不沉，随手破碎，市井不复料数，不万钱不盈一掬，斗米一万，商贾不行，太宗初，惟禁鹅眼、蜒环，其徐皆通用。复禁民铸，官署亦废工，寻复并断，惟用古钱。”
禁金银
《实录》：“洪武三十年三月甲子，禁民间无以金银交易。时杭州诸郡，商贾不论货物贵贱，一以金银定价。由是钞法阻滞，公私病之，故有是命。”
禁金银涂
《宋书》：武帝永初二年正月丙寅，断金银涂。
宋文帝元嘉三十年七月辛酉，诏曰：“百姓劳弊，徭赋尚繁，言念未乂，宜崇约损。凡用非军国，宜悉停功。可省细作并尚方雕文靡巧，金银涂饰，事不关实，严为之禁。”
禁铜钉
《宋书》：武帝永初二年正月己卯，禁丧事用铜钉。
禁销钱为佛象
《旧唐书》：“敬宗宝历元年十月庚于朔，河南尹王起奏：‘盗销钱为佛象者，请以盗铸钱论。’”
禁毁钱为铜
《宋史宁宗纪》：“开禧二年正月辛亥，诏坑户毁钱为铜者，不赦，仍籍其家，著为令。”
禁兵器
汉武帝时，丞相公孙弘奏言：“民不得挟弓弩。十贼扩弩，百吏不敢前，盗贼不辄伏辜，免脱者众，害寡而利多，此盗贼所以蕃也，禁民不得挟弓弩，则盗贼执短兵，短兵接则众者胜。以众吏捕寡贼，其势必得。盗贼有害无利，则莫犯法，刑错之道也。臣愚以为禁民毋得挟弓弩便。”上下其议，光禄大夫吾邱寿王对曰：“臣闻古者作五兵，非以相害，以禁暴讨邪也。安居则以制猛兽而备非常，有事则以设守卫而施行阵。及至周室衰微，上无明王，诸侯力政，强侵弱，众暴寡，海内捡敝，巧诈并生，是以知者陷愚，勇者咸怯，苟以得胜为务，不顾义理。故机变械饰，所以相贼害之具不可胜数。于是秦兼天下，废王道，立私议，灭诗书而首法令，去仁恩而任刑戮，堕名城，杀豪杰，销甲兵，折锋刃，其後民以耰鉏箠梃相挞击，犯法滋众，盗贼不胜，至于储衣塞路，群盗满山，卒以乱亡。故圣王务教化而省禁防，知其不足恃也。今陛下昭明德，建太平，举俊材，兴学宫，三公有司或由穷巷起白屋，裂地而封，字内日化，方外乡风。然而盗贼犹有者，郡国二千石之罪，非挟弓矢之过也。《礼》曰：‘男子生，桑弧蓬矢以举之，明示有事也。孔子曰：吾何执？执射乎？’大射之礼，自天子降及庶人，三代之道也。《诗》云：‘大侯既抗，弓矢斯张。射夫既同，献尔发功。’言贵中也。愚闻圣王合射以明教矣，未闻弓矢之为禁也。且所为禁者，为盗贼之以攻夺也。攻夺之罪死，然而不止者，大好之于重诛固不避也。臣恐邪人挟之而吏不能禁，良民以自备而抵法禁，是擅贼威而夺民救也。窃以为无益于禁奸，而废先王之典，使学者不得习行其礼，大不便，”书奏，上以难丞相弘，弘屈服焉。
《旧唐书郑惟忠传》：“中宗即位，擢拜黄门侍郎。时议请禁岭南首领家畜、兵器，惟忠曰：‘夫为政，不可革其俗习，且《吴都赋》云：‘家有鹤膝，户有犀渠。如或禁之，岂无惊扰那？’遂寝。”
元世祖中统三年三月，谕诸路，禁民间私藏军器。
四年二月，诏私造军器者处死。民间所有，不输官者，与私造同。
七月戊戌，诏弛河南沿边军器之禁。
至元元年二月，弛边城军器之禁。
隋文帝开皇十五年二月丙辰，收天下兵器。敢有私造者，坐之。关中缘边不在其例。禁河以东无得乘马。
炀帝大业五年正月己丑，制民间铁叉、搭钩、钻刃之类，皆禁绝之。
宋太宗淳化二年闰二月丁亥，诏内外诸军，除木枪、弓弩矢外，不得畜他兵器。
五年三月，禁民间兵器，犯者验多寡定罪。
十一年八月甲寅，弛河南军器之禁。
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二月己亥，敕中外，凡汉人持铁尺、手挝及杖之藏刃者，悉输于官。
二十六年五月，江西省言：吉赣、河南、广东、福建以禁兵弓矢，贼益发，乞依内郡例，许尉兵持弓矢，从之。
三十年二月，申严江南兵器之禁。
武宗至大二年十一月辛酉，申严汉人执弓矢、兵杖。
仁宗皇庆四年十一月庚寅，申禁汉人持弓矢、兵器田猎。
英宗至治二年正月甲戌，禁汉人执兵器出猎及习武艺。
王莽始建国二年，禁民不得夹弩铠，徙西海。
杨氏据淮南，禁民私畜兵器，盗贼益繁。御史台主薄京兆卢枢上言：“今四方分争，宜教民战，且善人畏法禁，而奸民弄干戈，是欲偃武而反招盗也。宜团结民兵，使之习战，自卫乡里。”从之。
金太宗天会三年十一月辛卯，南路军帅司请禁契丹、奚、汉人夹兵器，诏勿禁。
元顺帝至元二年十一月辛未，禁弹弓、弩箭、神箭。
至元三年四月癸酉，禁汉人、南人、高而人不得执持军器，凡有马者俱入官。
八月癸未，弛高丽人执持军器之禁，仍令乘马。戊子，汉人镇遏生蕃处亦开军器之禁。
五年四月己酉，申汉人、南人、高丽人不得执军器、弓矢之禁。
六年五月癸丑，禁民间藏军器。
景泰二年八月辛巳，禁广东、福建。浙江等处军民之家不得私藏兵器，匿不首者，全家充军；造者本身与匠俱论死；其知情者亦连坐之。
禁饧
《宋书颜竣传》：“时岁旱民饥，竣上言：‘禁饧一月，息米近万斛。’”
禁车牛入都
後唐明宗长兴元年正月，宗正少卿李延祚奏请止绝车牛，不许于天津桥来往。
末帝清泰二年，御史中丞卢损请止绝天津桥车牛往来中道，两头下关，驾出即开。两旁之路士庶往来，其车牛并浮桥路往来。
《清波杂志》云：“旧说沛都细车前列数人，待水罐子旋洒路，过车以免埃壒蓬勃。”
禁牧马
魏世宗正始四年十一月丁未，禁河南畜牝马。
延昌元年六月戊寅，通河南牝马之禁。
永乐元年七月丙戌，上谕兵部臣曰：“比闻民间马价腾贵，盖民不得私畜故也。汉文、景时，闾里有马千百为群，民有即国家之有，其榜谕天下，听军民皆畜马，官府不得禁。”又曰：“三五年後，庶几马渐番息，”
禁马
《元史世祖纪》：至元二十三年六月戊申，括诸路马，凡色目人有马者三取其二，汉民悉人官。敢匿与互市者罪之。
二十六年十二月辛巳，括天下马，一品二品官许乘五匹，三品三匹，四品五品二匹，六品以下皆一匹。
禁大船
隋文帝开皇十八年正月辛丑，诏曰：“吴越之人往承弊俗，所在之处私造大船，因相聚结，致有侵害。江南诸州民间有船长三丈以上，悉括入官。”
禁畜鹰鹞
魏高祖延兴五年四月，诏禁畜鹰鹞，开相告之制。
北齐文宣帝天保八年四月乙酉，诏公私禁取鹰鹞。
禁绢扇
《晋书》：安帝义熙元年五月癸未，禁绢扇及樗蒲。
禁番香
《广东通志》：“建文三年十一月，礼部为禁约事。奉圣旨：‘沿海军民私自下番，诱引蛮夷为盗，有伤良民，尔礼部出榜，去教首人知道，不问官员军民之家，但系番货，番香等物，不许存留贩卖。其见有者，限三个月销尽；三个月外，敢有仍前存留贩卖者，处以重罪。钦止。’除复奏外，今将圣旨事意备榜条陈，前去张挂，仰各遵守施行，须至榜者。一，祈神拜佛所烧之香止用我国松香、柏香、枫香、黄连香、苍术香、蒿桃香水之类，或合成为香，或为末，或各用，以此为香，以表诚敬，盖上香之说，上古本无降神之礼，焚萧艾以展其诚。近代凡有祷祈，事主升坛，动辄然香在前。为何？恐人身垢秽。香不过辟秽气而已，何必取外番之香以为香？只我中国诸药中有馨香之气者多，设使合和成料，精致为之，其名曰某香、某香，以供降神祷祈用，有何不可？一，茶园马牙香虽系两广土产，其无籍顽民多有假此为名者，夹带番香货卖。今後止许本处烧用，不许将带过岭，违者一体治罪。一，檀香、降真茄兰木香、沉香、乳香、速香、罗斛香、粗柴香、安息香、乌香、甘麻然香、光香、生结香，并书名，不书番香，军民之家并不许贩卖存留，见有者许三个月销尽。”
《困学纪闻》：“取萧祭脂，曰‘其香始升，为酒为醴’。曰‘有泌其香’。古所谓香者如此。韦雕《五礼精义》云：‘祭祀用香，今古之礼并无其文。《隋志》曰：梁天监初，何佟之议：郁鬯萧光，所以达神，与其用香，其议一也。考之殊无依据，开元《开宝礼》不用。’”
《实录》：“洪武二十七年正月甲寅，禁民间用番香、番货。先是，上以海外诸夷多诈，绝其往来，唯琉球、真腊、暹罗许人贡，而沿海之人往往有私下诸番，贸易香货，因诱蛮夷为市。命礼部申严禁绝之。敢有私下诸番以互市者，必置之重法，凡番香、番货皆不许贩鬻，其见有者，限以三个月销尽，民间祷祀，止用松香，柏香、枫香、桃香诸香，违者罪之，其两广所产香木，听彼土人自行检用，亦不许越岭货卖，盖虑其杂市番香，故并及之。”
永乐十四年十一月，禁交趾、安息诸香不得出境
禁卖室石
《元史脱欢传》：上疏言：“国以善为宝，凡子女玉帛、羽毛齿革、珍禽奇兽之类，皆丧德丧志之具，今复回回诸色人等，不许资主人卖，以虚国用。违者罪而没之，如此则富商大贾无所施其奸伪，而国用有蓄积矣。”
禁瓷器
《实录》：“正统三年十二月丙寅，命都察院出榜，禁江西瓷器，窑场烧造宫样青花自地瓷器，于各处货卖，及馈送官员之家，违者正犯处死，全家谪戍口外。”
“十二年九月戊戌，禁约两京及江西、河南、湖广、甘肃、大同、辽东沿途驿递镇店军民客商人等，不许私将自地青花瓷器卖与外夷使臣。”
“十二月甲戌，禁江西饶州府私造黄紫红绿青蓝白地青花等瓷器。命都察院榜谕其处，有敢仍冒前禁者，首犯凌迟处死，籍其家资，丁男充军边卫。知而不以告者连坐。”
禁茶
《金史》：泰和五年，尚书省奏：“茶，饮食之馀，非必用之物。比岁上下竞啜，农民尤甚，市井茶肆相属，商旅多以丝绢易茶，岁费不下百万，是以有用之物而易无用之物也。若不禁，恐耗财弥甚。”遂命七品以上官其家方许食茶，仍不得卖及馈献；不应食者，以斤两定罪赏。
元光二年，省臣奏：“金币、钱谷，世不可一日缺者也，茶本出于宋地，非饮食之急，而自昔商贾以金帛易之，是徒耗也。泰和间，尝禁止之。後以宋人求和，乃罢。兵兴以来，复举行之，然犯者不少衰，而边民又窥利，越境私易，恐因泄军情，或盗贼入境。今河南、陕西凡五十馀郡，郡日食茶率二十袋，袋值银二两，是一岁之中妄费民财三十馀万也，奈何以有用之货而资敌乎？”乃制亲王，公主现任五品以上官，素蓄者存之，禁不得卖馈，馀人并禁之。犯者徒五年，告者赏宝钱一万贯。
禁酒
《周书酒诰》：“厥或告曰：‘群饮，汝勿佚，尽执拘以归于周，予其杀！又惟殷之迪诸臣，百工乃湎于酒，勿庸杀之，姑惟教之，有斯明享。乃不用我教辞。惟我一人弗恤，弗触乃事，时同于杀。’”
景帝中元三年，夏旱，禁酤酒。
後元年夏，令民得酤酒。
宣帝时，复禁民酤。
汉兴，有酤酒之禁，其律：三人以上无故群饮，罚金四两。
後汉和帝永元十六年三月，诏兖、豫、徐、冀四州，比年雨多伤稼，禁酤酒。
顺帝汉安二年十月丙午，禁酤酒。
桓帝永兴二年九月，诏曰：“朝政失中，云汉作旱，川灵涌水，蝗螽挛蔓。残我百谷。太阳亏光，饥馑荐臻。其不被害郡县，当为讥馁者储，天下一家，趣不糜烂，则为国宝。其禁郡国不得卖酒，祠祀裁定。”
献帝建安中年，饥兵兴，曹公表制禁酒。
蜀先主时，以天旱禁酒，酿者有刑。
晋孝武帝大元八年十二月庚午，以寇难，敕平、开酒禁。
安帝隆安五年，以岁饥禁酒。
义熙三年二月己丑，大赦，除酒禁。
《抱朴子》曰：“曩者既年荒谷贵，人有醉者相杀，牧伯因此辄有酒禁，严令重申，官司搜索，收执榜询者相属，制鞭而死者大半。防之弥峻，犯者至多，至乃穴地而酿，油囊怀酒，民之好此，可谓笃矣。又临民者虽设其法，而不能自断斯物，缓己急人，虽令不从，弗躬弗亲，庶民弗信。以此而禁，禁安得止？治卖之家废业则困，遂修饰赂遗，依凭权右，所属吏不敢问，无力者独止，而有势者擅市，张炉专利，乃更倍售，从其酤卖，公行靡惮。法轻利重，安能免乎哉？”
前赵刘曜，命民季秋农功毕，乃听饮酒。
後赵石勒，以民始复业，资储未丰，于是重制禁酿，郊祀宗庙皆用醴酒，行之数年，无复酿者。
宋太祖元嘉十二年夏六月，断酒。时扬州诸郡大水，扬州西曹主簿沈亮以为酒糜谷，而不足疗饥，请权禁止。诏从之。
二十一年正月己亥，南徐南豫州、扬州之浙江、江西并禁酒。
二十二年九月乙未，开酒禁。
南齐武帝永明十一年五月，诏曰：“水旱成灾，谷稼伤弊，京师二县诸方始熟，可权断酒。
魏文成帝太安四年正月丙午，始设酒禁，酿酤饮者皆斩之。是时年谷屡登，士民多因酒酗讼，或议国政，故一切禁之。
献帝即位，开酒禁，吉凶宾亲各有程日。
正光後，国用不足，有司奏断百官常给之酒，计一岁所省米五万三千五十四斛九斗，蘖谷六千九百六十斜，面三十万五百九十九斤。其四时郊庙，百神群把，依式供营。远善客使，不在限断。
东魏孝静帝天平四年闰九月，禁京师酤酒。元象元年四月，开酒禁。
北齐武成帝河清四年二月王申，以年谷不登，禁酤酒。
後主天统五年十月王戌，诏禁造酒。
武平六年闰八月辛巳，开酒禁。
後周武帝保定二年二月癸丑，以久不雨，京城三十里内禁酒。
唐高祖武德二年闰月，诏曰：“酒醪之用，表节制于欢娱；刍豢之滋，致肥甘于丰衍。然而沉涸之辈，绝业亡资；情窳之民，骋嗜奔欲。方今烽燧尚警，兵革未宁，年数不登，市肆腾贵，趋末者众，浮沉尚多。肴羞曲蘖，重增具费。救弊之术，要在权宜。关内诸州官民，俱断屠酤。”
《通典》：唐贞观六年，诏曰：“比年丰稔，闾里无事，乃有堕业之人，不顾家产，朋游无度，酣宴是耽，危身败德，咸由于此。自非澄源正本，何以革兹敝俗？可先录《乡饮酒礼》一卷，颁行天下。每年令州县官长，亲率长幼，依礼行之。庶乎人识廉耻，时知敬让。”
高宗咸亨元年七月庚戌，以粟麦贵，断酤酒。
玄宗开元二年十一月，以岁饥，禁京城酤酒。
肃宗乾元元年三月辛卯，诏曰：“为政之本，期于节用。今农功在务，廪食未优，比闻京城之中，酒价尤贵，但以曲蘖之费有损国储，游情之徒益资废业。其京城内酤酒即宜禁断。麦熟之後，任依常式。”
二年十月，禁酤酒，除光禄供进祭把及宴善客外，一切禁断。
代宗宝应二年三月，以泰陵、乾陵发引，诏禁酣酒。
广德二年十二月，诏天下州县各量定酤酒户，随月纳税。除此之外，不问官私，一切禁止。
辽兴宗时，禁职官不得擅造酒糜谷。有婚祭者，司给文始听。
金熙宗天会十三年正月甲戌，诏公私禁酒。海陵正隆五年，禁朝官饮酒，犯者死。三国人使燕饮者罪。
六年，判大宗正徒单贞、益都尹京、安武军节度使爽、金吾卫上将军阿速饮酒，以近属故，杖贞七十，炼皆杖百。
世宗大定十四年，诏猛安谋克之民，今後不许杀生祈祭。若遇节辰及祭天日，许得饮会。自二月至八月终并禁绝饮燕，不许赴会他所，恐妨农功，虽闲月，亦不许痛饮。犯者抵罪。
十八年三月乙已，命戌边女真人，遇祭祀、婚嫁、节辰，许自造。
二十九年十二月戊戌，禁宫中上直官及承应人毋得饮酒。
《金史梁肃传》：肃为大兴尹，上疏言：“自汉武帝用桑弘羊，始立榷酤法。民间粟麦岁为酒所耗者十常二三，宜禁天下酒曲。自京师及州郡官务，仍旧不得酤贩出城，其县镇乡村，权行停止。”不报。
哀宗天兴二年九月，禁公私酿酒。
元世祖至元十四年，以冬无雨雪，春泽未降，遣使问便民之事于翰林国史院。耶律铸、姚枢、王磐、窦默等曰：“足食之道，惟在节用糜谷之多，无逾醒醴曲蘖。况自周、汉以来，尝有明禁，祈赛神社，费亦不赀，宜一切禁止，”从之。
五月癸已，申严大都酒禁。犯者籍其家赀，散之贫民。
十五年四月，以时雨露沾足，稍弛酒禁。民之衰疾饮药者，官为酝酿，量给之。
十一月甲午，开酒禁。
十八年三月，禁甘肃瓜沙等州酒。
十九年十月，禁大都及山北州郡酒。
二十年四月，申严酒禁。有私造者，财产女子没入官，犯人配役。
九月辛未，以岁登，开诸路酒禁。
二十二年正月，诏禁私酒。
二十四年九月，以西凉平滦路饥，禁酒。
二十六年七月丙午，禁平地、忙安仓酿酒，犯者死。
九月戊申，弛酒禁。
二十八年三月，严酒禁。
至元二十二年八月，罢榷酤。初，民间酒听自造，米一石官取钞一贯，卢世荣以官钞五万锭，立榷酤法，米一石取钞十贯，增旧十倍。至是，罢榷酤，听民自造，增课钞一贯为五贯。
至元十四年五月，诏曰：“汉赐大酺，岁有常数；周申文诰，饮有戒无彝，况糜谷者莫甚于斯，崇饮者刑则无赦。近缘春旱，朝议上陈，官禁市酤，以丰民食。朕详来奏，实为腆民。可自今年某月日，民间无得酝造酒醴，俾暴殄天物，重伤时和。故兹诏示，想宜知悉。”
成宗大德五年十月丙戌，以岁讥，禁酿酒。
十一月，诏谕中书：“近因禁酒，闻年老需酒之人有豫市而储之者，其无酿具者勿问。”
七年十二月乙酉，弛京师酒课，许贫民酿酒。
九年正月王申，弛大都酒禁。
武宗至大元年，编者按，当为成宗大德十一年九月，是年正月，成宗崩；五月，武宗即位，明年改元至大。中书省言杭州一郡，岁以酒糜米麦二十八万石，禁之便。河南、益州亦宜禁之。制可。
至大二年二月甲戌，弛中都酒禁。
十月辛酉，弛酒禁，立酒课提举司。（许有壬《宿栾河望白海行宫诗》云：圣恩疏酒令，暂得醉歌同。注云：“时有旨特放滦河酒禁。）
禁种糯
《太祖实录》：戊戌年十二月，下令禁酒。丙午年二月，下令禁种糯。其略曰：“予自创业江左，十有二年，德薄才菲，惧弗胜任。但以军国之费，不免科征于民，而吾民效顺，乐于输赋，固为可喜。然竭力畎亩，所出有限，而过取之重，心甚悯焉。故凡有益于民者，必力行而申告之。曩以民间造酒醴，糜米麦，故行禁酒之令。今春米麦价稍平，予以为颇有益于民，然不塞其源，而欲遏其流，不可得也。其令农民今岁无得种糯，以塞造酒之源。欲得五谷丰积而价平，吾民得所养，以乐其生，庶几养民之实也。”
赐酒献酒
金章宗承安元年，敕有司以酒万尊置通衢，赐民纵饮。
九月癸未，都人进酒三千一百瓶，诏以赐北边军吏。
禁凿石
後汉顺帝永建四年二月戊戌，诏以民人山凿石，发泄藏气，敕有司检察，所当禁绝，如建武、永平故事。
禁发冢
魏高宗太安四年十月甲戌，北巡至阴山，有故冢毁废。诏曰：“昔姬文葬枯骨，天下归仁。自今有穿毁葬陇者，斩之。”
禁毁淫祠
《汉桓帝纪》：“延嘉八年四月丁丑，坏郡国诸房祀。”
《後汉书》：“栾巴为豫章太守，郡土多山川鬼怪，小人尝破赀产以祈祷，巴素有道术，能役鬼神，乃悉毁坏房祠，剪理奸诬。（房祀谓为房堂而祀。）于是妖异自消，百姓始颇为惧，终皆安之。”
《晋书载记》：“石勒禁州郡诸祠堂非正典者，皆除之。其能兴云致雨，有益于百姓者，郡县更为立祠堂，植嘉树，准岳读以下为差等。”
《宋书武帝纪》：永初二年四月己卯，诏曰：“淫祠惑民费财，前典所绝，可并下在所，除诸房庙。其先贤及以勋德立词者，不在此例。”
《南史上神念传》：“梁时为青、冀二州刺史，性刚正，所更州郡，必禁止淫祀。时青州东北有石鹿山，临海，先有神庙，妖巫欺惑百姓，远近祈祷，糜费极多。及神念至，便令毁撤，风俗遂改。”
《宋书礼志》：“城阳国人以刘章有功于汉，为之立祠，青州诸郡转相仿效，济南尤甚。至魏武帝为济南相，皆毁绝之。及秉大政，普加除剪，世之淫祠遂绝。至文帝黄初五年十一月，诏曰：‘先王制祠，所以昭孝事祖，大则郊社，其次宗庙，三辰五行，名山川泽，非此族也不在祀典。叔代衰乱，崇信巫史，至乃宫殿之内，户牖之间，无不沃酹，甚矣其惑也！自今其敢设非礼之祭，巫祝之言，皆以执左道论，著为令。’明帝青龙元年，又诏：‘郡国山川不在祀典者勿祀。’”
晋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，诏：“昔圣帝明王，修五岳四读名山川泽，各有定制，所以报阴阳之功，而当幽明之道故也。然以道莅天下者，其鬼不神，其神不伤人也。故祝史荐而无愧词，是以其人敬慎幽冥，而淫祀不作。末氏信道不笃，潜礼渎神，纵欲祈请，曾不敬而远之，徒偷以求幸，妖妄相煽，舍正为邪，故魏朝疾之。其按旧礼，具为之制，使功著于人者，必有其报；而妖淫之鬼，不乱其间。”
二年正月，有司奏：“春分祠厉殃及攘祠。”诏曰：“不在词典，除之。”
宋武帝永初二年四月，诏：“淫词自蒋子文以下，皆除之。其先贤及以勋德立祠者，不在此例。”普禁淫祠，由是蒋子文以下祠并皆毁绝。孝武孝建初，更修起蒋山词，所在山川渐皆修复。明帝立九州庙于鸡笼山，大聚群神。蒋侯，宋代稍加爵，位至相国、大都督中外诸军事，加殊礼钟山王。苏侯膘骑大将军。四方诸神威加爵秩。
魏肃宗神龟二年十二月，诏除淫祠，焚诸杂神、于文之庙。
《旧唐书狄仁杰传》：“为冬官侍郎，充江南巡抚使。吴楚俗多淫祠，仁杰奏毁一千七百所，唯留夏禹、吴太伯，季礼，伍员四祠。”
《于頔传》：“为苏州刺史，吴俗事鬼。頔疾其淫祠废生业，神字皆撤去，唯太伯、伍员等三数庙存焉。
《宋史陈希亮传》：以殿中丞知鄠县。毁淫祠数百区，勒巫为农者七十馀家。
《太原志》：秦伟，三原人。正德中，为山西参政，毁淫祠百余区，凡佛像、圣母及大山，二郎，无孑遗者。
林俊为云南副使，滇崇释，信鬼。鹤庆玄化寺，称有话佛，岁时士女会集，争以金泥其面。後按部至，焚之，得金数百两，输之官。毁淫祠三百六十区，所在学宫敝，以其材修之。
（原按：以上原误，删去待补）王沈《魏书》：“初，城阳景王刘章以有功于汉，故其国为立祠，青州诸郡转相仿效，济南尤甚，至五百余祠。贾人或假二千石舆服，导从作乐，奢侈日甚，民坐穷困，历世长吏无敢禁绝者。太祖（太祖，曹操，为济南相。）到，皆毁坏祠屋，止绝官吏民不得祀祠。及至秉政，遂除奸邪鬼神之事，世之淫祠由此遂绝，”
《抱朴子》：“第五公诛除妖道，而既寿且贵。宋庐江罢绝山祭，而福禄永终。文翁破水灵之庙，而身吉民安。魏武禁淫祠之俗，而洪庆来假。”
《华阳国志》：王浚为益州刺史。“蜀中山川神祠皆种松柏，浚以为非礼，皆废坏烧除，取其松柏为舟船，唯不毁禹王词及汉武帝祠。又禁民作巫咒。于是蜀无淫祀之俗。”
奴告主
糊书任城王澄传》：“除都督淮南诸军事、镇南大将军、开府、扬州刺史。下车，封孙叔敖之墓，毁蒋子文之庙。卒告其将，奴婢告其主，凡以禁奸，好愈甚。”
《旧唐书张镒传》：“拜中书侍郎平章事。建中三年正月，太仆卿赵纵为奴当千发其阴事，纵下御史台，留当千于内侍省。镒上疏论之曰：‘伏见赵纵为奴所告下狱，人皆震惧，未测圣情。贞观二年，太守谓侍臣曰：比有奴告其主谋逆，此极弊法，特须断决。假令有谋反者，必不独成，自有他人论之，岂藉其奴告也？自今以往，奴告主者皆不许受，便令决杀。由是贱不得干贵，下不得陵上，教化之本既正，悖乱之渐不生，为国之经，百代难改，今纵非叛逆，奴实奸凶；奴在禁中，纵独下狱，考之于法，或恐未正。臣叨居股肱，职在匡弼。斯是大体，敢不极言。伏乞圣慈，纳臣愚恳。’上深纳之，纵左贬循州司马，当千杖杀之。”
《大唐新语》：“则天朝，奴婢多通外人，辄罗告其主，以求官赏。润州刺史窦孝湛妻庞氏，为其奴所告夜醮，敕御史薛季旭推之。季旭言其咒诅，草状以闻，先于玉阶涕泣不自胜，曰：‘庞氏事状，臣子所不忍言。’则大纳之。迁季旭给事中，庞弃市。将就刑，庞男希瑊诉冤于侍御史徐有功，有功览状曰：‘正当枉状，停决。’以闻，三司对按，季旭益周密其状，秋官及司刑两曹既宣，复而自惧，众迫有功，有功不复申，遂处绞死。则天召见，迎谓之曰：‘卿此按失出何多也？’有功曰：‘失出，臣下之小过。好生，圣人之大德。愿陛下弘大德，天下幸甚！’则天默然久之，曰‘去矣。’敕减死，放于岭南。”
《通鉴》：唐大宗贞观二年，上曰：“比有奴告其主反者，此弊事。夫谋反不能独为，必与人共之，何患不发？而必使奴告耶？自今有奴告主者，皆勿受，仍斩之。’”
《东观奏记》：“大理卿马曙任代北水陆运使。代北出犀甲，曙罢职，以一二十领自随。故事，人臣家不得蓄兵器。曙既在朝，乃瘗而藏之。一日，奴有犯罪者，曙答之，即告于御史台，称曙蓄兵器，有异谋。命吏发曙私第，得甲不虚，坐贬邵州刺史。谏官上论，以奴诉即主，在法不治。上命杖杀曙奴于青泥驿，曙再贬岭外。上奏，人臣无不感悦。”
晋赵王伦篡位，孙秀擅权。司隶从事游颢与殷浑有隙，浑诱颢奴晋兴诬告颖有异志。秀不详察，即收颖及襄阳中正李迈杀之，厚待晋兴，以为己部曲。
《晋书石季龙载记》：“立私论之条，偶语之律。听吏告其君，奴告其主，威刑日滥。公卿以下，朝会以目；吉凶之问，自此而绝。”
《魏慕传》：“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。大理卿马曙从人王庆告曙家藏甲兵，曙坐贬官，而庆无罪。慕引法律论之，竞杖杀庆。”
《裴度传》：“王稷家二奴告稷换父遗表，隐没进奉物，留其奴于仗内，遣中使往东都，检责稷之家财，度奏曰：‘王锷身没之後，其家进奉已多，今因其奴告，检责其家事，臣恐天下将帅闻之，必有以家为计者。’宪宗即日召中便还，二奴付京兆府决杀。”
《册府元龟》：“肃宗至德二年，凤翔张谦奴附子告谦与逆贼为细作，三司推鞫虚妄。诏曰：‘自下讼上，败俗乱常。附子宜付凤翔郡集众决杀。’”
敬宗宝历元年五月，琼王府司马谢少莒奴沙桔告少莒为不轨，诏委内侍省推鞫。不实，沙桔杖流灵州，少莒释放。凡告人不实，法当反坐，况其家仆？则沙桔止于决杖，仍流近处，为失刑矣。
《五代史史弘肇传》：“李嵩坐奴告变族诛，弘肇取其幼女以为婢子，于是前资故将失职之家姑息僮奴，而厮养之辈往往胁制其主。”
《李嵩传》：“嵩弟屿仆葛延遇为屿商贾，多乾没其赀，屿笞责之。是时高祖将葬睿陵，河中李守贞反，延遇上变，言嵩与其甥王凝谋，因山陵放火焚京师，又以蜡丸书通守贞。逢吉送李嵩侍卫狱，嵩出乘马，从者去无一人。嵩恚曰：‘自古岂有不死之人，然亦岂有不亡之国乎？’乃自诬服，族诛。嵩素与翰林徐台符相善，後周太祖立，台符告宰相冯道，请诛葛延遇。道以数经赦宥，难之。枢密使王峻闻之，多台符有义，乃奏诛延遇。”（《册府元龟》：徐台符先与汉故太子傅李嵩为执友，乾佑中，嵩为部曲葛延遇等诬告、族灭。广顺中，台符为兵部侍郎，白于宰府，请诛延遇等。宰相冯道以延遇等已经赦宥，未之诛也。时王峻执政，闻台符之言，深加叹服，因奏于太祖，遂诛延遇等。时人义之。）
《唐景思传》：“为沿淮巡检。景思有奴，尝有所求，不如意，即驰见弘肇，告景思与李景交通而私蓄兵甲。弘肇一吏将三十骑往收景思。奴谓吏曰：‘景思，勇者也，得则杀之。不然，将失之也。’吏至，景思迎前，以两手抱吏呼冤，请诣狱自理。吏引奴与景思验，景思曰：‘我家在此，请索之，有钱一千为受外赂，有甲一属为私蓄兵。’吏索，唯一衣筒军籍粮簿而已，吏悯而宽之。景思请械送京师以自明。景思有仆王知权，在京师，闻景思被告，乃见弘肇，愿先下狱，明景思不反。弘肇怜之，送知权狱中，日劳以酒食，景思既械就道，颍、毫之人随之京师共明之。弘肇乃鞫其奴，具伏，既奏斩奴，而释景思。”
《册府元龟》：“弘肇专恣刑杀。故相李嵩为家童诬告，族戮于市，而取其幼女为婢。自是仕宦之家畜仆隶者，皆以姑息为意。而旧勋故将之後，为厮养辈之所胁制者，往往有之，有燕人何福殷者，以商贩为业，尝以钱十四万，市得玉枕一枚，遣家童及商人李进卖于淮南，大得茗回，家童无行，隐福殷货财数十万。福殷责其偿，不伏，遂杖之。未几，家童诣弘肇，上变，言虏主之人汴也，伪燕王赵延寿遗福殷赍玉枕，阴遗淮南主，以致诚意。弘肇即日逮捕福殷，榜掠备至。福殷自诬，连罪者数辈，并弃市，妻女为弘肇帐下健卒分取之，其家财并籍没。”
《宋史李孝寿传》：“为开封尹。有举子为仆所凌，忿甚，具牒欲送府，同舍生劝解，久乃释。戏取牒，效孝寿花书判云：‘不勘案，决杖二十。’仆明日持诣府，告其主效尹书判私用刑。孝寿即追至，备言本末，孝寿幡然曰：‘所判正合我意。’如数与仆杖，而谢举子。时都下数千人，无一仆敢肆者。”
《辽史刑法志》：“景帝时，吴王稍为奴所告，有司请鞫。帝曰：‘朕知其诬，若案问，恐馀人效之。’命斩以徇。”
圣宗统和二十四年，诏主非谋反大逆及流死罪者，其奴婢无得告罪。若奴婢犯罪至死，听送有司，其主无得擅杀。”
《元史速不台传》：“钦察之奴来告其主者，速不台纵为民。还以闻，帝曰：‘奴不忠其主，肯忠他人乎？’遂戳之。”
《不忽术传》：“有奴告主者，主被诛，诏即以其主所居官与之。不忽术言：‘如此必大坏天下之风俗，使人情愈薄，无有上下之分矣。’帝悟，为追废前命。”
卒告将
《宋史何中立传》：“以龙图阁直学士知庆州，戍卒有告大校受赃者，中立曰：‘是必挟他怨也。’鞭卒窜之。或曰：‘贷奸可乎？’中立曰：‘部曲得持短长以制其上，则人不自安矣。’”
《文彦博传》：“仁宗不豫，有禁卒告都虞侯欲为乱。彦博召都指挥使许怀德，问虞侯何如人，怀德称其愿可保。彦博曰：‘然则卒有怨，诬之耳，当亟诛之以靖众。’乃斩卒于军门。”
《苏拭传》：“知定州。有卒吏以赃诉其长，拭曰：‘此事吾自治则可，听汝告，军中乱矣。’立决配之，众乃定。”
吏告本官
魏明帝时，猎法甚峻，宜阳典农刘龟窃于禁内射兔，其功曹张京诣校事言之。帝匿京名，收龟付狱。廷尉高柔请告者名，帝大怒曰：“刘龟当死，乃敢猎吾禁地。送龟廷尉，廷尉便当拷掠，何复请告者主名？吾岂妄收龟那？”柔曰：“廷尉，大平之平也，安得以至尊喜怒而毁法乎？”重复为奏，词旨深切，帝意悟，乃下京，即召还讯，各当其罪。
後魏太武，以各官多贪，诏吏民得举告守令之不法者。于是奸猾专求牧宰之失，迫胁在位，横于闾里，而长吏咸降心待之，贪纵如故。
《实录》：“洪武十四年十月甲戌，江西按察司书吏言其副使田嘉写表具名不具朝服，为不敬。上曰：‘拜表则具朝服，写表虽常服何害？小官摭拾长官细故，其风不可长也。’命法司正其罪。”
十五年八月壬寅，杭州府同知安贞，以擅造公字器用为吏所告，湖广按察司鞫之。以闻，上遣使敕曰：“安贞有犯，法司如律按之，固其职也；然原贞之情非私也，房字器用之物，皆公家所需，若迁他官而去，必不以偕往。今乃罪之，是长猾吏告计之风矣。”敕安贞复职，械其吏送京师。
十六年闰十月乙未朔，左都御史詹徽言：“四川成都府有吏诉其知府张仁受贿，同知蔡良于公署设宴，放吏为民，请逮问之。”上曰：“吏胥之于官长，犹于弟之于父兄，下计其上，有乖名义，不足听也。”
《实录》：“正统十年五月，太医院判钦谦奏吏抗己，吏亦摭谦不法事以诉刑部，请并逮谦鞫之。上曰：‘命谦自陈，而械示吏于院门。’谦陈状伏罪，遂宥之。”
小校杀本管
洪武四年七月，伪夏平章丁册真为帐下小校所杀，蜀平，小校赴京言状，中书省奏请赏，上曰：“小校杀本管，非义也，何赏为？”不许。
妻子告家长
《元史》：“世祖至元十二年十二月壬申，李思敬告运使姜毅所言悖妄，指毅妻子为证。帝曰：‘妻子岂为证者耶’诏勿问。”
告妖言
《魏书高柔传》：“文帝时，民间数有诽谤妖言，帝疾之，有妖言辄杀，而赏告者。柔上疏曰：‘今妖言者必戮，告之者辄赏。既使过误无反善之路，又开凶狡诬善之端，非所以息奸省讼也。昔周公作诰，称殷之先王，小民怨詈，则皇自敬德。在汉，大宗亦除诽谤妖言之令。臣愚以为宜除妖谤赏告之法，以隆天父养物之仁。’帝不即从，而相诬告者滋甚。帝乃下诏：‘敢以诽谤相告者罪之！’于是遂绝。”
吏告前官
《旧唐书阳城传》：“出为道州刺史。前刺史有脏罪，观察使方推鞫之。吏有幸于前刺史者，拾其不法事以自为功，城立杖杀之。”
禁御状
正统四年八月，浙江嘉兴府知府黄懋，言所治人民多系无赖，以告计为能。编者按：此处有脱文。辄人京妄奏，甚至有雇人代草者，词所连及，动百八十，旷岁无稽，善良抱冤。乞敕通政司，今後嘉兴有陈诉者，抑之不受。上以懋所言天下皆然，何独嘉兴？命法司普禁之。今後唯谋反重情许诉于京，馀皆自下而上，违者以蓦越罪之。
应募杀兄弟
《实录》：“洪武七年三月乙亥，兰州人郭买的叛，诱番兵人寇，诏立赏格购捕之。兰州卫遣其兄著沙与其弟火石歹往招之，不从，遂夜斩其首以归。奏闻，请赏。上曰：‘买的罪固当死，然为弟兄者劝之不从，执之而已，今手刃之，有乖天伦。若赏之，非所以令天下也。”但以所获牛马给之。”
禁参谒座主
《全唐诗话》：“进士题名，自神龙之一，过阙宴後，率皆期集于慈恩塔下题名。会昌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，中书复奏，奉宣旨，不欲令及第士呼有司为座主而趋附其门，兼题名局席等条，疏进来者。伏以国家设文学之科，求真实之士，所宜行崇风俗，义本君亲，然後升于朝廷，必为国器。岂可怀赏拔之私惠，忘教化之根源，自谓门生，遂成胶固，所以士风浸坏，臣节何施？树党背公，靡不由此。臣等商量，今日以後，进士及第，任一度参谒有司，向後不得聚集参谒。有司宅置宴，其曲江大会朝官及题名局席，并望勒停。缘初获美名，实皆少隽，既遇春节，难阻良游，三五人自为宴乐，并无所禁，唯不得聚集同年进士广为宴会，仍委御史台察访闻奏。谨具如前，奉敕宜依。于是向之题名各尽削去。”
《山堂考索》：“宋太祖建隆三年九月丙辰，诏及第举人不得呼知举官为恩门、师门，及自称门生。”
贷回鹘钱
《旧唐书》：“李晟子惎累官至右龙武大将军。沉湎酒色，恣为豪侈，积债至数千万。其子货回鹘钱一万余贯不偿，为回鹘所诉。文宗怒，贬惎为定州司法参军。”
围棋免官
宋颜延之，初仕晋，为镇东司马，坐围棋免官。
禁中表为婚
西魏文帝大统九年正月，禁中表及从母兄弟姊妹为婚。
污辱宗女
《旧唐书》：吴取，通玄宗室女，为外妇，贬泉州司马。德宗召见临问，责以污辱近属。行至华州长城驿，赐死。
母丧宴饮
《旧唐书》：宪宗元和十二年，驸马都尉于季友，居嫡母丧，与进士刘师服欢宴夜饮。季友削官爵，笞四十，忠州安置。师服笞四十，配流连州。于頔不能训子，削阶。
母丧薄游
《旧唐书皇甫镈传》：授监察史。丁母忧，免官。坐居丧时薄游，除詹事府司直。
妇丧宴饮
晋庐江太守周龛，明日当除妇服，今日请客奏伎。长史周顗等同会。刘隗奏龛暮宴朝祥，慢服之愆难逭，请免龛官。顗等知龛有丧，吉会非礼，各夺俸一月。
期功丧不预朝贺
《旧唐书王方庆传》：奏言：“令杖期、大功丧未葬，不预朝贺；未终丧，不预宴会。比来朝官不遵礼法，身有哀容，陪预朝会，手舞足蹈，公违宪章。名教既亏，实玷王化。伏望申明令式，禁断。”
山陵未成宴饮
《汉书外戚恩泽侯表》成都侯王况，绥和二年，坐山陵未成，置酒歌舞，免。
《魏书甄楷传》：除秘书郎，世宗崩，未葬，楷与河南尹丞张普惠等饮戏，免官。
国丧未期宴乐
晋成帝初，钟雅为御史中丞。时国丧未期，而尚书梅陶私奏女妓，雅劾奏曰：“臣闻放勋之殂，八音遏密；虽在凡庶，犹能三载。自兹以来，历代所同。肃宗明皇帝背弃万国，尚未期月。圣主缟素位血临朝，百僚惨怆，动无欢容。陶无大臣忠慕之节，家庭侈靡，声妓纷葩，丝竹之音流闻衢路，宜加放斥，以整王宪。请下司徒，论正清议。”穆後临朝，特原不间。雅直言绳违，百僚惮之。
国忌禁宴饮
《旧唐书》：德宗贞元十二年、驸马郭暧，王士平，暧弟照、暄，坐代宗忌辰宴饮，贬官归第。
忌日行香
《旧唐书崔蠡传》：上疏论国忌日设僧斋，百官行香，事无经据。诏曰：“朕以郊庙之礼，严奉祖宗，备物尽诚，庶几昭恪。恭唯忌日之感，所谓终身之忧，而近代以来，皈依释、老，微二教以设食，会百辟以行香，将以有助圣灵，冥资福祚，有异皇王之术，颇乖教义之宗。昨得崔蠡奏论，遂谴讨寻本末，礼文令式曾不该明，习俗因循雅当整革。其两京、天下州府，以国忌日于寺观设斋焚香，自今以往，并宜停罢。”
匿忌日
《旧唐书》：祝钦明历刑部、礼部二尚书，同中书门下三品。以匿忌日，为御史中丞萧至忠所劾，贬授申州刺史。
子卯
《玉藻》：“子卯，稷食菜羹，”
後北周武帝天和元年五月甲午，诏曰：“道德交丧，礼义嗣兴。褒四始于一言，美三千于为政。是以在上不骄，处满不溢。富贵所以长守，邦国于焉乂安。故能承天静地，和民敬鬼，明并日月，道错四时。朕虽庸昧，有志前古。甲子乙卯，《礼》云不乐。苌弘表昆吾之稔，屠蒯（一作“杜蒉”）有扬觯之文。自世道丧乱，礼仪紊毁，此礼茫然已坠于地。昔周王受命，请闻颛顼，庙有戒盈之器，室为复礼之铭。矧伊末学，而能忘此？宜依是日省事停乐，庶知为君之难，为臣不易。贻之後昆，殷鉴斯在。”
子孙伐墓柏贬官
《唐书，韦述传》：为吏部尚书，以子孙伐墓柏，坐不能禁，贬绛州刺史。
五品以上妻妾不得改嫁
《北史，李愕传》：“‘愕见礼教凋敝，公卿薨亡，其爱妾侍婢，子孙辄嫁卖之，遂成风俗，乃上书曰：‘臣闻追远慎终，人德归厚；三年无改，方称为孝。如闻大臣之内，有父祖亡没，日月未久，子孙无赖，引其妓妾，嫁卖取财。有一于此，实损风化。妾虽微贱，亲承衣履，服斩三年，古今通式。岂容遽褫衰绖，强傅铅华，位辞灵几之前，送付他人之室？凡在见者，犹致伤心；况乎人子，能堪斯忍？复有朝廷重臣，位望通贵，平生交旧，亲老兄弟，及其亡没，遂同行路，朝闻其死，夕窥其妾，方便求聘，以得为限，无廉耻之心，弃朋友之义。”上览而嘉之，五品以上妻妾不得改嫁，始于此也。
寒食禁火
《琴操》：“介子推抱木而烧死，文公令民五月五日不得发火。”
魏武帝令曰：“闻太原、上党、西河、雁门，冬至後百五日皆绝火寒食，云为介子推。且北方冱寒之地，老少赢弱，将有不堪之患。今则人不得寒食；若犯者，家长半岁刑，主吏百日刑，令长夺一月俸。”
《魏书》：高祖太和二十年二月癸丑，诏介山之邑，听为寒食，自馀禁断。
《晋书载记》：“石勒时，雹起西河介山，大如鸡子，平地三尺，洿下丈余，行人、禽兽死者万数。历太原、乐平、武乡，赵郡、广平、钜鹿千余里，树木摧折，禾稼荡然。勒正服于东堂，以问徐光曰：‘历代以来，有斯灾几也？’光对曰：‘周、汉、魏、晋皆有之，虽天地之常事，然明主未始不为变，所以敬天之怒也。去年禁寒食，介推，帝乡之神也，历代所尊，或者以为未宜替也。一人呼嗟，王道尚为之亏；况群神怨憾，而不怒动上帝乎？纵不令天下同尔，介山左右，晋文之所封也，宜任百姓奉之。’勒下书曰：‘寒食既并州之旧风，朕生其俗，不能异也。前者外议，以子推诸侯之臣，王者不应为忌，故从其议。倘或由之而致斯灾乎？子推虽朕乡之神，非法食者，亦不得乱也，尚书其促检旧典，定议以闻。’有司奏以子推历代攸尊，请普复寒食，更为植嘉树，立洞堂，给户奉祀。勒黄门郎韦搜驳曰：‘按《春秋》，藏冰失道，阴气发泄为雹。自子推以前，雹者复何所致？此自阴阳乖错所为耳。且子推贤者。曷为暴害若此？求之冥趣，必不然矣。今虽为冰室，惧所藏之冰不在固阴冱寒之所，多在山川之侧，气泄为雹也。以子推忠贤，令绵、介之间奉之为允，于天下则不通矣。’勒从之。于是迁冰室于重阴凝寒之所，井州复寒食如初。”
唐李涪《刊误》曰：“《论语》曰：钻燧改火，春榆夏枣，秋柞冬槐。则是四时皆改其火。自秦、汉以降，渐至简易，唯以春是一岁之首，止一钻遂。而适当改火之时，是为寒食节之後。既曰就新，即去其旧。今人待新火曰勿与旧火相见，即其事也。又《礼记郊特牲》云：季春出火曰禁火。此则禁火之义昭然可徵，俗传禁火之因，皆以介推为据，是不知古，以钻燧证之。”
《困学纪闻》：“《司爟》郑司农引《鄹子》与《论语》马融引《周书月令》同。晋时有以洛阳火度江者，代代事之，相续不灭，火色变青。《後汉礼仪志》：“日夏至浚井改水，日冬至钻燧改火。’”
《升庵集》：《容斋随笔》谓：寒食禁火不由介推，其言是矣。近观《十六国春秋》，石勒下令，寒食不许禁火，後有冰雹之异。徐光曰：介推，帝乡之神也，历代所尊，未宜替也，宜令百姓奉之。勒又令尚书定议以闻，韦謏曰：子推忠贤，令绵、介之间奉之为允，于天下则不通矣。勒从之，令并州复寒食如初。容斋亦未之考耶？然勒禁天下寒食，而至隋、唐已复禁改火，观隋李崇嗣‘普天皆灭焰，匝地尽藏烟’之句，及元缜《连昌宫词》自注：‘唐时京城寒食火禁，以鸡羽人灰，有禁者罪之。’亦极严矣。火禁迨今则绝不知，而四时亦不改火。自胡元人中国，卤莽之政也，然寒食不必复，改火乃先圣节宣天道，可因元人而废之呼？”
禁刻书
宋孝宗淳熙七年五月己卯，申饬书坊擅刻书籍之禁。
禁馈送
宋光宗绍熙二年三月丙辰，诏监司郡守，互送以赃论。
慈幼局
《宋史理宗纪》：淳九年正月癸亥，诏给官田五百亩，命临安府创慈幼局，收养道路遗弃初生婴儿。
吏部令史
《魏书》：孝静帝武定六年四月甲子，吏部令史张永和、青州人崔润等伪假入官。事觉，纠检，首者六万余人。
《旧唐书杨虞卿传》：“改吏部员外郎。太和二年，南曹令史李賓等六人，伪出告身签符，卖凿空伪官，令赴任者六十五人，取受钱者一万六千七百三十贯，虞卿按得伪状，捕賓等，移御史台鞫劾。賓称六人，共率钱二千贯，与虞卿厅典温亮，求不发举伪滥事迹。乃诏给事中严休复、中书舍人高铖、左丞李景休充三司推按，而温亮逃窜。賓等既伏诛，虞卿以检下无术，停见任。”
江南典选
《旧唐书刘滋传》：“兴元元年，改吏部侍郎，往淇州知选事。时京师寇盗之後，天下蝗旱，谷价翔贵，选人不能赴调，乃使滋江南典选，以便江岭之人。时称举职。”
两都试举人
《旧唐书贾至传》：“广德二年，转礼部侍郎。以时艰岁歉，请举人赴省者两都就试。两都试举人自此始也。”
大臣子弟仍放及第
《旧唐书》：“宣宗大中元年二月丁酉，礼部侍郎魏扶奏：‘臣今年所放进士三十三人，其封彦卿、崔琢、郑延休等三人，实有词艺，为时所称。皆以父兄见居重位，不得令中选。’诏令翰林中书承旨、户部侍郎韦琮重考复，敕曰：‘彦卿等所试文字并合度程，可放及第。有司考试只在至公，如涉请托，自有朝典。今後但可依常例放榜，不得别有奏闻。’”
食禄子弟复试
唐宣宗大中元年，礼部侍郎魏扶奏：臣今年所放进士云云，侍郎韦琼考复，敕放及第。
宋太祖开宝元年三月癸巳，（全宋文卷五作乾德六年三月十日。）权知贡举王佑进士合格者十人，陶谷子邴名在第二，翌日，谷入谢，上谓左右曰：“闻谷不能训子，邴安得登第？”遂命中书复试，而哪复登第。因下诏曰：“造士之选，非树私恩；世禄之家，宜敦素业。如闻党与，颇容窃吹，文衡公器，岂宜欺滥。自今举人，凡关食禄之家，委礼部具析以闻，当复试。”（此据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校勘。《宋会要辑稿选操三》文字略有差异。）
幸执子弟不预科名
《旧唐书》：“王尧苦学，善属文。以季父锋作相，避嫌不就科试。”
《旧唐书杨严传》：“会昌四年，仆射王起典贡部，选士三十人，严与杨知至、窦缄、源重、郑朴五人，试文合格，物议以子弟非之。起复奏，武宗敕曰：‘杨严一人可及第，馀四人落下。’”
《大唐新语》：“大中末，令狐绚罢相，其子滈应进士举，在父未罢相前，拔史解及第，谏议大夫崔宣上疏，论滈‘弄父权势，以举人文卷须十日前送纳，岂可父尚居于枢务，男私拔其解名，干挠主司，侮弄文法，恐奸欺得路，孤直杜门，请下御史台推。’疏留下不出。”
宋雍熙二年，宰相李昉之子宗锷、参政吕蒙正之子亨、盐铁使王明之子扶、度支使许仲宣之子待间，举进士试，皆人等。上曰：“此并势家，与孤寒并进，但以艺升，人亦谓朕有私。”皆罢之。
韩维尝以进士荐礼部，父亿任执政，不就廷试。仁宗患缙绅奔竞，谕近臣曰：“恬退守道者硅擢，则躁求者自当知愧。”于是宰相文彦博等言：“公好古嗜学，安于静退，乞加甄录，召试举士院，”辞不赴，除国子监主簿。
幸第并坐其兄
宋景德二年四月丁酉，枢密直学士刘师道，责授忠武行军司马；知制浩陈尧咨，责授单州团练副使。先是，师道弟几道举进士，礼部奏名，将廷试。近制，悉糊名校等。尧咨教几道于卷中密为识别，几道既擢第，或告其事，诏落籍，永不预举。
《宋史赵肌传》：为御史，上疏言：“治平以前，大臣不敢援置亲党于要途，多处管库，甚者不使应科举，与寒士争进。自王安石柄国，持内举不避亲之说，始以子雱列侍从，由是循习为常。资望浅者，或居事权繁重之地；无出身者，或预文字清切之职。今宜杜绝其源。”
《韩维传》：以进士奏名礼部，以父亿辅政，不肯试大廷，受荫入官。
《唐义问传：锁厅试礼部，用举者召试秘阁，父介引嫌，罢之。
优给大臣子孙
《旧唐书宪宗纪》：“元和八年十二月，敕：‘张茂昭立功河朔，举族归朝，义烈之风，史册收载。如闻身没之後，家无余财，追怀旧勋，特越常典。宜岁赐绢二千匹，春秋二时支给。’”
禁保留官长
後周太祖广顺二年八月甲午，敕诸州县吏民、缁黄继来诣阙，留举刺史、县令。“牧宰之任，委寄非轻，系烝庶之惨舒，布朝廷之条法。若廉勤奉职，抚字及民，自有政声达于朝听，何劳民庶远致举留，既妨农作之时，又耗路途之费。所宜厘革，免致劳烦。今後刺史、县令显有政能，观察使审解事状，朝廷当议奖升，百姓僧道更不举请，一切止绝。”
禁民往南
《元史世祖纪》：“至元二十三年四月，以汉民就食江南者多，又从官南方者秩满多不还，遣使尽徙北还。仍设脱脱朱孙于黄河、江淮诸津渡，凡汉民非赍公文适南者止之，为商者听之。”
生员招傜僮
《实录》：正统十年五月乙未，广东高安县学生伍章等六人，偕所傜僮，首贡香烛至京。上谕礼部臣曰：“生员当居学肄业，顾舍所学而超干办，其志陋矣。”礼部因请罪之，上曰：“不必罪，姑戒谕遣之。”而禁约诸傜僮獠州县，毋得令生员招抚。
卷三
废释道二教
《晋书佛图澄传》：“澄为石虎所重。百姓因澄故，多奉佛，皆营造寺庙，相竞出家，真伪混淆，多生愆过。虎下书料简，其著作郎王度奏曰。‘佛方国之神，非诸华所应词奉，汉代初传其道，惟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，以奉其神，汉人皆不出家。魏承汉制，亦循前轨。今可断赵人悉不听诣，寺烧香礼拜，以遵典礼。其百辟卿士逮众隶例皆禁之，其犯者与淫祠同罪。其赵人为沙门者，还服百姓。’朝土多同度所奏。虎以澄故，下书曰：‘朕出自边戎，添居诸夏，至于飨祀，应从本俗。佛是戎神，所应兼奉，其夷赵百姓，有乐事佛者特听之。’”
《魏书世祖纪》：“太平真君五年正月戊申，诏曰。‘愚民无识，信惑妖邪，私养师巫，挟藏谶记、阴阳、图纬、方伎之书。又沙门之徒，假西戎虚诞，生致妖孽，非所以一齐政化，布淳德于天下也。自王公以下，至于庶人，有私养沙门、师巫及金银工巧之人在其家者，皆遣诣官曹，不得容匿。限今年二月十五日，过期不出，师巫、沙门身死，主人门诛，明相宣告，咸知咸闻。’”
七年三月，诏诸州坑沙门毁佛像。
《高宗纪》：“兴安元年十二月乙卯，初复佛法。”
《宋书蛮夷传》：“太祖元嘉中，汰沙门，罢道者数百人，世祖大明二年，有昙标道人与羌人高阁谋反，上因是下诏曰：‘佛法讹替，沙门混杂，未足扶济鸿教，而专成速薮。加好心频发，凶状屡闻，败乱风俗，人神交怨。可付所在，精加沙汰，後有违禁，严加诛坐。’于是设诸条禁，自非戒行禁苦，并使还俗。而诸寺尼出入宫掖，交关妃後，此制竟不能行。
《释老志》：“世祖即位，富于春秋，既而锐志武功，每以平定祸乱为先，虽归宗佛法，敬重沙门，而未存览经教，深求缘报之意。及得寇谦之道，帝以清净无为，有仙化之证，遂信行其术。时司徒崔浩博学多闻，帝每访以大事。浩奉谦之道，尤不信佛。与帝言，数加非毁，常谓虚诞，为世费害。帝以其辨博，颇信之。会盖吴反杏城，关中骚动，帝乃西伐，至于长安。先是，长安沙门种麦寺内，御驺牧马于麦中。帝入观马，沙门饮从官酒，从官人其便室，见大有弓矢矛盾，出以奏闻。帝怒曰。‘此非沙门所用，当与盖吴通谋规害人耳！’命有司案诛一寺。阅其财产，大得酿酒具及州郡牧守、富人所寄藏物，盖以万计。又为屈室，与贵室女私行淫乱。帝既忿沙门非法，浩时从行，因进其说。诏诛长安沙门，焚破佛像。敕留台下四方，令一依长安行事，又诏曰：‘彼沙门者，假西戎虚诞，妄生妖孽，非所以一齐政化，布淳德于天下也。自王公以下，有私养沙门者，皆送官曹，不得隐匿。限今年二月十五日，过期不出，沙门身死，容止者诛一门。’时恭宗为太子监国，素敬佛道，频上表，陈刑杀沙门之滥，又非图象之罪。今罢其道，杜诸寺门，世不修奉，土木丹青自然毁灭，如是再三，不许。乃下诏曰：‘昔後汉荒君，信惑邪伪，妄假睡梦，事胡妖鬼，以乱天常，自古九州之中无此也。夸诞大言，不本人情，叔季之世，暗君乱主，莫不眩焉。由是正教不行，礼义大坏，鬼道炽盛，视王者之法蔑如也。自此以来，代经乱祸，天罚亟行，生民死尽，五服之内鞠为邱墟，千里萧条，不见人迹，皆由于此。朕承天绪，属当穷运之敝，欲除伪定真，复羲农之治。其一切荡除胡神，灭其踪迹，庶无谢于风氏矣。自今以後，敢有事胡神及造形象泥人、铜人者，门诛。虽育胡神，问今胡人，共云无有。皆是前世汉人无赖子弟刘元真、吕伯强之徒，接乞胡之诞言，用老庄之虚假，附而益之，皆非真实，至使王法废而不行，盖大好之魁也。有非常之人然後能行非常之事，非朕孰能去此历代之伪物？有司宣告征镇诸军、刺史，诸有佛图形象及胡经尽皆破击焚烧，沙门无少长，悉坑之。’是岁，太平真君七年三月也。恭宗言虽不用，然犹缓宣诏书，远近皆预闻知，得各为计。四方沙门多亡匿获免，而土木宫塔，声教所及，莫不毕毁矣。高宗践极，下诏诸州县，各听建佛图一区。其好乐道法，欲为沙门，不问长幼，出于良家，性行素笃，无诸嫌秽，乡里所明者，听其出家。率大州五十人，小州四十人。天下承风，朝不及夕，往时所毁寺图仍还修矣。”
南齐武帝，诏公私不得出家为道，及起塔寺，以宅为精舍，并厌断之。
齐显祖以佛、道二教不同，欲去其一。集二家论难于前，遂敕道士皆剃发为沙门，有不从者杀四人，乃奉命，于是齐境皆无道士。
《周书》：武帝建德三年五月丙子，初断佛、道二教，经象悉毁，罢沙门，道士，并令还民，并禁诸淫祀，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。
宣帝大象元年，初复佛象及天尊象。
二年五月己酉，帝崩。庚申，复行佛、道二教。旧沙门、道士诚积自守者，简命入道。
唐高祖武德九年，下诏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、道士、女冠，其精勤练行者，迁居大寺观，给其衣食，毋令阙乏；庸猥粗秽者，悉令罢遣，勒还乡里。京师留寺三所，观二所，诸州各留一所，馀皆罢之。
《旧唐书》：“武德九年夏五月辛巳，以京师寺观不甚清静，诏曰：‘释迦阐教，清静为先，远离尘垢，断除贪欲，所以宏宣胜业，修植善根，开道愚迷，津梁品庶。是以敷演经教，检约学徒，调仟身心，舍诸染著，衣服饮食，咸资四辈。自觉王迁谢，象法流行，末代陵迟，渐以亏滥。乃有猥贱之侣，规自尊高；浮情之人，苟避谣役。妄为剃度，托号出家，嗜欲无厌，营求不息，出入闾里，周旋阛阓，驱策田产，聚积货物，耕织为生，估贩成业，事同编户，迹等齐人，进违戒律之文，退无礼义之训，至乃亲行劫掠，躬自穿窬，造作妖讹，交通豪猾，每罹宪网，自陷重刑，黩乱真如，倾毁妙法。譬兹稂秀，有秽嘉苗；类彼淤泥，混夫清水，又伽蓝之地，本曰静居；栖心之所，理尚幽寂，近代以来，多立寺舍，不求闲旷之境，惟趋喧杂之方，缮采崎岖，栋宇殊拓，错舛隐匿，诱纳奸邪，或有接延鄽邸，邻近屠酤，埃尘满室，膻腥盈道，徒长轻慢之心，有亏崇敬之义。且老氏垂化。本实冲虚，养志无为，遗情物外，全真守一，是谓玄门，驱驰世务，尤乖宗旨。朕膺期驭宇，兴隆教法，志思利益，情在护持。欲使玉石区分，薰获有辨，长存妙道，永固福田。正本澄源，宜从沙汰。诸僧尼、道士、女冠等，有精勤练行守戎律者，并令大寺观居住，给衣食，勿令乏短；其不能精进，戒行有阙，不堪供养者，并令罢遣，各还桑粹。听司明为条式，务依法教，违制之声，悉宜停断，京城留寺三所，观二所，其徐天下诸州各留一所，馀悉罢之。’事竟不行。（按《旧史》之文不过如此，其下即接六月庚申，秦王以皇太子、齐王同谋害己、率兵诛之云云。《新史》乃云四月辛巳，废浮屠老子法。六月庚申，复浮屠老子法。何其谬欤！）
《通典》：武德九年二月，以沙门、道士亏违教法，京师留寺三所，观二所，选青年高行实之，徐皆罢废。至六月，制僧尼、道士、女冠还依旧。
《旧唐书彭偃传》：“大历末，为都官员外郎。时剑南东川观察使李叔明上言，以佛，道二教无益于时，请粗加澄汰，其东川寺观，请定为二等，上等留僧二十一人，上观留道士十四人，降杀以七，皆精选有道行者，忱悉令返初。兰若、道场无名者，皆废，德宗曰：‘叔明此奏，可为天下通制，不惟剑南一道。’下尚书集议，僵献议曰：‘王者之政，变人心为上，因人心次之，不变下因，循常守固者为下，故非有独见之明，不能行非常之事。今陛下以惟新之政，为万代法，若不革旧风，令归正道者，非也。当今道士有名无实，时俗鲜重，乱政犹轻，惟有僧尼颇为秽杂。自西方之教被于中国，去圣日远，空门不行五浊，比丘但行粗法。爰自後汉至于陈、隋，僧之废灭，其亦数乎？或至坑杀殆无遗馀。前代帝王岂恶僧道之害如此之深耶？盖其乱人亦已甚矣。且佛之立教，清静无为，若以色见，即是邪法，开示悟人，惟有一门，所以三乘之人，比之外道。况今日出家者皆是无识下劣之流，纵其戒行高洁，在于王者已无用矣，况是苟避征徭，于杀盗淫秽无所不犯者乎？今叔明之心甚善，然臣恐其奸吏低欺，而去者未必非，留者不必是，无益于国，不能息好。既不变人心，亦不因人心，强制力持，难致远耳。臣闻天生烝人，必将有职，游行浮食，王制所禁，故有才者受爵禄，不肖者出租征，此古之常道也。今天下僧道不耕而食，不织而衣，广作危言险语以惑愚者。一僧衣食，岁计约三万有余，五丁所出，不能致此。举一僧以计天下，其费可知。陛下日旰忧勤，将去人害，此而不救，奚其为政！臣伏请僧道未满五十者，每年输绢四疋；尼及女道士未满五十者，每年输绢二疋。其杂色役与百姓同。有才智者令人仕，请还俗为平人者听。但令就役输课，为僧何伤。臣窃料其所出，不下今之租赋三分之一，然则陛下之国富矣，苍生之害除矣。其年过五十者，请皆免之。夫子曰：‘五十而知天命。’列子曰：‘不斑白，不知道。’人年五十，欲嗜已衰，纵不出家，心己近道，况戒律检其性情哉。臣以为此令既行，僧道规避，还俗者固已大半，其年老精修者必尽为人师，则道、释二教益重明矣。’议者是之，上颇善其言。大臣以二教行之已久，列圣奉之，不宜顿扰，宜去其太甚。其议不行。”
《新唐书李叔明传》：“叔明素恶道、佛之弊，上言曰：‘佛，空寂无为者也；道，清虚寡欲者也。今迷其内而饰其外，使农夫、工女堕业以避役，故农桑不劝，兵赋日屈，国用兵储为斁耗。臣请本道定寺为三等，观为二等：上寺留僧二十一名，上观道十四名，每等降杀以七，皆择有德行者，馀还为民。’德宗善之，以为不止本道，可为天下法，乃下尚书省杂议。于是都官员外郎彭偃曰：‘王者之政，变人心为上，因人心次之，不变不因为下。今道士有名无实，俗鲜归重，于乱政轻。僧尼帑秽，皆天下不逞，苟避征役，于乱人甚。今叔明之请虽善，然未能变人心，亦非因人心者。夫天生杰民，必将有职，游闲浮食，王制所禁，故贤者受爵禄，不肖者出租税，古常道也。今僧、道士不耕而食，不织而衣，一僧衣食，岁无虑三万，五夫所不能致。举一僧以计天下，其费不赀。臣谓道士年未满五十者，可令岁输绢四，尼及女冠输绢二，杂役与民同之，过五十者免。凡人年五十，嗜欲已衰，况有戒法以检其情性哉。刑部员外郎裴泊言曰：‘衣者，蚕桑也。食者，耕农也。男女者，继祖之重也。而二教悉禁，国家著令，又从而助之，是以夷狄不经法反制中夏礼义之俗也。传曰：女子十四有为人母之道，四十九绝生育之理；男子十六有为人父之道，六十四绝阳化之理。臣请僧、道士一切限年六十四以上，尼、女冠四十九以上，许终身在道，馀悉还为编人。官为计口授地，收废寺观以为庐舍。’议虽上，罢之。”
《旧唐书李德裕传》：“元和以来，累敕天下州府，不得私度僧尼。徐州节度使王智兴，聚货无厌。以敬宗诞月，请于泗州置僧坛，度人资福，以邀厚利，江淮之民皆群党渡淮。德裕奏论曰：‘王智兴于所属泗州置僧尼戒坛，自去冬于江淮以南，所在悬旁招置。江淮自元和二年後，不敢私度。自闻泗州有坛，户有三丁，必令一丁落发，意在规避王徭，影庇资产。自正月已来，落发者无算。臣今于蒜山渡点其过者，一日一百馀人，勘问惟十四人是旧日沙弥，馀是苏，常百姓，亦无本州文凭，寻已勒还本贯。访闻泗州置坛次第，凡僧徒到者，人纳二缗，给牒即回，无别法事。若不特行禁止，比到诞节，计江淮以南失却六十万丁壮，此事非细，系于朝廷法度，状奏。’即日诏徐州罢之。”
《武宗纪》：“会昌五年秋七月庚子，敕并省天下佛寺。中书门下条疏闻奏：‘据令式，诸上州因忌日官吏行香于寺，其上州望各留寺一所，有列圣尊容，便令移于寺内；其下州寺并废。其上都、东都两街请留十寺，寺僧十人。’敕曰：‘上州合留寺，工作精妙者留之。如破落，亦宜废毁。其合行香日，官吏宜于道观。其上都、下都每街留寺两所，寺僧留三十人。上都左街留慈恩、荐福，右街留西明、庄严。’中书又奏：‘天下废寺，铜像、钟磐委盐铁使铸钱，其铁像委本州铸为农器，金、银、输石等像销付度支。衣冠士庶之家所有金银铜铁之像，敕出後限一月纳官，如违，委盐铁使依禁铜法处分。其土、木、石等像合留寺内依旧。’又奏：‘僧尼不合隶祠部，请隶鸿胪寺。其大秦穆护等祠，释教既已厘革，邪法不可独存。其人并勒还俗，递归本贯，充税户。如外国人，送还本处收管。’八月，制：“朕闻三代已前，未尝言佛。汉魏之後，象教浸兴，是由季时传此异俗，因缘染习，蔓衍滋多。以至于蠹耗国风而渐不觉，诱惑人意而众益迷。洎乎九州山原、两京城阙，僧徒日广，佛寺日崇，劳人力于土木之工，夺人利于金宝之饰，遗君亲于师资之际，违配偶于戒律之间。坏法害人，无逾此道。且一夫不甲，有受其饥者；一妇不蚕，有受其寒者。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，皆待耕而食，待织而衣。寺宇、招提，莫知纪极，皆云构藻饰，僭拟宫居，晋、宋、齐、梁，物力调擦，风俗浇诈，莫不由是而致也。况我高祖、太宗以武定祸乱，以文理华夏，执此二柄，是以经邦，岂可以区区西方之教与我抗衡哉！贞观、开元亦尝厘革，划除不尽，流衍转资。朕博览前言，旁求舆议，弊之可革，断在不疑。而中外诸臣协予至意，条疏至当，宜在必行。惩千古之蠹源，成百王之典法，济人利众，予何让焉。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馀所，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，收充两税户，拆招提、兰若四万余所，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，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，隶僧尼，属主客，显明外国之教。勒大秦穆护妖二千余人还俗，不杂中华之风。於戏！前古未行，似将有待；及今尽去，岂谓无时。驱浮游不业之徒己逾十万，废丹臒无用之室何啻亿千！自此清静训人，慕无为之理；简易齐政，成一俗之功。将使六合黔黎，同归皇化。尚以革弊之始，日用不知，下制明廷，宜体予意。’”
《通鉴武宗会昌五年》：“上恶僧尼耗蠹天下，欲去之。道士赵归真等复劝之，乃先毁山野招提、兰若，敕上都、东都两街各留二寺，每寺留僧三十人。天下节度观察使治所及同、华、商、汝州各留一寺，分为三等：上等留僧二十人，中等留十人，下等留五人。”“八月王午，诏陈释教之弊，宣告中外。几天下所毁寺四千六百余区，归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，大秦穆护妖僧二千余人，毁招提、兰若四万余区，收良田数千万顷，奴婢十五万人，所留僧皆隶主客，不隶祠部。百官上表称贺，寻又诏东都只留僧二十人，诸道留二十人者减其半，留十人者减三人，留五人者更不留。五台僧多亡奔幽州。李德裕召进奏官谓曰：‘汝趣白本使，五台僧为将必不如幽州将，为卒必不如幽州卒，何为虚取容纳之名，染于人口？独不见近日刘从谏招聚无算闲人，竟有何益？’张仲武乃封二刀付居庸关，曰：‘有游僧入境则斩之。’”
六年五月乙巳，上京街先听留两寺，外更各增置八寺，僧尼依前隶功德使，不隶主客。
《旧唐书》：“宣宗大中元年闰三月，敕会昌季年并省寺字。虽云异方之教，无损致理之源，中国之人久行其道，厘革过当，事体未宏，其灵山胜境，天下州县，应会昌五年四月所废寺宇，有宿旧名僧，复能修创，一仕住持所司，不得禁止。”
《通鉴》：“是时君相务反会昌之政，故僧尼之弊皆复其旧。”五年夏六月，进士孙樵上言：“百姓男耕女织，不自温饱，而群僧安坐华屋，美衣精撰，率以十户不能养一僧。武宗愤其然，髪十七万僧，是天下一百七十万户始得苏息也。陛下即位以来，修复废寺，天下斧刀之声至今不绝，度僧几复其旧矣。陛下纵不能如武宗除积弊，奈何兴之于已废乎！日者陛下欲修国东门，谏官上言，速为罢役。今所复之寺，岂若东门之急耶？所役之工，岂值东门之劳耶？愿早降明诏，僧未复者勿复，未修者勿修，庶几百姓犹得以息肩也。”秋七月，中书门下奏：“陛下乐奉释氏，群下莫不奔走，恐财力有所不逮，因之生事扰人，望委所在长吏量加搏节，所度僧亦为选择有行业者，若容凶粗之人，则更非敬道也。乡村佛舍，请罢兵日修。”从之。
冬十月乙卯，中书门下奏：“今边市已息，而州县诸寺尚未毕功，望且令成之，其大县远于州府者，听置一寺；其乡村毋得更置佛舍。”从之。
周世宗显德二年五月，敕天下寺院，非敕额者悉废之。禁私度僧尼，凡欲出家者，必俟祖父母、叔伯之命。惟两京、大名府、京兆府、青州听设戒坛。禁僧俗舍身、断手足、炼指、挂灯、带钳之类幻惑流俗者。令两京及诸州，每岁造僧帐，有死亡、归俗皆随时开落。是岁天下寺院存者二千六百九十四，废者三万三百三十六，见僧四万二千四百四十，尼一万八千七百五十六。
宋建隆初，诏沸寺己废于显德中，不得复兴。开宝中，令僧尼百人许岁度一人。至道初，又令三百人岁度一人，以诵经五百纸为合格。先是，泉州奏僧尼未度者四千人，已度者万数，天子惊骇，遂下诏曰：“一夫耕，三人食，尚有受馁者，今一夫耕，十人食，天下安得不重困，水旱安得无转死之民！东南之俗，游情不职者跨村连邑，去而为僧，朕甚疾焉，故立此制。”、天禧二年三月，诏不许创修寺观院宫，州县常行觉察，如造一间以上，许人陈告，所犯者依法科罪；州县不切觉察，亦行朝典。公主、戚里、节度至刺史已上，不得奏请创造寺观，开置戒坛。如违，御史弹奏。”是岁，又诏诸处，不系名额寺院，多聚奸盗，骚扰村乡，况有条贯，不许存留，并令毁拆其舍宇，三十间以上并留存。
元世祖至元十七年二月丙申，诏谕真人折志诚等焚毁《道藏》伪妄经文及板。
十月己酉，张易等言：“参校道书，惟《道德经》系老子亲著，棕皆後人伪撰，宜悉毁。”从之。
三十年四月，敕江南毁诸道观、圣祖天尊祠。
成宗元贞元年正月，诏道家复行《金箓》，《科范》。
改佛为道
宋徽宗大观四年，停僧牒，政和四年，置道阶三十六等。宣和元年，诏改佛号大觉金仙，棕为仙人、大士。僧为德士，易服饰，称姓氏，寺为宫，院为观，女冠为女道，尼为女德。
《老学庵笔记》：“政和初，神霄玉清万寿宫，初止改天宁万寿宫观为之，後别改宫观一所，不用天宁。若州城无宫观，即改僧寺。俄又不用宫观，止改僧寺。初，通拨赐产千亩，已而豪华无涯。西京以崇德院为宫，据其产二万一千亩，赁舍钱、园利钱又在其外。三泉县以不隶州，特置。已而凡县皆改一僧寺为神霄下院，骎骎日张，至宣和末方已。”
禁铸佛写经
唐玄宗开元二年七月王子，诏曰：”佛教者在於清静，存乎利益。今两京城内，寺字相望，凡欲归依，足申礼敬。下人浅近，不悟精微，睹菜希金，逐焰思水。浸以流荡，颇成蠢弊，如闻坊巷之内，开铺写经，公然铸佛，口食酒肉，手漫膻腥，尊敬之道既亏，慢押之心斯起，百姓等或缘求福，因致饥寒。言念愚蒙，深用嗟悼。殊不知佛非在外，法本居心，近取诸身，道则不远。溺于积习，实藉申明。自今以後，禁坊市不得辄更以镌佛写经为业。须瞻仰尊容者，任就寺拜礼。须经典诵读者，勤于寺取读，如经本少，僧为写供。诸州寺观并准此。”
禁与僧尼往还
唐玄宗开元二年七月戊申，禁百官家毋得与僧尼往还。
禁僧
《魏书高祖纪》：“延兴二年四月癸酉，诏沙门不得去寺浮游民间，行者仰以公文。诏曰：‘比邱不在寺舍，游涉村落，交通奸猾，经历年岁，令民间五五相保，不得容止无籍之僧，精加隐括，有者送付州镇，其在畿郡送付本曹。若为三宝巡民教化者，在外资州镇维那文移，在台者赍都维那等印牒，然後听行，违者加罪。’”
《旧唐书五行志》：“姚崇秉政，以惠范附太平公主。乃澄汰僧尼，令拜父母，午後不出院，其法颇峻。”
《全唐诗话》：“贾岛为僧时，洛阳令不许僧午後出寺。岛有诗云：不如牛与羊，犹得日暮归。”
唐玄宗开元十九年四月癸未，诏曰：“释迎设教，出自外方；汉主中年。渐于东土。说兹因果，广树筌蹄；事涉虚玄，渺同河汉。故三皇作义，五帝乘时，未开方便之门，自有雍熙之化，朕念彼流俗，深迷至理，尽躯命以求缘，竭资财而作福，未来之胜因莫效，见在之家业已空，事等系风，犹无所悔。愚人寡识，屡陷刑科。近日僧徒，此风尤甚，因缘讲说，眩惑州闾，溪壑无厌，惟财是敛。津梁自坏，其教安施？无益于人，有蠹于俗。或出入州县，假托威权；或巡历乡村，恣行教化。因其聚会，便有宿宵，左道不常，异端斯起。自今以後，僧尼除讲律之外，一切禁断。六时礼忏，须依律仪。午後不行，宜守俗制。如犯者，先断还俗，仍依法律罪，所在州县，不能捉搦，并官吏辄与往还，各量事科贬。”
《辽史》：圣宗开泰九年十二月丁亥，禁僧然身、炼指。
《金史王修传》：“知大兴府事。时僧徒多游贵戚门，修恶之，乃禁僧午後不得出寺。有一僧犯禁，皇姑大长公主为请，修曰：‘奉上命。’即令出之。立召僧杖一百死。京师肃然。”
李荐《浮屠论》：“浮屠初入中国，英睿之君、忠义之臣欲除其弊，终有不能。何哉？销之不以其道也。今不必推罪于佛，惟治其徒。曰：‘吾将使汝不出户，治其佛之说而躬行之。’礼部著以为令，刑部防以为法，”
洪武十六年六月戊戌，并僧道寺观，禁女子不得为尼。时上以释、道二教，近代崇尚太过，徒众日盛，安坐而食，蠹财耗民，莫甚于此。乃令府州县大寺观一所，并其徒而处之，择有戒行者领其事。若请给度牒，必考试精通经典者方许之。又以民家多以女子为尼姑、女冠，自今年四十以上者听，未及者不许。著为令。
十七年闰十月癸亥，礼部尚书赵琩言：“自设置僧道二司，未及三年，天下僧尼已二万九百五十四人，今来者益多，其实假此以避有司差役。请三年一次，出给度牒，且严加考试，庶革其弊，”从之。
二十四年六月丁巳，命礼部清理释、道二教，敕曰：“佛本中国异教也，自汉明帝夜有金人入梦，其法始自西域而至。当是时，民皆崇敬。其後有去须发出家者，其所修行则去色相，绝嗜欲，洁身以为善。道教始于老子，以至汉张道陵，能以异术役召鬼神，御灾捍患，其道益彰。故二教历世久不磨灭者以此。今之学佛者曰禅、曰讲、日瑜伽；学道者曰正，一曰全真。皆不循本俗，污教败行，为害甚大。自今天下憎、道，凡各府州县，寺观虽多，但存其宽大可容众者一所，并而居之，毋杂处于外，与民相混。违者治以重罪，亲故相隐者流，愿还俗者听。其佛经翻译已定者，不许增减词语。道士设斋醮者，亦不许拜奏青词，为孝子慈孙演诵经典报祖父母者，各遵颁降科仪，毋妄立条章，多索民财。及民有效瑜伽教称为善友，假张真人多私造符箓者，皆治以重罪。”七月丙戍朔，诏天下僧、道，有创立庵堂子寺观非旧额者，悉毁之。
二十五年，命僧录司造《周知册》颁于天下僧寺，时京师百福寺隐囚徒逋卒，往往易名姓为僧，游食四方，无以验其真伪。于是命造周知之册，自在京及在外府州县寺院僧名以次编之，其年甲、姓名、字行及始为僧年月与所授度牒字号，俱载于僧名之下。既成，颁示天下僧寺。凡游方行脚至者，以册验之，其不同者许获送有司，械至京师，治之重罪。容隐者罪之。
二十七年正月，命礼部榜示天下僧寺、道观，凡归并大寺，设砧基道人一人，以主差税，每大观道士编成班次，一年高者率之，余僧、道俱不许奔走于外，及交构有司，以书册称为题疏，强求人财。其一二人于崇山深谷修禅及学全真者听，三四人勿许，仍毋得创庵堂。若游方问道，必自备道里费，毋索取于民间，民亦毋得辄自侮慢。凡所至僧寺，必揭《周知册》以验其实，不同者获送有司。憎道有妻妾者，许诸人捶逐。相容隐者罪之。正统六年《实录》云：“旧例，僧有妻者，诸人得捶逐之，更索其钞五十锭，无钞殴死勿论。”愿还俗者听。亦不许收民儿童为憎，违者并儿童父母皆坐以罪。年二十以上愿为僧者，亦须父母具告，有司奏闻，方许，三年径赴京考试，通经典者始给度牒，不通者杖为民。有称白莲、灵宝、火居及僧道不务祖风，妄为议论沮詅者，皆治重罪。
二十八年十月己未，礼部言：“今天下僧道数多，皆不务本教，宜令赴京考试，不通经典者黜之。”诏从其言，年六十以上者免试。
永乐五年正月，直隶及浙江诸郡军民子弟私披剃为僧，赴京师冒请度牒者千八百余人。礼部以闻，上怒甚，曰：“皇考之制，民年四十以上始听出家，今犯禁若此，是不知有朝廷矣。”命悉付兵部，编军籍，发戍辽东、甘肃。九月庚午，直隶苏州府嘉定县僧会司奏：“县旧有僧六百余人，今仅存其半，请小民之愿为僧者，令披剃给度牒。”不听，上谕礼部臣曰：“国家之名民，服田力穑，养父母，出租赋，以供国用。僧坐食于民，何补国家？度民为僧，旧有禁令，违者必罪。”
六年六月辛巳，命礼部移文中外，凡民于弟憧奴自削发冒为僧者，并其父兄送京师，发五台山输作；毕日，就北京为民种田及卢龙牧马。寺主僧擅容留者，亦发北京为民种田。
十五年闰五月癸酉，禁僧尼私建庵院，上以洪武年间天下寺院皆以归并，近有不务祖风者仍以僻处私建庵院，僧尼混处，屡犯宪章。乃命礼部榜示天下，惮守清规，违者必诛。
十六年十月癸亥，上以天下僧、道多不通经典，而私簪剃，败辱教门，命礼部定通制，今後愿为僧道者，府不过四十人，州不过三十人，县不过二十人。限年十四以上、二十以下，父母皆允，方许陈告有司，行邻里保勘无碍，然径得投寺观从师受业。俟五年後，诸经习熟，然後赴僧录、道录司考试，果谙经典，始立法名，给与度牒；不通者罢还为民。若童子与父母不愿，及有祖父母、父母无他子孙侍养者，皆不许出家。有年三十、四十以上，先曾出家而还俗，及亡命黥刺者，亦不许出家。若寺观住持不检察而容留者，罪之，仍命礼部榜谕天下。
宣德元年七月卒酉，上罢朝，御右顺门。谓行在礼部尚书胡溁曰：“今僧道行童请给度牒甚多，中间岂无有罪之人潜隐其中。宜令僧、道官取勘，如果无之，尔礼部同翰林院官、礼科给事中及僧、道官同考试，能通大经则给与度牒。在七月十九日以後及不通经皆不给。”
二年七月戊子，罢僧童四百五十一人为民。时僧童陈达高等，请给度牒，考试皆不通梵典。行在礼部请惩以法，上曰：“此愚民欲苟逃差役耳，”宥之、发归为民。
十二月庚午，行在礼部奏：“永乐十六年人宗皇帝定制，凡愿出家为僧、道者，府不过四卜人，州不过三十人，县不过二十人，额外不许乱收。俟五年後考试，如果精通经典，给与度牒。今天下行童僧、道赴京请给度牒者，多系额外滥收，且不通典者多，请如例悉遣归；若系额内之数，亦待五年考试给与。”从之。
七年三月王戌，申严僧人化缘之禁。上谓都察院右都御史顾佐曰：“佛本化人为善，今僧人多不守戒律，不务祖风，往往以创造寺院为名，群界佛象，历州郡化缘，所得财物皆以非礼耗费。其申明洪武中禁令，违者必罪之。”
十一月丙午，天界寺僧达英以寺为京都大刹，又缺住持，请命高僧领其众。上谓礼部曰：“此僧为自营计，勿听。”
八年三月戊寅，湖广荆州府荆门州判陈襄言：“各处近有惰民不顾父母之养，安从异端，私自落发，贿求僧司文凭，以游方化缘为名，遍历市井乡村，诱惑愚夫愚妇，靡所不为，所至官司以其为僧，不之盘诘，好人得以恣肆。乞敕天下有司关津，但遇削发之人，捕送原籍治罪如律。果是僧，止居本处，不许出境，庶绝奸弊。”从之。
宣德十年八月癸卯，广东按察使佥事赵礼言：“各处寺观多因田粮浩大，与民一体当差，是致混同世俗。如南海县光孝寺，该粮三千馀石，每当春秋耕敛，群僧往来佃家，男女杂坐，嬉笑酣饮，岂无污染，败坏风俗？乞依钦定额数设僧人，府四十名，州三十名，县二十名，就于本寺量给田亩，听其自种自食，馀田均拨有丁无田之人耕种纳粮。”上命行在礼部依所言行之。
正统元年九月己未，都知监太监洪宝保，请度家人为僧，许之，凡度僧二十四人。
十月甲戌，行在礼部尚书胡溁等奏：“洪武间，天下僧、道给过度牒者，令僧录司、道录司造册，颁行天下。寺、观凡遇僧、道，即与对册，其父兄、贯籍、告度日月如有不同，即为伪冒。迨今年久，前令寝废，有亡没遗留度牒未经销缴为他人有者，有逃匿军民及囚犯伪造者，有盗卖影射者，及私自簪剃者，奸弊百端，真伪莫辨，乞自今以後，给度牒者仍造册，颁行天下寺观，以防奸诈。”从之。
五年正月辛未，给僧童一万人度碟。进士张谏有希求请给数千百众庵至京师之疏。
十一年九月辛巳，有僧四人私建佛寺于彰义门外，监察御史林廷举等奏付法司，坐当杖充边卫军，从之。
十四年四月甲戌，上御奉天门，谓礼部尚书胡溁等曰：‘旧制，僧道之数，府四十，州三十，县二十。其行童度牒之请，悉由里老并所司勘实，方得申送。近闻多不通本教，及来历不明之人妄报贯籍，一概冒请。尔礼部即行文，请诸司待三年後，凡有应给牒者，先令僧、道衙门勘试，申送该管有司，审系额内并贯籍明白，仍试其精通本教经典，如行童令背《法华》等经并诸品经咒，道童令背《玉皇本行集》等经并诸品科范，番僧审通坛场十个，方许申送札部复试，中式然後具奏请给。敢仍前滥保，事发，其经由诸司官吏、里老，具重罪不言。”
景泰十五年十一月辛卯，云南虚仁驿驿丞尚褫言：“近年以来，释教盛行，聋替士民诱煽男女，廉耻道丧，风俗扫地。此盖前之掌邦礼者屈于王振之势，今年日度僧，明年曰度僧，百十万亿，日炽月盛。今虽云止度裁抑，不过示虚文、应故事而已。臣以为宜尽令长发，敕使归俗务农，庶邪术不兴，沴气自息，”
《元史张珪传》言：“僧道出家，屏绝妻孥，盖欲超出世表，是以国家优视，无所徭役。且处之官寺，宜清静绝俗，洗心诵经祝寿。比年僧道往往畜妻子，无异常人。如蔡道泰、班讲生之徒，伤人逞欲，坏教干刑者，何可胜数。惮奉词典，岂不亵天渎神？臣等议僧、道之畜妻子者，宜罪以旧制，罢遣为民。”
二十以上不许为僧
《实录》：“洪武二十年八月王申，诏民年二十以上者，不许落发为僧。年二十已下来请度牒者，俱令于在京诸寺试事三年，考其廉洁无过者，始度为僧。”
僧地没官
《实录》：正统十二年二月庚戌，弥陀寺僧奏：“本寺原种宛平县土城外地十八顷有奇，近蒙户部委官踏勘，令臣输税。然臣空寂之徒，乞赐蠲免，”上曰：“僧既不能输税，其地令没官。”
僧尼之滥
《洛阳伽蓝记瑶光寺》：“永安三年，尔朱兆人洛阳，纵兵大掠。时有秀容胡骑数十人人寺淫秽，自此後颇获讥诮。京师语云：‘汝阳女儿急作髻，瑶光寺尼夺女婿。’”
《辍耕录》引唐郑熊《番禹杂记》：“广中僧有室家者，谓之火宅僧。”宋陶谷《清异录》：“京师大相国寺僧有妻曰梵嫂。”
《癸辛杂识》：“临平明因尼寺，大刹也。往来僧官，每至必呼尼之少艾者供寝。寺中苦之，于是专作一寮，贮尼之尝有违滥者，以供不时之需，名曰尼站。”
元时，妇人一切受戒，自妃子以下至大臣妻室，时时延帝师堂上，戒师于帐中受戒诵咒作法，凡受戒时，其夫自外归，闻娘子受戒，则至房不入。妃主之寡者，问数日，则亲自赴堂受戒，恣其淫污，名曰“大布施”，又曰“以身布施”。其风流行中原，河北僧皆有妻，公然居佛殿两庑，赴斋称师娘。病则于佛前首谢，许披袈裟三日。殆与常人无异，特无发耳。
僧寺之多
自魏有天下，至于掸让。佛经流通，大集中国，凡有四百一十五部，合一千九百一十九卷，正光以後，天下多虞，工役尤甚。于是所在编民相与入道，假慕沙门，实避调役，狠滥之极，自中国之有佛法，未之有也。略而计之，僧尼大众二百馀万矣，其寺三万有余。
南唐後主普度诸郡僧，建康城中僧徒殆至数千。
禁女冠尼姑
宣德四年六月，有顺天府大兴县真元观女冠成志贤等九人，诣行在礼部，请给度牒。礼部言：“太宗皇帝时，命尼姑皆还俗，今成志贤等亦宜还父母家。”上命先朝令，仍申明妇女出家之禁。
造寺写经并无功德
《洛阳伽蓝记崇真寺》：“比邱惠凝死，一七日还活，经阎罗王检阅，以错名放免。惠凝具说过去之时，有五比邱同阅，一比邱云是宝明寺智圣，坐禅苦行，过升天堂。有一比邱是般若寺道品，以诵四十卷《涅盘》，亦升天堂。有一比邱云是融觉寺昙漠最，讲《涅盘》、《华严》，领众千人。阎罗上云：‘讲经者心怀彼我，以骄凌物，比邱中第一粗行，”令唯试坐禅诵经，不问讲经。昙漠最曰：‘贫道立身以来，唯好讲经，实不明于诵，阎罗王敕付司，即有青衣十人，迭昙谟最向西北门，屋舍皆黑，似非好处，有一比邱云是禅林寺道弘，自云：‘教化四辈檀越，造一切经人中象十躯。’阎罗王曰：‘沙门之礼必须摄心守道，志在禅诵，不干世事，不作有为。虽造作经象，正欲得他人之财物，既得他物，贪心即起；既怀贪心，便是三毒不除，具足烦脑。’亦付司，仍与昙漠最同入黑门，有一比邱云是灵觉寺宝明，自云：‘出家之前，尝作陇西太守，造灵觉寺成，即弃官入道，虽不禅诵，礼拜不缺。’阎罗王曰：‘卿作太守之日，曲理在法，劫夺民财，假作此寺，非卿之力，何劳说此？’亦付司，青衣送入黑门。太後闻之，遣黄门侍郎徐纥依惠凝所说，即访宝明寺。城东有宝明寺，城内有般若寺，城西有融觉、禅林、灵觉等三寺，问智圣、道品、昙谟最、道弘、宝明等，皆实有之。即请坐禅僧一百人，常在殿中供养之。诏不听持经象，沿路乞索，若私有财物造经象者任意。凝亦人白鹿山，居隐修道。自此以往，京邑比邱悉皆禅诵，不复以讲经为意。”
太祖皇帝御制《龙兴寺碑》曰：“立刹之意，留心岁久，数欲为之，恐伤民资，若将民资建寺求佛，福从何来？”
罗整庵钦顺《困知记续录》：“梁武帝问达摩曰：‘朕即位以来，造寺、写经、度僧不可胜纪，有何功德？’答曰：‘并无功德。’帝曰：‘何以无功德？’答曰：‘此但人天小果，有漏之因，如影随形，虽有非实。’又宗杲《答曾侍郎书》有云：‘今时学道之士，只求速效，不知错了也。却谓无事省缘、静坐体究为空过时光，不如看几卷经，念几声佛，佛前多礼几拜，忏悔平生所作罪过，要免阎家老子手中铁棒，此是愚人所为。’呜呼，自佛法入中国，所谓造寺、写经、供佛、饭僧、看经、念经种种糜费之事，日新月盛，但其力稍可为者，靡不争先为之。导之者固其徒，向非人心之贪，则其说亦无缘而入也。奈何世之谄佛以求福利者，其贪心惑志缠绵固结而不可解。虽以吾儒正色昌言恳切详尽，一切闻如不闻。彼盖以吾儒未谙佛教，所言无足信也。达摩在西域，称二十八祖人中国，则为禅家初祖。宗杲擅名一代，为禅林之冠，所以保护佛法者，皆无所不用其心，其不肯失言决矣。乃至如上所云种种造作以为无益者，前往如出一口，此又不足信耶。且夫贪、嗔、痴三者，乃佛氏之所深戒也，谓之三毒。凡世之造寺、写经、供佛、饭僧、看经、念佛，以为有益而为之，是贪也；不知其无益而为之，是痴也；三毒而犯其二，虽活佛在世，亦不能为之解说。乃欲谄事土佛、木佛，以侥幸于万一，非天下之至愚至愚者乎！凡吾儒解惑之言，不可胜述，孰意佛书中乃有此等本分说话。人心天理，诚有不可得而泯灭者矣。”
“今之道家盖源于古之巫祝，与老子殊不相干。老子诚亦异端，然其为道主，于深根固蒂，长生久视而已。《道德》五千言具在，于凡祈祷、禁祷、经咒、符宗等事，初未有一言及之，而道家立教乃推尊老子，置之三清之列，以为其教之所从出，不亦妄乎！古者用巫祝以事神，建其官，正其名，辨其物，盖诚有以通乎幽明之故，故专其职掌，俾常一其心志，以导迎二气之和，其义精矣。去古既远，精意浸失，而淫邪妖诞之说起。所谓经咒、符宗，大抵皆秦汉问方士所为，其泯灭而不传者，计亦多矣，而终莫之能绝也，今之所传，分明远祖张道陵，近宗林灵素辈。虽其为用不出乎祈攘、爕祷，然既已失其精意，则所以交神明者，率非其道，徒滋益人心之惑，而重为世道之害尔，望其消灾而致福，不以远乎！盖老氏之善成其私，固圣门所不取；道陵辈之涛张为幻，又老子之所不屑为也。欲攻老氏者，须分二端，而各明辨其失，则吾之说为有据，而彼虽架黠，亦无所措其辞矣。”
《通典》；贞观八年，大宗谓长孙无忌曰：“在外百姓大似信物上封人，欲令我每日将十个大德共达官同入，令我礼拜，观此乃是道人教上其事。”侍中魏徵对曰：“佛法本贵清静，以遏浮竞。昔释道安如此名德，符永因与之同舆，权翼以为不可。释惠琳非无才俊，宋文帝引之升殿，颜延之曰：‘三台之位，岂可使刑馀之人居之。’今陛下纵欲崇信佛道，亦不须道人，且别参议也。”
杖宰相及僧
《金史海陵纪》：“贞元三年，以右丞相张浩、平章政事张晖，每见僧法宝，必坐其下，失大臣体，各杖二十。僧法宝妄自尊大，杖二百，”
《张通古传》；“僧法主欲去，张浩、张晖欲留之，不可得。朝官又有欲留之者。海陵闻其事，召三品以上官上殿，责之曰：‘闻卿等每到寺，僧法宝正坐，卿等皆坐其侧，朕甚不取，佛者，本一小国王子，能轻舍富贵，自苦修行，由是成佛。今人崇敬，以希福利，皆妄也，况僧者，往往不第秀才，市井游食，生计不足，乃去为憎。较其贵贱，未可与簿、尉抗礼，阎阎老妇迫于死期，多归信之。卿等位为宰辅，乃复效此，失大臣体。’召法宝谓曰：‘汝为僧，去住在己，何乃使人知之？’法宝战栗，不知所为。海陵曰：‘汝为长老，当有定力，今乃畏死那？’遂于朝堂杖之二百，张浩、张晖杖二十。”
人主不可接僧
《宋书颜延之传》：“时沙门释惠琳，以才学为太祖所赏爱。每召见，尝升独榻。延之甚疾焉；因醉自上曰：‘昔同子参乘，袁丝正色。此三台之坐，岂可使刑馀之人居之？’上变色。”
许僧道畜妻
《五台志》：“二氏之教，古今儒者尝欲去之，而卒不能去，盖人心陷溺日久，虽贤者不能自免，夫民生有欲，顺其所欲则从之也轻，按老子之子名宗，为魏将。佛氏娶妻日那输佗，生于摩侯罗，出家十二年，归与妻子复完聚。今其徒皆鳏居而无妻，岂二氏之教哉！虽无妻而常犯淫僻之罪，则男女之欲岂其性与人殊哉！为今之计，管剃不必禁也，听其娶妻生于，而与齐民结婚姻之好。寺观不必毁也，因其地之宏敞，而借为社学、社仓。即以其人皆为我用，久将自嫌其簪剃之丑，而亦不便于寺观之居也。岂非君子以人治之道，孔子从俗猎较之意乎？又习仪多于寺观，邱文庄已尝非之，而祈祷必以僧、道，厉祭必以僧、道，何以禁民之作道场、佛事哉。余谓祷雨当陈词哀恳，令诸生歌《云汉》之章，厉祭则圣祖御制之文，固已仁至而义尽矣。又何必假彼不洁之人，亵鬼神如百戏矣。”
道士隶宗正寺
《旧唐书玄宗纪》：“开元二十五年正月，制道士、女冠宜隶宗正寺，僧尼令祠部检校。”
润色梵书
《山堂考索》：“太宗崇尚释教，置院于太平兴国寺，後改为传法院，车驾亦尝临幸。得西域僧法天及息天灾、施获等，取所献梵书翻译焉。息天灾等并赐紫袍、师号，又命文臣润色其文。是岁息天灾等献所译经文一卷，诏人藏刻板流行。自是尽取禁中梵夹仰之翻译，每诞节即献经焉。息天灾等皆至朝散大夫、光禄寺鸿肿卿以卒。自是译经之盛，後世无比，”
天禧三年，以宰臣丁谓为译经使官一员；以学士晁向、李维同二员。丁谓罢使，後亦不常置。
城隍神
《凤阳县志》：“洪武元年，各处城隍皆有监察，司民之封侯，府曰公，州曰侯，县曰伯，且有制词，盖其时皇祖尚未有定见。三年，乃正把典，诏天下城隍神主只你某府隍之神、某州城隍之神、某县城隍之神，前时爵号一切革去。未几，又令各处城隍庙内屏去闲杂神道。城隍神旧有泥塑像在正中者，以水浸之，泥在正中壁上；却画云山图像在两廊者，泥在两廊壁上。此令一行，千古之陋习为之一变。惜乎今之有司多不达此，往往妄为衣冠之象，甚者又为夫人以配之。习俗之难移，愚夫之难晓，遂使皇祖明训托之空言，可罪民哉。”
杜牧杭州新造南亭子记
佛著经曰：主人既死，阴府收其精神，校平生行事罪福之。坐罪者，刑狱皆怪险，非人世所为。凡人平生一失举止，皆落其间。其尤怪者，狱广大千百万亿里，积火烧之，一一日凡千万生人死。穷亿万世，无有问断，名为无问。夹殿宏廊，悉图其状，人未熟见者，莫不毛立神骇，佛经曰：我国有阿阇世王，杀父主篡其位，法当人所谓狱无问者。若能求事佛，後生为天人。况其他罪，事佛固无恙，梁武帝明智勇武，创为梁国者，舍身为僧奴，至国灭饿死，不闻悟，况下辈固惑之。为工商者，杂良以为楛，伪内而华外，纳以大秤斛，以小出之，欺夺村问戆民，铢积粒聚，以至于富。刑法、钱微小肯，出入人性命，颠倒埋没，使簿书条令不可究知，得财买大第豪奴，如公侯家。大吏有权力，能开库取公钱，缘意恣为，人不敢言。是此数者，必自知其罪，皆捐奉佛以求救，月日积久，曰我罪如是，富贵如所求。是佛能灭吾罪，复能以福与我也。有罪罪灭，无福福至，生人惟罪福耳，虽田妇、稚子知所趋避。今权归于佛，买福卖罪，如持左契，交手相付。至有穷民，啼一稚子，无以与哺，得百钱必召一僧饭之，冀佛之助，一日获福。若如此，虽举环海内尽为寺与僧，不足怪也。屋壁绣纹可矣，为金枝扶疏，擎于万福，僧为具味，饭之可矣，饭讫，持钱与之。不大不壮，不高不多，不珍奇瑰怪为忧，无有人力可及而不可为者。晋，伯主也，一铜鞮宫之衰弱，诸侯不肯来盟，今天下能如几晋，凡几千铜鞮人得不困哉。文宗皇帝尝语宰相曰：‘古者三人共食一农人，今加兵、佛，一农人乃为五人所食，其间吾民尤困于佛。’帝念其本牢根大，不能果去之。武帝皇帝始即位，独奋怒曰：穷吾天下，佛也。’始去其山台野邑四万所，冠其人凡至十万人。後至会昌五年，始命西京留佛寺四，僧惟十人，东京二寺，天下所谓节度、观察，同、华、汝三十四治，所得留一寺，僧惟西京数，其他刺史州不得有寺。出四御史缕行天下，以督之。御史乘驿未出关，天下寺至于屋基耕而刈之，凡除寺四千六百，僧尼笄冠二十六万五百，其奴婢十五万，良人枝附使令者倍笄冠之数，良田数十万顷。奴婢口率与百亩，编人农籍，其馀贱取民直归于有司，寺材州县得以悉恣新其公署传舍。今天子即位，诏曰：‘佛尚不杀而仁，且来中国久，亦可助以为治。天下州率与二寺，用齿衰男女为其徒，各只三十人，两京数倍其四五焉。著为定令，以徇其习，且使後世不得复加也。’赵郡李子烈播，立朝名人也。自尚书、比部郎中出为钱塘，钱塘于江南，繁大雅亚吴郡。子烈少游其地，委曲知其俗，蠹人者剔削其根节，断其脉络，不数月，人随化之。三笺于丞相云：涛坏人居，不一銲锢，败侵不休，诏与钱二千万，筑长堤，少为数十年计，人益安喜。子烈曰：吴越古今多文士，来吾郡游，登楼倚轩，莫不飘然而增思。吾郡之江山甲于天下，信然也。佛炽害中国六百岁，生见圣人，一挥而几夷之，今不取其寺材立亭胜地，以彰圣人之功，使文士歌思之後，必有指吾而骂者。乃作南亭，在城东南隅，宏大焕显，工施手目，发匀肉均牙滑，而无遗功者。江平入天，越峰如髻，越树如发，孤帆白鸟，点画疑在。半夜酒馀，倚老松，坐怪石，殷殷潮声，起于月外。东闽、两越宦游善地，天下名士多往之。予知百数十年後，登南亭者，念仁圣天子之神功矣。美子烈之旨迹，睹南亭千万状，吟不辞已、四时千万状，吟不能去，作为歌诗，次之于後，不知几千百人矣。
卷四
徙民
秦始皇二十八年，徙黔首三万户琅琊台下。
二十六年，徙民于河北、榆中三万户。
汉高帝五年九月，徙诸侯于关中。
九年十一月，徙齐、楚大族昭氏、屈氏、景氏、怀氏、田氏五姓关中，与利田宅。初，娄敬使匈奴来，因言：“匈奴河南白羊、楼烦王去长安近者七百里，轻骑一日一夕可以至，秦中新破，少民，地肥饶，可益实。诸侯初起时，非齐诸田，楚屈、昭，景莫与。今陛下虽都关中，实少人，北近胡寇，东有六国强族，一日有变，陛下亦未得安枕而卧也。臣愿陛下徙齐诸田，楚昭、屈、景，燕、赵、韩、魏後及豪杰名家，且实关中，无事可备胡，诸侯有变，亦足率以东伐，此强本弱末之术也。”帝曰：“善。”乃徙刘敬所言关中十万馀口。
景帝元年正月，诏其议民欲徙宽大地者听之。
武帝建元二年，作茂陵邑。三年春，赐徙茂陵者户钱二十万，田二顷。
元朔二年夏，募民徙朔方十万户，又徙郡国豪杰及赀三百万已上于茂陵。初，主父偃说帝曰：“茂陵初立，天下豪杰兼并之家乱众民，皆可徙茂陵，内实京师，外消好猾，此所谓不诛而害除。”帝从之。
元狩五年，徙天下奸猾吏民于边。
元鼎六年，分武威、酒泉地置张掖、敦煌郡，徙民实之。
大始元年，徙郡国吏民豪杰于茂陵、云陵。（此言“云阳”，而转写者误为“陵”耳。茂陵，帝所自起；而云阳，甘泉所居，故总使徙豪杰也。钩弋、赵婕妤死，葬云阳。至昭帝即位，始尊为皇太後，而起云陵。武帝时未有云陵。）
昭帝始元三年秋，募民徙云陵，赐钱田宅。
四年夏，徙三辅富人于云陵，赐钱户十万。
宣帝本始元年春正月，募郡国吏民赀百万以上徙平陵。
二年春，以水衡钱为平陵徙民起第宅。
元康元年，徙丞相、将军、列侯、吏二千石、赀百万者杜陵。
武帝鸿嘉二年夏，徙郡国豪杰赀五百万以上五千户于昌陵，赐丞相、御史、将军、列侯、公主、中二千石冢地、第宅。
後汉光武建武十五年，徙雁门、代郡、上谷三郡民，置常山关、居庸关以东。
二十六年，云中、五原、朔方、北地、定襄、雁门、上谷、代郡八郡民归于本土，遣谒者分将施行，补理城郭。发遣边民，在中国布还诸县，皆赐以装、钱，转输给食。
崔寔《政论》曰：“古有移人通财，以赡烝黎。今青、徐、兖、冀，人稠土狭，不足相供。而三辅左右及凉、幽州内附近郡，皆土广人稀，厥田宜稼，悉不肯垦发。小人之情，安土重迁，宁就饥馁，无适乐土之虑。民犹群羊聚畜，须主者牧养处置，置之茂草则肥泽繁息，置之晓卤则零丁耗减。是以景帝六年，诏郡国令人得去硗狭就宽肥。至武帝，遂徙关东贫人于陇西、北地、西河、上郡、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，後加徙猾吏于关内。今宜复遵故事，徙贫人不能自业者于宽地。此亦开草辟土，振人之术也。”
仲长统《昌言》曰：“远州之县界至数千百里，虽多山陵洿泽，犹有可居人种毅者焉。而诸夏有十亩共桑之迫，远州有旷野不发之田。代俗安土，有死无去，君长不使，谁能自往缘边之地？亦可因罪徙人，便于守御。”
献帝建安十六年，曹公西征。初，自天子西迁洛阳，人民单尽。其後钟繇以侍中守司隶校尉、持节督关中诸军，繇徙关中民，又招纳亡叛以充之。数年间，民户稍贵。曹公征关中，得以为资。
魏文帝改长安、谯、许昌、亳、洛阳为五都，今天下听内徙，复五年，後又增其复。
齐王以明帝景初三年正月即位。六月，以辽东东沓县吏民渡海居齐郡界，以故纵城为新沓县以居民。
元始元年二月，以辽东汶北、丰县民流徙渡海，居齐郡之西安、临淄、昌国县界，为新汉、南丰县以居流民。
蜀主建兴十四年，徙武都氐王符建及氏民四百余户于广都。
晋宣帝为骠骑大将军、都督雍州，表徙冀州农夫佃上邽。武帝太康中，杜预为征南将军。初，伐吴军至江陵，因兵威，徙将士屯戍之家以实江南北郡故地，各树之长吏，荆土萧然。
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，武陵王骏讨缘沔蛮，移一万四千余口于京师。二十三年，迁汉川流民于沔次。二十六年，使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自彭城徒流民数千家于瓜步。征北参军程天徙江南流民于南州亦如之。二十八年冬，徙彭城流民于瓜步，淮南流民于姑孰，合计万家。
孝武帝大明中，孔灵符为丹阳尹。山门县土境偏狭，民多田少，灵符表徙无资之家于徐姚、鄞、鄮三县界，垦起湖田。帝使公卿博议，太宰江夏王义恭议曰：“夫训农修本，有国所同。土著之民，习玩日久。如京师无田，不闻徙居他县。寻山阴豪杰富室，顷亩不少，贫者肆力，非为无处，耕起空荒，无救灾歉，又兼缘湖居民鱼鸭为业，及有居肆，理无乐徙。”尚书令柳元景、右仆射刘秀芝、尚书王瓒之、顾凯之、颜师伯、嗣湘东王彧议曰：“富户温房，无假迁业；穷身寒室，必应徙居。葺字疏皋，产粒无待，资公则公未易充，课私则私卒难具。生计既完，畲功自息，宜募亡叛通恤及与乐田者，其往经创，须粗修立，然後徙居。”侍中沈怀文、王景文、黄门侍郎刘凯、郗颙议曰：“百姓虽不亲农，不无资生之路。若驱以就田，则坐以相违夺。且鄞等三县去治并远，既安之民忽徙他邑，新垣未立，旧居己毁，去留两困，无以自资。谓宜适任民情，从其所乐，开宥速亡，且令就业，若审成腴壤，然後议迁。”太常王元漠羡议曰：“小民贫匮，远就荒畴，去旧即新，粮种俱缺，习之既难，勤之未易。谓宜微加资给，使得肆勤，明力田之赏，申怠惰之罚。”光禄勋王升之议曰：“远废之畴，方翦棘荆，率课穷乏，其事弥难，资徙粗立，徐行无晚。”帝违众议，徙民，井成良业。
後魏道武天兴元年正月，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署，百工技巧千万口，以充京师。二月，诏给内徙新民耕牛，计口受田。十二月，徙六州三十二郡守宰、豪杰、吏民二千家于代都。
二年，陈留郡、河南流民万余口内徙，遣使者存劳之。
明元泰常三年，徙冀、定、幽三州徒何民于京师。
《娥清传》：清为给事中黄门侍郎。先是，徒何民散居三州，颇为民害，诏清徙之平城。清善绥抚，徙者如归。
延和元年，车驾征冯文通，徙成邱、成周、辽东、乐浪、带方、元菟六郡民三万家于幽州，开仓以赈之。
太平真君六年，徙青、齐之人以实河北。又陆俟，太武时，与高凉王邮渡河，南略地至济南东平陵，徙其民六千家实河北。
七年，徙长安城内工巧二千家于京师。
献文皇帝兴三年，徙青州齐民于京师。
孝文太和十九年，诏迁洛之民葬河南，不得迁河北。于是代人南者悉为河南洛阳人。
北齐神武帝为魏相，命孙腾、高隆之分括无籍之户，得六十余万，于是侨居者备勒还本属。
文宣天保八年，议徙冀、定、瀛无田之人，谓之乐迁，于幽州、范阳宽乡之处，百姓惊扰。
後周武帝建德六年十二月，行幸并州宫，移并州军人四万户于关中。
宣武正始元年，以苑牧公田分赐代迁之户。
宣帝大象元年，诏曰：“洛阳旧都，今既修复，凡是元迁之户，并听还洛州。此外诸民欲往者，亦任其意。河阳、幽、相、预、亳、青、齐七总管，受东京六府处分。”
隋场帝大业元年三月丁未，诏尚书令杨素、纳言杨逵、将作大匠字文恺，营建东京，徙预州郭下居民以实之，又诏徙天下富商大贾数万家于东京。
唐武後天授二年七月二十四日，徙关外雍、同、泰等七州户数十万以实洛阳。
玄宗开元十六年十月，敕州客户有情愿属缘边州者，至彼给良沃田安置，仍给永年优复，宜令所司即与所管客户州计会，召取愿者，随其所乐，其数奏闻。
洪武二十一年八月，户部郎中刘九皋言：“古者狭乡之民迁于宽乡，盖欲地不失利，民有恒业。今河北诸处自兵後田多荒芜，居民鲜少。山东、西之民自入国朝，生齿日繁，宜令分丁徙居宽闲之地，开种田亩，如此国赋增而民生遂矣。”上谕户部侍郎杨靖曰：“山东地广，民不必迁；山西民众宜如其言。”于是迁山西泽、潞二州民之无田者往彰德、真定、临清、归德、太康诸处闲旷之地，令自便置屯耕种，免其赋役三年，仍户给钞二十锭，以备农具。
二十二年四月己亥朔，命杭、湖、温、台、苏、松诸郡民无田者，许令往淮河迄南滁、和等处就耕，官给钞户二十锭，使备农具，免其赋役三年，九月甲戌，山西沁州民张从整等一百一十六户，告愿应募屯田，户部以闻，命赏从整钞锭，送後军都督佥事孙礼，分田给之，仍今回沁召募居民。
二十五年十二月辛未，後军都督府都督金事李恪、徐礼奏：“山西民徙居彰德，卫辉、怀庆、广平、大名、东昌、开封，凡五百九十人户。”
三十五年九月乙未，命户部遣官核实山西太原、平阳二府，泽、潞、辽，沁、汾五州，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，分其丁口，以实北平各府州县，仍户给钞使置牛具种子，五年後征其税。
永乐元年八月甲戌，简直隶、苏州等十郡，浙江等九布政司富民实北京。
二年九月丁卯，徙山西太原、平阳、泽、潞、辽、沁、汾民一万户实北京。
《金史许安仁传》：“章宗时，朝议以流人实边，安仁言：‘昔汉有募民实边之议，盖度地经营国邑，制为田宅，使至者有所归，作者有所用。于是轻去故乡而易于迁徙。如使被刑之徒，寒饿困苦，无聊之心靡所顾藉，与古之募民人塞不同，非所宜行。’”
国史律令
《战国策》：“楚相柏举之战，蒙谷入大宫，负离次之典，以浮于江，逃于云梦中。昭王返郢，五官失法，百姓昏乱。蒙谷献典，五官得法，百姓大治。蒙谷之功与存国相若。”
《东观汉记》：“陈咸，哀、平间，以明律为侍御史。王莽篡位，归乡，至闭门不出。乃收家中律令文书壁藏之，以俟圣主。”
《唐书》：“韦述居史职，玄宗幸蜀，述抱国史藏于南山。经籍资产焚剽殆尽，述亦陷于贼庭，授伪官。至德二载，收两京，议罪，流渝州死。广德二年，其甥萧直为太尉李光弼判官，因人奏事称旨，乃上疏理述于仓皇之际，能存国史，致圣明大典得无遗逸，以功补过，合沾恩宥。乃赠右散骑常侍，”
《通鉴》：“唐庄宗灭梁，御史台奏朱温篡逆，删改本朝律令格式，悉收旧本焚之。今台司及刑部大理寺所用皆伪庭之法，闻定州敕库独有本朝律令格式具在，乞下本道录进。从之。”
风闻言事
《宋史陈次升传》：“为左司谏。宣仁有追废之议，次升密言：‘先太後保佑圣躬，始终无间，愿勿听小人销骨之谤。’帝曰：“卿安所闻？’对曰：‘臣职许风闻，陛下毋诘其所从来可也。’”
《彭汝砺传》：“为监察御史裹行，论俞充谄中人王中正，至使妻拜之，神宗为罢充。诘其语所从，汝砺曰：‘如此非所广聪明也。’卒不奉诏。”
御容
《旧唐书》：“唐武宗会昌五年十月乙亥，中书奏：‘池水县武牢关，是太宗擒王世充、窦建德之地，关城东峰有二圣塑容，在一堂之内，今缘定觉寺例合毁拆，望取寺中大殿材木于东峰以造一殿，名曰昭武庙。’从之。”
唐庄宗同光元年，宿州朱保諲进本朝十二圣写真及玄宗《封太山图》。
蜀王衍建上清宫于老君殿，列唐十八帝真容，备法驾。
宋邵博《闻见录》：“武功唐高祖宅，昔号庆善宫，今为佛祠，有唐二帝苎漆像，不知何帝也。”
《建炎以来朝野杂纪》：“绍兴元年，终南山上清宫太平道士訾言真等持太宗、真宗御容，自岐下抵宣抚使张忠献。”
《金史》：李大忠刻唐高祖至昭宣二十一帝像于石，在含水县东。
《元史石天麟传》：“江南道观偶藏宋主遗像，有僧与道士交恶，发其事。帝以问天麟，对曰：‘辽国主後铜像在西京者今尚有之，未闻禁也。’事遂寝。”
《中州集》：“何宏中，宋靖康时，为河北河东两路统制接应使，被擒不屈，请为黄冠。时神霄宫废，道士旧以徽宗为东华君，将毁其像。宏中为起紫微殿，迁像事之。”
庙讳
李百药《北齐书》：“凡诸帝庙号，为避唐朝讳，皆易其文，议者非之。”
《宋史》：绍兴二年十一月，礼部太常寺言：“渊圣皇帝御名，见于经传者义训，或以威武为义，或以回旋为义，又为植立之象，又为亭邮表名，又为圭名，又为姓氏，又为木名，各以其义类求之。以威武为义者，今欲读曰威；以回旋为义者，今欲读曰旋；以植立为义者，今欲读曰植；若姓氏之类，欲去木为‘亘’。又缘汉法，‘邦’之字曰‘国’，‘盈’之字曰‘满’，止是读曰国、曰满，其本字见于经传者，未常改易。司马迁，汉人也，作《史记》，曰：‘先王之制，邦内畿服，邦外侯服。’又曰：‘盈则不持，则倾。’于‘邦’字、‘盈’字亦不改易。今来渊圣皇帝御名，欲定读如前外，其经传本字即不改易，庶几万世之下有所考证。”
三十年正月，礼部太常寺言：“钦宗祔庙，翼祖当迁，于正月九日造迁翼皇帝、简穆皇後神主，奉藏于夹室。所有以後翼祖皇帝讳，依礼不讳。”诏恭从。
绍兴元年四月，诏今後臣庶命名，并不许犯祧庙正讳。如名字见有犯祧庙正讳者，令改易。
宋周必大《文苑英华序》曰：“凡庙讳未祧，只当阙笔。”
《实录》：“洪武十四年七月乙酉，定进贺表笺礼仪，其有御名、庙讳，依古礼：二名不偏讳，嫌名不讳。”
种树
脯齐书》：“刘善明为海陵太守。郡境边海，无树木。善明课民种榆槚杂果，遂获其利。”
《梁书沈瑀传》：“为建德令。教民一丁种十五株桑，四株柿及梨枣，女丁半之。咸欢悦，顷之成林。”
魏应豫《与庞惠公书》：“比见所上利民之术，植济南之榆，栽汉中之漆。”
栽桑枣
《实录》：乙巳年六月乙卯，下令：“凡农民田亩，五亩至十亩者，栽桑、麻、木棉各半亩，十亩以上倍之。其田多者，率以是差。有司亲临督劝，惰不如令者，有罚。不种桑，出绢一匹；不种麻及木棉，便出麻布、棉布各一匹。”
洪武二十五年正月戊子，诏谕五军都督府臣曰：“天下卫所分兵屯种者，咸获稼穑之利。其令在屯军士，人树桑、枣百株，柿，栗、胡桃之类随地所宜植之，亦足以备岁歉。五府其遍行程督之。”
十一月王寅，诏凤阳、滁州、庐州等处民户种桑枣柿各二株。
二十六年三月庚戌，命天下种桑枣。上谕工部臣曰：“人之常情，安于所忽，饱即忘饥，暖即忘寒，不思为备。一旦卒遇凶荒，则茫然无措。朕深知民艰，百计以劝督之，俾其咸得饱暖。比年以来，时岁颇丰，民庶给足，田里皆安，若可以无忧也。然预防之计，不可一日而忘也。尔工部其谕民间，但有隙地，皆令种植桑、枣，或遇凶歉，可为衣食之助。”于是工部移文天下有司，督民种植桑、枣，且授之种植之法。又令益种棉花，率蠲其税，岁终具数以闻。
二十八年十一月王辰，上谕户部官曰：“方今天下太平，军国之需皆已用足，其山东、河南民人田地桑、枣，除已人额征科，自二十六年以往栽种桑、枣果树，与二十六年以後新垦田地，不论多寡，俱不起科。若有司增科害者罪之。”
宣德七年九月癸亥，顺天府尹李庸言：“所属州县旧有桑、枣，近年砍伐殆尽，请令州县每里择耆老一人，勤督每丁种桑、枣各百株，官常点视。三年给田，开其所种多寡，以验勤怠。”上谓行在户部臣曰：“桑、枣，生民衣食之计。洪武间，遣官专督种植，今有司略不加意，其即移文天下郡邑，督民栽种，违者究治。”
正统元年八月丁丑，命提调学校风宪官，兼督民间栽种桑、枣。
平阳府《太平县志》：“国初，令各里设拓桑园，以重蚕事。其後皆废，地多为民占，嘉靖听民易买，官地高腴，里耆民王登汉，易得拓桑故园，舍为义冢。”
《郡国志》：“凡桑、枣田地，丈量时俱被豪民摊洒粮税，占为己业，故处已不可考，命桑，枣带税粮征收。”（《金史食货志》：“凡桑、枣户民，以多植为勤，少者必植其地十分之三，除枯补新，使之不阙。”）
老人
《实录》：“洪武二十六年四月王午，命民间高年老人理其乡之讼词。先是，州县小民，多因小忿，辄兴狱讼，越诉于京。及逮问，多不实。上于是严越诉之禁，命有司择民间耆民公正可任事者，俾听其乡诉讼。若户婚、田宅、斗殴，则会里胥决之，事涉重者始白于官，且给教民榜，使守而行之。”
贴书
《实录》：“洪武四年正月，禁诸司滥设贴书。初，省府诸司既设掾令史，复设贴书，乃前元官不亲案牍，弊奸吏得以舞法，为害滋甚。于是内外诸司定设掾吏、令史、书吏、司吏、典吏，员之多寡视政之繁简为额，若滥设贴书者，罪之。”
案牍减繁式
《实录》：“洪武十一年八月，定案牍，减繁式。初，元末官府文移案犊最繁，吏非积岁莫能通晓，欲习其业，必以故吏为师，凡案牍出入，惟故吏之言是听。每曹自正吏外，主之者曰出文，附之者曰贴书、曰小书，生体文繁词，多为好利，国初犹未尽革。至是，吏有以成案进者，上览而厌之，曰：‘繁冗如此，吏焉不为好弊而害吾民也。’命廷臣议减其繁文，著为定式，镂板颁之，俾诸司遵守。”
钦字
《实录》：“洪武二十七年正月，禁诸司文移，有奉旨施行者，勿书‘圣旨’二字，凡有升赏差调等事，悉以‘钦’字代之。”
巡检
《实录》：“洪武十三年十一月，敕谕天下巡检曰：‘古者设官分职，不以崇卑，一善之及，人人受其利焉。朕设巡检于关律扼要，遏察奸伪，期在士民乐业，商旅无艰。然自设置以来，未闻其举职者。今特遣使分视各处，以检防有道，讯察有方，有能坚守是职，镇静一方，秩满来朝，朕必嘉焉。”
丧制
《实录》：“洪武元年十二月辛未，监察御史高原侃言：‘京师人民循习元氏旧俗，凡有丧葬，设宴会亲友，作乐娱尸，惟较酒肴厚薄，无哀戚之情。流俗之坏至此，甚非所以为治。且京师者，天下之本，万民之所则。一事非礼，则海内之人转相视效，况送终，礼之大者，不可不谨。乞禁止，以原风化。’上是其言，乃诏中书省，令礼官定官民丧服之制。”
北平种田
《实录》：“洪武三十五年九月甲午，上谓刑部都察院臣：‘自今凡人命、十恶死罪、强盗伤人者，依律处决，其馀死罪及流罪，令挈家付北平种田，流罪三年，死罪五年。後录为良民，其徒罪，令煎盐；杖罪，轮役如故。自愿纳米赎罪者，听。仍选徒罪以下罢黜官，假以职名，俾督民耕种，三年有成绩，实授；无成，仍坐原罪。’”乙巳，命武康伯徐理等往北平度地，以处民之以罪徙者。十月丁丑，诏罪人应发屯戍者，皆从六科给事中及行人司编次队伍，然後遣行，以防奸弊，”
永乐元年六月庚戌，户部致仕尚书王纯奏：“种田囚人，若照籍贯分定地方，则有多寡不同，难于编甲。今宜不分籍贯，于保定、真州、顺天等府，挨种安置，先近後远，庶凡聚落易成，屯种有效。”从之。
华夷译语
洪武十五年正月丙戌，命编类华夷译语。上以前元素无文字号令，但借高昌书制为蒙古字，以通天言语。至是，乃命翰林侍讲火原洁与编修马沙亦黑等以华言译其语，凡天文、地理、人事、物类、服食、器用，靡不具载。复取元秘史参考，纽切其字，以谐其声音。即成，诏刻行之，自是使臣往来朔漠，皆能通达其情。
校勘斛斗秤尺
《实录》：“洪武元年十二月王子，诏中书省，命在京兵马指挥司并管市司，每三日一次校勘街市斛斗秤尺，稽考牙会姓名，时其物价。在外府州各城门兵马，一体兼领市司。”
断百官酒肉
《魏书食货志》：“正光後，四方多事，加以水旱，国用不足，有司奏断百官常给之酒，计一岁所省米五万三千五十四斛九升，蘖谷六千九百六十斛，面三十万五百九十九斛。其四时郊庙、百神群祀，依式供营。远蕃使客不在断限。尔後盗贼转众，诸将出征，相继奔败，帑藏益以空竭。有司又奏内外百官及诸蕃客廪食及肉，悉二分减一，计岁省肉百五十九万九千八百五十六斤，米五万三千九百三十二石。”
禁小说
《实录》：“正统七年二月辛未，国子监祭酒李时勉言：‘近有俗懦，假托怪异之事，饰以无根之言，如《翦灯新话》之类，不惟市井轻浮之徒争相诵习，至于经生儒士多舍正学不讲，日夜记忆，以资谈论。若不严禁，恐邪说异端日新月盛，惑乱人心。乞敕礼部行文内外衙门及提调学校佥事、御史并按察司官，巡历去处，凡遇此等书籍，即令焚毁。有印卖及藏习者，问罪如律。庶俾人知正道，不为邪妄所惑。’从之。”
谶兆
汉孝昭帝时，上林苑中大柳断仆地，一朝起立，生枝叶，青虫食其叶，成文字曰：‘公孙病已立。’及昌邑王废，更立昭帝兄卫太子之孙，是为宣帝，帝本名病已。
《魏受禅碑》立于黄初二年，而其文有曰“改元正始”，正始，齐正芳年号。
汉後主改元炎兴，贾充闻之，曰：“吾闻谯周之言，先帝讳‘备’，其训具也；後主讳‘禅’，其训授也：如言刘已具矣，当授于人也。今中权军名，而汉年极于炎兴，此殆天意矣。”明年八月，武帝嗣晋王位，遂以受禅。
魏时起安世殿，後晋武帝居之。安世，武帝字也。
桓玄于南州起斋，悉画盘龙于上，号为“盘龙斋”。刘毅小字盘龙，及克玄，遂居之。
会稽王道子，于东府造土山，名曰灵秀山。未几，孙恩作乱，再践会道子所封。灵秀，孙恩字也。
後周《华岳颂》立于天和二年，而其文有曰：“会一区寓，纳之仁寿。”及隋文帝立，改元仁寿。
唐玄宗开元二年八月，太子宾客薛综光献《东都九鼎铭》，其《豫州铭》武後自制。文有曰：“上玄降监，方建隆基。”紫微令姚崇等奏曰：“圣人启运，休兆必彰，请宣付史馆。”
邠国公《功德碑》立于长庆二年，而其文有曰：“主历天齐。”及敬宗即位，改元宝历。
宣宗制《秦边陲曲》，其词曰：“海岳咸通。”及帝崩，懿宗即位，改元咸通。
《外史梼杌》：蜀人击拂，以初人为“孟人”。又王氏宫殿皆题匠人盂得姓名。有徐延璚者，王衍舅也。其作私第华侈，衍常幸之，于壁上戏题曰“孟入”字以戏之，盖蜀中以盂为不佳故也。他日，孟知祥到，盖先兆云。
蜀王孟昶，每岁除日命翰林为词，题桃符，正旦置寝门。末年学士辛寅逊撰词，昶以为非工，自命笔题曰：“新年纳馀庆，佳节兆长春。”和以其年正月降王师，即命兵部侍郎吕馀庆知成都府，而长春乃太祖诞圣节名也。
《癸未杂识》云：“李方叔《师友谈记》及《延漏录》、《铁围山录》载，仁宗晚年不豫，渐复平康。忽一日，命妃嫔主游後苑，乘小辇向东，欲登城楼，遥见小亭榜曰“迎曙”，帝不悦，即回辇。翌日上宾，而英宗登极。盖曙字，英宗御名也。
又寇宗忠愍《杂说》：“哲宗朝，尝创一堂，退绎万机。学士进名皆不称旨，乃自制曰‘迎端’，意谓迎事端而治之。未几，徽宗由端邪即大位。”
又云：“汴梁宋时宫殿，凡楼观栋宇窗户往往题‘燕用’二字，意必当时人匠姓名耳。及金海陵修燕都，择汴宫窗户刻搂工巧以往，始知兴废皆定数，此即先兆也。”
金大定二十二年，重修中岳庙。黄文纳撰碑文，有曰：“洪惟主上，纂明昌之绪。”及章宗立，改元明昌。
元文宗天宝五年，司徒香山言：“陶宏景《胡笳曲》，有“负扆飞天历，中是甲辰君”之语，今陛下生平纪号实与之合，此实受命之符，乞录付史馆，颁告中外。”诏令翰林诸臣议之，以为“陛下绍统于今四年，薄海内外，罔不归心，无待旁引曲说以为符命。”从其所言，恐起谶纬之端，非所以定民志。事遂寝。（赵世延作《蒋山钟铭》有曰“大明未东”。）
谲觚十事
仆自三十以後，读经史辄有所笔记。岁月既久，渐成卷帙，而不敢录以示人。语曰：“良工不示人以朴。”虑以未成之作误天下学者。若方舆故迹，亦于经史之暇时一及之。而古人之书既已不存，齐东之语多未足据，则尤所阙疑而不敢妄为之说者。忽见时刻尺牍，有乐安李象先（名焕章）《与顾宁人书》，辩正地理十事。窃念十年前与此君曾有一面，而未尝与之札，又未尝有李君与仆之札；又札中言仆读其所著《乘州人物志》、《李氏八世谱》而深许之，仆亦未尝见此二书也。其所辩十事，仆所著书中有其五事，然李君亦未尝见，似道听而为之说者。而又或以仆之说为李君之说，则益以微李君之未见鄙书矣，不得不出其所著以质之君子，无惮贻误来学，非好辨也，谅之。
来札：（据李君谓仆与之札。）孟尝君封邑在般阳，不当名薛。薛与膝近，《孟子》篇中齐人将筑薛。此足下泥古之过。汉淄川郡即今寿光，今淄川即汉淄川郡所属之般阳。孟尝封邑在淄川今寿光地，墓在寿光西四十里朱良镇。後人以淄川之般阳为淄川，如以琅邪之临沂为琅邪，乐安之博昌为乐安，孟尝封邑偶名同薛国耳。不然，今肥城有薛王城考其地去膝颇远，当何说也？
鄙著《日知录》有辩“淄川非薛”一事曰：汉鲁国有薛县。《史记公孙弘传》：“齐菑川国薛县人也。”言齐，又言留川，而薛并不属二国，殊不可晓。正义曰：“《表》云：‘菑川国，文帝分齐置，都剧。’《括地志》云：‘故剧城在青州寿光县南三十一里，故薛城在徐州滕县界。’《地理志》：‘薛县属鲁国，’按薛与剧隔兖州及泰山，未详。”今考《儒林传》言，“薛人公孙弘”，是弘审为薛人。上言齐菑川者，误耳。今人有谓孟尝君之封在留川者，太史公曰：“吾尝过薛，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，与邹鲁殊。问其故，曰：‘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，盖六万馀家矣。”若在菑川，其壤地与齐相接，何不言齐而言邹鲁乎？又按《後汉志》云：“薛，本国，夏车正奚仲所封，冢在城南二十里山上，”《皇览》曰：“靖郭君冢在鲁国薛城中东南陬，孟尝君冢在城中向门东。向门，出北边门也。”《诗》云：“居常与许。”郑玄曰：“常，或作‘尝’，在薛之旁，孟尝邑于薛城。”《括地志》曰：“孟尝君家在徐州滕县五十二里。”益可信孟尝君之封不在菑川也，又曰：又按《地理志》菑川国三县：剧、东安平、楼乡。剧在今寿光县西南，东安平在今临淄县东南一十里，楼乡未详所在，今之淄川不但非薛，并非汉之留川，乃般阳县耳。以为汉之菑川，而又以为孟尝君之薛，此误而又误也。
仆所考论如此，乃言孟尝君之薛不在般阳，不曰孟尝君封邑在般阳而不当名薛也。李君之辩既已失其指矣；且凡考地理，当以《水经》、《皇览》、《郡国志》等书为据，昔人注书皆用之，若近年郡邑志乘，多无稽之言，不足信。今曰孟尝君墓在寿光，其昉于何书邪？《史记孟尝君传》：“湣王即位三年，封田婴于薛。”正义曰：“薛故城在今徐州膝县南四十四里。”今曰孟尝封邑偶同此名，是古人之所传皆非也？又《汉书》有曹川国，无淄川郡，而般阳县自属济南。今日汉淄川郡所属之般阳，李君既博考地理，何乃舍近而求远，并《史记入《汉书》而不之考邪？
来札：营丘在临淄，今营丘营陵俱非，此足下泥古之过。大公初封齐营丘，即今临淄。齐三迁，一蒲姑，今博兴；一营陵，今昌乐；後又迁临淄，统名营丘，後改临淄而营丘之名遂废。
鄙著无此一事，今考《史记》：“武王封师尚父于齐营丘。”正义曰：“《括地志》云：‘营丘在青州临淄北百步外城中，大公後五世胡公徙都蒲姑。’”正义曰：“《括地志》云：‘蒲姑城在青州博昌县东北六十里，胡人弟献公徙治临菑。’”据此所引《括地志》，营丘与临菑乃一地。又考《汉书》，齐郡治临淄，北海郡治营陵，或曰营丘。二郡并云师尚父所封，而臣玻与应劭之说各主其一，则当时已不能明矣。今昌乐、潍县之间亦有营丘城，按《史记》云“营丘边莱”，而不言献公之临菑即大公之营丘，则《括地志》谓营丘在临淄者失之也。
来札：潍水今呼淮水，古滩字似淮，当是点画差讹，此足下泥古之过。伏生授《书》曰：“潍淄其道。”欧阳生、儿生、张生诸博士岂考究之未详邪？史韩淮阴破龙且潍水上，以淮阴故，如浙水国钱镠曰钱圹，姚水固曹娥曰曹江，笼水因颜文姜曰孝妇河也。如以厶隹似淮，则潍水在今潍邑，不闻古作厶隹县也。
鄙著《日知录》有辩淮河一事，曰：潍水，土人名为淮（户佳反）河。《齐乘》云：“《汉书地理志》：潍，或作‘淮’，故俗亦名淮河。”《诸城志》：“俗传箕屋山旧多产櫰，（《尔雅》：櫰，槐大叶而黑。《汉书西域传》：奇木檀、櫰、梓、竹、漆。）水从櫰根出，故呼为淮河，以音之同也。”并误。愚按古人省文，“潍”字或作“维”，或作“淮”，总一字也。《汉书》：“或作淮者”，从水，从鸟隹之隹，篆作隹，即“潍”字而省其中“系”耳。今呼为淮，则竟为“江淮”之淮，从水，从“佳人”之佳，篆作佳。于隶则差之毫厘，于篆则失之千里矣，如开封之氾水，《左传》本音凡，从水从巳，而今呼为“檬汜”之汜，音祀，亦以字形之似而讹也。又曰：又如《三国志吴主传》：“作堂邑涂圹，以淹北道。”《晋书宣帝纪》：“王凌诈言吴人塞涂水。”《武帝纪》：“琅邪王伷出涂中。”产是“滁”字。古“滁”省作“涂”，与“潍”作“淮”正同。韵书并不收此二字。
户佳反之音出于土俗，本不足辩，仆与李君皆臆为之悦尔。审如所言，欲表韩侯之功，则木罂所渡之津，破赵所背之水，皆可名之为淮，而地志中又添一西淮、北淮之目，岂不益新而可喜乎？
来札：孔子虽圣，亦人尔，何能泰巅一千八百里外现吴门之马？足下来深思，故有此疑。曲阜城有吴门直吴，如苏州北门曰齐门之类是也。
鄙著无此一事。今之曲阜并无吴门，古之鲁城亦不载有此，李君何以知之？且此事本出王充《论衡》云，书或言：“颜渊与孔子俱上鲁泰山，孔子东南望吴阊门外，有系白马，引颜渊指以示之，曰：‘若见吴阊门乎？’颜渊曰：‘见之。’孔子曰：‘门外何有？’曰：‘有如系练之状。’孔子抚其目而上之，因与俱下。下而颜渊发白齿落，遂以病死，”今详其文，于泰山则系以“鲁”，于阊门则系以“吴”，古人之文不苟如此，安得谓是鲁城之门？又云：“人目所见，不过十里，鲁去吴千有余里，使离朱望之，终不能见，况使颜渊，何能审之？”此又《论衡》之言，而非仆之言也。
来札：景公墓在临淄东南十二里淄河店桓公墓旁。又民在长白山下今长山境内，又云周景公墓。景姓稀少，更无多为官者，必景延广。延广，陕州人，後晋出帝与桑维翰同时，非周臣，又不当云周景公墓，考《五代史周列臣传》：“景范，邹平人。世宗显德中，官宰相。显德六年罢。”故云周景公墓。墓在邹平，今割入长山界。在临淄淄河店者，春秋周齐景公墓，非周世宗景公墓也。
鄙著《金石文字记》有《後周中书侍郎景范碑》一目，曰：邹平县南五里，有景相公墓。《通鉴》：“五代周显德元年七月癸巳，以枢密院直学士、工部侍郎长山景范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。”此地唐时属长山也。景氏之裔，自洪武间有两举人，今亦尚有诸生，不能记其祖矣。不知何年谬传为晋之景延广，而邑志载之。以後《山东通志》等书袭舛承讹，无不以为延广墓。後有令于此者，谓延广于晋为误国之臣，遂至笞其後人而毁其祠。昔年邑之士大夫，亦有考五代事而疑之者。予至其邑，有诸生二人来，称景氏之孙，请问其祖为谁。予乃取《通鉴》及《五代史周世宗纪》示之，曰：“显德相公近是。”又示以《景延广传》，曰：“延广，字航川，陕州人也，距此远矣，”乃谢而去。间一日，往郊外，视其墓碑，其文为“翰林学士朝议郎尚书水部员外知制诰柱国扈载”撰，虽剥落者什之一二，而其曰“故中书待郎平章事景公讳范”，字甚明白。且生封上柱国、晋阳县开国伯，没赠侍中，而其文有曰：“我大周圣神恭肃文武孝皇帝，建大功于汉室，为北藩于魏郡。”又曰：“今皇帝嗣位，登用旧臣。”又曰：“冬十一月，薨于淄川郡之私第。”其未曰：“显德三年岁次丙辰十二月己未朔，越十日戊辰。”因叹近代士人之不学，以本邑之人书本邑之事而犹不可信，以明白易见之碑而不之视，以子孙而不识其先人，推之天下郡邑之志如此者多矣，又曰：王元美作李于鳞友人《袭克懋妻景氏墓志铭》，亦以为延广之後。虽本其家之行状，然王，李二公亦未尝究心于史学也。
此仆在邹平，与邑人宛斯马君。亲访其墓而录之者，不知李君何所闻之，而剿为己说。且与齐之景公何涉，而横生此一辩？又此墓旧属长山，今割人邹平；今反曰旧属邹平，今割人长山，又景相，长山人；今反曰邹平人。知李君之道听而途说也。
来札：临朐西十里逢山；俗传逢萌隐处。史：逢萌浮海，归隐大劳，东莱守聘不出。又萌，都昌亭长。墓在今营丘昌乐地。又都昌，昌邑也，皆与临朐远。史：夏东方诸侯逢伯陵居青州，旧城在郡西二十里马山，李于鳞所谓“龙斗马山之阳”是也，距逢山四十里，逢山以伯陵，非以萌也。
鄙著无此一事。《汉地理志》：“临朐有逢山祠。”则先逢萌而有此山矣，李君言是。《左氏昭十年传》：“逢公以登。”注云：“逢公，殷诸侯，居齐地者。”《二十年传》：“有逢伯陵因之。”注云：“逢伯陵，殷诸侯，姜姓。”今李君以殷为夏，未知其何所据也。
来札：黄冠别说劳山有吴子宫，是吴子夫差请《灵宝度人经》处。《春秋众吴伐齐，至艾陵。艾陵，齐南境，令郯城，去劳六七百里。甚为牵合难据。足下来读道书，道书云：“许放阳弟子吴猛，东昌人，入劳，请《灵宝度人经》。吴子、吴猛，非夫差。道家所居皆曰宫，不仅候也。
此道家荒唐之说，不足辩。《莱州府志》：“传疑”一条云：“春秋时，吴王夫差登劳山，得《灵宝度人经》。”今欲去其年代，而改为吴猛，庸愈乎？按《晋书》，“吴猛，豫章人。”晋时亦未有东昌之名也。
来札：泰山无字碑非始皇，乃汉武时物，别史：“始皇移徂徕石，命李斯篆文，如琅邢、之罘碑。因阻暴风雨，大怒罢。”此可信者，汉武何故立无字碑？未敢以足下言为是。
鄙著《日知录》，有《考泰山无字碑》一事，曰：岳顶无字碑，世传为秦始皇立。按秦碑在玉女池上，李斯篆书，高不过四五尺，而铭文并二世诏书咸具，不当又立此大碑也。考之宋以前，亦无此说。因取《史记》反复读之，知为汉武帝所立也。《史记秦始皇本纪》云：“上泰山，立石封词祀。”其下云：“刻所立石。”是秦石有文字之证，今李斯碑是也。《封禅书》云：“东上泰山，泰山之草木叶未生，乃令人上石，立之泰山巅。上遂东巡海上，四月，还至奉高，上泰山封。”而不言刻石，是汉石无文字之证，今碑是也。《援汉书祭把志》亦云：“上东上泰山，乃上石，立之泰山巅。”然则此无字碑明为汉武帝所立，而後之不读史者误以为秦耳。又曰：始皇刻石之处凡六，《史记》书之甚明。于邹峄山则上云“立石”，下云“刻石颂秦德”；于泰山，则上云“立石”，下云“刻所立石”；于之呆，则二十八年云“立石”，二十九年云“刻石”；于琅邪，则云“立石刻颂秦德”；于会稽，则云“立石刻颂秦德”，无不先言立，後言刻者。惟于蝎石，则云“刻碣石门”，门自是石，不须立也。古人作史，文字之密如此。使秦皇别立此石，秦史焉得不纪？使汉武有文刻石，汉史又安敢不灵乎？
李君似未见仆此论，不知其所谓别史者何书：将考千载以上之事，乃不征《史记》而征别史乎？古人立石以表其功德，元不必有字，今曰以风雨之阻，大怒罢之。且如《水经注》：“孔子庙，汉魏以来列七碑，二碑无字。”此又何所怒而不刻也？又始皇之刻，李斯之文，其录于《史记》而立之山者，固至今存矣。罢其一，不罢其一，此又何解也？史言下山风雨暴至，在立石之後，刻石之前；今曰阻此而罢刻石，似以上山之日即刻石之时，又谬矣。又曰“篆文如琅邪、之罘碑”，琅邪在本年封泰山之後，之罘在二十九年，天下有今年行事而比来年之例者乎？史言立石，不言碑，而碑之为制始于王莽，则见于刘熙《释名》之书可考。今以後人之名碑也而名之，抑又谬矣。是其所引别史，不过二十馀字，而谬妄已有数端。又考《山东通志》曰：“上有石表巍然，俗云秦无字碑。”此志作于嘉靖中，曰“俗者”，言其不出于古书之传也。又从而文之，无乃为前人所笑乎？
来札：俗以丈人为泰山。唐明皇封禅，张说婿韦晤扈驾，以说婿，增三级。後帝忘其故，问群臣。伶官黄幡绰曰：“泰山之力也。”困以丈人为泰山。不知春秋时已有丈人峰，孔子遇文人荣启期处也。未敢以足下言为是。
此俚俗之言，亦不足辩。乃谓春秋时有丈人峰，其何所据？《列子》：“孔子游于泰山，见荣启期行乎成阝之野。”无“丈人”字。夫纪载之文各有所本，今欲实此峰之名，即添一“丈人”字；欲移吴门于曲阜，即去一“阊”字。用心之不平如此，而谓天下遂无读《列子》、《论衡》二书之人哉？
来札：大公封营丘，地泽卤，人民寡，固上古封建各有其国，未便夺其地，遂就其隙封之，非不置太公于上游也。古史万国，商三千，周千八百，当伐纣时，不知其如何变置，殷都朝歌，千里内不免改王畿为候国；周都镐京，千里内不免改侯国为王畿。涧水东、瀍水西皆诸侯，营洛後能各守其地乎？王以东方诸候附纣者众，故封大公以弹压耳。足下乃过信《货殖传》，未敢以足下为是。
鄙著《经解中》一事曰：舜都蒲坂，而封象于道州鼻亭，在三苗以南荒服之地，诚为可疑。如《孟子》所论“亲之欲其贵，爱之欲其富”，又且欲其源源而来，何以不在中原近畿之地，而置之三千余里之外邪？盖上古诸侯之封万国，其时中原之地必无闲土可以封故也。又考大公之于周，其功亦大矣，而仅封营丘。营丘在今昌乐、潍二县界，史言其地澙卤，人民寡。而《盂子》言其俭于百里，又莱夷逼处，而与之争国。且五世反葬于周，而地之相去二千余里。夫尊为尚父，亲为後父，功为元臣，而封止于此，岂非中原之地无闲土，故至薄姑氏之灭，而後乃封大公邪？或曰：禹封在阳翟，稷封在武功，何与？二臣者有安天下之大功，舜固不得以介弟而先之也，故象之封于远，圣人之不得已也。
《汉书》曰：“齐地，虚、危之分野也。少吴之世有爽鸠氏，虞夏时有季崱，汤时有逢公柏陵，殷末有薄姑氏，皆为诸侯，国此地。至周成王时，薄姑氏与四国共作乱，成王灭之，以封师尚父，是为大公。而《史记》以大公为武王所封。当武王之时，而大公至国修政，人民多归齐，为大国矣。考《左氏传》管仲之对楚子，展喜之对齐侯，并言成王，不言武王。而郑康成注《檀弓》，谓大公受封，留为大师，死葬于周。又《金滕》之书有二公，则大公在周之明证。二说未知孰是。李君变置弹压之论，恐亦是以後世之事而测量古人也。
初刻自序
炎武所著《日知录》，因友人多欲钞写，患不能给，遂于上章阉茂之岁刻此八卷。历今六七年，老而益进，始悔向日学之不博，见之不卓，其中疏漏往往而有，而其书已行于世，不可掩。渐次增改，得二十余卷，欲更刻之，而犹未敢自以为定，故先以旧本质之同志。盖天下之理无穷，而君子之志于道也，不成章不达，故昔日之得不足以为矜，后日之成不容以自限。若其所欲明学术，正人心，拨乱世，以兴太平之事，则有不尽于是刻者，须绝笔之后，藏之名山，以待抚世宰物者之求。其无以是刻之陋而弃之，则幸甚！
又与人书十
尝谓今人纂辑之书，正如今人之铸钱：古人采铜于山；今人则买旧钱，名之曰废铜，以充铸而已。所铸之钱既已粗恶，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剉碎散，不存于后，岂不两失之乎？承问《日知录》又成几卷，盖期之以废铜；而某自别来一载，早夜诵读，反复寻究，仅得十余条，然庶几采山之铜也。
又与人书二十五
君子之为学，以明道也，以救世也。徒以诗文而已，所谓雕虫篆刻，亦何益哉。某自五十以后，笃志经史。其于音学，深有所得，今为五书，以续三百篇以来久绝之传。而别著《日知录》，上篇经术，中篇治道，下篇博闻，共三十余卷。有王者起，将以见诸行事，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，而未敢为今人道也。向时所传刻本，乃其绪余耳。
又与潘次耕书
《日知录》再待十年，如不及年，此“年”字如“不复年”之年。则以临终绝笔为定。彼时自有受之者，而非可预期也。
又与杨雪臣书
向者《日知录》之刻，谬承许可。比来学业稍进，亦多刊改，意在拨乱涤污，法古用夏，启多闻于来学，待一治于后王。自信其书之必传，而未敢以示人也。
又与友人论门人书
所著《日知录》三十余卷，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。惟多写数本以贻之同好，庶不为恶其害已者之所去。而有王者起，得以酌焉，其亦可以毕区区之愿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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